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庆张平化的9.24报告与抓“黑鬼”运动

tuffy05 · 发表于 2010-10-25 14:44:54

张平化的9.24报告与抓“黑鬼”运动

杨大庆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1966年9月24日在地、州、市及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报告（史称9.24报告），是湖南文革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直接掀起了湖南全省的抓“黑鬼”运动，进而导致了湖南激进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的诞生。现就其来龙去脉简述如下。
1966年6月中下旬，湖南省委韶山会议后，张平化调中宣部任常务副部长，所遗第一书记职务由书记处书记王延春代理。此时的湖南和全国一样，正沿着刘、邓“50多天”的轨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大小“五界”（指“五一六通知”里提到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人人自危，不知灾难何时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省委则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自信满满地掌控着主动权和领导权。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毛泽东从“西方那个山洞”回到北京后，局势陡变，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湖南原本看似平静的局面也风波突起：长沙一中谢若冰、黄杏英等七位高中生因受省市委工作队的打压秘密赶赴北京告状，暴风雨前的乌云开始在一中聚集，学生围绕着对工作队的态度形成拥护与反对两派，情绪日益对立，事态并向其他各中学扩散；8月13日，拥护工作组一派中的一中、五中由高干子弟为首组成“红色政权保卫军”，而其对立面则组成了“造反有理队”；8月14日，十二中的胡宜民等五人在市中心贴出《打倒‘三相信’》（“三相信”指当时湖南流行的口号“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的大字报，将校园内的纷争传播至市民群众之中。在北京不断传来消息的刺激下，省会长沙的大中院校酝酿着更大的骚动与不安。8月17日，以一中王虹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五中李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洪茂之子）为首，长沙地区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保卫省市委、拥护工作组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成立；8月18日，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谢若冰代表外地赴京学生发言并获毛的签名。消息传到长沙后，准备效仿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的学生亢奋异常，急欲一试身手。
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部分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大院张贴标语（有论者说是为工作组事找市委麻烦，恐不确；因湖大工作组系湖南省委所派，湖大作为部属高校是长沙市委的平级单位，运动不归其领导），如临大敌的市委急调大批工人赤卫队（与日后以汽车电器厂学毛著标兵刘孝安为司令的保守派赤卫队不同，此赤卫队成员为各基层党支部圈定的党团员、根正苗红者、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由保卫部门具体领导，负责厂内的安全保卫工作和监视本单位的地、富、反、坏、右言行，在随之而来的抄家高潮中表现突出。）到机关维持秩序，市委书记孔安民则身着解放军服（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由此引起冲突，推搡中有学生轻伤。怒不可遏的大学生冲上街头游行问罪，各中学造反有理队群起声援。
是日，湖大过湘江造反的并非大闹市委的一支人马。下午4时许，市委大院鏖战方酣之时，湖大一辆应邀前往八中宣传造反而遭围攻的宣传车，在该校同观点学生的护送下启程返回，行至不远处的湘春路小学门前，被闻讯赶来的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拦住，双方展开辩论，各不相让，交通为之阻绝。此时，一位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高声通报了湖大学生冲击市委的消息，在场的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情绪激愤，有人动手撕下宣传车上的横幅和扯下喇叭电线，造成宣传车哑声。但湖大学生毫不退让，亦有市民为其端茶送水，表示支持。双方的对恃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时，一位赤卫队员爬上路边一电线杆挂上大喇叭，从中传出了隐匿于现场某处的市委书记的声音：“我是孔安民……”在孔的劝说下，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和围观市民方才散去，湖大宣传车得以脱身。
形势骤变之下，为传达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召开的湖南省委二届十三次全会于次日草草收场，省委委员、地市县委书记们怀揣着迷惑与不安离开了长沙。
但若说省委就此乱了方寸倒也未必。也许是高估了自己的威信与掌控局面的能力和群众的“觉悟”，也许是为了按1957年的经验引蛇出洞，也许是为了按自己的意图“澄清”事实以引导舆论、争得主动，省委当晚即决定在8月20日于河（湘江）东的省体育场、河西的湖南大学同设会场，由“8.19事件”的当事双方各抒己见、展开辩论。
是日辩论中表现突出的有两位，一是湖大政治部主任王晓，一是红色政权保卫军主要负责人、一中学生王虹霞。前者身为领导干部居然采取与省委相反的立场、袒护学生，当时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后者作为共产党员、延春书记的女儿，高调维护省市委、指责湖大学生、攻击与8.19事件并无直接关系的谢若冰、黄杏英等，以致声嘶力竭。
