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 潘鳴嘯：我也是「老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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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鳴嘯：我也是「老三屆」

來源：南方都市報2010年07月19日

[導讀]

潘鳴嘯：……1968年最大的麻煩就是紅衛兵組織的武鬥非常厲害，很多人死了。毛澤東覺得紅衛兵沒有完全聽他的話，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把他們放到農村，有懲罰的意思。
《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法)潘鳴嘯著，歐陽因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潘鳴嘯，法國漢學家，在巴黎獲哲學學士，中國語言與文化學碩士及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國當代史，研究範圍包括中國當代社會民主運動、民工、就業等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即開始進行有關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在多種法文或中文刊物發表論文。

研究中國知青的法國人

下午四點，北京三里屯的一家星巴克。老潘看了看表，決定給自己來一杯濃縮咖啡。

老潘叫潘鳴嘯，原名Michel Bonnin，是個法國人。他寫中國知青的專著《失落的一代》剛剛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簡體版。

老潘目測年齡在60歲左右，頭髮有點謝頂顯老，不過一笑一口白牙，以及眼睛裏閃動的天真又讓他顯得年輕。老潘能講流利的漢語，但講的時間久了腦子就有點糾結，會突然想不起某個詞，有點磕巴起來。

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老潘，在中國一幫老知青群裏是個紅人。有十來年的時間，他每年都到北京、上海、廣州走訪當年知青。

老知青們都視他為朋友，都叫他“老潘”。這個笑起來一口白牙的老外看上去就很實誠，給人一種莫名的信任感，覺得可以掏心。這次來宣傳書老潘沒敢告訴那幫人，因為沒時間一一去看他們，“他們知道肯定要生氣了。”“我跟他們有共同語言，我也是‘老三屆’”，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的時候，老潘就是一個“造反”的左派學生，說起當年的革命話語和馬列理論來跟老知青們居然是一樣的。

1973年，老潘隻身一人來到香港，半工半讀學習漢語。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遇到了幾個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知青———偷渡是當時廣東知青中很普遍的一個現象，老潘甚至收集了一些知青中傳唱的偷渡歌謠。老潘在兩位住在香港說漢語的法國青年陪同下，與這些偷渡者進行了長談。他們講述的在農村的經歷讓老潘大為震驚，同時也深受感動。

“西方人都知道紅衛兵，但沒有人聽過知青是怎麼回事。”有一個女知青跟老潘講，她們在廣東插隊，突然領導說要趕他們去海南島，“好像把我們當一群鴨子，想趕哪里就趕哪里。”這句話讓老潘印象深刻。

當時還年輕的老潘在一位法國記者的建議下，給香港的知青們做了一次集體採訪，合作出了一本書《20歲在中國》。從此老潘放棄了他原本研究的中國儒家文化，將興趣轉移到研究中國知青運動上來。\n
這些年來他走訪了數不清的中國知青。“大多數人現在都處於社會的邊緣，成功者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老潘用“失落的一代”來形容這批人，他們在正要受教育的年齡將青春失落在戈壁、荒野和農村。回城後好不容易謀得一個飯碗，又在國企改革的下崗潮中紛紛落馬。老潘還認識一些因為在“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號召下開荒而失去一條腿或一隻胳膊，落下殘疾的知青，他們的生活更加艱辛。“接下來，我真想寫一本書，寫他們回城後的命運。”老潘也讀了很多知青文學作品，他說加起來大概有100部（篇）小說，“其中有一些是說真話的。”他還專門找了梁曉聲、芒克、阿城、張承志、張抗抗、北島等人做採訪。

《失落的一代》2004年在法國出版。2009年在香港出版中文繁體版。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引進版權在內地出中文簡體版之前，在孔夫子舊書網上已經有人賣香港版《失落的一代》的複印本，老潘在北京和上海還買到了盜版。

