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大中：我的文革记实（江苏泰县）61-75

tuffy05 · 发表于 2010-10-25 06:04:31

六十一、到“三池浴室”做服务员。

　　文革中，姜堰街头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纪大中，纪大中，身上脏了游到河当中；纪大虫，纪大虫，寒暑都穿灯草绒”。其中，纪大中和纪大虫，都是指我。我的姓名为纪大中，纪大虫是铁派为我起的绰号。君不见《水浒》中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每人都有一个绰号么？文革中，继承了这一传统，有时候绰号甚至比户口簿子上正宗的姓名还出名。我这个绰号是铁派为我起的，铁派在把八一红卫兵称作“八杂兵”的同时，给我起了这么一个“雅号”。当时，至少在姜堰地区，一提到“纪大虫”，谁都知道指的是我。当然，这一绰号的知名度远远没有盖过“纪大中”三个字。如同“八杂兵”这一绰号的创始人为无名氏一样，“纪大虫”这一绰号是谁第一个喊出来的，不得而知。这一绰号不仅铁派喊，八派好多人也当面戏称我为“纪大虫”。
　　我对这一绰号并不反感：“大虫”者，老虎也。《水浒》上“病大虫”、“母大虫”之类，与大虫相关的绰号不少。《水浒》是我少年时期最爱读的书。其他爱读的书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和《西游记》。但我认为所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开头很好，引人入胜，后来则越写越差。结局写得最差。形成这一共同现象的原因我也说不清楚。至于《红楼梦》，我直到初中毕业时还读不明白，也毫无兴趣。直到文革后期，结合社会上的复杂实际，我才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这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并且我认为这本书的文字也写得很好。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己经向小伙伴们有声有色地讲《水浒》的故事。从开头一直讲到鼓上蚤时迁盗甲、金枪手徐宁上梁山入伙。小伙伴们乘胜追击，要我继续讲下去，但是我实在无力胜任了。
　　我这一辈子挨过一次打。那是上小学一年级之前，父亲刚给我讲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鲁达打死郑屠夫后，因为不识字，竟然在城门口观看捉拿自己的布告，幸遇金老一把抱住将其拖开。我仰起小脸问父亲：“鲁达一个字不识，不也是英雄好汉吗？”想不到父亲突然拖住了我。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父亲已经扯下了我的裤子，大巴掌象雨点一样打在我的又小又嫩的屁股上。一边打，一边吼：“这是在那个时代！现在时代不同了。”什么“时代”不“时代”？我那时才第一次听说“时代”这个词，完全、彻底、根本不懂。我懂的只是：一、父亲莫明其妙地震怒了；二、我没有错。后来，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原来，他是怕我以文盲鲁达为榜样，不用功学习，将来没有饭吃。打我，是为我好。但是，我真委屈死了。
　　我没有认错。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我确实没有错：有没有饭吃，与学习成绩好坏无关。刘伯温的《卖柑者言》，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作为一个穷困潦倒的医术高明的医生，父亲后来经常感叹：“心肝脾胃肾，坐的冷板凳；心肝脾胃贤，赚的大洋钱”。这证明残酷的社会现实已经迫使他改变了原来对“时代”的认识。
　　父亲的打显然超过了一个学龄前儿童的承受能力。刻骨铭心的疼痛给我留下了永志不忘的印象。
　　父亲给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是武松打虎。除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外，在我的脑海中还不曾有任何英雄人物能够取代武松这第一条好汉的崇高位置。这大约是幼学如漆和先入为主的缘故吧。
　　 “寒暑都穿灯草绒”，是指；文革期间，我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穿一条黑色灯草绒的长裤子。灯草绒又称灯线绒，是一种布料。就象解放初期的苏联花布一样，在市场上早已经看不到了。我很喜欢这种布，因为它很结实。必须先把最外面的灯草绒（象古代香油灯灯草一样形状的绒）磨掉，才会磨到里层的布。我这条灯草绒的长裤子，是母亲做的，裤脚很大，并不时麾，但我在整个文期间确实一直穿它，从来不曾换洗过。裤档位置的灯草绒磨光了，但里层的布却无损。
　　我不仅灯草绒裤子不换洗，鞋子也不换洗。文革以前，我母亲给我买了一双胶鞋，黑布面子，黑胶底。这双鞋，从穿上脚，一直到穿坏了，不能再穿，扔进垃圾箱，从来没有换洗过一次。即：我没有换脚的第二双鞋。
　　 “身上脏了游到河当中”，是指：文革期间，我没有到浴室洗过澡。身上脏了，下河游泳、洗澡。不花一分钱。文革前，整个高中期间，我还是到浴室洗过澡的，不过次数很少，大约不超过五次。整个文革期间，我的经济状况比文革前更为窘迫，这是不到浴室洗澡，而只能“身上脏了游到河当中”的原因。
　　文革前，我每次洗澡去的浴室，都是坝口，叫做“三池浴室”。文革前的几年中，每次澡券都是九分钱，这是普浴的最低价。至于雅座每客多少钱，我不知道，也不打听，因为与我无关。直到今天，我也从不曾有过洗雅座的想法。我想，到浴室洗澡的目的是把身上洗干净。都在一个池子里洗澡，坐一会儿雅座有什么价值呢？在浴室里，我也从不找人擦背，因为我感觉这是在剥削别人的劳动力。尽管我知道自己的感觉是错误的，因为我得为擦背付钱，这不叫剥削。如果这叫剥削的话，那么，人力车也不能坐了，保姆也不能请了，总之社会上满眼都是剥削，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然而，我却总是摆脱不了“请人擦背就是剥削”的阴影。这种心理作用大约在我这一辈子是挥之不去的了。
　　不过，文革期间，我却在这个“三池浴室”做过几天服务员，俗称“跑堂的”。无偿劳动，甘受别人“剥削”。
　　 “三池浴室”的服务员当中有一些是铁派。他们的组织叫“遵义红卫兵”，属铁派社会组织“工造”（一说“工红司”———“工人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领导。1967年夏天的一天，我听到消息：“三池浴室”因为有一些铁派的服务员“罢工”了，所以无法营业。我立即赶赴“三池浴室”，经查点，情况属实。为使“三池浴室”正常营业，我于是当起了这个浴室的义务服务员。我招呼来洗澡的顾客坐下，又给洗好澡的顾客递上刚刚挤干了的热毛巾把子。这些活计当中，最困难的是挤热毛巾，因为水很烫，手吃不消。但我还是坚持干了下去。
　　顾客看到我在浴室服务，都很高兴。大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洗澡的顾客来自社会各阶层，洗好澡上来后谈各自的见闻，使我从中知道了很多在校园内无法听到的情况。
　　当时，我到浴室服务的指导思想，是响应中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号召，不能因为文革影响到生产和各行各业的正常工作，不能因为文革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至于“三池浴室”铁派员工罢工的原因，我至今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该浴室并未因此停业。我到该浴室当服务员，对于维持其正常运转，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十二、捉人，放人，再捉人。

