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前部长王芳回忆：“文革”逼近时候的温州

tuffy05

公安部前部长王芳回忆：“文革”逼近时候的温州
作者：王芳 阅读：次 更新时间：2007年11月01日　

代理温州地委书记

　　1965年6月底，社教工作队先后放假。因为江华同志去诸暨检查工作时，明确告诉我去温州工作。我是7月1日到杭州的。7月15日就去温州。中央批准我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免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是8月9日。
　　8月16日，国防部转发国务院命令，任命我为温州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
　　8月20日，13号台风在福建福清县登陆，风力强，范围广，严重影响温州地区。我刚在温州驻脚，即遇上天灾，真是当头棒喝。灾后，地委即大力组织抢救和恢复生产工作。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说实在的，当时对姚文元的文章，尽管他们公开点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名，但总觉得是历史学界学术观点的争论，没有更多地去想。后来才知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设计，经毛主席批准发表的，旨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造舆论。
　　时隔不久，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批判罗瑞卿，解除他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
　　罗瑞卿事件，对我的震动确实很大！因为罗瑞卿是我的直接领导，而且在不久前他还向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汇报备战问题，中共浙江省委刚刚传达过他的讲话精神，怎么一下子成了“篡军反党分子”呢？接着，又传来了中央免去杨尚昆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消息。我心里总觉得这是个问题。
　　1966年伊始，政治气氛紧张起来。4月10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中火药味很浓，咄咄逼人。
　　我还是积极地争取把自己地区的各项工作抓上去。地委机关干部在山区会议后，春夏之交，先派一部分干部下去。挨村走访，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狠抓渔区工作。但是，这些努力都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冲断了。

　　对“文革”很不理解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了。
　　事态发展迅速，我们在下面工作的干部只能从中央文件的字面上学习理解，从报刊新闻中了解“文化大革命”动态。
　　1966年5月22日，温州选派十余名学校领导干部参加中共浙江省委举办的“文化大革命”骨干培训班。
　　5月28日，温州市委召集40名学校领导干部举办培训班。
　　6月3日，温州第六中学贴出《打倒黑帮，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
　　6月14日，根据中央关于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温州市委和温州城市社教分团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文化大革命”形势，并作出决定：（１）立即派工作组进温州医学院，开展社教和“文化大革命”；（２）抽调力量，组成工作组进驻市区各完全中学；（３）对一般学校和文艺单位，作一般调查了解；（４）工交、财贸系统，组织干部学习文件，做好思想工作。
　　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十一中全会。1日当天，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9日，温州市委机关报《浙南大众》及时刊载了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2日，地、市委举行了各界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大会。
　　8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到11月下旬，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8月20日，温州市部分大、中学校建立“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组织，很快遍及全市，制发红卫兵袖章和造反组织大旗。
　　8月23日，首都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立“四新”消息传来，温州市各学校红卫兵立即掀起破“四旧”活动。到8月31日，仅温州市区被查抄的有1665户，由于“四旧”引发自杀事件8起，死6人。随着形势发展，“文化大革命”已不是地县干部可以领导的了。但是，我们仍然坚守岗位、坚持工作，总感到自己问心无愧，仍然沉着应对。

　　来了“北京造反队”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全国性大串联，鼓动“造反”，批斗所谓“走资派”。
　　9月2日，“北京革命造反队”（北航的5名温州籍学生）到达温州，进行串联活动，“冲击”机关，炮打“旧地市委走资派”，发传单、公开信，掀起新的高潮。
　　9月14日上午，“北京革命造反队”发出传单，建议召开“坚决将温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当时，温州地委还是想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联系群众，关注民生，稳住阵脚，防止混乱。但是，随着事态发展，温州越来越乱。我们地委开个会，即被称为“黑会”，“阴谋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
　　9月29日，温州地委成立“文革”小组，想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很快遭到“炮轰”，寿终正寝了。
　　10月14日，地委常委开会，我讲了话。我实话实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还是很不理解……”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温州当然没有例外。工人杀出来，成立“秋收”、“五一”等跨行业的“革命军团”，和学生结合批斗“走资派”，揭批“资反路线”。外地学生来温的大为增多。干部队伍分化，成立“地专机关炮打司令部”军团，“要杀回马枪”。
　　11月18日，造反派借口搜查“黑材料”，围攻占领了温州市公安局。24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签发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596号文件，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要浙江省委派负责同志前往温州，向进入公安局的群众和全市人民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
　　有的造反派不相信这个文件，怀疑毛主席怎会为一个小小的温州公安局发中央文件？向中央查问后，得知真的是毛主席的批示，这才陆续散去。

　　我成为温州最大的“走资派”

　　进入1967年，造反夺权的声势不断升温，尤其是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风暴”后，各地纷纷仿效。
　　1月16日，温州造反派组织数万人集会游行，高呼“夺权”口号，进驻地、市委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地、市委机关瘫痪了。
　　3月初，温州造反派积极筹划，要召开3万人大会，把我列为温州地区“最大走资派”批斗。
　　这时，我已在地区机关各种会议上接受批斗。
　　3月起，我便被安排到温州一中居住，由红卫兵管理，大女儿克美赶去，帮助倒水送饭。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宜之也住在一起。机关干部、群众都无法和我保持联系了。
　　3月31日，温州军分区第一次军管委员会成立。5月1日，温州市造反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归属“省联总”，形成了两派，开始武斗。同日，我被造反派押送到杭州，接受批斗。
　　1967年7月10日，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占领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进而占领地盘。公路和水上到上海的航运都中断了。又抢夺分区军械库武器、防化连火焰喷射器，直至拉走60、82迫击炮和120榴弹炮。街头设垒，展开巷战。
　　7月25日至8月11日，武斗引发大火，五马街、解放南路一带先后发生火灾11起，烧毁房屋24495平方米，受灾居民295户，一些重要单位、商场被焚，损失惨重。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517部队奉命进驻温州，9日，6299部队又进驻温州，公开表示支持“工总司”派，武斗进一步升级。
　　8月12日，支左部队成立“军联指”，成为温州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温州地区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之一，1972年，批林整风时统计，因武斗死亡1018人。1974年“批林批孔”，又掀起一场武斗，王洪文亲自下令，捉拿“匪首”，真乃旷古奇闻。我在温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干部、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我一直深深地热爱着那片土地。现今，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东西终于重现了真相真情。

　　责任编辑：詹学伟
　　来　　源：《王芳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