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庐放翁 回忆四川文革中的“二月镇反”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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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庐放翁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枚划破寂静夜空的信号弹。“你们要到大风大浪中去”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去“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这是最高统帅毛主席发出的动员令，山河为之震动，人们为之振奋。紧接着“8·18”天安门声势浩大场面壮观的百万红卫兵的接见，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

从大城市到县城，以至乡镇各级“当权派”为了适应新形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连夜赶制大字报专栏。无论大街小巷两边几米高的“专栏”连绵不断，似一道道万里长城，庄严而肃穆。

当年小青年的我，文革一开始便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勇猛而忘我地杀向“旧世界”。为了增加“革命的本钱”认认真真死记硬背“毛主席语录和马列关于革命的经典名句”以及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文汇报的篇篇社论，烂熟得可以信手拈来，“口诛笔伐所向披靡”。

在大辩论中，我们小青年手挥“红宝书”怀揣中央文件，面对强大的“保皇派”围攻和谩骂，面不改色心不跳，应对沉着，舌战群儒，一次次获胜。小青年的我们单纯而幼稚，头脑中只有一个信念“信仰毛主席，真理就在我们手里”，雄心勃勃近乎忘乎所以。

随着形势的发展，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鼓舞下，我们“造反派”经研究决定首先夺取“广播电台”占领舆论阵地。二月六日晚7时许，上千红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占领了广播电台，除机房人员以外，其余的“老保”被统统赶了出去。为防万一，外围红卫兵手挽手地筑起了道道人墙。此时，我们的主持人拉开广播宣布“造反派夺权成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万岁！万岁！！万万岁！！！”此时此刻，红卫兵小将们欢呼雀跃，热泪滚滚而下，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好景不到半小时，军代表在10多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护送下来到现场。一道道红卫兵人墙使他们无法进入，于是他们用半导体喇叭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他们的“军事接管令”立即引起骚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夺权好得很！”“最高指示：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砸烂保皇窝，瓦解保皇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有人领呼，于是那声浪很有节奏地一浪盖一浪。

天上开始下起蒙蒙细雨，地面变得有些滑溜，气温下降的寒意给人带来几分粟栗感，但红卫兵小将的喧嚣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时。这时，军代表突然态度强硬起来，宣布“武装接管”“鸣枪警告，不听劝告者后果自负。”霎时，人群乱作一团——解放军强行登楼与阻挡的红卫兵小将抓扯；早已有组织地分布埋伏在周围大街小巷和角落里的“保皇派”蜂拥而上，以数倍于红卫兵的人数，几个架一个被全部驱散。

在此同时，“保皇派”在大街小巷贴满了巨幅横标，上书“坚决支持解放军/公安局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谢××、龚×××、唐××的革命行动！”

其实这三人根本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二月六日晚是到现场站得远远地看闹热的围观群众。他们都是文工团运动初期工作组划的“三类”，其中一个是编剧，两个是主要骨干演员。据说一个年龄较大的曾经是解放前“哥老会”一般成员，一位是“不过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人，一位是在恋爱时发生两性关系，后来又解除了恋爱。连夜，我们也针锋相对地刷出巨幅横标“杀鸡给猴看，镇反是假，破坏文化大革命，镇压群众运动是真！”“向造反派脸上抹黑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并且写出了 “二·六事件现场调查纪实”及“谢、龚、唐的历史及现行调查纪要”等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二月镇反”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电台房楼周边及现场，花园里的花钵几乎打烂殆尽，花苗深深地陷入被反复踩踏的泥泞中；地上留下的是混着泥浆的滑溜溜的斑斑足迹；遍地的被蹂躏而面目全非的 “革命小将的传单”；电台不紧不慢不阴不阳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镇压反革命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军事接管令》，偶尔播放“东方红”“草原骑兵进行曲”的节目。除此之外，这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1967年二月，新年伊始，出了个“军委八条”，于是那“腥风血雨的二月镇反运动”从悄悄地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注：后来上上下下把它习惯性地称为“二月逆流”】顿时，强大的“保皇派”势力上下呼应，内外勾结，以多胜少，将毛主席刚刚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还处于少数派的一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扭送到公安局投入大牢，曰“依靠群众组织专政”。后来知道，中央说这股逆流是“谭震林/陈毅大闹怀仁堂掀起的”。那时，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是反对搞文革的，据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公开说“叶剑英向主席发难，拍桌子用力过猛，拍断了一根指骨。”可见他对文革的反对到了咬牙切齿地憎恶的程度。于是，他正好借这股“军委八条”的镇反之风，他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于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据当时北京反川代表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成都市仅一夜之间就抓上万人，下面的区、县也是上千人，监狱里人满为患，一间牢房10平米左右，常常关8人以上，一张小小的板床上睡二至三人。在“革命的红班房”里，我们大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种英勇就义的气慨，相互鼓励，“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于监狱里我们“人多势众”饱含着热泪由低吟到高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盼天明，···”歌声此起彼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李井泉，炮轰大西南；砸烂黑公安，解放造反派！”口号整齐而铿锵，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当然，引来的是看守所人员的迫害和摧残，对男的往往是捆绑、打骂和罚站，对个别不守监规的女同学施行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污辱，·····那痛苦的漫骂和吼叫声，令人撕心裂肺，惨不忍闻。这些，就是看守所所长祝××在监狱的高音喇叭里每天数遍地吼叫“全体现行反革命分子听着：让你们也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更不许山东（东山）再起”。——这位“大老粗”干部常常给我们读报，又常常出洋相地误读/错读，更常常引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阵阵哄笑。他又声嘶力竭地吼道“雅静，雅静，我又要抓几个典型出来······”