  1967年夏天，“八、二九”溱潼事件以后的一天下午，在红联总站楼上一个房间内朝东的窗口，有一个陌生人指着街对面的两扇红漆大门对我说：“你知道吗？这里关了不少铁派。”文革期间，红联总站没有门卫。当时泰县交通局传达室的老姜70岁左右，完全不管红联总站的事情，谁都可以随便进出。这些随便进出的人基本上都认得我，但是我认得的并不多。这个陌生人还说，据他了解，红漆大门里面有侮辱铁派妇女的事情。
　　这个陌生人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压根儿不知道有铁派被关在红漆大门里面这件事。我是红联总站和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主要头头。这样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将信将疑。二话不说，立即下楼，大步跨过街道，推开了虚掩的红漆大门。
　　这是一间十分宽敞的占地几乎为正方形的平房，面积应不小于150平米。大门宽度在两米以上。室内摆设比较讲究。显然，这里曾是一个机关，而并不是普通民居。后来知道，这里住的，真是一个机关，叫作：泰县工商业者联合会。简称工商联。这所房屋，在胡锦涛总书记童年旧居西南不足100米。
　　我一跨进大门，从屋子的正中部位迎面走来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三十上下年纪，不胖不瘦，白色边框的眼镜，四方脸。步履矫健，精神饱满。右臂自然弯曲到胸前，右手拿着一张32开大小的白纸。显然，这位就是“审判员”了。手上拿的白纸，也许就是“笔录”之类吧。他或许真的并不认得我，或许装作并不认得我，没有与我打招呼，与我擦肩而过，径直走出大门去了。
　　房子里关的人并不多，不超过10人。其中有两、三个女的，都很年轻而且漂亮。所有被关的人当中，除了高三（1）班“纪大中九人小组”中仍然留在红铁军内、夺广播站大权时从空中抢走钥匙的我那位同学的父亲以外，其余的我都不认识。我的那位同学从读高一的时候起就一直是我的很要好的朋友。我到他家去过不止一次，所以认得他的父亲。这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长年以来，他一直在百货公司门口摆一个小小的摊头，专卖针头线脑之类百货公司因其利润太小所以不卖的东西，一来方便群众、二来维持家庭生计。用他的话说，是在捡百货公司吃饭时掉下的米粒。尽管因为大势所趋我与他的儿子分成了两派，但我与他儿子的私交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我对他的尊重更未因此而有丝毫动摇。我问他：“你是为什么事情被捉进来的？”他说：“不知道。”然后，我又一个一个地调查其他被捉进来的人。谁也不知道罪名和犯罪事实。我震怒了。我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私设公堂，无法无天！即使这些人真的有罪，那也只有公安部门才有权捉人。何况，这些人并不犯罪。他们虽然观点不同，是铁派观点，但并不是坏人。他们有参加任何一个派别的自由，正如八派有持八派观点的自由一样。当时，铁派在泰州乔园招待所私设公堂，长期关押了几十个泰县的八派并施以种种酷刑。我坚定地认为，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不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报复铁派。
　　我竭力掩盖着对于这种无法无天行为的满腔怒火，不动声色。但是，我每问清一个“犯人”的情况，就说：“你走吧！”顷刻之间，所有被捉进来的人，被我放得精光。宽敞的大房子里空荡荡的剩下了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虽然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并且至今无悔，但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孤独之感油然而生。真是现在的网名“独孤一战士”了。我在想：我的做法，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吗？
　　实践证明，我的顾虑并非过虑。我的做法不但得不到人们的理
　　解，甚至也得不到中国共产党的认可。
　　被我放走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又被捉回来了。红联总站的头头刘龙江等人对着我大喊大叫：“我们千辛万苦把人捉来了，被你放掉！我们做恶人，你做好人！”除了苦笑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当然可以再去放人。凭着我的名气、影响和在八派群众组织中的地位，不但谁也没有权力阻止我放人，而且我要放几次就可以放几次。但是，我知道，被我放掉的人肯定会再次被捉回来。我的放人，于事何补？只能增加被捉者的痛苦而已。显然，听我的话走了的人被再次捉到以后会因为听我的话而受到处罚。我这不是害了他们么？
　　被我放走的人也不会感谢我，因为他们又被捉回来了。他们会认为，或者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告知：我的放人是假的，是做戏，是在演双簧，是对他们的“考验”。我又怎能解释得清楚？
　　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嘴上并不对我的放人说三道四，但是却用以后的实际行动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捉人的，“审判”的，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而我，放人的人，却多年丧失人身自由，又是封闭式“学习班”，又是坐牢，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连我的父亲也遭到摧残，病重期间被逐出姜堰人民医院得不到治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后来听说，红漆大门里与我擦肩而过的眼镜先生叫朱家宝。朱家宝当时是姜堰镇市管会（“姜堰镇市场管理委员会”的简称）的管理人员，文革以后为姜堰市工商局城区分局局长。
　　对于被我放掉的人，我在当时曾一个一个地问过他（她）们的姓名和工作岗位，但是现在只记得其中一人名唤周长山，是姜堰东街古董商店（全姜堰古董商店仅此一家）的负责人，年纪30岁上下，男子。其余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之所以记得“周长山”而且印象很深，也许因为这个名字与《三国演义》中大将“常山赵子龙”的“常山”二字同音，所以不需要记就记住了。
　　那一天，在红漆大门内，除了朱家宝以外，我没有遇上第二个八派。红漆大门口，没有人站岗放哨。红漆大门也没有上锁。但是红漆大门内所有被关的人，居然一个也不逃。直到我放他（她）们走的时候才敢走。这就是周文王时期的“画地为牢”。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我分析，主要由于姜堰是八派的一统天下，八派对铁派占了压倒的优势。被捉到的人即使逃出了大门，也仍然会被捉住。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但是也有划地不能为牢的例子。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到姜堰的大街小巷巡查社会治安（我那时是经常这样做的）。走到姜堰下坝一个工厂里，有人来问我：“我们捉住了一个小偷，偷了一张方桌。现在他要小便，我们要不要跟着他上厕所，监视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笑的、根本不要问我的小问题。我问：“小偷在哪里？”
　　一会儿，小偷带到。我对小偷说：“你自己上厕所小便去吧。我们不跟着你。但是，你要斗私批修，小便以后回到这里来。不要逃跑。”小偷诺诺连声，满口答应。但是，这个小偷却一直没有回来。经查看，原来这个小偷已经翻越该工厂厕所的墙逃走了。
　　这件事情虽小，但是对我震动极大，教训极深：毛泽东的“要斗私批修”，也有不灵光的时候。

六十三、江苏省交通厅长幕后指挥

  1967年8月25日从泰县看守所弄来的23支手枪是经我批准发放的，这些枪都有枪栓。每支枪在发放时配发20颗子弹。所以，这些枪都是打得响的。那些日子，红联总站、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和社会上各路造反派头头到姜堰中学来的突然多了起来，对我也更加亲热起来。其目的，无非想从我手里获得一支手枪。我向红联总站和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主要头头们各发了一支枪。另外，我还向群众反映好的群众组织头头发了一些枪。我发了一支枪给上坝搬运站工人的头头于长江，这个工人力气很大，为人正派，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我还发了一支枪给太宇公社后时大队八一红卫兵总负责人钱甫道，他在当地农民中德高望重，是一个解放前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党员。
　　我也曾违心发了一支手枪给南京来的郑信。这是一个25岁左右的男子，中等身材，白白净净，象个公子，来姜堰后住在泰县人民政府第一招待所（简称一招）。陪同郑信一起来姜堰并且同住在一招的，还有一个女子，年纪和身材与郑信相妨。据说郑信是工人，女的是学生。
　　一招还长期住着一个南京来的神秘女人。这个女人50岁上下，中等身材，微胖，穿着朴素，干部模样。我见过她一次，她不认识我，我也没有与她说话。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向一个姜堰红联总站头头布置工作，其内容甚至包括如何协调红联总站相关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我承认这是一个能干的女人，但同时也很纳闷：难道姜堰红联总站竟听命于这个神秘女人的指挥？
　　当时的传言是，这个女人的名字叫田普，是许世友的妻子。不过我不相信：许世友的妻子为什么不同许世友在一起，长期住在姜堰干什么！这个女人离姜堰以后又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她果然不是田普，她姓王。这个女人是足不出一招大门，需要与外面联络就让郑信跑腿，或者通过电话把要找的人喊进一招来。
　　一天，有个陌生人递给我一张两指阔的字条，写的是：“请借一支吃饭的家伙。郑信”。我对郑信这个花花公子一直反感，认为他浮而不实，写个条子来要枪态度极不严肃，是不把借枪当一回事，同时我对递条子的这个陌生人也不放心，于是置之不理。但接着郑信就自己找到姜堰中学来了。他说：“我就要走了，要上江南去。路上防身用的。”经不住郑信的纠缠，我给他发了一支手枪。这是23支手枪中唯一一支流失到外地的手枪。郑信接过枪，欢天喜地走了。我却一直放不下心来，因为我对这个人不了解。后来，郑信离开姜堰以后，有人对我说：郑信是个骗子，和他一起的那个女的也并不是他的妻子。我就更担心了：郑信会不会拿这支枪去做坏事呢？
　　直到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泰县人武部告诉我：“23支手枪已经全部上缴。”我的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除了那个整天坐镇姜堰一招指挥红联总站及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的神秘女人外，姜堰一招还住着一个更加神秘的老头。我一直不曾见过这个人，我问过许多人，也都没有见过。看来，这不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而是一个深居不出的人。但是，我知道，姜堰一招内确实住着这一个人，因为，当时，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顾文清神秘地对我说过：“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有一个大人物住在一招，指挥我们打仗。他过去领导打游击很有经验，我过去打游击的时候是他的老部下。他现在是江苏省交通厅长”。顾文清还说了这个省交通厅长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记得这人姓王，名字两个字中后一个是“平”字。
　　顾文清是泰县县委农工部指导员；泰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主要头头之一，在文攻武卫方面与李金保齐名。为人性格豪爽，作风正派，历来不说假话。
　　文攻武卫期间，江苏省交通厅长躲在幕后，驻姜指挥，是鲜为人知的事实。

