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恒春武汉文化革命中的三个谜团

tuffy05 · 发表于 2010-11-8 13:00:54

武汉文化革命中的三个谜团

（“百万雄师”“七、二○”“北、决、扬”）

吴恒春（作者赐稿）

前言：

本人出身贫下中农，从小放牛务农,根正苗红。受党的教育，一路学雷锋，学英雄模范人物，唱东方红。满脑子装着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九六三年考进武汉大学，成了真正的农家子弟上大学的典型。对共产党、毛主席充满了感恩载德之心。在大学里历任小班班长到学生会常委的各种学生职务。用当时的政治标准来看，可以说是党的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但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革命，本人因学校实行王任重那一套引蛇出洞的战略，终于被引出了“洞”成了“造反派”。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是武汉大学少数派一般负责人之一。这年十月，被调到刚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创办报纸，当了《革命造反报》的主编。到六七年二月份，又被调到这个司令部当宣传部长。在“二月逆流”中，被军方（8201部队8248团）控制二个多月，到四月份才回到司令部就职。一九六七年的十月份，主动挂印逃跑离开了司令部。其动机也很简单，不过是因为认识到当造反派后果可怕，想早点离开，逃脱将来必有的惩罚。谁知还是没有逃脱，被弄得当了一个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什么“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成员而被审查十六年。自此以后，一直受到歧视，在社会上苦苦挣扎，一事无成。至今垂垂老矣，回首往事，仍然如同在五里雾中，看不明白，留下的只有迷雾重重。
我的经历，可以说毫无价值，因为是那样平淡无奇，除了本人因此而成了反面教员，被审查近二十年，历经坎坷，饱受世态炎凉是真实的以外，毫无惊心动魄之处；也可以说，价值无穷，因为我的身份颇有点特殊，能称之为年轻大学生当造反派的典型代表。因此，也许本人心目中的文化革命才是文化革命的真正面目。
但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在现今人们心中的文化革命好像和我的经历毫不相干一样，完全是另一回事。回顾一下这场十年“浩劫”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场噩梦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一、我经历的文化革命

在武汉大学，过了一段充满梦幻的日子。
1966年开始，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年初，我们每天早晨还在广播中收听反修文章“九评”；
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们开始把这当成政治学习的重要任务；这期间，我们每一个小班都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我成为本班毛著学习核心小组组长；
4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向武汉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本人当了化学系教育革命展览的核心小组成员；
5月16日，中央通过了“5.16通知”，但没有公开发表；
6月1日，北京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后来号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那一张大字报；同天，解放军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6月2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成为当我我们学习的文件；
6月13日，进驻武汉大学的工作就宣布纠出了武汉大学的“三家村”，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被打成反革命；
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连续发表了“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毛泽东主席在“二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这篇文章上加批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的指示，这条指示成了整个文化革命中引用得最广泛，最多的一条最高指示。也是以后文化革命中与保守派相对的革命派叫造反派的来由；
7月，我被调入刚组建不久的武汉大学工作组机关报《武汉大学战报》当学生兼职编辑，志得意满地做着党的接班人的美梦；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迅速传播，信中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产，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初，乘着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同学写信的这股东风，大批从北京来的学生南下进入武汉各大学校园，武汉大学来了不少北京学生宣传文化革命，全校展开了大辩论；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自全国的学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
8月底，有一次我由办报的南一楼回学生四区宿舍时，看到有几个北农大的学生被围了一整天没有吃饭喝水，出于一种与人为善的本能而为他们解了围；
1966年9月初，我所在的小班发起召开了一次班上学生干部联席会议，会上临时推荐我作为主持人。全班二十七人，参会者十三人，决定用一帮一，一对红的办法，分工每一个学生干部帮一个同学，保证全班每一个同学都不落后，坚决跟党走。
1966年9月上旬，因文化革命而派到班上的小班政治辅导员邹发喻召集全班同学会，讨论学校成立“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的组织方案，会上对我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有人说我召开全班学生干部联席会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想阴谋夺权。我当场宣布不参加这个“九、一二红卫兵”。从此成为了武汉大学某些人抛出的第一批少数派人选。
1966年9月12日，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正式成立，张体学参加“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师”成立大会，并乘敞蓬吉普车检阅红卫兵。新校庆活动如期举行。是日，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后称一司）。“九、一二红卫兵”成立后，就四处开展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最主要的活动是派人到不远的莲溪寺砸烂了那里的不少东西。
1966年9月23日，我到北京串连，住在中国人民大学，陪同我的只有本班一个湖南同学，他遇事与我持同一观点，我们形影不离，在北京国务院接待站，教育部接待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赴京学生必去的地方。
1966年9月27日回到武汉大学，参与了全校部分系的少数派同学的聚会，商量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的事，从此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
1996年9月29日，武汉大学工作组组织全校同学到北京过国庆节，我们这些没有娘的少数派同学也由我带队，再一次跟随大队伍到北京，但是单独活动，他们住在七机部，我们住在人民大学；
1966年9月30日，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师”派政委王焕耻同学来做说客，要我们这些少数派同学回归大队伍，他们可以不究既往，但我们不同意。王焕耻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10月1日，在人民大学医院床上，从电视机中收看了国庆活动实况转播；
10月3日回到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少数派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选举数学系学生伍桂生为总指挥；
10月上旬，在武汉大学四区学生饭堂贴出了一张题名为“化三学生吴恒春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本人成了被武汉大学正式公开点名，抛出来的学生异类的第一人；
10月下旬，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商讨成立司令部一事，湖大、华工代表未参加，自行组织本校的司令部。
10月26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举行成立大会。武汉测绘学院党员学生杨道远（杨树贵）被推选为司令员。
11月初，我被派到刚组建的司令部去主持创办报纸，担任主编；
11月4日，由全市东方红红卫兵组成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我的妻子方霞当时是这一次成立大会的会议主持人；
11月上旬，武汉大学发生了全校性的查抄黑材料事件，但化学系查抄出一份用黄色毛边纸书写，整理的一个代号2469的人的黑材料，记录了他在前二个月中每一天的言行。不久，我所在的年级有人在本人所在班当时民兵连长张冠臣同学床垫底下发现了又一张用相同质地的纸写有2469言行的材料，对照一看，原来这个2469就是我本人。写材料的人就是那个一直跟随我一起的同班同学黄振球。
11月11日万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武昌体育场冒雨集会，“向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并发出致毛泽东主席电。
11月16日二司及武汉其它造反派群众游行到“湖北日报”报社造反，要求改组编辑部，勒令该报停印。
11月中旬后半期，因封湖北日报而引起的全市大辩论在武汉市江汉路举行了很多天，其中于11月初的一天辩论中，我以革命造反报主编的身份参加了辩论并取得很大成功；
11月下旬，封湖北日报的全市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驻红旗大楼联合指挥部派出一百多人进驻武汉展览馆，要办反映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化革命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展览；
12月6日，以原省总工会为代表，支持省市委的工人在武汉机床厂倡议下成立“革命职工联合会”。
12月上旬，杨道远要我派人去主持办展览。我把办报的事交代给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个叫做竺联伟的同学后，自己就到武汉展览馆去主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型展览，当总编；
12月26日，“革命职工联合会”以一色织布厂档案员林焕运，在造反派抢档案时，心脏病发作病故为由，下半旗，抬尸体游行，并宣传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殴打致死。
1967年1月14日，“工总”发起，13个组织起草“告武汉全市人民书”，提出夺权问题。
1月20日左右，我与武汉展览馆负责人陈经义两人到武昌阅马场红楼参加了一次关于响应上海一月夺权，武汉市湖北省夺权情况的会议，会上周孔信介绍了在省“支左办”组织下，与各派谈判成立湖北省权力机构的情况通报，布置凡二司各部门要开始全面参与夺权，武汉展览馆也要夺权；
1月21日，我们回到武汉展览馆紧张活动，把华中农学院“延安红卫兵”吸纳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月22日，我们在武汉展览馆宣布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武展总部，由陈经义、吴恒春、刘庆林、王军等人组成新总部负责人班子；同时宣布在武汉展览馆全面夺权；
1月23日，原进驻武汉展览馆的各“新派”组织成员撤退；