那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纷纷逃亡北京，得到以聂元梓/蒯大富为首的北京红卫兵的接待和支持。他们通过“北京记者站”或“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不断向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写材料汇报四川的“镇反运动”。自四月初，中央即开始着手解决四川问题纠正镇反运动，特别是周总理多次接见逃亡到京的造反派代表，给予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于是消息以各种渠道传入牢房，“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各地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当时公安局/监狱/档案馆都是军管的）从四月上中旬就开始“纠错放人”，先学生，后工人，再机关干部，最后是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直到“红十条”（即1967年5月7日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之后月余才被陆续释放。

我被“保皇派群众”在辩论台现场扭送到监狱（2月16日晚8时多～4月17日9时许）整整坐了60天“红班房”。

由于有中央的支持，我们出得狱来，是鞭炮声声大红花朵朵，欢迎人群前呼后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浪撼山震海，我们“造反派”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俗称“光头左派”。

在中央透露出支持四川的革命造反派信息之后的1967年5月4日，成都“兵团”（工人组织）和“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学生组织）造反派联合摧垮了川棉厂“产业军”（保皇派）重要据点之后，又联合行动，于5月6日，发起了对成都“产业军”（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组织）“保皇派”组织势力最大的西郊黄田坝132厂的冲击。造反派群众数以万计（以大中院校学生为主，部分“兵团”工人）把132厂团团围住，人山人海，呐喊声声，直捣“保皇派”的老巢。在此情况下，132厂的领导以保护工厂安全为由，错误地发枪武装“产业军”。

枪声突然响起，前面赤手空拳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然而，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前赴后继，冒着枪林弹雨，手挽着手一排排地踏步前进，整齐地呼喊着“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还-我-战-友，还-我-血，誓死-保卫-毛主席！”泪水混杂着血水，继续前进。此时此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激情和对枪杀的怒火立即激发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那百倍的勇敢瞬间演绎成千倍的疯狂，反复重复着一个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人们只知道前进，忘记了后腿。血，染红了132厂的地，染红了132厂的墙，染红了132厂的天，场面悲壮而惨烈。从而酿成了开枪打死数十名群众和上千人受伤的重大流血事件。最后，枪声停了，“产业军”拖枪撤退了······。

这个不幸消息的电波很快传到北京，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解决四川问题迫在眉睫。中央于（第二日）1967年5月7日迅速公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注意：不是“意见”而是“决定”其它省多数是“意见”）的红头文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台反复播放。其内容为十条，故此称为“红十条”。文件充分肯定了四川的革命造反派的大方向，指出了5月6日枪杀革命群众事件的性质，抚恤死难者；安抚和医治受伤群众；惩办凶手和幕后指挥者；中央指令以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同志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其成员；指出了四川宜宾问题，并给刘结挺（原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夫妇平反。在中央强大的政治压力和“造反派”的攻势下， 不久各地“保皇派”组织纷纷瓦解瓦解。

然而，“旧的矛盾在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地产生”革命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了两大派。成都以邓长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江海云（女）“川大8·26”为首一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另一派；在重庆以黄廉为首的“重庆工人反到底”为主为一派，以学生周家喻为首的“重大八·一五”为主的另一派，在对待“红十条”中点将的“省革筹”成员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是保还是打及其它“枝节问题”（中央语）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形成了全川的两大派，以此划线波及专/县/乡甚至农村。我，是“反到底”“兵团，8·26”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