六十三、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把枪口对准人民群众。

　　文革全过程中，我身上佩带枪支只有一次，时间不超过十分钟；只放过一枪，是朝天放的。
　　虽然23支手枪中的每一支都是经我批准才发放出去的，但是我的身上并不带枪，我也不保管枪和所有武器弹药。
  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红联总站联络员丁昌怀来姜堰中学通知我，要我马上到红联总站去开会。因为还要通知其他人，他一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那时候，红联总站如果通知开会，跑腿的多是丁昌怀。
　　丁昌怀30岁左右，衣着朴素，个子不高，面皮黝黑，不胖不瘦。虽然并不壮实，但显得很健康。他是座落在姜堰西桥河南的泰县光华毛巾厂的工人，但是他的家在泰县张沐公社，距姜堰5公里左右。那时候红联总站有两个“常驻大使”，几乎整天都泡在那里。一个是姜堰下坝粮库的工人蒋怀之，再一个就是这位丁昌怀。蒋怀之是红联总站主要头头之一。丁昌怀虽然不是头头，但红联总站每次会议也都参加，尽管一般不发表意见。
　　这一次丁昌怀通知我开会的时候，姜中学生丁铁工也在场。丁铁工见到我去红联总站开会，就取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插到我的腰间，说：“这支手枪给你吧。不要弄丢了。”
　　我说：“我不要。我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丁铁工说：“红联总站开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今天天黑。夜里回来一个人走路不安全，带着防身吧。”
　　我一想，也好，反正明天早上再把枪还给你就是。于是，我不再说什么，出姜中南大门向东走，去红联总站开会。
　　丁铁工是高一（2）班学生，兼姜中八一红卫兵欧阳海兵团（初一学生）辅导员，为人正直豪爽，又加高大壮实，是我很喜爱的朋友。他用的这一支手枪也是我发的。
　　没有月亮，天已经黑了。想不到的是，我刚出姜中大门，向东走了不到100米，迎面来了一个人：戴国兴。戴国兴拦住了我的去路，说：“给我一支枪。”
　　我说：“我没有。”
　　 “不行！”戴国兴斩钉截铁：“你一定有。而且现在身上就有。让我搜！”上前一步就来摸我的腰。不偏不斜，正是手枪所在部位。我大吃一惊，本能地一面弓腰一面后退。但是，戴国兴出手的速度比我快。我估计他的手已经隔着我的衣服触摸到了枪。
　　 “好！”我连忙说，急中生智。这时候，路上除了我和戴国兴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
　　戴国兴30岁左右，高出我半头，是姜堰磨具厂的锻工。锻工者，铁匠也。由于长期打铁，肌肉结实，是姜堰街上与搬运工人于长江齐名的大力士。当时，姜堰街上闯荡着两个八派群众自发成立的跨单位的“武装”组织。先成立的取名“武工队”，负责人是糖烟酒公司的一名姓宁的职工。戴国兴效法“武工队”，也拉起了一个队伍，取名“飞虎团”。我对“飞虎团”和戴国兴都还不很了解，把枪交给戴国兴当然是不放心的。但是，我很清楚，就是四个纪大中加起来也不是一个戴国兴的对手。所以，不可力敌，只能智斗。
　　戴国兴听到我喊“好”，立即停了手。我平静地说：“走吧，到姜中去拿枪。”然后转身向姜中走去。戴国兴一步不离，紧紧跟随在我的后面。
　　进姜中以后，我如鱼得水。我快走几步对几个八一红卫兵学生说：“把这个人赶走。”
　　这几个八一红卫兵立即迎上去拦住了戴国兴的去路。我脱身了。一场虚惊。
　　没有枪栓和子弹的枪是打狗棒。但是，对我来说，有枪栓和子弹的枪也是打狗棒。当着戴国兴抢我的枪的时候，难道我能向他开枪把他打伤或者打死吗？
　　同样的道理，我想：假使铁派真的攻打姜堰，那么，我们就可以
　　向着铁派开枪，以“文攻武卫”为借口，把铁派的群众打死吗？
　　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有没有枪栓和子弹，枪口都不得对准人民群众。否则，我们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区别了。

六十五、我朝天开了一枪。

  1967年9月10日左右。这天下午，我在姜中校园内。一个陌生的成年人找到我，对我说：“不得了。你们在姜中操场上搞射击训练，子弹都打到我们房子的屋顶上去了。打到人怎么办？”我立即赶到操场，果然有10个人左右，正在那里射击。子弹呼啸着，不知飞向何处。
　　我大喊：“立即停止！”但毫无效果。
　　一直走到这些人面前，我的喊话还是不见效。
　　虽然是姜堰中学的八一红卫兵，虽然我是总勤务员，但是，看来听我的话是有条件的，必须他们听得顺耳，符合他们的兴趣和意志。不然的话，大家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桌子板凳一样高，凭什么一定要听你的？
　　但是，为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危险的射击训练！怎么办？我想到了“鸣枪警告”这个看来不得不用的办法。
　　我记得“八、二五”从泰县看守所弄到枪的当天，在姜中教学楼楼上，有一个20多岁的陌生人来要枪，我当然不会给他。他就装疯卖傻，耍了很多无赖，非要不可。后来，他实在没有指望了，只得离开。
　　他下楼以后，经操场向姜中南大门走去。我们站在阳台上看着他终于离开，都舒了一口气。这时，想不到张国祥突然拔出手枪，朝着天空，“啪”一声枪响。这个装疯卖傻的男子立即发足狂奔起来，比逃命的兔子还快。张国祥哈哈大笑：“是个假疯子，不是真疯子”。原来，张国祥鸣这一枪，是为了试探一下这个人在要枪的时候有没有装疯。
　　我怒不可遏地下了带队者的手枪。然后，朝天放了一枪：“啪！”
　　这一枪的效果真是非同小可：大家都惊呆了。一会儿，纷纷放下了枪。我于是分几趟，亲自把这些枪背到了教学楼楼下的一个教室。
　　这等于是缴了这些同学的械。尽管对我无可奈何，但都对我很有意见。这些同学，都是铁杆八派。其中，高二（2）班的戴东源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不仅如此，他的父亲是姜堰市人民医院医生，我的父亲解放初期为该医院住院医师，两人就是朋友。还不仅如此，我的姐姐与他的姐姐在江苏省泰州中学读初中时同学三年，同班同宿舍，友情之深远胜过亲姐妹。插队上调以后，戴东源与我同一工厂，尽释前嫌。
  1967年“八、二五”当天，我不仅知道了手枪的构造，也懂得了怎样打枪。我打这一枪之前，子弹已经上了膛。右手中指一扣扳机，子弹就冲向了蓝天。并不复杂。
　　我用自己的肩膀把这些枪运进教学大楼楼下的教室以后，就没有再过问以后发生的事。这些枪是苏式步提枪，都有枪栓，显然是民兵用枪，并且显然是在枪栓搞到以后从红联总站弄过来的。至于这些枪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渠道弄过来的，以后哪里去了，我没有过问。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这些枪大约又被这些学生弄回去了，物归原主。

六十六、“八小汤圆店”

　　老通扬河可算得是姜堰人民的母亲河。她偎依在姜堰主街道东、西大街的南侧，婉延穿过姜堰，静静地流淌了几千年。在姜堰天目山已经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的遗址。证明这条河养育了至少从商周以来的一代接一代的姜堰人。这是一条活水河，河面开阔，水量丰富。文革期间，河水是那样清沏。即使不喝，只是看着，也令人心旷神怡。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就是喝这条河的水长大的。
　　文革期间，泰县人民医院在这条河的南边，大门朝北，隔沿河马路就是一座连接到姜堰东大街的桥。这座桥，就是文革中无名氏命名而为姜堰人民公认的白求恩桥。
　　桥北，西边桥脚下有一家专卖汤圆的小吃店。占地10平米左右，只能放得下两张小餐桌和一张制作汤圆的工作台。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了。这个小吃店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通宵营业。一天24小时，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吃到干净卫生、香甜可口、热气腾腾而且价钱便宜的汤圆。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姜堰仅此一家。第二个特点，全店四、五个卖汤圆的大娘和老大娘，清一色铁杆八派。无名氏（很可能是铁派）为这家小店起名“八小汤圆店”。“八小”者，八派也。
　　 “八小汤圆店”知名度甚高。当时，姜堰地区谁不知晓？我也去吃过一、两次。我发现这家小吃店的所有营业员都对顾客特别热情。不仅对我，而且对所有顾客，不管认得的认不得的，也不管是铁派还是八派，都象对待亲人一样热情。我至今不知道这家小吃店负责人是谁，也许压根儿就没有负责人，而是几个人共同负责。之所以称其为“八小汤圆店”，并不是指其服务态度只对八派好而对铁派不好，只是指该店所有组成人员都是八派观点，是八派观点的义务宣传员。其服务态度，无论对哪一派，一视同仁。
　　 “八小汤圆店”有一个服务员，是姜堰中学一位初二学生的母亲。当时60岁左右，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见人总是一脸笑。那个时代胖子不多，她为什么能是个胖子，我也想不通，大概是有着胖子的基因吧。有的胖子，整天只喝水，还是胖；有的瘦子，把他埋在肉里，还是瘦。恐怕就是基因不同的缘故。这位胖老太叫伏兰芬，因为娘家是江苏省泰兴县人，乡音无改，所以一直操泰兴口音。她很关心我，见到我总是拉住不放，问长问短。我对她也很尊重。
　　姜堰中学这位初二的学生，伏兰芬老太的儿子，名叫沈吉，是我的挚友，情同手足。沈吉的父亲沈百安，是个医生，对我也很好。这一家人对我的莫大支持，是为我提供了写大字报的场所。他们家在文革场东北的巷子里，地面铺得高出巷子的路面将近1米。上台阶进朝西的大门后，是一个天井。天井周围大门朝着天井住了好几家。沈吉的家在天井北侧，门朝南。写大字报的时候，必须先从他们家的两扇大门中卸一扇下来，并平放到方桌上。这扇大门至少0、8宽，2米长。我写大字报全部悬肘。除笔、墨汁外，纸用得很多，很多时候是两张纸并排向前推进。如果没有这样大的门板而只有1米见方的方桌，那是施展不开的。
　　我对自己写的大字报在字体和书写上的要求并不高，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群众要认得，不能有谁也认不得的草字。因为大字报往往内容很多，篇幅很长，所以不允许写得慢。这就决定了我写大字报必须用人人都能认得的行书。
　　由于沈吉的家离文革场很近，所以，大字报写好以后，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贴到文革场去。如果晴天，有太阳，把墨迹未干的纸放到天井的地上晒，只需几分钟，就完全干了。我在沈吉家中写了很多大字报，尤其在批林批孔期间，大字报的纸如果叠起来，恐怕不会比蓝球明星姚明的个子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来，一次又一次盖满文革场、吸引了无数观众的这些大字报的出发点是“八小汤圆店”一个普通营业员的家。

