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册子《愤怒揭露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滔天罪行》

tuffy05

小册子《愤怒揭露李葆华为首的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滔天罪行》
[blockquote]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blockquote]图片：

[/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blockquote]
[/blockquote][blockquote]最高指示[/blockquote]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倒不会自己跑掉。

愤怒揭露李葆华为首的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滔天罪行


单位：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办公厅

姓名：张秉纶
陈云亭



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揭发材料之四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从六二年来到安徽以后，就按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旨意，大刮“三股黑风”；在四清运动中，大力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和各方面工作中，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下了许多严重罪行。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质斌、李任之等，大力推行和顽固坚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镇压革命的羣众运动，犯下了一系列新的滔天罪行。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揭发如下：

　　（一）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拒不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去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先后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发过一个重要电报、两个重要文件，李葆华等都拒不贯彻执行。

　　一、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不传达贯彻党中央两次会议的精神。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总结了前几个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揭露和批判了刘、邓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了文化革命“十六条”。同时，为了保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正确贯彻执行，政治局和书记处在组织上作了重大调整。这次会议连同预备会一起，共开了二十多天。但是李葆华从中央开会回来以后，只开了三天地市委书记会，将中央全会上的几个文件，照本宣读一遍了事，根本没有传达十一中全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更没有提到刘、邓路线的问题。对于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只是念了一遍了事，省直机关只有各口的负责人听了听传达，厅、局长和县委书记都没听到传达。

　　中央十月工作会议，开了十七天。主席和中央都强调指出，各省、市委都要开好三级干部会，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一定要把省、地、县三级干部的思想搞通。这对搞好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但李葆华于十月底回来后，并没有认真研究和安排，就匆匆忙忙地把地、市、县委书记召集到合肥，会议只开了三、四天，用半天时间念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几个文件，对于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根本没有传达，更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就半途而散。

　　李葆华对于中央这样重要的两次会议，都没有认真传达贯彻，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疯狂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鈇证。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所以阻力特别大，许多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革命学生长期受打击，这同李葆华的这一罪行直接有关。李葆华一方面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不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向广大干部、羣众传达；另一方面，又把会议没有开好的责任加到革命学生头上，说会议没有开好是受到了学生的冲击，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一、抗拒毛主席“九•七批示”和中央“四条决定”

　　毛主席于去年九月七日对青岛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问题亲自作了批示，九月十一日中央为此作了“四条决定”，中心内容是：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予学生运动，不要同学生直接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党委提出；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地方，领导上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羣众。

　　主席指示和中央决定，指出了当时产生紧张局势的症结所在，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正确贯彻执行这个电报，对于解决当时安徽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推动运动的顺利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接到中央这个电报后，虽然于九月十三到十五日召开常委会进行了讨论，但是却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拒不贯彻执行。这是李葆华之流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项严重罪行。

　　李葆华之流在讨论中是怎样抗拒毛主席指示和中央决定的？

　　1．把“八•二七”革命造反队与刘秀山联系起来，拒不承认它是革命组织。

　　李葆华讲：“八．二七里面有一小撮反革命。”“第二张大字报，确实有许多是刘秀山的论调”。任质斌讲：“有的学生访问刘秀山，与刘有联系”。王光宇讲：“八•二七是跟反革命有联系，工、农、干部同学生对立，这是一个因素”。桂蓬、朱光等都讲：“八•二七与刘秀山有关系”。因此，他们都拒不承亩“八•二七”是革命组织，只承认“八．二七组织是合法的，多数是要革命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分化瓦解“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妄图把革命的学生运动压下去。

　　2．利用“合总”，压制“八•二七”

　　李葆华之流以“发展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右派”为幌子，大力支持“红卫兵总部”，压制和打击“八•二七”。当时朱光提出“要召开红卫兵代表会”。贺汝仪（华东局副秘书长）说：“工大派人进去了，左派就硬起来了。”他们把保李葆华之流的“红卫兵”、“五保卫”等都说成是“左派”，而把反对李葆华之流的“八•二七”则说成是“右派”。他们不是以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作为区分左、中、右的标准，而是以是否反对李葆华为标准。这就是他们极端反动的“左、右派观”。

　　3．继续用“大辩论”，来围攻革命学生。

　　中央“四条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不准利用工人、农民、市民来压制革命学生运动，但李葆华却极力进行抵制。他分析当时合肥地区的形势说：“‘炮打安徽省委司令部’的大字报，引起了大辩论，这是好事”。以鼓励干部、羣众继续围攻革命学生。因为中央“决定”中明确提出：“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同学生直接辩论”。当时李葆华不敢过份露骨地进行反对，但他却玩了两个花招：一是说“学生可以自由辩论”，企图利用暂时受蒙蔽的学生来压制“八•二七”；二是说“干部、羣众目前不参加辩论”，“工厂、机关暂时不撒传单”，“学生造谣，以后再说”，想等待时机再发动围攻。过了几天，因为大街上“八.二七”的大字报多了，他怕得要死，于是在九月二十日常委会上他又说：“说明真相的大字报可以贴”。又布置机关干部贴学生的大字报，为他辩护。wengewang.org

