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广州文革记忆

tuffy05

李公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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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杀劳改犯的恐怖事件


　　19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才9岁，住在广州惠福西路温良里毕公巷。这里是老广州居民区，文革武斗风暴的中心点并不在这些居民区，而是在中山大学、中山纪念堂、省总工会等地方。但是在居民区中也有恐怖的氛围，我的记忆中也有不少令我感到紧张、害怕和兴奋的事情。今天上了50岁左右的广州人大都还会记得当年发生过捕杀劳改犯的恐怖事件。广州的武斗气氛是67年6月份聚集起来，七·二一糖厂武斗是东风派先开的枪，然后就是七·二三的中山纪念堂武斗，这回是游行中的旗派把固守在中山纪念堂的主义兵包围起来。当时我们就听到不少传言，说在中山纪念堂的地下室发现了严刑拷打旗派的审讯室，墙壁上还写有“我要吃肥佬肉”的吓人标语。七月的广州陷入一片恐怖氛围中。
　　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监狱里的劳改犯逃出来了，他们抢、杀市民。这时大约是7月份，在全城各区出现了捕杀劳改犯的恐怖事件。在我记忆中的这一事件有多重印象。首先就是成立联防队，由一些敢于抛头露面的青壮男人进行指挥，各家各户都要听从调动；其次就是准备武器。棍棒之类固然少不了，新的发明是水喉通—— 即自来水管。一段一米五、六长的水喉通，一端锯成锐尖的斜面，据说刺进人的身体后，血就从水管中喷涌而出。当时我父亲、我七舅父也忙着制作这种水喉通，我跟在后面总是充满了紧张和兴奋。有些人家没有什么武器，就把大剪刀一分为二，捆在木棍的一端；然后就是联防的具体安排：在街道各路口设置关卡、路障，见陌生人出入就盘查；一旦发生情况，即有可疑人进入，各家各户就敲打洗脸盆、铁皮水桶等物，一片刺耳的敲打声从一条街传到另一条街，广州人称为“打砰砰”——今天很多广州人就是以“打砰砰”来指称这一恐怖事件。我记得那时候入夜后是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全家都跑到天台上，手执水喉通和洗脸盆，周围各家也都上了天台，有点像固守山头的意思。而且消息的传递就是从一个天台向另一个天台喊话：劳改犯已经到哪里、哪里，有多少人等等。有几天氛围最紧张，联防队通知各家各户要储水，因为听说劳改犯要在自来水里投毒。
　　更残酷的景象是在广州的马路上出现了吊死尸，据说他们就是被联防队打死的劳改犯。我没有亲眼看过吊死尸，因为那时大人不让我上街。我听到在惠福路就有吊死尸，这条马路有很多大榕树。而且听说那些被吊着的劳改犯的胸前都写着“逃亡劳改犯”几个大字。我妻子说她也亲眼看过吊死的所谓劳改犯，那是在东山署前路一路汽车总站前，马路中间的一根电灯杆上；她说至今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是浓眉大眼那种。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说了两件事。一是广州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是怎么来的。事件就发生在离我家不远的南濠街口，当时有一位派出所的民警穿着便衣去找他的女朋友，两人发生激烈争吵，结果被联防队说他抢东西，打死后把他吊在富华饭店对面的电灯杆上。后来有一辆吉普车来到，一个民警下来认人，于是大家才知道他是便衣的民警。但是，几天之后就传开了劳改犯抢东西的消息；二是他亲眼在惠福路与米市路交界的地方看到一个人是怎样被指为劳改犯而被打死的。当时一名衣衫破烂者被联防的群众指为抢东西的劳改犯，于是众人上去一顿暴打，然后把他吊在一棵大树上。这时走来一名红卫兵，掏出匕首就把他刺死兼开膛。
　　这是很愚昧的凶残事件，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进入文革史研究的视野。在文革中充满了各种形式的集体恐怖主义，捕杀劳改犯事件反映出的是一种典型的暴民恐怖。实际上那些被指为劳改犯的人很可能是从乡下来的、或从外省来的流民，他们很可能是在当地过不下去而逃到城市。至于真实的原因、具体的史实，恐怕永远是一个谜。


