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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 著 一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尽管《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文艺报》点名批判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散》、《挽歌》，孟超新编《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等作品。整个文学艺术界仍然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当年摄制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还有舞台艺术片《东方红》、《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剧《节振国》、歌剧《红梅岭》、锡剧《农家宝、两垄地》、楚剧《双教子》等。
《戏剧报》资料室介绍《1965年革命现代戏大丰收》，统计了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或调演节目。这些剧目以及其它创作剧目总共计327个在这些剧目中包括被江青文革中窃取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以及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在小说界，梁斌在抓紧修改《红旗谱》的第三卷：《战寇图》。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征求意见稿。整个出版界届于《红旗谱》、《野人春风斗古城》两部小说的畅销，电影改编的成功，对这后两部长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从1954年以来就埋头创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小说《东方》，已写出1一4部初稿。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成功后，赶写第二卷。
在上海，以写短篇成名的作家峻青在赶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决战》。此时《决战》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创作歇息的片断时间，又匆忙草拟酝酿多年的山东抗战题材长篇《海啸》，制订写作提纲。
‘几乎是所有的人，不仅是艺术家，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家，也没有意识到1965年11月份对吴晗《海端罢官》的批判，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密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建国37年党领导文艺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江青、张春桥策划炮制出：《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以中央(66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报纸点名批判“二家村”(邓拓、吴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丁》。批田汉的《谢瑶环》、《赛金花》。批“清官戏”，批“形象思维”，批“中间人物论”…… 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人人口诛笔伐。六亿中国人民还有谁在文革中没写过大字报，贴过大字报，看过大字报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嫡怒笑骂，旁敲侧击；或斩钉截铁，或云山雾军，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中国有文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宇报技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 由于刘邓司令部被迅速打倒，毛泽东没有再写第二张大字报，所以这张大字报公开发表时定名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题目的删定， 仅一字之差，从中显示出这张大字报的威力和当时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威慑力。 毛泽东用骈体文写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文章抑扬顿挫，一气呵成。
毛泽东的大宇报，不仅在政治上产生重大影响，也影响了一代文风。这是文革中影响最大的一张大字报。 随着中共《5．16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被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他们大多只有15——18岁)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它们被视为毒草)，欧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首都闹市区：王府井在八月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不久)，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象雨一样
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汽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发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二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首一人手执—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发现这只台灯上的裸体女神，忽然穿上了—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在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拣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天安门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
“红色恐怖”弥漫首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
梁斌在1966年夏天因为《红旗谱》受批判，关进牛棚，《战寇图》原稿被没收，从此下落不明。魏巍在文革一开始，即成为黑线人物，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宣传战争残酷”、“贩卖人性论”的毒草。末完成稿《东方》被作为“黑靶”没收批判。
1968年2月27日下午5时多，峻青挨批斗后，走出上海作家协会大门，在巨鹿路的常热路口，迎面被戴大口罩的人挡住去路……奉吴法宪的命令，这个军人化装成平民，将峻青秘密绑架。经吴法宪审讯后，用三叉戟飞机将峻青送往北京卫戍区关押。在上海，谣言四起，有人说他是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有人说他已 死了。总之，峻青突然失踪。造反派闯入峻青家，抄走他的长篇 小说《决战》初稿和《海啸》创作提纲，包括他几十年积累的创 作素材。对其夫人平康进行迫害折磨，逼她交待丈夫罪行。 李英儒于文革开始后18个月被江青下令隔离审查，随后与外 界失去联系。家人对其生死不明。并于1970年关进秦城监狱。 姚雪垠得以幸免。毛泽东于1966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上说，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指 第一卷)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六十年文艺大事：1919—— 1979》)有了毛泽东的这一条指示，使姚雪垠在文革中安然渡过， 并完了《李自成》第二部。
8月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 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被红卫兵进行挂牌批斗，京剧戏装、书本 在燃烧、冒烟，老舍等人被驱逐在烈火边蒸烤，并施以皮带、拳 头、皮靴、唾沫，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红卫兵——革命的 少年，包括女孩子，还追随汽车赶到公安派出所，不顾所内人员 阻拦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
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投湖自杀。死前，他曾经过一整 天和半个夜晚的沉思。在岸边的地上丢满了烟头。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 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 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 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 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 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
在1988年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大会所宣读的《为被林彪、 “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中， 列举已故作家、艺术家的姓名有近二百名。在文革中被监禁、刑 讯、关押、欧打和下“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的作家、艺术 家就更无法统计了，可以说几乎无一人幸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 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在1966——1967年，的确闹腾的很红火， 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三角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 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 —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标为文艺 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 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 众看到了舞台上金发碧眼的吴清华，不禁大拍其掌，叹未曾有。佐 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特投入，两眼噙泪，非 常逼真感人。江青被异乎寻常的掌声所陶醉，演出后加以接见。 《人民日报》载，佐哈卓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 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 《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用杂技形式搬演了京剧《红灯 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其中节目《红画笔》表现 大批判，运用：“砌砖”，及“晃梯踢碗”技术，描绘了七亿人民都 作批判家，大搞大批判栏的生动情景。
劫夫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林彪题写的《毛 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 台广播。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 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的唱，唱得人热血沸腾。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 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 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用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 展现为故事情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高潮，便集体“定 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 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 “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1967年全国流行 “语录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 犯罪。”贪污——双手向胸前收拢。浪费——双手从胸前向外翻掌 推出，浪费一一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当然，这几个动作 也能起到治理“中焦”，活动腰背的作用。“语录操”还有转体动 作，跳跃动作，共18节，以上仅举其中3节。“语录操”由电视 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学者以百千万计。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25周年，北京、上海举行了盛大集会。陈伯达发表讲话 吹捧江青：“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 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像”， “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纪念期间，被江青掠为己有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 个“样板戏”同时在首都舞台上演，盛况空前历时37天，演出218 场。
《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 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 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个崭新的纪元。” 《人民日报》在6月16日报道会演盛况时，号召“把革命样 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 代开始了。这是一个中国和世界史上也极其罕见的封建法西斯文 化专制时代。
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 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当这种新文学、 新语言、新文艺出现时，也有片刻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其自 身的贫乏和苍白。当时最新鲜的语言，很快就令人们感到乏味，久而久之，感 到缺氧、窒息。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造反歌》
“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 翻身！”‘砸烂×××”，“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对付侵略者， 人民要武装！”《谢饭歌》
还有一些豪言壮语，它们曾使广大人民为之震颤、落泪。
“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 义”(杨水才)“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 法活！”(门合)“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 夺头号大油田”(王进喜)
这些英雄的豪言壮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由于整 个社会对典型的宣传和解释是片面性的扭曲的，带有浮夸倾向，为 整个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空想的色彩。 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代之以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 雷同化的语言，使“文化”“语言”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现实生活 的土壤。充满了砸烂、打倒以及八股文的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 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了地位，逐步腐朽、死亡。在民间人民 群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新语言、新文学、新文化。首当 其冲的就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的发起。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
