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一听）：文革杂记（6）广东省革委会成立

阿陀

文革杂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作者：一听  发表日期：2002-6-1 23:30:00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的一生因在战场上打败了国民党，而显得如此辉煌，光照历史。然而，到了和平的执政时代，他却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战争情结，面对愈来愈庞大重叠的官僚架构，繁复僵化的行政程序，他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在战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在和平建设中，却屡屡受挫，大为失色。他归咎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官僚化。建国以后，他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精兵简政运动、整风运动，都是追求着同样的梦想。60年代，毛泽东显然感到自己老了，时不我与，因而更有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迫切感。文革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官僚化，恢复和建立毛泽东所熟悉、所擅长的那种战时体制的最后一次努力。
　　在毛泽东心目中，革命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战时权力机构。他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他解释这种权力机构的特点，“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但他把“革命干部”摆在第一位，其实已经暴露出他内心的矛盾之处。
　　毛泽东坚信，天下可在马上得之，同样也可以在马上治之。经济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都可以像战役一样，一个一个地打。文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所谓“斗、批、改”的最后一项，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一次，把他的乌托邦王国，建立在松散的沙丘上。
　　革命委员会能够成为高效率的战时机构吗？还是一个由各山头拼凑成的“联合政府”？精通中国封建历史的毛泽东，似乎忽视了政治体制官僚化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也可能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他太过相信自己具有超越一切古人的秉赋，他能够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宿命。

　　中央希望，广州的两派群众组织，能够尽快达成联合协议，最好能联合起来过国庆节。但这实在是太快了，人们似乎仍然未能明白，短短的几个月的派性之争，究竟造成了多深的创口。1967年9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大联合的进程，终于艰难地启动了。
　　9月20日，广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奉命在北京签订《关于做好广州国庆庆祝活动筹备工作工作协议》。
　　对全国来说，国庆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大题目，大家都围绕着它做文章。对广州来说，还有另一个大题目，就是秋交会。
　　9月19日，中央调查组在广州研究国庆问题，要求军管会配合，从现在起到一直到国庆节，做好以下各点：一、继续收缴枪械、放人；二、撤掉制高点，交通管好，维持秩序，打扫卫生；三、各个群众组织要把对方群众组织的人找回来，大家一同闹革命；车、准备设一些关卡，把没有牌照的车收回。
　　形势终于开始缓和下来了。9月22日，广州市人民汽车公司恢复全市上午6 时至下午5时30分的正常行车。广医红旗与中大红旗达成一致意见，同意铲平“三个山头”（指红司、三司、新一司），加强红代会（筹），同时不插手工人运动。9月23日上午，广医红旗、中大红旗、华师红旗、暨大东方红、体院革命造反总部五个群众组织，在华师举行串连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立即解散三个司令部，铲平山头，全力以赴搞好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代会。
　　9月24日，红司、三司、新一司、中医三○一联合发出关于解散三个司令部的决定：一、从1967年9月26日起解散红司、三司、新一司三个司令部，原三个司令部的一切工作，从该日起，由红代会（筹）统一负责。二、原三个司令部所有物资、经费等限期上缴红代会（筹）。三、原三个司令部所出版的小报，从9月26日起停刊，由红代会（筹）出版红代会（筹）小报。四、尽快促成正式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代会。
　　然而，这三个山头并未被铲平。直到10月14日，三司仍然以原来的组织名义宣布：“鉴于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宣传大联合，大批判的形势下，我《三司红卫兵》报决定暂不停刊，继续出版，招待宣传任务至中学、中专红代会诞生并开始正常工作，本报没有存在之必要为止。” 由此可见，不仅组织没有解散，小报也仍然照出。所谓大联合，全是纸上谈兵。
