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士俊：“文革”期间的五次“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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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士俊：“文革”期间的五次“串联”   “革命大串联”，也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活动。1966年八月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时，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外地红卫兵涌进北京，北京的红卫兵出去的少。9月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大批的外出，但这时主要是早期的红卫兵才能外出串联，一般学生出去的很少。直到十月份，才形成全国性的学生大串联。参加大串联的多数学生，则是免车费、免住宿的游山玩水。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吧。一直持续到1967年8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就地闹革命” ，大串联才宣告结束。
10月中旬，我们“东方红红卫兵”开始外出串联。老“红卫兵”在Z某的带领下出去的要早一些，大约在9月中旬。但他们这一次出去却给五机校（北京市半工半读第五机械制造学校）带来了坏名声。十月份我校接到了一封来信，反映他们在广州中山大学住宿期间 ，殴打了一个十几岁男孩的事情，来信是广州中山大学物理系一个群众组织的寄来的。信中谈到：这个男孩叫马务信，是该校已去世的一个体育老师的孩子，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家庭也管教不严，经常在学校里闲逛。这个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爱到女生宿舍乱串，给女学生写信，说要交朋友。在朱某等人住进中大之后，这个孩子也是这样，到女宿舍去乱缠乱说。Z某等人不问青红皂白，用皮带把这个孩子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并找到学校接待处，对接待处人员进行谩骂侮辱，不听接待人员的解释，说学校的筹委会、接待站有阴谋，替流氓辩护。等等。这件事也可以说是“血统论”的思想在Z某等人身上的反映，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一次串联：
我们这一批是十月中旬出发的，共有十三个人，领队还是那个“左”得可爱的小头头王某。 10月16日下午1点32分从北京站乘火车出发，终点站是上海。大概是第一次乘火车（以前是否坐过火车不记得了），非常兴奋。因为是学生专列，车上很热闹，大家又说又笑，也有人不断的带领大家朗诵毛主席语录，革命歌曲时时响彻车厢，列车里充满着那个时代的气息。“上午火车经过了桅杆林立的淮河。列车到达浦口时是17日14：51，15：55就已经在横渡长江的渡轮上了。宽阔的江面上来往疾驰着各种轮船、帆船，江水有些发黄，急急的流动着。江面上未完工的南京长江大桥正在紧张的施工。江水一眼望不到头，只见一条银色闪亮的锦带无限长的伸向远方。火车过了南京后，抬眼望去我们好像可以伸手摸到这条华丽的锦带。  夜里11：14到达上海。  街道很亮在灯光照耀下，红旗的海洋，标语的世界——上海就呈现在眼前了。到处都是毛主席照片和毛主席语录。  当晚就住宿在‘战斗’旅社。（1966年10月17日记）”。18日上午，被分配到同济大学住宿。
在上海停留了三天。第一天在同济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晚上大家在一起整理大字报；第二天到冶金工业学校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晚上整理大字报；第三天去参观万吨水压机，因参观人员太多，排了半天队也没能领上票，不能进门。于是，有了半天空余时间，“下午大家到宝山的海边和长江口游览了一回。从海滨游泳池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长江口。这里有一个江边公园，风景很好，也很雅静，确是一番江南风味。树干是青青的树叶是绿绿的，亭子是用芦草盖的，棚子是用竹子搭的。亭子和棚子后面有一条条的溪水，到这里汇成了一条小河，小河在密密的树荫下流向大江。我们来到了江边。大江一望无际，波浪拍打着堤岸发出清脆的声响。阵阵的海风拂面而过，轻柔柔的，使人感到格外的舒适。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飘飘渺渺，自然令人遐想翩翩……忽然出现一个小小的黑点儿，近了原来是一艘喷着黑烟的轮船。大江大海给人以无限的生命力，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胸宽阔了很多。对面的崇明岛已完全隐没在大江之中，隐约可见岛上大树的枝梢。那边是什么样哪？大江、大海，你为甚麽这样引人，这样迷人？如果我有一只小船儿，一定要探索你的全部秘密。  江边搁浅着一艘巨轮，大概已饱尝了多年的风霜雨雪，蓝色的外衣已经发锈了，但仍不失那雄伟的身躯。它并不孤独，这里还有不少它的小伙伴。这里可能是废旧船只的停泊区，但并没有令人失兴的感觉。江水抚摸着双脚，原来已走进水里了。蹲下去，翻开那一块块的鹅卵石，可以找到漂亮的贝壳和嵌有鲜艳色彩的圆圆的石子这些不可不要，这是我收到的这大江大海赠送的第一次礼物啊。 大江大海我真想陪伴你一生！”（1966年10月20日记）。