2月2日，展览基本筹办成功；
2月5日——7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预展三天，接待参展人数五千余人；
2月8日，长江日报刊登《二、八声明》，引起全市关于香花毒草的大辩论；
2月10日，凌晨，新派三千多人冲击展览馆，把全馆内容全部破坏；
2月12日，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吴世安、副政委熊心乐、副参谋长江鸿海，曹干事四人与武汉钢二司周孔信、陈经义、吴恒春在武汉展览馆谈判。湖北省军区领导承认武展“2、10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武汉展览馆驻军负有责任，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以此为主要内容双方签订了谈判纪要；
2月15——20日，全武汉展览馆工作人员出动到全市宣传武展事件真相，新派派人相随作反面宣传，双方为此多次辩论；
2月19日，在我带队往武汉炮校去的途中，接到司令部原宣传部长温平送来的调令，调我到司令部任宣传部长；
2月20日，武汉警备区8201部队派人进驻武汉展览馆，开始搞全馆工作人员整风；
2月22日，武汉展览馆全部人员被强行解散，只留下我本人和陈经义两人接受审查；
2月22日——4月20日前后，我和陈经义两人在军方控制下，写检讨，印刷和送全市各组织铅印的检讨；
4月20日，展览馆监管的军方人员撤走，陈经义回到华中农学院，我回到武汉钢二司司令部就任宣传部长；
4月21日——5月15日，回去后，宣传部已经人去楼空，没有人了，全部宣传部要重新组建。司令部向各学校要求调人来充实宣传部。宣传部的工作逐渐恢复了；
5月16日，“百万雄师”成立；
5月16日——6月1日，从百万雄师成立后，武汉就日益变得充满了血腥味，半个月中连续发生了多起武斗死人事件，汉口有不少地方造反派成员已经不能上街贴大字报了。情况变得越来越严峻；
6月2日，司令部召开常委会，针对武汉市发生的实际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实现对全市各学校的有效统一指挥，特采取常委负责制分片包干的方式来实施对汉各学校的钢二司红卫兵的指导，我分工负责二、七区（即现在的江岸区）；
6月3日，我一人住进二、七区的教师进修学院，与杨道远约定以“白云”为化名，与司令部保持联系；
6月4日——6月14日，我走访了江岸铁中，四十三中，汉口第一师范学校等造反派力量比较集中的学校，并在四十三中秘密作了一场报告。这期间参加了“新公校”的绝食活动并作了妥善处理。同时安排了必要的应变措施，把位于教院对面的一个同学家，一师的朱海霞同学家和我自己外婆家定为一、二、三号危险时的临时联络点；
6月15日，杨道远在电话中通知我，说是钢派有人进驻了民众乐园，在那里建立据点，司令部派宣传队去作慰问演出。当天，我进入民众乐园，在那里见到后来成为武汉体育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赵子强；
6月17日，三民路被百万雄师杀死了几个人，其中两人被暴尸铜人像下，百万雄师不准收尸，路人侧目；
6月18日以后连续三天，到民众乐园附近曹祥泰，德华酒楼，工艺大楼等各处勘测地形，希望建成防御工事或防御体系，但都无法建成能独立防守的体系；
6月22日，附近发生武斗，都是事先并无任何征兆的突然武装进攻，晚上，有人抬来武斗中被打死十多具被杀死的造反派组织工人的尸体，民众乐园里充满着死亡的气息，恐怖情绪在全园不断地漫延，一夕数惊；
6月23日，民众乐园指挥部开会，讨论是坚守还是撤退的事，大家的意见认为百万雄师不是来讲道理来辩论的，他们来就是要杀人。于是决定撤退。中午，全部成员分乘两辆卡车撤回武昌，我重新回到教师进修学院搞地下工作。这一天又发生新中原武斗，死了不少造反派组织“工造总司”的人；
6月24日，发生汉轧武斗，大规模的武装人员进攻汉阳轧钢厂，武斗中，造反派工人死了不少人，武汉大学学生刘朝民，古立盛被当场杀死；
6月25日——7月18日期间，我来往于汉口造反派学生比较集中的几所学校，安定人心，鼓舞士气。为了安全，汉口铁中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派出了一个叫做王勇的学生给我当联络员，以防不测；
7月19日，晚十点左右，大批百万雄师出动，包围了教师进修学院，声称是这里有武汉钢二司的大头头，要来抓人的。但因附近的学生及时接应，我在百万雄师进入教院前及时撤退到了临街的居民家中而未被抓到，等百万雄师无功而退后，时间已经过了午夜；
7月20日，凌晨，我正在教院门前与当地居民躺在中山大道路边乘凉，并与居民们说着闲话，突见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一路播放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告武汉市全市人民书》，一边由南向北开来。宣传车后面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共有四十三辆车，估计总兵力在一个团。我叫醒了当地一个家在附近邮政局的造反派学生，到邮政局向杨道远打电话，通报这边发生的情况。杨要我立即回到司令部，不要再留在外面了，武汉文化革命发生了大变化。打完电话后，发现有人跟踪，我于凌晨五点丢下随身东西坐早晨公交车回到武汉测绘学院的武汉钢二司司令部；
7月21日、22日，在司令部了解情况。听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到了武汉，王力、谢富治同志在8199部队的帮助下平安脱险，周恩来总理先期回到北京，到机场迎接由武汉回到北京的王、谢二人；
7月23日，北京召开了百万人大会，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公开肯定武汉市“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群众组织；
7月24日，武汉市举行胜利大游行，万人空巷，天气和人心同热，市民为参加游行的人们免费送饮料茶水；
7月24日——10月中旬：
武汉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成员各自恢复自己的组织；
武汉钢二司宣传部决定创办《武汉钢二司》杂志；
宣传部组建了三个直属文艺宣传队；
司令部组织武汉文联的几个作家住在水运工程学院编写反映文化革命的话剧《江城怒火》；
司令部派人到全国各地“支左”；
武汉市各受到肯定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开始了新的一轮为参加省市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争吵；
全国各大报纷纷发表社论，支持武汉地区“三钢三新三司革联”；
我决定“急流勇退”。对政参部长，武汉邮电学院的杨运年说了我的看法和想法后，我要离开司令部了；
10月下旬，国际友人，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来汉访问；
10下旬，接待完谢胡后，我悄然离开了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没有与武汉大学的造反派见面，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去向，回到了黄陂；
11月初——11月中旬，到了西安，看望支持我读大学的二哥；
11月中旬回到武汉大学，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的活动；
12月20日，因武汉大学两派为大联合三结合事闹得日益激烈，这天，被武汉大学龙派活动分子程锁、余拱炎强拉劝说参加了两派在小操场的关于让谁代表革命干部参加三结合的辩论会。
12月20日——1968年2月27日，直接参与了武汉大学龙虎两派的斗争，成了龙派的第二号人物。
1968年2月28日，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我担任常委，政工组长；
3月1日——6月1日，武汉大学两派闹得热火朝天，龙派成立过“四反指挥部”，办龙派骨干学习班，请来胡厚民，杨连成作报告。4月22日在《造反有理报》上发表了由汤任远起草的《关于武汉大学形势的声明》；
6月2日，武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武装左派，其实这是针对全国其它省市仍然处于武汉市“七、二O”前后的形势下而必须的一步措施，对于武汉市当时情况而言，本不适用。但由于这一武装左派的指示，而使武汉市又开始了抢枪；
6月3日——6月20日，一共组织了京口抢枪，省公安厅抢枪两次抢枪活动。
6月24日开始，以中央军委收缴武器为转折，各组织在限定时间内一定要交出本派的武器，由支左办公室主持，各派组织头头办学习班。从此以后，革命委员会变得完全有名无实，我的文化革命其实从这时就已经算是结束了；
7月初，六一年、六二年进校的大学生开始毕业分配工作，我仍然充当有名无实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组长。
9月12日，参加了武汉大学最后一次以“九、一二”为校庆的庆祝活动；
10月，以一冶工人为主体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汉大学，分配到各年级开展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全部被架空，其成员进了各级学习班，其实就是各自“斗私、批修”，做不完的检讨，写不完的交代；
12月，六三年进校的学生开始毕业分配工作；
12月31日，我由武汉大学用一辆校车，送我们一起分配到应城、钟祥、京山、沙洋、五三农场的几十名学生离校。我到了五三农场；
1969年1月1日——1971年8月，我在五三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锻炼，战天斗地，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写检讨，做交代；
1971年9月——1974年3月，由五三农场再分配到湖北省英山县，我在英山县战天斗地，挖山开河，住“五不准”学习班，住干校，上山烧炭，当住队工作队员；
1974年3月8日——1975年12月，到湖北省应城化工区报到，分配到中心试验室工作，参与了该厂的“斗、批、改”和反击友倾翻案风活动。接着带队培训；
1975年12月中旬，到兰州参加全国“工业系统科研部门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会上得病，在兰州陆军总医院住院；
1976年1月——9月上旬，半养病，半上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我的病情也日益转重；
1976年10月3日，肝病急性暴发，进武汉传染病医院；
1976年10月10日，新闻广播宣布“四人帮”被捕；
至此，我的文化革命经历算是全部结束，从此之后就是连绵不断的审查，写交代检讨，被批斗当反面教员，离职审查，隔离审查，一路到1984年才作结论。
综观我的全部文化革命经历，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经历，因为至少我是当年享誉全国的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武汉钢二司的常委，宣传部长。当报纸主编，当大型展览总编，办全市性的广播网，办杂志，组建四个宣传队，参与抢枪，静坐，绝食……；有些事，是作为文化革命的代表性罪过的行为本来就不与造反派相干：如“破四旧，立四新！”现在被说成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滔天大罪，但那是文化革命刚开始的1966年10月以前的事，还不存在造反派这一派。到1966年7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清华大学附中写的“二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万岁！”的批示中才第一次出现“造反有理”一词，这时，在北京也只有联动在抄家破四旧。而全国当时还没称之为造反派组织。当武汉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在全市大搞破四旧立四新，到处打、砸、抢、抄、抓，全力发赴地大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时，后来被称之为造反派的人们，还是一批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散兵游勇，那里能把这样的罪过也加到我们这些无辜小红卫兵头上？
那些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和诸如巴金这样的世界级文学大师们，也帮着把脏水泼向这些当年的“革命小将”们，就我本人而言，到1968年6月就失去了自由，后面的那些“斗、批、改”住牛棚，进干校，连锅端，挂黑牌子游街时，我也成了革命对像，被送进了学习班；当然，造反派也不是毫无错处，如武汉大学的“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的黎进军，就对化学系一位教授的死负有直接责任。到一九六七年七二O后，造反派翻身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也有过过头的，整对立面的事，但时间绝对很短，那时因为造反派又一次沉入了被逼被杀的白色恐怖之中。