　　9月26日，工革联与湖北省武汉市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湖南省工联（筹）和贵州省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贵铁造反派指挥部联合发出《保证铁路、交通运输畅通无阻的倡议书》。9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体育馆召开宣判大会，对五名“现行特务分子”，分别作出从无期徒刑至12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判决，这是恢复法治的一个信号。
　　各群众组织也纷纷宣布联合，但最初的联合只是同一派的联合，把各个小山头合并成大山头。9月25日，三司广工抗大公社、红司广工延安公社、红旗工人广工野战团便联合起来，号称“彻底铲平小山头”， 其实是归入批陶联广工分会的大山头旗下。原《红卫报》内的北京公社、长征战团、东方红战团、八月红旗四个红旗派的组织，宣布联合，成立红卫报红旗革命联合委员会，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联合。
　　从9月14日至21日，作为中央调查组负责人之一的陈郁，先后三次接见新中国造船厂的两派代表，他在听取双方的汇报之后说：“新中国船厂的革命形势较好，即使在武斗盛行之时，也未发生过大型武斗。”他希望新中国造船厂在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制止武斗等方面，为广州6大船厂，树立一个榜样，“破私立公，不要小资产阶级派性，要无产阶级党性，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对敌”。9月26日，新中国造船厂两派各派出等量代表，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在保留各自组织的情况下，联合起来。这是另一种联合形式，即虽然是两派联合，但各自保留自己的山头。
　　9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时说，旗派和东风派工人是人为的两派。他质问，你们旗派就那么造反，就没有挑拨的坏人吗？东风派就没有坏人挑拨吗？你们不是共同批修，不是求大同，而讲小异，就是头脑中的私字作怪，有了私字就受外界影响。他痛心地批评说，你们头脑中的私字，派性，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就会被敌人利用，本来可以共同战斗的，都会因此而分裂，不能联合起来！
　　在谈到恢复社会秩序时，周恩来说，公安部门在业务上不能分派，“现在公安机关瘫痪，派别很多，我们必须实行军管。”事实证明，军管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机场、铁路、仓库、码头、港口等，都要实行军管，不容侵犯。他说，既然你们承认军区领导，军区领导就要拥护，铁路、航运码头、机场的军管，要保持交通运输，才能过好国庆。不要干涉解放军巡逻，你们工厂、学校、机关有组织的枪上交了，但分散的枪，还有坏人要捣乱的，军队要派人巡逻，慢慢将治安恢复起来。
　　周恩来再一次强调，群众组织不仅要整风，而且要联合。不能先整风，后联合，在整风过程中就要联合，边整风边联合。工人阶级的联合，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同志是很懂得这点的。工人要带头。毛泽东思想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山头和派别要在整风中去掉，特别重要的这一点就是打倒私字，斗私是毛主席整风的主要精神，就是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你挑我的短，我挑你的短，要批评自己的短，学别人的长处，取长补短，缩短距离，不这样就要打起来了。
　　9月27日，一部分工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开始实行大联合。文冲船厂、广州化工厂、广东新华印刷厂、中南局直属机关、省委党校等16个单位，成为最早实现大联合的一批单位。虽然这种联合，只是一种形式，内部的矛盾，仍然尖锐激烈，但武斗毕竟暂停了。10月4日，省军管会发出《关于积极做好平反工作的指示》，要求迅速给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尚未平反的群众平反。10月14日，省军区宣布为八一战斗兵团彻底平反，并召开平反大会。10月20日，市军管会开始部署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工作，旨在整顿市场秩序。
　　在按系统实现大联合的号召下，10月5日至10月7日，广州轻工系统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广州文化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广州市建材工业公司系统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广州市中学红卫兵革命联合委员会等组织，相继成立。街上挤满了报喜的群众队伍，在一片红旗的海洋中，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掀天揭地。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发出一个通知：“一、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的调整。”
　　各群众组织照例集会游行，争相表态，坚决贯彻执行两个通知。大联合高唱入云，工人复工，学生复课，社会逐步恢复正常，似乎成了大势所趋，一切似乎要重上正轨，表面看来，文革已经临近尾声。
　　然而，这种热闹场面，只维持了很短一阵子，就像海潮退去一样，峥嵘的礁石，又浮现眼前了。“广州还要大乱”的叫嚣声，在街头巷尾，隐隐可闻。