在書的扉頁，老潘選擇了一首舒婷的詩《一代人的呼聲》：“我絕不申訴/我個人的遭遇/錯過的青春/變形的靈魂……但是，我站起來了/站在廣闊的地平線上/再沒有人，沒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老潘覺得，這首詩最能體現這一代人的遭遇和精神狀態。

1968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了毛澤東的指示，並在第二天全文刊載於《人民日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場席捲了1700萬城鎮中學生的下鄉運動由此開始。

老潘說，這些學生來到“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很快就失望了，他們發現農民並不歡迎他們。老潘在書中列舉了一系列數字，證明當時農村的勞動力已經過剩。這些不大懂得農活的年輕人在農村人眼裏，不但沒用，還是個負擔。而且知青們也沒有想到農村那麼落後，沒有什麼文化活動，不能念書。他們很快就想回城了。

美國學者湯瑪斯·伯恩斯坦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上山下鄉：中國的知青運動》中曾提出一個觀點：中國政府讓知青下鄉的根本原因，是為了解決當時城市面臨的就業壓力。

在《失落的一代》中，老潘反駁了這個在學術界流行最廣的觀點。他通過仔細的資料考證，發現就在知青下鄉的期間，差不多同樣數量的農民被招進城市工作。反過來，政府允許知青回城的那幾年，恰好是中國城市就業壓力最大的幾年。這證明“就業與人口壓力促成知青下鄉”的說法行不通。

老潘認為，毛澤東當時提出的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知識青年下鄉“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並非只是宣傳之詞。毛髮起知青下鄉運動的確有“培養可靠的革命接班人”的考慮，也有預防和懲治的意思。

中國學者徐友漁非常贊同老潘的這一觀點，他認為伯恩斯坦的偏頗之處是用西方人的經濟理性來看中國的問題，很多時候是“水土不服”的。

下鄉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懲戒

南方都市報：徐友漁說你反駁了伯恩斯坦的論點。你怎麼評價伯恩斯坦的觀點？

潘鳴嘯：伯恩斯坦認為是城市的就業壓力和人口壓力，決定了這場運動，我不同意這個觀點。伯恩斯坦是第一個寫這麼長的關於上山下鄉的書，那個時候運動還沒有結束。他是在香港和我一樣採訪了一些知青，也看到一些官方資料，我覺得他能寫成這樣是非常不錯的。可是我覺得他是以西方的經濟理性、西方的邏輯來分析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比較理想化。我並不是說我比伯恩斯坦聰明，但因為我是後來者，80年代我就看到一些資料，很明顯的證明在下放知青的時候，差不多同樣數量的農民被城市雇傭。

實際上除了中國，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夠把城市的青年送到農村，因為必須要有一個政治的機制才可以做到。那時很多非洲的國家也想向中國學習，像尚比亞，他們也試過把城市青年送到農村，一個月以後就全都跑回來了。毛澤東那個時候的中國不是經濟掛帥，而是政治掛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的看法和伯恩斯坦是不一樣的，但是我要強調：因為我是後來者。

南都：那你怎麼看當時發動這場運動的根本原因？\n
潘鳴嘯：你要瞭解，1966年到1968年的中國是非常亂的，1968年最大的麻煩就是紅衛兵組織的武鬥非常厲害，很多人死了。毛澤東覺得紅衛兵沒有完全聽他的話，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把他們放到農村，有懲罰的意思。另一方面，這代青年都受過所謂的“十七年”教育。毛澤東和其他領導都覺得1 9 4 9年到1966年的教育是壞的，是修正主義的，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覺得這一批青年被修正主義的思想毒害了，所以要再教育。

毛澤東在有的書裏也談，現在的問題是：將來有沒有一些接班人按照我們老一輩的思想來做事。他說那個時候自己本來也是受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的影響，但後來和農民、軍隊一起完全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觀，變成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他希望年青一代接班人也能改造世界觀，和他一樣忠於革命。所以我認為他發起這個運動是確實有培養接班人的考慮。