二、官方对湖北文化革命的正版评价：

由当时的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为主编的湖北地
方志：《当代中国的湖北》对文化革命就有一段精彩的叙述，这是能代表正宗官方观点的。现引用其中这一部分如下（中间夹以评论）：
《当代中国的湖北》编委会
主编：钱运录
副主编：许道琦、吕乃强、吕庆庚、王峻峰、李桂庭、杨坤泉、陈骥、杨中岳、王重农、夏振坤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国勋、王文良、许光度、伍愉凝、李冷、沙汉亭、陈扶生、陈忠民、李德华、金士郎、杨振兴、周维敷、周韶华、郑耀南、胡昌义、赵德馨、涂一兀、谢允坚、密加凡、谢传纪、韩宏树、廖文田
《当代中国的湖北》编辑部
宋曦、蒋祖培、潘绍禹、邹志平、魏海民、陈箕裘、卢明生、王永瑞、泥元
《当代中国的湖北》（上）主要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振国、万德宝、马基嵩、王文童、王定欧、王承善、邓国准、仇祖文、田开群、石尚文、丘昌济、刘廉、刘心敏、刘圣波、刘经华、刘晓云、刘海顺、刘谦贵、毕仞千、朱修心、许可、成钢、陈文科、陈德兴、李邦基、李金堂、李启鹤、李剑星、李继昌、李德新、谷缉安、汪祖尧、汪彦彬、邹文斗、杨贤森、余杏文、张凡、张红梅、张兆鹏、张根福、范兴元、岳启富、周达、周顺明、周维扬、金来刚、欧阳书文、查旺卿、钟家茂、胡晖、赵军、赵凌、赵一鸣、姚建华、徐义平、徐继之、高国友、夏军、夏扬荣、宾正东、唐达余、袁茂林、郭化通、郭永金、曹建民、阎久祥、阎启斌、梅雪、黄竹、黄文星、黄伟如、傅秋贞、程汉松、程启进、彭近新、彭学章、彭德新、韩兵江、虞锋、解锦麟、雷敬端、蔡汝元、蔡灵辉、廖克勤、熊振环、樊作刚、魏文焕
第五章：“文化大革命”与湖北的国民经济
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主要过程及重大事件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五·一六通知》发到全国各级共产党组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全面正式发动。湖北也从此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正在顺利发展的进程被打断了，全省人民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评】钱运录胆子很大，第一板子就直接打到中共中央政治局身上。但他却置事实于不顾，完全不看后来革命群众组织的一切活动均没有超过这一通知的精神，因此，按事实，执政党就应为符合这一通知精神的所有活动承担责任，不应该推到年轻学生身上。即使要追究，也只能追究脱离这一精神的某些活动。不过，钱运录能这样开头，这在涉及文化革命的评论论述中还是最直接的了。但却反映出他只有自己，只有湖北省的某些人，却完全目无党中央，目无国家利益的立场！
一、“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发动
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于六月八日和九日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斗争的矛头一开始就指向了所谓“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中共武大委员会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揪”了出来，诬为“三家村”黑帮。【评】这个罪责是由中央担还是湖北省委担呢？钱运录这里是说的“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贯彻执行《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因此，诬指也罢，后来的一切作为也罢，都应由中央来承担责任了。在这里，钱书记把五、一六通知全部否定了，倒也痛快。但他后面的对文化革命的描述，则完全本着这一方针，上，中央错了；下，群众错了；湖北省的那些当权派们就没有错。《湖北日报》于六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发表了这一消息，接着又连续发表了揭发、声讨他们“罪行”的文章。中共湖北省委七月七日发出《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七月十八日又作出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六月二十一日和八月二日先后两次在武昌召开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达1.85万多人，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号召“全省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的人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揭发和打倒一切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同时，将省直属单位文艺界500多人集中一处，搞“揭发”和“斗争”。“省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又组织省直属机关干部批斗了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和省委常委、副省长陈一新。于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省全面开展起来。
二、“造反”组织全面夺权，全省大动乱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他们向党内走资派造反。此后，北京的各种“造反”组织南下武汉串连、点火，武汉地区和全省各地各种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造反”组织相继建立。这些自命“造反”的组织是一支狂热的政治力量，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的思想指导下，到处煽动“造反有理”，大破“四旧”(注)，横扫“牛鬼蛇神”。中共各级组织和政府机关首先受到冲击，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被批斗，大量文物遭到破坏。【评】这一段，钱书记在混淆是非，这时，并没有什么“自命”的“造反派组织”，有的，只有省委一手泡制出来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是与造反派无关的官办的组织。也不是什么自命的。而造反派组织最早的就是后来的武汉钢二司，而他的成立是在10月26日，这离钱书记说的隔了快三个月啊！
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其中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下，各地的“造反”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评】这不是睁上眼睛说瞎话吗？既然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其中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造反”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责任就推不到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头上了。这不正是在执行着党中央的决定吗？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高级干部，钱运录就只有这点水平？共产党人不是讲究实事求是的吗？十一月十六日和十二月十八日，武汉地区一些“造反”组织封闭了《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十二月底，北京南下串连的高等院校“红卫兵”，纠合武汉高等院校“造反”组织的代表去广州，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原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揪回武汉。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四日和十七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连续三次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斗。一月三十日又召开批斗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大会，宣称“以王任重和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是黑省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此，湖北省的中共组织，从省委到基层组织全部陷于瘫痪。
在上海“造反”组织篡夺了上海市的共产党组织和政府大权以后，全国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到二月底，全省各单位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基本上被“造反”组织夺取。【评】为什么不说是在执政党主席毛泽东的煸动下呢？是毛主席亲自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革命委员会的啊！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关“牛棚”、挂黑牌、戴高帽、游街、批斗，受到严重迫害。在夺权过程中，武汉地区的群众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即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评】这又是偷天换日，我们可爱的钱书记当时不就是保守派的人吗？你本身当年就是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成员，至于是不是重要成员就不得而知了，就算不是重要成员吧，也不该不知道即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根本不是到夺权以后才分成的啊？一月风暴以后分成的是“钢”“新”两派，而且，无论是钢派或新派，都没有指对方是保守派呀？那些文人们这样干，就不怕遗臭万年么？这样明目张胆地把保守派一笔抹煞掉，就能改变历史吗？你们不是早已把当年的保守派当成真正的革命派的吗？怕什么呢？到现在，百万雄师，职工联合会，大专院校红卫兵等等组织，在这个所谓的地方志中都没有出现，就更谈不上说他们是保守派了。其人品之差，比封建时代的文人差了不知多少倍了。
二月八日，“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12个组织联名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简称《二·八声明》）。这个《声明》用极左腔调蛊惑人心，说什么“湖北省武汉地区还没乱透，还没有大乱”，鼓吹“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此后，凡拥护这个《声明》的即自称为“造反派”；反对这个《声明》的，就被斥为“保守派”。两派之间斗争越来越激烈。于是，大多数工厂停工停产，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宣扬所谓“文攻武卫”的影响下，武斗事件时有发生，交通中断，社会秩序混乱，人身安全失去保障，军事机关也受到骚扰。【评】钱运录想把造反派群众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其实他是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了。武汉有好几百万人呢？能由得钱运录指鹿为马吗？武汉围绕着“二、八声明”的辩论分成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而不是被指责为保守派。钱运录这样把保守派的帽子乱戴，就是不提他参加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到底是为了篡改历史还是为了保他自己呢？无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都是可耻的。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武斗在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发生，在进行香花毒草辩论时，江汉路一带动辄几十万人，那是很文明的辩论。从来没有什么“武斗事件时有发生，交通中断，社会秩序混乱，人身安全失去保障，军事机关也受到骚扰”。相反，这样的情况在武汉市确实是出现过的，那是在你们所极力要掩护的百万雄师出现后才形成的场面啊，钱大人！
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三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发布的“八条命令”，把在武汉地区煽动闹事，搞打砸抢抓抄的朱鸿霞、胡厚民(注)等人拘捕起来。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与此同时，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吸收一批原省市负责干部成立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全省大动乱一度有所缓和。【评】这一段正是武汉某些人直接违反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精神的典型事例，而且在抓了夏朱胡之后，全省变得更乱了，由此而酿成后来更大的混乱，而且这时候的八条命令就不说成是林彪的指示了，当时林彪不正是管军队的最高首长吗？为什么他认为是对的就不说，而错的就是反革命集团的煸动呢？这种一切唯我所用，各取所需的态度也能来编历史吗？共产党人的唯物主义学到哪里去了？
可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时却公然说：“成都、武汉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她的一些爪牙跟着煽动：“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要反对“二月逆流”，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注)。于是，武汉的“造反派”（包括所谓“钢派”、“新派”）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矛头指向武汉军区。【评】这件事也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到后来，陈再道领导下的武汉警备区公然派武装部队干与文化革命，组织准军事组强残杀无辜群众，罪责难逃。到最后，中央全体动员在天安门召集百万人大会，定性陈再道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这些问题，至少到现在中央不敢随便下结论，因为那毕竟是当时的执政党中央所做的正式决定啊！钱运录竟敢否定世人皆知的事实，就这么胆大包天吗？还是无耻之尤？
五月十六日，另一派群众组织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表示支持武汉军区。这样一来，【评】“这样一来”四个字就把百万雄师的一切罪过都推得一干二净了，真是用心良苦啊。“钢派”与“新派”同“百万雄师”之间的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评】是冲突加剧么？是武斗升级么？冲突地点都是在那里？冲突原因都是什么？那都是百万雄师打进攻仗，无缘无故地杀到造反派力量最强的工厂去，这是什么冲突和武斗？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将武汉地区发生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评】什么叫做“另一派”群众组织？这里就不提保守派，真是用心良苦啊。什么叫“归咎于”？本来就是百万雄师处处进攻啊？是他们主动到人家的地盘去打别人啊，本来就没有发生什么争论，也没有其它冲突，他们就是那里造反派力量强就杀到哪里去，能不由他们承担责任吗？
七月十四日清晨，周恩来总理来到武汉，晚上，毛泽东主席也到达武汉。他们在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后，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内容是：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军区对“钢派”、“新派”和“百万雄师”都要支持；不打倒陈再道。【评】这里面有肯定过百万雄师一句话的内容就抓住不放了，但后来在天安门全体中央当时在位的重要首长都表态的对武汉七二O事件的定性就变成了是林彪、江青等的诬陷！这样为我所用地对待自己所在的党的决定和决议的人还能和他谈什么人格吗？但是，同一天，王力和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名义也从重庆来武汉。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违背毛泽东和周恩来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上述方针，公开在群众中支持“钢派”和“新派”，压制“百万雄师”，顿时加剧了两派组织的对立情绪。【评】钱运录真的是有健忘症啊，写到这里，既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来到过武汉，既然要对工人总部，“钢派”“新派”都要支持，你为什么在前面就要一个劲地为百万雄师开脱，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罪行都加到造反派头上？难道这就不是“违背毛泽东和周恩来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么？提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连他们的身份职务都不提，钱运录又算是老几呀？
七月二十日晨，“百万雄师”的一些群众和解放军武汉地区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数百人涌进王力住处，用汽车把他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评】中央军委早有明文规定，调动连以上建制的军队要有林彪、周恩来、汪东兴、等四人共同签署命令才有效，陈再道这里的军队是怎么了？中国的军队是能不听军令随便扣压中央大员的么？这是有组织的行动，也不止区区数百人。在此之前，当天凌晨，武汉警备区就出动了整团的全副武装战士进行武装大游行，在全市散发告全市人民书，明明就是一次军事政变就为什么不承认？那怕这样吞吞吐吐颠倒黑白的乱说，明眼人，只要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一看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连续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王力、谢富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这就是“七·二○”事件的真相。【评】这就是真相吗？“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连续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是什么性质的事件？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从来是强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军队怎么就突然间变得像一伙暴徒了呢？有连续几天大规模流行吗？就只是一个武汉军民就包括完了全部了吗？我真服了这样厚颜无耻的人。然而林彪、江青等却诬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把武汉地区广大军民的示威游行说成是“严重政治事件”。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且把陈再道、钟汉华等揪到北京进行批斗。【评】这个大会是党中央集体亮相了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也不是背离毛泽东暗地里搞的，当时全国都发表了社论支持中央的英明决策。就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搞两党轮流坐庄，也不至于一个上台一个下台就不承认前面一个执政党的决策和签订的国际条约，人家还讲一点政治道德，我们堂堂的省委副书记就能不看中央的文件和决定，这样反脸不认账的人连旧社会的地痞流氓都比他高三级。二十七日，又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等名义发表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公开提出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是，全国各地“声援”武汉，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恶浪。武汉及全省各地到处揪军内“走资派”，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用武器、装备，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急剧上升。无数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许多工厂再次停工停产，全省出现了“造反派”到处打砸抢抄抓的严重混乱局势。【评】这真是一派政治娼妓和政治流氓的口气。那个“百万雄师”是如何出笼的？自从它出现之后做了些什么？那个组织杀了多少人？他们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开过一次辩论会！但却挑起过多次武斗。但是“七、二O”之后，全省就没有再发生过什么重大的武斗事件，那以后到六八年才在“武装左派”的指示下，发生过一阵子的抢枪风，但能称之为武斗的事确实与“百万雄师”的杰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三、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形势的多次反复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会）成立。全省各级革委会也相继成立。根据“军、干、群”（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原则，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省革委会主任，原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8人为副主任。有一批老干部参加了省革委会的工作。
正当各地组建革委会的时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进行新的破坏。江青煽动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一九六八年三月，朱鸿霞等人在武汉和湖北各地策动了所谓“三反一粉碎”运动(注)。他们说什么“武汉为王任重、陈再道翻案的逆流，不仅有，还很严重”，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顿时，湖北、武汉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和各界知名人士进一步遭到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非法关押，有的被打伤、打残，有的被迫害致死，许多工厂停工、停产，交通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仅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昌造船厂、武汉市第六棉纺织厂、七五二厂、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和全省公安保卫机关受到迫害的就达1万多人。其中被非法关押的82人，被毒打的3907人，被打伤打残的528人，有些人被迫害致死。【评】我在英山县受审查的时候，对于县专案组那些没有人性，没有天良，厚颜无耻的人，头一天还在那里把我们说成“恶毒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副统师林彪副主席”当成我们的罪大恶极的罪名而义愤填膺地大加申讨，但到第二天却说：“你们的黑后台林彪死了！”这样的话时，很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就毫无政治道德和原则呢？怎么就没有一点政治良心呢？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凡是他们的就是对的，凡是错的就都是我们的呢？原来，这是一脉相承的啊。我们可爱的钱运录不就是这样的吗？其它的我没有看，也不屑一看，都是这样的政治流氓政治娼妓的自白书，不看也罢。但一手是遮不住太阳的。特别是现在的网络和电脑发展起来了。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手遮天。是非总是会有公论的。现在不是要提高执政能力么？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认识如今的社会是信息社会，一切不同了，小老百姓也可以发表自己的声音的，再也不可能任由少数几个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了。有诚信的执政党，才能有诚信的政府，有诚信的政府才有诚信的社会。
【总评】一件千百万人参加，当事者大多数如今还健在的事，就能这样任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篡改历史！那么，由这些人来写其它一些为大多数人所不知的事件时，还能有一分可信吗？他们写《当代中国的湖北》能这样写得面目全非，那么，他们要是来写《当代中国》还会是中国吗？
一、对于历史，他们不怀半丝敬意，不依据任何事实而胡编乱
造，凡对的事都是我做的，凡错的事都是你做的；凡是我做的事都是对的，凡是你做的事都是错的；在这里，没有什么立场，也没有什么公道。中国历史几千年，所谓五千年文明，就是这样的文明啊！
二、作为一个执政党，应有最起码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操守，
应有最起码的组织原则；凡是执政党集体作过组织决定，应承担责任的事，不能在执政党本身还没有能弄清楚之前就文过饰非，颠倒黑白，抹杀事实！
三、文化革命离现在不足四十年，时间概念大家都还清楚，文
中却有意混淆时间，把造反派还不存在时发生的事，应由省委承担责任的事，都一言以蔽之曰是造反派干的，用这样的办法来规避责任，徒为世人笑啊！
四、有些事，世人皆知，文中却完全闭口不提，完全加以淡化。
这里主要指的是百万雄师，那可是在武汉文化革命中声名显赫，“战功卓著”的啊，武汉数百万群众至今牢记不忘，怎么能就不提呢？
古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们的钱运录书记可称之为是大无畏的勇士了。他胡编乱造可是什么都不怕啊！
古人云：孔子作春秋，字字有褒贬，乱臣贼子惧！
而今则：书记写文革，件件无公道，徒留世人笑！