10月21日早晨离开上海，下午两点多钟到达杭州。在杭州待了三天，住在杭州大学。这是一座新建的教学大楼，八层，很漂亮。在楼顶可以看到西湖的全景。校园里很漂亮也很清净，绿树成荫青草铺地，十分雅静。下午就在校园里转了转，看了看大字报。这里的大字报，比起上海来少多了。10月22日到电力学校串联，学校里运动气氛不浓，学生也很少，大部分都去外地串联了。23日到杭州工业学校串联、看大字报；之后又到浙江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晚上还要整理抄来的大字报。跟着王队长出来，真是“干革命”来了，其实这样还不如在家“干革命”哪。尤其对于我们这些一般老百姓的孩子来说，到南方来看一看玩一玩，一辈子也未必能来一次。后来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王队长不情愿的，让大家出去转了转。22日那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到西湖玩了会儿。这里“风景确实不错，兰兰的一片湖水，罩着薄薄的一层白雾。只见那远处的大山重重叠叠，渐近湖边颜色越绿，好一座绿的屏障！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着，相互追逐着；湖水轻轻波动着，波纹闪闪，坐在湖石上看那浪花翻卷，拍打着岸边的堤石，任湖水轻揉着双脚。小船轻轻掠过水面，向湖心荡去抬眼望去湖中小岛葱绿一片，隐隐露出亭子一角，更显玄妙；小船轻轻掠过水面，向湖心荡去。偶有几只水鸟飞掠湖面，似在饮水更似捕鱼，引人入胜。……”（1966年10月22日记）23日下午到北山（葛岭山）风景点看了看；又到钱塘江大桥看了看，桥很是壮观，还有那为保护大桥而英勇牺牲的蔡永祥烈士，更是名垂千古。
23日晚乘629次列车离开杭州，24日14：13到达南昌。在南昌停留了半天，到市中心广场看了看，当晚就在车站坐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坐上火车，准备到长沙去，在车上等了四个小时，才开车。26日凌晨1：32到达长沙，住在长沙十八中，在长沙停留了五天。参观了清水塘烈士纪念馆和毛泽东故乡韶山冲，其余时间照例是观看大字报。不过，还好，总算抽出半天时间到湘江边游览了一下。江边风光还是很俏丽的，桅杆林立，江中船儿在急流中行进，不见有人划桨，是风儿鼓满了船帆。汽轮的笛声在空中回响，清脆悦耳。江水清澈见底，黄沙粒粒可数。岸边贝壳五彩缤纷，星罗棋布。挽起裤脚走到水中，清凉凉的，很是惬意。不自觉的走到了江中心，水不很深刚及大腿处。江中心有一小洲，小洲有三、四丈宽，十来丈长，小洲的沙滩上有很多小虾、小蚌、小螺丝。还有那不远处山上的绿绿的树林和那树上金黄色的湘橘……一幅多么美妙的湘江秋色图！环绕小洲一周，再涉水回去。有趣，真是有趣……
下一站是武汉。30日晚离开长沙，31日上午11点半到达汉口。住在汉口雷锋中学。在武汉，基本上是到一些学校去看大字报，只是晚上到长江大桥上浏览了一下大桥和长江、汉江的靓丽的夜景。彩灯映照两江，江水拍打堤岸，江中星火点点，桥上车笛声声……江城武汉的夜景是美丽的。
11月3日离开武汉，11月5日中午到达贵阳，在贵阳待了半天，这里总是阴天，在街上走了走，留下的也只是一个阴天的印象。当天晚上离开贵阳，列车在新建成的川黔铁路上奔驰，过了遵义城后就进入了横亘川黔的大娄山区。这里的山景很美，到处是山泉，泉水轻轻的流着，汇成小溪，溪水流到了断谷，摇身一变，就成了美丽的瀑布，水流唱着欢乐的歌儿，向下奔去，下面是深深的潭水，翻着雪白的浪花。高高的山峰，戴着白云送的帽子，山上到处是柑橘树黄澄澄的肥硕的果实。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11月6日中午到达重庆，住在重庆37中。11月7日，看大字报。8日参观红岩村纪念馆和“中美合作所”。“‘中美合作所’坐落在寂静的歌乐山中。这里曾经是美蒋特务残酷拷打和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的魔窟。多少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凯歌，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烈士墓前，我默默的站着，心中是哀思，是不变的誓言：为了你们未尽的事业，我们将前赴后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66年11月8日）
11月8日晚我们离开了重庆。这一次我们终于与王队长分道扬镳了，我和小丁小满小关等五人准备去成都转车回北京，王队长与几位女生继续在当地看大字报，搞文化革命。当日晚24时，乘坐684次列车，9日晚8时到达成都。当晚12点多坐上火车，车上人很多挤得要命站都没地方站，只能站在两寸多宽的椅子背儿上，站在上面半个多小时，实在受不了，我和小丁挤下了车。这时火车已经开出了十几公里。夜色茫茫，漆黑一片，不认识路，也找不到路，只能顺着铁路往回走。走出了十几里地，走进一个大工厂，厂房高大，里面还有火车道，偌大的车间灯火辉煌，找了半天，好容易找到一个正在干活的工人。这个工人师傅的普通话说的还不错，为我们指出了回成都的道儿。10日清晨时分，我们回到了成都市里。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成都19中学。因为当时粮票和钱已经花的快干静了，我们到市委去寻求帮助，接待人员很是热情和气，批了条子借给我们一些钱和粮票。我们借到钱和粮票很高兴，这样就可以再到别的地方转一转了。那个时代，如果外出，两票和钱票同样重要，没有粮票是吃不上饭的。第二天我们到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参观。解放前这个县最大的地主是刘文彩，当地有一句民谣，“四方土地都姓刘，颗颗血汗为他流。”因为有了钱也就有了势，还有自己的武装，富甲一方，称霸一方。解放后刘文彩被镇压了，他的豪华庄园和囚禁债户的水牢，作为典型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典型代表，被辟为阶级教育的典型。
