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堤：批邓和“四·五”事件

tuffy05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四一）

批邓和“四·五”事件

戴维堤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我也保过“老邓”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总理鞠躬尽瘁，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悲声一片，十里长街哭送总理，那是中国人民最悲痛的日子。

　　不久，已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又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大刮右倾翻案风。

　　文革中，邓小平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但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刘少奇最后被开除党籍，迫害致死，邓小平是“发配充军”江西，但一直保留党籍，等到了“解放”并重新“出山”。在文革中被打倒受批判的日子里，迫于毛泽东的权威和形势的压力，邓小平曾经给毛泽东和中央写过“诚恳”的检查，并表示“永不翻案”，愿意到图书馆当资料管理员等等。中央把邓小平的检查向全党全国公布，邓小平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全党、全国人民的谅解，得以重新上台。这些故事“地球人”都知道，没有必要回避。

　　我当时的认识是，邓小平上台后，实事求是地审时度势，抛开个人得失，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发表了几次“拨乱反正”的讲话，开始逐步否定文革中的错误，（注：当时老邓还没有全盘否定文革。）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贵就在于“无私”和“为公”。至于“永不翻案”之类的话，那不过是政治家的文字游戏，压根儿就不算数的。为了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该翻的案就要翻，人不能让尿憋死。“你毛泽东说话‘句句是真理’，我邓小平可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啊！”

　　自从抓完“５·１６”以后，我在７３８厂劳动改造，打扫卫生。活很轻，扫完两个又臭又脏的厕所，把垃圾运到垃圾场就完事了。每天下午我都骑自行车进城玩或找同学侃大山，当然少不了议论朝政的事。挨了整后，头脑清醒了许多，我们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形色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对“四人帮”把我们当替罪羊，用完了一脚踢开的作法深恶痛绝，对文革中被整的人特别是老干部十分同情，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认识到，邓小平的许多讲话和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我们不应当站在个人恩怨立场上再反对邓小平。（注：文革中北航红旗没有直接反对邓小平，更谈不上迫害了。）

　　当时正批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看了“三株大毒草”后，认为老邓说得对，说得好，便搞了一套拿回了７３８厂传阅，并主动交给一个当官的看。他看了后也说很好，但不几天，７３８厂党委保卫部刁部长就找我去谈话。

　　“戴维堤，你还不老实？你竟然又吹捧起邓小平来了。邓小平是什么人？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比蒋介石还坏，这些你难道不知道吗？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保卫部长瞪着眼逼问我，“你唯恐我们厂不乱吗？”

　　这个刁部长抓“５·１６”时拍军管会的马屁整得我好苦，我对他没有好感。我没好气地对他说：“从哪儿弄来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我只能说是在公共汽车上捡的。我现在已经扫地劳改了，你还能把我再怎么样吧！”
　　“你这个态度，是没有好结果的！你必须把吹捧邓小平的言论和‘三株大毒草’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写出检查，听候组织处理。你不要认为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了。从今天起，党委决定，你白天上班不准离开厂子，不准到社会上去串联，否则后果自负。”
　　“这点我做不到。我打扫完厕所后浑身臭烘烘的，到你办公室去坐着？有本事你再把我关起来！”
　　他气得直拍桌子，最后不欢而散。从此以后，厂里对我的“内控”更严了。

　　我当时拥护邓小平，完全是出自公心和不计个人恩怨，这比某些既得利益者保邓小平似乎略高一筹。文革初小平同志派工作组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整的好苦。我们对小平等人有埋怨情绪，这是事实，我们毫不隐瞒。但是，埋怨小平是个人小事，拥护老邓是大政方针，二者是对立统一，不矛盾。我们不是“四人帮”的爪牙，我们没沾“四人帮”一点光，我们凭什么去保“四人帮”而反邓小平？况且，做人以服从真理为俊杰。邓小平尽管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有错误，但他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作了深刻检查，毛泽东主席已经重新重用了他，我们红卫兵造反派们凭什么还揪住老邓的小辫子不放？（注：小平同志曾笑谈他是维吾尔族小姑娘，小辫子很多。）　邓小平是老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理论和办法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能抛开个人恩怨拥护邓小平？这就是当年笔者——一个造反派头头的真实思想和行动。当然，万分遗憾的是，当时小平同志信息不灵（怪我们自己不爱张扬），不但不知道我辈拥护他、保他，反而后来又利用抓“三种人”狠狠地整了我们一家伙，使我辈至今对他老人家（当然不止他一个人，还有陈云等老人家）有埋怨情绪。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也！不过没关系，当时保老邓至今不悔，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

