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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一听):血统论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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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3 09:47: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革杂记   血统论红卫兵

  在研究1966年广州红卫兵运动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北京的情况。因为北京红卫兵是
全国红卫兵的样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全国引起疯狂的模仿。和北京一样,广州的
第一批红卫兵,大部分来自干部、军队家庭,只有他们才具备纯正的革命血统,才有资
格去革别人的命。从父辈那儿,他们可以很快地了解中央的动向,掌握运动的进展,从
而抢占先机。

  7月29日,一副对联出现于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
批:“基本如此”。这短短的18个字,几天之内,便风靡北京,并在全国刮起了一股
“血统论”的狂风。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
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
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
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
“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
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一张来自北京红卫兵的传单发出令人震悸的呐喊:

  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
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
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
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
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
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得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
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
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
: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
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
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的无法比!

  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高干子弟)一张题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
报,在广州也广为流传,“血统论”在出身“革命家庭”的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尽管在他们当中,也有人对下联心存疑惑,但上联所唤起的自豪感、优越感,已经使他
们忘乎所以。第一批走到文革前台的,正是这些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
部、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庭)的子弟,其他非红五类家庭的人,在革命的舞台上,备
受排斥,几无立足之地。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成立。省军管会文革资料组一份材料披露了主义
兵成立的经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建立,早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后,就开始酝酿了。
8月20日,首都第一批来广州串连的二十六中红卫兵五人,住在八一中学,帮助他们发
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总部初期设在八一中学,
后来迁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得到原市委的支持。

  去年(1966年——引者注)10月以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均为军
干、革干子弟,而且都是高干子弟。陈伯达同志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
后,他们先后离开了总部。

  当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成为能否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条件。张根生对主
义兵曾经有这么一段评论:“主义兵问题,这个组织在去年8月底,9 月初由旧市委搞
起来的。得到中南局、旧省、市委的支持,中南局李尔重在市委当顾问支持‘主义兵
’,当时的头子都是高干子弟……‘主义兵’在破四旧时起了作用,旧省、市委有问
题,依靠他们去解决,受反动血统论影响很深。”

  青年学生打着“自来红”的招牌,俨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华南师院就有一个叫
“毛泽东主义自来红红卫兵”的组织,一听名字就知道,参加者都是清一色“红色革命
家庭”的子女,在娘胎里就是红的。

  这并不仅仅是学生自发制定的标准,10月 11日,陶铸在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提
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包括:“一、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二、政治思想好;
三、纪律好;四、关于红卫兵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会通过。”他也是
把家庭出身摆在第一位。事实上,出身论的源头来自他们的父辈,“家庭出身”这一观
念,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支撑现存社会结构的支柱之一。

  “血统论”大行其道,造成学生队伍的急剧分化。

  出生于红五类家庭的青年,当然不会赞成把现存的政权结构统统摧毁,不会赞成把
所有当权派(包括他们的父母)统统打倒。因此,主义兵对炮打司令部,有所保留,是
情理中事。他们的态度是:

  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提出的。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决不是非要将司令部都整个儿搞垮。但是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
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决不可上了他
们的当。

  对于炮打中南局、省委、市委各司令部,外地的和广州的红卫兵都不十分了解各司
令部的内幕,是不是可以将了解的情况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去煽风点火,去将各司
令部的盖子揭开。但是炮位要正,我们反对盲目的炮打,更反对包办代替性的炮轰,因
为这样对运动只会有害而不会有利。无原则的斗争各司令部的领导同志也是错误的。

  但家庭成分不好,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的青年学生,就不是这么看了。
他们成为最激烈的造反派,并把出身于红五类的青年学生,诸如主义兵,斥之为“保皇
派”。广州的红卫兵中,73%的干部子弟,加入了保护他们父辈的所谓“保皇派”组
织,而61%的知识分子子女和40 %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学生,则加入了造反派
的行列。从两派组织的成分来看,82%的“保皇派”, 来自干部和工人家庭;45%的
造反派,来自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文革期间狂热的造反浪潮,当
它还处于破四旧阶段时,其主力是红五类青年;但当它的矛头已经对准党政权力机构
时,其主要的动力来源,则是对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强烈不满的宣泄和报复,这时,
非红五类的青年便成为主力。