11月13日晚10时许，乘上返京的列车，仍是晚点，于凌晨3时才启程。本来还想到其它地方去看一看，因我的右脚在进站时崴了一下，有些疼，挤上火车后，脚已经肿的很厉害了，走路都很费劲了，只好直接回北京了。车上大部分都是到北京去的外地学生，几个小时后大家都熟识了，挤车时的争执已经烟消云散了。大家一起唱歌，聊天，南腔北调的也很有趣，气氛和谐的很。他们很尊重北京的学生，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直率和热情，我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其中陕西汉中的杜永久、付玉善，四川雅安的徐万章，江西南昌的刘能武，湖南衡阳的罗学农等人，在以后的时间里都通信联系过。与杜永久、付玉善的联系长达近两年。
火车于11月15日15：40到达北京永定门火车站。
第一次串联活动结束了。
第二次串联：
1966年12月1日，我与小丁乘上次学生专列，开始了第二次串联活动。在学校接待站找了两张火车票，是到广州去的。火车于当晚11：30分启动12月4日8：30分到达广州，被分配在下芳村信义会4号接待站住宿。这里原来是个教会，就在珠江边上。江边有一个挺大的码头，往来船只很多，，当时机帆船是很少的，江水还没有受到太大的污染。看到这里江水还是较清的，不禁突发了想下去游一游的兴趣，于是取来游泳裤与小丁下水去游了一会儿，水不凉游着还挺舒服。这是北京早已是冬天了，可这里还是像春天一样，树叶是绿的，树上的果实还在挂着。在水里游一游还真有一种惬意的感觉，不过好事不长，一艘机船开过来了，卷起的浪还很大，盖在头上真有点儿发蒙，见好就收，马上爬上岸去。虽然有些心跳，不过过了一次珠江口游泳的瘾，也算值得了。广州的自然风光也是很具南国特色的，如越秀公园、流花湖公园；再如五羊碑及五羊广场，则记录着广州城古老的传说、广州城被称为羊城、穗城的由来。广州更是一座中国革命的历史名城：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等革命遗址，都记录着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
在参观了这些记录了一百多年革命历史的遗迹以后，心中自然也涌起了一些革命的冲动，既然是来进行“革命串联”，也应该有一些行动啊。当时广州有很多外地的学生组织，大部分都将总部设在市委大楼内，这个现状使我们萌发了加入一个组织，参加当地文化革命的愿望。于是在到达广州五天后，我们开始游走于多个外地学生组织中，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组织，参加到里面去。但是事情也不是那麽简单，不是人家不要，就是我们看不上。串联了三天，在12日这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较为适合的组织：“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团”。这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北京的学生，小丁一个中学同学，还是这个组织的组织部长。第二天我们被批准加入了这个组织。本想可以积极的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了，谁知事情却没有这麽简单。当时广州地区也是分成两派的，外地学生的组织，大部分都是支持造反派的。这自然就引起了当地另一派组织的不满。12月13日凌晨，在市委大楼设立总部的外地学生组织有十三个被抄、砸，人员被打，只有一个组织，因为人多幸免于难。据说，前一天晚上，有人听见市委有人给本地的学生组织打电话，让他们来市委大楼抄砸外地学生组织。同时在我们这个组织内部，因为各地的学生都有，意见分歧也很大有赞成文攻的，也有倡导武卫的，因为领导权的问题争执的也很厉害，乱哄哄的。只有三、四天的时间，已使我感到没有必要在这里待下去了，还不如回北京算了。15日我们办了返京的火车票，16日这天下午我们去火车站，不料因为轮渡耽误了时间，赶到车站火车时，已经开车了。真是想不到，串联以来乘了十几次火车，只有这一次，火车是准点开车了。没有办法，到站长室改签，是第二天的50次直快列车。17日晚上终于乘上了火车，22：30分开车，还挺准时，不过超员挺多，还没有座位，挺让人烦的。而最让人别扭的是在车站内，因为人很多，挤的很，我和小丁走散了。本想到车上再找，不料，在十几节车厢里走了一个来回，也没有找到。不过想到，我们说好的准备到桂林去玩一趟的，也还有补救的措施。到了衡阳，我下车了。因为去桂林，这个站是倒车的最佳地点。谁知等了好半天，也没有看到小丁的影子。那时也没有手机，也就不可能找到了。于是乘上火车，一人到了桂林。屈指算来，在广州待了十四天，也是两次串联，待的时间最长的城市了。
到达桂林的时间是12月17日下午16：30，被分配在桂林二建公司住宿，在这里住了两宿。
