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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习广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春华易白首，不觉已是文化大革命40周年！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言不谬：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史无前例的十年风云，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史无前例的十年祸害,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在海外，文化大革命却成为一门显学：只要打开电脑进行搜索，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叹息的现实——中国大陆的文革研究、文章和书籍，还不及国外的百分之十！有关文革最大的研究中心在美国，关注并最成就的学者群体在美国，为人称道的研究成果在美国，最经常化的学术交流在美国！
文化大革命40周年在即，国外将要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有关学术研讨活动频频，而中国大陆却冷火恘烟，无声无息，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在文化大革命的“发祥地”的中国大陆，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有关文革的文章要审，选题要报，书籍要批（基本不出），研究为禁区，国人真无奈。
如今的境况更不堪道及！文化大革命40周年在即，却已然成为被国人遗忘的角落：除了有志者们坚持不懈地探索外，整个中国大陆，听不到有关文革40周年的任何信息！年轻一代，不知文革究竟为何物者不知几何！
对“文革”历史的“驼鸟主义”政策，就将抚平“文革”的创伤？就将驱除“文革”的魔影？就将平息“文革”的历史重现？
而中国史学传承千古的风格，就在于“秉笔直书”，就在于“以史为鉴”，就在于“热血写春秋”！
显而易见，简单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妖魔化的描述，远离历史的真实和人类社会科学精神的真諦，而为披着理想主义外衣的文化大革命，留下了东山再起的时空。
从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到社会民众的政治思潮，毛泽东及其发动德文化大革命，留下了太深太重的烙印。
毛泽东以其“反对官僚主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新世界”而鼓惑于世，而毛泽东的最终政治归宿，就是文化大革命！
君不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走回毛泽东，几度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成为尤其社会底层面对现实矛盾选择的呼声，“毛泽东热”由此席卷神州大地。至今为止，面对官场腐败和官僚利益集团化的无奈现实，激进的人们仍在热诚地怀念毛泽东，怀念文化大革命！那些曾经狂热投身于造反、夺权的老红卫兵和老造反派，仍然把文化大革命当做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当做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唯一出路！而那些愤世嫉俗的年轻一代，则叹息没有机会能够赶上那场“打倒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群众运动”者日众！
就是在欧美，许多曾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投身于席卷欧美的“红色造反风潮”中的过来人，仍然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人类社会理想主义的伟大追求和旗帜。
可以说，除了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群体尚在探寻“中国向何处去”的新道路外，回归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大多数阶层别无他法的选择和指向，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一个幽灵，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正在中国大陆上空徘徊！
二
文化大革命，山河泣血，国破人亡，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受害者高达一亿之众！而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打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新世界”的旗号，所造下的滔天大祸！
亿万中国人，当年怎么就会失去理性狂热地奋身于这样一场祸国殃民的灭顶之灾？怎么就会失去理性狂热地陷入这样一场令后世难以想象的荒诞绝境？！
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民众运动，都必然植根于社会群体的深层心态：人民大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绝望，对统治者的怨恨或仇视，对自身需求和未来的祈盼与渴望，当得不到正常途径表达或宣泄时，就为社会事变准备基础。
研究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会发现：自从大跃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交错冲突，在对权力危机意识日渐加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导引下，最终激化成为“势不可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狂涛怒起不可否定的根本动因。
无疑，大跃进运动及其后引发的苦日子，是走向文革的直接动因。
底事吹皱一池春水？
祸起于1957年底的那场大跃进！祸起于莫斯科会议后毛泽东“超英赶美”压苏联、与赫鲁晓夫争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雄心壮志”，和由此而来抢先于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中国社会拖进了灾难深重的苦海。
以历史的眼光，平心静气而论，就毛泽东的心理特质，遇上鲁莽而又叛逆，大刀阔斧而又敢作敢为的赫鲁晓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发起毛泽东晚年心理上纠缠不息又挥之不去两大梦魇的，就是这个苏联人！
晚年毛泽东心理障碍重重，寻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于赫鲁晓夫行为所造成两大刺激：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全面破产，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接班人危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布达佩斯“暴乱”，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斯大林铜像……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于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泽东也是有些私心窃喜，这是中国人伸张民族情怀的大好机遇。他说：“孙悟空甩掉了头上的金箍咒！”他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关于斯大林对中共所犯错误的清算。