知青沒有縮小“三大差別”

南都：當時的考慮還包括“縮小三大差別”，知青下鄉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潘鳴嘯：1949年之後，中國發展的模式是史達林主義的模式，就是從農村充血，來供應重工業，這種發展模式只能是對農民不利的。後來，中國政府還搞了戶口制度，尤其是分成農村和城鎮兩大階層。有了這個模式，怎麼能縮小三大差別？你把城市的知青派到農村，就能溝通、能解決、能平等城市和農村了嗎？不是。你只是把一個有特權的人扔到一個沒有特權的地方。反而農民和知青相互更加瞭解了當一個城市人的好處。很多農民本來也沒有進過城市，可是看到知青，越瞭解越發現城市比較好。雖然現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差別還是很大，但是因為准許農民來城市工作，才可以說部分地縮小了三大差別。

南方都市報：你最初是遇到廣東偷渡的知青，他們當時偷渡的原因跟農民有什麼不同？

潘鳴嘯：那是完全不一樣的。其實是知青先偷渡，之後農民才學知青的。當時在廣東沿海的知青裏這種情況非常普遍，許多人是偷渡了三四次才成功。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經歷太失望了，覺得自己的命運沒辦法掌握，不如到香港看看有沒有機會。他們的偷渡也比較有技術，他們一起討論研究最有效的方法和偷渡路徑，從各種門路找來地圖，買來或者自己做指南針，做假的通行證，等等，想很多辦法。

社會整體付出的代價太大

南都：這一代人，你稱他們為失落的一代。知青的這段經歷到底對他們有怎樣的影響？

潘鳴嘯：其實這一代人也是紅衛兵的一代，但知青的經歷對他們影響是最大的，完全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和思想。他們在農村的時候反思了被灌輸的那些理想、價值觀，也反思了在紅衛兵運動時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毛澤東發動這個運動，是為了改造他們成為一個“毛主義者”，成為大公無私的新的雷鋒和革命者，但得到的結果卻是相反的。這批知青在農村只想回城，只學會了怎麼為自己的利益一個人奮鬥。

他們也看到了中國的現實是怎麼回事，特別是最底層的農村，反思了中國的經濟政策。很多知青跟我說，他們本來是毛澤東思想的崇拜者、支持者，但下鄉後他們發現農民根本不喜歡那些政策，他們要賺錢，要吃飯，烏托邦式的政策有什麼用。

南都：這種影響大多是負面的，有沒有正面的價值呢？

潘鳴嘯：我書裏也有講，對大部分人整個人生的影響是負面的，但是也有正面的。比如說他們是思考的一代，比如說他們比較瞭解現實而且實事求是，這個對後來的改革開放也有影響。據我所知改革開放後新的農村政策的制定，就是很多當年的知青來做的。而且有些老的領導人想回到“文革”前的政策，但是發現回不去了，因為這些青年是這樣的一批人。毛澤東的烏托邦不夠實際，所以他們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這一代人後來是非常實事求是的，不容易受到欺騙。還有一些作家、藝術家，在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他們考上了大學，是很出色的一些人，因為他們的經歷非常豐富，他們知道中國的現實是怎麼回事的。但是從社會整體來說，代價太大了。

（采寫：南都記者：田志淩 實習生：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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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國人對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n
作者：徐友漁
來源：南方報業網：南方都市報2010-08-15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 ... ontent_14844514.htm

    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布里斯托爾大學、雷丁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等作訪問學者，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和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長期研究語言哲學，現研究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和當代中國社會思想。發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語言》、《告別20世紀》、《自由的言說》、《直面歷史》、《驀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著作。

    在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達1402.66萬，加上“文革”結束後陸續下鄉的260.04萬，共計1662.7萬。對於這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制性人口大遷徙(以及相伴的意識形態喧囂)，探討其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對原因的認識有助於我們判斷這場運動的性質：它是徹底失敗了，還是有部分成功，留下了有教益的思想遺產；以及認識它為什麼失敗。