文革中广州知青的偷渡潮


　　我1974年高中毕业，在家待业一年后还是被赶到农村去插队。我当知青的时候偷渡潮的高峰期还没有过去，然而我并没有去偷渡。后来有朋友甚至说没有偷渡过的知青生涯是不完整的，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知青死在海涛中和山岗上。这种悲惨的经历是广州知青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苦伤痕。
　　自７０年开始，广州知青的偷渡潮开始大规模出现了。1971年，林彪的出逃事件以及传达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于广州的知青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我记得当时在课室里宣读林彪的“纪要”时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那里面说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我想这是说得很对。后来听说广州知青们对这句话感到非常震撼，更促使他们下决心逃港。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班上很多同学的哥哥都去偷渡，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一些偷渡的事情；后来我到从化县插队当知青，周围的知青就有人去偷渡。最近一位朋友又向我描述了他当年偷渡的很多细节，总之，广州知青的偷渡史应该有人去作调查和研究。
　　广州人把逃港称作“督卒”，这是借用下象棋的术语，十分生动传神——卒子往前就是过界河，而且只能向前不能回头。偷渡者也有很多是游水过去，而且很多偷渡的知青都知道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因为偷渡失败被抓回原单位或街道就永无出头之日。还有一点就是，成功偷渡到香港的人都无法回来看家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敢回来。所以当时去偷渡的知青们有一句话说：“湿开了头，就一定要湿到脚”（粤语）；所以不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偷渡。有些人竟然十次、八此都失败了，最后还是成功。1971年读初一的时候我常和同学去市郊的大金钟水库游泳，那时就发现有很多人在水里不停地来回游，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游泳，而是在作偷渡的训练。当时有一首歌专门写这种游泳：“教脚求前程，做知青要尽努力，学游泳。”（粤语，“教脚”在这里就是偷渡之意）那时还有一首歌很流行，我们常和同学一起唱，这首歌原来是写去海南岛的知青离别广州的心情，后来被用来咏叹偷渡者的心情：
低头无语的是岸边的榕树，
悲声呜咽的是可爱的珠江，
不是我不爱你美丽的故乡，
不是我不爱你可爱的姑娘，
命运驱使我远走它乡，
再见吧广州，
再见吧姑娘，
明天我就要像江水一样，
奔向那遥远的地方
……。
　　但“督卒”并不容易。根据一位当年曾数次偷渡的朋友介绍，当时主要有三条偷渡的路线，各有不同的危险性。一是中线，即在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的陆路翻越铁丝网过去，这就称作网区。从这里过去又称作扑网，其实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因为铁丝网向人的一面是呈卷翻状的，要很有技巧才能翻过去。而且探照灯、哨岗和警犬都是致命的危险，我的这位朋友当年就亲自画过一张网区的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注出探照灯、哨岗的位置。这些地图在知青中流传，很多人也把自己的心得写在上面，我朋友说很可惜他那张图没有保存下来。我希望今天还保存着这些地图的朋友们好好保存，或捐献给文革博物馆。要对付边防军的警犬也是很危险的事，当时知青叫警犬作“大猫”，说起来都会谈虎色变。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种说法，说警犬很怕闻到老虎粪便的味道，一闻到就失去追踪能力。于是就有人打起了广州动物园的老虎笼的主意，去偷老虎屎。据说边防军对这种使用老虎屎的偷渡者特别痛恨云云。二是西线，大约是在今天深圳南头附近下水，几千米的水路。这条线也不容易，因为要到达这里已经很不容易，而且水面上的民兵巡逻也很严。三是东线，即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有十多公里的水面，要乘自制的橡皮艇过去。与中、西线相比，东线的防守较松，很多人在中、西线失败后走东线而获得成功。但东线也很危险，因为这里海浪很大，很多人淹死在这里。做橡皮艇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的朋友戏说这是偷渡技术史中难度最大的。走东线的人首先要去惠阳，所谓夜渡东江就是指先偷渡惠阳。然后走十多天的山路才到达海边。后来抓偷渡的封锁线甚至移到了广州的大沙头，这里是广州的水路客运站，竟然有些偷渡者在大沙头就被人抓住，时称“大沙头一板”（所谓“一板”就是指偷渡一次被抓，很多人是“几板”以后才成功的）。后来又有人爬火车，藏在往香港的货车中。但是这条线一要收买铁路的人才能上去，二是会被车厢中的货物压死，因为火车有时会急刹车，后来为了对付爬火车偷渡的人，开车的时候就故意来几次急刹车，藏在货物堆里的人常因此而被货物压死。到了香港，卸车的工人常发现偷渡者的尸体。
　　总之，一部广州知青的偷渡史血泪斑斑，令人悲悯。据说在深圳有一片埋葬了不少偷渡知青的山岗，我想那些长眠者的家人恐怕不一定会知道，很多葬身大海者的家人也不一定会知道。很长时期以来，某种失去亲人的伤痛在这片国土上似乎是一种罪恶，不得言说、不得公开的悼念；明明是冤屈、是不应得惩罚，也似乎永无申冤之日—— 人死不能复生，中国人太会安慰自己和死者了。然而，凡是在民族的记忆中被轻易抹去、被刻意遮蔽的血痕，总是会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重新催人泪下。
　　偷渡者被抓之后，一般先进收容所，偷渡者称之为“蹲格仔”。在“格仔”里会受到种种折磨，人人都饿得发慌，与屎尿共处一室，臭气熏死人。另外在“格仔”还会学到很多东西，许多偷渡经验也可以在这里传播。离开收容所，就被押回原地原单位接受改造，不但本人要受到处罚，而且还会连累家人。当时我记得街坊中间和居委会都会说某家有人去偷渡，经常去这些人家里开批斗会。偷渡潮还引发出不少政治伦理问题，对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带来伤害。一位知青回忆说：我的一位好友，那时正“向组织靠拢”，却不料某日一个晴天霹雳，得知他在宝安当知青务农的姐姐和姐夫一起偷渡去了香港。吓得他赶紧和我商量，要不要告诉“组织”？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了，那时亲属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互相关联的。几年后，所谓“开放”了，他家率先使用的电饭锅、电视机等，就是他姐姐从香港送回来的。他姐姐是这样教育这位老弟的：我在这里是挨（粤语，熬日子的意思），到了香港一样是挨，可有一样不同，在这里挨就像一条狗一样，在香港挨我起码还有个人样……。这位知青的回忆触及到偷渡潮中的家庭与政治伦理的问题，也是文革期间无数中国家庭遭遇到的悲剧问题。
　　与知青偷渡潮密切相关的一次戏剧性事件是1974年的重阳节，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登白云山事件”。重阳登高，本来是中国人的习俗。在文革时期，这种习俗已被人们淡忘，但这一年的重阳节却出现了十几万人突然登白云山的事件。登山者几乎全部都是知青，在沙河等通向白云山的路上到处都是晒得黑黑的青年男女。据说在重阳节前夕，广州市悄悄流传着一段传说，说一个广州知青多次“督卒”失败后上到白云山散心。在一块大石上睡了一觉，梦中出现一皓首仙人，告诉他一条“督卒”路线。醒后，他依照指示，终于成功去了香港…… 。因此“登高转运”的习俗与祈求神灵保佑偷渡成功就结合在一起，引发了这年的重阳登高事件。据说在这一天白云山的登高人潮中，到处都有人兜售所谓的“棋盘”，亦即是偷渡香港的路线图。措手不及的公安机关，无法制止和疏散这十几万登山的青年人。他们只查出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政治谣言”，就是当时盛传重阳这一天，哪个抢先登上白云山的，就会“转运”，偷渡香港将会马到成功。当天从山上下来的人很多被公安拦截，要登记所在单位和追问登山的原因。以后几年的重阳节前有关部门都做足应急准备，还在节后把工厂里凡是在重阳节当天请假的年青职工登记在案，似乎在重九登高的年青人都是偷渡分子或者有偷渡倾向。时至今日，重阳节总使我想起当年那些知青，“遥知兄弟登高处”，不插茱荑买“棋盘”，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俗记忆啊！