三、武汉文化革命谜团之一：百万雄师

武汉市的“百万雄师”在文化革命中是一支起过重大作用的力量，当年曾经是声名显赫，威名远播的组织。百万雄师一出现，足能吓阻小儿夜哭。但它来也飘忽，去也如雾，来无影去无踪，却战斗力极大，能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就是在文化革命的当时，就留给世人以重重迷雾，到现在加上有的人故意篡改历史，就很有可能成为千古谜团了。
这里面有些什么谜呢？
1、其成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谜。
在整个文化革命运动中，每一个群众组织，包括大专院校红卫兵，职工联合会这样由半官方一手策划和支持的群众组织，都能让人察觉到某些来龙去脉，甚至一般人都可以按自己不同的观点加以选择是加入还是不加入。但这个“百万雄师”却完全没有一般群众组织成立的一般过程，没有串联，没有宣传，没有发动，却突然在武汉市一夜间就冒出来了，一出来就真的做到了不鸣则己，一鸣惊人啊！
2、其组织系统是一个谜。
一般群众组织，都有一个总部，有其基层分支机构，有日常办公和组织管理活动内容。要不然，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如何能维持其统一的活动呢？但百万雄师没有。根本就看不到他们平时都忙些什么？他们的总部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是谁？他们的成员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当时，其中有些问题到现在，都如同在五里雾中；
3、这个百万雄师成立的目的是一个谜。
如果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其成立目的必定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如，参加文化革命。因此，必须要有纲领，有章程，有宣言，有政治主张，要发动群众，壮大组织。但它们却一概没有。从这个组织成立以来，人们不记得他们有过任何文化的或者说文的任何活动。没有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没有出过一期大字报，没有任何一次文化的宣传，没有任何一次争取群众的明显活动。他们从来不批，也不立！那么，这个组织是为什么而来到人间的呢？
4、这个组织的行事方式是个谜
文化革命中的任何组织要想生存，想存在下去，都要不断地与党中央，就算是现在钱运录书记在《当代中国的湖北》一书中所说的，江青反革命集团也好，保持某种联系，不断地按中央的意图行事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向，要不然就不能留下自己的成员，他们就会造这个组织头头的反。如果一旦群众认为这个组织与中央脱离了，不符合大方向了，不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了，立刻就会分崩离析。当年的职工联合会因为不该在毛泽东主席寿辰那一天抬尸游行，而一夜间寿终正寝就是一例；在武汉文化革命过程中，有不少组织成立了又垮台了，出现了又很快消失了。大专院校红卫兵是一例，职工联合会又是一例，红三司变成三司革联也是一例。这些组织的消失并不是像后来出现的那样被那个组织打了杀了攻击了他们的总部而被迫取消了的，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基本群众认为他们没有理，不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所以无法存在下去。因此，一般群众组织的正常活动，说到底也就是宣传，宣传，再宣传。对内宣传，统一思想，稳定队伍，集中力量，协调步骤。要不然就没有战斗力；对外宣传，宣传立场，表明态度，争取群众，扩大队伍。但百万雄师完全不用这一套，他们对内不宣传而思想统一，对外不宣传而有固定的成员。
5、这个组织的战斗力是一个谜。
在文化革命中，一切群众组织的战斗力都有赖于一批政治上的狂热者当骨干，而且为了让各组织的群众既能参加活动，保持必要的政治热情，又不至于过热，行动失控，都毫不例外是每一个群众组织最难做到的大事，是最大的难题。没有足够的热情，社会上广大群众说你不革命，热情过头了，又说你脱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过与不及都会失去群众的，而群众组织失去群众就意味着死亡。但百万雄师就不是这样，他们战斗力惊人，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来如骤雨，去如飘风，来无影去无踪。号令严明，组织严密。
以当年毛泽东无比崇高的威望，以他不厌其烦地十几次接见红卫兵，以中央文革小组动用全部精力和全国的舆论工具；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往于北京各大学之间，扶持，支持下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所在的组织仍然难免是一些乌合之众，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能量，能让一般人不顾及中央的态度，不理睬中央的三令五申，而与中央明确的表态背道而驰呢？
文化革命的活动方式，用毛主席当年的最典型的说法，就是要拿起批判的武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那就是运用四大武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1967年3月份中央还明确强调“用文斗，不用武斗”。但百万雄师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他从一出现开始，就杀人为业。他们是运用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他们是要武斗而不是要文斗！他们从在武汉出现，所能见到的口号就只有一条：“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的全部宣传内容也只有一条，也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6、百万雄师发动武斗的目的是一个谜
自有人类以来，无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家庭对家庭，还是个人对个人以及组织对组织，凡有武斗（或战争），总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原因的。或者是为信仰，或者是为扩充势力，或者是为财产；为仇恨，为女人，为地盘，为野心，总之都要有一个目的，就是当年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也是有明确的目的啊！但至今四十年了，就是看不清百万雄师当时出现有什么目的。他们在出现的二个月中，打了无数的硬仗，攻新中原，打汉轧，攻水运，等等，却既不占领，也不抢劫，来了就打，打了就走，甚至并不要逼着谁改变信仰，也从来不宣传自己的主张。似乎他们的目的就是杀人，杀，杀！似乎这个组织的目的就只是杀人。但古代的专业杀人集团也总得有个主使人或委托人啊？
7、这个组织的头头去向是一个谜
在正常情况下，文化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头头，都是真正的选举产生的公众人物，有的声名远播，有的臭名远扬，总之是众所周知。一个群众组织头头的个人品德和言行，往往直接影响着这个组织的发展。但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不仅当年是一个大秘密，就是到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如雾里看花，不得要领。
无疑，百万雄师是一个极有战斗力的军事化组织，他的头头要不是有孙武之才，能把后宫宫女短时间内训练成有纪律的作战部队的军事天才。也至少应该是能化腐朽为神奇，有大智大勇的豪杰之士。但他们就能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在武汉市杀了二个月的人后突然匿身藏名，功成身退！
他们既没有英雄的待遇，也没有当反革命的风险，更没有一般的群众组织头头都不可避免的坎坷的经历。至今我们只知道少数几个人的下落，比如第一号头俞文斌就不声不响地成了武汉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其它一些我们所知道的百万雄师的头们也一个个都是平凡而平庸之人。根本就不可能顷刻之间组织起这么具有非凡战斗力的“群众组织”来。那么，是谁给这个组织注入了这么大的战斗力呢？
8、百万雄师的财力之雄厚是个谜
参加过文化革命的人大约都有点映像，那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各群众组织是很穷的，想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活动，最难的就是缺东西，没有钱。钱运录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湖北》一书就说什么造反派夺了党、政、财、文大权，夺了党权吗？党权如何夺？夺来做了什么？是按自己的意图发展了党员还是与外签署了什么卖国协议？政权夺了吗？也没有，如果夺了，夺来做了什么事？我就当了一回武汉大学的政工组长，那应该是有权的了，但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因为一切还是军宣队说了算。至于财权就更可笑，造反派有谁用这个财权为自己谋私利了吗？从银行里取过大笔现款了吗？有没有动用过银行的任何一笔钱？没有。为什么钱运录在书中要这么写呢？只不过因为那一段日子是那么些官老爷们不能掌握这些权力被剥夺了而己。
话说回头，就是说，群众组织都很穷，没有钱也没有物质上的实力。但百万雄师可不同了，他们无论出动多少人，总是清一色的柳条帽，规格统一的红樱枪。不论是出动几十人还是几百人，都是清一色的军绿色汽车。他们的活动，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能在武汉市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造反派的情况下，组织这样不为人知而高效率的群众活动，要多大的财力啊？更何况，那样整齐划一的汽车队，那样规格统一的，用四分镀锌钢管做成的几百上万条红樱枪，是包括重型机床厂这样的厂都做不到的。那么，这是什么单位的人呢？为什么在那个年代这么有钱呢？他们的物质是谁供应的呢？
我为什么要抓住这些谜团不放手呢？这是因为，我知道了那么些人的思维逻辑，他们总是一步步地把事情的真相隐去，到一定的时候，再把真相的另一方面公开出来。当他们要把百万雄师隐藏起来时，是因为还有人没有死，这笔历史责任归谁，人们还记忆犹新。因此只能遮遮盖盖地弄点小名堂。一旦他们认为万事俱备时，就会把事情说成另外一个样子。最可能的是他们会把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变成救民于水火的英雄，把造反派说成是杀人如麻的恶魔。然后再把军队参与了这一场政变的事实完全隐去。我们这就来看一下百万雄师是如何成立和如何活动的。
下面引用的是来自于湖北省公安厅当年审问百万雄师某些头头的原始记录。

蔡炳臣、牛怀龙操纵“百万雄师”黑幕

（摘要）

积极扶植“百万雄师”

“百万雄师”是五月十六日成立的。筹建初期，8201部队政委蔡炳臣、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就派该师五团参谋长方x去了解掌握“百万雄师”的情况。接着，又派三团参谋长王xx，率领一个调查组进驻“百万雄师”。出发前，蔡、牛指使其师参谋长郝文德向王面授机宜说：“去‘百万雄师’，是帮助筹建，出谋献策……”并规定“百万雄师”的活动，单线与牛、蔡直接联系。
六月中旬，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党委，又正式作出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人武部交给8201部队掌握。这时蔡炳臣喜笑颜开，得意忘形地在8201党委会上说：“这是武汉军区党委对我们的信任，虽然有困难，也要接受这个任务”。
蔡炳臣、牛怀龙于六月十五日在三团会议室亲自召见了百万雄师总站、分站以上头头蔡俊善等二十余人。蔡炳臣在会上讲了活，表明8201部队坚决支持“百万雄师”。在这次召见时，蔡，牛还将自己派往“百万雄师’的人带到会议上，向“百万雄师”的头头介绍了姓名，见了面，作了分工。由两个团的参谋长方x，王x x负责“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江汉分站”，“二七分站”；后勤部付部长张xx负责硚口分站；师部管理科长郭x x负责“武昌分站”；付教导员杜xx负责“汉阳分站”。分工后，蔡当面交代：你们和我们是单线联系汇报。
也是在这次召见会上，因当时武汉形势所迫，“百匪”头头提出了如果要他们撤除据点怎么办的问题，蔡炳臣牛怀龙作了以下指示：“你们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提高警惕，不受损失，在疏散人员时要不失战机”。“比方，如果在撤除江汉公园集结点时，可以把主力撤到财贸大楼，把老弱残人员留在那里。”还给他们献策提出双方对等撤除办法：“你们撤除江汉公园，就要对方撤除民众乐园，你们撤除肉联，就要对方撤除长办，你们撤除武昌区委，对方应撤除曹祥泰，你们撤除汉阳区委，对方应撤除汉轧、建巷。”从这里也可以看，蔡炳臣实际上是‘百万雄师’的总指挥。
从此，“百万雄师”和8201的明来暗往就更加频繁了。“百万雄师”头头在武汉军区开黑会，也要到8201吃午饭，由蔡炳臣亲自陪席。“百匪”提出什么要求，蔡牛就全力支持。例如他们搞武斗集训，蔡。牛派干部，战土穿便衣去充当教官：汉阳电话总机被造反派控制时，蔡专为百匪“汉阳分站”安装了自动电活机，百匪寄反革命材料怕不保险，蔡牛的手下批准用军邮密走，他们的头头要车，蔡即拨给军用中吉普一辆，他们为整上京“告状”材料，要找一个安全，保密的地方，蔡就将他们几十人接到8201后勤招待所，住了二十多天，并负责警卫，渡江要借报话机，有人说不好借，蔡说：“有什么不好”，还指示借给装有电台的炮艇。如此等等，反革命分子蔡炳臣，牛怀龙的确不愧为‘百万雄师’后台。