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 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份资金和物 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从1967年“二月逆流”到1968年“一月风暴”，天下大乱。中央 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 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 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 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 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 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 集团命运的沉浮、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 在1967年夏天，在全国范围（特别是首都北京）红卫兵文艺 突然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 “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大戏。清华大学井岗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岗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 《红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首都大专院校红 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 旗上—一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 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这些组织 还创办了各自的红卫兵小报。下面将这些文艺活动进行分别介绍。 首先，介绍一下1967年——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 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 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 派。天派—一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 队”。地派一一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岗山公 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这是“中央 文革”上层政治斗争在大学的曲折反映。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 “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 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 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 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 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 “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 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 运动的第—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 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 极左路线，打、砸、枪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 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 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 有—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 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 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 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拷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 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 头。向他们宣布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 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 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 “老红卫兵”做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两派，“四 三派”、“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 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 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了众多红卫兵组织， 反映强烈。在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班在工人体育场的大 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 组织集合了—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 属于愿意复课的保守派。曾活跃于文革初的红卫兵则形成“老红 卫兵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 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怒笑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双方谩骂。如， 北京2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 音—一“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 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 台。 老红卫兵在道义上自然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 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 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 (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首》）。 在此情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 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 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 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 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 《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 《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辨论， 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在大学则有《井岗山》(清华井岗山)、《东方红》(矿院东方 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等等，加起来 这些小报不下有二三十种。一时小报大街小巷满天飞。 “中央文革”所利用的几个组织：清华井岗山、地质东方红等 小报，经常透露出一些“中央精神”，左右运动发展。象：“联动 分子陈小虎在广州被抓”，等谣言也是通过这类小报登出，意在攻 击陈毅。除此之外，红卫兵小报也为红卫兵文艺提供了不小的活 动天地。 ： 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宇报 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一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 地小报人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抄俱下。当时《新湘江评论》曾 引毛泽东未发表诗词，“自信此生多风雨，潮涌漫湘江”(待考 证)，还有评论员文章，“指点共产主义灿烂江山，激荡无产阶级 血珠文字”这样的文字挥挥洒洒。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 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 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卖小报，但对其报 上观点，一般并不认真对待。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
“红卫兵诗歌”从文化大革命初见诸大字报、传单、油印小报， 长久徘徊于“童谣”和“打油诗”的阶段，随着1967年夏天之后， 红卫兵报纸的普遍出现，红卫兵诗歌便随同红卫兵政论文、散文， 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 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红卫兵诗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 兵诗选》。内收从文革1966至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出 的红卫兵诗98首。 诗选的靡页上写有：
献给
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
最高统帅——毛主席
在诗选的“序”中，编辑者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 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热烈地欢呼：“燃起 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曙光，前进 —一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
歌颂毛泽东的诗歌，在文革中可谓浩如烟海，但红卫兵的颂 诗，仍具特色。
我手抚天安门红墙，
象孩子呀依偎着亲娘。
——《红太阳颂》北京向日葵
天安门是一艘时代的巨轮
毛主席阔步走在巍巍的甲板上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一纪念毛主席“十一”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东北鸿耶
“莫斯科一饭馆的女工，在街头看见中国留学生红卫兵胸前佩
戴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她跑步上前轻声说……
您胸前像章闪着红太阳的光辉，
中国红卫兵，请给我一枚！
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啊，
盼望第二次十月革命已望穿秋水。
，．． ．．． ——《您胸前闪着红太阳的光辉》佚名 北去的风儿慢慢地行，
你捎几句话儿到北京城。
延安的山头都插红旗，
造反派最想念毛主席。
——《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陕西佚名
“红卫兵歌谣”在文革中大多见诸于“大批判专栏”以及小报、 刊物的“报屁股”、空白夹缝。能够反映出文革时代的语言特色。 诗选中收入的“歌谣”，—部分曾在当时社会上、口头、大字报广 泛流传、另—部分则是“文人”仿造“歌谣”手法充塞报章夹缝 的“打油”。现选其有时代特色的歌谣，转录如下：
刘少奇算老几／老于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湖北)
毒打、围攻领教过／最多不过砍脑壳／要想老子不革命／ 石头开花马生角。(四川)
面包馒头算老几／老子饿死不要你／雄文四卷快拿来／ 革命小将要真理。(湖北)
铁气节，英雄胆／提着脑袋来造反／方向一明不回头／敢 闯火海上刀山。(江苏)
恕不再举例。这些歌谣当然没有什么艺术性。但是，它们却 能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典雅和温文是丑，横蛮、粗 野是美。仿佛童稚气末脱，而又霸气十足，是文革时代特有的一 种“艺术特色”这类歌谣中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还有：杀 砸、攻。奇异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却能从中获取到“美感”。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一编，收入了在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作 《放开我，妈妈!》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8徘徊在屋檐下；
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诗中提到“英雄的爸爸”，“二十年前／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 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 “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为了捍卫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 诗人说：“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造反 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 杀!” 诗人最后说：“再见了，妈妈！／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命令 我立即出发!” “等着我们的胜利的捷报吧，妈妈! 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放开我，妈妈!》作者：吴克强。武汉人。此诗作于1967年 6月，武汉“720事件”的前夕。1967年1月林彪的揪“军 内一小撮”以及上海的“一月风暴”，这两股风卷入湖北省，2月 初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 江日报社，2月8日换了主人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 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 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 《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 3、4月份，“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派组织的冲突白热化， 战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最后导致震动全国的反对“中央代表 团”事件—— “720事件”。王力被定名为保守派的“百万雄 师”群众包围，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 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 纵队，举行示威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上空。7 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 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 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 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湖北全省在 “720事件”后被打伤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达184090余 人。 就在“720事件”的两天后，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 话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 《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 吴克强的诗作反映出了当时武汉、湖北省激烈、残酷的武斗 流血冲突。此诗中所述“哥哥”死亡一事，是否是吴克强家中的 真事，还不清楚。但在文革中，一般读者都把这首诗当成生活的 真实记录来读，这也是此诗传播甚广的一个重要因素。 《放开我，妈妈!》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 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生活境况。无 论是自我投入，还是被迫卷入，文革运动已经无情地进入了每一 个家庭、个人的生活，把宁静的和平生活击得粉碎。《放开我，妈 妈!》整首诗发生悲怆、激亢的声音，同时也可以嗅出其间散发出 的硝烟昧和血腥气。 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请松一松手—— 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我在武汉大街上 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 的时候》(武汉朝辉)等。这些诗从全身心“投入”的角度，在一 个侧面反映出了这—冲突的激烈程度，他们都声称为毛泽东而战!