◇　“四·五”事件亲历记

　　１９７６六年清明节前夕，北京市某些人下了禁令，不准去天安门送花圈。“四人帮”之流预感到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会不太平静。

　　为了表达我对周总理的热爱和怀念之情，４月４日，我在自己的斗室里偷着做了一个花圈，趁早上人少的时候，用自行车驮着，从酒仙桥抄小道进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把花圈安放在离纪念碑不远的地方。

　　我的花圈当时是广场上第八个花圈。

　　很快，天安门广场便成了花圈的海洋，最大的花圈象卡车一样大，是用钢铁焊成的。许多花圈上都有挽联、诗词，内容除了怀念周总理外，许多都是矛头指向“四人帮”的。有一悼词写道：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问总理，是拆还是烧……有的人发表慷憾激昂地讲话，指名道姓地怒斥“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人民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无数的人们穿行、徘徊在花圈的海洋里。有人凝视，有人流泪，有人哭泣。那个场面，那种气氛，实在催人泪下。我当时想，就算世界上的反共分子，只要他还是个人，置身于那种环境和气氛下，他也会受感动。

　　我给总理送的花圈上没有写任何诗词和语言，我的心意用花圈代替了。但在这种气氛中，我还是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写几首小诗挂在花圈上。

　　历史上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皆有其明显的原因，这就是人民群众对当局的不满。文革以来，毛泽东重用的林彪、“四人帮”等人搞乱了国家，失去了民心，搞得天怒人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我等文革初期狂热地追随毛泽东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也被现实和事实教育了过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和毛泽东的　初衷大相径庭，变成了一场灾难。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连为他们卖命的人，“四人帮”之流也不放过，也要变着法整我们。把我们一脚踢开也就完了，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作为造反派，我们也恨死了“四人帮”。

　　笔者认为，“四人帮”的最大失策之一，是不该反总理。总理这个人，总以大局为重，不到万不得已，他老人家总是“和为贵”的。鉴于总理的地位和威望，以及他对毛泽东的忠心和文革路线的支持（这点是事实），如果团结好总理，“四人帮”最后很可能会成就“大业”，起码最后不会被抓起来。抛开是非不谈，按政治斗争的常识，“四人帮”不该多路出击，四面树敌。他们明明知道，总理是打不倒的。他们自己的资历、威望、能力和势力皆没法和总理比。如果不是利令智昏的的野心家，稍有政治斗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中国绝对不应反总理。“四人帮”这几只狐狸先天不足而又利令智昏，他们只知道“狐假虎威”，利用毛泽东的威风去唬人、整人，而不知道利用周恩来的威望去团结人、笼络人，这就注定了他们要丧失民心，自取灭亡。“四人帮”另一个最大失策是利用抓“５·１６”把造反派们全打下去了，连我这样的人也被他们推向了反面。仍然抛开是非不谈，“四人帮”这一手绝对是犯了政治家的大忌，太没水平。两军相斗，哪有先把自己的炮灰们先杀光了的呢？这是起码的常识。“四人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只要有毛泽东支持就可以成大业，不懂得群众和民心的重要性。“四人帮”没打过仗，不懂得没有战士、没有“炮灰”，光杆司令纵有天大的本事，只能当俘虏。我真奇怪，“四人帮”们智商都不低，为什么连这种小学生的水平都没有呢？这就叫利令智昏。难怪后来连邓小平都嘲笑说，“四人帮”搞政治斗争是小学生辈的。

　　果然，“４·５”事件中，几乎没有一个造反派出来保“四人帮”，相反，大部分“造反派”却加入了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行列。失人心者失天下，“四人帮”就是“四人帮”，他们就是这个水平。可悲的是，晚年的毛泽东固执己见，战略失误，看人不准，用人不当。面对文革的险境甚至绝境，不但没有改弦更张，而是直到把弓弦拉断也不回头，最后搞得引火烧身，几乎毁了自己一生的英名。