　　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赴京返穗全体代表，在中央调查组、省、市军管会革委会和警司的参与下，举行第一次座谈。会议认为，“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挑拨离间，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牛鬼蛇神从中破坏，一些群众组织受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派性高于党性，使阶级敌人钻了空子，因而使革命大联合受到干扰，进展比较缓慢；四项协议未能得到全面彻底落实，诸如交枪、放心、外出人员回厂回校等问题，都还留有尾巴。”
　　10月21日，广州海员工人两派实现大联合。这是广州地区首先实现大联合的行业。由广州地区水运系统两大派组织——广州地区海员工人革委会和广州红旗海员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共同主持，在体育馆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庆祝广州海员工人革命大联合暨‘斗私批修’誓师大会”。两派组织达成了7项协议，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于海员工人内部存在的某些观点分歧，应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严于律己，宽于责人，多作自我批评。停止一切互相攻击、谩骂。”
　　陈郁、陈德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总理联络员宣读了周恩来的贺电：“庆贺广州地区海员工人共同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以‘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10月23日，广州中医学院举行复课典礼。这是广州大专院校中，最早按班级实现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的学校。10月27日，广州医学院也实现了大联合，并举行复课闹革命开学典礼；华南农学院在10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各班陆续复课。小学普遍开学，学生除学习毛主席著作外，还将学习语文、算术等，教材来自上海。10月20日，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卫生系统率先实现大联合，市中医院、药检所等单位也不甘后人，11月1日，全市卫生系统实现大联合，成立了“广州地区卫生系统革命联合委员会”。
　　大联合之后就是三结合。从1967年10月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重要社论，《从教育着手解决干部问题》（《解放军报》）、《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人民日报》）、《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文汇报》）、《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人民日报》）等，一切在苦海中沉浮的干部，如闻天语纶音。
　　形势的发展，不禁令人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唏嘘之感。

　　10月30日，省军管会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广州地区大联合问题。会议决定，凡是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开庆祝大会或开成立联合委员会大会的，我们应予支持；凡是跨行业、跨系统、跨地区的联合，我们要劝其不要这样做。若群众组织一定要搞这样的联合，并开庆祝大会，我们不派人参加大会。凡是一派的联合，我们也不派人参加。
　　11月1日，周恩来专门接见广州铁路分局两派（春雷和广铁总司）代表。周恩来说，不能使铁路运输瘫痪，要服从大局，铁路要畅通，全国运输都在看广州，交易会马上就要开，铁路运输成为关键的关键。而目前分局两派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分歧，革委会在某些地方还难以行使权力。从全局出发，为了保证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实行军管，行政上由军管会统一指挥，这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对促进分局两大派的革命大联合，也是有好处的。两派代表随即在北京签订了维持分局军管的协议。
　　双方还同时签订了《关于实现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宣布“通过大批判首先实现双方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并逐步实现全分局的按行政部门的革命大联合”。11月29日，广铁分局正式实行军管。
　　11月2日，广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团，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简称十二条协议）。
　　据省军管会革委会统计，广州地区到目前为止，已有三百五十多个单位实现了大联合，有三分之一的大专院校已经复课闹革命。有一百六十多个工厂实现了大联合，较大的、有影响的工厂，除广州重型机器厂和柴油机厂外，都已实现了大联合。在驻有军队宣传员的62个工厂中，有47个实现了大联合。