    法國學者潘鳴嘯(MichelBonnin)教授的《失落的一代：中國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的重大貢獻和主要特色之一，是以獨特的視角分析了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產生的動因，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啟發性意義。

    伯恩斯坦：城市就業和鄉村建設

    潘鳴嘯的觀點是對另一位西方研究者重要論點的爭鳴。

    美國學者湯瑪斯·伯恩斯坦(Thomas P.Bernstein)的專著《上山下鄉———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可能是最早的系統研究上山下鄉運動的學術著作，他在書中首先就全面地分析和回答了“為什麼要下鄉”的問題。不過，他的夫人蘇道銳(Dorothy J. Solinger)教授在該書中文版前言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更具典型性，她說：“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面臨著源於無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脹和城市失業率日漸高漲的社會壓力。他們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業能力要求而與日俱增的教育壓力面前束手無策。相對這種一般狀況而言，中國曾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在這個國家曾實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脹、促進農村發展以及使教育與經濟發展實際相適應的措施中，一個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將城市中學畢業生送到農村和邊疆去安家落戶……這無疑是本世紀任何一個國家中最大的一項社會實驗。”這個解釋被廣泛接受，以至於由原國務院知青辦老同志編寫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也說：“美國教授的這段話比較真實、客觀地表達了中國黨和政府的決策者發起上山下鄉的本意和初衷。”

    上述回答是把上山下鄉運動納入這樣一個一般性的理論框架：第三世界國家在現代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必將面臨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和處理過剩勞動力安置的問題。中國問題的出現顯然不可能脫離這個背景，但問題的處理卻更帶自己的特殊性，不然人們會問：為什麼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發生這樣的運動呢？應該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極其特殊的事件，而上千萬人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正是“文革”的產物。

    在標題為“為什麼要下鄉”的一章中，伯恩斯坦探討了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原因。他說：“送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決策是解決三個特殊性問題的一項措施。第一是城市失業狀況的存在及失業率的增長。第二是那些中學畢業後既不能繼續升學又不能從事白領工作的城市青年的安置困難。第三個是鄉村建設發展的需要。”他在這一章“綜述———一場中國式的社會大試驗”中還說，知青下鄉運動的“目的有兩個：第一，這個運動是解決發展中國家所共同面臨的一個問題———‘城市人口過於集中’或城市裏人對機遇的尋求與可得到的機會不成比例的一個措施。這裏，將青年送到農村去的價值直接體現在減輕城市各部門的負擔。第二，將城市青年送到農村去可望為解決中國最大的問題，即對鄉村的發展作出貢獻。”

    我認為，關於中國上山下鄉運動原因探討，對於我們來說，他的觀點中最有特色、最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經濟發展和人口、就業問題”這個解釋模式。

    潘鳴嘯：經濟問題不是主要動因

    潘鳴嘯想要質疑和挑戰的，正是伯恩斯坦的經濟解釋，他認為主要動因不在經濟而在政治方面。

    潘鳴嘯認為，毛澤東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有三種。第一種在意識形態方面，它在1968年的動員宣傳中具有突出地位。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學校教育是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教育，青年越來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革命理想，因此，他們必須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才能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與此同時，上山下鄉還能實現另一個意識形態目的，即縮小“三大差別”(工農業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

    第二種動機是要降伏紅衛兵，恢復社會秩序，重新穩定局面。在1968年，中國各個省市都結束了造反和“天下大亂”的局勢，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紅衛兵仍然沒有停止派性鬥爭，爭吵不斷，武鬥不斷。從7月底起，毛澤東派解放軍和工人的宣傳隊進入大學，強行制止派性、恢復秩序，緊接著就掀起了上山下鄉運動。這個運動還有一種作用，就是加強毛澤東的權威，以及建立在領袖個人思想及威望基礎上的“魅力領袖”式權威制度。

