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文化革命殉葬品－－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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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殉葬品－－关锋

丁凯文

　　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人之多，如过江之鲫，大多数被打倒之人都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动学术权威”等，但是积极参与文革被毛泽东重用的人竟然也有一些因为表现过分积极而被打倒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就是其中之一。文革过去已有３０年，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探讨一下关锋的经历，更加有助于人们对文革的反思。

　　一、关锋早年经历：１４岁的共产党员

　　关锋原名周玉峰，１９１９年７月出生于山东省西北部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童年时代的关锋在自己的家乡读过两年的私塾，念过《四书》《五经》等书。１９２７年北伐革命兴起，庆云县也开始有了洋学堂，关锋由此有机会考进了县里的“最高学府”——庆云中学。那时的庆云中学还未有高中部，关锋仅仅读到初中就毕业了。

　　１９３３年年仅１４岁的关锋就在庆云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８年１９岁的关锋担任了山东省乐陵县委书记。１９３９年正式改名关锋。１９４４年担任山东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同年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１９４７年关锋出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１９４９年关锋还担任过地区性报纸《黎明报》的社长。

　　１９５０年关锋出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１９５２年又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１９５５年，中央党校在山东成立了第四中级党校，关锋出任副校长。

　　这一时期的关锋基本上没有离开学校和教育，关锋虽然没进过正式的大学，但是由于关锋用心和努力，学习上无师自通。用关锋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候，当社长的要自己动手写稿、改稿，当校长的要亲自备课、上课，形势迫着自己读书，那时，我就是自学，幸亏，还有些四书的底子。尔后，读书、写书、写书、读书……，我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二、左派新秀：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１９５６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这是改变关锋人生经历的关键一步。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共中央设立的集研究、谘询、参谋于一体的机构，既是党中央的智囊团，又是重要的写作班子。当时在此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政治工作经验的重要人物，如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关锋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后，任哲学组组长，后来政治研究室成立思想界动态组，关锋任组长。当时关锋主要的工作是编辑中央政治研究室刊物《思想界动态》，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刊物，专供毛泽东等中共高层人士阅读。通过编辑这份刊物，关锋对理论界的思想动态十分了解。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关锋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写手自然也参与其中。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６日关锋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政党的必然性。关锋积极参加这场反右斗争，初步显示出了关锋左派新秀的作用，成为毛泽东反右运动的吹鼓手。

　　１９５８年６月，中共中央创办理论刊物《红旗》杂志，陈伯达将关锋调进编辑部。１９５８年底，关锋正式调任《红旗》杂志编委。他所负责的《思想界动态》杂志交给别人负责了。在《红旗》杂志社，胡绳、邓力群还为关锋专门组建了一个由他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关锋除了参加《红旗》编委会会议，为《红旗》写文章外，基本上不参加具体的编务事宜，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关锋在编辑《思想界动态》之余还常写一些杂文、杂谈一类的文章，关锋对还对中国哲学史颇感兴趣，１９５８年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关锋在此文中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警句里即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关锋的观点在当时也是很普遍的，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国人民、各行各业，概无例外。但是将中国古老哲学里的老庄、孔孟学说的研究也纳入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范围，关锋的确是一鸣惊人。毛泽东看到此文颇为欣赏，从此开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

　　三、卷入文革：走向“辉煌”

