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鳴嘯 上山下鄉運動再研究：引起爭議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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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運動再研究：引起爭議的幾個問題

潘鳴嘯

上山下鄉運動與文化大革命


把城市青年下放到農村參加農業活動早在１９５５年就開始了。自從１９６２年也已經成立了專門的官方機構來負責這個工作。但是我認為文革前的運動與文革後的有很多不同的特徵，而且規模不能比。從１９５５到１９６６年下鄉知青不到１５０萬人。從１９６７到１９８０年大約有１６６０萬人。因此研究這個題目要一分為二。至於文革後的上山下鄉運動，與文革究竟有什麼關係，這要看“文革“的定義。我認為嚴格來講，文革是１９６９年４月份九大時毛澤東重新恢復政治體制而結束了。從這個狹義來看問題，１９６８年底上山下鄉運動的大潮開端就是文革結束的起點，因為青年被解散，紅衛兵組織不存在了，就沒什麼”革命“可講了。但是，另一方面，１９６８年後的下鄉運動是文革的直接後果，是毛澤東通過文革而成立的“教育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為這個運動被當作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新生事物”，所以１９７８年前沒有人敢公開對這一政策提出質疑。而且在７０年代，這個運動也成了各個政治派別之間互相鬥爭的一個重要戰場。所以我認為這個運動在文革研究佔有一席之地。但是我覺得歷史學家對官方的“文革十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這個概念應該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要分清楚廣義“文革“的兩個階段（群眾積極參加的階段和純粹內部鬥爭的階段），另一方面還要記得最深刻的歷史轉變不是在１９７６年發生而是在１９７８年。上山下鄉運動就是一個好的例子。它的最繁榮時期是從１９６８到１９７７年，而且最多知青在鄉下的一年就是１９７７年。

應該重新評價的歷史大實驗

上山下鄉運動在中國甚至世界的歷史上是個史無前例的改造一代人的大社會實驗，也是個表面上憑“自願”申請的大規模集體流放。現在城市裏五十到快六十歲的人（一般來說是在他們的職業中最有影響力的人），有一半左右是當過知青，受過這個運動很深刻的影響，所以可以模仿毛１９６８年著名的指示而說：研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讓它接受中外專家的再評價，很有必要，也很有可能。雖然我們還缺少很多資料來做研究（有關政治決策的內部檔案，對社會和經濟情況的具體與真實的報告等），但是比起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外國專家對這個題目所做的第一波的研究，現在有很多新資料可作參考：有關當時的經濟和社會情況的大事典與統計數字（包括中央知青辦的部分檔案和當時知青辦幹部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有關資料），還有自８０年代末開始出版的省志及市志等。在這方面，還有一些中國學者完成了很認真的歷史研究（劉小萌等），另一方面自從７０年代末，一種集體記憶已經在民間開始形成，先是在文學作品和回憶錄裏，後來也出現了一些對知青一代的比較有反思性的文本。　但是，到現在還有很多引起爭議而且有待大家再反思的問題，比方說怎麼評價運動的動機和功過，以什麼面目讓這個運動留在社會的集體記憶裏，怎麼評價知青這一代等。
　　在這裏只能簡單地提一些我認為比較值得議論的三個問題。
　
引起爭議的三個問題

１，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

　　文革前和文革後的上山下鄉運動在知青，知青父母，農民和地方幹部之中引起了很深的不滿。雖然如此，這個政策還是持續到１９８０年。看起來，領導人推行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是比較重要的。有些動機是公開的，而且不斷地被宣傳，有些很少被提級，甚至還有一些連領導人也沒有充分意識到的。

　　這些不同的動機可分為四類： —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消滅社會差別） —政治動機（恢復秩序，強化毛的權威） —積極的社會經濟動機（開發農村和邊疆地區） —消極的社會經濟動機（減緩城市發展和城市就業）。