毛泽东不喜欢也看不起赫鲁晓夫这位鲁莽、冲动、夸夸其谈且狂妄自大的苏联领袖，他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身后的批判，和由此将在中国引发的危机。他说：“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的。六亿多人口的中国，不搞一点个人崇拜，那还得了！”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在大唱“苏联为首”高调的同时，毛泽东以斯大林问题、国际共运中各国党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核时代是和平过渡还是战争、社会主义建设要赶超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但他心中有数，关键的问题还是经济实力。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十五年内要赶上并超过美国。苏共领导人确定，从1959年内算起，在十二年内达到共产主义。
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毛泽东闻风而动，11月18日，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8年8月风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中国大陆引向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毛泽东豪情勃发，激情似火，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争雄苏联，那是为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情，为了他领袖群伦的欲望，更是为了他从青年时代痴迷的“新村”主义演绎而来的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想！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社会模式被创造出来后，毛泽东自认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新曙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结构”。
在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农经济和皇权专制的中国，人民公社大有市场。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穷过渡”，组织原则即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为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军事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农民，成为国家农奴，并成为其最大限度榨取农产品的源泉，成为各级干部大搞“大兵团作战”，“争上游”、“夺红旗”、大跃进的工具，“五风”如洪水猛兽横扫中国大陆。所谓“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高征购风”及“强迫命令风”下的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生活特殊化。
这一切使得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民彻底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加上时值秋收季节，又大搞“钢铁元帅升帐”，“九千万人大炼钢铁”，致使收割时节严重缺乏劳动力，各地普遍出现“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情景。
到1958年底，丰年不丰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严重的饥荒。而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据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疳积、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四千万人次，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15个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无情的现实，迫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1958年11月开始的9个月纠左工作，使得大跃进以来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
1959年8月，庐山风云，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诘难，激起毛泽东歇斯底里的勃然大怒，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势不可挡。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了因面对困境而实施半年之久的调整方向，并由此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而造成5500万人死难于斯的大饥荒和大灾难！
“反右倾”运动，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370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这还不包括在9月“鸣放”运动中远远大于此数的被动员起来“鸣放”而治罪的广大社员群众！
“更大跃进”运动掀起了“反瞒产”高潮。1959年的粮食减产已成定局，但为了证明“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开展“反瞒产”运动，以保证完成“更大跃进”的国家粮食征购任务。
1959年的粮食征购唱起了三部曲：
第一步，就地征购。
为了搞到粮食，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先安排征购后安排生活。大多数地区在收割时边收边征，就地入库，入库封仓，甚至有些地区将收割下来的粮食全部变成征购粮！除对西藏和新疆我情况不明外，全国其它地区普遍推行“就地征购”。
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许多地区，纷纷提出“颗粒归仓”的口号。
第二步，武装护粮。
为防止饥民偷粮抢粮，各地普遍实行武装护粮，即派军队、警察、民兵武装守护粮仓粮库。一些地方下令，若有偷粮抢粮者，就地正法。农村各地也大量发生饥民“偷青”即偷食未成熟庄稼而被打死的事件。
第三步，“反瞒产” 运动。
“反瞒产”又普遍实行暴力“搞粮”“三部曲”：“自报自查”；压低社员口粮；入户挖粮。
“反瞒产”首先由农村各级干部上报产量，达不到上级征购任务所需的总产数字，立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斗争，残酷毒打，直到报产数字“达标”。其次，在暴力高压下，人民公社各级干部以“先征购，后生活”为宗旨，大搞“就地收割，就地入库”，根本不考虑社员口粮提留，致使许多地区出现“完成征购就断粮”的现象。据后来“整风整社”运动中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甚至还有大约27.5%的社队，出现了“食堂颗粒不留全部征购后还倒欠征购任务”的情况！
“反瞒产”实行挨家挨户的“入户挖粮”，造成了滔天大祸。
在1958年冬至1959年夏季人民公社的整顿和调整中，因公共食堂缺粮，许多地方允许社员回家做饭，大多数地区夏粮收割后又给社员分配了一些粮食。因此，“反瞒产”运动很快变成抄家搜粮运动，要把这一部分粮食从社员手中搞出来，以充征购任务。