请松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交给我吧／你手 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鲜艳 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 挽联／已经摆满了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 泪也没有／她咬着不屈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 朝霞，走在最前头……
——《请松一松手一一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 ……让革命的暴雨把我们淋个够!／纵然是火烧雷劈，／也要 杀出一条血路!／……胸中自有雄文四卷，／横眉冷对大刀和匕 首! ——《挺起腰杆昂起头一…—献给我们的战友》(武汉吕凉)
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在“文攻武卫”的枪林弹雨中，红卫 兵把全部热情颂词献给了他们的战旗。战旗是文革斗争、青春理 想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神圣象征。
啊，战旗！我们是如此深切地怀念你——
怀着烈火般真挚的感情，蓝天般崇高的敬意!
战旗啊，有谁能比我们更熟悉你的容颜————
血液般纯洁，火焰般鲜艳，彩虹般明丽!
——《火红的战旗》(河南红烂漫) 大旗，你在我们心中飘扬了多久多久!
苦涩的汗把旗上每一根纤维浸透，
鲜红的血染红你每一寸纹路!
走资派的黑手曾撕毁这鲜艳的红旗，
挑灯含泪，我们一针一针把你补就。
忘不了那红旗大楼前的日日夜夜，
大旗和革命小将的红旗并肩战斗；
大旗，你是我们红彤彤的革命宣言书…… ——《大旗颂歌》武汉丁烯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让我们给你盖上一面火红的战旗!
——《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 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从1968年7月份开始 编选，历时5个月于1968年底编选完毕付印出版。在“后记”中， 《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特别指出，此诗选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首都大专院 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 助”，并提供“不少便利”。 从“诗选”的作品风格、思想倾向上看，是典型文革运动的 产物。创作手法比较单一，内容极左，而词句却比较“驯雅”，其 中找不到当时的“碍语”。1968年底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本身已 受中央文革小组操纵控制，这本诗选能受到各大学工宣队、军宣 队的“帮助”，也说明曾获得“官方”默许。 在这本诗选中还收入了一篇散文诗，《献给披荆斩棘的人》 (佚名)。全诗长约2000字，是把江青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一首散文 诗。此诗也成为中国文坛——历史“奇文”。 “你是无产阶级永远出鞘的宝剑，你是二十世纪划破云空的闪 电，你是啊，文化大革命红色暴风雨中矫健的海燕……敬爱的江 青同志，你是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女英雄，一 个普遍的共产党员!” 《献给披荆斩棘的人》
评价这本诗选必须考虑到它编集时的政治背景。在1968年7 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奉毛泽 东指示进驻全国大、中、小学。在7月26日姚文元的《工人阶级 必须领导一切》—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传达了毛泽东指示；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 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当时风云人物——北京大专院校的五 大学生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师范大学 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清华大学蒯大富，在7月28日凌晨被 毛泽东召人中南海，毛泽东批评了蒯大富，蒯当场放声大哭。召 见后，五大领袖返校，各自动员下属放下武器，拆除工事。不久 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 能够同工农结合的……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 想。” 由此，“红卫兵运动”在1968年7月突然中断，造反的学生 由“红卫兵小将”变身为“再教育”对象。在8一12月份66、67、 68届大中学毕业生即踏上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征途”，被分配 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 考虑到这本“红卫兵诗选”结集时的历史背景，虽然诗选具有“奉迎”色彩，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毕竟为保留一批历史的文 学的材料作了一些工作。其中搜集的—些诗作，虽然通过筛选，剔 除、打磨，但毕竟存留下不少有个性的作品和诗作的“原始”风 貌。诗选是自办出版、发行(发行：30000册)。实际上它是一个 折衷的走钢丝的结果。基本上可以说是对红卫兵运动1966——1968 诗歌创作的—次总结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后。各地群众组织部被解散， 社会秩序在新的党和国家领导集团领导下得到全面恢复，文革便 进入了新阶段。“九大”之前的文革历史被有意“遗忘”和重新改 写、解释。《写在火红的战旗上》这本曾被默许的红卫兵诗选，也 忌讳提起，受到封禁。
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和大型舞剧《井冈山之路》
1967年夏秋季，是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开始文艺活动 的黄金季节。各大学的几派组织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大型 节目，在学校、机关、工厂及街头演出。如：中央戏剧学院的 “长征”战斗队、“红旗”战斗队两派先后排演了三部多幕话剧： 《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和《五洲风雷》，曾南下杭州、 广州演出。 清华大学井岗山在8—9月份排练大型歌舞剧《井岗山之路》， 于10月1日公演。此剧模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受 到中学生所排《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启发。全剧 历述清华井岗山的战斗历程，具有鲜明的“地派”色彩。参加此 剧演出的有部分中学生，包括主要演员。还有中央民族学院、地 质学院、北航学院（地派组织）、清华附中等校参加。全剧演员有 200—300人。舞美设计及灯光布景达到当时最高水准，如：幻灯 投影已能表现毛主席头像放光等。其中有这样一段舞蹈：一个被 “血统论”诬为“狗崽子”的学生，不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老红卫兵”的欺压、凌辱，坚决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头一次佩戴 在外衣上，被“老红卫兵”揪下，第二次戴在内衣里，同样被发 现夺走，并加以欧打，第三次，他毅然把像章别在自己胸脯的皮 肉上，鲜血流淌，震慑了执行“资反路线”的“老红卫兵”。此剧 当时在北京各大学演出。 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和大型舞剧《抗大之歌》1967年s一6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四三派”联合排演和公 演了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简称：《路 线》)。 ’ 此剧是为了纪念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 字报”公开发表一周年而编创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史诗。
这出剧的创作源起，是根据京工附中的一个“四三派”女 生吴清华的典型事迹。“老红卫兵”让她上吊，她说“我还要和毛 主席干革命呢!”以此为创作契机，构成了整部大歌舞。在排练中, 吴清华曾到排练场讲述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自己的反抗斗争，激 励大家要拍好这出戏。(后来，吴成为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之 一) 在剧组中不少演员受过迫害。杨艾芸(清华附中)在文革前 学习成绩很好，是班干部。文革初，被打成“修正主义黑苗子”， 关押在学校，不许回家。由于，不堪凌辱，他跑到铁路上去自杀。 迎着火车跑去，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个清华大学大学生一把 将他拉出铁轨，列车掠过撞掉杨艾芸两个手指，脸被刮得稀烂。后用大腿上的皮移植整容。 蔡×在剧中饰“者红卫兵”打手，他曾因为不赞同血统论 “对联”被打得头破血流。
正因为这种共同经历，演员们排练都特别投入。打吴清华— 场，蔡X作效果，为了真实，就真用皮带往自己胳膊上抽。胡莲 有被推搡在地上的动作，为了像，就在水泥地上真摔。有些同学 胳膀、腿硬，跳不好，想打退堂鼓。便有人声泪俱下地讲演：“我 们不是在轻歌曼舞，是在战斗！”演员们二十多人睡在—间教室的 大通铺上，自己找服装，制道具，帮厨作饭。 参加这一剧目演出、组创的杨君介绍了这个大型舞剧的排练 过程。杨君在第—次演出中饰“红卫兵想念毛主席”一场中“七 人舞”的领舞。全剧由开始策划、开排到正式演出不到一个月，约 20天左右。全部人员集中在化工学校，分场同时排练，边导边创， 然后组合起来。在排练过程中化工学校“四四派”集合了外校 “四 四派”几十人，全都是膀大腰园，来冲击化工学校，双方打 了一场架，连消防水龙头都用上了。于是整个剧组便迁到建工学 校继续排练。 杨君和胡莲是剧组唯一的几名曾学过舞蹈的人之一。杨君是 市景山少年宫舞蹈组组员，中学舞蹈队队长。胡莲也有“童子 功”的基础。他们便成了大家的教师。 整个排演日程十分紧张，500人不分日夜排练。到5月29日， 距离公演不到一周时间了，“八—八接见”—场还没排出来，组 创人员们集合在食堂前台阶上讨论，最后决定用—道红色追光，由 舞台后摇至台前，再从台右侧摇至台左侧。红光象征毛主席，所 有红卫兵追随光线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整整—大段 戏，由“红卫兵”自己临场发挥(演员大都受过毛主席检阅)，再 配上当时广场录音及东方红乐曲，取得感人的理想效果。 在建工学校大食堂进行彩排那—天，整个食堂被“四三 派红卫兵都站满了。 序幕一场因为人太多，便在台下演出，独 舞则在台上。乐队合唱队占了半个食堂的面积。当胡莲演到将 “老红卫兵”送过来的“上吊绳子”丢到地上，说：“呸!想让我 死办不到!我还要跟毛主席干革命!”时，全场一片掌声。幕间的 朗诵由钟××(清华附中)和陈×(女，101中)担任，被人称为 男声像夏青(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女声像余丽娟(《东方红》女 报幕员)，观众报之以热烈掌声。演出气氛非常热烈、融洽。6月2日《路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公演，500—600演员化 妆后集体由建工学院步行赴北展剧场演出(两地相距1 .5华里)。 仅有—个舞台总监督，各场由每个单位负责，一边上台，一边下 台，几万人调度一丝不乱。剧场气氛热烈，台上台下呼声响成一 片，掌声响成一片，哭声响成一片。 《路线》一炮走红，先后在首都剧场、劳动人民文化馆、北京 军区、首都钢铁公司等处演出达101场以上。(当时演员们都说， 演到101中这个数了。) 《路线》也受到了首都文艺界专家重视好评。中央芭蕾舞团钟 ××在座谈时评价说：演出感人，场次编排和舞蹈语汇丰富，有 独创性。‘看后令人吃惊意外。对于剧中主要舞蹈演员胡莲，许多 专业人员特别予以赞许。在海政文工团后来编排的大型歌舞剧 《大海航行军舵手》中，其中“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场，即 模仿《路线》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的“追光”表现方法，表现 水兵见毛主席的场景。 《路线》公演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曾 观看演出，并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意见剧组没听，有的听了(如： 加了“复课闹革命”—场)。“中央文革”下令派解放军进驻剧组， 从此该剧组成为：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直属《路线》宣传队。
1967年7月1日《路线》进入“广播剧场”，由中央电视台进 行了现场转播。“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一曲，被中央广播电台 多次转播。《路线》一剧一直演到1967年底才告结束。
大联唱：《红卫兵组歌》
1967年4月3日，江青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表讲话，把文革 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及组织说成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的讲话立即在北京老红卫兵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江青的 讲话是对红卫兵创业期全部历史功绩的否定，包括毛泽东八．一 八对红卫兵的支持。在强烈的反抗情绪下，北京老红卫兵派开始 策划在红卫兵诞生一周年之际：5月2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纪 念演出。 北京101中学的老红卫兵开始组创、排演《红卫兵组歌》。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仓促上马，紧急排练。 《组歌》作者：郭从军(101中高二10班学生)。在学校中是 公认的才子。他执笔写词，曲子完全套用《长征组歌》。郭从军在 1969年入伍，仍然有诗歌创作。他在西藏军中，曾写有旧体诗词， 并通过校友内部渠道在东北兵团、贵州三线工厂等地流传。 在此之前，101中也曾有过大型合唱的经验。文革前，学校组 织过“校史联唱”(101中是1949年由解放区张家口迁入北京的干 部子弟学校，有一段革命的校史)。并有一个管乐队。 这次演出，所有参予者都非常投入。红卫兵们怀着神圣的情 感走入排练场。参加过当年组歌演出，并担任女领唱的林仲说： “当时排练场的气氛，就同我后来去加拿大的大教堂看到的唱诗 班、作弥撒一样，所有人都怀着一种庄严、圣洁的感情，全身心 的奉献给每一次排练。” 《红卫兵组歌》一公演，立即在各中学引起轰动。各校宣传队 纷纷索取歌本、唱词，手抄、油印本纷纷出现，在北京各校也排 演此节目的同时，《红卫兵组歌》迅速传到上海等大城市，并被搬 上舞台，在全国范围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林仲在回忆《红卫兵组歌》的演出时说：“每次演出，观众的 情绪是热烈的，很快有不少学校去清我们演出。当时合唱队团结 得象一个人，集体行动，纪律严明，记得—次去矿业学院附中演 出，集体步行返校，仿佛军队—样。“指挥”—声令下，全体便齐 唱起来：‘战鼓响，旌旗奋，红卫兵，向前进……” 纪念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5．29演出”，原来准备在首都体 育场进行万人规模的观演。推出几台大型节目。可是“中央文 革”不批准，所以这次纪念演出改在了天安门广场。 在这次天安门演出的有101中的《红卫兵组歌》，还有其它一 些学校的节目。如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有一个女声独唱、合唱的歌 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曲子借用样板戏《沙家滨》中“智 斗”一场刁德一茶馆中的一段唱腔：“新四军久在沙家滨，这棵大 树有荫凉。”换上新词便成为：“ 红卫兵生来就造反， 得罪多少王八旦……” 《红卫兵组歌》在天安门广场出演人数约二三百人，还有一个 几十人的乐队。5月29日下午是个阴天。广场上围满了人群，演 出现场没有扩音设备，女领唱林仲和×××、男领唱×××，必 须拼力使声音传得更远一些。整个演出全体精神饱满，获得了预 期的成功。 《红卫兵组歌》是红卫兵文艺中老红卫兵派的代表作。全部联 唱曲套用《长征组歌》，将肖华原词改写，句式不变。组歌共14首： 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 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
(一)诞生 朗诵：战鼓响，
烈火熊，
杀声起，
军旗红。
冲天霹震泣鬼神，
杀出英雄红卫兵。
砸烂八股旧学制，
横扫黑帮立奇功。
党给一身造反骨， ’
唇枪舌剑杀气腾。
主席亲手授战旗， ‘
小将高唱东方红。
齐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杀!杀!杀!嘿!!