　　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可能也就是党刊的一位普通编辑，至多也就是个左派中的笔杆子而已。可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从此将关锋卷进风口浪尖，身不由己地走向“辉煌”和“覆灭”。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吹响了毛泽东的文革进军号。身为北京左派理论阵营的关锋对此文的来历和背景却一无所知，因此当《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一谈“读后感”时，关锋也仅仅是将姚文看成学术问题谈了自己的观感，记者当然大失所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姚文的背景和上海与北京两个阵营之间较劲的内幕逐渐清晰之后，关锋才恍然大悟，迅速加入了江青、姚文元的阵营表态支持。１９６６年的第１期的《哲学研究》发表了关锋和吴传启的《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关锋指责吴晗“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而“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是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９日予以转载。１９６６年第５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和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关锋在文章中指责吴晗“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１９６６年４月５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关锋的这些大批判文章毫无事实地给历史学家吴晗上纲上线，积极配合了毛泽东与江青在上海向北京中央发起的进攻。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中央的几位理论家、笔杆子门谈话，其中有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等人，关锋也身列其中，可见毛泽东对关锋这位“左派新秀”的重视。毛泽东的谈话虽然谈的是６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注释问题，但是最最要害的却是关于刚刚发动的文革运动的看法。毛泽东说了一番画龙点睛的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杀机伺伏，表面上针对的是批判彭德怀，但矛头所向却是北京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

　　事后关锋负责将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文，毛泽东的这段话关锋当然照录不误。当关锋将整理出来的纪要交给田家英时，田家英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话删去。纪要印出来后，江青对此极为不满，据说是关锋向江青汇报了此事，这也成为田家英日后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关锋是否是此事的告密者其实并不重要，即使关锋当时不向江青汇报，江青也一样查得出是谁“篡改了毛主席指示”，身为纪要起草人的关锋当然要向组织上如实汇报纪要的起草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早已下定决心发动他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毛泽东需要一个突破口，打击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可顺藤摸瓜揪出他的“后台老板”——彭真和刘少奇。

　　四、跻身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泽东

　　１９６６年４月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该组组长，陈伯达则提名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为组员，这个小组成为日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基本班底。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则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和姚文元。这个小组直接隶属于毛泽东，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关锋此时跻身文革小组，俨然就是中央首长了。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首先仰赖于毛泽东的垂青。６０年代的中国虽然政治形势已经很左，但是能够积极配合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者却还不多，很多人不知道文革的来头，更不知文革目的何在，不少人心存观望，即使出面批判几句“反动路线”也未必能批到点子上去，所以毛泽东急需几位理论写手为其文革大业吹喇叭抬轿子，关锋身为《红旗》杂志的编委，本是毛泽东“秀才班子”写作组的成员，此时也就顺理成章跻身文革小组。而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关锋能够迅速领会上级领导的意图，及时拿出上司所需要的大块头理论文章，巧妙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起到对运动推波助澜之功效。除了上文所述的关锋大作外，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关锋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认为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北京日报》在４月１６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此文也大大配合了毛泽东对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的批判。

　　１９６６年９月下旬，毛泽东对当时的文革形势有了新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毛泽东决定通过批判刘少奇所代表的“错误路线”将运动推向深入。此时毛泽东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名词，作为打倒刘少奇的新武器。陈伯达和张春桥为林彪起草了国庆讲话，正式将其提出。随后，王力和关锋在《红旗》杂志第１３期发表了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论还恶狠狠地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他们身上。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者是在他们包庇下进行的。所以，只有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粉碎剥削阶级的复辟阴谋，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由此，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过７３岁生日，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中南海聚会。毛泽东在这次会餐是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要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毛泽东显然对此是深思熟虑的，要进一步推进文革，就要全面夺权，将掌握在刘邓手中的权力全面夺过来，也就是说，不仅最高层要夺权，各地市的领导权也要夺，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事后王力、关锋几位“秀才”仔细琢磨了毛泽东的意图，由王力、关锋等起草了１９６７　年元旦社论，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展开全国全面夺权的意图，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此外，关锋还根据毛泽东肯定上海一月夺权的讲话精神，起草了１９６７年第２期《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明确传达了毛泽东“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最新指示。关锋还起草了１９６７年第３期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夺权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毛泽东给予了此文很高的评价，批示曰“很好”，还特地在“很好”两字下打上了着重点。王力和关锋还起草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的修养》的文章，题目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的《人民日报》上。此文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通知，号召全党组织学习和讨论。显然，关锋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交代部署的写作工作，并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与此同时，关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北京和全国大批进京红卫兵、各地学生、军队院校学生、革命群众、各地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大量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６６年７月到１９６８年８月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关锋就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讲话５０余次，如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关锋在北京广播学院发表讲话，８月１日关锋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对学生发表广播讲话，９月２３日关锋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１０月１２日关锋对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发表讲话，１１月１８日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进行了谈话，１２月１４日关锋对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发表了讲话，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关锋戚本禹对军队总参三部工作人员发表了讲话等等，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总的来看，关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不仅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化为《红旗》杂志社论传遍全国，而且积极投身文革热潮，宣讲文革的意义，指导文革运动的开展。