六十七、我的老太爷

　　说到文革中的大字报，就不能不说到我的老太爷。老太爷三个字，是在我家中，我们姐弟四人对祖父的称呼。从会说话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是这样称呼他老人家的。老太爷退休的时候，我的最小的弟弟才三岁，说话吐词不清，叫“乃爷”，稍大一点才改了过来。小时候，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我家有个老太爷，别人家没有呢？现在看来，别人家不喊老太爷是普遍现象，我家称老太爷才是特殊的。
　　我的祖父被称为老太爷，是因为我的父亲参加革命的缘故。老太爷曾经向我讲过这一称呼的来历。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丁沟事件以后，我的父亲由于叛徒出卖、党员身份公开、无法从事地下工作而转入部队。我的祖父高大魁梧，1、85米开外，进一般的房间都要低头。而且五官端正，相貌堂堂，美男子是也。夏天的一个夜晚，他正在门口纳凉，来了一批我们的武装部队。因为我的祖父是军属，又如此一付福相，大家欢呼起来，热情地称呼他为军属“老太爷”。“老太爷”这一尊称便由此而来。
　　老太爷姓名为纪金科，字笑难，退休后自号“思补老人”。我们姐弟四人的名字都是他起的。文革中，保守派和铁派中别有用心者诬蔑我们四人是按“中华民国”排名的，依据是我的大弟弟当时读姜中高一，叫纪大华。其实，真正的排名顺序是“新中华成”。我的姐姐叫纪大新，现定居美国。小弟弟叫纪大成。“新中华成”四个字都是平声，声音响亮，且便于记忆又寓意进步，既通俗而又没有丝毫的俗气，极好。
　　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楷模，一个是老太爷，另一个就是毛泽东。老太爷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令我奇怪的是两点，一是他的思想十分进步，二是他的知识面极广，博大精深。这两点对我影响都很大。
　　他紧跟形势而且富有斗争精神。1961年春节，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向老太爷拜年，祝他身体健康。老太爷却对我说：“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送给你两个字：‘进步’。一辈子都要进步。”当时，我不太理解，因为我才13岁。但是我永远牢牢记住了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对于我的成长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体现了老太爷的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
　　那时候，由于自然灾害和人祸，物质条件极差，吃不饱。我家有一个解放前当过匪乡长的亲戚，忍受不了饥饿，以走亲戚为名，企图长期在我家住下，白吃白喝，转嫁危机。我的父母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在这种情形下，老太爷亲自挂帅出马，率领我和我的大弟弟纪大华，以我为主，对这个亲戚进行教育，将其逐出了家门。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造反。
　　老太爷精通我国的古典文学，他把这称作“实学”。他认为毛泽东的实学基础也是雄厚的。老太爷的毛笔字不论大字和小字都极好。不但基本功好，而且灵活。泰县寺巷公社大王庄小学校门两边墙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就出自他的手笔。老太爷不仅古文功底厚，毛笔字好，而且外语、数理化全懂，他还对历法有研究。我的生日是农历11月22日，他能算出那一天是公元1948年元月2日，分毫不差。他竟然还会刻章，并且刻得很好。
　　老太爷不仅是新中国的第一代人民教师，而且是中国的第一代人民教师。清末和民国时期废科举办学校的时候，他就从事办学校的事业，做过校长，做过中学和小学教师。1959年从泰州南面的寺巷公社大王小学退休时做人民教师已经48年。退休时70岁，是新中国实行退休制度的第一批退休人员。我的父亲是独子。老太爷退休后当然到泰县叶甸靠我们一起生活，直到73岁时病逝。老太爷退休后的这三年，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三年当中，我一直与他一起生活，后来他因病重（年轻时对兰尾炎没有开刀根治，此时复发并穿孔引起腹膜炎）在泰州康复医院住院，也是我暂时放弃学业到医院护理。他没有生病时，租了一间房子做宿舍，我与他睡在同一张床上。每晚，他感到很暖和，因为有我的体温的传递。我每天起身都特别早，虽冰天雪地、狂风暴雨也不例外。老太爷也随即起身。刷牙洗脸之后就是读古文。读得滚瓜烂熟了，我就到老太爷面前背诵，请他检查验收。老太爷认可了，就经他选择，一字一句地给我讲解新的下一篇古文。
　　我那时候记性很好。老太爷第一次为我讲解的古文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我只读了三遍，就能够流流下水、一字不漏地背诵了。泰州市人民医院有一个著名的老医生叫乐再兴，经领导分配到叶甸卫生院帮助该院提高业务水平，听说我会背诵古文，不相信，特地把我找去要我当面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他自己捧着书对照。我背诵之后，他只说了五个字：“熟呀，真熟呀！”算是评价。当时，我读初一，13岁。
　　老太爷对我下达任务是：一、课外背诵50篇古文。他认为胸中有了50篇古文，写文章才能够应对裕如。二、每天中午悬肘写至少一页大字，写的字要能够站得起来。他认为不悬肘就不能写好大字。而且必须先写好楷书。写好颜字，这是基础。一辈子只写颜字不行，那叫“颜呆子”。但是没有颜字这个基础，其他字体是写不好的。写了多种字帖后，集诸家成一家才能独创新的字体。当我感到字越写越不好的时候，他说：“这正是写字有进步的时候”。
　　他说：“字无罢日功”。我听错了，以为“字无百日功”。于是拼命用功写，心想：“再苦，也就100天，100天挺过去不就不要练了吗？”后来，弄明白了，不是“百日“而是”“罢日”，我于是认为写好字没有了指望，写字热情立减。
　　不过，尽管如此，我在初二即14岁时达到了老太爷的要求：有50多篇古文滚瓜烂熟于胸；写的大字都能够站得起来了。所有这些，对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意义重大。我从中受益匪浅。写起大字报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老太爷送给我装订成两册的我父亲幼年时读过的《古文观止》（上、下集），这是我当时的教材。我能够滚瓜烂熟背诵的50篇古文，包括韩愈的《进学解》、《谏迎佛骨表》，苏东坡的《石钟山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苏洵的《辩奸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等，都在其中。这两册《古文观止》可谓传家宝矣，珍贵异常。我也珍爱异常。由于珍爱和保管得好，在深挖“五、一六”期间几次抄家都没有被抄走，成功地躲过了几劫。然而，可惜，可悲：后来，它落入我的“朋友”之手而不复归矣。
　　那是1977年初，在姜堰市委把我打成“泰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黑头目”关进封闭式学习班之前，我的一位新交的姓王的“朋友”向我借走了封面上写着我的父亲的名字的这两册书。“学习班”与坐牢之间并没有空隙。当我从牢房里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79年春节以后。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在被非法剥夺人生自由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两册书。而且，时间越久，思念更深。但是，现在，这位“朋友”以为我忘记了。不提不理。对于敌人，我可以毫不留情。但是，对于“朋友”，我实在撕不开情面。
　　我眼睁睁地用祖传的无价之宝换取了对人类社会的一点新认识。这点新认识，也是无价之宝。

