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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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正式出版

舟 人

2010年初，有关重庆沙坪公园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被评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消息见报后，引起许多人对那段逝去的历史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人想知道重庆那场惨烈的大规模武斗到底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和特点，不了解文革历史的人想了解武斗是怎么回事，人们为什么会为了同一个领袖、同一个“革命目标”而相互残杀……
何蜀积多年调查采访和研究心得写成的《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一书，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初步的解答。作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与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之一种，此书最近已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全书共九章22万字。为了向读者讲清楚重庆大规模武斗的来龙去脉，该书从第一章“北京吹来动乱风”开始，详细叙述了重庆文革大动乱是怎样发生的，群众性造反高潮是怎样兴起的（第二章“造反之火燃向全社会”），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冲突是如何爆发的（第三章“首开大规模武斗先例”），原本统称“八一五派”的重庆造反派怎么会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第四章“两大派分道扬镳”、第五章“都是‘复辟逆流’”），并详细叙述了大规模武斗的发生、发展与终结（第六章“武斗在制止中升级”、第七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全面内战’”、第八章“从停火交枪到解散组织”），最后在第九章“重庆大武斗面面观”中分别对“武斗中的军队”、“武斗中的专业武斗队”、“武斗中的‘烈士’”、“武斗中的虐俘与杀俘”、“武斗中的‘第三条道路’”、“武斗中的报纸、广播”、“武斗中的文艺”、“武斗时期的市容”、“武斗时期的市民生活”等专题，多角度全方位地对重庆文革中的大规模武斗相关史实进行了梳理、考察与分析。
此书在2006年即已竣稿，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始终无法在大陆问世。在这期间，作者又对全稿反复推敲，不断进行修订补充。此书在香港的出版也是一波三折：2008年作者将书稿交给香港一学术性出版社，该社先是告知将在两个月内完成评审，但此后却一再拖延搁置近一年之久，最后在作者反复催问下才启动审读程序——请瑞典著名文革学者沈迈克审读。沈迈克很快便写出评价很高的审读意见，并建议尽快出版。然而不知何故该出版社仍然将书稿束之高阁，并且不向作者作一个字的解释说明。直到2009年底作者得知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征集“当代中国研究”书稿，才将书稿转去。该公司审读后，迅即付梓。
在中外文革研究著作中，此书是研究文革武斗的第一部。大陆文革学者徐友渔、启之分别为之作序（徐友渔序已在《记忆》2008年第二期发表）。

《记忆》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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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耕耘的成果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序