竭力庇护‘百万雄师’头头

“百万雄师”成立不久，它的“汉阳分站”就于五月十七日在汉阳公安局门前袭击了要求释放革命闯将夏帮银而静坐的革命造反派。第二天这个分站的头头彭开发等20余人怕革命造反派捉拿他们，就跑到8201师部来避难。蔡炳臣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就指使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负责把这伙人安排在营建食堂住宿一夜，让他们在食堂开会，并布置了警卫．
五月下旬，，百匪“汉阳分站”又对革命造反派搞了一次武斗。在武斗中，分站一号头头彭开发等人受伤，并被革命造反派抓到汉阳区委楼上。蔡，牛得知这一消息，亲自出马，与“百万雄师”“汉阳分站”的其他头头划策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彭开发等人从汉阳区委抢救出来。蔡下令派一个连的兵力和五辆宣传车，前往现场抢救。将彭抢救出来后，便马上护送到汉阳三七O军医院．这时，牛蔡还怕不保险，又经武汉军区副政委批准，派某科长带了一个班的兵力，乘两艘炮艇，叫彭开发换上军装，由三七O医院转移到武汉军区门诊部。彭到后，牛怀龙首往亲切龙前往慰问，与彭密谈．牛怕别人识破彭，又亲自要彭改姓为‘老李’，并指定一名科长与彭单线联系。
牛，蔡为何这般不惜代庇护，窝藏彭开发发？
原来牛蔡的情报人员不知哪里得知所谓王任重、刘真修改改过的二八声明底稿落在彭开发手里。因此受里，牛，蔡千方百计从彭手里弄到这个“底稿’，便于镇压革命造反派向陈再道报功。可是，经过几天周折，彭仍未交出二·八声明底稿。这时牛怀龙亲自在8201作战室召见了彭开发，说什么，只要把‘二·八声明’底稿隐藏的位置告诉我们，要多少兵力派多少兵力，要多少车，派多少车，保证你们的安全。
“六，四”公告是陈再道之流大规模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动员令。这个“公告”发表前夕，蔡炳臣、牛怀龙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在八二O一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的头头开会，密谋“六四”公告发表后的对策。果然，六月四日陈再道之流的“公告”一发表，就使整个江城处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
六月六日，汉阳血案发生前半小时，蔡、牛之流指使8201部队数辆宣传车，在汉阳街头游荡，一面宣传“六四”公告，一面大叫“用专政的铁拳对付流氓”。
六月八日，“百万雄师”围攻二机床厂“八一七”办公大楼时，八二O一部队的一个张排长带领一队战士冲在最前头，并高喊：“老子枪林弹雨也冲过去了，还怕这几块石头，冲啊！”，使不少革命造反派倒在血泊里。
六月八至九日，百匪围攻‘民众乐园”行凶时，8201部队的宣传车在旁大叫“打倒一切牛鬼蛇种，”公开为反革命屠杀助威。
六月十五日，蔡炳臣向“百万雄师”头头沈浩然保证：“我们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是绝不会让你们吃亏的。”紧接着，在六月十七日，“百万雄师”在汉口六渡桥一带制造了惨绝人鬟的大血案。事前蔡，牛的手下，8201付政委武方倜亲临百万雄师联络站进行布署。屠杀开始后，8201部队五团参谋长方X，坐镇江汉区委，伙同其头目史天玉直接指挥这场大屠杀。在大屠杀过程中，反革命分子蔡炳臣在8201师部值班室亲自给“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过三次电活，在电话中，蔡又重述了他曾说过的黑活： “你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受损失，不失战机。”蔡还问，“你们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纪答：‘很顺利，没有什么问题。”蔡问，“你们周围情况怎样'指挥所安不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转移。”纪答，“我们的安全没有问题。”蔡还问，‘财贸大楼的人都抢救出来了没有？”并说：“据了解，手工艺大楼上有武器，他们有一挺机枪，人民文化园有毒品”。”纪答：“知道了，他们还有炸药，我们巳作好准备。”在最后一次电话中，蔡竞对“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革命造反派的成果予以祝贺：“我对你们安全胜利撤出表示祝贺，并向你们负伤人员表示慰问！”反革命头目蔡炳臣向他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表示“祝贺”“慰问”。
六月十八日上午，蔡炳臣又电话通知“百万雄师”头头六、七人坐小车来到八二O一师部，开了三个小时的黑会，商量怎样掩盖他们一手泡制的“六、一七”大惨案的血腥罪行，妄图把罪责转嫁到革命造反派头上。
六月二十三日“百万雄师”刚攻打过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又转而围攻水运工程学院时，蔡炳臣和武汉军区x部长，军区支左指挥部X科长等人，于当天晚上在8201师部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纪澄清等开会，研究攻打水运的计划。会毕，纪澄清就利用八二O一作战室的通讯工具，调兵遣将指挥攻打水运学院。八二O一作战室成了“百万雄师”的作战室。同时蔡炳臣又派师参谋长郝文德，带了两个连的兵力，亲临现塌指挥。郝走后蔡不放心，又派师政治部主任梁XX坐中吉普赶去。 “百万雄师”又要求派出炮艇运送被打伤的“百万雄师”成员，蔡也满口应承，下令派出了两艘炮艇，充当“百万雄师”屠杀水运革命小将的罪恶工具。最后八二O一派出一辆卡车，三十多名战士，头戴护具，身穿刺杀的护衣，手持拚杀的木枪，把他们护送到汉口。
六月廿四日，“百万雄师”围剿工造总司的大血案中，8201部队驻江岸区公安局代表鲍x藏在8201的宣传车上指挥大屠杀，
六月廿六日，中央文革来电明确批评了“百万雄师”。电报打在’百万雄师’的身上，却痛在陈钟、蔡、牛的心上。他们对中央电报指示恨之入骨，大肆造谣歪曲，进行顽抗。直到六月廿八日8201某部还以全体战土名义给“百万雄师”写公开信，赞扬他们屠杀革命造反派是给“孟夫唐之流，二司、三新、黑工总、九一三等—小撮坏蛋以沉重的打击，真是大快人心!”

一心策划反夺权

还在今年五月，反革命分子蔡炳臣就在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谈到“武汉文化大革命形势”时野心勃勃地叫嚷说：“夺权要依靠群众，也要依靠军队，我们要管，”“8201要参与夺权”。
蔡炳臣，牛怀龙这伙人做好了一切准备，便公然发动了“七、二O”事件。叛乱发生第二天，既七月廿一日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澄清向八二O一打来了电活。当时八二O一部队负责与“百万雄师”联系的主要联络员郭x x，在办公室走廊睡觉，听到蔡、牛办公室电话铃响起来接了电活，郭问纪“有什么事?纪答“我要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郭说：“你给我谈谈不行，”纪答：“不行，蔡政委。”郭把蔡炳臣找来后，蔡跑进自己办公室首先把灯关了，讲活声音也很小，商淡了反革命夺权的问题。七月廿二日蔡和周忠一块到六团某连，周还对六团副政委张x说，“这次（指“七，二O”）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八二O一为核心。”
到了七月廿五日，八二O一驻公安厅劳改局军管会煽动说：“你们不要怕，将来‘三结合’，夺权还是少不了我们穿黄衣服的，我们还要叫来的。”七月廿六日，汉口港运工站“百万雄师”逃至凤凰山时，八二O一中一小撮叛乱分子打气说：“时局不利，可暂时避一避，等时机成熟再干不迟……。”有的单位的“百万雄师”还叫嚣“要与八二O一共存亡！”
（省直红司劳改局分部根据8201部队揭发和百万雄师坏头头交代整理）1967-8
我们引用的上述材料，很明显地说明，什么百万雄师，不就是当时8201部队的化身吗？这是人武部的班底，指挥权却在8201部队手中。他们明显地表示出要夺权了，而且还要以他们为核心。只要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我在上面所说的所有谜团就都不存在了，事情不是很明白吗？所不同的是，我们先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这些谜，然后再看这些当时的资料，也许能更清楚地判断什么是事实。