　　4．妄图转移目标，自己蒙混过关。

　　合肥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革命学生由学校走上街头，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当时，李葆华之流怕得要死，为了蒙混过关，他们策划了三大阴谋：一是李葆华提出“各单位的问题回各单位解决”，“把斗争方向引到本单位的斗、批、改”；二是桂蓬提出“对刘秀山等继续斗争；”三是李葆华提出“抓红卫兵破四旧”，以此来转移斗争目标。

　　5．极力掩盖罪行，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

　　中央要求各地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问题进行检查，报告中央；但李葆华之流却极力掩盖罪行。李葆华等除在“八．二七事件”和“九．一事件”中，疯狂镇压革命学生之外，九月二日到六日李葆华之流曾调动了大批工人住在省委院内，随时准备同学生“辩论”，围攻革命学生，这正是中央决定中所指出的：组织工人反学生，是极端错误的，但李葆华却说：“动员些工人、红卫兵保卫机要部位是可以的”。直接与党中央的决定唱反调，并百般地掩盖他们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罪行，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省委常委讨论后，本来决定要向全省人民发一封公开信，动员工农羣众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同学生直接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常委讨论后，我们就组织力量突击整理，写出初稿，以后又经过数次讨论修改，但李葆华要等首都接见红卫兵的讲话，等国庆社论，等中央新精神，一拖再拖，根本没有签发。以致一部分受蒙蔽的干部和羣众，与革命学生长期对立，压制和打击革命学生运动，使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大的挫折。（质问李葆华：你对于主席的批示和中央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公开信”为什么压着不发？）

　　三、拒不执行中央的两个文件

　　去年十月五日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和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都指出：对于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羣众要认真平反，对于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羣众的材料，都要按规定处理、这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着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进广大羣众的团结。对于这样重要的两个文件，李葆华、任质斌等根本没有开会研究，具体贯彻执行。各地各单位在贯彻执行中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向省委请示，文革办公室的同志将各单位请示的问题，向李葆华之流汇报，他们根本不做具体研究和答复，只是要文革办公室起草电报，向中央请示，把矛盾上交。去年十一月下旬文革办公室拟了一个电报稿送给李葆华签发，他看后把具体问题都划掉了，只发了一个百把字的电报。以后许多地方打电话催问，李葆华却借口中央没有答复，置之不理。以致许多地方和单位的平反和材料处理工作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很好进行。

　　（二）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缠，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保护他们自己。

　　去年四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葆华等就组织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黑司令部一一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李葆华亲自担任组长，由李凡夫、吴文瑞等担任副姐长，下面设立了一个庞大的办公室。他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羣众，而是组织大批人员，关住门清查前几年省内出版的报纸、刊物，想把斗争矛头指向在报刊上写过文章的人，想把这次伟大的羣众运动，局限于小范围内，来保护他们一小撮。

　　去年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十二日，省委召开了一次地、市委书记会，研究部署文化大革命。会议上，有人提出李凡夫的《革命的世界规与道德观》有问题，要求进行批判，李葆华一再包庇。如在会议初期，即有北京和山东滨县中学等地给省委来信，了解李凡夫的情况，要对李凡夫的毒草进行批判，吴文瑞请示任质斌，任质斌要吴打电话给上海请示李葆华（当时李正在华东局开会），李葆华没有表态。几天后，李葆华回来，有些地委书记又提出要批判李凡夫的大毒草，李葆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对李凡夫进行了三天批判。这是省委常委内唯一受到批判的人。在批判时，李葆华规定不让常委在会上发言，说常委一发言就定了调子。在会上，李凡夫态度很坏，拒不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李葆华不仅不批判李凡夫，还进行安慰说：“你不要冲动，要好好听大家的意见。”以后在报纸上展开批判时，李葆华一再划框框，定调子，不准给李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准谈历史问题，不准讲“过头语言”，不准摘登李凡夫的反动言论，等等，百般进行包庇。《安徽日报》登的高启文的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和社论，就是经过李葆华为首的省委常委讨论修改了十次才定稿的。（质问李葆华：这些框框是否你划的？你为什么要一再包庇李凡夫？）会后，李葆华被迫撤销了李凡夫省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职务，增补任质斌、李任之等为副组长，进一步加强省委文革办事机构的力量。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都是由省委书记处和常委直接领导的、在他们下面主要分为三条线：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李任之分管；省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由杨明负责；中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杨效椿负责。另外文联、报社和文口各单位都派了大批工作组，由省委直接抓。当时，李葆华、任质斌、李任之、王光字、张恺帆，还有吴文瑞等，每天开一次碰头会，汇报情况，研究问题。许多坏事都是在这种会议上研究和策划的。碰头会开始在会议室开，还有记录，“八•二七”以后，他们躲在保密室里面开，十月份以后离开省委机关，跑到外面，许多会议都没有正式会议记录。这正说明他，用心中有鬼。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以李葆华为首的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保护其它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整个运动中，都大力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大批地派出工作组，普遍地进行摸底排队，搞“黑名单”、“黑材料”，利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矛头向下，打击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羣众。并挥午“刘秀山问题”这根大棒，左右开弓，一面杀鸡给猴子看，压制革命干部起来造反；另一面说“八二七”同刘秀山有联系，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

　　下面我们着重揭发，李葆华、任质斌、李任之以及杨明等是怎样策划和布置在省直机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