  所谓非红五类,即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如小贩、中农、城市贫民和自由职业者
等,还有更等而下之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等,后来发展成黑七类、黑十一
类),他们不仅丧失加入红卫兵的资格,而且丧失做一个“革命群众”的资格。中山医
的红五类贴出大字报,规定黑七类不准唱《不忘阶级苦》这首歌;不准到食堂吃饭;不
准讲造反;不准讲革命;不准写大字报谈个人观点。在大部分地方,黑七类都是开会没
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不准佩戴毛主席纪念章,不发《毛主席语录》,不准唱革命歌
曲,不准出去串连,不准下乡劳动。更有甚者,他们还要老老实实成为革命斗争的对
象,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

  这一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其革命对象,主要是这些“黑五类”、“黑七类”。而这
些人即使在文革前,已经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现在只不过又再踏上一只脚。在某些已
经隐隐预感到文革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不同,自己有可能受到冲击的党政高级干部中,
也有一种潜意识,希望以“黑五类”作为运动的防洪堤。

  然而,文革确实与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黑五类们这次再也不甘沉默了。省委文革
小组接待组接到大量情况反映,对把家庭作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反应极其强烈。

  近来,各学校和机关建立红卫兵组织,许多学校都提出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
这对非红五类(小贩、中农、城市贫民)等家庭出身的学生震动极大,他们纷纷到省委
质问,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是谁规定的?要什么条件才能参加?中农、小贩、城市
贫民、自由职业等家庭算不算红五类?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学生说,重在表现是党的政
策嘛,为什么不让参加红卫兵?

  接待组听到来自广州市大塘中学(民办)学生的反映:该校情况较乱,一、运动无
人领导,学校红卫兵虽然人数只有四十余人,但已分成两派,各搞各的,领导不了学校
的运动,市委派来的联络员也不甚起作用。二、红卫兵把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当作敌人
看待,黑七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不敢返校。因此,全校四百多人,现留校只有七八十人。
三、学校公物遭受严重损坏。有的学生偷窃教师的东西也无人处理,学校的财务账目全
被搞乱;学校的印章也由红卫兵掌管了。四、全校教师18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10人,
大部分是历史上的问题,未发动群众斗争,只凭档案材料定罪,有的斗了一天,就送回
原籍。五、有的红卫兵抄家缴获的财物不归公。有的红卫兵打人。六、红卫兵热衷于押
地主回乡,对学校运动不感兴趣。

  一些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便自己拉起战斗组之类的小组
织。但他们马上受到红卫兵的围攻。广州八一八继红中学一些非红五类成份的学生,跑
到省委反映,他们由于不能参加红卫兵,只好串连了非红五类成份的学生,组织起“向
上战斗小组”,“进行破四旧、写标语、押送四类分子回乡等革命行动”。但学校的红
卫兵挖苦他们“向上”二字是向上爬,领导权不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并斥责他们取消
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他们反驳红卫兵是“左倾关门主义”,红卫兵骂他们犯了方
向性错误,是“狗崽子”。双方关系形同水火。

  这一类情况,在广州市几乎所有大、中、小学里,普遍存在,屡见不鲜。五花八门
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仅一个华南工学院里,便有三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又冒出
了诸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兵、红色工人战斗队、赤卫队(主要是教工)之
类的组织,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组织冒出来,有些所谓的组织,其实只有三五个人。组织
之间,温和的,大逞词锋,互相谩骂;暴烈的,啸聚围攻,大打出手。省委文革小组接
待组有这样一份记录:

  中山医、华工、广工等校已开展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他们来访,多是反映辩论
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解答。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表现不好或有错误的
同学,被点名批判对不对?二、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让他们参加战斗组,不
让他们上京,不给或减少助学金对不对?三、出身非红五类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学
生,组织“红外围”对不对?中山医内,思想兵(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引者注)和
主义兵斗争激烈,思想兵(即筹委一派)说非红五类子弟是狗崽子,并责成他们200多
人写检讨,要解散“红色娘子军”组织(一个女学生组织——引者注),说她们是反革
命组织,并要她们公开反省承认错误,现在主义兵要求给写过检讨的200多人平反。

  9月25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说,“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但学
生们不是闹一下,而是愈闹愈凶。尤其是那些红五类学生,愈来愈无法无天,各方面也
无法稳住了。

  北京的校园暴力,实际上从6月就开始了,但演变成大规模的浪潮,则是8月初的事
情。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一学生在“打黑帮”时,把第一副校长卞仲
耘活活打死,成为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中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据后来公布的数字,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北京有一千多人被打死。