“桂林山水甲天下”，来到桂林后，立刻就感到了这一点。漓江水自北向南贯穿桂林市，市内无数条溪流、江岔密布，大小湖泊更是星罗棋布。水源丰富，树木自然繁茂，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花园。三山两岩一峰，是桂林的代表景点。三山景点自北向南沿漓江西岸分布，自北向南即叠彩山、伏波山、象鼻山。两岩即芦笛岩、七星岩。一峰指的是独秀峰。还有一些景点也很著名，如榕湖、杉湖、月牙山、南溪山、普陀山、西山、隐山等等。在桂林待了两天，到一些景点看了看，走马观花吧，倒也很令人心旷神怡。
芦笛岩、七星岩，洞里很是奇特，洞是由岩浆喷发形成的，洞顶上面还长着草，当地人都说是真的。多少年的岩浆溶液的滴落积聚，洞顶、地面、洞的四壁，在霓虹灯光的照射下，多姿多彩的塑像、图景就显现在人们的眼前。壮观的如翻腾的海浪，壮观的如辉煌的宫殿；肃穆的老人，顽皮的孩童，跃跃欲试的蛟龙，匍匐前行的虎豹；还有那别致精巧的花园，栽种着精致的奇花异草；西天取经的师徒，面对着乱舞的群魔……
独秀峰坐落在市中心的古王城里。其峰周围十数里内，并无山丘高地，独此一峰耸立于此，山峰周围俏丽陡直，其峰曰独秀大概也来源于此吧。此峰只有一条小路蜿蜒通向峰顶，路在峰的西侧，石块儿砌成的，三百零六阶。峰的东面峭壁上，刻有“南天一柱”四个大字，名副其实也。独秀峰所坐落的古城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从孙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后建造的府邸，始造于洪武五年（1372年），历时二十余年始告成功。清代顺治年间毁于大火，当时我参观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残存的承运门，承运殿的云阶玉陛和勾栏望柱，御苑中的月牙池等遗迹。现在不知道如何了。
在桂林的两天中还游览了象鼻山隐山叠彩山伏波山等山景也还是很有特色的。只不过是一个人游玩有些寂寞。然微瑕不染璧玉，桂林山水甲天下是一点儿不假的。
12月19日晚乘6次特快离开桂林，于20日到岳阳时已经傍晚了。原打算在岳阳待上一天，看一下岳阳楼和洞庭湖。令人不快的是，在街上走时，钱包被人偷走了。很是扫兴，钱、粮票和证件都被偷走了，便也没了游玩的兴致。于是登上了返程的列车。火车在京广线上疾驰着，车厢里很是热闹，大家真象是一家人样，非常融洽。而此时我却突然感到，自己好像是落伍了，当了逃兵了。应该回去参加学校的“革命运动”了（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时代的局限）。
12月21日晚9：55列车到达北京。
第二次串联结束了。
第三次串联：
1967年2月，我和小古奉命到广州去。当时“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团”的总部设在北京，还在市委大楼搞了一间办公室，不知什么路数，小古是经常在这里值班，小丁也经常到这里来，在这里混的还挺熟。在广州还有个联络站，在别的省市，设没设分部，就不知道了。我们这次到广州去，就是去接替原来的联络站人员。
2月3日10：51，我和小古乘坐次特快，于5日17：15到达广州。联络站地点仍是广州日报社，后楼二层的一个套间。可是门锁着，原来的驻守人员已经返回原地了，询问了传达室人员后，知道白天还有人到联络站来。当晚也没有什麽办法联系了，我们只能去住招待所了。当时广州还有外地师生招待所，我们以串连学生的身份进行了登记，在这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我们又来到了广州日报社，还好上午还真有人来值班。是两个女学生，广州四十四中的初二级的，一个叫张丽辉，一个叫刘慧菁，当时只有十六、七岁。问她们原来的情况，也没说出来什麽来。只说原来的人员交待：把房门钥匙交给我们就行了。当时已听说“中央文革”已经有文件了：全国性的组织要自行解散，只是文件还没有下来。大概是原来的联络站人员也听到了消息，觉得也没什么闹头了，就匆忙走了。听小张她们说，广州当地的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两派打得很热闹，也不需要别人来进行发动了。在这里又待了几天，在城里转了转，也没什麽意思，还不如回北京算了。到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是我坚定了赶快回北京的念头。
那是二月十三日晚上，大约十一、二点的样子，我和小古已经睡下了，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和叫喊声把我们惊醒了。急忙起来开了门，进来了四个人，都是北京的，只认识其中的一个人，叫小G，另三个人不认识。小古好像是都认识，后来也没问过他是不是认识，怎麽认识的。十五日晚上，吃完饭后，几个人一起出去遛弯儿。闲聊中有人说在这儿遛有什麽意思，佛山那儿挺好玩的。有人说，太远了，怎么去啊？一个姓C的说，我会开车，咱们弄一辆车去。本来不想跟他们去，碍于面子又有小古硬拽着，只能一起去了。溜达到省委大院里，正好有一辆吉普车停在路边上，四处还没有人。小C一拉车门，就开了，跟着踩油门、挂档，车就响起来了。车到是响了，轱轳却不转，不知是车有毛病，还是小C手艺太潮，总之是车响了半天，也没动地方儿。然而大院里的人，却跑出来好几十个，一边喊着一边就奔着我们来了。我们一看不好撒丫子就跑，六个人奔了三条道。可人家人多，哪条道上都有十几、二十来个人。当时也是慌不择路，我和小古跑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在前面他在后面，没有路了，怎麽办？我看到前面有一间临时搭的小屋，门开着，就跑了进去。小古也随后跑了进去，后面的人也随后跑了过来。