　　1.从运动一开始，就大搞排队，从广大羣众中寻找斗争重点。去年五月二十二日，李葆华在省委文革小组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要“排队”。五月二十三日又讲：“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触及各个方面、每一个人”。因此，他提出要“以人为单位排队”。任质斌在六月十三日研究报社问题的会议上提出：“要从报纸上查，从有历史问题的人开始”，“左中右要排队”，“要把黑线查出来”。杨明在省直机关就布置各单位普遍排队，先后排了两次，一次是左、中、右，一次是一、二、三、四类。

　　八月一日，任质斌、李任之等召集扬明汇报了省直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杨明当时汇报，五十九个单位二百六十四个厅局二级干部排队，一、二类二百零七人，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四；三类三十五人，占百分之十三点二；四类二十二人，占百分之入点三。五个口八百个处级干部排队，一、二类六百二十四人，占百分之七十八；三类九十三人，占百分之十一点六；四类八十三入，占百分之十点三。科以下干部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三人，一、二类九千五百七十七人，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二；三类一千四百二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二点一；四类七百八十人，占百分之六点六。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省直机关被排为三、四类的共有二千四百三十八人，其中科以下的干部即有二千二百零六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是靓，被认为问题多、性质严重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科以下干部。2．把矛头对准羣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任质斌去年六月三日召开会议动员和部署省直机关文化大革命时即提出：“有错误要批判，有毒草要铲除，有牛鬼蛇神要打倒，有借机放毒的也可以辩论”。六月四日他传达李葆华的电话指示说：“大鸣大放大字报，要搞牛鬼蛇神。”六月十五日，罗毅在省委常委会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必然要涉及到许多人，反右派时全国四十万，估计这次要超过，有的单位不止百分之五”。七月五日，李葆华、任质斌、李任之等召集文口一部份单位的工作组长汇报情况。出版社六十人，当时被排为家庭出身不好的三十二人，本人受处分的十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四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二人。宣传部，当时参加运动的四十人，大字报点名的有十八人，占百分之四十五，内大字报上戴了帽子的八人，确定为重点的六人。广播电台当时参加运动的一百七十六人，大字报上被点名的三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内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八人，问题多的十二人。教育厅，处级干部被认为有问题的占百分之八十八，科级干部被认为有问题的占百分之五十三，大字报上被点名的占全厅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说明，省直机关从运动一开始，在李葆华、任质斌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通过“排名单”、“查档案”等办法，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干部，普遍出现了“混战”局面。李葆华听了汇报以后讲：“形势大好，羣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左派开始形成了。”要求工作组“支持左派”，“把左派组织起来”“搞牛鬼蛇神”。他说：“搞牛鬼蛇神，这是很好机会。”他所说的“左派”，并不是在羣众运动中涌出的真正的革命左派，而是领导上内定的“左”派。他所说的“牛鬼蛇神”，很多都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而是把许多干部都当做“牛鬼蛇神”来横扫。据省直机关七月二十八日统计，共贴出大字报三十四万多张，大字报上点名的九千九百零六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其中有厅局长级干部一百一十九人，处级干部五百三十三人，科以下干部九千二百五十五人，科以下干部被点名的占被点名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丸十三。省委书记、常委，除李凡夫以外，一般都没有被贴大字报，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广大干部。这很明显的是打击了一大片。

　　3．划框框、定调子，控制羣众运动。李葆华等害怕羣众起来，保不住他们“一小撮”，他在六月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大字报要坚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对干部的历史问题，干部的任免提拔问题，党和国家机密问题，男女关系、生活小节等问题，不要写大字报。对安徽历史问题不要纠缠，平反平错了的，没发现新问题也就算了。”杨明在省直机关照样做了布置。为了对付革命同学，李葆华、李任之等对学校也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如大字报不要贴在街上，要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房子里，不要在外边开，不要上街示威，不要让坏人钻空子，等等。从这里不难看出，李葆华之流怕羣众、怕革命，到了何等地步！

　　4．先批后斗，严格控制。为了“保护一小撮”，李葆华等规定，批判斗争对象要按级上报批准，不经批准，不能开展批判斗争。这样，下面许多干部，被批准斗争了，而对省管干部，他们一拖再拖，迟迟不批，实际上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起来。

　　由于以李葆华为首的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1)阻碍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2)造成了干部、羣众之间的严重对立；(3)使大批的革命羣众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4)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保护；(5)使许多干部跟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6)使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如果没有大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同学和革命同志，坚决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绶，同以李葆华为首的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坚决斗争，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

　　（三）制造事件，镇压学生运动，并谎报情况，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

　　去年八月下旬，合肥地区的革命小将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和鼓舞下，由学校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炮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小将的这些革命行动，直接动摇了李葆华之流的反动统治的“宝座”，于是他们就对革命小将进行了血腥镇压。在合肥市先后发生了“八•二七”、“九•一”，“一 一 .一五－－. 一七”等事件。李葆华之流，一方面制造事件，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在每次事件后，都召开常委会讨论，向中央谎报情况，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

　　一、关于“八•二七”事件

　　据了解，“八．二七事件”是在李葆华之流的直接煽动、同意和纵容下，由桂蓬、杨明等布置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带领干部上街围攻革命学生造成的。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合工大有一部分同学到赖少其家扫四旧，被省委机关“红卫兵”挡住。李葆华等闻讯后，即由稻香楼赶回省委机关。随后他同李任之、黄岩一起，在省委办公厅门前，接见省委机关红卫兵。李葆华向大家耕：“对学生要顶住，我们准备挨打，打伤住医院，打死了也不要紧，可以开追悼会。”（大意）鼓励和煽动机关干部同学生闹对立。