启 之

这本书有三个关键词：毛泽东、武斗、造反派。（造反派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稳健派，另一类是激进派。前者反对武斗，后者主张武斗。本文所说的造反派指的是后者。参见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它们组成了一个历史纽带，纽带的两端是人——发动文革的伟大领袖和追随他的亿万激进群众；中间是事——大大小小的武力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伤残、尸骨和坟墓。通过对这些人物、事件的详实叙述与精辟分析，作者为文革的主体阶段（1966---1969）梳理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逻辑链条。
这个逻辑链条为我们揭示了毛泽东、武斗和造反派三者间的关系——毛泽东既是造反派的后台，又是造反派的杀手；既是武斗的支持者，又是武斗的终结者。武斗是中共操控的群众运动所达到的最高形式，对于毛泽东来说，武斗是他完成“天下大乱”的工具——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阿中友协代表团对此做了坦率的说明：“要打就打，我主张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厉害的地方，解决问题比较容易。北京不疼不痒，太文明了。”
利用这个工具，毛泽东达到了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支持革命左派，重新建党建政的目的。时至今日，很多当年的亲历者仍无法理解，1968年春，在中央已发布了禁止武斗的“九五命令”，号召大联合，且大力“围剿派性”的情况下，为什么全国上下会再次掀起“全面内战”的高潮。本书作者通过严密的考证，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早在1968年4月，毛泽东就制订了对付武斗的“四不方针”——“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一未曾公开的“战略部署”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停止了对清华大学武斗的干预。
“在武斗愈演愈烈，死人的事已经不断发生之后，处于劣势的四一四总部组织人马到北京市中心去展开‘文攻’。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手段：奔走呼号、游行示威、静坐抗议，甚至抬尸游行，要求中央和北京市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实行军管，中央和北京市就是不闻不问。”作者引用了清华大学四一四“理论家”周泉缨的话：“中央的这种政策的存在，实际上是在支持蒯大富，让他放开手脚，坚决果断地用武力解决414派的问题，从而一统清华大学的天下……”
作者随后指出：“在毛泽东还指望他所欣赏的‘左派’能够以武力强行征服对立派的时候，‘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可能为制止武斗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的。而各地的造反派，特别是被当地驻军认定为‘左派’的一派群众组织，正是受到了这种秘而不宣的“战略部署”的纵容和鼓励，才得以把‘全面内战’的野火燃得更为炽烈。”（本书第八章第五节）
对于造反派来说，武斗具有多种功能——它是扩大势力的途径，是压倒对方的砝码，是革命意志的试金石，是报仇雪恨的英雄榜，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实验场，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浪漫曲……。而这些功能大多是以“自卫”为号召，为借口的——为悼念两位“死难烈士”，1967年8月2日，在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主办的《8•15战报》（第三十四期）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编辑部文章：“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敌人是不会放下屠刀，也不会立地成佛的！当敌人举起大刀、长矛、枪支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不能祈祷，不能哀求，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武装起来，照样办理，拿起大刀！拿起长矛！拿起枪支！拿起一切可以拿起的武器，自卫！自卫！！自卫！！！”（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然而，直到文革结束，人们才发现武斗的另一个功能——它是“造反派历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篇章”。（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版第95页）它在为毛泽东取缔群众组织提供了充足理由的同时，也给造反派的履历涂上了不可磨灭的反人道污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友渔认为，“手执长矛、冲锋枪，杀红了眼的造反派”与“德国法西斯的青年纳粹运动十分相似”。（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39--140页）
作者无限感慨地告诉我们，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下：“当年在重庆的许多学校、工厂，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园或花圃（如市体育馆、朝天门码头、上清寺转盘、杨家坪转盘、嘉陵江大桥头等地），都曾修建有武斗‘烈士墓’。但是后来都被平毁了……那些年轻的‘烈士’或曰‘冤士’，曾经满怀豪情地‘为毛主席而战’，最终却死无葬身之地。”（本书尾声）