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武装征粮，即由干部们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份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
这些武装征粮队对人民犯下累累罪行：为了逼问出粮食，干部们采取的刑法有捆绑、毒打、吊打、压磨盘、沉潭、灌屎、穿糖葫芦（用削尖的木棒从人屁眼捅进去）、杀流水四娘（用削尖的篾片从人屁眼捅进去，使劲搅动后抽出来，血屎四溅）、活埋、点天灯（活埋时埋土至人的脖子，待血涌至头顶，然后用马刀在被埋人头顶用力一砍，血花飞溅）、放起花（在妇女阴部插上震天雷，点燃爆炸后血肉飞溅）、五马分尸……
震惊朝野的信阳事件和湄潭惨案等有关材料中，大量记录了这类事件。另据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和原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认罪书吐露，在信阳事件中，七百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饿死一百零七万余人，各级干部违法乱纪打死逼死八万余人……
在“五风”灾情严重的省份，惨案不绝于耳……
正是由于这场“更大跃进”运动中的“反瞒产”运动，直接造成了从1959年秋至1962年底的大饥荒和苦日子！
从1959年秋季起，在全国各级干部大唱“更大跃进”高调的同时，各地的灾情和告急报告如雪片般飞进中南海，飞上毛泽东的案头。
这是一场导致5500万人死难的大灾难！这是一场导致3亿3000万以上人次因饥饿致病的大灾难！这是一场导致仅1961年春节前后就有“在途的2480万”“盲目流动”者“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毁产求食” 的大灾难！
而现在我所查阅到的档案材料表明，为了隐瞒灾情，起码有15个省市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下令：在各村、各社、各县、各地区及省际交界处，派出荷枪实弹、“以适当粮食补贴”的武装民兵，查堵截抓所谓“游手好闲、不安心农村生产的盲目流动人口”的逃难饥民的大规模武装行动。
那是怎样一个惨绝人寰的年代！饥饿、吃野菜和“代食品”“食物中毒”、浮肿、小儿疳积、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闭经、肠道病、紫绀、“非正常死亡”、人吃人……
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
据当年公安系统的报告，1960年至1963年，东北三省被定性为“反革命”和“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牵连到8.6万多人；华北地区五省被定性为“反革命”和“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牵连到29.3万多人；而在灾情严重又素来民情强悍的湖南、四川两省，被定性为“反革命”和“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牵连者高达117320多人……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承认失败，更不愿意为他所造成的失败承担责任。
当大饥荒来临之后，河南省最早向中央报告饿死人的原因时提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吃了不卫生的食物和不注意卫生，造成一些地方发生了死人情况”，毛泽东将此批转全国后，于是心领神会而又急于推卸责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为由，在上报材料时纷纷效尤，以此为死人的缘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省、地、县纷纷成立“防病治病领导小组”。
尽管赫鲁晓夫鉴于中国发生的严重灾难，主动提出希望中国暂缓还债的建议。面对惨败而恼羞成怒的毛泽东，记恨于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不顾于大饥荒和大量死人的严峻现实，意气用事，硬是为了“争一口气”，还清外债。
为此，强夺饥民口中食，以高额征购任务，加重了那场灾荒的程度。毛泽东又一手挑起了中苏大论战，造成中苏交恶。“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成为“伟大领袖”用民族矛盾掩盖国内危机、转移民众视线的有效口实。
于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成为推卸1960～1962年大饥荒责任的理由，成为向全国人民推诿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释！
与此同时，各级干部中迷途知返者为解民于水火倒悬，开始推行的“责任田”，与农民死里求生自发的“承包制”和“单干风”相呼应。随着中央一线领导人对于“好大喜功”、“头脑发热”、“专权独断”的“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失去信心，“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路线”，实行起明智的政策调整。随着救民于水火倒悬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台，中国大陆，终于逐渐走出困境，国计民生渐次有了起色，人民群众、尤其是亿万农民才有了填饱肚子的粮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会凸现其既往的错误，必须将以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置于万众唾弃的绝地！
为此，“伟大领袖”刻意进一步煽动起民众新的危机感，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渐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挂钩在一起。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危言耸听地对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举发难。他说，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愤愤不平地说，“赫鲁晓夫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历来习惯于受人愚弄和臣服于强权而刚吃饱肚子的中国人民，被“两极分化”吓得胆战心惊，又将再次随着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轰赶紧了新的危机和灾难……
三
的确，大跃进是毛泽东自诩的“好大喜功”，狂热冲动的产物，也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心中讳莫如深的疮疤。
如果说此前毛泽东的心理动机，志在高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慨，要建千秋大业，立万世奇功；而自此以后，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机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样身后被人否定的下场。而从此以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清除来自党内领导层的异己，直至发动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心理动机还是来自于这种危机感。
即使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社会灾难，以其倔犟好斗、永不言败的性格，以及嗜权如命、唯我独尊的自大心态，他决不会对其所造成的灾难寻找自身的原因，承担自己的责任。干部严重的“五风问题”、“死官僚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复辟”、“阶级敌人夺权”等等概念，为毛泽东的饰过心理的替罪羊。