  当北京的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殴打老师以后,暴力浪潮便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天津、
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刹那间都笼罩着腥风血雨。广州也不能幸免。尽管9月初毛泽
东觉得大规模暴力斗争的火候已经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他告诫人们:“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
斗”, 但广州的红色恐怖,仍然持续到10月份。打人最厉害的是中学,而且是干部子
弟、军队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像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等。

  广东省委竟然妙想天开,想出一个“以夷制夷”的办法。对本地红卫兵,由与省委
关系较好的主义兵成立纠察队;对外地红卫兵,则请陶铸在京选派红卫兵纠察队南下,
共负督察纠绳的责任。

  9月21日,广州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监察部纠察总队宣告成立,纠察队的
任务,“随时随地严防敌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骚扰人民生活和社会治安,破坏
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权逮捕”;“对于一切破坏文化大革
命的冒牌红卫兵,和政治扒手,有权依法处理。”

  9月中旬,陶铸在北京接见声名威赫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要求他们10月到广
州出口商品展览会担任纠察。国庆前夕,陶铸让秘书打电话告知广东省委:“西城区纠
察队有300人在交易会时要来广州维持秩序,陶已答应。”然而,10月4日,当部分西城
纠察队员持陶铸的介绍信,南下广州时,他们的名义却变成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
陶铸已经闭口不提什么“维持秩序”了,只要求“帮助他们安排在广东农村参加农业生
产。” 显然,中央情况又起了变化。

  从11月18日中央批转北京市委的一个通告,可以看出端倪。通告强调,任何厂矿、
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11月27日,周
恩来在接见全国来京红卫兵代表时,明确指出,专政工具只有两个,一个是解放军,另
一个公安机关、法院、监狱。

  中央认为不能由红卫兵接掌和扮演专政机关的角色,红卫兵只是受无产阶级专政保
护的一个组织。社会上立即把红卫兵纠察队斥之为“宪兵”。很快,北京西纠也被解散
了。12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红卫兵时批评:“纠察队的名字,开
始还有好意,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工贼破坏罢工,防资本家的狗腿
子。手挽手的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红卫兵的上一级。” 这是不能允许
的。

  因此,广州主义兵虽然成立了纠察队,但在那个一瞬千里的年头,并没有起过多少
实际作用。

  9月底,以破四旧,立四新为标志的文革第一阶段,已临近尾声。

  下一阶段,中共的各级组织将受到全面的冲击和清洗,革命将不可避免地革到这些
红五类红卫兵的父母头上。届时,血统论势必从“动力”变成“阻力”,这是毫无疑问
的。不借助所谓的非红五类力量,根本无从实现这一革命。于是,舆论的准备,从10月
间开始了。

  10月9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时,否定了“黑七类”的提法。他明
确指出:“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我不同意黑七类这个‘黑’字。”
谭力夫这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眨眼间就倒了。

  紧接着,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个长篇报告,
把那副对联斥为“血统论”,加以彻底否定。他说:“各地流传着一种所谓‘自来红’
的谬论,宣传这种谬论的人,他们利用青年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迷惑一批
学生,实质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传什么‘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

  中央文革另一位重要人物王力也表态了:“我们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
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

  这场争论,最后由毛泽东在10月24日一语定乾坤,他说:“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
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
身好吗?”而另一个名词,则从这时候起,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就是:“修正主义红
卫兵”。那些反对炮轰中共省委、市委、地委的红卫兵,被冠以这样一顶可笑的帽子。
许多久经政治斗争磨练的中共领导,似乎已经嗅出了舆论转向所蕴含的危险气息。10月
下旬,广东省委书记处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讲到陈伯达的报告提出“不偏左就偏
右,不偏无产阶级就偏资产阶级”的观点时,赵紫阳插话:“这句话,到会同志很多意
见,可能将来还得改。陈伯达批评‘自来红’时,大家也不同意,这样就是不讲究家庭
成份了。” 他们都意识到,一旦成千上万的非红五类学生冲上舞台,大局将不堪设
想。

  但无论如何,事实是,随着血统论的垮台,第一批起来的红卫兵(即所谓的老红卫
兵),突然面对一次莫名其妙的“被颠覆”的惨痛经历。一夜之间,他们从理所当然的
天生革命派,变成了和非红五类一样,不得不为证明自己的身家清白,而苦苦挣扎奋
斗。威名赫赫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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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记——血统论红卫兵