可他们跑到胡同口，就站在那里，大声喊：快出来，看见你了，……。七嘴八舌的，就是不往前走。这样坚持了几分钟，小谷就走了出去，我在里面，当时没动。等了一会儿，那些人也没有过来，押着小古就走了。等到没有声息了，我悄悄的走了出去，看到四下无人，紧走了几步，就赶回了住处。在屋里待了半天，他们谁也没有回来，大概都被抓了。不管那些，先睡觉，明天再说。第二天早上，吃完早点儿回来后，整理了一下，想出去办火车票。刚要出门，来了一个人。掏出证件，说是省公安厅的，要找我了解一下昨天的情况。我只好将昨天的经过说了一遍，我又将学生证介绍信拿出来，给他看。倒也没难为我，只是反复问我，搞汽车都到哪里去玩，我几次回答都是想到佛山去玩。后来我想到，可能是他想问出来，我们是不是想跑到香港去。于是我就直接对他说，你是不是怀疑我们，想跑到香港去？他笑了笑没有回答。看到他笑了，我也就踏实了，于是就和他山南海北的聊了起来。聊了一会儿，他说，这两天你先不要出门，也许还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那位公安厅的人走了后，我坐在沙发里想了半天。小G这几个人来了后，有很多事情总是神神秘秘的，背着我在一起嘀嘀咕咕，小古有时跟他们在一起嘀咕。我跟他们不熟，同时也不想过多的接近他们。有时问问小古，这几个人到底是什麽人，小古支支吾吾也不说明白，只是说他们挺有钱的跟他们在一块儿没亏吃。而有几件事却总是让我心中有些怀疑，他们不是什么好人。一是抽烟很凶，整天叼着个烟卷，骂骂咧咧的；二是小小年纪没事就谈论女人，说话也很下流。再有一件事更是让人怀疑。一次他们有两个人吵了起来，吵得很厉害，好像是因为钱的事情。我问小古是怎麽回事，他支支吾吾，只说是，就是几块钱闹的，没什么事儿。就这样思前想后，我觉得还是应该早一些离开这里。想到这里，我想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尽快办到回京的火车票。这时广州四十四中的小张、小刘两个人来了。我把昨天的事情跟她们大概说了说，并一再叮嘱她们不要再到这里来了，这里已经解散了。听到我要去办火车票，小张说她和小刘想到北京去，现在不去以后更没有机会了，我答应她尽最大努力给她们办。下午到接待站办了四张到北京的火车票，我留了两张，是我和小古的，给了小张她们两张（小张二人是25日到北京的，后来到我们学校去过两次。三月十号离开北京回广州的，火车票是我帮她们办的）。车票是22日的，还要在广州等上六天，实在烦人，又不想再见小G等几人。在广州又待了两天，我改签了火车票。二月十八日晚上，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16次特快.，结束了这次不很愉快的出行。十九日下午到了岳阳，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岳阳楼哪？于是，拿起背包就下了火车。四点多钟下车，到了岳阳楼，已经五点了，当时改名叫人民公园。登上岳阳楼四下一望，水面确很宽阔，一望无际。然而却没有使人心旷神怡，丝毫没有当年滕子京“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后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欣然神态、意气风发；也没有范仲淹挥毫泼墨时的“忧而忧，乐而乐”的直抒胸臆，豪迈之举。望着那浩渺的湖水和点点船帆，心中却有隐隐的孤独和阵阵的愁怅。却又不知源自何方。怀着这样的心情，慢慢走下了岳阳楼。
到了车站一看，当晚没有到北京的火车。又不想在这里住宿，干脆到火车上睡觉去吧，就这样上了车。一觉醒来就到了湖北，下午三点多到了郑州，这里到北京的车很多，准备坐晚上的640次列车回京。离开车还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办完车票后，到市里转一转。花上一毛钱二两粮票，吃了一碗河南烩面，味道还不错。郑州的运动也闹得挺厉害，武斗现象很严重，省市都实行了军管才得以控制。
晚上八点多钟坐上了640次列车，2月21日早8：52到了北京。
第三次串联结束了。
第四次串联：
在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有一片楼区，现在是黄金地带了。当时是刚刚建成的一片住宅小区，还没有住人。红卫兵大串联时就成了接待站了，后来又成了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人员的接待站了。67年7月的时候这里住了大约有上千名武汉“百万雄师”组织的人员住在这里。我们是在7月21日接到通知的，是化通过王东飞的介绍院附中转达给我们的，接到红代会通知的学生组织多达十几二十几个。当天晚上我和小丁几个人就到了左家庄接待站。当时这里是一个既热烈又混乱的大场面。在这以后的两天两夜里，就是对北极中的这些百万雄师的人员进行教育，让他们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然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很快就转变过来了，纷纷表态，要反戈一击，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接着就是由市里派来的工作组安排这些人返回武汉，很快，这些人就都乘火车回去了。
左家庄遣返“百万雄师”的事情,对于我的文革生涯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这个小插曲却引起了一个大插曲。