　　二十六日下午，合工大无线电系部分革命同学，在四牌楼贴出“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一一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工学院同学表示支持，但遭到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干部、羣众的围攻。晚上，省委常委在省委办公厅二楼会议室开会，会有人向李葆华汇报了党校出动宣传车上街“辩论”和街头上围攻革命学生的情况，李葆华听到有人为他辩护，很高兴，说：“有辩论就好嘛！”就回家睡觉了。深夜三点钟左右，陈云亭同志又将街上围攻学生的情况，打电话向任质斌汇报，任质斌很不耐烦地说：“你们找人去处理一下，我刚刚睡觉，明天再说吧！”他们就这样纵容一部分干部、羣众围攻革命学生。

　　二十七日上午，李葆华被迫同革命同学一起到四牌楼去解围；这时，桂蓬在省人委西小楼开厅局长会说：右派活动很凶，外地串连队起了坏作用，布置省直机关成立红卫兵，“保卫机关”，“保卫国家财产”。与此同时，杨明在省直文革办公室开各口负责文化革命的负责人会，他们听说李葆华被学生带上大街，立即散会，通知许多机关单位负责人，带领干部上街辩论，保卫李葆华。这两个会究竟同头天晚上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有什么联系，还不大清楚，但是不管怎样，“八二七事件”都是有组织地围攻革命学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但李葆华之流事后向中央报告，却说是“当合工大同学贴出炮轰省委的大字报以后，有一部份持有不同观点的羣众和干部，也贴出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并在当场展开辩论，发生了推拉扭打的现象，学生有受伤的，羣众和干部也有受伤的。”（大意）把有组织地围攻革命学生完全说成是羣众自发的行动。同时，他们为了给围攻革命学生制造“理由”，硬把贴在四牌楼的“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一一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同一些串联队同学贴在安医的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报告中硬拉在一起，说学生们篡改了主席的大字报，说把“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篡改为“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同志，都反其道而行之”，引起干部、羣众的怀疑。以此来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引起辩论。

　　李葆华以后会多次在常委会上讲：“‘八•二七’事件，省委没有参加”，“我们没有倾向”。言下之意，那完全是羣众自发的行动。省委常委们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同意见。甚至任质斌、吴文瑞等还一再赞扬李葆华对“八•二七事件”处理得好，敢字当头。你们这样讲，居心何在？这不是鼓励李葆华继续镇压革命学生，并且继续做假报告，欺骗党中央、毛主席，欺骗羣众吗？

　　二、关于“九•一事件”

　　“九．一事件”是李葆华之流亲自策划和调动工人围攻革命学生的严重政治事件。九月一日上午，北师大周秉山等十位同学，前来省委要求进办公大楼看大字报。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郑锐去请示李葆华，李葆华不同意，说：“看大字报的人多，影响办公，影响保密”。但学生坚持要看。这时陕西工大、西安交大和南京航空学院二百多同学来省委谈问题，他们也表示坚决支持北师大同学的合理要求。郑锐又去请示，李葆华还是不同意，说：“他们不讲道理，就找人同他们辩论”。这时，郑锐就按照李葆华的指示，把当时围在省委大门外的一些不明真相的羣众放进来，同学生进行了辩论。

　　下午五点左右，合工大、工学院等院校“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同学一千多人，来省委报喜后，没有走，和北师大等校同学汇合在一起，向省委提出三项要求：(1)承认要求看大字报是革命行动；(2)承认接待人员挑动羣众斗学生；(3)要求罢郑锐的官。当时，由张恺帆、王光宇二人出面谈判，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晚上九点左右，李葆华召开书记处和部份常委参加的会研究决定，调动二千多任务人和一部分中学生同“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和外地串联队“辩论”，企图把学生撵走。在“辩论”时，因争夺麦克风，有一个工人头被砸伤，有些人即将周秉山拉入楼内，说他是“打人凶手”，说他家是“大地主”，说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说陕工大同学董绪维撕毁了毛主席象，是“现行反革命”。对他两人分别进行了围斗。一直闹到九月二日早上七点多。

　　在“辩论”过程中，李葆华和其它几个书记，都坐在省委会议，厅进行幕后指挥。李葆华亲自出了两个“辩论”题：一是“你们为什么要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二是“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工人报喜”？他们还指定合肥市委付书记范涡河现场指挥。

　　“九•一事件”是李葆华之流亲自策划和调动大批受蒙蔽的工人和中学生，围攻革命同学。但是李葆华在九月二日召开的常委会上，他们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他们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罪责，妄图推给革命学生。会议一开始，王光宇就讲：“昨天是有计划的，他们先缠住李葆华，提出无理要求。”李葆华接着说：“对昨天殴打工人的学生和毁主席象的学生，要派红卫兵送回去，他们抓破脸，是他们自己搞的。”任质斌说：“目前形势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可能继续煽动，造谣生事，外地可能还要来人；二是可能到各地去串连，到农村、工厂去串连。”他提出：“召开大学文革会议，说明八．二七事件真相；”“右派可以串连，左派也要串连。”会后李葆华、李任之等就组织人写所谓“八．二七事件真相”的传单；支持成立“红卫兵总部”，对抗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组织保守派到外地宣传“八•二七事件真相”等。同时，他们研究决定，向中央写报告，谎报情况，说：学生在省委门前静坐，阻碍了羣众报喜，工人要求同学生辩论，我们同意了工人的要求，等等。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质问李葆华：工人是否你们调的？“辩论”题是否你出的？为什么事后又做假报告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