文革杂记——血统论红卫兵

寄件者:草根 (草根@阶级.人)



文革杂记——血统论红卫兵

  在研究1966年广州红卫兵运动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北京的情况。因为北京红卫兵是
全国红卫兵的样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全国引起疯狂的模仿。和北京一样,广州的
第一批红卫兵,大部分来自干部、军队家庭,只有他们才具备纯正的革命血统,才有资
格去革别人的命。从父辈那儿,他们可以很快地了解中央的动向,掌握运动的进展,从
而抢占先机。

  7月29日,一副对联出现于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
批:“基本如此”。这短短的18个字,几天之内,便风靡北京,并在全国刮起了一股
“血统论”的狂风。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
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
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
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
“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
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一张来自北京红卫兵的传单发出令人震悸的呐喊:

  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
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
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
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
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
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得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
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
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
: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
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
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的无法比!

  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高干子弟)一张题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
报,在广州也广为流传,“血统论”在出身“革命家庭”的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尽管在他们当中,也有人对下联心存疑惑,但上联所唤起的自豪感、优越感,已经使他
们忘乎所以。第一批走到文革前台的,正是这些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
部、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庭)的子弟,其他非红五类家庭的人,在革命的舞台上,备
受排斥,几无立足之地。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成立。省军管会文革资料组一份材料披露了主义
兵成立的经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建立,早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后,就开始酝酿了。
8月20日,首都第一批来广州串连的二十六中红卫兵五人,住在八一中学,帮助他们发
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总部初期设在八一中学,
后来迁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得到原市委的支持。

  去年(1966年——引者注)10月以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均为军
干、革干子弟,而且都是高干子弟。陈伯达同志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
后,他们先后离开了总部。

  当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成为能否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条件。张根生对主
义兵曾经有这么一段评论:“主义兵问题,这个组织在去年8月底,9 月初由旧市委搞
起来的。得到中南局、旧省、市委的支持,中南局李尔重在市委当顾问支持‘主义兵
’,当时的头子都是高干子弟……‘主义兵’在破四旧时起了作用,旧省、市委有问
题,依靠他们去解决,受反动血统论影响很深。”

  青年学生打着“自来红”的招牌,俨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华南师院就有一个叫
“毛泽东主义自来红红卫兵”的组织,一听名字就知道,参加者都是清一色“红色革命
家庭”的子女,在娘胎里就是红的。

  这并不仅仅是学生自发制定的标准,10月 11日,陶铸在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提
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包括:“一、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二、政治思想好;
三、纪律好;四、关于红卫兵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会通过。”他也是
把家庭出身摆在第一位。事实上,出身论的源头来自他们的父辈,“家庭出身”这一观
念,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支撑现存社会结构的支柱之一。

  “血统论”大行其道,造成学生队伍的急剧分化。

  出生于红五类家庭的青年,当然不会赞成把现存的政权结构统统摧毁,不会赞成把
所有当权派(包括他们的父母)统统打倒。因此,主义兵对炮打司令部,有所保留,是
情理中事。他们的态度是:

  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提出的。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决不是非要将司令部都整个儿搞垮。但是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
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决不可上了他
们的当。

  对于炮打中南局、省委、市委各司令部,外地的和广州的红卫兵都不十分了解各司
令部的内幕,是不是可以将了解的情况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去煽风点火,去将各司
令部的盖子揭开。但是炮位要正,我们反对盲目的炮打,更反对包办代替性的炮轰,因
为这样对运动只会有害而不会有利。无原则的斗争各司令部的领导同志也是错误的。

  但家庭成分不好,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的青年学生,就不是这么看了。
他们成为最激烈的造反派,并把出身于红五类的青年学生,诸如主义兵,斥之为“保皇
派”。广州的红卫兵中,73%的干部子弟,加入了保护他们父辈的所谓“保皇派”组
织,而61%的知识分子子女和40 %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学生,则加入了造反派
的行列。从两派组织的成分来看,82%的“保皇派”, 来自干部和工人家庭;45%的
造反派,来自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文革期间狂热的造反浪潮,当
它还处于破四旧阶段时,其主力是红五类青年;但当它的矛头已经对准党政权力机构
时,其主要的动力来源,则是对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强烈不满的宣泄和报复,这时,
非红五类的青年便成为主力。