在文革研究中，造反派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最复杂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似乎倾向于“利用说”，即毛泽东利用了造反派。大陆文革学者周伦佐不同意这一观点。在其富有创见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周氏颇有信服力地提出了“契合说”，即造反派与毛泽东具有某些“利益契合点”。周氏认为，一方面，毛泽东具有鲜明的“非制度化”个性，“喜欢支配人而非遵令行事，喜欢建立团体而非隶属其下，喜欢制定行为规则而非受其束缚。”（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第176页）另一方面，毛泽东怀抱着以“兴无灭资”为表象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社会理想。（出处同上，第186页）造反派身上有两个东西，“一是年轻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二是下层民众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级歧视的冲动。这正是文革中民间造反行动与毛泽东政治行为之间的两大契合点。”（出处同上，第194页）文革之初，是造反派与毛泽东的“蜜月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政治目的，与造反派反等级、反迫害的心理相契合，从而上演了一出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造反派驱逐工作组，抢夺“黑材料”，抗击保守派的活报剧。毛泽东要摧毁各级修正主义，重新建党建政，与造反派的反官僚、反权威的心理相契合，群众组织遂风起云涌。然而，这个“蜜月”是短暂的。其原因和过程，本书作者为我们做了生动的描述和令人信服的剖析。
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作者对造成武斗的思想源头做了深入的思考：“组成武斗队的多是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在‘文革’前十七年接受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从小崇拜的是解放军英雄，他们的许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在模仿小说中或电影里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十七年教育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它制造的是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等级观念，培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理，淬炼的是“一怕不苦，二怕不死”（钱理群语）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操。这种观念、心理和感情如浸油之薪，只待星星之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犹如一把烈火，投向了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浸油之薪轰然而燃，大火熊熊，迅成燎原之势。武斗就是这燎原大火释放出的最大能量——既然这场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那么，武斗就有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作者精辟地指出：“在这里，当年的造反派已经把自己比作昔日与执政的国民党作斗争的共产党了。与之相应，对立派显然就被视为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了。当时两派都是这样认识问题的。这也是武斗得以打起来并且越打越大的思想基础。”作者提醒世人，正是十七年的洗脑，将这些热血青年推向了互相残杀的荒谬境地。
在研究文革的中外著作中，此书是第一部研究武斗的专著。武斗是群众组织的行为，群众组织是群众运动的产物，此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大众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曾这样设想，如果作者转换一下角度，以其丰厚的史实积累、独到的问题意识和执着的钻研精神，对这些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做一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另一个第一部——第一部研究文革群众心理的专著——摆在我们面前。它将为文革研究开辟新天地。它将与国际接轨，提升、深化文革研究。
法国大革命，德国法西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一不是群众运动的产物。经过欧美学者的不懈探索，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了这些运动的共同点：在群体中，越是激进的口号，越容易被接受；越是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越受欢迎。一个胆小、善良、理性且守法的个体，一旦成为群众运动中的一员，就完全可能变成另一个人，一个目无法纪，杀人放火，狂热偏狭的暴民。还有，一个制造冤狱的群众运动，同时也会成为净化道德的教堂，那些在广场上向反对派行凶的恶徒，在自己的队伍里则是一位道德高尚之士……。（出处同上，第194页）
这些可以称之为定理的心理症侯，在文革中随处可见。我们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那些含糊的、混乱的、没有分析和限定的只言片语，会成为群众运动的指南。为什么重大八一五中的稳健派呼吁放弃武斗的理性之声，群众置之不理。反之，激进造反派毫无理性地两次冲击保守派改过自新的会场，却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为什么在重庆大武斗中，双方的专业武斗队都清廉自律，除了享受“供给制”的待遇外，没有任何“物质刺激”。他们看不起参加武斗多记工分的农民，对睡在身边的女性秋毫无犯……
历史真相的探求始终饱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压迫——史料严密封锁，会议严禁召开，文章无处发表，书刊无法出版，有单位者常受领导打压，无单位者颇烦国安“关照”。商家用“红色经典”谋利，学府却奉文革为禁区。官府鼓吹“一元化”，历廿年而不减；文人趋附“主旋律”，经“六四”而不悟。电视以百家之名，行一家之实，逃避至古代文史之中；有司以名利为饵，驱学者入彀，歌吟于紫台魏阙之侧。掩盖真相，歪曲历史，鼓吹遗忘已成为学界的“潜规则”。
正是此种语境造成了这样的奇观：经历文革者，滔滔者天下皆是；直面浩劫者，寥寥然举世罕有。而矢志研究者，则凤毛麟角。这些“毛角”之人，在世人眼里是怪物、畸零人、不识时务者。在官方那里，则被视为捣乱分子、不安定因素、心怀叵测之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何蜀在供职糊口之余，以搜集文革史料，研究文革历史为职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成果累累。其著述文章，纵不容于时，但必将久传于世。
北京 枯柳树
2008-7-6
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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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后记