辩论会以平局收场，省委的意图显然未能实现。会后的长沙乱成一锅粥，工厂、机关都如学校一般分成了两派。拥护省委者固然不乏其人，支持湖大、前往声援或学习取经者亦如过江之鲫（湖大则好茶好饭招待，热情异常）。闯下大祸的长沙市委更是不得片刻安宁，惊恐万状的孔安民只好在市委副书记兼长沙县委书记赵阳城的陪同下跑到农村（春华山）去避难。支持造反的市水利机电局局长王俊杰闻讯后却带领一批造反派尾随而至，要请孔书记回长沙参加运动、接受教育。事后随同孔出逃的市委警卫处干部梁俊杰向王俊杰等讲述了事件经过，水利机电局向治铨、省水电勘探设计院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学校邓守宇据此共同写出文笔生动传神的《奔命记》，对开铅印，四处张贴，令长沙市委颜面尽失。
8月21日，北京归来的谢若冰等高调亮相，在省体育馆召开大会，向全市中学造反派介绍首都文革的大好形势，鼓动造反；各校造反有理队开始靠拢，并于8月29日成立以谢若冰、胡宜民、黄杏英为首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后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长沙被作为挑动工人斗学生的反面典型点名。社论于当日早上6∶30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出后，长沙城一片沸腾，造反派认为自己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保守派则十分沮丧，不理解为什么“右派翻天”会得到中央的肯定。无奈之下湖南省委只得撤销孔安民等人的职务，改组长沙市委，调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任长沙市委书记。消息传出，造反派连日上街游行，庆祝欢呼。
8月26日晚，游行群众在湖南宾馆内缠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随即又冲入相邻的省委大院，省委多数负责人狼狈万端地逃离省委机关。
眼见湖南省委已无法控制局势，中央决定张平化重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并责成省委认真接受批评，加强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他工作的领导。张平化于8月30日飞回长沙，次日即往湖大演讲并小住数日。声称一是请罪认错，二是造反，并称“湖大空气与众不同”。
可是，张平化回湘后的姿态和对造反学生的让步措施并未平息事态，反而使造反派坚信自己的“大方向正确”，从而激起更高涨的造反热情。
9月6日，以市曲艺团刘定安为首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成立，不少造反工人随即加入，成为全国最早的跨行业群众组织之一；9月9日、11日，长沙市造反派两次在省体育场召开“炮打司令部”大会，市委书记孙云英出席，著名的“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也于此时发出，学生和部分机关干部、工人继续上街游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显然，在中宣部担任了两个多月常务副部长，刚从毛主席身边、从文化大革命中心回来、被部分干部群众视为体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意图的张平化，其实并不懂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特别是不知道应该打倒何人又应该依靠何人。但是，湖南的老人都知道，张平化有一看家本领叫“不带头”，即每临大事均先打探左邻右舍的态度，特别是注意王任重的动向，故湖南省委私下里被戏称为湖北省委的“分省委”。此时遇到难处，自然想到已进中央文革、入值军机的王任重和当时似深得毛泽东信任的老上级陶铸。9月初，进退失据的张平化派华国锋进京找陶、王二人，名为汇报、实为摸底。华返湘后误传中央有组织反击的意向（王碧峰《中共湖南简史（1921—200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版》）。张闻之即来了精神，他沿袭过去，特别是反右和社教的经验，决定对“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进行反击”。9月15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要坚守岗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挺起腰杆，挑起担子，把各项工作做好。”湘潭市委副书记、湘潭电机厂党委书记程貞茂闻风而动，抓出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厂党委宣传部长兰云飞。数日之内，电机厂的做法就上升为“经验”。9月20日，省直机关举行干部大会，由程貞茂介绍湘潭电机厂的情况；张平化、王延春做总结发言，认为8.19事件由“坏事变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来了”，明确提出要反击。9月24日，湖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张平化就当前运动形势及今后任务发表讲话，认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
号令一出，烽烟四起。各级官僚隐忍多时，早已对“敌情”了如指掌，轻车熟路，“黑鬼”一抓一个准。9.24报告尚余音绕梁，各地便纷纷告捷。省会长沙更是战果辉煌，与《奔命记》有关诸人无一漏网：王俊杰、梁俊杰、向治铨失去自由，邓守宇、王建武分别于9月26日和27日自杀。后来成为湘江风雷头头的李敬林、罗新发（分别为省港航系统工人、干部），东方红总部头头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日后工联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晃（红旗厂内燃机配件工人）、吴国香（建湘瓷厂工人）以及平反后退出运动的王振华（曙光电子管厂厂医）等均为名噪一时、身陷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大“黑鬼”。