　　三、关于“三天事件”

　　去年十一月十五——十七日，合肥有上万名受蒙蔽的工人围攻革命学生，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对于“三天事件”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虽然还来全部搞清，但是，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肯定是有人策划和组织的。我们一定要追查清楚。

　　据我们所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于十一月十一日被革命造反派学生留在稻香楼解决问题后，很快就传出许多煽动性的谣言，说“李葆华被扣啦！”“被武斗啦！”“站大桌子啦！”“危在旦夕啦！”等等。十二、十三两天，王光字、任质斌先后给中央打电话、发电报，谎报情况。合肥市委范涡河，也用安纺职工名义向中央文革发电报，谎报情况，制造舆论。

　　十四日下午，省委常委在定远开会时，陶铸给任质斌打电话，作了两点指示，大意是：(1)李葆华、李任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同学们把他们放出来休息，以后再批判；(2)他们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批的条子，合理的照办，不合理的可以不办。并指定任质斌向革命造反派学生进行传达。这个电话的内容，很快就被人泄露出去，贴到大街上，给当时的保字派打了气，壮了胆。我们认为这跟“三天事件”有很大关系。

　　十五日下午，任质斌、张恺帆在交通厅召集革命造反派学生代表开会传达陶铸“指示”的时候，下午四、五点钟，安纺等厂千余名工人，即到稻香楼把李葆华抢出，用小汽车护送到肥东县委。李葆华在去肥东的路上，答应给保字号的工人总部刻公章，解决经费，以酬谢抢他出来的工人。护送他的两个工人离开肥东时，曾对李葆华讲，明天还要干，把住在省委的学生撵走，李葆华听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制止。结果十六、十七两天，在省委院内发生了上万名工人围攻革命学生的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质问李葆华：给工人总部刻公章、解决经费，是否你答应的？工人讲明天还要干你为什么不制止？）

　　从现在初步了解的情况已经可以看出，“三天事件”是在李葆华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煽动和纵容下发生的，但是十一月十八日李葆华在肥东召开常委会，研究向中央写报告时，却轻描淡写地说：是我们前一阶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羣众组织之间严重对立的结果；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羣众教育不够，思想麻痹，对学生一些过激行为没有及时指出，等等。并说：看来，这个事件是高等学校工人总部策划的。不仅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而且把责任推给羣众。其用心是极其恶毒的。在这次会议上，会有人提出，要对“三天事件”进行调查，但李葆华、杨效椿却不同意。杨效椿说：“反正是羣众斗羣众，调查出来也不好处理。”李葆华说：“我们是被告，不好调查，要调查等中央来人再调查”。这正说明，他们中心有鬼。（质问李葆华：你有什么根据说这个事件是工人总部策划的？为什么又不同意对“三天事件”进行调查？）wengewang.org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李葆华之流是安徽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罪行累累。但是他们为了逃避罪责，竟敢连续谎报情况，发离厂工人的工资，企图用政治、经济两种手段，扼杀工人革命造反派。

　　李葆华一方面听任许多市委书记大发谬论，另一方面玩弄两面手法，镇压工人运动。(1)他一方面讲：“成立各种组织是宪法允许的”，“对已成立的组织可采取默认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讲，“各市可不统一，可按自己的办法去干”，实际上是同意各地继续不承认工人革命造反队。(2)他一方面讲：“领导上要注意保护少数，不能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另一方面又讲：“工人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这在革命造反派还处于少数的情况下，强调“辩论”，实际上是挑动多数受蒙蔽的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3)他一方面讲“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组织工人学习“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想抓住社论中的某些词句，来压制革命。

　　二、“晓天会议”，是去年十二月十三——十五日，在舒城晓天召开的一次地委书记会，主要是研究对付革命的农民运动的。许多地委书记也是大肆诬蔑革命造反派，徽州地委书记XXX讲：“造反派有一部分人确实不讲道理，有意制造事件，搞车轮战，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对各级领导人都要打倒。”“有的公社、大队被炮打，干部说我经不起炮打，不干了”，“农村生产没人抓了”。池州地委书记X X讲：造反派是“大会轰，小会攻，提要求，熬时间，强迫签字。”阜阳地委书记X X讲：“涡阳县级机关受过批判的闹翻案”，“颖上大部分区戴高帽、游街。”“阜南把五八至六四年的问题，包括死人、平反等，都搞到大街上”，“毫县有反动会道门由河南发展过来”，“重灾区县委不能安心搞欺骗党中央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更是罪上加罪，罪该万死。

　　（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敌到底。

　　李葆华之流一直顽固地坚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缝，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期，中央进一步揭发了刘邓的罪行，李葆华才被迫在口头上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了应付羣众，蒙混过关，他在十一月九日代表安徽省委做了一个很不象样的书面检查。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仍然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去年十二月份，革命的羣众运动由学校、机关向工厂、农村发展，工人、农民运动都正在兴趣，李葆华之流面临着灭顶之灾，慌了手脚，他们先后在含山、晓天、清溪等地召开了三次会议，专门研究对付革命的羣众运动。