　　现在大陆出版的关于文革的书刊文章大都丑化关锋，似乎关锋原本就是一个心怀鬼胎的坏人，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制造各种动乱。这种观点显然非常片面。首先，关锋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文革路线，那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全国开展全面夺权斗争等并非关锋个人的发明，关锋固然有其左的一面，但是不能将他在文革当中的责任无限夸大到离开基本事实的程度；其次，关锋并非文革当中的决策人，他仅仅是个跟班的，所有重大的决策都来自于毛泽东、江青等人，再通过陈伯达等传达到关锋，关锋执笔将这些指示或谈话精神转化为文字，通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向全国公布。平心而论，关锋等人其实就是如后来“梁效”般的毛泽东御用文人而已。

　　五、是否担任过解放军总政副主任

　　文革期间关锋是否出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大陆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一些退休高干在回忆录和某些书刊就曾提及关锋曾被林彪任命为总政副主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彪授命关锋专管《解放军报》，也就是后来牵扯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关锋到底有无担任过此一军内要职？

　　２００２年应友人的恳请，坚拒谈论文革的关锋自己给了如下的说法：“６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我骤然发高烧，住进３０１医院，６７年１月１０日稍后病愈出院。在此期间发生了事先没有预计（当然也没有毛主席的指示）的两件大事：一是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一是打倒了陶铸、打倒了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副主任好几位，刘是身强力壮做实际工作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出了医院之后就有人给我传达：林彪向毛主席提议要关锋作总政副主任，毛主席同意，并说‘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这个说法实在令我吃惊！）我听后甚为震惊，我坚决认定我不能做这个工作：（一）我在军队工作时间很短，只作过连指导员，毫无军队工作经验，且当时已知部队高干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军事院校的红卫兵最为难缠；（二）所谓三军（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反总政主任萧华之风甚为激烈，风暴之前兆已经出现，加上毛主席说什么‘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我去了总政，如何与萧相处，我绝对不能卷入反萧或保萧浪潮中去。　１９３８年夏萧华带挺进纵队到达我们冀鲁边，那时他是司令兼政委，确是文武全才，我做乐陵县委书记时同萧有所接触（挺纵司令部驻乐陵），对之印象甚好。……经过慎重考虑，我写了报告给毛主席，坚决不干，理由当然只能是以我的经验、能力做不了这个工作。大概是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副组长很多，我是副组长之一，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工作担当，但实际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军报》管起来，这是实打实的担子，担子实在不轻。可我再不能推辞了——也得知毛、林并没有放弃要我当总政副主任的想法，还拟经过一个过渡，要我去做总政副主任——当然这也没有对我明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后来‘三军’掀起反萧浪潮，大概‘三军’看到我不实际支持他们，所以就说我偏袒萧华、保萧华了。７月份，萧华倒了，我也倒了。”

　　显然，关锋自己的回忆更有说服力。关锋从未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去《解放军报》也是负责重大新闻、版面、社论等，这也是毛泽东的主意，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力大将关锋在军报发挥更大的作用。另据笔者所知，江青等人的确非常希望文革小组的人能打进军队内部掌握一部分实权，如果关锋这一步成功了，他们还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事实上毛泽东当时还曾考虑过让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但当林彪意识到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意图时，就坚决封杀了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的途径，也就有了后来迅速任命资历不高的李德生为总政主任一事，从而也阻挡了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林彪倒台后，张春桥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总政主任，此乃后话矣。