四、汉市文化革命三大谜团之二

“七、二O”事件

在钱运录任主编的湖北地方志《当代中国的湖北》一书中，对七二O是这样叙述的：
五月十六日，另一派群众组织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表示支持武汉军区。这样一来， “钢派”与“新派”同“百万雄师”之间的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将武汉地区发生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
七月十四日清晨，周恩来总理来到武汉，晚上，毛泽东主席也到达武汉。他们在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后，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内容是：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军区对“钢派”、“新派”和“百万雄师”都要支持；不打倒陈再道。但是，同一天，王力和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名义也从重庆来武汉。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违背毛泽东和周恩来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上述方针，公开在群众中支持“钢派”和“新派”，压制“百万雄师”，顿时加剧了两派组织的对立情绪。
七月二十日晨，“百万雄师”的一些群众和解放军武汉地区独立
师、二十九师的战士数百人涌进王力住处，用汽车把他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连续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王力、谢富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这就是“七·二○”事件的真相。
短短五百字，钱运录就将一场震惊世界的“七、二O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明得“清清楚楚”了。一，这是由于支持武汉军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联络站成立了，他们与造反派组织在对军区的态度上不同；二、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到过武汉，说过不要再打倒陈再道，而王力、谢富治违背毛泽东和周恩来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上述方针；三、七月二十日晨，“百万雄师”的一些群众和解放军武汉地区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数百人涌进王力住处，用汽车把他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这里，钱运录是有点像沙漠里的驼鸟，只顾头不顾腚了。
文化革命本来是毛泽东发动革命群众起来向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斗争的，从一开始起就一再重申不准军队介入地方文化革命，为什么武汉军区会成为武汉文化革命的焦点了呢？这里，钱运录当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湖北》一书找到了一条理由，书中说：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时却公然说：“成都、武汉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她的一些爪牙跟着煽动：“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要反对“二月逆流”，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注)。于是，武汉的“造反派”（包括所谓“钢派”、“新派”）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为了保卫军队，所以百万雄师于67年5月16日成立了，最后又由于对军区的态度不同，王力，谢富治违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作了不同的传达，而酿成七二O那天，“8201部队和29师以及百万雄师几百人冲进他们的住处找到他们两人用汽车把他们带到军区大院进行质问！
这个事件全过程中，钱运录就没有考虑到几个问题：
1、在1967年4月16日时，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头头们在哪里？武汉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头头们，如夏、朱、胡不是还在大牢里吗？学生组织的负责人那时被军方的人强逼着，还在大街上刷大标向江城人民“请罪”！这样的问题难道不严重？
2、谢富治的地位当时是副总理，代表着中央；而王力当时的
政治地位尤在谢之上，他们两人能被随便“带”走质问的吗？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来自中央的大员能被这样对待？
3、 “带”走王，谢的人中，29师完全处于不同的立场，他们
当时是保卫中央到武汉的人的，是专门来解救中央首长的，这里怎么就成了29师与8201部队一起的呢？
4、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来人都是住在东湖客舍，那里
是戒备森严一般人不得问津的地方，而且里面房屋错综复杂，很少人能弄得清楚。特别严峻的事实是，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住在东湖客舍，是谁把王力、谢富治的住处准确地告诉那些人的？谁带的路呢？
5、 7月20日凌晨，8201部队整建制地全副武装游行，散发
告全市人民书，这样的事，全市百万群众有目共睹，这是什么性质的事？钱运录不知道吗？
6、王力，谢富治是如何从被“几百人”的包围中脱身的，？
7、王谢两人回到北京后，受到了成百万人的像欢迎英雄式
的迎接，中央当时在位的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领导人全部出面了，这件事能向江青头上一推了之吗？
实际上，在七二O当天，一切剑拔弩张，江城硝烟弥漫。我们看
一下几位当事者对这几天的回忆吧：
7月14日晨2时半，为给毛泽东打前站，周恩来离京飞武汉，随行的有李作鹏及海、空军的作战部长。抵汉后，周先后同武汉空军及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周本人及毛抵汉的准确时间，事前并未告之武汉军区，毛在汉期间的安全，周亦令武汉空军负责（中央对武汉军区的不信任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晚，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入住东湖客舍内梅岭一号，随行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周恩来住东湖客舍百花一号，中午抵达的谢、王等住百花二号，陈再道、钟汉华留宿于东湖客舍乙所。晚10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到湖北大学校门口看大字报被认出，谢、王等不得已与在场的群众进行了谈话，之后，又于11时抵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与“钢二司”部分群众进行了交谈。
7月15日晨，毛找谢、王汇报西南情况，后又找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一并听取了汇报。毛在此间提出了中央确定的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指示要先从部队解决，并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7月15-18日，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主持武汉军区领导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王力称这次会议为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本文从陈再道说）。周在经毛审阅同意的会议讲话中称：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以上是王力回忆录及当时造反派出版物的说法，陈再道回忆说毛当时的指示称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根据现有材料综合分析，应以前者为确）。
7月15-17日谢富治及王力到华中工学院、百万雄师总部所在地、武汉测绘学院等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希望两派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7月18日晚，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杨成武、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开会（这是毛14日抵汉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陈、钟）。毛在召见时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要武汉军区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
会后，周恩来当即返京。临行前，周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毛的安全，具体事宜，由武空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萧前负责。7月19日凌晨，在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王力、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总部，谢、王重申了前两天会见两派群众及头头时的讲话精神。下午至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谢富治传达周恩来讲话精神，王力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至深夜11时多方散会。
百万雄师一派对谢、王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处的讲话极之不满，反应强烈，他们并不了解那是毛、周亲自定的调，将其归罪于谢、王（主要是王）。下午，百万雄师的群众与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入夜时分，东湖四周直至五里以外的湖北医学院，都为百万雄师及省军区独立师所控制，通往东湖客舍的两条道路，也被百万雄师层层封锁，水泄不通。
7月20-22日：
有关“7·20”前后数天的情况，陈再道，王力已有回忆录可资参阅。以下陆29师及省军区独立师“7·20”当天及7月21日的行动情况，引自于陆29师当年8月4日整理的《七·二O叛乱实况》，亦可供研究者参考鉴别。
20日凌晨3时多，29师突然接到“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师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东湖客舍。此时，百万雄师一派的“公检法”系统十几人已进入“中央首长住所区”，29师部队当即进行劝阻，事态稍为平息。
清晨6时左右，在原警卫东湖客舍的独立师一部分人的引领下，更多的百万雄师派一群群人冲进了东湖客舍，张昭剑用身体抵挡百万雄师的群众不果，左肋骨也被打断了一根。百万雄师人多势众，王力及随行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北航红旗红卫兵全被架上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四号楼。
张昭剑在东湖客舍安顿好部队，立即乘车赶赴军区大院，此时王力已受到围攻殴打，被剥去了军装，扯下了领章。张昭剑一直紧跟王力周围，立即组织了驻军区大院的29师侦察连、四连、六连，分布在四号楼内，堵住了大门、侧门与楼梯，对向楼上冲的百万雄师群众进行劝阻。
下午2时多，楼上只剩下二、三十人，29师指战员用身体堵住了各个通道，楼上掩护，楼下接应，搀扶着重伤的王力下楼，上车后冲向二号营门，部队乘机以班为单位，悄悄撤离了四号楼。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仍留在四号楼与百万雄师的群众周旋，后也安然撤出。
下午3时许，王力乘车来到29师机关驻地，住进六号楼。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很快就知道了王力的住地，到黄昏时，情况越来越紧张，张昭剑决定立即与军区保卫部王科长陪同王力转移到附近洪山树林草丛里，王力刚离开六号楼，独立师的一些成员就冲进了六号楼，逼29师交出王力，遭到拒绝。
21日，凌晨2时左右，独立师、百万雄师一些人两次冲进29师机关驻地，包围并冲进了二号楼，封锁了其他各楼，再三威逼29师交出王力，并扬言要搜查，29师领导当面予以斥责，独立师、百万雄师无功而还。
王力在张昭剑、保卫部王科长陪同下，在遍地荆棘、野草丛生的山坡上渡过了一夜。上午，张昭剑只身下山，来到29师所属七连，说明了事情经过后，将王力安置在七连驻地。
下午2时多，武空刘丰陪同王力登上小车，七连在29师张绪师长、解立根参谋长率领下，分乘两辆大卡车，冲过封锁，顺利地把王力送到官山武空司令部驻地。
以下，为综合各种资料重新整理组合的一个时间表：
7月20日上午，北京，周恩来在林彪处开会。下午，周乘专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距武汉市区60多公里、受武空严密控制的山坡机场。
同日，奉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第44师132团，第45师133团赴武汉执行警备任务。
下午，邱会作乘专机抵汉。下午5时多，邱见到了仍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并转达了林彪、江青的意见，请毛转移到别的地方，毛考虑再三终同意。晚8时多，毛决意去上海。
7月2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毛泽东乘坐武空的汽车，在武空刘丰等的秘密护送下，从后门离开东湖客舍，转移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毛打破自1957年以来不乘飞机的惯例，乘空34师专机到上海。
7月22日晨3时多，王力在李作鹏和刘丰护送下，从武空司令部驻地转移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回忆说，周与其见面时，“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
上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叶明、孔庆德以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周让叶明、孔庆德住到29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工作，并让他们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功。
王力回忆说，周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谢、王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谢、王。
王力后来还说：“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
“7·20事件”之后
7月23日凌晨3时，在周恩来草拟的、以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中，要武汉军区十五人（包括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及支保的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去北京开会，自此，陈等实际上已“靠边站”。
同日，武空命令，空降兵第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空降兵第44师（欠炮团）赴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部驻武昌空军东湖疗养院（8月17日，迁至汉口原高级步校营房）。武汉地区原由独立师控制的要害部门、要害位置，转由空降兵第15军及陆29师所控制。
7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从上述“七、二O”事件当天前后几天的日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件事，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后，是绝无仅有的。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很难对一个地方的军事首长调动部队，对中央政府的要员进行抓捕，逼使国家元首避开锋芒，像逃难一样，一个国家的总理为元首的安危亲冒矢石。就其性质而言，实质就是一次没有成功的军事政变。

五、武汉文化革命谜团之三

“北、决、扬”

“北、决、扬”是什么？到我起草目前这份材料的2005年2月
2日星期三为止，仍然不知其所以然。我所知道的仅只有知道这是三个文化革命中在武汉出现过的三个群众组织而己。这三个组织是：“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扬子江评论》，其头头分别叫做鲁礼安、冯天艾、杨秀林。他们胆大狂妄到与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相比，其名称分别与“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相对应。这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资料！我与他们的人从未谋面，他们的文章我一篇也无缘得见，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我们学校的一个最普通的战斗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区区几十个人而己，却牵连我受了14年审查！从1971年离校在五三农场时起，到1984年湖北省化工厂不得不勉强给我作了个政治结论，一直就是围绕着“北、决、扬”这三个字。
文化革命从1966年到1984年我作完结论，其间一共18年整，我的所有活动时间加起来不足两年，其中能自由活动的时间只有1966年的8——12月，1967年的1月和8——10月，12月，以及1968年的1——6月，全部相加不过15个月。但从右边来一个“百万雄师”，杀得我们晕头转向，昏天黑地，莫明其妙；从左边来一个“北、决、扬”，整得我日夜不安，不得翻身！天哪！真是冤哉枉也！
今天（2005年2月2日星期三）我翻阅朋友给我的有关资料，才知道了这个组织的有关情况，引述如下：
“北斗星学会”、“决派”及《扬评》编辑部主要成员有：
鲁礼安、一号头头，华中工学院学生
冯天艾、二号头头，华中工学院学生。
杨秀林，主要成员，武汉大学学生。
蔡万宝，主要成员，无机盐厂临时工。
甘勇、骨干分子，武钢耐火材料厂合同工。
郭仲藩、骨干分子。
李希久、骨干分子。
王盛荣，是从苏联回国的所谓“二十八个半”的一员。
干毅、周岳森、马业成。
周凝淳、二七区手管局业余学校代课教员。
张志扬、武钢第三业余中学代课教员。
童丹、武汉长虹小学代课教员。

“北斗星学会”，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是“决派”的前身；

“决派”，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叫做“决派联络站”。发表了两个《宣言》、一个《章程》和《条例》。

《扬子江评论》，就是“北斗星学会”的喉舌，创刊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它的前身叫《扬子江》，一九六七年九月就出现了。

活动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八年五月，刊登“北斗星学会”、“决派”的反革命《宣言》、《纲领》、《章程》；

第二个时期是一九六八年八、九月间，它发表了 “四评”；

第三个时期即一九六九年的五月到七月底，发表了十多篇文章；

先后总共发表了五十多篇各种文章。

按1969年10月，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刘丰在部署抓“北、决、扬”的讲话中说的：

“北斗星学会”，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我们于十二月四日点了它的名。

“决派”，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九六八年的五月，我们又点了“决派”的名。

这就是说，那些个“反革命组织”“北、决、扬”从一出娘胎时起，武汉军区给予了他们沉重而及时的打击！既然如此，那么：

1、为什么它还会有时间有机会发展，而且像野火一样漫延，

包罗了武汉市几乎全部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呢？

2、武汉“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中央点名的革命群众组

织，在决派发展的关键时期纷纷忙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日夜开会，谈判，怎么会有时间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小组织去凑热闹呢？

3、这时的武汉各大造反派组织的主要头头们，无一不是声震

武汉三镇的名人，声望之高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他们会去加入一个名不见经传，人不过数十，从一出现时起就受到军区关注，受到了致命打击的小组织吗？就算他们是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也不会愚昧到这样的地步啊！

六、武汉文化革命中的谜中之谜

“五、一六”