六十八、是谁吞噬了他的一只眼球？！

　　沈吉是我情同手足的挚友。这一点，姜堰有很多人都清楚。我已经说过，批林批孔期间，我在他家写了很多大字报。他的父亲是老中医，家中关于中医理论的藏书甚多。由于他敢于并善于联系实际钻研中医理论，自学成才，所以不但精通中医理论，而且成了一名合格的医术高明的医生。2002年我的母亲中风卧病不起，他连续几十天主动地每天两公里，风雨无阻，前来为她针灸，分文不取。用他的话说，这是“尽一点义务”。
　　沈吉不仅是一个心地纯洁善良、为人忠诚老实宽厚热情、有着坚忍不拔毅力的优秀青年，而且长得很英俊。身高1、7米以上，不胖也不瘦，五官既端正又端庄，透露着一股男子汉的英气。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典型的帅哥。但是，在文革的“文攻武卫”期间，为了保卫家园，防止姜堰铁派联合扬州、泰州的好派攻打和血洗姜堰，沈吉与同年级（姜中初二）的小伙伴们试制炸药，其原料为爆竹里的火药。不幸，在试制炸药过程中，沈吉被炸伤了一只眼睛。经抢救，为了保护没有受伤的另一只眼睛，医生取出了受伤的眼球。从此，沈吉因文革而致残。
　　沈吉等人试制炸药的事我事先并不知道。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当时铁派联合外地好派要攻打和血洗姜堰的风声正一天紧似一天，并且从“溱潼事件”的血的教训看，这种风声并非空穴来风。能够打溱潼，为什么就不能打姜堰？
　　我更加清楚地知道，当时，“文攻武卫”的口号声也一天响似一天。不错，这一口号是江青首先提出来的。但是，江青是什么人？当时的江青并不是今天的江青。姑且不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而且毛泽东一直到死都并没有与她离婚，夫妻财产共有而且感情最深；只从江青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这一角度来看，“文攻武卫”的口号也就代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声音。正如中央军委专管军事一样，“中央文革”是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专管文革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攻武卫”这一口号，不仅当时，而且至今不曾有过象样的批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即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文攻武卫”，不是纵容，而是认可。所以，如果要求沈吉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纯洁无瑕的血性青年能够识破和抵制“文攻武卫”口号，显然是不现实的。提出这样的要求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当时，即使我知道沈吉他们为落实“文攻武卫”口号而试制炸药，也没有理由制止他们。什么是“武卫”？没有武器弹药包括炸药，能够有效地实施“武卫”吗？须知；对手并不是赤手空拳。他们不仅有一般的武器，而且有枪。
　　在抢救和治疗过程中，李金保出过力，曾陪同沈吉赴外地治疗。在这一点上，我感激李金保。由于没有经验，我不仅在指挥打仗方面束手无策，而且外地没有头路，我也没有本事，在处理事务性事情方面一窍不通。直到今天，我连煮饭烧菜也不会。至少在这些方面，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文革开始后的第三十九年，我曾经写了一首诗送给沈吉夫妇：

　　七绝 2005年6月23日
　　赠《纪大中诗词集》写给沈吉和丁巧凤夫妇

　　三十九年弹指间，同舟已破千重关。
　　不堪回首前头事，血雨腥风成笑谈。

六十九、姜中高一学生王正明之死：比泰山还重？比鸿毛还轻？（一）

  1966年夏天，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北京人民说过：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也是中国共产党说的。是说给北京人民听的，也是说给全国人民包括青年学生听的。那么，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了把无产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英勇奋斗，献出了生命的人，难道不应当由国家授予烈士称号吗？
　　姜堰中学高一学生王正明，就是这样一位对烈士称号当之无愧的热血青年。王正明烈士之所以被当成了一棵小草，被践踏，被遗忘，完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敢对文革负责任造成的。
  1967年9月16日，深夜，我在熟睡中被人喊醒。当时，我睡在姜堰中学校园内，西北角平房宿舍的最西边一间。我问：“什么事？”
　　 “快！”来人说：“王正明受伤了。已经送往人民医院抢救。”
　　我立即与来人一起奔赴泰县人民医院。但是，当我赶到医院时，王正明已经停止了呼吸。
　　 “纪大中，你枪毙我吧！”一个情绪无比激动的学生抢到我的面前，满脸泪水：“是我打死了王正明。”
　　这也是姜中高一的学生，王正明生前要好的朋友：陈曙明。
　　为了防止因为情绪过分激动造成精神失常，节外生枝，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我对陈曙明说：“你不要过分激动。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吧。”
　　王正明的遗体被连夜运到姜堰中学。停放在教学楼上的一间教室里。
　　因为忙于王正明后事的处理，主要是安慰王正明的父母，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有再见陈曙明，也没有调查事发相关情况的细节。但大体情况是不会错的：在姜堰西郊约一公里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渠道。在这条渠道附近，陈曙明站岗，王正明查岗。陈曙明远远望见王正明在树旁边一闪，没有看清，以为是坏人，大喊一声：“哪一个？”随即枪栓一拉，子弹上了膛。王正明立即高喊：“是我！”一面走到了陈曙明的面前。陈曙明说：“好险啦！只要我的手指这么一扣，你就完了。”说到“手指这么一扣”的“扣”字时，陈曙明情不自禁，真的一扣扳机。他忘记了，刚才子弹已经上膛。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了王正明的腹部。王正明应声倒地。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终于永远闭上了双眼。
　　王正明生前，我只见过他一次面，不仅时间很短，不超过两分钟，而且相互没有说一句话。那是在姜堰中学教学楼上的一间教室里，他和三、四个同学在一起。奇怪的是，我对其他学生毫无印象，而对王正明的印象当时就特别深刻。因为王正明的去世，这一印象在我的脑海中就更加深刻。直到今天，只要一提到王正明这个名字，我的大脑中立即浮现出王正明的清晰形象。王正明去世后，我没有见他的遗容，所以王正明生前留给我的形象，不受干扰，也永远不老。当时，他先是面对着我，然后，愉快地跳起来，在跳的同时一个转身，轻盈地走了。
　　他的身材是标准身材。身高1、72米以上；身体各个部分的比例恰到好处。身体健康，不胖也不瘦。一张充满稚气的娃娃脸，五官端正，天真无瑕，面色红润。虽然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宽裕，但是他的穿着既大方又朴素。他的年龄，在15岁左右。朝气蓬勃，飒爽英姿。称之为“帅哥”欠妥，因为他才是个孩子，但他对于“帅弟”二字则当之无愧。我的最深印象，就是王正明愉快地跳起来，在空中来了一个转身的轻盈动作。
  1978年9月16日，我已经被姜堰市委关进“莫须有”的“泰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黑头目”“专题学习班”一年半另10天。在长年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思念永别已有十一个年头的王正明烈士，心潮更加澎湃。挥笔写了下面的诗句：

　　七律 1978年9月16日
　　纪念王正明同志逝世十一周年

　　春秋交替一如飞，笑貌音容永久违。
　　创业艰辛小意思，防修谨慎大难题。
　　客观真理有标准，意志随人无是非。
　　回忆当初枪响日，少年洒血却为谁？！

　　（用毛泽东悼罗荣桓诗韵）

七十、姜中高一学生王正明之死：比泰山还重？比鸿毛还轻？（二）

　　从文革场（姜堰坝口）出发，沿着东大街走，100米左右，有一条向北的巷子，叫沙巷。进沙巷大约80米，有一户大门朝西的平房，虽然三间，但实用面积加起来也不过70平米大小。这是王正明生前一家人的主要住宅。沙巷东侧向南隔两户有一个小房间，不足20平米，也是他家的往宅。这一家连王正明计算在内一共三代六口人：第一代，王正明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已经80岁左右了，住在主要住宅的最北边一间。外祖父是聋子，外祖母双目失明。两个人都是退休工人，恩恩爱爱，相依为命。第二代，王正明的父母亲，都是泰县鞋帽厂的极其老实本份的普通工人。手艺堪称一流。1975年，我女儿满月，他们亲手做了一顶兔儿头的帽子送给她。镶嵌在兔儿头上的一对珠子即兔儿的又红又大的眼睛恰到好处，神气活现。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夸奖。他们通常在主要住宅这一边生活而在晚上则睡到相隔两户的南边的一间去。第三代，王正明的哥哥王金华和王正明，兄弟二人。王金华，共产党员，正在部队当兵。到越南前线经受过战火考验。退伍后分配到泰县化肥厂。我插队以后于1970年10月招工进泰县化肥厂，与王金华夫妇同一单位。相处甚为融洽。
　　当时，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怎样减少噩耗于对王正明的亲人的刺激。为此，我同意暂时不让王正明的父母见到王正明的遗体。把王正明的遗体连夜运出人民医院并隐匿在姜中教学楼上，目的正在于此。
　　第二天，1967年9月17日，天亮以后，社会上很多人闻讯赶到姜堰中学。不少社会经验丰富的八派骨干前来主动帮助料理后事。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接理说，这件事可算与我无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站岗放哨和查岗这样的事。是谁安排陈曙明站岗，又是谁布置王正明查岗，以及这些站岗查岗者的枪从何而来，所有这些，我不但当时一无所知，而且直到今天也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关于这件事与我无关的想法。我认为，既然王正明和陈曙明都是八一红卫兵，而我是八一红卫兵总勤务员，我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读过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自己没有责任也甘于负责和勇于负责，受小说中“车夫”这一形象的影响太深了。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我们先派人告知王正明的父母：王正明受伤了，伤势不重，正在医院抢救。告知王正明父母的第二个消息是：伤势加重了，仍在抢救。王正明的父母闻讯赶到姜中的后，查询在哪一家医院抢救。答复：医院不同意与家属见面。谎言尽管出自善意，但毕竟是谎言，说起来很不自然，也掩饰不了内心的悲痛。首先看出破绽的是王正明生前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亲戚。黑边眼镜穷追猛打，不依不饶，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我们只好实话实说。
　　但是，缓冲情绪这一目的毕竟已经达到了。王正明父母的情绪比我想象的还要稳定。他们不但没有刁难我，而且没有向我提出任何要求。并且，没有对我表示丝毫的责备。不过，我看得出来，在王正明父母的内心，悲痛无限。
　　对于丧事的具体操办，我没有过问。王正明的遗体没有火化。安葬在姜堰中学东侧的一块空地之中。墓的周围栽了苍松翠柏和其他绿色植物。这是姜中校园内占地大约200平米的极有纪念价值的烈士陵园。其意义：不仅纪念本校学生王正明烈士，而且纪念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告别姜中校园插队到里华公社东方红大队即葛舍村以后，我写过一首悼念王正明的诗，寄托自己的相思之情：