　　一、“含山会议”，是去年十二月二日到四日召开的一次市委书记会，是专门研究对付工人革命造反队的。这些人到一起，一唱一和，大肆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马鞍市委书记XX讲，对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道理通，感情不通，他们‘造反有理’，我们变成革命有罪了，”淮南市委书记X X X讲：“厂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市到工厂、车间，一直往下，什么问题都上‘线’，思想不通”。诬蔑造反派“强迫签字，组织围攻”、“做法脱离羣众”。芜湖市委副书记XXX讲：“造反派领导人不纯。”濉溪市委书记xxx说：“有些人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翻案”。铜陵特区党委书记XXX说：“造反队领导人不纯，干部思想不通，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究竟谁革命？革谁的命？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对这次运动非常抵触。杨效椿等在会上还介绍了许多任务厂因组织工人造反队而影响生产的“材料”，拒不承认工人革命造反队，扣工作。”等等，为镇压革命的羣众运动制造舆论。

　　李葆华在这次会议上同样采取了极其恶劣的态度：(1)企图用“大辩论”来镇压革命造反派。他在会上反复地耕：“关于工人、农民、市民不干予学生运动的问题，现在已经冲破了。”“羣众有不同看法，可以大辩论”。(2)继续玩弄两面手法。他一方面讲，“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坚持原则”他所谓的“坚持原则”，并不是坚持革命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的羣众运动，而是在政治上不能向革命羣众让步。(3)对于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事件，不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在合肥发生“三天事件”后，十二月上句，芜湖、淮南、蚌埠等地都先后发生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流血事件。当时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和幕前幕后指挥者，李葆华心中有鬼，都拒不执行。他只是在会上假惺惺地讲：“只要发生斗羣众，我们都摆不脱责任，都要检讨。”根本不提查明真相，惩办凶手和幕前幕后指挥者的问题。正因如此，会后仍然不断发生镇压革命羣众的流血事件。

　　三、“清溪会议”，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在含山县清溪镇召开的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到会的，除省委常委以外，有合肥市委三个书记和省直各口的负责人。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分析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研究今后的方针和措施，口头上讲，要“悬崖勒马，坚决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来”，但从会议的许多发言和会议的结果看，完全与此背道而驰。wengewang.org

　　会上有不少人一唱一和，大肆诬蔑革命造反派。杨效椿讲：“对八．二七看不惯，想不通，他们不实事求是”。赵凯说：“八•二七扣押人，与机关牛鬼蛇神勾结”，“屁股坐在他们一边，就要和牛鬼蛇神接触”：刘XX讲：“八．二七与工人作对，反对农民”；“没有材料硬找材料，要把人打倒。”李XX耕：“听到说少数派是左派，就不舒服。”等等。李葆华之流对这一片反对革命造反派的叫嚣声，听之任之，让这许多诬蔑革命造反派的谬论自由泛滥，这就是李葆华的所谓“民主作风”。

　　李葆华在这次会议上继续掩盖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他在总结发言中讲：“我们一方面执行了主席思想，另一方面刘、邓影响也不少。”“我们稳字当头，运动中摇摆，满足于某些小的成绩，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起了抵触作用。”他继续推卸责任，嫁祸于人，他说：“九•一事件是学生要看大字报，没注进来，郑锐态度不好，发生静坐。当天赶上报喜，工人要求同学生辩论，我们同意了。”他还说：“九一以后摇摆，是由于到处打听消息。”他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把罪责完全推给别人，推给客观，真是弥天大谎，

　　常委扩大会后，李葆华与任质斌、王光字等继续在清溪呆了一天，专门研究“会议精神如何贯彻执行”，当时会经决定要做许多工作，如起草四个文件，包括：告全省人民书，十七级以上干部会的讲话，向中央的报告，第二次检查；与造反派组织协商，省委出面做工作；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动员干部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等等。但是会后，李葆华到北京，任质斌等除了同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少数代表作了些接触以外，其它工作都没有做，仍然和过去一样，东躲西藏，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合肥地区武斗现象仍然继续发生，接待工作也无人管了，省委的整个工作完全瘫痪，直到最后垮台。

　　从这些情况即可看出，李葆华为首的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一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与革命的羣众运动相对抗。

　　（五）任质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

　　任质斌是原省委的二把手，是李葆华在安徽推行刘、邓路线的最大帮手。李葆华不在家的时候，一般都是由他主持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会议上曾经讲过一些支持革命学生的话，但实际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同李葆华一起，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推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现在揭发以下几个问题：

　　一、任质斌主持召开的“定远会议”内幕

　　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正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被革命造反派留在稻香楼解决问题的时候，任质斌跑到定远县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会，研究如何对付革命造反派的问题。

　　当时，革命造反派学生在中央一个又一个社论的支持和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在向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猛烈攻击，李葆华、李任之二人，被革命学生分别留在稻香楼和省委会议厅进行揭发批判，帮助造反派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省直机关有些单位干部开始组织革命造反队，有一部分工厂的工人也纷纷要求成立革命造反队，杏花村有些农民也已起来造反，蚌埠、芜湖等市有一部分学生也来到合肥要求解决问题。革命造反派的队伍正在迅速发展，革命形势好得很。但是，当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省委常委们却感到形势不妙，大难临头，他们不敢在合肥开会，偷偷地跑到数百里以外的定远县，研究对付革命造反派的办法。