  所谓非红五类,即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如小贩、中农、城市贫民和自由职业者
等,还有更等而下之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等,后来发展成黑七类、黑十一
类),他们不仅丧失加入红卫兵的资格,而且丧失做一个“革命群众”的资格。中山医
的红五类贴出大字报,规定黑七类不准唱《不忘阶级苦》这首歌;不准到食堂吃饭;不
准讲造反;不准讲革命;不准写大字报谈个人观点。在大部分地方,黑七类都是开会没
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不准佩戴毛主席纪念章,不发《毛主席语录》,不准唱革命歌
曲,不准出去串连,不准下乡劳动。更有甚者,他们还要老老实实成为革命斗争的对
象,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

  这一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其革命对象,主要是这些“黑五类”、“黑七类”。而这
些人即使在文革前,已经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现在只不过又再踏上一只脚。在某些已
经隐隐预感到文革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不同,自己有可能受到冲击的党政高级干部中,
也有一种潜意识,希望以“黑五类”作为运动的防洪堤。

  然而,文革确实与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黑五类们这次再也不甘沉默了。省委文革
小组接待组接到大量情况反映,对把家庭作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反应极其强烈。

  近来,各学校和机关建立红卫兵组织,许多学校都提出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
这对非红五类(小贩、中农、城市贫民)等家庭出身的学生震动极大,他们纷纷到省委
质问,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是谁规定的?要什么条件才能参加?中农、小贩、城市
贫民、自由职业等家庭算不算红五类?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学生说,重在表现是党的政
策嘛,为什么不让参加红卫兵?

  接待组听到来自广州市大塘中学(民办)学生的反映:该校情况较乱,一、运动无
人领导,学校红卫兵虽然人数只有四十余人,但已分成两派,各搞各的,领导不了学校
的运动,市委派来的联络员也不甚起作用。二、红卫兵把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当作敌人
看待,黑七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不敢返校。因此,全校四百多人,现留校只有七八十人。
三、学校公物遭受严重损坏。有的学生偷窃教师的东西也无人处理,学校的财务账目全
被搞乱;学校的印章也由红卫兵掌管了。四、全校教师18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10人,
大部分是历史上的问题,未发动群众斗争,只凭档案材料定罪,有的斗了一天,就送回
原籍。五、有的红卫兵抄家缴获的财物不归公。有的红卫兵打人。六、红卫兵热衷于押
地主回乡,对学校运动不感兴趣。

  一些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便自己拉起战斗组之类的小组
织。但他们马上受到红卫兵的围攻。广州八一八继红中学一些非红五类成份的学生,跑
到省委反映,他们由于不能参加红卫兵,只好串连了非红五类成份的学生,组织起“向
上战斗小组”,“进行破四旧、写标语、押送四类分子回乡等革命行动”。但学校的红
卫兵挖苦他们“向上”二字是向上爬,领导权不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并斥责他们取消
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他们反驳红卫兵是“左倾关门主义”,红卫兵骂他们犯了方
向性错误,是“狗崽子”。双方关系形同水火。

  这一类情况,在广州市几乎所有大、中、小学里,普遍存在,屡见不鲜。五花八门
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仅一个华南工学院里,便有三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又冒出
了诸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兵、红色工人战斗队、赤卫队(主要是教工)之
类的组织,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组织冒出来,有些所谓的组织,其实只有三五个人。组织
之间,温和的,大逞词锋,互相谩骂;暴烈的,啸聚围攻,大打出手。省委文革小组接
待组有这样一份记录:

  中山医、华工、广工等校已开展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他们来访,多是反映辩论
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解答。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表现不好或有错误的
同学,被点名批判对不对?二、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让他们参加战斗组,不
让他们上京,不给或减少助学金对不对?三、出身非红五类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学
生,组织“红外围”对不对?中山医内,思想兵(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引者注)和
主义兵斗争激烈,思想兵(即筹委一派)说非红五类子弟是狗崽子,并责成他们200多
人写检讨,要解散“红色娘子军”组织(一个女学生组织——引者注),说她们是反革
命组织,并要她们公开反省承认错误,现在主义兵要求给写过检讨的200多人平反。

  9月25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说,“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但学
生们不是闹一下,而是愈闹愈凶。尤其是那些红五类学生,愈来愈无法无天,各方面也
无法稳住了。

  北京的校园暴力,实际上从6月就开始了,但演变成大规模的浪潮,则是8月初的事
情。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一学生在“打黑帮”时,把第一副校长卞仲
耘活活打死,成为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中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据后来公布的数字,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北京有一千多人被打死。