　　七律 1970年4月12日
　　悼念王正明同志

　　长征方晓路程遥，革命安能悲不消。
　　葛舍无言非冷落，姜中有墓可萧条？
　　寒冬过后自趋暖，黑夜送还当是朝。
　　战友黄泉应笑慰，凯歌今日冲云霄！

七十一、姜中高一学生王正明之死：比泰山还重？比鸿毛还轻？（三）

　　王正明后事的操办，我没有介入，但是比我想象的顺利。之所以顺利，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上的八派当中富有这方面经验的能人纷纷主动出力，二是王正明的父母和外祖父、外祖母都极端通情达理。第二个原因是主要原因。整个后事操办过程中，我没有受到一句指责。
　　后事操办结束后的一个上午，我和姜中八一红卫兵的五、六个骨干分子包括两、三个头头到姜堰沙巷王正明父母的家中，看望王正明的父母和外祖父、外祖母。我是第一次去这个家，也是第一次见到王正明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虽然我们没有带任何礼物，但这一家人对于我们的突然到来十分高兴，诚挚地表示欢迎。
　　三间屋子的南北两间都是卧室。我们的活动范围当然只能局限在当中的一间，不足20平米。王正明的父母都在家中，外祖父和外祖母是常年不出大门的，知道我们到来，立即从北边的卧室里颤巍巍地走出了来。王正明的外祖母和王正明的母亲一样，身材高大，1、7米以上。看得出来，年轻时是标准的美女。这么多人聚在一间小屋内，未免有点拥挤。大家只好站着。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对我们的到来愈欢迎，我的心情就愈沉重。见到王正明的外祖父和外祖母，80岁上下的高龄，一个聋子，一个瞎子，如何能够承受如此打击？在我沉痛的心灵上，又加了一块铅。
　　简短慰问几句以后，我正准备招呼大家离开。突然，同去的一个八一红卫兵头头竟对王正明的父母说：“经总部研究决定，纪大华做你们的儿子，照顾你们的生活。”
　　我不禁大吃一惊。头“嗡——”地胀大了：怎能开这种玩笑！作为八一红卫兵的总勤务员，总部的每一次会议都是我召集和主持的。总部何曾召开过作出如此决定的会议？再说，我是纪大华的哥哥，这件事怎么可以将我蒙在鼓里。更何况，如果真要这样做，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先征得我父母的同意。
　　一种受到奇耻大辱的感觉油然而生。我震怒了。但是，就在我将要发作，不仅辟谣而且要对开这种玩笑的八一红卫兵头头严加斥责的时候，王正明的父母却信以为真，连声喊好。王正明的外祖父是个聋子，没有反应。最高兴的是王正明的外祖母。这一天纪大华也去了。她问清楚谁是纪大华以后，一把拖住纪大华，从头摸到脚，乐得合不拢嘴。
　　纪大华1、7米以上的身材，五官端正，相貌堂堂，而且外柔内刚，看上去彬彬有礼。因王正明之死而感觉生活空虚的这一家人，当然喜出望外。
　　我犹豫了。刚要发作，却欲言而急刹。我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这一片和谐欢乐的气氛因为我的辟谣而晴天一声霹雳，变得乌云翻滚么！我能够忍心王正明的父母、尤其外祖母的感情在丧失亲人以后遭受第二次打击么？
　　我压抑着满腔怒火，终于没有吱声。
　　以后，王正明的外祖母给纪大华起了一个名字：王金泉。显然，这是与王正明的哥哥王金华排名。可是，纪大华因文革而在社会上早已出名：1966年秋天赴北京见毛泽东在苏陈茶庵桥跃入冰冷的河水中，成功地冲破了泰县县委堵截的革命小将，就是他。1967年初在体育场数万人大会上夺过话筒，高喊“打倒政治、经济扒手”，使全县造反派队伍从此公开分裂成两派的，也是他。
　　所以，称他为王金泉的，只有王正明的父母和外祖母，一共三人。出了这一家的大门，谁都仍然喊他为纪大华。
　　虽然仍旧喊他为纪大华，但这一段佳话却象春风般迅速吹遍了姜堰乃至全县的每一个角落。称之为佳话，大约并不过分。因为我所到之处，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听谁说过这样做不好。焦裕禄甘愿做兰考县一位老大爷的儿子，是共产党人的楷模。王正明的父母，就是兰考县的这位老大爷。
　　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深入发展，王正明的父母和外祖父、外祖母与纪大华的关系，以及与我的关系，逐渐地淡化了，凝固了，瓦解了。王正明的哥哥王金华从部队退伍回家，安排到泰县化肥厂工作，很快结婚生子。住房紧张。已经不再有纪大华立足的余地。王正明的父母和外祖父、外祖母有王金华夫妇的照料，足矣。不再需要纪大华的照顾。纪大华插队在农村，成年累月不能回姜堰，也没有时间照顾王家的老人。纪大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或者说，已经无法再完成自己的使命。
　　更为重要，为这一段关系画上句号的决定因素是：如果继续这样的关系，王金华一家包括王金华都将被卷进政治漩涡，背上黑锅。对于王金华一家和纪大华本人，无疑都不是明智之举。其他不说，仅抄家一项，就够王家受的了。我被打成“5、16”分子特别是被打成“泰县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黑头目”之后，泰县县委为了获取我的罪证，对王金华一家多次抄家，翻箱倒柜，折腾得一塌糊涂。老实巴交的四位老人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一次又一次心惊胆战。我的从小学五年级上学期开始写的基本上一天不缺的七十册日记以及读高二时课余学习毛泽东选集写的心得笔记几十万字，就是藏在这一家而被抄走的。我决不是想害苦这一家，把这些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材料寄放在这一家，不仅因为我确信所有这些材料绝对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而且因为我认为不会对这一户抄家：这是世代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之家，而且是军属，政治上极其可靠，怎么可能被“自己人”中国共产党查抄呢？然而，我错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整我，是不会放过这一户的。这一户在屡次被查抄时几位老人所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惊吓，是可以想见的。今天，王正明的母亲和外祖父、外祖母已经过早地去世，王正明的父亲神经失常，成了痴呆。这些，与王正明牺牲给予他们的精神打击，以及因为把纪大华认作儿子所遭受的一浪又一浪的精神刺激，显然是密切相关的。
　　我真后悔，如果当初我能不顾一切地戳穿那个八一红卫兵头头的谣言，说清楚“把纪大华给王正明的父母做儿子”并非总部决定，那么，一时的阵痛将免除这几位无辜老人以后多次受到的伤害。
　　有一句老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实际情况反其道而行之：小忍则乱大谋。一次小忍造成了多次伤害多个无辜老人的严重恶果。
　　纪大中“小忍”有罪也。

七十二、姜中高一学生王正明之死：比泰山还重？比鸿毛还轻？（四）

　　王正明死后过了好几个月，姜堰中学初三（1）班学生、八一红卫兵战士孙兵对我说：“八一红卫兵内部，怎能有杀人凶手呢？”他所谓的“杀人凶手”，是指陈曙明。孙兵的家住姜堰北街，距文革场仅100米左右，他家以及他家周围几家的人都是铁杆八派，文革期间我常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倾听群众对我的意见，八一红卫兵的某些决策事先听取他们的看法。这样做，可以使得我少犯错误。
　　孙兵是我的朋友。在八一红卫兵乃至整个姜堰八派的庞大队伍中，连续几个月之久，向我提出建议，认为陈曙明是杀人凶手、不应当将其继续留在八一红卫兵内部的，仅此一人。这证明他与我一样，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并不随波逐流的人。也可能在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这一点上，我不如他。此外，他的文章和毛笔字也很好，这在初中学生当中是不多见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插队以前和插队以后多次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我们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教育？是应当教育农民，还是应当受农民教育？”我无言以对，而且至今无言以对。不过，我想，不仅我无言以对，而且，即使毛泽东再世，他也是无言以对的。
　　对孙兵反复向我提出的关于陈曙明不宜留在八一红卫兵内的建议，我没有理由反驳。尽管陈曙明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认为他对于王正明的伤害并非出于故意，纯属过失。但是，毕竟后果太严重了。我决定开除陈曙明出八一红卫兵。总部关于开除陈曙明的布告上墙以后，陈曙明找到我，请求留在八一红卫兵内部，“其他任何处分都可以”。我拒绝了陈曙明的请求。
　　八一红卫兵与党组织不同，只是一个庞杂的群众组织。加入，不见得光荣；开除，亦未必可耻。直到今天，陈曙明仍然是我的朋友。
　　值得特别警惕的严重问题是：不知什么时候，王正明的墓已经迁离了姜堰中学校园，不知去向。与此同时，该校园内新增了其他人的墓。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否定文革、仇恨文革，视王正明之死为轻于鸿毛。中国共产党认为：王正明的墓没有资格建在姜中校园之内。
　　这种做法之所以错误和不能容忍，是因为其要害是把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内剥离出来。给文革扣上“动乱”、“内乱”、“浩劫”之类的帽子，全盘否定，然后，再把所有的臭狗屎一古脑儿全扣到毛泽东的头上。毛泽东从头到脚都是狗屎，臭气冲天。中国共产党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身上全是香味，一点臭气也没有。仍然：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王正明是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死掉的，与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无关。所以，王正明之死是轻于鸿毛的。
　　对于这种把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加以分割的错误的反动透顶的做法，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将其驳斥得体无完肤：
　　你敢于把胡锦涛与中国共产党加以分割吗？
　　是的，一点不错，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否定了文革中的毛泽东，同时也就否定了文革中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是胡锦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只要弄清楚胡锦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即弄清楚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那么，王正明之死就比泰山还重。
　　只要是参加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战斗，即使是错误的战斗，责任也是指挥者中国共产党的。在中国共产党指挥的错误的战斗中牺牲的，同样是烈士。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中国赴海地的武警官兵在地震中遇难，是烈士；战争时期因领导者指挥失误阵亡的战士，是烈士；服役期间因枪走火死亡的，是烈士。对王正明为什么例外？
  1971年4月4日，清明。我曾写了一首小诗，悼念王正明烈士：