　　六、毛泽东转向，左派小爬虫倒台

　　言及关锋的倒台，就要追溯到所谓“揪军内一小撮”问题。现在大陆官方的流行说法是“１９６７年１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同年７月末，《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是林彪、关锋、王力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搞乱军队搞乱全国而提出来的说法。事实真是如此吗？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发生了武汉“７２０”事件，这个事件被毛泽东看成是“反革命事件”，随后全国报刊上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愤怒讨伐，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认定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黑后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据王力在自己的反思录里回忆说，７月２２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７２０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毛泽东不仅同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甚至对整体形势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７５％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文革运动要解决得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８月４日毛泽东在上海单独写信给江青，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并说“如此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押下去了”。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７２０”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８月１日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多篇社论，不断强调“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事实证明，关锋等人不过就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并宣传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那篇８月１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过就是诸多评论文章之一罢了，宣传口径正是毛泽东先前定下调子。

　　“７２０事件”后外交部造反派利用王力８月７日的谈话在外交部大肆夺权，揪斗陈毅，利令智昏地搞出了一起外交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引发了一场国际争端。这时的毛泽东也发现如果继续“揪军内一小撮”，势必引发更大的内乱。８月１２日，毛泽东下令停止“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决定转向，命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带话给北京的周恩来，“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随后改变主意：“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作的一项重大决策。杨成武回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当晚的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向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传达了毛泽东的“圣旨”。８月３０日陈伯达主持《红旗》杂志编辑部会议，由戚本禹宣读了毛指示的文件，关锋与王力同时被勒令“请假检讨”，关锋由此开始了他的被关押生涯。

　　关锋与文革期间其他老干部的倒台有很大的区别。那些倒台的老干部通常的罪名是“走资派”、“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而关锋却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坚决支持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积极宣传和响应毛泽东思想的人，关锋每做的一件事都是在组织领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来办的，没有一件事是关锋自做主张、自行其是，关锋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江青等人，甚至关锋都不敢与林彪有何瓜葛，关锋纯粹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自己人，如此革命的左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红人怎么也会倒台呢？显然，这要从毛泽东的文革全局来予以分析。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并非有一套现成的剧本，只要大家按部就班跟着唱即可。很多事态的发展也会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毛有时也有失算、失控之时，“７２０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文革运动发展到此时，虽然全国夺权一事颇有斩获，但也激起很多反弹，尤其是军队内部的反弹，搞得不好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为了稳定军心，毛泽东不得不考虑适当地转向，给文革运动泼点冷水降降温，踩一下刹车。那么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就是抛出几个替罪羊，将他们逮捕，清除“他们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对于文革大局更为有利，再说抛出几个小人物对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关锋的不幸恰恰就在于他正好是毛泽东需要抛出来的小人物，毛泽东既可杀一杀造反派的嚣张气焰，也可就此稳定了局面，一举两得。

　　七、身陷囹圄１４年

　　文革初期的关锋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积极参加毛泽东的文革运动而换来１４年的牢狱生活。１９６７年８月底关锋被宣布“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被隔离审查。关锋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的二号楼，吃住等生活条件都还相当不错，每天都可看报纸，还可收听收音机，只是没有了人身自由。在这段时间内，关锋的唯一任务就是写“检讨”，不必干任何体力劳动，还有专人为其打扫卫生，有医生定期检查身体。１９６７年１０月陈伯达代表中央与关锋谈了一次话，除了继续检讨和加深认识外，陈伯达还告知关锋将要转去北京卫戍区。关锋与王力随后被送到北京西山，分别软禁在两所别墅里。这一时期关锋的生活待遇依然没变，还可带一些书籍在那里阅读。然而在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６日关锋被送进中共关押政治犯的专门监狱——秦城监狱。显然，关锋的问题被升格成为敌我矛盾。不久，关锋被开除出党，１９８２年１月关锋才被释放出狱。关锋为了毛泽东的文革大业竟然付出了整整１４年的壮年生涯，出狱时的关锋已然６３岁。关锋日后并未透露他在秦城的监狱生涯，但据王力的自述，王力本人遭受了狱中非人的待遇，以此度彼，狱中的关锋也好不到哪去。关锋也未透露在关押期间是否对他有过提审。其实关锋与王力的案情大致相似，既然毛泽东吩咐手下不许提审王力，那么关锋有什么好提审的呢？关锋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的中央对关锋问题重新审理，将其释放，考虑到文革的特殊情况，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了开除党籍决定不变。