这首“组歌”唱本，在许多学校“老红卫兵”系统传抄、油 印，并组织演唱，人数往往多达一二百人。这种歌咏活动，实际 构成了校际之间各组织松散的圈子。当时，老红卫兵在各城区都 组织了合唱团，如东城区合唱团(前身：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中国红卫兵合唱团)演唱了《长征组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 1967年夏，以外语学校附中为主，以其它一些中学老红卫兵为附， 一起集体创作并演出了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剧排演的同时，老红卫兵派还 ．有一部同类题材的话剧《历史的一页》也在排演。《历史的一页》 编剧：卢伟、李平分。该剧把红卫兵运动放在一个大背景中去写． 风格类似“政治活报剧”，由灯光进行化入化出。后来两剧几乎同 时上演。
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剧，是在1967年—1968年影响 最大的一部老红卫兵话剧。 《希望》组创人员主要是三个人：徐雅雅(北京戏剧专科学校， 话剧表演系)、申小珂(北京外语学校附中)、胡滨(北京外语学 校附中)。 徐雅雅是这出戏创作的核心。在文革前，上学期间她就已经 开始学习写戏，学习焦裕禄等节目曾在农村、工厂演出。文革中， 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颇享声名。 徐雅雅属于被超前的共产主义理想喂养起来的一代人。张春 桥曾把老红卫兵比成是“十二月党人”。徐雅雅说：如果我1825 年在彼得堡，我也会参加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没有能洒上这滴血 令人遗憾。” 文革中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徐雅雅有七次在场。她是一 个历史的见证人。1969年9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被指定为 会场主持人。她距离毛泽东不过几尺之遥，可是却未上前与毛泽 东握手。(“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把手握肿了，从此规定， 不许与毛泽东主动握手。)虽然，她可以为自己找到充足理由。 往常在天安门喊口号，是由两名解放军一男一女，这次是由 徐雅雅一人主持会场，从天亮喊到天黑。她的嗓子一点没哑，一 片响亮。徐雅雅说：“我不为我能喊口号感到得意，我得意我的金嗓子，它体现出我对毛泽东的全部崇拜。” 天安门广场上是百万人的红海洋，红旗、红语录、红袖章。面 对红海洋，每当徐雅雅的喊声落下来后，红海洋便回响起一片海 啸似的回声，震荡在蔚蓝色的天穹。徐雅雅是女中音，嗓音不很 高，却很脆，她把声音提到顶，然后缓缓滑落下来，尾音拖得很 长很长；“毛——主席万万岁——！” 广场上接受检阅的弟弟、妹妹一下听出姐姐的声音，兴奋地 对别的红卫兵说：“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姐姐！ 1966年国庆，由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组织与戏 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戏专二年级一个同学主持修改剧本， 他在剧中添了一句台词。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 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每 当演到这里，全场便热烈喝彩鼓掌。 演出中还采用跨时空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铁梅接过红灯， 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响起了“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 火力打黑帮……在一阵紧锣密鼓打击乐伴奏下，一名红卫兵扛一 面红旗上场作“龙摆尾”的“急急风”，在台上旋风似地耍大旗，
只听锣鼓点猛停，红卫兵把大旗一甩，走到高台上。在李玉和就 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出于对鸠山的仇恨，在磨刀人指 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 这出戏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二层楼小礼堂。请首都 红卫兵代表及中央首长审查。到场的除了江青、康生等人之外，还 有陈毅元帅。在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1966年12月26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集会的日 子。当初，江青称赞的“我们的小太阳，中国的希望”的那群娃 娃们，开始向中央文革反戈。这是老红卫兵谢幕的日子，红卫兵 运动悲壮的尾声。在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73岁诞辰日，他们献上 了他们最后的礼品。 这一天，徐雅雅等二人摆脱了监视，来到北京展览馆。她一 下看到那么多老红卫兵，仿佛是吴清华在解放区见到了洪常青，心 中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老红卫兵们在剧场宣布 联合行动，并高呼；“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 要太狂了!”整个展览馆天棚都要被震塌了。这是老红卫兵决一死 战的宣言。 不久，公安部长谢富治遵照中央文革旨意．以维护社会治安 为名，抓了一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红卫兵，关在公安部。这就 导致了“联动”6次冲击公安部。从而更多的学生被捕和监禁。与 此同时，在中央文革指挥下，各校老红卫兵组织被抄、被砸、被 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被人任意关押、凌辱。某些昔日的加害 者，成了被害者。—些过去的被害者，肆意加倍报复，又成为加 害者。 1968年元旦社论宣判“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当晚，徐雅雅 与一名烈士子弟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呀。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 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信尾署名：“党之子。” 江青“四三讲话”之后，老红卫兵开始策划纪念“五二九 演出”。徐雅雅受几个学校红卫兵之托，在北京四城骑车四处奔 走，组织这场汇演。这时，外语学校附中的申小珂慕名而来，请 求她为外语学校附中写—出歌颂红卫兵业迹的戏。 经过徐雅雅与申小珂进行创作构思、编排讨论之后，由徐雅 雅执笔写出了初稿。申小珂因忙于组织演出班子，退出了创作。这 时，该组织的胡滨(——个热爱戏剧文学的红卫兵)又加入了剧本 创作。这个剧本，在排练中边排边改，最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演 出本。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她还在剧中饰演校党支付书记。实 际上，徐雅雅是集编、导、演为一身。对这出戏作出重要贡献的 还有彭印印(女一中，高二学生)。她全面负责剧组的衣、食、住、 行，刻印剧本，联系演出等行政工作。
关于《希望》一剧的创作意图，写作者们在剧本“后记”中 说：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教育那些由于犯错误 而失去信心、希望，醉生梦死的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 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激情和令人含泪回顾啊！再看看你们今天 的生活，你们不羞愧吗?” 剧作者们的创作意图是再现红卫兵一周年的运动历程，进行 反思、总结，并教育鼓励“逍遥派”，歌颂红卫兵“同盟”战斗中 凝成的友谊。 剧情以彭路生等人领导罢考，撕碎考卷开始；以校长、工 作组组织中间派学生揭发、围攻“红卫兵”，上纲上线，将戏推到 高潮。最后校党支付书记洪松毅然站出来，支持红卫兵，并揭露 工作组长刘加君实际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同学纷纷 觉醒。各中学红卫兵纷纷来支援，并带来毛主席将要接见他们的 好消息。 ‘ 《希望》记录了文革初红卫兵诞生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 一场，彭路生等人半夜出校进行秘密会议，晚上由下水道钻回，想 不到洞口布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小豆子问彭路生头刺伤了没有，并 且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高三．二班女生丁飒英，是全校英语朗诵第一名，性格泼辣； 学士们给她起了个外号：钉子。在高三毕业考试的场合，她站起 来大声疾呼：“同学们，抛开自己前途，为国家命运想一想吧!”并 将考卷撕碎。高三考试与考大学直接相关。这一场的确惊心动 魄。
剧本中有“荒郊”一场，怒云蔽空，古柏耸立，二十余人列 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整场仿《东方红》音乐舞 蹈史诗，有旁诵，由1927年讲到1966，从湘江星火讲到文化革命 ……国际歌伴奏。这一场把红卫兵成立升华到历史的高度。 第七场，以舞台为“批斗”学生的现场，舞台上下打成一片， 演出中剧场反映热烈。满场响起一片口号声、掌声、仿佛时光倒 流真有一场大辩论在展开。 《希望》剧组汇集了众多学校的红卫兵，大家团结友爱，有— 种大家庭的气氛。剧组中一个男演员，他的父母在文革中受迫害 自杀了，他把剧组当成自己温暖的家。剧组几乎每周要开一次批 评自我批评会，坦诚相对。剧组中还有两个“学毛著小组”，天天 学习毛选，进行讨论。在长安剧院演出时，一个“四三派”学 生跑到后台来看热闹，听到他们在开批评自我批评会时的发言，十 分感动；主动找剧组的人谈话，说：“没想到老红卫兵间这么真诚、 友谊，敢于解剖自己，看来我以前对你们有误解。” 《希望》8月18日初在甘家口建工礼堂首演，道具、服装用一 个平板三轮就可拉走。一个屏风、一棵小树，还是徐雅雅从戏剧 专科学校借来的。后来，戏在长安剧院上演(演了三场)，公开售 票，一时座无虚席，一些演员家长也来看戏，剧场气氛十分热烈。 长安剧院的演出标志着此剧的成熟，至此“剧本”最后定稿。票 房的收入成为剧组活动经费。
《希望》—剧从创作至演出过程，始终充满了激情。演员们有 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希望》油印剧本的＜后记＞中写道：“这 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前进的红卫 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全剧还有始至终贯穿—个道具：—幅油画《红军永远不倒》。 —个红军战士遍体鳞伤，高举红旗，那红旗不是迎风招展，而是 被狂风吹卷的打了一个卷。 真诚的创作与表演赢得了观众热烈的反响。饰演丁飒英的肖 蓬蓬，饰演校长的宋娣，饰演洪松的徐雅雅等演员，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这是一台充满青春、友谊、激情，火焰熊熊的戏。 应该指出，这出戏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是人物概念化，深入 开掘明显不足。它的主要价值是有力推动了整个“红卫兵文学”的 发展。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是文革中流行比较广的“手 抄诗歌”。这首政治幻想诗，集中体现了当时“老红卫兵”的狂热。 此诗应该说，是应时代之运的产物。其背景是整个国家对毛泽东 的极度崇拜。1967年，仅此一年全国即出版了8千6百40万部 《毛泽东选集》，同时出版《毛主席语录》3亿5千万册。毛泽东著 作被用缎带和红纸包扎起来，供奉在每一家庭的正堂。同时翻译 成几十种外国文本向全世界发行。 《人民日报》以通栏篇幅不断登出世界各国人民热爱毛泽东， 手举毛主席语录、画像的大幅照片和事迹。 南越、印度、缅甸、泰国的革命战争胜利捷报频频传来。1968 年5月西欧、北美爆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巴黎大街筑起了街垒， 与军警连缓“浴血博斗”(《人民日报》语)8天，用棍棒、石头、燃烧瓶……这一运动波及纽约、波恩和罗马等城市。在罗马的街 头贴出了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整个中 国对此的反映是欣喜苦狂，5月25日全国1700万人举行声势浩 大的示威，声援西欧、北美人民斗争。《人民日报》载文说：美帝 国主义和一切害人虫“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不仅是狂热的中学生，包括当时社会许多人，都确信自己正 生活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 时代。当时的造反组织有的就起名为：世界革命红卫兵造反总部、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 有—段最高指示，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 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 抱负的中国青年—定要为完成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为了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 奋斗。”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就是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作 出的热烈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具有巨 大的社会思潮背景。为了让读者广泛了解《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 的勇士》一诗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将当时一些中国红卫兵的越国 界进行“世界革命”的行动，作一些简要介绍。
1．潜入越南参战的四名红卫兵
1966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红卫兵大会。就在 这次会上，北京市第100中学(这实际上是一所飞行员预备学 校)的高二学生赵建军、任热河与北京市第56中学的高二学生孙 智忠、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瞿绍东相识了。接着，他们又把 各自在“串联”和“造反”中结交的朋友王菊生、李小倩等6人 一一介绍。 赵建军提出，红卫兵不但要拿起笔批判旧世界，而且要拿起 真枪真刀去“埋葬帝修反”。身高1米82的大个子任热河是这些 人里的“长者”。他认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文化大革命”的 烈火已经燃遍全国，红卫兵要继续在革命路上打先锋，就应该到 国际舞台上经风雨、见世面。那么到哪儿去呢?十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南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5年多以来，那里的 游击战越打越猛，规模越来越大。国内的报纸、广播，几乎每天 都要报道游击队的战绩，这不由得使他们心里发痒———“对，到 越南南方去，到丛林游击战中大显身手！” 10个人开始了紧张而简单的启程准备。每个人买了一块指北 针，天天晚上学着在夜间根据星座辨别方位。请人教几句必要的 越语，把“同志”、“缴枪不杀”这些词背得滚瓜烂熟。赵建军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标有中越边境的军事地图。王菊生、李小倩采 购了面包和十几斤糖。任热河、孙智忠带上了几把锋利的匕首，以 便防身。当时已近深秋，大家顾不上天凉水冷，一星期几次到颐 和园、八一湖去练习负重泅渡。 10月30日，这10名红卫兵把所有物品塞到背包里，带上几 十块钱和百多斤粮票，登上了北京去南宁的列车。 出发前，谁也没有告诉父母，连—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 临行前，10人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表示“不怕死在战场上”。 赵建军当时就摊开日记本写道：“再见了，年迈的父母，等到 越南统一之日，再回来见你们!” 在广西边境凭祥，他们被扣留，送回北京。只有赵建军、任 热河、孙智忠、瞿绍东逃脱，最终越过了边境线，穿越丛林，深 入越南。 在去河内的公路上，4个人截住一辆卡车，一个劲儿地说： “巴亭、巴亭。”越南司机立刻明白这4个中国人要去的是河内巴 亭广场。巴亭广场就象中国人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一样。赵建军、任 热河、孙智忠、瞿绍东—上车，不顾车厢的剧烈晃动，呼呼大睡 起来。 第二天晚上10点，河内到了。借着路灯，他们看见了巴亭广 场、主席府和隐在树后的高射炮。 街上行人稀少，4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越语问路，又费了一番周 折，总算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望着使馆上的五星红旗，他们又高 兴，又懊丧。正在想着，使馆二等秘书走出来，亲热地握着他们 的手说：“欢迎！欢迎！你们到家了。” 赵建国、任热河向驻越大使宋奇文陈述了越境过程，然后不 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难多大， 我们都能坚持下去。”朱大使听后有些激动，按照这些娃娃们的说 法，可以算出，他们三天之中只吃了一顿饭。他一面让厨师赶决 去准备饭，一面耐心地劝说他们先休息几天，等使馆向国内请示 后再说。 第二天上午，听使馆的同志说，朱大使特地为此事约见越南 总理，并向越方表示了歉意。4个年轻人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一整天坐卧不安。 11月8日，使馆机要员忽然闯进他们的房间。 “有好消息，快到大使办公室去！” 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打来了专电。根据任热河、瞿绍东的回忆， 电文大意如下：