  当北京的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殴打老师以后,暴力浪潮便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天津、
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刹那间都笼罩着腥风血雨。广州也不能幸免。尽管9月初毛泽
东觉得大规模暴力斗争的火候已经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他告诫人们:“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
斗”, 但广州的红色恐怖,仍然持续到10月份。打人最厉害的是中学,而且是干部子
弟、军队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像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等。

  广东省委竟然妙想天开,想出一个“以夷制夷”的办法。对本地红卫兵,由与省委
关系较好的主义兵成立纠察队;对外地红卫兵,则请陶铸在京选派红卫兵纠察队南下,
共负督察纠绳的责任。

  9月21日,广州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监察部纠察总队宣告成立,纠察队的
任务,“随时随地严防敌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骚扰人民生活和社会治安,破坏
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权逮捕”;“对于一切破坏文化大革
命的冒牌红卫兵,和政治扒手,有权依法处理。”

  9月中旬,陶铸在北京接见声名威赫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要求他们10月到广
州出口商品展览会担任纠察。国庆前夕,陶铸让秘书打电话告知广东省委:“西城区纠
察队有300人在交易会时要来广州维持秩序,陶已答应。”然而,10月4日,当部分西城
纠察队员持陶铸的介绍信,南下广州时,他们的名义却变成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
陶铸已经闭口不提什么“维持秩序”了,只要求“帮助他们安排在广东农村参加农业生
产。” 显然,中央情况又起了变化。

  从11月18日中央批转北京市委的一个通告,可以看出端倪。通告强调,任何厂矿、
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11月27日,周
恩来在接见全国来京红卫兵代表时,明确指出,专政工具只有两个,一个是解放军,另
一个公安机关、法院、监狱。

  中央认为不能由红卫兵接掌和扮演专政机关的角色,红卫兵只是受无产阶级专政保
护的一个组织。社会上立即把红卫兵纠察队斥之为“宪兵”。很快,北京西纠也被解散
了。12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红卫兵时批评:“纠察队的名字,开
始还有好意,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工贼破坏罢工,防资本家的狗腿
子。手挽手的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红卫兵的上一级。” 这是不能允许
的。

  因此,广州主义兵虽然成立了纠察队,但在那个一瞬千里的年头,并没有起过多少
实际作用。

  9月底,以破四旧,立四新为标志的文革第一阶段,已临近尾声。

  下一阶段,中共的各级组织将受到全面的冲击和清洗,革命将不可避免地革到这些
红五类红卫兵的父母头上。届时,血统论势必从“动力”变成“阻力”,这是毫无疑问
的。不借助所谓的非红五类力量,根本无从实现这一革命。于是,舆论的准备,从10月
间开始了。

  10月9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时,否定了“黑七类”的提法。他明
确指出:“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我不同意黑七类这个‘黑’字。”
谭力夫这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眨眼间就倒了。

  紧接着,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个长篇报告,
把那副对联斥为“血统论”,加以彻底否定。他说:“各地流传着一种所谓‘自来红’
的谬论,宣传这种谬论的人,他们利用青年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迷惑一批
学生,实质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传什么‘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

  中央文革另一位重要人物王力也表态了:“我们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
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

  这场争论,最后由毛泽东在10月24日一语定乾坤,他说:“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
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
身好吗?”而另一个名词,则从这时候起,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就是:“修正主义红
卫兵”。那些反对炮轰中共省委、市委、地委的红卫兵,被冠以这样一顶可笑的帽子。
许多久经政治斗争磨练的中共领导,似乎已经嗅出了舆论转向所蕴含的危险气息。10月
下旬,广东省委书记处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讲到陈伯达的报告提出“不偏左就偏
右,不偏无产阶级就偏资产阶级”的观点时,赵紫阳插话:“这句话,到会同志很多意
见,可能将来还得改。陈伯达批评‘自来红’时,大家也不同意,这样就是不讲究家庭
成份了。” 他们都意识到,一旦成千上万的非红五类学生冲上舞台,大局将不堪设
想。

  但无论如何,事实是,随着血统论的垮台,第一批起来的红卫兵(即所谓的老红卫
兵),突然面对一次莫名其妙的“被颠覆”的惨痛经历。一夜之间,他们从理所当然的
天生革命派,变成了和非红五类一样,不得不为证明自己的身家清白,而苦苦挣扎奋
斗。威名赫赫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
的。

http://www.yhcw.net/MyBBS/wg/mes/32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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