还有一个叫做“五、一六”的怪物，是我十几年的一场噩梦。这个“五、一六”可以说是武汉文化革命的谜中之谜。为什么呢？
1、那个什么“北、决、扬”还可以说出个一、二、三来，但这个“五、一六”时至今天，我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想查找这个让我背了十几年黑锅的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也无从查起；
2、间过了三十七年，我被当做“五、一六”分子的可能对像，被“深挖”了十六年，我自己本就不是“五、一六”分子，这我不奇怪，但时至今日竟在湖北连一个都没有找到，这就令人好生奇怪了；
3、六年中，我接待了不知多少外调人员，所来者几乎一无例外全部是冲着“五、一六”而来的，花了十几年时间，动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总得有一个影子给人们看一下啊！
4、我的专案组来落实我的“五、一六”问题时，总是用其它人事实确凿的材料来证实其真实性，说什么是华中师范学院的王彩珠在华师的图书馆里，召集全部“武汉钢二司”的常委们秘密填的表格，连表格的样式都给我看过。但我是六七年十月份就自动脱离了司令部，有“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明啊！为什么就十几年脱不了身呢？
5、就算我本人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我没有那个光荣，但其它人总要有几个是真的才能对世人有一个交代呀？如果一个都没有，那这些言之凿凿的材料又是如何来的呢？
人家说什么噩梦醒来是早晨，我却是噩梦至今难得醒，就是醒来
了也是满头雾水。在我来说，“五、一六”就成了谜中之谜了。

七、文化大革命反思录

参加了一场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喊了二年的“史
无前例”的革命口号，当了一年多的红卫兵小将，最后被审查了十八年。弄到头来，还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武汉市的文化革命是全国颇有代表性的地方，而武汉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七大组织曾经是威震全国，名传海外的革命造反群众组织。而我也是这个组织的“堂堂的”宣传部长！在文化革命中，我也办报纸，办展览，出资料，当常委，开会，参加静坐绝食，参加抢枪……；应该是一个对文化革命最有发言权的人了。但弄到头来，却好像我参加的文化革命根本就不是人们所说的那一回事，好像我就没有参加过一样，什么事都不知道。这场挨整也就真是冤得很哪！至少，我说出来的文化革命就没有别人心目中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场谜，是一团我不想弄明白，也不敢弄得太明白的历史之谜！
我个人的看法如下：

1、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初衷是好的
他一生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本人却并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中国的革命，他贡献了自己家中好多个亲人的生命，包括他的儿子在内。但他是人，不是神！把他弄成神然后再来加以利用，那不是他的错，是有太多人想要啃招牌边子。到现在，至少他的儿女没有一个人跑到国外，没有一个儿女当国家的大官，没有任何人发过国家的糊涂财！
毛泽东一生生活俭朴，他除了作为国家元首出动前呼后拥，坐有专车，飞有专机外，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享受。就吃喝而言，他甚至都比不上现在的一个百万元级的老板，甚至还比不上开放地区的一个小乡镇一把手；
他多才多艺，诗词，书法，哲学，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造诣都达到了当代中国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农村人，父亲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死于饥饿，但我不怨他。而且我现在还认为，他的人民公社的想法是没有错的。但错在他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农民的思想觉悟，他不知道光只凭教育，是不能发挥“一大二公”的那些好处的。他没有能阻止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出勤不出力。他更不能阻止人民公社的那些官老爷们多吃多占，不能阻止他们作威作福。到后来虽然想用一个四清运动来加以规范和挽救，但人心之私是难以克制的。试看现在的那些官们，不是受了“党的十几年，几十年教育”，一上台就大贪特贪吗？
一个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的大国的国家元首，想带着全国七亿人民用最短的时间，建设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强国；让这七亿人口的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而要搞大跃进，这也错了吗？他何曾说过要人们来搞假大空？何曾要“党的基层干部”光说假话，刮共产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但从毛泽东自始至终，从来就没有追求过表面文章。下面有时报来的材料还是毛泽东自己发现其假。但到后来，这一切责任都往毛泽东头上推！
至于文化革命，就更明显，那是看到共产党执政十八年后，各种弊端丛生。对外，有苏联逼迫压制；有美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的和平演变的危险；在党内的干部队伍中，有崇洋媚外，讨好苏联的强烈倾向。而内部，贪官越来越多，抓不胜抓，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再也不是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的了。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来一次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大革命。与其到后来让别的势力推翻共产党的政权，不如用反主为客之计，自己革自己的命。就像严重的肾病患者进行血液透析一样，与其让全身肌体死亡，不如进行全身大换血！

2、文化革命是一次失败的自我革命
对于上述分析，我想回顾一下自从共产党接管大陆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应当能够看出是很有可能的。
自一九四九年起，一切运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改”“复查”“清匪反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稳定新生政权和恢复经济的措施取得了伟大成功。而此后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反右，小四清，大四清，都让毛泽东感觉到力不从心，事与愿违！从理论上分析，这些运动的初衷都无可指责，但为什么都失败了呢？我想，毛泽东当时心里很清楚，这是因为胜利了、成功了、取得江山了，当官作老爷之风盛行，封建政权的各种弊端又都借尸还魂了。欺上瞒下，作威作福，报喜不报忧！他不愿意做被人欺蒙的皇帝，于是，决心以自己的力量与全国老百姓的力量相结合，来一次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当了第一次否定“三座大山”的领袖，这一次要当第二次否定共产党现有政权的领袖了。这对于共产党在台上的大批官员们来说，是一次否定；但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革命理想来说，则是一次肯定。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路基本上是很清楚的，这就是首先稳定军队，以军队为依托，解决政府机关的问题。而以军队为依托的根据，则是以他自己多年来在军队中形成的崇高威望和军功最著，军力最强大，军事指挥水平最高，最年轻的谪系元帅林彪为后盾。然后以学生为先锋，以工农兵为主力，进行一场自己对自己的革命。
但他失败了，失败得很惨。这是因为他有几个没有想到：
⑴军中竟有一部分原来不属于四野的将领敢于向他的权威挑战；
⑵政府官员们的力量太强大，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基本群众势力；
⑶学生和工农群众组成的造反派队伍太不争气，不能真正领会他的宏图大略，都是乌合之众，太没有战斗力；如果能抵抗住百万雄师的进攻，压制住他们的气焰，让陈再道显出原形，再用林彪的力量对军中一小撮加以处置，事情就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样了；
⑷周恩来的伪装本领和生存能力那么强大，能既保住自己，不让任何一点小辫子被人抓住，也拼命保住了与毛泽东战略思想对抗的最有用的力量；
⑸为了自己的私利，政府官员们的敏感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之上，一月风暴刚刚发动，在全国夺权的行为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这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胆小。政府官吏层、军中一部份，群众中的一些受他们驱使的力量，就联合起来进行了全体总反击！
这一场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政权自我更新的大革命，在我们到现在还迷迷糊糊中结束了。毛泽东在“七、二O”后回到北京时，就已经承认了文化革命的失败，到他的晚年，就只剩下了对他所利用过的那些“革命小将”们的前途担忧了。于是，留下了你们要“高抬贵手”的嘱托！
文化革命从上海开始发动，以北京为基地，到武汉七二0事件成为转折，林彪之死就为毛泽东的文革彻底失败画上句号。
所有半途而废的革命总是错的，因为解释权已经不是革命者了。
毛泽东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革命家，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3、武汉是文化革命两派力量总决战的前沿阵地
文化革命形势的变化是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
文化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把火向他预定的目标引，
但这中间绕了不少的大弯子。弄得一批身居高位的官员们莫知所措，谁也不能准确地知道毛泽东到底要做什么。于是，就只好你也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也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从一开始，毛泽东就以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之势，十几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造反派。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地支持“与地方政府对立的一派，没有什么对与错，也没有什么考察考验。我们最早就常引用到的最高指示中有一条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早期，就不论是非，不管对错，凡是政府所支持的一派，他就反对；凡是政府打击压制的一派，他就支持。对照他所提倡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弄明白他要做什么，把什么人当成敌人了吗？值得庆幸也十分可惜的是，当权派和造反派当时都没有弄明白。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挟这万钧之力，及时把当权派抓一批，杀一批，真的夺权而不是不敢掌权，事情就是另一样。
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一再提出，“在革命群众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团结大多数，要大联合。现在想来，可不是么？他的目的是要来一次再夺权，面对着全国的政权而言，那里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呢。当时就是不闹派性，不对立，大家都联合起来，力量也不太够啊，还能自己闹吗？但当时，大家都不明白。一般群众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有人就说：人家共产党用枪杆子，牺牲无数人的生命打下来的江山，会凭你们用几张大字报就夺过来吗？而事实是，毛泽东当时就是打算在稳定枪杆子的前提下，再来一次夺权，自己造共产党的反。
到上海开展了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当权派们很快有些清醒了，他们一看，当真了。全国最大的城市，毛泽东就这样交给了起来造反的人，连王洪文都破格成了共产党中央的副主席了。这不是当真的要把我们都赶下台吗？于是，就有了大闹怀仁堂，出现了二月逆流。这是第一次对文化革命的大反击。但他们一开始也摸不准，要如何反应才能不至于全国大乱。这就用上了清君侧的古老方式，目标直指江青，集中力量对付毛泽东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
为了赢得时间，毛泽东退让了；为了准备不充分，老帅们也退让了。这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局面，但斗争才刚刚开始。
根据后来的变化，完全可以说，老帅们的策略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老毛用群众组织，我也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并且要在全国基础比较好的几个地方同时动手。这就是全国出现了一批以武斗为业的“群众组织”的背景。成立这样的组织的地方，要符合几个条件：1、地方军事首长资格老、战功卓著，有足够的威望，必要时能调动军队；2、是大老粗，能用表面言词说动；3、不是四野的人；4、与老帅们没有直接的牵连；5、有实力强大的，持对立观点的群众组织作基础。这几条，武汉都具备。正由于这样，二月逆流的余波未平，1967年4月份，文革小组刚刚开始了恢复进攻态势，4月20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5月16日，百万雄师就匆忙成立了。
武汉军区的司令陈再道，上将军衔，长征途中飞夺沪定桥的十八勇士之一，当年就战功赫赫，声名远播。是一员张飞式的战将，无论从战功或资格，他都不服林彪。本人却又文化水平不高，从来不重视学习，典型的大老粗一个，开口就骂娘。武汉市湖北省从文化革命一开始，就由于王任重的通盘策划，组成了最早的有组织，听从省委招呼的群众组织——学生有“大专院校红卫兵”，工人有“职工联合会”；前者有武汉市学联的底子，后者以市总工会为后盾。因有这两个全市性的组织为参照，因此也就引发了武汉从一出现造反派组织开始，就走上了全市性组织的路子。这就成了学生有“武汉钢二司”，工人有“工人总部”；就是“三司革联”，“工造总司”，等组织也都一开始就是全市性的架构。这与北京从一开始到最后，从来没有形成全市性统一组织完全不同的。武汉市的学生保守势力很快就分化了，再也没有真正的保守组织出现。但工人中，以市总工会治下的积极分子为主体的职工联合会却从来没有心服口服地站到造反派一边。这是一群共和国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得到过解放当家作主人的真正好处，他们从心里接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思想宣传。他们把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具体化到省委，市委，各单位党委等领导人的身上，所以，他们是真的要保卫各级党的组织的。这就是武汉文化革命中被选成了前沿战场的全部理由，也就是武汉能出现以杀人为业的百万雄师的根本原因。