朱大使并告4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到越南，使我们感到为难。但 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个时期， 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请大使陪同。另外 请将他们的出身、姓名、家庭及住址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经过几天集训，赵建军、孙智忠分到316大队2分队，任热 河、瞿绍东分到320大队2分队。4人都是预备供弹手。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师长批准他们的参战。当天晚上，赵建 军向连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967年1月19日，天空晴朗。上午9时，指挥所接到敌情通 报，美航空母舰北移，温县防区可能会出现“大型攻击波”。下午 4时11分，刺耳的防空警报撕碎了空气，大地也微微颤动起来。 20多架敌视向交通线扑来。为了压倒高炮火力，4架 F—105 雷公式飞机对我炮兵阵地疯狂轰炸。 战斗结束后，在一班炮位上，二炮手、三炮手、五炮手倒在 血泊里，预备炮手赵建军满脸满身的泥血，倒在炮轮里侧。在他 汗涔涔的脸上，一双失去光泽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赵建军牺牲后，师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 追记二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电全体援越部队，号召 所有指战员向赵建军烈士学习。 不久，赵建军的父母收到了儿子生前所在部队的一份纪念品： 一个用有机玻璃做成的盒子里，放着一架用美制F—105飞机 残骸制成的小飞机。在用越南的彩色石子铺成的底座上，雕刻着 —行小字。上面写着：“父辈英雄儿好汉”。 赵建军的父亲是我军某部司令员，母亲也是一位部队干部。两 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含着泪给部队回了一封信： “……建军是我们最疼爱的大儿子，我们老了，组织上不会批 准重返前线。为烈士报仇，为千百万越南人民报仇的重担要由你 们挑起来。孩子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要在越南统一的那天，等 候你们的凯旋。” 几个月后，两位老人又把赵建军的弟弟赵奠军送到了哥哥曾 战斗过的部队。在友谊关南面63公里处，弟弟把一个灿烂的花圈 放在了哥哥的墓前。
2．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
黄尧在《最后音符》一书中追忆当时的越国境行动时写道： 1968年年底在云南全面展开的“划线”运动，将一派群众组 织打成“反革命”。据1975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 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000余人死于非命。 “以革命的名义”屠戮，“以革命的名义”背叛，“以革命的名 义”引颈待杀和被杀——这是一场空前的“革命大霍乱”。但是， 至少在那个时期，“革命”本身——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在年轻一代中还未受到本质的怀疑。 我有将近10万字的罪证，其中两篇文章是直接攻击林彪副统 师的《论形式主义的反动性》及《再论》，我嘲讽他的伪“忠”，批 驳他的所谓“绝对权威论”，黑纸白字，我跑不了，仅此一罪，杀 头足矣!还有若干攻击江青、康生的文字，洋洋万言，通过红卫 兵的有线广播，遍布昆明十里城乡，这还不算那些参与论战的传 单，红卫兵小报“屁股”上杂文式的“补白”。 和我同期关禁的有师大附中的傅衍鹏等人，昆明第10中学的 刘晓光、林柏；12中学的范严光，女中车佩明， 11中裴滚泥、毛 昆明以及与我同校的宝章、赵力、培宙。大体分属于当时昆明地 区最大的两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 在长长的“请罪”行列里，我可以挨着宝章、赵力站立，吟 读各自熟背默记下来的“请罪书”。过后，便是惩罚性的劳役。赵 力最期盼这一时刻。这一天，他持一把扫帚在地上划着，慢慢挨 近我，左右环顾之后，匆匆在泥地上用竹梢刻下“北”字，又刻 一个“南”字，后一个字下了狠劲，显得奇大。他往“南”字上 跺跺脚，抹了。 “什么意思?”我替他蹭掉地上的字。
“南方来信——很多人都跑过去了——跨过国境线参加缅甸 共产党的游击队！大富你认识吧?白猫你认识吧!都过去了！很 多人在边境上见到他们：绿军装、红帽徽、一式的现代装备！” 他眼里闪射的不仅是希望，还是火。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 有人才幸运地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 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已达300 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 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 知青。 5月下旬的—天，我收到来自德宏潞西县勐戛的一封长信，我 久绝音讯，捧着沉沉的，略有些泥土腥气的信，双手发抖。 一页白纸，布满细碎的皱摺，红的、黑的隐隐的指印。红的 是土?黑的是炭? 信的楣头上依红卫兵最习惯的方式摘录了毛主席的一段诗 词：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 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黄尧，敬爱的同志： 首先，请允许我们代表你的全体战友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5月 16日，我们来自潞西三台山，盈江、陇川、瑞丽的数十名战友聚集 在勐戛小石桥村，共同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此刻，篝火熊熊，遥望北斗，我们心潮澎湃，更加怀念那些曾使 我们热血沸腾，身心激荡的战斗岁月。 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 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天然地落到了我们肩上．中国红卫兵运动没有完结， 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潮头推向那些腐朽黑睛的角落，荡涤一切污泥 浊水，开拓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纪，英特纳雄耐尔一 定要实现。 我们当中，将有一批人首先踏上征途，用我们的血，去灌溉 异国的自由之花。白骨何所弃留，“赤遍环球是我家”!请相会你 的战友不会玷污这面光荣的旗帜。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中国红卫兵万岁！ 下面是47人的签名：安波、钟秋、罗毅、鲁生、美刚、纪隆、 王兰、文华、崇把、家晨、龚敏、桂玉成、王兰平、许儒多、朱 潜云、郭津德……最末一个是运宽。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或者说不熟悉。 在那许多草草签留的姓名中，有一个重重扣击着我的心：郭 津德。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太了解他：若有一个以一死而了却 “碌碌无为”的机会，第一个挺身而去的就是他。 他是—个射击运动员，想当兵，想得痴迷。他说过：如果能 早生30年，长征路途、雪山、草地就会留下他的脚印，领一代风 流的就是他，而不是别人！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们出境几天，返回中 国时就身着簇新的草绿色缅共游击队军装，军帽正中嵌着用薄毡 制成的红色五星)，带来了一份“缅甸共产党党章”，这份油印的 《党章》迅速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成为中国红卫兵了解异国共产 党的第—份有凭有据的材料：
“……缅甸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缅甸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决沿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 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 己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前进。 缅甸革命战争正在经历着长期的艰难困苦，高潮和低潮，曲 折不平的道路，向着胜利前进……”
这些文字，对一个中国红卫兵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 是纯粹的马列主义! 选择的困难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动。 汪泯、朝东、超云和光弧，生于同年——1949年，共和国的 同龄人，昆明第8中学高67级学生，都是革命军人和干部的后代。 最早珍藏《格瓦拉日记》，并把这本小册子带到南边去的就是他们
5月的一个早晨，当他们踏上异国的土地时，都不由得同时转 身回望祖国——仅仅离去一里，北面黛色的山壁上用白色石块镶 嵌的巨幅标语：“毛主席万岁!”还赫然在目。
1969年5月14日，从盈江小平原出发，一伙知青将“雪球” 越滚越大，到瑞丽双印，队伍已显得浩浩荡荡。经过几番聚散，到 达潞西三台山邦滇寨时尚有30余人。 整个德宏地区的边境五县，处在被闪电射入的新的动荡之中， 红卫兵用“走串”来增加他们的行动感，尽管果敢者仍是少数。采 取实质性步骤毅然出走的人将一面旗帜扛走了，竖在异国丛林上 空，猎猎飘响。 “纵横谈”主持人宣布：所有问题都有了明晰的结论，只剩下 了一个议题，即最终归结为“行动”的方向：中国红卫兵向何处 去? 其实，参与者们都处在巨大的滑坡上，“重心”被一批果敢的 先行者沉沉地坠着，只能往一边去——国境那边的消息从未断绝： 首批到达的红卫兵已在缅共“人民军”营地接受训练，根据地南 沿的游击战早就打响。对于忠诚、勇敢和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 国红卫兵，“人民军”持欢迎的态度，况且其中不少“汉子”都早 早接受过动乱中枪炮的洗礼，摆弄一只美制 M16自动步枪、 Ml卡 宾枪或40型火箭筒，不过是一件稍觉新鲜的玩艺儿。 这消息使大家欢欣若狂。聚集在三台山邦滇寨的30余人开始 向勐戛转移，在小石桥村汇成了近50人的队伍。 运宽将《缅甸共产党党章》念了一遍，他的嗓音低哑。 缅甸人民正在受苦受难，中国红卫兵值得为之栖牲——其实， 有的人——你的战友和弟兄已经上去了——而你呢? 玉成，1948年生，昆明第11中学高67级学生，校足球队中锋，标准运动员身材，性情活泼开朗。小伙子长得英俊、帅气，有 —双女孩般媚人的大眼。 潜云，1947年生，昆明第8中学高66级学生，性情温和，说 话好压低嗓音，有一脸黑楂楂的连鬓胡子。 津德，1947年生，昆明第8中学高66级学生，我的同班同学。 还有谁?良宁。良福的胞弟。站在这一大群人中一点不显身 材。他要上前线去寻自己的哥哥。三天来不言不语。人们已经看 出他那与胞兄一般无二的倔犟性格。 场地上所余的大半是女孩。够了，暂且是够了；一次捐出去 4条男儿之躯! 女孩子们默默地站着，有人往暗影里埋下头——有谁是他们 的恋人?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值得热辣辣地爱的。谁去取?那火 中的荆棘。 5月17日晨，这批人向芒海边境出发。罗毅、钟秋、鲁生、运 宽及安波等人“代表”大家送行。 从尖山、兴隆寨至马脖子、崩龙寨而下邀放，到达排鹿寨时， 又聚集了30来人。排鹿的一群女孩拥出来了，摆下了她们忙乱中煞费苦心做好的菜饭。壮士们以水代酒，敬这些素不相识的小姐 妹，谁也没有想到，排鹿的女知青户差不多是一个完整的红卫兵 小队，她们还珍藏着一面旗帜，于是，在茅草屋前面的院场上，重 新竖立了旗杆，举行了旗帜告别仪式。 这是—面褪去了鲜红颜色、染着汗迹墨迹而显得沉重的旗帜， 十几双女孩的手贴上去熨平了岁月的折皱。于是，壮士们蘸着烟 墨，用竹笔、钢笔留下了姓名，环绕着这些姓名，女孩子们都签 下了自己的名字，象花瓣紧簇着花蕊。
该有一段誓言——红旗左上角用大字斜书： 牺牲换人类幸福，
革命乃吾辈生涯；
且将点滴血和泪，
洒遍天下自由花。
旗帜在正午升起。热带的炎日照着几十张满是泪痕的脸。 黄尧、赵力、毛昆明、宝章在乘车前往中缅边疆的途中，被 扣留在保山县。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宣布：“你们有 严重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插队……”并排民兵看押 他们。黄尧回忆说：
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 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4人分 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 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 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 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 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摊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 “书!书怎么办?”赵力想起来了，我们还有整整一大箱书， 《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 “扔了!全都扔了!一本不留!”我说。 “能不能带到江边……再扔……到最后的时刻……”赵力说。第二天，在已加入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纪隆带领下，黄尧 等4人偷渡成功，到达缅共游击队兵站。 “我们一脚踏在那湿润的土地上，空气是绿色的，远处的大青 树上有成群的白鹭飞过——梦中自由的领地。”“瞧，都来了!”纪隆点了一支烟。 都来了!沿着公路，在浓浓的林荫里，在中央大道阳光泼洒 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拥而来，喊着、叫着，叫着、喊着…… 时间：1969年7月5日。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 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 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 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 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枪口出 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 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象涌泉一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 在马恒昌栖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 族战士(其中一个是救护员)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 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 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上，他伸手往下一 按，整个下肢完全浸泡在血洼里，被枪弹撕碎的破布筋下，炽热 的血柱突突地喷涌，象由他无端地捧着的血的泉眼_“我的血！ 我的血！”他兴奋地大叫，两颊出现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见过这么 多血！这是他的血！中国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献了。
他被火力压得发疯了，他紧紧地贴着地面，低得不能再低，他 几乎嵌进土层里，枪弹的网还在往下压，他嘴里全是泥，鼻子埋 进草根里，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呼吸和压抑，他就冲决似地弹起来 了…… “同志们，冲啊……”他喊道。他喊了一句从他六岁起就挎着 木枪喊的口号。一模—样。 他飞翔起来的时候，两只臂膀张得挺开，不知道他是怎样投 弹和射击的。在那一两秒钟之内，正面及左侧的敌军火力点居然 懵了、哑了、沉寂了，象空出了一个舞台。他一人独据了两军对 垒的舞台，他打出了整整—梭子弹，他在疯舞和高歌之后倒下，敌 军清醒过来，二挺机枪一齐向他扫射，密集的枪弹将他冲顶起来， 然后象—片软软的羽毛飘然落下。 他——张益海，北京红卫兵，1968年10月到云南插队，1969 年3月参加缅共“人民军”，牺牲时年约21岁，其余不详。
“杂种！让中国爷来单干！中国人可以解放全世界！” “冲啊——” 跃出战壕，向浓烟滚滚的坡下扑去。看不清敌人，只管搂死 了扳机，泼水般泼出子弹。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国人的喊声，一个战士 将枪一扔，捂住眼睛在阵地上乱撞——一发敌军的枪榴弹在他的 枪体上爆炸，他两眼一黑，没有倒下，他往左侧冲，又往坡下冲， 他高举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去扑杀看不见的敌人…… 猛然，津德推倒炮筒，抓起死者身旁的一支冲锋枪，倏地蹿 了出去．连打了几个连发，班长一跺脚喊道：手榴弹、齐投—— 掩护！ 他迂回成功了。当敌军发现背侧遭到攻击时，他已经挺立在 一座岩石上。 “来吧！中国爷爷爱你们……这些龟孙子！”他大骂着，单手 挟着中锋枪，畅畅快快地泼出去—梭子；又一纵，依着—棵大树。 又是—梭子，“来啊！老子不想打屁股！” ……他是完好无损归来的。 但，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战斗。 “我想吃莓子——黄刺莓……”他念叨着。他被毒蜂螯伤的右 臂已经发黑。他死于另一场无声的遭遇。
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和它的创作源起
一个红卫兵在越南作战牺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红 卫兵中间悄悄地流传，在这个传说中还有—段，关于烈士墓前摆 放着一个血染的红袖章的细节。这个故事令红卫兵们为之“神 往”。昆明、北京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疆，在缅共人民军中作战的 事情，也确实曾经在文革中在全国泛围流传。 关于当年投身“国际共运”的红卫兵是否有什么文学创作，还 不得而知。但据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学员陈建军(原云南军区某医院护士)提供的情况，1968一1972年间由缅甸迁至国内医伤的缅 共游击队员中，有不少中国红卫兵。缅共派过来慰问伤员的文艺 宣传队，也大部分由中国红卫兵组成，当时，就有护士发现说： “报幕的不是昆明×中的××吗?”演出节目全是中国文革中的节 目：《×部队战士想念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远飞的大雁》 和《望北斗》等。不过歌词有相应改变，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创 作”吧。 《望北斗》一歌出自歌舞剧《井岗山的道路》，在1966——1968 年，是红卫兵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歌曲中有这么一段歌词：“赣 江边你领导我们反围剿，打败蒋匪百万兵……”，在演出时被改为： “伊洛瓦底江边你指引我们反围剿，打败奈温百万兵！”以及“缅 共”“××大捷”等等。 自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8月成立之后，江青、林彪直接 下令搞清查运动，大批老干部及红卫兵被判为“站错队”，仅昆明 地区的中学生红卫兵两万人，被判“站错队”。到处“划线站队”， 刑讯逼供，街上贴满“枪毙”布告。在缅共部队中有不少“黑 帮”子弟，因为无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罪名挺而走险。在游击战 中阵亡的红卫兵，许多没有留下父母姓名、家庭地址，一些留下 姓名的则发一纸阵亡通知给其家庭，政府对其家庭并不给予“军、 烈军属”待遇。 陈建军向中山大学的朋友描述了当时一些伤愈出院，重返缅 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含泪向她们道别时的情景。还有人让昆明藉的 护士向家人转告自己还活着的信息。 以上这些事实及各种传闻，是否直接影响和导致了《献给第 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创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这一切， 必然与此诗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之前，已有不止一个、两 个红卫兵诗人，发出了“世界革命”的呐喊：