在左家庄接待站里外地的群众组织很多，象“百万雄师“这样的大规模组织还有很多，河南“二七公社”就是一个。王东飞，河南安阳人，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驻北京的联络员。通过王东飞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安阳地区两派组织的观点的主要分歧，是在如何看待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安阳二期分社的观点是：杨贵是毛主席的好干部是革命的，应该保护。而“五月风暴”（安阳地区另一大的群众组织）却认为杨贵是走资派，应该打倒。这些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的，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冲动。还在上初中时，林县红旗渠就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中。县委书记杨贵带领林县人民，排除万难战天斗地修建红旗渠。同农民们吃在一起，干在一起，完成了一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个奇迹——红旗渠。杨贵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同焦裕禄一样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杨贵绝不是走资派，到安阳去到林县去支持杨贵，这就是我听了王东飞介绍后的第一个想法。
1967年8月2日晚上11点多钟，我们一行十多人乘火车前往河南安阳。其
中我校三人：小丁、小赵和我，化院附中四、五个人，钢院附中六、七个人，车票是王东飞办的。8月3日上午8时许到达安阳，暂住在安阳技校，经王东飞联系，准备过两三天就去林县。本来是应安阳二七分社的邀请，到林县去做调查工作的，但钢院附中的人员觉得这里没什么好玩的，非要到武汉去，劝阻无效，也只能随他们去了，随他们去的，还有化附的二、三个人。這樣留下來的只有五個人了，我们三个和化附的孙洪波、何纪民。当时在安阳驻扎的北京红代会的人员还有林学院“东方红”、地质学院“东方红”、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北京47中的几个人。林院“东方红”和地院“东方红”是最早在安阳地区建立联络站的，在我们到安阳时，他们已在这里驻扎了近半年了。他们是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及所属安阳二七分社的，原来在安阳设立了一个较有规模的联络站，后来由于对立面的力量较大，觉得没什麽意思，大部分人就撤走了。留下的四、五个人中，林xx，大家都叫他“土豆儿”，正名到给忘记了，是林院的。还有魏改莲，是地院的，两个人负责这个联络站，一般情况下，我们几个学校的人都听他们安排。魏改莲是林县人，一个农民的女儿，不容易，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因为她是林县农民的女儿，所以更知道水的重要，所以更会坚决的，从心里，真正的支持杨贵这个县委书记，支持“红旗渠”的建设。我们到安阳的时候，只有魏改莲，小张（科技大学的）、郑岩（壮族人，正名叫端木格荡，林院的）、小胡（47中的）四个人在这里，他们当时住在安阳百货批发站。
在安陽的那些天里，看了大量的安阳及河南的文革材料，其中关于林县
的材料也很多。其中对于林县两派及县委书记杨贵的评价材料也很多，对于杨贵的态度自然是两种，一是打倒，一是保护。打倒派的观点自然是当时文革大形势的翻拍，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的，都应该打倒；当然也有的是为了搞倒另一派，首先要打倒其后台，而造谣生事的。介入到这里进行调查的各地红卫兵组织很多，其中北京的和河南的大专院校的很多，大概有三十多所。自然也是两种观点：保护和打倒。其中有一份调查报告，我觉得还是很中肯的。
这就是河南医学院“东方红”李树林关于《林县问题的调查报告》，此报
告近一万字，整理于1967年8月15日。所含内容都是亲自走访所得，内容很客观。反复看了这份材料很为这位战友的真情、努力和无畏，而骄傲而感动。当时能够站出来支持“当权派”的，已经很可敬了，尤其是这位战友是用了大量事实来说明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只把调查报告的第一小段，引录在这里：
“1967年7月25日，我河医东方红一行四人前往林县调查文化大革命情
况。次日又去两人，共计六人。从7月25日至7月31日共计六天的时间。我们分别听取了双方的意见，看了有关的材料，回顾了林县多年来建设的过程和地委的分歧。实际上也就是回忆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安阳地区及林县的反映。由于我们六个人在林县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和意见，当时，我是少数，所以，只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近来林县形势越来越严重，八月十日以后，几乎每天都发生开枪时间。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故把我了解的情况及我的观点谈出来，供解决林县问题参考。”
报告中介绍了林县两大派的情况：一个是县委、县人委、武装部、公检法、一中红卫兵为首的一派。他们一成立就掌握了县里的党政财文大权，居于统治地位。这一派代表组织的简称：<人造>、<革造>。另一派是工人、农民、学生为主体的，有少数机关干部参加的<工农商学>总部.