　　与黄永胜在12月中旬的讲话对照，可以看出，大联合的进展颇快：“到12月8日，全市针织、仪表仪器、电筒、自来水、化工、冶金、纺织、运输、建筑材料、医药、机电、印刷等行业或系统，实现了全面或部分的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的大联合。千人以上大工厂已有92％联合了；中型工厂已有71％联合了；驻有宣传员的64个工厂全部联合起来了。全市工人联合起来的已经达到52％。”
　　继海员工人按行业实现了大联合后，广州工人三大派——工革联、工革会和工交红旗——共同协商，一致通过共同筹组“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工人联筹）， 作为广州工人阶级革命群众组织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工革联、工革会各派四名委员，工交红旗派两名委员，共同组成。
　　相对于工业系统来说，机关、院校的大联合进度较慢。至10月底， 机关部委厅局联合起来的只有29个，占部委厅局总数的40％，进入11 月后更是毫无进展。据黄永胜在12月中旬的讲话透露，直到12月8日，机关厅局有48％实现联合，即花了一个多月，才增长八个百分点。机关四大组织的谈判，还未涉及到实质问题，多纠缠在具体问题上，进展不大。
　　大专院校实现了大联合并复课闹革命的有四所，其中搞得较好的有广医、中医；不大巩固的有美院、教育学院；未实现大联合，但在一块复课的有华工、中南林； 此外，还有些学校全校虽未复课，但在部分班系联合复了课，其中中大一个系、 暨大三个系、华师五个系、中山医两个系。
　　省军管会革委会认为，“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干扰了斗争大方向。一是武斗增多；二是刮起了一股平反风；三是回到城市的两万多支农青年，有的受坏人利用，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央，指向周总理。”
　　 11月初，曾一度沉寂的武斗，有复炽迹象。11月2日，大批支农青年包围了市一宫、红半总总部和劳动局。他们向市一宫投了两枚手榴弹，炸伤三个人（送医院后死亡二人），又向劳动局投了两枚手榴弹。爆炸声震碎了市民的美梦，为大联合投下了浓浓的阴影。
　　11月3日凌晨1时30分，警司派了七个连队赶赴市一宫，在各主要路口设置了警械，阻止支农青年进攻市一宫。11月4日，红半总、主义兵和支农青年、二十五红旗在文德路麇集逾千，互相以石块攻击，人群忽而涌前，忽而退后，就像海峡中潮汐变化而产生汹涌波涛。据省军管会值班记录：“支农青年、二十五中红旗打了四个手榴弹，重伤红半总、主义兵共五名”，警司开了一车的部队去处理。据省军区作战处报告：“市劳动局、二十五中红旗武斗，警司、省、市军管会去人不让进。他们组织向外突围冲击，警司王副参谋长、省军区一处长，带领三个连在现场指挥，准备组织部队强行冲击，四周要口以卡守住，不许里面的人出去，也不准外面人进去。”
　　劳动局武斗还未平息，11月5日，中大也发生武斗。上午9时，革造会在开会的时候，中大红旗、八.三一、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兵团等组织七八百人，包围了他们，并冲击革造会的广播站，双方立即爆发冲突。省军区、院校组、警司和中央调查组的人，匆匆赶去制止武斗。中午11时，武斗结束，重伤11人，有的是被木棒石块打伤的，有的是被匕首刺伤的，也有的是拳打脚踢受伤的。
　　11月8日晚10时，周恩来在北京召见双方代表，作了两点指示：一、两派达成的十二条协议要广泛宣传，积极贯彻执行。二、今天工人的联合大会，要推动各派给大会发贺电。所谓的工人联合大会，是指两天后召开的工人联筹成立大会。
　　周恩来说，革命群众组织总是要搞大联合的，要以十二条作考验。革筹小组（指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否要成立？是在这里筹备，还是回去成立？今天晚上把双方都请来，你们有些问题是比较接近的，要用十二条来考验。他分别征询了地总、红总、工联、红旗工人的代表，是军管不变继续下去，还是成立革筹小组？代表们都说，先搞革筹小组好。周恩来说，将来革委会，海员、铁路都要参加。周恩来提出了革筹小组成员名单，其中包括黄永胜、孔石泉、陈德、陈郁、王首道等人，双方代表都表示同意。周恩来提醒他们，以左派为核心没有错，但不是以哪一派为核心，以我为核心也不行，上海文汇报也批判过，要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最好笑的。要靠斗争实践来考验，不要革命才一年半就自封左派，自以为有了金饭碗。
　　11月9日，十万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在越秀山体育场载歌载舞，庆祝工人联筹成立。孔石泉、陈德、黄荣海等人出席了大会。
　　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一、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４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的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报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四、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再次接见广州赴京双方代表。周恩来说，大联合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要很长的时间。即使是一个组织了，还有激进一点的，缓进一点的，保守一点的，这是正常现象，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联合起来，不要势不两立。联合了就可以制止武斗，更好抓革命促生产。广州工人阶级联合了，带了个头，要促进农民、干部、学生的联合。学生、干部的联合慢了一点，不要紧，有步骤地进行嘛！
　　关于省革筹小组问题，周恩来说，成立省革筹小组是经过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还要两派的代表参加，工人联合了可派比例的代表2：2：1（工革联、工革会、工交红旗），参加省革筹小组，其他组织联合后可派代表参加革筹小组。没有联合时，可派代表开协商会，联合了可以取消，但不要勉强。组织的取消由群众决定，各组织中的坏人由群众自己来抓。