　　很多學者認為最主要而且是有決定性的動機是城市就業問題。其他的只是次要的，甚至是假的（只有宣傳作用的）動機。我的看法則不一樣。我認為不能一概而論。分析從５０年代到１９８０年下鄉政策的演變，我覺得應該分清兩個不同的邏輯：一個是管家人（負責實際工作領導人）的邏輯，另一個就是最高領導人，唯一意識形態的提供者（毛澤東）的邏輯。而在不同的時期，這兩個邏輯的輕重就不同。文革前，特別是大躍進引起的經濟災難以後，主要的動機就是減輕城市負擔。但是６８年後，最主要的動機是屬於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假如減少城市勞動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動機，怎麼解釋從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７年當知青大規模地下放農村的時候，大約同樣數字的農民在城市裏得到了永久性的雇傭？當時政府靠戶口制度可以制止這次城鄉人口大交流。文革開始的時候，毛強調要政治掛帥。從１９６０年開始，他一直發出警告，中國有可能“變色”，變成蘇聯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他特別擔心中國青年一代可能忘記老一輩堅持的“無產階級革命觀”。而且他認為學校教育是危險的，年輕“知識份子”要想挽救自己，就要像他年輕的時候一樣與工農兵打成一片。我們不要忘記毛澤東的權力是靠意識形態和政治，不是靠他對經濟學的掌握。他越老就越擔心他將來的歷史地位。對他來說，改造新一代人是個重要的意圖，把自己的偉大藍圖強加于中國的現實上是無比重要的。所以評價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與對毛政權的理解是有密切聯繫的。我認為不要用西方的或中國現在的經濟理性主義來理解毛澤東的中國。

　　當然，毛也需要管家人（及一般的官員）來執行下鄉政策。他們雙方是互相需要的。１９７３年，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的時候，為了給下鄉運動新的活力，雙方妥協。但是到毛澤東去世為止，這種妥協一直是很脆弱的，經常發生動搖。在激進派和務實派之間，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衝突不斷地出現。１９７８底，當管家人和他們的經濟邏輯正在取得勝利的時候，在新的知青工作會議上領導層達成了新的共識：下鄉政策終將取消，但為了避免給城市帶來就業問題，這項工作還要持續“若干年”，而且一部分在鄉知青要一輩子留在那兒。但是，實際上下鄉運動很快就結束，而且一場“回城風”很快就把知青帶回城市裏了。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突然終結也有不同的看法。

２，社會抵制的效果

　　下鄉政策很快就引起了社會，特別是知青自己的不滿情緒及各種形式的抵制。但是１９７８年以前，這種抵制只能是消極的，因為社會和政治控制體制不允許進行任何反抗。只有一個例外，就是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知青趁機回城鬧革命。很多知青自己成立紅衛兵組織，要求批准他們回城，但是１９６７年他們受到很大的壓力後，就不得不回鄉下去。

　　１９７８年底，全國工作會議還未結束，雲南西雙版納地區的農場知青發起了一場運動，他們以情願書，遊行，罷 ?工及派代表到北京要求當局批准他們回城。全國其他地方的知青也公開表示要回城，有些地區的知青未經許可就一波一波地擠進火車打道回家。當時知青將這次“回城風”稱為“勝利大逃亡”。除了個別情況（主要是與農民結婚的知青和文革前下放到新疆的上海知青），政府終於同意他們回城。美國學者　Stanley rosen在１９８１年出版有關廣州知青在文革中的角色的書裏，認為兩個時期（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和１９７８－１９７９）知青的呼籲與反抗很相似。我認為雖然有些形式相同，但是兩個時期的情況和抵抗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反的。文革的時候，政治環境對要求回城的知青非常不利。因為當時的極端理想主義，他們的要求很容易被扣上“自私”的帽子。因為他們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還不很大，而且大多數人都是“出身不好”的，所以他們沒法反抗當權者的意志。反而，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的時候，政治環境對知青很有利：為了取得新的合法性，中共改革派開始批評和改正文革很多政策。知青就可以自稱為文革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在運動發動的十年以後，對這個政策有抵制情緒的人，主要是知青和他們的家人，已經占城市人口相當大的比例（當時，只是在鄉和已經回城的知青已占城市人口大約１５％的比例）。１９７９年，中國政府在宣傳和組織工作上花了很大的力量來執行前面提過的工作會議的決定。他們知道就業情況特別緊張，因為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出生的城市人口（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出生高潮）正在達到就業年齡。但是當局沒法抵抗回城的潮流。從１９７８年底到１９８０年初，大約６００萬知青回城（這個高潮比十年前，即１９６８年底到１９７０年初大約５００萬知青下鄉的那一個高潮還要巨大）。