自8月3日到达安阳至9月13日离开郑州，我们在河南奔波了一个多月。这期间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时是有激情又兴奋，也有无奈和失望，但也毕竟是一次有特色的出行。因无法用叙事的笔法来描述，就用那时的笔记（略作删改）来叙述一下吧
    1967年8月3日：
    “上午八点左右到达安阳车站，暂住在安阳技校这里是一个红色据点。同志们对我们很热情，屋子让给我们，他们到外面去住。可是刚院附中的一些人却看不上这里，一心要到武汉去玩，真是混账透顶。我们准备在这里同当地造反派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附近各县问题复杂，我们准备下去调查，发现造反派壮大造反派。”
    1967年8月4日：
    “上午地委机关的同志来找我们，要求我们调查他们那里的情况，支持造反派。
安阳二七分社与五月风暴有矛盾，主要问题在林县。”
1967年8月5日：
“今天随林院东方红的同学去林县。乘下午二点的787次汽车，车只开到横水，离林县还有二十多里地。下车后即被横水公社革造扣住，盘问了半天又打电话给一中，让派车接我们到一中。我们拒绝了，坚持要走，他们只得让我们走了。
刚走了五、六里地，天完全黑了在崔南庄住了一夜，这里情况也不平静。”
　　1967年8月6日：
    “今天早晨开始往县城走，触目而见的是砍倒的电线杆和被剪断的电话线，路上挖了很多大坑，不让汽车通过。城里的情况更恶劣，完全是一种战斗后的情景。瓦砾砖头石块扔满了街道，商店、饭馆没有一个营业的，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儿。所有的门窗均被毁坏，用土坯和沙袋垒上，筑成了工事，上面有手持步枪长矛等武器的巡逻人员。路过县委机关时，被盘问了半天，才放了过去。好容易到了‘工农商学’的据点——县供销社，听他们介绍了一些情况。
问题是从6月28日一中红卫兵殴打工农商学一领导开始，断断续续的武斗就很多，尤以7月20日围攻县供销社最为厉害。后又相续将工农商学各分部砸毁，打伤了很多人。现在工农商学在县城里只有这个据点了。”
1967年8月8日：
“今天下午一點半左右，猛听外面几声巨响，我们爬上了瞭望台，只见“人造”方面出来很多人，端着步枪、冲锋枪，拿着手榴弹，冲到离我们只有一百多米的工事里。这时“工农商学”方面从粮库里冲出二十多人，有拿长矛的、有端着步枪的，只见人造方面一个拿手枪的一指，子弹就向这二十多人飞了过去，将一个“工农”方面的人打中了，旁边的人连忙把这个人架了起来，往回跑。只是子弹又向我们瞭望台打来，从我们头上飞过，我们连忙爬了下来。下到地上来之后，院子里满是拿着武器的人，在噪杂的嚷着、叫着，那个被打中大腿的人，很年轻不过二十岁左右，躺在担架上，喘着粗气，好像是昏了过去，腿上的血还在流着，肿的粗粗的。又有很多人围着一个中年人，在热烈的说着，‘咋样，今天又打中了吗，老子又撂了他一个，不知死了没有。’听当地人说，这个人是个老民兵，跟国民党军队打过仗，立过功，枪打的很准，上次武斗就打中过对方一个人。
之后，“人造”、“革造”方面又大肆宣传、游行，指斥工农商学方面首先开枪、挑起武斗。真乃是强盗逻辑，反咬一口。为此我红代会七院校发表了严正声明，阐述了真实情况。”
1967年8月11日
“为了将林县近来的实况传递出去粉碎“人造”的造谣和封锁，今天下午我和化附的小孙，冲出了县城。下午到了安阳，这里情况也很复杂。我们在百货批发站住了下来，明天小孙要回北京区，大概有些害怕，就随他去吧。”
1967年8月12日
“上午到五月风暴司令部谈了一些林县的情况。现在安阳地区的情况相当复杂，绝大部分组织都挂上了‘二七公社’的牌子，不知道哪个是投机派，哪个是造反派。小胡想在这里办一份报纸，以 “首都红代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和文章，下午就同小张、小胡到滑翔学校去联系。”
1967年8月13日
“现在已是后半夜了，应算是十四号了。军分区的八一四通知刚刚听到。
今天下午去‘五月风暴司令部’一次,又到郭辉家取了一些材料．
今天来了一个关于林县问题的全国调查团，有北京的十四人，内有七个化附的。
刚才有一些人到批发站来抓人，不知为什么．大街上拿武器的人很多，情况不好。恐怕大规模武斗要开始了。”
1967年8月14日
“今天电台播送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上午同‘五月风暴’的王东飞王守良和小胡去军分区找刘建勋同志,未见到。
下午去县印刷厂联系印报的事情，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费用相当贵，六万份报纸需用一千六百多元。我们准备到郑州去办。”
1967年8月15日
“上午乘305次列车去郑州，列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是10：38，在桥上走了两分五十秒，到了汛期水量很大水也黄的很厉害。中午12：20到了郑州，吃过午饭后到‘河南日报社’联系办报事宜。报社说此事关系到全省问题，要慎重一些需要向上面领导汇报，才能决定。看来也是一种托词。下午五点见到了‘工农商学’驻郑联络站人员,准备到新华分社联系此事。”
1967年8月16日：
“联络站人员说，有五个红代会的同学从林县出来后被‘革造’扣留了。估计是小丁他们几个。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很着急。我和一中的小牛到警备司令部和省军区支左办公室去联系。军区一位姓黄的处长接待了我们，谈了一些情况，他说一定设法把人救出来。”
1967年8月17日：
“上午到新华社河南记者站，下午又到郑州晚报社，联系办报事宜也是婉言推托。