　　周恩来谈到支农青年问题。他说，广州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首先是支农青年。不光是你们广州有，上海、南京、长沙、武汉……都有。他们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主席的号召，城市的青年要到农村去，城市的不能都在城市，要消灭三大差别嘛。农村的广阔的天地，农村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有利于消灭工农差别嘛！他希望两派不要互相指责，要做自我批评，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让支农青年回到农村去。
　　11月14日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接见广州地区赴京双方代表。黄永胜、刘兴元等广州军区领导陪同接见。周恩来说，大联合后，各组织的旗子不要倒。这派要把那一派消灭了，这种想法是派性，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一派独霸，如果这样，就变成资产阶级了。我们无产阶级不应该是这样。无产阶级的生活中，我们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几个组织存在是允许的，一派独霸是不允许的。
　　他又说，我们认为广东形势和全国一样，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你们要把这个大好的形势更推向前进，也完全可以推向前进。旧的秩序框框要打破，经过一年半的文化大革命，新的规律摸到了，新的秩序要保持，要发扬。周恩来向代表们提出了三点：一、各组织回去都要学习整风。二、实现大联合，要解放一批干部。三、要防止坏分子的挑动。
　　11月15日，广州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分乘两架飞机，离京返转录自 天涯社区 2002 06 01

阿陀

征文启事

我在谷歌上偶然搜索到一听的《文革杂记》，这是少有的比较系统记录广州文革的资料，好像一共有六篇。但找来找去也只找到1、2、6三篇，后来在山不山的博客发现他引用“一听 文革杂记：炮轰广州军区”，谷歌上却找不到。 可见2002年以来，天涯社区的帖子很多被删了。 太可惜！

谁有本事能把其余的文章找出来？封你一个侦查参谋，如何？

yangharrylg

作者：彩色资本家Lv 6 时间：2002-06-02 02:16:24
　　不简单！居然能整理出这张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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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紫檀居士Lv 9 时间：2002-06-02 08:17:24
　　文革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官僚化，恢复和建立毛泽东所熟悉、所擅长的那种战时体制的最后一次努力。
　　
　　你为文革涂脂抹粉，我谨代表"四人帮"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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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一听Lv 9 时间：2002-06-02 09:37:27
　　呵呵，我想这贴子大概要受到两面夹击了，一面批评我为文革涂脂抹粉，另一面则批评我把文革描写成集体大疯狂。
　　这都不要紧，只能大家仍能关注这段历史，思考这段历史，就好。
　　
　　这个贴子是根据我那部被判10年内都无法出版的书稿《见证一九六七年》的最后一章压缩整理出来的。因为是为出版作准备的书稿，而且是最后一章，观点的东西难免多了一点。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吧，希望可供大家参考吧。
　　另外，我不太赞成把文革纯粹归结为毛泽东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恩怨，仅仅为了打倒刘少奇之类。以毛泽东的地位，像打倒高、饶，打倒彭德怀，还不是举手之劳？我认为他确实是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1958年他在经济领域搞出个大跃进一样，这次他也想在政治领域来个大跃进，但同样以失败告终。在毛泽东脑子里，文革与大跃进，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作怪的结果，只不过发生在不同领域而已。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在写这文章时，希望尽可能忠实地重现当年的社会氛围，而不仅仅是以今天的思想，今天的好恶去写。
　　欢迎批评，这样对我继续修改书稿，亦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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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近军Lv 7 时间：2002-06-02 10:01:16
　　一听兄：
　　
　　能否将广东省革委会上“常委”一级人员名单列出，并逐一将那入列者的身份（如领导干部、军人、群众组织代表）写出，最好是还能详细到某人身份具体情况，如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广州军区司令”、“某某群众组织头头一把手”？