　　七绝
　　悼战友

　　母校春风卷赤旗，犹惊当日夜深时。
　　忠魂一缕为谁舞，万里长空寄我思。

　　为文革献身的王正明烈士，永垂不朽！
　　你的血不会白流：
　　烈士，安息吧。

七十三、泰兴“八二七”撤退到姜堰

  1967年9月底10月初的一天，姜堰中学校园内突然涌进了数以百计的陌生的不速之客，有男有女，都是成年人。他们集中在“五四堂”内，乱嘈嘈的，无人过问。我闻讯后一查点，都是泰兴“八二七”的，因为两派武斗，力量薄弱，所以撤到姜堰。其中一人，不知是否头头，一定要我向他们大家介绍一下姜堰文革的情况，他身旁的几个人同声附和。拗不过。我跨上“五四堂”主席台，大声地向客人们介绍姜堰的文革史。开头，秩序很好，全场鸦雀无声，我也滔滔不绝，越说越带劲。但是，10分钟左右，我突然听到一点叽叽喳喳的声音，仔细一看，人群中有聚在一起的两、三个人身驱扭动，似乎不安的样子。我发觉自己演讲时间太长了。于是，我两、三句话打住，并立即下台，走到了人群中。
　　我没有询问泰兴县文革的情况。在泰兴那边具体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人为什么撤退到姜堰来，我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只谈生活小事。我询问他们在生活上有些什么具体困难，帮助解决。吃饭可以到姜堰中学的食堂。我向炊事员们打了招呼。这些炊事员都是我的朋友，我每天到食堂吃饭，大家都很熟。增加一些饭菜也就行了，问题不大。比较大的问题是住宿。宿的地方并不成问题，姜中空房子多的是。问题是缺乏棉被，夜里天冷，必须御寒。怎么办？后来有个八一红卫想到向招待所借被子。这不但是好办法，而且是唯一办法。我派人到泰县一招借了二十条被子，用板车拉到姜中。
　　黄桥镇在姜堰以南32公里，过了黄桥镇还有几十公里才到泰兴。泰兴“八二七”之撤退到姜堰全靠两条腿步行，简称“11号汽车”。当时我并不知道泰兴距姜堰多远。但我发现，这些人已经疲劳之极。对于他们来说，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休息、吃喝和睡眠。谁有心情听你介绍姜堰文革史？所以，我立即刹车自己的演讲是正确的。我立即走到群众中倾听呼声并且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最为迫切的实际问题也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已经对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性作过精辟论述。胡锦涛同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如果党的各级干部都能自觉做到自己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那么国家就有希望了。
　　反之。一个干部，如果认为自己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群众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那这个干部离垮台也就不远了。一个政党，如果只谋私利，不顾人民死活，脱离了人民，那这个政党也就危险了。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认为，这段话是正确的。我用自己的一生实践这一句话。对泰兴“八二七”在生活上的关心，就是因为有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这一光辉思想曾经照耀、指导着整整一代中国人。
　　后来，我在姜堰红联总站也发现有不少泰兴“八二七”，大约与姜中的那些“八二七”同一批。至于姜堰其他单位有没有接待过这一批泰兴“八二七”，我不清楚。
　　除泰兴“八二七”以外，还有泰州和扬州的P派来过姜堰，不过人数没有泰兴“八二七”多，时间也没有泰兴“八二七”长。并且只在红联，没有去姜中或其他单位。泰州P派来姜堰的，主要是一些头头，如缪国荣。泰州P派第一把手焦锦玉也来过红联，不过我没有与他说过一句话。扬州P派常去红联的，是几个客运班车的驾驶员。奇怪的是，在这段时间内来姜堰这个P派大本营的外地人当中，没有学生。
　　泰兴“八二七”在姜堰的时间，一个月左右。当时，中央“九五”命令已经下达，正是全国各地武斗形势紧张，不断升级到达顶峰的时候。武汉的庞然大物“百万雄师”组织，因毛泽东称其为“保守组织”，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不少地方动了机枪，福州的造反派甚至用上了坦克。都是在这个时候。不过，物极必反。这也是全国各地武斗形势缓和的前夜，是全国各地造反派大联合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收缴枪支武器的中央“九五”命令的下达，更因为有一个人站到前台讲话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个大派组织。”
　　泰兴“八二七”这么多人在姜堰这么久，我只认得两个人，一个叫周复生，身材魁梧，一付军人气派；另一个叫李德全，比周复生稍矮一点。人都是泰兴“八二七”的主要头头。
　　泰兴“八二七”离姜堰以后，直到今天，我与周复生、李德全，不仅没有再见面，而且音讯全无。
　　泰兴“八二七”离开姜堰回泰兴是在一个晚上，天已经黑了。我送了他们一程。泰兴“八二七”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步行在姜（堰）黄（桥）公路上，队部并不整齐，但是没有人讲话。沙石公路。依稀可以听到众多鞋底与沙石磨擦的声音。周复生走在队伍的最后。天不是很冷，他却披着一件军大衣。迎面一阵风吹来，撩起了军大衣的一角，我正好走在他的旁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支步枪的枪托。原来，在军大衣的掩护下，周复生背着一支枪。其他人有没有枪，因为天黑，我看不清。但周复生背着枪是准确无误的。
　　我明白了。泰兴“八二七”之所以敢于离开姜堰重返家园，是因为有了枪。枪，是泰兴“八二七”的胆。
　　泰兴“八二七”的枪，显然来自姜堰红联。其时，因为“九五”命令下达，我已将姜中八一红卫兵的全部枪支弹药上缴了。泰兴“八二七”的枪证明，直到泰兴“八二七”撤回泰兴之时，姜堰红联总站的枪不但没有上缴，而且仍在向外县流失。
　　我感到纳闷并且至今仍然不得其解的是：泰兴“八二七”的枪，当然是有子弹的，不然他们也不会要，因为要了无用。然而，这些子弹是从何而来的呢？
　　姜堰红联总站并没有找到藏在陈庄部队马房地下的子弹。

七十四、迟到的“九五”命令

　　什么是“九五”命令？顾名思义，乃九月五日发布的命令。这里的九月五日，是指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1967年9月5日颁发的“九五”命令对于文革的发展方向有着决定性意义。对于“九五”命令的极端重要性，任凭怎样估量都不会过分。这一点，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九五”命令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收缴掌握在造反派和群众手中的枪支武器弹药。
　　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各地两派武斗的唯一有效的战略措施。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停止两派武斗是实现两派联合的前提，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两派联合起来以后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反反复复地整两派的头头，直到彻底消灭造反派势力，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写得何等好啊！对于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部署，我在当时之所以不能理解，其主要原因就是置身其中。现在，已经远离了文革，回过头来一看，我才终于弄清了这场运动的真面目。原来，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一共两步：第一步，利用造反派整走资派；第二步，利用走资派整造反派。这两步都是卓有成效的：当造反派整走资派的时候，走资派被整得臭不可闻；当走资派整造反派的时候，造反派也被整得臭不可闻。这两步的分界线，就是中共中央1967年9月5日颁发的“九五”命令。这期间，毛泽东视察中国南方，一路上不断作指示，并打出了向“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即将展开清算的信号弹。在这以后，毛泽东还说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但是，对于响应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号召整过自己的造反派，走资派怀有深仇大恨，好不容易在同一个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支持下“解放”，第二次掌了权，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怎么可能做到“高抬贵手”呢！
　　如果说，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真如《十六条》说的那样，“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以中共中央颁发“九五”命令为转折点，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已经改变了这一初衷，调转枪口，瞄准了响应自己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整过走资派的广大造反派。
　　毛泽东1967年夏天视察中国南方的讲话，只字不提“走资派”。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定的铁案是“叛徒”、“内奸”、“工贼”，而并不是“走资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不仅“柔中有刚”、“棉内寓针”，而且“政治思想性强”。
　　众所周知，文革中，1号走资派是刘少奇，2号走资派是邓小平。结果：1号走资派在定案时没有了“走资派”的罪名，2号走资派“政治思想性强”。这还不能证明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已经彻底改变了发动文革的初衷么？可怜“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不但被蒙在鼓里，而且被蒙得严严实实，还在做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梦。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仅当时，而且现在，我对中共中央的“九五”命令举双手赞成，坚定不移地表示支持。当泰县人武部来收缴武器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命令姜中八一红卫兵将所有枪支武器弹药立即完全彻底上交。同时，我详细提供了23支手枪的去向，积极配合人武部收缴枪支武器。不久，泰县人武部向我告知，依据我提供的线索，包括流失到郑信处的23支手枪，已经全部收缴完毕。
　　我感到遗憾和不可理解的是，“九五”命令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如果不是“九五”命令而是“八五”命令，并雷厉风行迅速下达，则姜堰市的“八、二四”苏陈事件和“八、二九”溱潼事件都可以避免。
　　我们大约直到1967年10月才知道有个“九五”命令。如果早一点，1967年9月16日之前贯彻执行，则姜中高一学生王正明也就不会倒在枪口下了。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是杰出的军事家，难道不知道兵贵神速，时间就是生命的道理么？
　　 “九五”命令来得太迟了。小小的姜堰市尚且如此。全国范围内，因为这个“迟”字送了多少条人命！对于牺牲人民群众生命的这种做法，毛泽东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应当避免？
　　可以不可以避免？
　　为什么不避免？