    潘鳴嘯並不否認上山下鄉包含有經濟上的動機，他把這樣的動機分為兩類：一是積極的，即要發展農村和邊疆地區，中國農村歷來落後，需要城市青年把知識、文化、科技帶下去，而邊疆是“反帝反修的最前線”，需要增加防衛力量；二是消極的，即要解決城市就業和人口過剩問題，這個動機在許多時候羞於提及，因為據說失業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問題，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存在，但在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中也會顧不了那麼多，毛澤東的號召就是夾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為一篇報導的編者按語中發表的，這篇報導的題目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閒飯！”

    潘鳴嘯實際上對經濟動機的作用持懷疑而非肯定態度，比如他指出，在大量下放知青的地方，往往是既不缺農業勞動力又不缺能讀會寫會算的年輕人。他的論證更是指向“解決城市就業和人口過剩問題”這個伯恩斯坦的觀點。伯恩斯坦預言，工作崗位最不緊缺之日，就是運動結束之時，但事實是，運動進入尾期的1979年正是城鎮青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高峰期。統計資料表明，十年“文革”中，被招工進城的農民數量與被下放到農村的知青數量基本持平，都在800萬左右。事實上，城鎮企業單位需要勞動力，但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雇傭城鎮青年，於是只能在農民中招工，這說明上山下鄉運動並不是源於化解城市中待業青年人口過多的問題。

    可以把潘鳴嘯的觀點和伯恩斯坦的觀點作一比較。潘鳴嘯的第一種動機相當於伯恩斯坦的第三種，他的經濟動機中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分別對應伯恩斯坦所說的第二和第一種動機，他提出的要降伏紅衛兵的第二種動機是伯恩斯坦沒有論列的，而這恰恰是他的主張中最重要和最有特色之處。

    潘鳴嘯指出，降伏紅衛兵的這個政治動機雖然重要，但最高當局卻秘而不宣。他說：“下鄉‘戰略’對於向共產主義進軍固然重要，卻不能掩蓋1968年末的緊迫形勢和急需解決的‘策略’問題，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沒能給中國找到一種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想恢復一部分舊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員會。可是很多紅衛兵拒絕結束‘鬧革命’，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時有發生。1968年7月，毛決定派‘工宣隊’進駐學校恢復秩序，並嘗試把青年送到黑龍江和內蒙等邊疆地區。但許多紅衛兵抵制恢復秩序，只有很少人自願離城，毛在9月發出兩條指示，並在12月22日最終作出了讓知青等‘閒散’人員大規模下鄉的指示。可見，下鄉運動顯然跟結束紅衛兵運動、消除這些惹是生非的造反青年一旦在城裏無所事事所可能帶來的麻煩有關。下鄉運動的這種政治動機從未被公開承認，宣傳上始終堅持的根本政治目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表面的意識形態目標是與遮遮掩掩的政治目標聯繫在一起的。”

    降伏紅衛兵

    我認為，潘鳴嘯提出上山下鄉運動有一個政治原因，即想要降伏紅衛兵，是非常重要的。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作出詳盡的闡述，是因為這一個動機見不得人，說不出口，研究者很難找到多少文字證據。但分析當時的形勢不難看出這一點，事實上，在經歷了兩年多“文革”運動，有一定政治經驗的學生中，這一點是明顯的，他們對此發出了怨言。

    1968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接見北京造反派紅衛兵“五大領袖”，表達了他對學生不聽他的話，堅持派性、大搞武鬥的強烈不滿，對紅衛兵發出嚴厲警告。這次接見標誌著運動的決定性轉折：毛決心讓一直處於“文革”政治舞臺中心位置的紅衛兵退出舞臺。接見之後，由解放軍和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所有的學校，紅衛兵在社會上的活動很快就停止下來。