　　
　　对入列的群众组织头头，还可更详细介绍，包括他们在文革前的身份
　　，如某学校学生，某工厂工人。能有他们在文革后或现在的处境情况身份介绍则更好。
　　
　　此议不知如何？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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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一听Lv 9 时间：2002-06-02 10:08:08
　　青近军兄的这个建议很对，是我的疏忽，我将尽快整理出来。希望在我的“资料储存机”里都能找到他们的资料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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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宪源Lv 0 时间：2002-06-02 10:08:31
　　只要对文革的评价稍会客观一点，立即就有棍子打过来。可见，真正要忠实于历史，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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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元Lv 4 时间：2002-06-02 15:50:33
　　一听兄：
　　感觉你似乎在写一本广东文革简史。这个工作很重要。如果每个省市都有一本或数本简史，对研究整个文革大有好处。
　　
　　任何人写历史，都难免带有作者的主观立场。
　　
　　对于M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我不敢苟同你的看法。你这本书的内容，涉及
　　中央斗争很少，连陶铸也不多，似乎远远不足以分析M的动机。
　　
　　建议：最好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首先把广东文革的发展脉络钩划清楚。
　　必要的议论，一定要举出充足的证据(也许你的原稿证据较多)。
　　
　　看了六篇大作，其中不少议论、评论，有不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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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元Lv 4 时间：2002-06-02 15:57:59
　　另外，黄永胜之所以任革委会一把手，后来调中央任总参谋长，其主要
　　原因在于林彪得势。
　　
　　三结合要结合干部，我不认为有何矛盾。1966年8月制定的十六条文革
　　纲领早已指出，95%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M要清除只是刘邓黑线干
　　部。大多数干部还是要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只是人民内部矛盾
　　，不是“阶级矛盾、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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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一听Lv 9 时间：2002-06-02 17:13:15
　　毛泽东觉得有百分之几的干部是可用的，这话题就扯得大了。实际上，我觉得在毛泽东心目中，可用的干部并不是太多，只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不得不用。50年代反地方主义，把各地一大批干部都涮了；反右，把知识分子涮掉了；1961年他断言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有20%已经烂掉；四清的时候他更进一步认为三分天下有其二，即有三分之一的天下已经被敌人夺去了，这也是他对干部队伍的估计，即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已经烂掉。这还只是他公开提的数字，内心是否认为这个数字还要更大，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认为毛泽东在57年的时候就想发动文革了，他号召四大，看得出后来文革的影子，但由于党内阻力太大，毛泽东不得不作出退让，所以才出现13天的突变。
　　因此，我觉得毛泽东在三结合时不得不让干部重新站出来，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他曾寄予厚望的工人、红卫兵实在太不争气。
　　以我的资料量，写广东都不敢着笔，只敢写广州一地，尚且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就更不用说写中央的斗争了。我在档案查资料时，每天离开档案时都会感叹：如果我昨天就下笔写，就要闹笑话了。每天都有新的发现，越看就越不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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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元Lv 4 时间：2002-06-03 17:22:38
　　“50年代反地方主义，把各地一大批干部都涮了”；
　　反地方主义涮掉的干部，占当时全国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几？
　　
　　“反右，把知识分子涮掉了”，