　　上山下鄉運動的突然崩潰有幾個歷史意義。第一，它表明在客觀歷史上，就業人口的變動沒有決定這個運動的命運。反而，就業情況最緊張的時候，是大多數知青回城和下放政策停頓的時候。如果我們把每年下鄉知青的數目與達到就業年齡的城市人口比較起來，就會得到同樣的結論。

　　第二，如前面已經說了，大轉變的一年不是１９７６年（所謂“十年文革”的最後一年），而是１９７８年。那一年有關上山下鄉政策的辯論和年底開始的“勝利大逃亡”標誌著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雖然政治制度沒有基本的變化，但是從１９７８年開始，國家體制與社會的關係發生了不可忽略的演變。領導人已放棄了製造“新人”和邁向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他們把“四個現代化”放在首位，所以他們不得不承認社會階層有一些基本利益，也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間來發揮其經濟活力。雖然距公民社會的形成還是很遠，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再發動一場１９６８年那樣的不顧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的運動，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知識青年的積極抵抗可以強迫政府讓步。這次社會抵抗的勝利反映著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所以可以說１９７０年代末知青要求回城的運動是最近開始發展的維權運動的先驅。\n
３，知青一代是怎麼樣的一代？

　　按原來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目標來看，除了１９６８年解散紅衛兵組織恢復秩序的短期目標達到了以外，這個運動在經濟、意識形態與政治方面基本上是失敗的。如果我們研究這個運動的一個特別的成果：知青那一代，我們也發現毛完全失敗了。他的政策確是對整整一代人有了深刻的影響，以至他們具有同屬一代人的強烈歸屬感。從這個意義上，可以像陳佩華那樣稱他們為“毛的孩子們”。但毛肯定不會承認這些人是他的孩子，因為這一代沒有被改造成“社會主義新型農民”，也沒有被改造成無私地為共產主義理想，或者是為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奮鬥的“革命接班人”。

反而，在整個七十年代的過程中，這一代對毛的思想和政策有了比較深刻的反省，甚至開始持反叛的態度。毛還在的時候，廣州的李一哲大字報和１９７４年重陽節白雲山事件與北京天安門四五運動都是很明顯的例子。毛死了以後，在改革派和凡是派的鬥爭中，這一代就支持了反對文革和毛澤東“既定政策”的改革派。可以提很多例子來證明紅衛兵及知青這一代與代表“修正主義”的領導人的“戰略聯盟”：“民主牆”的活動分子（多數屬於這代人）在關鍵時刻，即１９７８年底的三中全會時，對改革派的幫助；年輕專家參加擬訂與毛一向的意志背道而馳的農村改革（主要是包產到戶政策）；還有知青作家參加“傷痕文學”，等等。這一代不只是在政治鬥爭中背叛了毛派，而且在思想價值方面叛離和超越了毛澤東。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及年輕文學家和藝術家的非正統創作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可以說這一代的自身經歷對他們世界觀的影響與毛最初的願望大相徑庭。李銀河，屬於這一代的一位社會學家，很清楚地概括了這一點。她說：“當初讓我們到“廣闊天地”裏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這個殘酷決定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造就了一群什麼樣的人。他的理想主義造就了我們的現實主義，他的教條主義造就了我們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們的獨立思考。”