何 蜀

本书的写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要写好重庆武斗，一要有资料，二要有对亲历者的采访。而对于我来说，这两方面都很欠缺。尽管重庆是我的家乡，自出生后我就一直生活在重庆，但恰恰在重庆文革大武斗期间我却基本上在外地，对家乡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多系间接了解而少有亲历实感。家里搜集的一些小报曾由我父亲（他喜欢做事有条理）精心装订成册，已经颇为可观，但是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期间，街道居民委员会三令五申，严厉告诫各家各户交出文革“派性宣传品”，否则今后查到就要严办云云，我的外婆成天提心吊胆，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再保存那些堆在床下可能惹祸的资料了。那时百姓家里居住面积狭小，根本无地方可以收藏，加上我父亲又是“摘帽右派”，文革中又被批斗、游街，那时正在工作单位上监督劳动，经不起任何新的打击。因此我只好忍痛把那一册册小报拆开，选取极少几份内容最重要的留下，其余的全部陆续在烧火煮饭时化成了灰烬。
文革结束以后，我又重新开始搜集资料，总算陆续又积累了一些。到90年代中期，我的写作兴趣已经从文学转向了历史，这时想的虽然还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但已经不再是想写虚构的小说而是想写真实的历史，不是想歌颂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而是想反思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了。1994年，我开始学用电脑，学习打字时打下的第一行字就是“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我把录入重庆文革大事记当作打字练习，开始了新的写作。
写作有关重庆大武斗的历史，还得益于许多当年当事人和知情者的支持帮助。其中，特别是当年重庆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年长我十岁的李木森。在我帮他整理回忆录前后，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对文革和对毛泽东的认识与评价不完全一致，但我们相互能坦诚相待。通过他，我陆续结识了当年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一些风云人物，并同其中一些人建立起了友谊。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亲身经历，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细节，使我对那场震惊世人的大武斗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和感受。
此外，同样对重庆大武斗进行了关注和研究的一些重庆朋友，如文革小报收藏家张瑞华先生，最早提议写作重庆武斗纪实作品却壮志未酬英年早逝的于琦先生，最早写作并出版了有关重庆文革的长篇回忆录的周孜仁先生，最早研究重庆沙坪公园武斗死难者墓群的陈晓文先生，曾亲历重庆武斗并对一些武斗事件展开了认真调查研究的韩平藻先生，曾亲历重庆武斗并较早写出了有关纪实作品的李正权先生，对重庆武斗墓群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大量追踪采访的曾钟先生，因母亲在武斗中无辜遇难而长期成为沙坪公园文革墓群义务宣讲员的席庆生先生，远在异国他乡却继续关注研究重庆武斗的人类学学者张跃宏先生等，都以他们搜集的资料和他们不同角度的著述及研究成果、亲历见闻等给我的写作无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当然，由于官方收藏的历史档案仍不解密（重庆档案馆的文革时期档案要有中共市委常委的批示才能有限地查阅），对文革武斗中的一些重要情况（比如武斗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仍然难于查清。这只有等待来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有些人经常用来教训东邻的话，然而对自己的一些“前事”却似乎希望人们能尽快遗忘。但愿此书能为拒绝遗忘的人们提供一点有用的参考。