    9月7日是另一個標誌性時間。隨著9月上旬新疆和西藏兩個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毛澤東發動“文革”全面奪權的目的已經達到，這一天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既然已經取得全面勝利，那麼青年學生的造反活動就不再為偉大領袖所需要。社論還傳達了毛澤東在新形勢下的戰略部署：“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完成這些任務不是學生的事情，看得出來，學生的作用已經發揮到頭了。

    這個除臺灣之外“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日子是如此重要，以至於黨中央在北京市舉行了群眾大會以示慶祝。周恩來在講了偉大勝利、新形勢、新任務後順勢提出：“青年們也要響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面向基層，面向群眾，面向生產，上山下鄉，到工廠、礦山、農村裏去勞動。”江青在歡呼偉大勝利之後說：“我們不要忘記了革命的青年、紅衛兵小將在革命初期，在革命中期，都建立了豐功偉績。”這既是總結和鑒定，也是歡送辭。

    1968年10月3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閉幕，在公報中宣佈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將其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至此，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已經達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重用、縱容紅衛兵與造反派學生的策略可以改變了。中國人熟悉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一套該起作用了。

    紅衛兵的命運不是不再受到重用，而是必須———如潘鳴嘯所言———被降服。他們不再是以前那種聽話的學生，而是組織起來的、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什麼都不怕對誰都敢造反的“戰士”和“小將”，他們有自己的主張，形成了自己的派性利益，為了保持或擴大自己的利益，他們必須戰鬥下去。對於紅衛兵，不重用和停止他們的活動不解決問題。幾乎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地區，派性鬥爭———幾乎全都演變為武鬥———都十分劇烈，清華大學兩派的武鬥就是典型事例。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而是有自己的政綱和日程，各種異端思潮和理論紛紛出現，清華大學“四一四東方紅戰團”的理論家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勝”和湖南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就是很有影響的代表作。紅衛兵決不甘心退下政治舞臺，他們公然對抗，以至於毛澤東在接見“五大領袖”時對他們發出了赤裸裸的威脅，說再不聽話，就叫林彪用部隊消滅。

    明擺著的情況是，只要紅衛兵還在學校、城市內，就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現成的辦法是：把他們放逐到農村去。1949年之後，中國廣闊的、條件艱苦的、控制嚴密的農村好像垃圾場一樣具有容納、消化任何廢棄物的功能：右派分子被發配到農村，被國家視為多餘的城鎮職工被清退到農村，甚至像彭德懷、劉少奇這樣的居高位者在政治上失敗後也向毛澤東請求到農村去種地。要降伏桀驁不馴的紅衛兵，他們的最好去處就是農村，他們的力量將在農村分散，他們的能量將在農村銷蝕。

    下農村是出於放逐紅衛兵的考慮，這個說法還可以從以下事實得到旁證：1968年分配的大學生絕大多數也去了農村。如果說，把中學生下放到農村是因為城鎮人口過多，無法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不得已而為之的經濟-就業步驟，那麼這個理由對於大學生的分配就不能成立。大學生的人數比中學生少得多，對他們來說城裏有足夠的位置；他們受過專業技術訓練，是城市經濟發展所急需的———這可以從後來他們很容易調離回城看得出來；他們之中很多人被分配到部隊農場，拿著國家幹部的工資(在當時來說是比較高的、令人羡慕的)，從事可有可無的體力勞動，要說這是基於經濟考慮是荒謬的。唯一的合理解釋是：化解這些紅衛兵的造反沖勁和組織力量。

    當然，潘鳴嘯的觀點還可以爭論，但不論最終結論如何，他的著作為這個課題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是毫無疑義的。

    當中國讀者問潘鳴嘯，作為一個外國人，他為什麼對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那麼感興趣，以畢生的精力從事研究？潘鳴嘯回答，他在法國也是“六八年人”，他對中國同代人的命運感同身受。這個回答不但令人感慨，而且使人震撼。


    《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法)潘鳴嘯著，歐陽因譯，中國大百科全書2010年1月版，45.00元。
《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美)湯瑪斯·伯恩斯坦著，李楓譯，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版，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