1960年下半年信阳事件暴露后，毛泽东把责任归结为“阶级敌人夺权”。在其批示中他下的定论是：“地主、资产阶级夺权，封建势力复辟，打人、死人”！并推论说：三类县、社、队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他进而推断说，全国县、社、队有超过30%是好的，50%是一般的，20%是坏的，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20%，有不到20%。
1960年4月开始的“整风整社”，揭开了把大跃进•苦日子的罪孽，一股脑儿全算在农村干部头上的新的政治运动序幕。
于是，从1960下年以后，农村运动不断，并逐渐延伸到城市：整风整社、“新三反”、“新五反”、民主革命补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再次摆开了“两个阶级”、“两个道路”斗争的新战场。
自八届十中全会后，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运动表明，他要把人民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向那些在大跃进和大灾难以来，执行其路线政策，而又在集权体制下不可避免地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各级干部，指斥他们成为“吸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阶级”、“钻进共产党内”的“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的代理人”。
他把社会的灾难、民众的困苦，归结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为非作歹，无法无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因此，“反修防修”、批判“走资派”、造反夺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顺理成章，势在必然了。
与此同时，林彪出面掀起的造神运动投其所好，深慰其心。就在全党总结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与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发言相反，林彪上台大讲：这些困难，在某些反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少得多……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敬，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毛泽东在党内再次找到了支持其权力和权威最得力的助手。而苦日子以来开始自行其是的助手班子，就日渐成为他的眼中钉、如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了。一场权力争夺战，开始在其心中蕴酿、布局和出手。
的确，毛泽东的权谋日见其效。随着阶级斗争主要矛头日益指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器，人民大众对造成社会困境的对象认识，也逐渐由对最高统治者和社会制度的不满，逐渐转变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修正主义”的仇恨，转变为对鼓吹和号召人民大众起来与官僚体制作斗争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一切都朝着“伟大领袖”期望的方向发展。
从1964年11月的一份公安部门有关材料表明：1964年1月～10月底，中国大陆的政治性案件发案率比去年和前年分别下降了38.6%和57.5%! 而同期的干部“四不清”案件则分别上升了280.4%和316%。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被成功地移情至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各单位清算“四不清”干部，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起来揭发批判的积极性，又日益激扬地引导至“反修防修”、“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为主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代语义学揭示：人们所特别强调的词语，必然是其内心需求和焦虑的现实表现。
“反修防修、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两大口号，反映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心态、需求、焦虑和目的：他要防止因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也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其身后对他进行否定和清算！在他看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一线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成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再次向展现了他念念不忘的乌托邦梦想：“五七指示”再现了“新村”社会结构的模式。后来在造反夺权的狂潮中，毛泽东许诺了“巴黎公社”式的民主。
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梦想化为现实的人民公社蹂躏下的中国大陆农村仍然灾难深重、广大农民仍然处于贫穷和饥饿之中发动起来的。
1965年夏收至1966年夏收年度，全国仍有大约84.5%的农村生产队社员分配原粮在450斤以下，按75%的出粮率，折合人均每天吃粮在一斤以下。这对于常年承当重体力劳动且极度缺乏肉类等高蛋白食品补充的农民而言，一年到头处于饥饿状态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无情现实。
1966年的春荒，较之前几年的严重程度，已经缓和得多了。但就是在“社教”工作队和“四清”工作队驻社下队的高压之下，就是在逃荒是给“社会主义新农村抹黑”、逃荒者被当成“游手好闲的盲目流动人口”和“流窜犯”，往往会遭到“集训劳改”、“劳动管制”的情形之下，全国上报的逃荒者人数仍达638万之众。而按素来报喜不报忧的政治系统操作模式，逃荒难民的实际人数当远远高于此数！
好在“文革”时期“五七指示”只是变成为“五七干校”，成为迫害知识分子和“下放干部”的劳动基地；好在晚年毛泽东虽仍然雄心万丈，但大跃进•苦日子灾难的阴影仍在遏制着他的豪情壮志！“五七指示”始终没有化为现实，中国大陆的六亿农民，有幸逃过此劫！
四
在我看来，研究1967年1月前的“文革”历史，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大字报和揭发批判材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文化大革命所鼓吹的“无产阶级民主”形式体现的“四大自由”，流传后世的大字报和批判材料，为研究文革时代的大众心理和社会事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文革”初期的大字报和揭发批判材料，主要在于学校，内容集中于批判学校领导的“资反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等问题；“八•一八”后运动迅速向社会扩张，学校、工厂和机关中，部分“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大字报日渐激烈，一些大字报涉及到大跃进•苦日子的内容，但迅即被指责为“反党、攻击社会主义”而遭到反击，作者大多被打成“反党分子”。