2010年春节于重庆风江阁

tuffy05

评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

冉云飞

灾难深重的文革正式结束已达三十四年，但荒谬和残暴的文革发生的土壤是否就远离我们了呢？我想，只要是个不回避现实苦难，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观察能力的人，就不难发现，时至今日，文革仍像噩梦般纠缠着我们。虽然官方在八十年代初宣布“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对文革发生的深层原因——比如极权制度的存在及其运营方式——没有大规模的反思，没能得到开放档案的自由研究，这是当下我们苦难生活之众多成因里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一场参与者如此众多的灾难性运动，事后大多是沉默者，在打破沉默的人中，有不少控诉者，也有一些掩盖者和歪曲者，却几乎没有道歉者和忏悔者，这是为什么呢？不特如此，我们不能不接受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那就是文革参与者中年龄最小的人，都过了知天命之年，有的为人父母，有的甚至是爷爷、奶奶，但这些为人父母，甚至是含饴弄孙的人，有多少人愿意出来直面真相呢？
好在事情总有例外，何蜀的《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8月第一版）便是一本真切研究文革的史学著作。关于文革武斗，坊间有些纪实文学之类的描述，难免耳食夸大，因此真正的研究，就显得特别稀缺。我没有看过郑光路《文革武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一书，不知其学术分量如何，但我认为其视文革武斗为“特殊内战”的判断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为毛主席而战》一书里得到具体的佐证。文革重庆武斗无论从规模、持续时间、参与人数、死伤人数、动用武器种类之多来看，恐怕在全国罕有其匹。我们从现在全国唯一幸存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俗称“红卫兵墓园”，何蜀认为不确，我从其说）的死难者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的60岁）、职业分析（工人最多、学生次之，几乎遍及各阶层）等来看，不难窥见民众高烧狂热、丧失理智之一斑。
《为毛主席而战》这书名既是写实，亦是一大讽刺。从“八一五派”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到“反到底派”的誓词“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可以看出两派玩命，不管不顾，好像完全自主，但他们所赌命的人物却是相同的，但似乎没有人看出其间的吊诡。既然你所赌命的是同一个人，那么你为何要狠斗，直至战死而不悟呢？这就是拜文革发生前之十七年喝狼奶的愚民教育之赐。“他们都是在文革前17年接受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从小崇拜的是‘革命英雄’，他们的许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在模仿小说中或电影里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为毛主席而战》279页）何蜀正是把文革武斗及其成因，放在一个共产党得鼎十七年后所作所为之大背景下来观察的，因而不至游谈无根，流于浮浅，以至能洞幽烛微，探骊得珠。
“为毛主席而战”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成了毛泽东的炮灰，为什么会如此悲剧呢？其原因何在？对为什么爆发文革，有许多种说法，有说毛泽东借此搞权斗，有说毛泽东是为了实现他的天堂理想，有说这是社会冲突的必然结果，等等。不管我们事后如何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毛泽东搞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所有文革参与者都无法逃脱的“如来佛掌心”，在这样一个不可更易的基本前提下，不论你吹捧、赞扬、留恋的“四大”还是“大民主”，都只不过是在如来佛掌心里玩点毛泽东可以忍受的小把戏罢了。不管群众之间斗得如何厉害，你的言行必须努力证明的是：谁更忠于毛主席。否则你便只有死路一条。遇罗克、林昭、张志新、冯元春、李九莲等，都可以证明你稍有逾越，有一点独立精神及自由思想，重则遭杀身之祸，轻则受牢狱之灾。被人当猴耍了，说句“青春无悔”来找补；被人弄得很惨，用“人民文革”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是不甘于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愚蠢。重庆反到底派的一位代表人物黄廉在被判了重刑后出来，依旧盛赞毛发动文革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我同情黄廉，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看法，使你所有的受苦丧失了基本的价值，不能自救，更无从给他人以良好的教训。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赖希的《法西斯群众心理学》，对文革在中国的灾难性发生必然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而不致陷在庐山之中自蔽蔽人。
何蜀在分析重庆武斗何以严重时，主要分析了一些在历史和现实之物质层面上的成因。由于重庆是民国政府抗战时的陪都，复以是文革前为“备战”之用的三线建设重地，使得诸多新旧兵工厂齐聚一地。武斗主力工人多，武斗工具枪支弹药多，自然就容易爆发持久而规模较大的武斗。但我认为这些问题，还可以看得更远点。重庆人好勇斗狠的个性和码头文化，以及对变态的“红色文化”——如有不少造假成份的“红岩精神”——的深入接纳，缺少较为理智的反省精神，大约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对于重庆文革武斗的具体死难数字，虽然何蜀花了不少的精力来考察，但囿于官方的高扃深锁，自然难得其详。重庆曾有杨公桥、石桥铺、中兴路旧书市场（包括北碚天生路旧书摊）等地可搜旧书及其它杂件，但何蜀似乎没有在这些地方淘到什么东西。我倒比较有幸，曾淘得一大包四川公路五局关于武斗后的抚恤档案，正准备做一个关于武斗的个案研究。我想武斗后的死亡抚恤档案，如不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话，四川公路五局也不敢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许当时许多国营和集体单位里参与武斗的死亡人员，都有这样的抚恤举措并存有其档，亦未可知。如能找到更多的抚恤档案，在研究武斗死亡人数、抚血数额、死亡地点和原因等方面，必有更多的发现，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文革暴力，必能得出更为翔实且有说服力的数据。