呵，涅瓦河，你为什么这样欢腾，你看见，
克里姆林宫当年的红星闪耀在中南海。
让阿芙乐尔的炮口再对准新沙皇的宝座，
开火，轰出新苏维埃的河山。
——《涅瓦河之歌》四川 赵荷华
井冈山的土铺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大道呵，
全世界革命列车都在这条大道上奔走!
——《捧一捧井岗山的土》北京 夏春华
当代，我们的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郎玛峰颠，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大军，
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围歼!
……
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
——《神圣的十月》河南 东方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政治幻想诗)不过是这些诗 歌的登峰造极之作。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作者：佚名)，至少在1969年 秋，就已经从北京传出，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 全诗共240余行，共分5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 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 卫兵、老同学的墓前献花：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射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时刻，
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
而你
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在“公园里 一起‘打游击’，井冈山一起‘大串联’。”并一起“在那令 人难忘的夜晚，”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在这最后消灭剥 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编在同—班。”“在战壕里，我们分吃一份面包；含吮着一把咸盐，低 哼着同一支旋律，同盖一条旧军毯。…… “在冲天的火光中，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 线，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风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经过厂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浴血的南征北战”，我们不 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 最后，世界—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 夜空中升起了3颗红色信号弹，你拍拍我的肩膀：“喂!伙计， 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这20年前，一位 政治局委员的发言?” “记得！”我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军号 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绿叶，
一手是毒箭
——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
被扔进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国的统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紧舔着拼花地板。
冲啊!
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
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 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祥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痛苦直播进我的心田，空间——消 失了，时间——停止了，胸中仇恨在燃烧，耳畔雷鸣电闪。山岳 沉默、大海呜咽，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安息吧， 亲爱的朋友!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 我们来创建!” 海洋上，天水相联；胸怀中，激情万千。毛泽东的战士们返 回祖国。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为了 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 园。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与迟到十余年的越南、 缅甸的红卫兵行动报告相比较，显得“浪漫”；“朦胧”、“诗意”。 整首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新世纪”的美妙、幼稚的憧憬。
太阳啊，
从来没有这样暖 ’
天空啊
从来没有这样蓝
孩子们的笑容
认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甜
毛泽东的教导
罗‘里奇的遗嘱
马克思的预见
机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这是—种圣洁的情感。整整一代青年人把马克思的《共产党 宣言》当成他们的红色圣经。毛泽东早巳向他们发出了号召；“我 们这—代青年人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切害 人虫，全无敌。”他们相信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 天。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 上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同情，蓄积起自己的全部勇气，准备迎接一 场随时会到来的战争。他们甚至盼望着这一天。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集中表现了整个群体在 1967——1978年期间的一种“梦境”。所有心态：迫不及待、浮躁、 革命饥渴、兴奋、渴望牺牲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 纯而又纯的世界、永远年轻……等等，都曲折地折射在这首并不 “复杂”的长诗中。所有不同的种种愿望和解脱，都可以通过“世 界革命”——国际间战争的方式达到。希望打仗，在众多青年心 中往往是一种“下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出一种 焦虑、拒绝、愤怒。 《献给》一诗适合了当时的“思潮”，它应运面生，并且红极 一时。形式上，它吸收了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手法，韵脚绵密，朗 朗上口。它的忽发奇想，它的叙事性，它的通俗风格，都注定了 它会是一首走红的诗歌。 它作为一个思想标本留存下来，已超过了它自身原有的文学 上的意义。
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 夏仲、黎利地下沙龙(1967一1970)1967年北京“地下高级社会”
1967年夏天，当全国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进入全 面内乱，在北京已有一批文革初期的“运动领袖”和政治力量退 出运动舞台。 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 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部分人结伙进行 文艺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 “颓废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 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型。
地下理论领袖们
李坚持文革初在国防科委工作，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抓 到监狱关了一阵子，被释放后即被下放到一个半导体元件厂，这 是个不大的小厂。当时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踢出军队的各种 专业人才不少，李坚持的小提琴老师××即是一个、他原在海政 文工团拉小提琴，他的琴拉得相常够水平，是在东北跟白俄学的。 ××戴一付眼镜，一头乱发，神经质．典型音乐家的气质。李坚 持的气质和举止在当时给人一种“职业革命家”的感觉，比较成 熟、激进。 不久，李坚持又把同厂的陈小冬、范思学和周文林介绍进来， 形成—个四五个人的小圈子。这其中，还有范思学的妹妹范婷，有 一段时间她把东北知青的一些诗带给大家看(当时她在东北下 乡)。其中一首写嫩江平原风雷的诗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李坚持 也带来一些手抄本的小说、诗歌。后来，雷明、陈乐平等人也出 入于这个圈子。 当时，在这个圈子里相互传看文化大革命前“内部读物”(供 高干阅读)，一般为灰皮，又叫“灰皮书”。有《第四十一》、《一 寸土》(苏联小说，巴克兰诺夫)，《跟着太阳走的人》、《高空》、 《雁南飞》(以上为苏联电影剧本)，还有一些政治书籍《铁托 传》、《斯大林传》(托洛斯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德尔 拉斯)。政治、哲学、文学都有。其中《新阶级》一书在北京各 沙龙中影响甚大。德尔拉斯是南共理论家，他认为在共产党掌握 政权之后，如不加以防止可能会产生一个压迫人民的新阶级。这 令人联想起文革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当然， 德尔拉斯是从“右”的角度阐述的。 在此之后，北京“内部书店”出售黄皮书，“高干”持特殊证 件方能进入购买。黄皮书也开始在圈子中流传：布隆恰夫的《经 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 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 有些时候，几个朋友会在马凯、新侨或是东安市场去喝一杯 啤酒。1970年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在插队、兵团或是当兵，整个北 京显得空荡荡的。只有少数几个圈子在秘密活动。此后加入的还 有一个刘森。他50年毕业于徐悲鸿学院、坐过牢，放出后没有工 作，自己在香山附近用泥烧制一些佛头给农民，换一些钱过活。他 个性放荡不羁，富于感情，当同朋友们谈论起他所喜爱的欧.亨 利的小说，就会激动的身体发抖。此人还在民间学了些“相面”、 看掌、奇门遁甲之术，颇有心得。有时，刘森来会朋友，有时，朋 友去拜访他。他住在香山脚下的一个村里，一间简陋的土房，一 付“老农”的样子。 当时，大家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对社会主义制 度下的民主与法制表示关切，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还 有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这是“地下文艺沙龙”向理论研究迁移 的开端。最终导致了后来政治镇压的结局。 1975年9月，江青集团在对李坚持等人进行长期监视、监听、 外调后，将其逮捕。
黎利与“地下文艺沙龙”
1969年冬天，部分下乡插队的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这时的 北京已一片肃静、凝固、冷落。在这种寂静冷峻的气氛下，一些 新的知青沙龙开始萌生出来。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 青在沙龙中重新聚合。 黎利，女12中学生，女才子。当时“地下上流社会”知名人 物，是当时北京有名的“三利”之一。其父是长征干部。传说黎 利性格仍带有祖籍湘西色彩，泼辣、干练。文革中，造反派砸门 而入，要抄黎彪的家。黎利手持两把菜刀，拦在门口，造反派没 有人敢上前同她较量。后来黎利被抓入公安局，曾与翁××关押 在同一间牢房。 翁××，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父亲是大历 史学家翁××。翁××在文革初绘《百丑图》，因为“丑化中央领 导人”而被捕入狱。黎利则是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两入同 关一室这是一种有趣的巧合。 黎利由农村返城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形成了一 个文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中，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搞意识 形态，也弹琴唱歌，也搞文学。有时候，蹬自行车外出野游。 黎利曾将自己写的散文、札记拿给朋友看。厚厚一本，有文 学作品，有哲学，还有插队笔记。 在黎利的圈子里还出了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九级浪》的作 者毕汝协。 黎利曾告诉朋友说：“毕汝协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我启发他 写的。”黎利向毕浊协提供了相当多的人物素材，并给予相当的鼓 励。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文革运动中的过来人，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 一名司局级干部，他的小说《九级浪》与佚名作者创作的《逃 亡》等手抄本奠定了文革中“地下文学”的基石。《九级浪》的篇 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份量和历史跨度已基 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 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文革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人。他的小说 所描写的人物，象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 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 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象“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 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 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 事情，可是《九级浪》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 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文革后作者生拉硬扯的矫 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 出作者在浓厚西方文学侵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 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般无聊，象十九世纪的作家俯视 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 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 “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 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 “我”与“她”——司马丽—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 “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 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 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它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的“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 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 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 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 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草 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 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两 人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 向墙角，仓惶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 幸亏有下夜班的工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 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 了绘画老师的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 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 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九级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 将倾覆的场面。