如1966年9月2日信阳地区卫生局署名“毛泽东思想红医兵”的大字报，触及到当年的信阳惨案，被公安局立案调查；1966年9月17日安徽芜湖地区署名“驱虎豹战团”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控诉芜湖行署领导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丧尽天良”，致使作者一家八口人死于大饥荒，造成芜湖地区出现许多村庄人口外逃和死绝而人烟灭绝的惨案。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就被定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到1966年9月～11月间，全国各地造反派群众和组织揭发批判“走资派”“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有关材料中，对于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干部“五风”“对人民所犯罪行”有大量揭露。我所接触到的2106份此类材料中，涉及对这一时期干部“五风”的揭发，约占58%！但这些城市人群所反映的问题，过多的还是城市灾荒和对农村情况的表面现象。
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捅向社会后，大字报中涉及到的这类问题从字里行间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1966年12月以后，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书记处，地委办公室和书记处“杀出来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材料及大字报中，以其掌握的情况，把大跃进•苦日子的灾情，作为“刘、邓资反路线” 系列罪证中的一个部分，系统地进行揭发批判，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我所收集的328份这类资料中的相关统计表明，在这些知情人揭发省、地委负责人“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材料中，有63.7%的涉及到大跃进•苦日子年代对于他们造成大饥荒和大灾难责任的指斥和追究。
其中，揭露出“李井泉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的四川”，当年饿死820万人，这与成都团市委负责人廖柏康向中央汇报的死人数字1000万可以相互对照和参考；湖南饿死480万人，一说是500万人；安徽饿死586万，一说是620万人；河南饿死65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为320万）；河北饿死478万人；广西饿死36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死人数字为131万）；山东饿死417万人；贵州饿死348万人。
从四川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数字和真实情况可能还会有出入。但毋庸置疑，知情人反映的情况，总比史学家从出生率到死亡率加减乘除出来的计算结果要可靠得多！
据这些材料揭露，在省、市委负责人中，当年曾经指斥或承认大跃进“是秦始皇修长城式的暴政”之类者，有彭真、刘仁、陶铸、赵紫阳、方志纯、周小舟、李葆华、薄一波、乌兰夫等。这不能不说正是毛泽东立意要清除这一级领导人的一个他自己心知肚明的缘由。
在这些材料中，还有83.5%涉及到“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98.7%涉及到“文革”初期派工作组；100%涉及到干部生活腐化及特权问题。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最大的赢家，他用自己的谋略，成功地把大跃进的失败责任，引向到了因执行其路线而造成国难民困的各级领导人身上，他们成为了毛氏政策的替罪羊——尽管他们对此也应该负起责任，但根本的和更主要的责任，显然在于始作俑者！
的确，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全民动因之所在：受到统治者强加于全民的难以忍受的灾难和迫害，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社会基础。而成功地嫁祸于各级干部和“走资派”的“伟大领袖”，终于成功地导演出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文革”后期上书者们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政治体制的失败，“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失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为中国前进的步伐指引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在我看来，幸而文化大革命的全民造反、全民夺权、全民武斗还只是发生在城市，还只是以学校学生和厂矿工人、机关职员为主体的城市人口。不可想象的是，如果发动起当年受祸最深的广大农民起来造反，那中国大陆将会陷入怎样的灾难？！
一个由“新村”式的人民公社乌托邦狂热梦想失败后，为了回避和推卸对由此引发的塌天大祸承担责任，毛泽东利用社会大众对集权体制下官僚政治的极度不满心理和情绪，利用两千多年小农经济平均主义传统和古今中外乌托邦杂种的“五七指示”社会结构和“巴黎公社”民主政治手段的理想主义大旗，以在中国深入人心的造反、夺权、改朝换代的传统政治文化来感召人心，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归宿！
在小农经济正在逐渐退出社会主角的当代中国，求助于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模式以解决社会矛盾，岂不遗笑于天下，遗祸于子孙？！中国的出路，舍现代文明的民主政治，别无它法！
五
揭开文化大革命历史，透视文化大革命内蕴，理想主义是其旗帜，“全民运动”和以暴力强化极权是其典形特征。
然而，起于先知先觉者的理性和良知的政治抗争，始如涓涓细流，终至汇成“文革”后期全民激愤的汹涌怒涛，成为终止文化大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文革”年代中国社会最为鲜明的历史旋律和特征。
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书者们，在“恶毒攻击罪”确定的死亡威胁下，以其理性，良知和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勇敢抗争，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点燃了烛照未来的火炬，为中华民族在险恶困境中奋起抗争，写下拉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篇章！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全世界汹涌澎湃之时，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却淹没了中国，那是怎样一个狂热而激情的时代啊——
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一挥手，亿万红卫兵和中国人手捧“红宝书”热泪滚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狂呼声如雷行长空，惊天地，泣鬼神；毛泽东一声令下《炮打司令部》，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亿万民众，奋身投入了一场以摧毁原国家官僚机器为主要目标的造反、夺权、“摧毁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狂热运动；成千上万名目繁多的“革命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加入其中，成为每一个人政治归属和争取出路的象征!