晚上小张她们也到了郑州，又一起去空军司令部找刘建勋同志，没在。又去警备司令部，不巧，首长们正在开会。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地院的魏改莲，去与刘建勋同志谈这一情况。天已经很晚了，警备司令部的一位领导，安排我们先到省第一招待所住下。”
1967年8月18日：
“今天是八月十八日是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一周年纪念日，一个伟大的日子！
革命闯将红卫兵万岁！”
1967年8月19日：
“小丁、小赵他们已于昨日到了郑州，这件事终于放下心了。
小胡也由安阳来郑州了，仍然没死了办报的心。听小胡说，因为吃住条件都不好，‘工农商学’的很多战士都病了。是的，目前情况是很困难，但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坚强的革命造反派。”
1967年8月21日：
“准备回北京一趟，联系一些事情。昨天下午已到省军区办好了火车票。下午同化附的何继民、林院的颜水岳，还有林县的老侯，乘218次直快离开郑州，晚上到了安阳。”
1967年8月23日：
“昨天在车站等了一天的火车，直到晚上才等来北去的38次列车。
列车在路上耽误了很多时间，终于到了北京时间，是下午一点三十六分。
第四次串联结束了。
第五次串联：
1967年8月30日：
“上午去朝阳分会联系了一些事情。
听说关于林县的问题，要在郑州进行谈判。又怕小丁他们等得着急，就给他们打了一个电报。又找工农商学的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天就走。”
1967年9月2日：
“昨晚同永卿乘87次直快，离开北京，于凌晨2：30到了石家庄，准备转乘6：31的217次列车到郑州。因为218次车晚点了，217次车只能顺延到上午10：20才开动（因为没有备用的车厢）。晚上9：20到达了郑州。”
1967年9月3日：
“郑州形势还是那样，只不过有点升级了。原来大街上是拿着大刀、长矛的多，现在是拿着步枪、机枪的多，枪声随时都能听见。”
1967年9月4日：
“现在“二七公社”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战斗取得了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严格要求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党的政策向新的目标前进；还是就此而止，破坏党的政策、中央的命令，大搞打砸抢。这是摆在“二七公社”一些组织面前的两条路。近些日子，耳闻目睹：很多武器库被抢，到处都在抢汽车、物资，到处放枪、扔炸弹。昨天夜里一些自称是“二七公社”的人来到这里的招待所，抢走了三十多条棉被、夹被，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伙，也抢走了一些东西。”
1967年9月6日：
“昨天中央下来一个命令：关于群众组织抢走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一律交还部队。这个命令下来后，打枪的减少了。”
1967年9月9日
“今天早晨乘206次列车离郑，中午到安阳。到东飞家后，又同去豫剧团，到批发站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谈了一些事情。匆忙吃了一点饭，又与北工大一同学乘次列车赶到了新乡。”
1967年9月10日：
“在新乡市委住了一夜。今天上午乘车到了获嘉县。还是为了报纸的事，小胡他们联系了这里的印刷厂进行排版，然后再到新乡去照相，胶板印刷。可这里设备太差，排版很慢，不知要等到那一天。不想再等了。”
1967年9月11日：
“上午离开获嘉县，到了新乡。在室内吃了点饭下午乘217次列车回到了郑州。”
1967年9月13日：
今天我们四人离开了郑州省委第一招待所一分所。自上月23日至今日，在这里住了20天。伙食费结账共计用钱76．66元，粮171．6斤。
简述：在河南的这最后两三天，听到了一些消息。关于在外地的北京学生，中央文革的意思是应该回到北京去，进行本校的文化大革命。听到这些传闻消息后，觉得，真的也没什麽意思在这里逗留下去了，还是早一点走人，不要让人家轰。实际上这也是江青一伙的一个谋略，只让那些直接听命于她们的几大学生领袖去打拼，而四六不懂的中学生们，散兵游勇似的，实在没法儿指挥，还会扰乱了她的计划。再想一想，来河南一个多月来，奔波忙碌的，可什么事情也没干成，真也没必要在这里再呆下去了。
直接回北京，也没什麽意思，到南边去转一转玩一玩再回京吧。于是，辗转又来到了南京，9月14日到了南京，在南京待了三天。北上的列车很紧张，没有点儿路数，连车站都进不去。后来想办法与浦口革造司令部的老张（张彤），联系上了，交谈了一阵之后，老张答应把我们带进车站。9月17日，进了车站，直到晚上，才挤上北去的列车。
18日上午，到了山东泰安。下车后就直奔泰山，太阳快落山时，才爬上泰山顶—南天门。晚上在岱庙旅馆住了一夜。早上四点半起来看日出，天阴，看不到。一路下来山泉美景，倒也扫去了心中的阴霾。再往下就到了泰山景区的最后一景—黑龙潭。渐近“十一”，车票更是紧张。当时免费的学生票已经停止，只得买票回京了。19日下午由泰安来到济南，晚上在车站等车时，因当地红卫兵组织对拥挤的乘客大肆殴打时，因路见不平曾与他们发生冲突，后来双方总算和平解决了，强龙惹不了地头蛇，见好就收，还没有吃亏。当晚在车站等了一宿，20日早上乘车离开济南，晚上到了天津。乘夜车回京，次日晨到达北京站。
第五次串联到此结束。

房士俊
200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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