72年还是读了一点书


　　1972年7月我初中毕业，到9月份新学年开学的时候才知道同班同学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成绩好的升高中，另一部分升初三。我升了高中，而且很快就感觉到老师上课比以前认真、要求比以前严格了。后来才知道这是1972年“修正主义回潮”的表现。
　　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件事是在高中一年级英语科的朗读大赛，当时我真的就有一种历史感，觉得这种事情的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里是有点不同寻常的。教英语的蔡老师很有人文修养，平常敢于和我们谈论世界名著——那时都叫“黑书”，总是开口罗曼·罗兰、闭口贝多芬。有一天她和我们商量说准备搞一次英语朗读大赛，还要我们准备朗读的文章、准备成立评委会等等，时间就定在学期末。但快到学期末的时候我们要去农村分校了，于是朗读大赛就在农村分校举行。我记得是在一个阴云低垂、寒风凛冽的早晨，全年级在打谷场上集合，各班选出的选手站在土台子上朗读英语文章。大概是不满意当时英语课本的政治口号化，蔡老师特意要同学们从文革前的老课本中选了一些优美的短文，先加以解读，然后练习朗读。我读的一篇短文叫《蚂蚁和蜻蜓》，是文革前英语课本中的一篇，还找到一张朗读这些课文的黑胶唱片，反复听了多遍。我当时觉得眼前的农村房屋、革命化的标语等等与英语朗读中的世界反差很大，实际上对学习西方文化的向往已经悄然萌生。
　　现在看来，笼统地说文革十年时期没有好好读书可能是失之简单化了。在72、73年期间的广州中学还是抓了教育质量，当时各科的期中测验和期末考试都已恢复正常，成绩出来后大家也都很看重。教物理的罗老师现在都说当年教我们这个班的时候特别认真，看了很多当时所能找到的教学参考书，还尽力要学校添置了教学实验的设备。
　　但是，到74年又掀起了批判“回潮”的运动，老师们的表情一下子变了，都害怕挨整。但是罗老师私下还帮我从中山图书馆借来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她知道我喜欢读书。1974年我从广州市第37中学毕业，还是很庆幸有过一点认真读书的时光。直到77年恢复高考后，我又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
　　个人生活的记忆总是与特定的时空紧密联系，是构成集体记忆的基本单元。五十年代生人的记忆已经横跨了两个剧变的时期。为了写这篇短文，我和几位广州朋友交谈，我感到有太多的人和事已经飘散无踪了。“说吧，记忆”，这一代人已经到了应该面对记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