4、百万雄师是职业杀人集团
“百万雄师”这个组织，从一开始成立，就是一个准军事化的组
织，是武汉军方的代表，是以杀人为业的专业集团。它以武汉市人武部基干民兵为主干，以市总工会为基础，以市人武部为基本架构，受武汉独立师——8201部队指挥。在指挥，组织，调动，通讯，交通等上面，均得到8201部队的全力支持。他们的组织目的本来就只是用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从本文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应该能感受到，百万雄师从在武汉出现，到被中央点名取消的七十天中，只有一条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也只有一句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既不开会阐述自己的看法，也不办宣传刊物表明自己的观点，既不攻城，也不夺地；他们平时根本就不与其它群众组织的成员长时间接触，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理由好讲，也讲不出理由，因为那时的全部理由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而百万雄师的使命就只有一个：“不准造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群众组织”自成立以来的丰功伟绩，这是根据省劳改局1967年8月审问几个百万雄师头头的记录和徐海亮同志所作的资料整理中摘取而整编的：
5月17日：汉阳红武兵冲击在公安局静坐的“新公校”学生。
5月20日：陈再道否定钟汉华与造反派签定的协议；指出刘、孟要公开点名，是逆流。
5月25日：“百万雄师”区以上头头在六机部安装公司聚会，组织全市压制造反派的武斗。各区加紧集训武斗队。
5月28日：百万雄师头头俞文彬、申耿生、蔡俊善等在东湖天长楼研究行动计划。订出镇压造反派的计划：1认清形势，整顿组织，由于武斗不力，指挥不灵，决定抽调各组织一号头头组成权力机构；2今后任务：1）集中全力扫平障碍，全面血洗造反派，2）镇压造反派之后，搞大联合，3）最后进行夺权。时间上，6月1-15日第一阶段，16-6月底第二阶段，7月1-15日夺权完毕。
6月01日：武昌街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公交车与战士摩托相撞，战士烧伤。社会流传“政治事件”之说；抗议造反派工人总部谋害战士。造反派在汉口体育场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大字报发表一周年。造反派成立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
6月03日：“百万雄师”联络下的52个成员组织决定整编成立统一的司令部，在各区组织分部、联络站，统一了宣传和行动。
6月04日：“百万雄师”砸毁造反派在武汉市委联络站，并建立全市性的联络总站；新华工、二司学生被赶走。
6月05日：“百万雄师”围攻国棉二厂；
6月05日：“百万雄师”攻打汉阳轧钢厂；
6月06日：红武兵攻占造反派的汉阳中心联络站。
6月7日：“百万雄师”打伤659部队64人；
6月7日：“百万雄师”在洪山宾馆前殴打“斗罗筹备处”赴汉调查组战士。
6月7日：百万雄师总部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宣称“从即日起，立即展开全面反击，狠狠打击来犯的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敌人”！
6月8日：“百万雄师”的匪徒围攻二机床厂“八一七”办公大楼时；
6月09日：“百万雄师”围攻居仁门中学；
6月8-9日：百匪围攻‘民众乐园”；
6月10日：三千农民袭击新华农；
6月13日：“百万雄师”围攻汽车配件厂；
6月13日：近郊农民夜袭华中师范学院；
6月17日：汉口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
下午三时，数千“百万雄师”开始攻击中南旅社，与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在汉口六渡桥发生大型武斗，延至次日。五时半造反派伤员赴医学院于中山公园被拦截，死两军人，伤员被杀。延至次日晨的武斗致使93人死。300重伤。
事前蔡，牛的黑爪牙8201付政委武方倜亲临百匪联络站进行布署。屠杀开始后，8201部队五团参谋长方X，坐镇江汉区委，伙同“百万雄师”头目史天玉直接指挥这场大屠杀。
在大屠杀过程中，蔡炳臣在8201师部值班室亲自给“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过三次电活，重述了他曾说过的活：“你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受损失，不失战机。”蔡还问，“你们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纪答：‘很顺利，没有什么问题。”蔡问，“你们周围情况怎样'指挥所安不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转移。”纪答，“我们的安全没有问题。”蔡还问，‘财贸大楼的人都抢救出来了没有？”并说：“据了解，手工艺大楼上有武器，他们有一挺机枪，人民文化园有毒品”。”纪答：“知道了，他们还有炸药，我们巳作好准备。”在最后一次电话中，蔡对“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革命造反派的战绩予以祝贺：“我对你们安全胜利撤出表示祝贺，并向你们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6月17日：丹江口工地挑起武斗，百余造反派被杀害；工地被迫停工。
6月17日：武汉图书馆附件，打死写标语人2名。
6月17日晚：数万农民包围水利工地，武斗，致使工地停工。
6月18日：百万雄师围攻铁四院。
6月18日：上午，蔡炳臣又电话通知“百万雄师”头头六、七人坐小包车来到八二O一师部，开了三个小时会，商量怎样掩盖 “六、一七”大惨案，大造谣言，混淆黑白，把罪责转嫁到革命造反派头上。
6月22日：百万雄师数千人围攻曙光大队造反派。
6月23—24日：数千“百万雄师”围攻并血洗无线电厂工造总司司令部；
蔡连夜在8201的作战室同百万雄师头头开会商量方案；并对纪说“只准你们今天攻打这一次吧”。会后，纪就地利用作战室通讯工具调兵遣将，指挥武斗。在被围攻中，工造总司多次电告军区求助，回答“吴焱金，你小心些”！在围剿工造总司的大血案中，8201部队驻江岸区公安局代表鲍x藏在8201的宣传车上指挥大屠杀，（劳改局揭发）蔡炳臣又派师参谋长郝文德，带了两个连的兵力，亲临现场指挥。郝走后蔡不放心，又派师政治部主任梁XX坐中吉普赶去。
6月23—24日：攻打水运工程学院；
水运学院造反派学生拦截并扣押赴铁四院战地的“百万雄师”政参主任、作战部长一行，学生拒绝对方的最后通牒，“百万雄师”万人猛攻水运学院；
6月23—24日：“百万雄师”汉阳轧钢厂；
6月23—24日：“百万雄师”武昌险峰大楼；
6月23—24日：“百万雄师”铁四院；
6月26日：“百万雄师”包围新湖大；
6月26日：“百万雄师”围攻机械学院；
6月26日：“百万雄师”钢铁学院；
6月26日：“百万雄师”血洗长办联司；
6月26日：8201某部还以全体战土名义给“百万雄师”写公开信，赞扬他们屠杀革命造反派是给“孟夫唐之流，二司、三新、黑工总、九一三等—小撮坏蛋以沉重的打击，真是大快人心”！
6月30日：“百万雄师”出动改焊的武斗装甲车8辆、卡车30多辆，攻打新湖大，撞倒大墙，8199部队干预后，武斗队撤离湖大。
这个组织，在成立一共只有57天的生存期中，共发动了大大小小的武斗29场，平均每两天一场武斗。到“七、二O”这天，先是全市武装大游行，散发告全市人民书；接着是发动成千上万人包围军区大院，劫持了中央大员。导演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个组织自从成立以来，就文章没有一篇，标语没有一条，面对全市人民的会议没有一次，与其它不同观点的组织面对面的辩论没有开展过一回！这样的所谓“群众组织”，说它是一个专业杀人集团，一点也不过份。

5、“七、二O”事件是一次政治妥协下流产的军事政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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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决、扬”“五、一六”是网尽造反派头头的乾坤袋
从1968年中开始，各大学开始了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从此，有
组织的学生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了。到1970年中，大学就已经变得人去楼空，学生组织全部被瓦解。而工人队伍，因他们的特殊原因，各有家有口，有固定的住址，在头头被抓之后，就变得毫无生气，只剩下被人宰割的命运。从这一方面看，实际上文化革命只不过是从66年6月到六八年6月（这是军宣队进校的时间），一共两年时间。我们习惯称之为十年浩劫，那后面的八年，不过是毛泽东逝世之前，因为他人还在，威望还在，中央文革在他的巨大威望庇护下苟延残喘。反文革派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而中央文革由进攻变成防守，攻守易势了。随着上层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基层的反文革派看着风色，对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头头紧一点或松一点的区别罢了。
但反文革派要全部把文革中让他们威风丧尽，颜面丢光的造反派全部一网打尽则是既定方针，这是不会变的。但文化革命的后面八年，却是形势极为微妙。1、反文革派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要全部严厉打击造反派头头；2、毛泽东主席仍然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其威望不仅没有因为文化革命而有所降低，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在理论上，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直接领导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事实上，江青毕竟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所谓“四人帮”是毛主席对那四个人接触太多的一种派性的形容，并不是反革命组织或集团的意思；4、毛泽东晚年，特别是经过武汉的七二O之后，明白了军队的反对力量不可轻估，不得不在心理上放弃了自我革命的初衷，因此变得没有了进攻性了；5、在主观动机上，毛泽东只想体面地，不伤人地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这里不伤人是指的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文革派和革命小将们，这是个道义上的事；6、“四人帮”知道毛泽东不久于人世，也知道如果不在他老人家健在时弄得大局己定，一旦毛泽东逝世，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格外地具有进攻性，要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背水一战；7、对于武汉来说，要想把造反派头头一网打尽，比起其它地方来说有更大的困难。那就是因为通过七二O，武汉七大组织是被中央点名肯定了的革命群众组织，总不能太过明显地把这些革命组织的头头都抓起来，却仍然承认这些组织是革命组织吧？更不能把这些组织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再来抓这些头头们。
对武汉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头头们绝不能放过，但又没有理由抓他们。在进退两难之中，他们借用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法宝。
西游记里小西天一回里，描写佛祖座下一个黄眉童子化为黄眉老妖，下到凡间时，偷了佛祖一件宝贝，“后天袋儿”。在封神演义中又叫乾坤袋；大则包容天地，小则不过一握，能无所不包。武汉的反文革派就造了这样一个袋子，叫做“北、决、扬”“五、一六”，他们要用这个袋子把造反派头头全部包进去。这样才出现了武汉文化革命中的新“拍案惊奇”，新“今古奇观”：堂堂几万人，十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被中央点名为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纷纷正要参加省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名震全国的，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只有几十个人的，被点名或中央默认的反革命组织的普通成员！
笑话啊笑话，让这个笑话长存吧，他会告诉人们很多东西！

tuffy05 · 发表于 2010-11-8 13:01:23

作者简介：吴恒春男湖北省黄陂县人 1943年10月出生。
1963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
1964年当选为武汉大学学生会常委，任生活部部长；
1966年：
4月任化学系教育革命展览馆保卫组长；
6月任武汉大学党委机关报《武大战报》学生编辑；
8月因为北京南下学生解围被当成有问题学生排除在武大“九、一二”红卫兵之外；
9月底自行到北京串连，有黄振球同伴；
10月回校，参加武汉大学文革少数派学生活动，策划成立自己的红卫兵，内定任宣传委员；
11月，调到武汉测绘学院刚成立的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办报，任副主编，主编是郑进坤；
1967年：
  元月到武汉展览馆办“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大型展览，任总编；
  2月26日展览办成，预展三天反映极好；
  2月10日展览被毁；
  2月下旬—4月，被软禁在武展（原中苏友好宫）
  4月下旬，到武汉测绘学院重组武汉钢二司宣传部；
  5月恢复《革命造反报》，创办《钢二司》杂志，成立司令部宣传队；
  6月被派驻二七区（江岸区），住教师进修学院；
  7月20日当天返回设在武汉测绘学院的二司司令部；
  9月，因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达于白热化，主动脱离这个司令部回校；
  10—12月中旬，回武汉，到西安避风；
  12月22日被逼在武汉大学参加运动；
1968年：
  2月武汉大学革委会成立，任常委、政工组长；
  6月进学习班，学校被军管；
  12月分配到国营五三农场；
1969—1971年8月在五三农场劳动、受审查；
1971年9月—1974年2月在湖北省英山县住干校，住五不准学习班，战天斗地修水库，上山烧炭，住队；
1974年3月—1994年6月在湖北省化工厂工作，技术职称从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94年6月1日因病退休；
1994年6月—11月在江汉应用技术研究所工作；
1994年11月—2002年12月，在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当打工厂长；
2003年——：在广东XXXX学院当教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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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恒春 武汉文化革命中的三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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