比较难办的是令省委颇为头痛的谢若冰，因其是学生，停课闹革命搞造反乃天经地义，9.24报告对其鞭长莫及。但谢出身干部家庭，父谢介眉为省政协副秘书长、母谢巧瑜为省妇联副主席，均符合充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说“这次运动的重点”的条件。在当时环境下，欲搞臭谢若冰，进而打击造反有理军、平息造反风潮，对其父母下手是最便捷的办法，因此祸水被有意识地引进了谢家。二谢解放前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问题”自然不会少；而解放后湖南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关系一直不融洽，二人的“现实问题”也不难找。于是大把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而且“问题”迅速升级、升温，档案材料也不胫而走，流入社会。加之红色政权保卫军火上加油、多次揪斗，两位冷衙门的副厅级闲官，遂成了尽人皆知的大“黑帮”。当时正值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走红全国之时，背负“黑帮子女”的帽子和“保爹、保妈”、“拒绝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罪名的谢若冰，在造反有理军内外均面临巨大压力，遂退出造反有理军。
可是，面对雪片般飞来的捷报，张平化却不无惶惑。作为在“50多天”里走马上任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他知道刘邓工作组干了些什么；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参加者，他清楚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与《炮打司令部》的关系。眼见因造反而被抓的“黑鬼”与日俱增，他不会想不到毛泽东那些严厉措辞：“某些领导同志……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思虑再三，他决定刹车。
9月28日，张平化又抛出一个报告，声称9.24后心中颇感不安，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抓“黑鬼”。然而，如此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自然难以服众（时至今日，某些市县史志提及此事仍颇有烦言），9.28报告遂成一纸空文，无人理会。秋后算账正在兴头上的各级官僚不肯善罢甘休，遭到打击的造反派也如压紧的弹簧在蓄积反弹的力量。特别是在各大中学校，由于党组织的垮台和工作组撤出形成了权力真空，9.24报告既无人传达，也无人贯彻落实，造反红卫兵我行我素，劲头不见稍减。如造反有理军，虽因谢若冰问题一时小有尴尬，但在当年的国庆游行时面对士气高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却寸步不让。当红色政权保卫军通过主席台接受省委领导检阅高呼“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省市委！”时，造反有理军即报之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张平化的担忧很快便成了现实。9.28报告两天后，《红旗》13期社论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国庆节刚过，军委“10.5紧急指示”公开传达，“黑鬼”纷纷赴京告状，向中央和首都的造反派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的残酷镇压和无情迫害。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张平化情知不妙，于10月12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郑重声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反路线”。19日，又散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革命团结和更好地支持革命调查的建议》传单，呼吁加强团结、集中力量，要继续揭发批判省委在文革中所犯路线错误；要求机关干部、工农群众加强和学生的团结，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不要去参加学生中不同意见的争辩，今后“不再提保卫省市委的任何口号，也不要写为省委辩解的大字报和传单；各校师生代表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各地各单位进行革命调查，所去地区和单位应予以配合支持。”
不再提保卫省市委云云自是鬼话，红色政权保卫军依旧嚣张，工人中又成立了他们的同道赤卫队、八一兵团；更有一位自兰州串联来湘的兰大附中学生王庆长，为保湖南省委在长沙滞留数月，省委对其视为上宾盛情招待自不待言，其传单《炮打湖大司令部》之类也多为大幅白纸红色铅印，异常醒目，直到一月革命后方才销声匿迹。
至于去各地各单位搞革命调查的师生，倒无需什么“配合支持”。因为10月15日成立的以中南矿冶学院詹先礼、王占宗、佘定成，湖南大学黄绍贤为首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的大学生们半年前甚至文革爆发前才从社教前线回来，对“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十分在行。他们不但没有被“配合支持”牵着鼻子走，反而很快就把“黑鬼”们的血泪控诉形诸文字并贴遍长沙的大街小巷，使省委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若说面对高司的稳扎稳打、集团推进，湖南省委尚心存侥幸、妄图虚与委蛇的话；谢若冰不依不饶的绝地反击则使其感到词穷理屈、难于应付。10月28日，谢氏在来长串联的北京三中“刺刀见红”战斗队（以传单《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噪一时）朱大年、印东兵的协助下，成立了颇似敢死队的精干队伍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与省委摆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然而，与高司“绣花”式的革命和谢若冰的一味行蛮相比，赴京告状的“黑鬼”们的动向才更为省委和张平化关注。10月14日，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李党育数日的宣传、鼓动、策划下，众“黑鬼”开始筹备成立组织，市曲艺团罗勇为这个新组织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为汽车电器厂工人彭绍云。由于湘江风雷的领导核心和初期的基本群众多为（非全部）9.24报告的受害者，也由于受到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和三司造反精神的直接感染和熏陶，其暴力倾向和激进色彩都比时在长沙的老造反组织高司、造反有理军更明显。