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 放纵，与以前叛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 闲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的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 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烫的烟头的疤痕，以及 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 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 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 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它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 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待，男主角同司马 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 “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 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 小说的真实表示异意。《九级浪》实际上是走在“生活”前面的， 有预见性的一部作品。 《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 用一种犀利和简截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 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 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 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 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 人物画廊中最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 内心世界，茫茫大海在九级狂浪滔天中，险境环生，她绝望挣扎， 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 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人心灵深处不曾掀起 “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性格。”在“四人帮”文化专治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 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 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 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 “赞誉”。在文革期间再也没有其它小 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 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 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 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后的轻松。这是 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 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 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 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 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 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 《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 这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卷缩成团， 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 一小站，这几名知青被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 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 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有扒客车被关押的。 在内蒙兵团有的知青因拦截汽车，欧斗司机致死，自己也被判刑。 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 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 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 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 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 示的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 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背弃了《创业史》和散文集． 《雪浪花》这样一些假现实主义和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一批作品，拾 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 胆、无畏的抉择和开拓。
第三章
从郭路生、齐群的形式革命到童话诗的泡来——
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
赵一凡其人与新诗歌运动
1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 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在1970年2月开展的全国“一打三反” 运动，到1970年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0 多名，捕了28480O多名。其中不少是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 日，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改判死刑)，就是一个典型错案。
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鬃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 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 (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 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灰里的 《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此时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 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的开拓者以及 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 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赵一凡(1935一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 高级知识分子。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上过3个月小学， 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文字改革、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 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进 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保存了地下文 坛大量珍贵的文学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 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 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份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 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 部份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藉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 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凡是 现代诗歌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 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代青年诗群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令的人。你说他20岁 也可以，说他40岁也可以。人们对他越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 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 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 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4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6年。这期 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最后里 面穿上钢背心，恢复到能够按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 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所以，也形成了不同常人的顽强。他 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 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共产党内挨 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 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 “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 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一次在上海她报考 一待遇十分优厚的秘书职位，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因 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凡随父颠 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西游记》、 《三国演义》学来的。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就写了一本儿童 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他的父亲是—个特别正 派的学者，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义。读 了很多马列的书。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 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他很正统，非常革命 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 的女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 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 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 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作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 改革委员会”参予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 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他的文学和语言学已 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 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 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 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 国家一分钱工资。不谋私利到这种程度。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巳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 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 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 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 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 的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 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传书”既是促进“圈子”发展的一个“源 动力”，也是青年交流感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谈读书体会， 是沙龙生活的内容之一。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 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 书传播出去。他安排的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 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 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 经常是某人来我处取某某书，某某时间了，某某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 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 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 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如；《第四十一》等，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 书”。“黄皮书”在文革中，由内部书店印刷发行，只供高干阅读，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 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 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在1972年。江青在1970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 此时在“沙龙”中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于是读到 第一本禁书。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 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17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 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 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 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 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 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 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 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 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发生交叉。赵一凡作为 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齐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 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 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能把它们 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 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 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4点零8分的北京》、《酒》、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相信未来》、《命运》等。