　　把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占全国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几？
　　
　　“1961年他断言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有20%已经烂掉；四清的时候他更进一步认为三分天下有其二，即有三分之一的天下已经被敌人夺去了，这也是他对干部队伍的估计，即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已经烂掉。这还只是他公开提的数字，内心是否认为这个数字还要更大，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既然如此，毛为何要在关于四清、十六条的正式公开
　　文件中，提出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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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元Lv 4 时间：2002-06-03 17:30:45
　　“毛泽东在57年的时候就想发动文革了，他号召四大，看得出后来文革的影子，但由于党内阻力太大，毛泽东不得不作出退让，所以才出现13天的突变。”
　　
　　不敢苟同。我认为，毛发动文革的想法，可能是1962年，这有“炮打司令部”为证。反右，毛开始是想发动群众帮助知识分子整风，但知识分子的一些言论直接指向个人崇拜、专制制度，这是毛事先未料到
　　的，再加上一些干部的支持，毛才决定反右。之前，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党内高层也有不同不少意见（邓子恢、周恩来、陈云），但毛决定要按照他的想法搞，仍然坚持到底。如毛内心不愿反右，没有哪个
　　干部能施加压力让毛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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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元Lv 4 时间：2002-06-03 17:34:21
　　“我觉得毛泽东在三结合时不得不让干部重新站出来，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他曾寄予厚望的工人、红卫兵实在太不争气。”
　　
　　1966年初号召夺权的一开始，毛就提出“三结合”，此时哪有红卫兵（指造反派，不是联动红卫兵）不争气的影子？工人造反派才刚刚起来，更说不上不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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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元Lv 4 时间：2002-06-03 17:47:45
　　毛开始时，想借聂元梓大字报，顺藤摸瓜，揪出刘邓。此前党内开会
　　仅仅揪出彭罗陆杨。经毛批准，刘邓派工作组，把运动纳入共产党搞运动的传统轨道，显然达不到毛的目的，于是有撤工作组之举。
　　
　　开中央全会，制订16条，刘邓检讨错误，毛仍无理由打倒刘邓。此时
　　红卫兵出笼，毛大力写信支持，确实寄托厚望。哪知红卫兵矛头主要向下。于是10月发动被工作组整的学生，号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并把运动推向社会，揪刘邓在地方的人马。
　　
　　毛未料到的是，1967年初夺权过程并不顺利，有的军队镇压反革命，中央发生大闹怀仁堂事件，造反派为权力而分裂，或保守派和造反派激烈斗争。于是又平反，全国武斗，直到1968年，毛才决定抛弃学生
　　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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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元Lv 4 时间：2002-06-03 17:51:56
　　全国山河一遍红，召开九大，刘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和一大批刘邓黑线上的省级高干也被打倒，文革获得“彻底胜利”。但是，次年出现
　　庐山会议，陈伯达下台。再次年，林彪叛逃。这些意外事件，倒是毛
　　没有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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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刚Lv 5 时间：2002-06-11 22:53:38
　　完了吗？我还在等下文呢！
　　花了半天劲打下来（足有一百页），准备拿给这里一位朋友看。这位老兄当年卷入很深，说很多往事“历历在目”。前两天在电话中还提到三个“八级旗派”闵车张（支持旗派的八级干部）。据他说，现在一些高居听局级之位者中，也有他当年一些“战友”与“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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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刚Lv 5 时间：2002-06-11 23:14:34
　　“另外，我不太赞成把文革纯粹归结为毛泽东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恩怨，仅仅为了打
　　倒刘少奇之类。以毛泽东的地位，像打倒高、饶，打倒彭德怀，还不是举手之劳？