　　当时，李葆华、李任之二人，在革命造反派的强烈要求下，被迫答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如罢江声、程光华和合肥印刷厂一个副厂长的官，承认了一些工厂的工人革命造反队，给一些革命造反派组织批了一部分经费和物资。这就引起了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常委们的不满。任质斌讲：“最近二李有些重大措施处理得不好。”马长炎、朱光、桂蓬等都埋怨李没有“坚持原则”。任质斌当时提出了两条方针：“第一条是对造反派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就答应，不合理的就顶住，这样做，常委与造反派对立，造反派会抓常委，常委跑，结果变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二条是满足造反派提出的要求，派人去稻香楼帮助李葆华处理问题，李葆华已经批了的条子都承认，想法让李葆华出来，这样做，造反派提出罢官的都罢下去，形势也可能缓和。”常委们发言，除王中对此没有表态外，其余人都同意采取第一条方针。

　　张恺帆根据任质斌十一日在舒城提出的“四项守则”，在这次会上正式提出了六项原则：①罢官，有羣众问题，连锁反应，不能随便罢；②开大会做检讨，要慎重，目前不开大会，或开广播会，如果要开，向造反派单方面检讨，或由省委主持开；③支持少数派，要照顾多数派；④不能在学生监督下开常委会；⑤绝密文件、报告，不能给学生看；⑥随传随到，不能答应。

　　许多常委都同意这几条“原则”，有些人还补充了几条：

　　马长炎提出：“工人要求组织造反队，不能答应。”

　　桂蓬提出：“有些有小辫子的干部，不能交，可由自己写书面检讨。”意思就是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交给造反派去批判。

　　杨效椿讲：“合肥钢厂工人给中央文革王力打电话，反映该厂的保卫科长被学生抓去，请示工人能否与学生辩论？王力同志回答：可以辩论。”他想用“大辩论”的方法压制革命造反派。

　　总之，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千方百计地对抗革命造反派。

　　在会议过程中，正当大家感到形势不妙，忧心忡忡的时候，保皇派头子陶铸从北京给任质斌打来了长途电话，作了“两点指示”。并指定任质斌向革命造反派学生传达他的“指示”。这些常委们听了以后，个个喜形于色，如获至宝，觉得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问题可以解决了。任质斌立即打长途电话给张浩，要他转告李葆华，并研究安排了第二天召集造反派代表开会的问题。

　　任质斌在会议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一方面讲：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教育受蒙蔽的，不能搞折中主义，不能采取“超然”态度；另一方面又讲：要坚持原则，不能答应很不合理的要求，李葆华已答应的问题，按照陶铸的指示，休息一下，以后研究。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答复的，不能算数。

　　对于大家发言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他的结论是：江声、程光华停职的问题，整理材料，后期处理；工人不成立造反司令部，向工人进行解释、劝说；机要电报，不能给学生看；检讨大会，工作未做好前不开，可印发检讨，放录音；有错误的干部，写书面检讨，等等。

　　“定远会议”又一次暴露了任质斌和原省委常委中一些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面目。

　　二、在工作组问题上公开同中央唱反调。去年七月下旬，党中央指出，大中学校工作姐执行了错误路线，阻碍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将工作组撤销。八月初，中央发来刘、邓和李雪峯等在北京关于撤销工作组问题的讲话录音。当时，李葆华不在家，任质斌要在放录音的大会上讲话，要我给他写一个讲话稿。开始时，我参考北京对工作组的估价给他写了一个草稿，说明工作组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必须撤出。但任质斌、李任之两人看了后不同意，他们强调安徽的情况与北京不同，北京工作组问题多，安徽工作姐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作用。现在羣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阶级队伍基本形成了，阶级斗争盖子基本揭开了，可以撤出了；等等。以后就按他们的调子，重新改写，经过任质斌自己亲自修改后，他便在八月四日召开的三万人大会上这样诗了。这就是工作组“三基本”的来源。这是任质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地同中央唱反调。三、在“八•二七”事件中他纵容不明真相的干部、羣众围攻革命学生。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夜间，支持“炮轰省委”的革命学生，在大街上受到围攻。深夜三点钟左右，陈云亭同志打电话向他汇报，他很不耐烦地说：“你们找人去处理一下，我刚刚睡觉，明天再说吧！”二十七日上午，大街上围攻革命学生的情况更为严重。他坐着小汽车出去转了一下就跑回来，根本没有出面做工作。

四、他是“九．一事件”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九月一日晚上，李葆华召开书记处和部分常委参加的会议决定，调动了两千多任务人和中学生，围攻“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和外地串联队，他们坐在省委会议厅幕后指挥。任质斌是“九．一事件”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本册子第2 7页缺，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七、他是怎样带受伤学生到北京的？“三天事件”后，革命学生要求省委派人同他们一道，把受伤学生送往北京。在省委常委会上，任质斌同意带受伤学生上北京。但临走时，他怕同学生一道走麻烦，怕学生在路上“逼供信”，自己坐飞机跑了。到北京后，因“矛盾上交”，可能受到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他又后悔了，打电话回来说：“把受伤学生带到北京，看来是失策了。”