上至国家主席、委员长、部长、省长及其同僚们，下至各地、市、县党政领导，及至厂长、科长乃至人民公社主任，统统被“炮轰”、“打倒”；“敢闯、敢干、敢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以“破四旧”、“砸烂封、资、修”之“壮举”，使神州名胜古迹捣毁殆尽，中外图书典籍付之一炬；各派别为抢权夺利大打出手，“文攻武卫”、“全民皆兵”，口号不绝于耳，枪声大作于常年，大刀、长矛、狼牙棒遍地挥舞，大炮、飞机、坦克声满天轰鸣；从川、黔、湘、鄂、鲁、冀、豫、皖到陕、甘、宁、新……到处是武斗、混战，参战者少则几十上百，多则成千上万甚至到几十万。广西庆功宴吃的是人肉、人肝，山东“语录牌”下示众的是人头、人尸；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派斗、武斗、“斗私批修”，夫妻分道扬镳，父子反目成仇；国家主席主席死于非命，知识分子关进“牛棚”；文革受害者超过一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表象后面，蕴藏着更为深邃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底蕴。
除海外个别学者和有数的文章、专著外，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诸多学者中，存在着两大明显的疏忽和误区：重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而忽视民众社会的心理互动及其演变；重视文革末期的“四五”运动和反文革英雄个案所表征的价值意义，而忽视发韧于文革初期、触动于镇压“五•一六”和“一打三反”运动、激发于林彪事件、激荡于“四届人大”、爆发于“四五”运动，由先知先觉者启蒙、感召、传播，最终为社会大众所认同的的反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潮整体演变发展史。
的确，晚年毛泽东,是一个沉重、悠长而有引人入胜的话题。
然而，在我看来，反右运动结怨于知识分子，大跃进的失败积怨于全民，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摧毁了党内的良知和政治规则，用暴民政治来造国家官僚机器的反，夺取失去的权力，用“工宣队”和军管的军事力量，来镇压失去控制的造反派，以重新确立的个人独裁和绝对专权的权力体系处理林彪事件，以“朕即天下”和“家天下”原则下，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班子，到为时已晚的毛远新为核心的身后权力安排，及为此而来的批周、批邓等政治斗争，还有他贯穿人生、死不瞑目的从新村，到人民公社，再到“五七指示”的乌托邦梦想，这就是晚年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和政治行为。
就权力与民众的关系而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形式，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良性（相互呼应意义上的）互动性。最高权力声称的运动目标，和社会民众的追求的自身利益要求相一致，从而激发起人民群众极大的参与热情。
运动初期，毛泽东利用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理想主义和盲从性，成功地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并利用社会民众中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发动起全国工厂、机关城市人口的造反、夺权狂潮。“伟大领袖”的权威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和狂热拥戴，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思想，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意识。而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政治异议，成为万众声讨的众矢之的。
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武汉“七•二0事件”极大地惊骇了和震撼了要“夺军权”、“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毛泽东， 转而要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而已经大显身手的造反派，为了争夺权力，正在大打出手。1967年8月以后，面对两派武斗不休的局面，毛泽东开始采取镇压手段。一部分梦破于斯的理想主义者，开始由痛苦和迷惘，走向清醒与反思。
而林彪事件后的运动形式，则日益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强力高压，和自下而上民众反抗的恶性互动性。最高权力的运动目标，背离了日渐觉醒的社会民众的利益要求，遭到人民群众自觉和不自觉的抵制和反抗。文革的灾难性逐渐为民众所认识，社会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弥漫，“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政治反对者自上而下形成力量，其中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革以来的路线、政策和方针的思想观点，逐渐获得民众的同情、认同和传播，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全民性的政治思潮。
就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反对思想史而言，从涓涓细流，汇成波澜壮阔的全民运动，是其表现形式；从具体问题、事件的不满，到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清算反右运动、大跃进到文革以来的指导思想和治国决策，为其内容。
诚如文革上书者所言：反右运动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无疑将以其史无前例的专制、残暴、黑暗和灾难性，写入史册！
然“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文化大革命，又千古风流之英雄本色。
文革初期，在一片红色狂潮和红色恐怖之中，那些有胆有识、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上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或诛误国乱邦的奸臣后党，力谏“伟大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或献治国安邦的复兴良策，呈富民强国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宏图大略……
随着林彪事件所标志的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体系的全面破产，随着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日益凸现于眼前，随着自1968年以来的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后日益严重的对造反派的强力打压，随着“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社会”理想主义的谎言性曝光于天下，随着社会民众的不满情绪日渐强烈，随着在文革中养成批判精神和习惯的思想者们的日益觉悟，随着文革暴政集权主义从“朕即天下”，到林彪事件后的“家天下”，及为此而不死不休的政治动乱的倒行逆施激起众怒，一批又一批舍身取义、大义天下的热血男儿，或上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拨乱反正，以对祖国和人民的拳拳赤子心，竭尽绵薄之力；或将上书以公开信的形式，写成一张张大字报，贴上街头，以唤起民众，共挽狂澜救天下！
到了以四届人大为标志的文革后期，“四个现代化”和“穷过渡”思想体系的激烈冲突中，更多的觉悟者奋身而起，不满和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异议性思考，终于汇成1976年天安门广场万众奋起，反抗“秦皇暴政”的“四五”运动。