（上图系《为毛主席而战》一书插页照片：1967年武斗停息后，在刚建成的29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同学“烈士墓”碑下，几个中学生手持冲锋枪留影，表示“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广隶提供。）
报纸、广播以及双方的“战报”和“追悼会”，包括后来官方撰写的文革大事记、各行业口的志书，都是搜集文革史料的好去处，何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利用得很好。但只有这些公开留存下来的文字史料，还是不够的，那么口述史就可以弥补其中之不足。由于何蜀研究文革甚久，积累了许多资料和人脉，这在《为毛主席而战》一书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书中运用了不少重庆文革亲历者的未刊口述实录，使得这本书与同类著述相比，有着相当的独特性。虽然就口述史的真实性（如故意掩盖、忽略，因时间久远记忆错误等）仍有不少争论，但总体来讲，口述史应算是研究当代史不可缺少的一个有力补充。何况作为资深的文革研究者，何蜀有用更多史实订正口述实录者错误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口述实录的事实性谬误。至于口述者的个人评价和感受，那得尊重口述者自己的说法，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评价，但一定得尊重他们的表达自由。
（右图系《为毛主席而战》一书插页照片：武斗中的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群女生。照片上题有她们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原载《西南师大附中老三届校友纪念册》。）
由于何蜀未曾在书后列出参考书目，包括口述未刊稿书目，因此我按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罗列其未刊口述书目，以使研究者和读者有个大致的了解（本属未刊稿的陈懋智《重庆武斗日记》，由于已大部分刊于何蜀参与主编的文革网刊《记忆》，故未列入）：1、张光明《骚乱的重庆——文革十年亲历记》；2、杨世元《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何蜀整理）；3、夏祥贵《夏祥贵谈重庆文革》（何蜀整理）；4、何蜀整理《罗广斌专案组笔记》（此未刊稿可能不属于口述实录）；5、李衡之《重庆武斗琐记》；6、贾唯英《武斗中的重庆大学校园》；7、蒋良知《一个造反派农民的文革十年——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反到底派农总司勤务员蒋良知自述》（何蜀整理）；8、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9、王绍川口述、何蜀整理《王绍川回忆录》（2005年3月3日—4月27日）；10、何蜀记录整理《甘廷荣谈重庆文革》。《为毛主席而战》一书里所用的这十种口述史中，竟有七种系何蜀整理，可见其对重庆文革史研究用力之勤，亦可见《为毛主席而战》一书有着其它书籍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历史从古代的帝王起居注，到如今的论述宏大主题，都摆脱不了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冷漠。不关心民众日常生活的诸般细节，只辗转于断烂朝报之中，历史必难见出个体的尊严与价值，文革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武斗过程中死伤多少人，具体的数字和名字，以至于死难方式、地点，在哪一次武斗中丧生，当然都值得记录，但对武斗的研究不能停留于此。武斗对城市的破坏、对文物的毁损、对经济的影响、对人之内心的创伤及言行的改变，都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虽然《为毛主席而战》没有做到对上述诸方面的仔细研究，但我认为何蜀对经济凋蔽和日常生活影响的关注，实在是此书的亮点。如他多次通过提及重庆的大小报纸印刷者无法按时出报，或者必须减少版面、印量的做法，来展示经济受影响之一斑。同时，民众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不深受武斗之害，而其所依据的便是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记录——陈懋智的《重庆武斗日记》。
不少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从来不曾有丝毫的自我反省，我不知这些朋友如何面对自己已经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身份，如何一边说爱自己的子女和子孙，却不为揭露自己经历过的荒诞时代做出任何贡献。难道你真的不怕你所经历过的荒诞时代，会重新降临你的子孙吗？你真那么自信，你们经历过的荒诞时代，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远走了吗？可以这样说，你们子孙今天所受的人权侵害，也与你们不曾反省你们曾经过的荒诞时代有关。如果你们真爱自己的子孙，岂能把自己所受的愚弄所受的苦难，吞进肚子里，带进坟墓中？如果有人说文革时期的文攻武卫，把人性之恶，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我不认为这是诬枉之辞。那种不讲逻辑、非此即彼、唯我独尊、毫不宽容的“文攻”，在今天不少人的文章里，特别是网络上不乏具体的实践者。至于“武卫”呢？强力拆迁、城管打人等暴力执法，遍于国中。有鉴于此，我呼唤更多像何蜀《为毛主席而战》的书问世，以便更多的中国人明了历史苦难和我们现实际遇之间，有着怎样难以割舍的深刻关联。
2010年9月16至17日于成都

《记忆》总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