10月24日晚，湘江风雷在首都三司、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以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筹委会的支持下，于中宣部小礼堂联合召开《彻底批判揭发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王天保（长沙纺织厂）、蒋学流(郴州)等被打成“黑鬼””、“右派”、“反革命”的湘江风雷成员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愤怒声讨了张平化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在会议进行中，一批“誓死保卫湖南省委”、“誓死保卫张平化”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军企图冲进会场，破坏大会，但势单力孤，未能得逞。大会上群情激愤，“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清除张平化九二四反动报告的流毒！”“彻底清算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打倒张平化！”等口号此起彼伏，震天动地，首次登台接受批判的张平化昔日威风扫地以尽，十分狼狈。在大量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24批判会杀出了初登战阵的湘江风雷的军威，也引起内部的分裂。有人对彭绍云等当晚的表现不满，斥其“右倾”。后经一番幕后博弈，改由一中教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画工张家政等出任主要负责人。自此，湘江风雷的激进化色彩更趋明显。
张平化在北京被揪斗的消息传到长沙，造反派士气大振。10月30日，东方红总部在东风广场召开大会批判控诉了张平化的罪行。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迫害的“黑鬼”们对张平化十分仇恨，在会上愤怒地喊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张平化是镇压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张平化必须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刚回长沙的张平化被揪到台上示众。
11月2日，湘江风雷自京返长，出火车站即赴省委大院并一路高呼：“打倒张平化!”冲进办公大楼，当即将张平化揪到省委礼堂开会斗争。会议由叶卫东主持，提出了如下要求：
1．湖南省委必须马上派出专人负责调查10月30日长沙至韶山红卫兵参观毛主席故乡的翻车事件，并全力以赴支持革命大串连。
2．张平化要随叫随到，若借故不到，一切后果由张平化个人负责。
3．回来的湘江风雷战士，是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现在必须全部集中住在一起战斗，省委应提供方便。
4．省委应对各派组织经济上一视同仁，供给文化革命的宣传器材和经费开支。
显然，风头正劲的湘江风雷得理不饶人，而在中宣部大院就吃过苦头的张平化也知道自己处于何种境地之中，只得积极回应：
1．只要预先约好时间，无特殊事情，一定随叫随到。
2．其他具体事项责成官健平（省委统战部长）、韩江正（省委副秘书长）负责解决。
当晚，湘江风雷成员集中住宿于省人委第二招待所，并将其在北京斗争张平化的实况录音通过地处市中心的湖大驻城办事处的湖大河东战斗队公开播放。是时听者如堵，造反派扬眉吐气，“好得很！”“湘江风雷好得很！”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而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则气急败坏，尽管不情愿服输，但形势已日趋明朗，极大的社会影响已经造成，各路“黑鬼”望风归附湘江风雷，短时间内便成为拥兵百万之众，雄踞四水三湘的湖南头号造反组织。狂飙突进的湖南井冈山则与之互相呼应，推动了湖南文革的激进化。
11月13日，由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为主发起，以湖南剧院为中心会场分设四处分会场，召开《彻底批判、控诉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群众愈万。湘江风雷代表李仲昆(湖南制药厂干部，湘江风雷宣传部负责人、后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在大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控诉了张平化。当因写作张贴《奔命记》而受害自杀的王建武的母亲流着泪控诉了张平化“9．24”报告逼死她儿子的罪行时，全场怒不可遏，要张平化低头认罪，有人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压在张平化的后脖颈上，使其不能抬头。这引起了参会高司成员的不满，其一百多人的队伍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退出会场，埋下了日后与湘江风雷分裂的祸根。
其实，张平化在批判会上的一时抬不起头已不是什么大事了。因为“黑鬼”们要求平反特别是要求全面落实“10.5紧急指示”，收缴并销毁被官僚们整理用于对其进行迫害的黑材料这把火从基层烧起，逐级蔓延，最后终于烧到了省委。平心而论，认为省委藏匿有基层群众的黑材料纯属误解。省委直接管理的是地厅级干部，组织部只有他们的档案，平头百姓普通干部若无滔天大罪，其档案是不需劳省委书记过目并归省委组织部管理的。然而在当年的中国，档案、户口、粮油关系是国人的三大生存要素，特别是其中的档案，它能保证或毁灭一个人和其亲属后代的政治前途、正常生活甚至肉体生命，因此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既然省委和张平化是黑材料的始作俑者，它们就不可能不吸引“黑鬼”们怀疑的目光、挑起他们反迫害的激情。11月14日，数千人冲击省委机关查黑材料，办公楼被封十余日，省委自此难以正常办公，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张平化搬起的9.24报告这块大石头终于砸到了自己脚上。

转自《记忆》五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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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庆 张平化的9.24报告与抓“黑鬼”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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