　　八、传播外地的错误经验。十二月中旬，他从北京回来经过济南时，了解了山东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回来后，在“清溪会议”上，介绍了山东的“经验”说：“山东发生了事件，省委根本不调查，如果造反派一定要求调查，省委派干部调查时，交待的任务就是：‘调查不清’，调查的人员不论被哪一方揪去，就算完成任务。”任质斌你介绍这种“经验”目的何在？

　　九、躲在“防空洞”，坐山观虎斗。合肥发生“三天事件”，“12.28”、“1.8”等事件时，他都叫别人去解围，自己躲在“防空洞”里不出面。去年十二月下旬省委召开的“清溪会议”上决定，悬崖勒马，坚决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绶上来，教育广大干部羣众，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当时确定要做许多具体工作。但会后李葆华去北京，任质斌与李任之、王光字三人留在家里。当时合肥的情况促紧张，问题很多，急需解决，但他却强调李葆华走时没有指定他负责，他就不干。二十七日他同李任之、王光宇三人都跑到舒城晓天，名为开会，实则逃避困难。二十八日合肥发生“12.28”事件，省委办公厅打电话要他回来，他说：“我一个人回来也不能扭转乾坤”，不愿回来。以后被迫回来了，也没有干什么工作。以致使省委的整个工作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十、在“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和“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上玩弄的花招。在“清溪会议”后，书记处决定要发这两个文件，对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问题，表明省委的态度，对干部做思想工作。会议二十四日结束后，二十六日我们就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写出初稿，交给他审查签发。他在审查签发这两个文件上玩了许多花招：①迟迟不签发。他要派人送给前往北京的李葆华审查，同时带往晓天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讨论。后来，李葆华打电话同意发，地市委书记也讨论同意，他还是扣住不发。直到元月八日他才同意发出，托人将文件带回，但他不签字。②他不同意写：“发生武斗，对革命羣众之间的团结，对搞好文化大革命，是不利的。”（大意）他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同以前发生的事件性质不同，以前是保守派围攻革命派，现在是革命派打掉保守派，对文化大革命有好处，所以要删掉那句话。”我们始终怀疑羣众组织之间武斗，怎能对文化大革命有好处。③这个文件他在元月八日定稿，但他却打电话要我们把发文的期提前两天。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任质斌要老实交待。

　　十一、害怕羣众，到处躲藏。他是原省委内躲得最早，跑得最远，出来最晚的一个。早在去年九月二日他就开始躲藏过。十月上旬，他又带头离开省委，长期在外东躲西藏，直到今年元月上旬。由于他们怕革命，怕羣众，长期躲藏，不干工作，省委的工作完全瘫痪了。当时，每天有一、二千人到合肥串联，冰天雪地，无吃无住，许多同志看了都很痛心，强烈要求省委出来做工作。我给他打电话，要他们回来工作，他却说：“我看还是这样子好，你们在前面顶着，我们在后面给你们出主意。如果我们一出去，一网打尽了，什么事也干不成了。”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责任感？！

　　十二、替李葆华吹嘘，保李葆华。“八．二七”事件后，任质斌会多次讲：“李葆华对八.二七事件处理得好，敢字当头。”去年十月份，他在稻香楼，同意张恺帆提出的少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毛主席语录，他提出要多印“是延安还是西安”的语录，他的意思是：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同学炮轰省委是把“延安”当成“西安”。去年十一月“三天事件”之后，他奉李葆华之命前往北京汇报情况，陶铸曾接见过他。在京期间，他会向李先念付总理讲：“李葆华人很老实，不会搞阴谋”等，继续保李葆华。

　　十三、削尖脑袋，想钻进“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任质斌过去最怕羣众，最怕革命学生，到处东躲西藏。但是今年元旦后，他看到“李家王朝”大势已去，就同王光宇等一反常态，四出奔走，积极活动，同一些羣众组织的少数代表，频繁接触会谈，仅元月三日——十三日十多天时间，即先后谈过七次。削尖脑袋，想钻进“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去。这许多次会谈，究竟谈了些什么，任质斌要老实交待。

　　十四、既不认真检查交待，也不彻底揭发，拼命盖盖子。任质斌本身问题不少，他对李葆华为首的省委的问题也了解最多。但“1.26”夺权后，他既不认真检查交代，也不彻底揭发。相反，三月五日有些革命小将访问他，问他省委的盖子是否揭开了？他欺骗革命小将说：“我看基本揭开了，至于还有些具体问题未搞清，那只是增加内容的问题。”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任质斌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李葆华一起，在安徽推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他还大肆吹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六五年他会在一次会议上讲，他过去在山东分局当秘书长时，有一天晚上九、十点钟时，杨尚昆给他打电话联系工作，最后杨还讲，这么晚了打电话给你，对不起，谢谢，等等，很使他感动。因此他要求省委办公厅的同志要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学习。

　　以上是我们所了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为首的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滔天罪行的一部分。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由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很不够，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修养》的毒很深，奴隶主义十分严重，忠实地执行了李葆华之流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一方面彻底检查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同李葆华为首的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他们的罪行，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最后让我们高呼：

　　坚决打倒刘邓陶，誓死保卫毛主席！

　　坚决打倒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奴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彻底揭开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