时势出英雄，英雄造时势。先知先烈的思想为国民大众所认同，历史时势就不可逆转地扼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咽喉，中国社会才摆脱浩劫，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并由此开启了走向民主共和的人民主权新思潮。
正是这些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他们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来捍卫人类的良知、尊严和信念，昭示真理，唤醒民众，他们正是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他们正是壮烈千古的“民族魂”！
六
我从二十多年来所收集到的文革年代的180封上书和有关材料中，经过认真思考和斟酌，精心挑选了35位仁人志士当时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及有关领导人的30封上书件和相关材料，收入本书。
这些上书，或对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和国策大政发生过相应影响，或对反映社会思潮和民心民情具有代表性意义。
其中一部分针砭时政，反映民情，深刻揭露了社会矛盾之所在.而本书主要篇幅，则重在那些代表文革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层思考。这些上书，对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大众心理史，对研究当代中国的来龙去脉和社会走向，都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阶段性来看，以林彪事件为标志，文革时期的上书现象，也分别表现出两个前后呼应而又分别突出当时社会矛盾和时代特征的阶段性特点：前一阶段以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指导思想的全面批判、对造神运动和林彪接班人地位的质疑为主流；后一阶段以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现代化的建国方略为主流。本书选择的上书内容，以对既定国策时政的批判和建兴为主，以反映民情国情问题为辅。
文革初期, 反映民情困苦和社会灾情的上书较为稀少，因就此类问题上书者,往往会被打成“对现实社会不满”、“怀有刻骨仇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被难受祸。
而此一时期仁人志士的上书内容，一是反对林彪颂言至极、令人肉麻反感的造神运动，反对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两大集团。尽管有的和缓平静，如伊林、涤西致林彪的公开信，胡全林对林彪“顶峰论”，和中共“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异议；有的尖锐激烈，如谭震林在“大闹怀仁堂”事件后给林彪的信，姜明亮等人关于林彪、江青问题上中共中央、毛泽东书。
二是部分舍身取义的思想者，公然反对毛泽东，反对文化大革命。如傅世安致毛泽东同志的万言书、再致毛泽东主席书；萧瑞怡上毛泽东万言书；刘振武关于全面对抗文革中央的两封匿名信。
至于章士钊关于文革的上书，则是文革年代的异数。章士钊不清楚当时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溢于字里行间；他对共产党的诚挚关怀也是情真意切。而毛泽东因其当年的慷慨解囊，于感恩之际专以材料解释——但他也由此感触到了民心之一议。
林彪事件之后，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或其家属乘机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困难，申诉冤屈。而此时急于要收复人心的毛泽东，表现出难得的容谏纳言姿态。如谭震林、吴冷西、杨成武、廖汉生、林枫等人的复出，都为毛泽东在其本人或家属来信上亲笔批示后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社会底层的受难民众也开始上书，反映民情民怨。
其中，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如实反映了知识青年的生活困境和自己家庭的处境，以及干部子女“走后门”招工、招生、招干的干部特权的“不正之风”。毛泽东收到这份反映民众疾苦的上书，为收复林彪事件造成的人心叛离,毛亲自复信李庆霖，答复要对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加以“统筹解决”。
继之，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当时已经上山下乡的800万知识青年的相关政策，从而相应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一定程度上和缓了他们怨声载道的积愤。
李庆霖上书开启了一时的风气，各地上书事件频发，申诉书、喊冤信、控告信为数颇多。那是冤狱遍布，冤案遍地、人民困苦的文革历史的真实写照。但就在此一时期，因上书反映民情而被打成“反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者也极为普遍。
对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批判，是贯穿文革两个时段始终的上书主流性问题。
白智清关于江青后党问题的几封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朱锦多关于张春桥和上海问题、关于江青等人问题致毛泽东书。
在我收集本书材料时，王若水对我说过，他是不意之中卷入一场引发大祸的政治漩涡中的。王若水关于批林整风应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根本的上书，不意间触动了毛泽东的心痞，击中了毛泽东的痛处，牵动了毛泽东的警觉：一个以极左路线为其立世之本而又为其治国纲要的“伟大领袖”，岂容他人置喙？晚年毛泽东仍是一个头脑清醒而极有谋略的政治大师，他不能容忍林彪事件以来周恩来纠左的措施和局势，以及由此必然将引发人民大众对极左路线的唾弃和讨伐。
以一生功业所在，一是把蒋介石赶下海，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自诩的毛泽东，决心为捍卫其权力和事业而大动干戈。于是，批林整风逐渐演变为批林批孔批周公……
但他所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批判当代的“大儒”和“宰相”的倒行逆施，竟然成为继林彪事件之后再次大失人心的败笔。失人心者失天下，被激怒的民众于此奋起者，一时成为风气。正如毛泽东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和失败，势不可挡！
当时身为“两劳人员”的李天德，是众多志士中的最杰出者。1975年5月5日，他以化名李笑天，写了《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献国策》共12条：1．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优化种族；2．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3．为农业人口提供社会福利；4．教育革命问题，大学招生实行文化考试和民主评议结合的择优录取制度；5．知青下放问题；6．医疗卫生问题；7．干部问题；8．限制干部特权和无能现象，确定人民政治主权；9．刑法、定罪、治安问题：废除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的“恶毒攻击罪”，加强刑事执法，无罪释放和合理安置1957年大学生右派；10．重新认识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问题，以及人民公社的乌托邦问题，大跃进祸国殃民问题；11．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12．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讨。