　　八、晚年生活，焕发学术青春

　　邓力群曾对与关锋同时被打倒的王力建议说：“杜绝人间往来，闭门读书，甘于寂寞，但是要研究一点问题”。估计，这也是中共中央对关锋的要求。出狱后的关锋对文革往事采取“四不主义”，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邓力群在回忆录中还把王力和关锋加以对比，最后指出“关锋后来确实是闭门读书、写作，成绩不小。”从１９８４年起关锋重新拿起笔来著书立说。１９９０年，关锋以古棣之名与夫人周英合作出了两部书，一部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和法学发生学》，３０万字；一部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４０万字。与周英合作的１４０万字的《老子通》上、下册，１９９１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３年之后，以古棣为主编，戚文（即戚本禹——笔者注）为副主编的１３５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辞典》，由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关锋尚未发表的文稿还有与周英合作有９０万字的《孙子会通》；与戚文合作有《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姐妹篇，共约７５万字；与周英还合作有１４０万字的《通假字典》，以上已定稿的，合计已是３００万字。还有未完稿的有《庆云斋丛稿》——关于校勘、训诂和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等方面的稿子，日集月累，现约有８０万字。关锋打算数年之后告一段落，并在此基础上再写几本专着，书名拟为《校勘学新论》、《训诂学新论》、《汉语语法学新论》、《音韵学新论》，等等。另外还有其他计划，如６０万字的《论哲学》，１０余万字的《中国上古史大纲》，后者首章已在山东《哲学战线》上发表。约１５万字的《赫拉克利特新探》，这是关锋唯一一部关于外国哲学家的专着，已完成过半，另《上古天文历法新探》正待杀青。６０年代出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将会有新订稿。１９９１年版的《老子通》亦将会作出新的修订。

　　关锋的晚年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取得了极为可贵的成就。的确，关锋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本色还是一个学者，关锋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参与了一项错误的运动。如果不是文革，关锋也许还有更出色的学术贡献，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为关锋感到惋惜。２００５年６月７日晚关锋病逝于北京，享年８６岁。

　　九、给人们什么启示

　　细审关锋的一生，关锋基本上就是一介知识份子，从其早年出任学校校长、教书，到后来担任杂志社编辑，关锋都是一个文人，一生靠写文章济世。即使文革期间关锋的行情最盛之时，关锋也不过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里的一个笔杆子而已，所做的工作就是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只是这种工作乃御用文人之职，真正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是很难与官宦为伍的。文革中的关锋有幸身为“中央首长”，但却什么实际权力都没有，仅仅是毛泽东、江青的传声筒而已。在为这个政权效了犬马之劳后却被自己的主子无情地一脚踢出，不仅没有落下一点好，反而还进了自己人的监狱，受到非人的折磨迫害，在狱中虚度了１４个春秋，出狱后依然要背上“坏人”的名声，为自己从前的主子背上历史的黑锅。呜呼，这个世上还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吗？关锋出狱后不得不选择了沉默，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笔者相信，关锋虽然闭口不谈文革，但他一定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的。关锋的晚年重新找回了自我，在学术的王国中任意驰骋，他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才是关锋的追求，也是他原本的乐趣所在。

（本文发表时小标题有改动，删去了注释——《北京之春》编辑部）

□　《北京之春》　２００９年２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