　　從七十年代末到１９８９年的民主運動，這一代的自由思想和獨立思考能力有了豐富的表現。雖然64鎮壓和鄧小 ?? 平南巡以後，這種精神受到了很重的打擊，但是它沒有消失。最近幾年，它的一個有意義的表現就是這一代的一部分人為了建設和保存他們一代人的真實記憶而奮鬥。雖然上山下鄉運動對當局來說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文革那麼敏感，但這個題目還是受到監督和控制。雖然允許出版了一些半官方的書和文章，官方不鼓勵做這方面的研究。所以這個運動的記憶只能是民間的。這一代人都同意要記憶他們的經歷，但是在怎麼記憶的問題上，他們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有兩種不同甚至是對立的記憶：一個懷舊的記憶和一個批評的記憶。64鎮壓以後，官方批准（有時甚至是鼓勵）了一些前知青舉辦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展覽，出版回憶錄和照片集，開“知青餐廳”或組織前知青集體旅行到當時接待他們的農村。這場九十年代的懷舊潮一方面是有點兒荒謬的，因為它是對“蹉跎歲月”的懷念（當時大部分知青儘量找辦法回城），但另一方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四五十歲的人懷念自己的青春是個再普通不過的現象。年輕的時候經歷過比較刺激和特殊的歷史事件的人會有更加強烈的懷舊情緒。“蹉跎的激情歲月”（丁帆一篇文章的題目）能概括這一代對自己青春的自相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因九十年代的經濟社會變化特別地快，似乎把他們年輕時候的世界和他們現在的知識和才能扔進了歷史的垃圾箱裏，所以公開地懷念自己的青春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肯定自身價值的手段。但是這種可以理解的懷念，對那些不肯掩蓋“文革”黑暗面的人，顯得太不真實也太容易被官方歪曲歷史的宣傳所利用。他們批評懷舊派的口號：“青春無悔”。雙方就關於這個口號開啟了激烈辯論。反對者提倡這一代不但要反省也要“懺悔”，甚至有一個屬於這一代的人把“老三屆”稱為“醜陋的老三屆”。

　　事實上，這個問題很複雜。第一，老三屆（即這一代的核心）在年輕的時候，扮演了兩個不同的角色：先是紅衛兵，後是知青。當紅衛兵的時候，他們經常害別人（雖然很多紅衛兵也受過害），但是當知青的時候，他們基本上是受害者（雖然有不少知青為了達到回城或得到別的好處的目的，而不惜害別人）。當然，他們現在寧願回憶受苦的知青時代也不想回憶害人的紅衛兵歲月。但是我們應該承認相對來說，知青沒有做太多“醜陋”的事情，哪怕只是因為沒有機會做。

　　第二個問題是文革和上山下鄉運動的責任主要是誰的。鑒於毛 澤東利用群眾運動來把自己意志強加於整個中國人民的統治方法，人們很難逃避參加毛和其他領袖為他們寫好了的戲劇，也很難選擇自己的角色：受害者、劊子手或者幫兇；而且還要經常交換角色。在這樣的情況下，後來需要懺悔的人很多。但是有罪的人越多，他們要分擔的罪責相對來說就越輕。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人對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實在很小。我採訪的一位知青告訴我，她的生產大隊裏的知青曾經抗拒當局把他們派到另一個地區的計畫，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原來插隊的地方而是因為他們受不了被當作一群鴨子的感覺。當時的中國人真是被領袖當作一群鴨子。這個情況淡化了做真正的人的責任感和自尊意識。從這個意義上，“醜陋的老三屆”這個稱呼就顯得太刻苦和太絕對。反而，“醜陋的毛澤東”比較適合。我的意思不是說現在的人不需要懺悔自己當時的盲從和幫兇的行為，而只是想對歷史責任有個比較公平的判斷。

　　對“毛的孩子們“，“失落的一代”這個稱呼似乎比較合適，因為他們失去了不少東西。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的那一代人一樣，他們的幻想破滅了，他們不能再尊重孩提時代學到的價值觀，而中國的“失落的一代”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齡接受教育的機會（也有一部分人失去了結婚成家的機會），所以又被稱為“耽誤了的一代”。他們也可以說是“被犧牲的一代”，因為他們當時的“偶像”為了自己的權力欲和過時的理念，將他們當作祭品送上了聖壇。但是這個殘酷的經歷讓這一代人受到啟發。至少他們現在不肯再失去他們經歷的記憶和對這段歷史反省的權利。這件事不能再“耽誤”了。假如又失去了記憶，這一代的命運實在太殘酷了。

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２００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