七十五、“工红司中心组”成立；顾维国拾了一条小命。

　　姜堰市铁派的学生组织是红铁军；社会组织是“泰县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工红司”（开始成立时叫“泰县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1967年底，“工红司中心组”在姜堰文革场贴出大字报，宣告成立，并明确表示不同意铁派观点，站到了八派一边。
　　 “工红司中心组”是从红铁军和工红司内部“杀”出来的组织。因为组成人员原来多为铁派的头头，所以称为“中心组”。主要负责人王平，泰县电犁厂工人，原工红司头头之一，铁派称之为“虎将王平”；朱久华，学生，原红铁军头头之一，文革初期为姜堰中学高三（1）班“纪大中九人小组”成员。八一红卫兵成立时朱久华是这个小组中唯一没有从红铁军中退出来的。现在终于又与我们站到了一起。既往不咎，大家十分高兴。“工红司中心组”的成员还有顾维国、陈浒、袁卫祖等人。顾维国是泰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陈浒、袁卫祖都是泰县东方红布厂（党委建制的老牌国有企业，文革前、文革后都叫胜利布厂，现已破产）的工人。
　　 “工红司中心组”的成立证明了两点：一、相对于铁派而言，八派因为犯的错误少，所以得民心。铁派因为犯了一系列错误和罪行，尤其“八二四”苏陈事件、“八二九”溱潼事件，造成无辜人民群众死亡八人，后果严重，所以丧失了民心。有脱离铁派而靠拢八派的，但是并没有脱离八派而靠拢铁派的。二、两派群众观点趋于一致，即日益融合为八派观点，使得两派的大联合势不可挡。所谓八派观点，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的观点，即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观点。
　　由此，我历来态度明朗，一贯旗帜鲜明：凡纪大中违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说的，自己另搞一套，则由纪大中对自己另搞的这一套负全责；但是，凡属纪大中按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去做，并没有自己另搞一套的，对不起：无论功劳无论罪行，纪大中一概不负责。
　　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并不想为文革翻案。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文革负责。自己洗干净身子，以一贯正确自居，把责任推给毛泽东个人，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把责任推给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话去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则不仅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而且是极其残忍的和极不道德的。
　　 “工红司中心组”之所以脱离铁派，并不是因为铁派力量薄弱，而是因为铁派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但其主要头头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不是因为八派力量强大，而是因为八派观点正确。一般地说，“工红司中心组”成员能够独立思考，并不随波逐流。
  1971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姜堰中学操场，泰县县委召开万人宣判大会。整个操场坐满了人，黑压压一片。那时候尚未办我的“五一六”帮促学习班。通知我也参加了。会前，大家都不知道宣判的对象是谁，所为何事。宣判之时，全场震惊。大会以后，全镇全县震惊。原来，这次大会公开宣判顾维国有期徒刑10年。罪行：不肯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所以态度恶劣。这是一场杀鸡吓猴的大会，是做给已经办了“五一六”专题学习班和象我这样即将办“学习班”的人看的。谁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顾维国的下场就是榜样。
　　近代中国有句名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果然，在顾维国这一榜样的感召下，再加上非法刑讯逼供，泰县的“五一六”分子们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被挖出来，而是一批接一批地被挖出来，一大批接一大批地被挖出来。小小的泰县，挖出了4000个“五一六”分子。不过，有一个人没有买泰县县委的账，任凭多大的压力，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就是：纪大中。
　　判刑后，顾维国被押送在镇江水泥厂劳动改造。服刑期间，顾维国仍不认罪，“态度恶劣”，被加判为死刑。命悬一丝。幸亏顾维国命大，不知是祖坟葬得好，还是祖上烧了高香，在执行死刑的前夕，突然无罪释放了。作为一个即将被枪决的死刑犯，顾维国莫明其妙。他不知道，这是一阵救命的风起了作用。这阵风刮遍整个江苏省：全省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受惠者除顾维国以外，还有江苏全省的50万“五一六”分子，当然，包括泰县4000。
　　全省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人们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搞这场深挖“五一六”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清楚的，不过，恐怕不好意思公布。泰县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死了多少人我是清楚的：14个人。这些都是忍受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自杀身亡，死后被刷大标语定性为“畏罪自杀”的造反派。畏什么“罪”？不肯承认自己为“五一六”的“莫须有”之罪是也！
　　刘少奇的命是大命。据说迫害致死，所以造反派最大恶极。因此对造反派全国共诛之，全世界共讨之，恨不得建议联合国下半旗为这位国家主席志哀。造反派的命是小命。累加起来也还是不值得一提。
　　所以说，顾维国拾的自己的命是一条小命。
  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批判林彪路线的姜堰电影院大会上，有一个人，揪下了泰县县委书记、泰县革委会主任、泰县人武部政委周洛的领章帽花。这是全县敢于揪解放军领章帽花的唯一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顾维国。
　　我并不主张揪解放军的领章帽花，我一贯主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但是，我认为，对于顾维国的过激举动应予理解，因为他是一个差一点儿就丢了小命再也找不回来的人。再说，制造4000个“五一六”和14个人死亡的特大冤假血案，象戴着领章帽花的人民子弟兵所为吗？
　　就是在这次姜堰电影院大会上，周洛第一次向全县人民承认：“我犯了罪。”
　　但是，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深挖“五一六”运动，指使周洛这么干的人，是否也知罪呢？！

七十五、两次接受馈赠

　　转眼间，1968年的春节到了。与1967年春节比较，我在这个春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一个人间，一个天堂。1967年春节，我是二分钱青菜汤。1968年春节不同，不知是谁，送给我一饭盒汤圆。是那种一块红砖大小的铝质饭盒。汤圆比乒乓球还要大，包了糖。
　　这盒汤圆就放在我的床边上。当时，整个姜堰中学，只有我一个寄宿生留校。每天夜里，空荡荡的校园内，唯我一人而已。所以，这盒汤圆，肯定是送给我的。我吃了。后来，我也没有在意，空饭盒不见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1968年春节给我送这一饭盒汤圆的人是谁。
　　韩信一饭千金。点滴之恩，涌泉以报。我却连赠我一饭的漂母是谁也不知道。我至今仍是穷光蛋一个，自然无千金可以报答，但是，我总应当向这位在那物质生活极端困难时期向我伸出援手的好心人说一声“谢谢”吧。
　　惭愧。
　　后来，1969年初，插队的前一天，我又一次接受了不知何人的馈赠。我的床上，放着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条毛巾，还有一双军用球鞋。我的宿舍里只住着我一个人，其余的寄宿生都是逍遥派，已经记不得他们什么时候来过学校了。
　　但是这一次比一年前送汤圆的情况不同。我很快了解到，给我送这些礼物的是姜堰中学的四、五个女生。一位目击者告诉我，他是亲眼看到的：上午，有四、五个女生一起，推开我的宿舍的门，挤了进去。这些东西正是她们送的。但是，这位目击者能够告诉我的情报，仅此而已。这几个女生各叫什么名字，他连一个也认不得。
　　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四、五个女生当中，没有一个是高中生，因为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当中高中女生不多，而且这些高中的女生相互独立，几乎没有交往。不过，送这些东西给我的是初中生当中的哪几个，或者一定有哪一个，我却怎么也不能断定。为什么送这些东西给我，更加捉摸不透。
　　当时，我也尽力作过调查，一无所获。插队了，各奔东西，无法调查了。对我来说，这也就成了一辈子的不解之谜。
　　我收下了这四、五个女生送给我的礼物。
　　中国有句老话：“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我清楚地知道，我收下的不仅是这几样简单的礼物，我收下的是这几位女生的心。对此，我经常自问：
　　我能够承担得起吗？我配吗？
　　这是我一辈子的不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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