　　我
　　认为他确实是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1958年他在经济领域搞出个大跃进一样，
　　
　　这次他也想在政治领域来个大跃进，但同样以失败告终。在毛泽东脑子里，文革与
　　
　　大跃进，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作怪的结果，只不过发生在不同领域而已”
　　“我认为毛泽东在57年的时候就想发动文革了，他号召四大，看得出后来文革的影
　　子，
　　但由于党内阻力太大，毛泽东不得不作出退让，所以才出现13天的突变”
　　
　　李志绥也有同样的看法。不过我不同意“他确实是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看法，
　　因为不论“革命委员会”也好，“从工农中选拔干部”也好，正如一听兄文中所指
　　出的，在体制上并没有本质的变革。只不过是在人事上，换了一批“历史盲”的新
　　人而已。毛确实不是仅仅为了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恩怨”，而是整个地不放
　　心（因此，绝不是“举手之劳”）。尽管方式上与程度上有区别，但本质上，与斯
　　大林的大清洗、朱元璋的杀功臣、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并没有什么两样。
　　
　　对这个问题，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对照一些史料，较详细地把这个观点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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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刚Lv 5 时间：2002-06-11 23:40:41
　　多元兄：“我认为，毛发动文革的想法，可能是1962年”
　　
　　斯诺曾写到，毛对他说过，毛就是那时（七千人大会后）决心，“刘必须下台”的。当年读到斯诺的这段文字时，还是文革期间。忘了是在那里读到的，可能是在《参考消息》上，总之当时官方并不隐瞒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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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天一1Lv 17 时间：2002-06-12 00:06:09
　　这样的研究比许多学院知识分子的学术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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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刚Lv 5 时间：2002-06-12 00:27:22
　　“在毛泽东的蓝图中，还没有这样一种新政治制度，他过份相信群众的自发力量，相信新的政治制度将在群众运动中水到渠成地出现”
　　
　　不同意后半句话。其实一听兄前面已说到，“黄永胜从北京返回广州，谁都知道，成立广东省革委会的方案，经中央批准，现在就在他的公文包里了”，毛的所谓蓝图，不过是自上而下指定新人罢了。上海的“一月风暴”，他老人家简直亲自操控了，王洪文是他亲选的，连武斗都是看现场直播，完了还说“这场打赢了”。杨曦光（杨小凯）以“群众的自发力量”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水到渠成地”在“群众运动中”提出“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的政治制度”，结果被抓进监狱，可见毛并没有打算让群众的自发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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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一听Lv 9 时间：2002-06-12 09:22:43
　　我所说毛过份相信群众的自发力量,并不是说他相信群众运动真的能搞出一个新的政治体制,而且是他相信自己能够从群众运动中提炼出新的东西来.因此，他觉得越乱越好，乱，可以使很多新东西冒出来，他就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晓刚说毛并没有打算让群众的自发地创造，确实是这样的。一月革命以后，上海成立公社，毛泽东先是赞成，但很快又反对了，明确表示不赞成搞巴黎公社式的。
　　问题是造反派起来以后，全国确实乱了，但乱了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并没有能找到他期待中的东西，这是最令他失望的地方。他不得不重新启用被打倒的干部，不得不恢复旧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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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天一1Lv 17 时间：2002-06-12 11:28:50
　　任何组织一旦建立，必然有官僚化的趋势，国家、政党、企业、黑社化都一致。
　　关键是看解决方案。革命的解决方式是一种自我颠覆，不可取。
　　最好的办法是改良或改革。

http://bbs.tianya.cn/post-no01-20340-1.shtml

yangharrylg

问叶曙明要就好了呀，估计您可能都已经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