8月，他卖去在劳改营中仅有的蚊帐、箱子等“全部家产”，凑齐路费上北京。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强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副总理面呈《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押回四川。
以今天的视觉来看，李天德的《献国策》，在经济、文化、政治建设及人口控制等问题的思路，仍有一些极富价值的方案，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的眼界，以及作者出于被当局接纳程度的考虑，其中也有一些内容具相应的历史局限性。
《献国策》最可贵的价值，就在于李天德以他人所不具的胆量与气魄，以无所畏惧的彻底批判精神，明确而系统地清算和批判了毛泽东自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治国思想和路线，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灾难与罪孽，并明确提出了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干部的任期、责任、监督、任免入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并对时下作为指导思想释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系进行了有价值分析和质疑。
而“李一哲大字报”，对文革时代日益独裁极权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进行了理论和历史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政治要求。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曾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起过相应的思想启蒙作用。
贵阳的“七人大字报”，反映出当时广大民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感，和在人民大众中，已经占有思想主导地位的希望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社会思潮。
中国历史几千年，外患时起，内乱丛生，隔二三百年，便来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变乱，天翻地覆。中国历史千年不绝，就在于中华民族有那么一种文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激励起一代又一代壮烈千古的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倡大义，平天下，拯救江山与黎民苍生。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是中国历史相续之根，正是中华文明立世之本。
行为基于心理，重视上书者的心理探讨，是我们研究上书现象和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的重要依据。
从本书所收集的上书中可见，文革初期，对于众多上书者而言，更多的是基于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批判，出于对祸国殃民、罪行累累的“奸臣乱党”的传统思考。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宁可相信“伟大领袖”是为一群宵小所蒙蔽，而导致了眼前的灾难。
更多的上书者，对于造成文革局面的根源当然心知肚明，但下笔行文，仍以策略为计。而敢于直言指斥“伟大领袖”误国误民的勇士，毕竟还是少数——号称共和国的文革时代，公然在《公安六条》中，专立“恶毒攻击罪”，以此杀了不少人！本书所收的上书者武文俊，即因此死于文革结束的前夜。
而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文革结束以后。在否定文革的大潮横扫中国大陆时，新的统治者为了权力承续大统的合法性，“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将一切罪责都设定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刻意回避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的错误和罪责，这就不能不为此后风行于中国大陆的“毛泽东热”留下历史的空间。
七
封建王朝为江山社稷，尚以科举制容天下士子做策论纵议天下治平之道。然人民共和国的“文革”时代，天下兴亡之事为中央少数人和“伟大领袖”战略决策的专利，上书直言国策为“大逆不道”，罹不测之祸甚至担杀头的风险。
在编辑《青年理论家丛稿》时，编者按中写道：有人说，在中国，真理往往是一首残忍而美丽的诗，唯有鲜血淋漓的灵魂，才能勇敢正视真理；唯有血写的文字，才足以表达真理的内核。又有人说，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为宝贵，前进的事业终将为前进所代替。是真豪杰者，敢为人民苦难浩劫长歌当哭，敢为国家民族命运甘使一腔热血如急雨飘洒，方显出中华儿女壮烈英逸之气概。
举国之人，倘皆能如此克尽公民之责，中国当可为真正意义的共和之国！
白云仓狗，世事沧桑。上书者的命运，除那些血洒荒野，魂归西天者外，其他人则随时代变迁而各处其所。但能舒张胸臆，一展身手者，寥寥无几。余者多为命运不桀。但其中仍不乏矢志不渝，不改初衷者。收集上书，有幸结识了一批能够引为自豪的上书者为朋友。
历史从昨天走来。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是我们共同关切的主题。
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来。“鉴往知来”，中华民族亟需从对“文革”的深层反思中吸取经验教训，寻找斩断传统社会动荡循环之链，走向现代社会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选择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出身农家子弟、号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于苦日子的大灾难不能说是无动于衷。苦日子年代他也声称不吃肉，看到信阳事件的材料，他也激愤难抑，热泪夺眶，大笔一挥，含恨批示：“地主、资产阶级夺权，封建势力复辟，打人、死人”！但他却执意要把中国人民再次投入其乌托邦社会模式之中！
或许这才是他心中之重？或许这才是他性情之真？或许这才是他成为一个超乎常人的历史性人物的性格与意志力？！
黑格尔说过：“一个‘世界历史人物’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它伟大的、甚至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
目的就是一切，决不顾忌手段！政治家的超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失去了正常人性的良知和规范！
不愿让生命成为被践踏的“无辜花草”的善良人们要警惕啊，在“毛泽东热”的表象后面，蛰伏着政治家们失去人性的诡异身影！
本集奉献给读者的，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一批富于思考精神，敢于向中国社会传统命运挑战的志士们的上书原件及相应资料，具有极珍贵的文献价值。在这里，思想勇敢翱翔，为中国和世界寻求更广阔更深沉更自由壮丽的时代。
毋庸讳言，在文革时代写就的上书之中，一些篇章和观念还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和局限。但瑕不掩瑜，真理的内核华光千秋！
本集收入的上书，一般都征得了原作者或其亲属的同意，上书大多来自当年案卷原件。为了保持上书的原貌，在选编过程中，对上书从内容到文字均未做变动，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说明:本文为"文化大革命上书集"第一卷的序言.2006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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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4 12: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