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 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 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了什么事情。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象“闪电”象“施魔”，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 心。
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 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象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 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 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那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记本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 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 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仅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 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呵，一定光明，
未来呵，一定美好，
生命呵，永远前进!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 了—代青年诗群。 《相信未来》及其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 一切甚至可以朔源于的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 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期间，郭 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 恢里、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喝酒，没 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 萝氏用铅笔刀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昧。 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 要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 其人。
x小组的复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 1米80，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 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言的《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 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 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 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 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 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 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 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 为： X小组。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 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 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 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 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 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 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 的第—个字母也是 x， 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 集团”。在当时中共“九评”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 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 “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郭世英x小组的被破获，全数被捕，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 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 (诗歌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散。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6时，被造反遥遥“迫害致死。” 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 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 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 土地。死时年仅26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 杀。张朗朗说是，他杀。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人 都生活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1966年，张朗朗因为“太阳 纵队”、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 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靡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 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里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 你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了那篇名作《相信未 来》。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首《相信未来》，题目得 自于你。”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 《相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淀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 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 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 传抄食指的待。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 至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 首诗。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陈 小雅在《海南纪实》上撰文回忆与他同赛福鼎女儿赛莎莎的悲剧 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莎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 好。陈小雅撰文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 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 的不错，给咱们来一首。”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 朗诵几首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 陈小雅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 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 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 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 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 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首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情生活的痕迹， 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酒》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状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或许这是一 种巧合，但是却意昧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 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 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象郭 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 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 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 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依群的形式革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齐群，他把 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5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 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 《你好哀愁》等。《纪念巴黎公社》一诗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大 江南北，为知青们所赞叹、吟诵。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雷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拉曾兹的傍晚——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 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 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 “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 发表的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 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仅管 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 学”的叛逆性格。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 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 北京的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 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 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 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 写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 “梦”的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 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 “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发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 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 话”，虚无飘渺、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的讲，这是 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之为“幼稚 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 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 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的美妙的“童话世界”。“梦 态”与“现代主义”的汇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 美主义“朦胧诗”的诞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 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 露珠梦想着海洋…… “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 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 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 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兰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梦之岛》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殊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发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陕西、陕北，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 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 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台失败。“返城风”正 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 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 望宁静、纯真地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 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 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 有的品性：纯洁。整个社会普遍道德沦丧的情况下，这批“儿 童”的出观，仿佛是浊泥污水中挺立出的一支洁白的莲花。他们 的诗境，脆弱的如同蚌壳，不过在其中毕竟包含的是一汪清水。
一小块葡萄围，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无题》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 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薄”的 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江青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治下，文 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 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 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在地下诗坛 上消失。 童话诗作为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革后的诗坛 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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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0 15:2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