　　每一个大事件都有导火索。“四·五”事件的导火索还需从《文汇报》谈起。这张上海“四人帮”的爪牙们控制的报纸于３月２５日发表了一篇《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奇文，文中有一句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知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不知改悔的走资派是邓小平，谁能把邓小平扶上台？除了毛泽东，似乎只有周恩来。《文汇报》的秀才们同样利令智昏，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当时的中国，毛泽东还活着，没有他的同意，周恩来是不可能把邓小平扶上台的。这只能暴露了他们反周恩来总理的嘴脸。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汇报》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国人。周总理尸骨未寒，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泪迹未干，上海《文汇报》公开向国民挑衅，首先惹火了北京人。天安门广场里声讨《文汇报》和“四人帮”的口号声、讲演声、悼念总理的哭泣声响成一片。

　　广场上人越来越多。据后来估计，４月４日这天，先后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约有二百多万。

　　愚蠢之极的“四人帮”及华国锋、吴德等人一反毛泽东的“相信人民群众”、“人民万岁”的信条，上违天意，下欺民心，要逆潮流而动。（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仍然头脑“清醒”，亲自派人在天安门广场观察，听取汇报后大发雷霆，并亲自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早在４月２号，“四人帮”就指使公安部长华国锋、北京市长吴德调集警察，卫戍部队和首都民兵，组成了“联合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楼里。从各工厂抽调来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三千多人及卫戍部队随时准备出动。

　　４月５日这天一早，我又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一看，昨天花圈的海洋没有了，广场上一片狼籍。原来，４日晚上，广播了吴德讲话，北京市出动了二百多辆大卡车把花圈拉到八宝山烧了，并抓了一些保卫花圈的群众。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人们高喊着口号，拥向了大会堂附近。这时，我看见人们围着一个说总理是走资派的家伙在打。还有几个说总理坏话的人跑进人民大会堂躲起来了。

　　继续要来送花圈的人很多，都被民兵、警察和当兵的拦住，不让进广场。这时广场里已有数十万群众，东西长安街上许多群众们向广场进发。一辆广播车在广场　四周一边开，一边喊：“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同志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离开天安门广场！”持广播喇叭的是个警察。有的群众骂他，他以牙还牙。这时　一些群众忽地围了上去，夺过他的喇叭，并把广播车掀翻了。

　　大会堂东门外人山人海，水泻不通。警卫大会堂的卫戍部队战士同愤怒的人们发生了冲突。人们指着解放军战士质问：“你热爱不热爱周总理？不热爱回家种地去！”战士眼里含着泪，有口难辩，有苦难言。

　　中午时，人群包围了广场东南角的“联合指挥部”小楼，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这时一辆指挥部的上海轿车被群众点着了，顿时浓烟冲天，掌声、叫好声一片。

　　下午，又有好几辆汽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

　　傍晚的时候，广场上的广播喇叭突然一齐响了起来，三番五次地广播说现在有别有用心的人和坏人捣乱，要受蒙蔽的群众离开广场，广场要戒严，谁不离开广场，后果自负。

　　我预感到要出事。好汉不吃眼前亏，我随大部分人离开了广场，躲到了南池子附近。这时只见卫戍区的部队和警察、民兵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开来。

　　镇压开始了。来不及跑的人们被一捧子一个打倒在地。叫骂声、喊叫声此起彼伏。打手们把被打昏了的群众从广场上象拖死狗一样一个个地堆在了路边的松墙后　面。有的人晕过去了，有的人头破了，有的人腿断了，不一会儿，他们被扔上汽车拉走了。天安门广场的水泥方砖上，到处留下了一滩滩血迹……

　　以上就是我亲自经历的“四·五事件”。

　　“４·５”事件中，被抓被关的人民群众三百多人，被打伤的人不计其数，被审查的人成千上万。事后据官方说，没有死人。

　　共产党建国执政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老百姓山呼万岁的地方，是无比神圣的地方。这里，没有人吐痰，没有人敢骂人、打人，甚至小偷也不敢在这里偷东西。文革十年来，无数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在这里集会、游行、呼口号、喊万岁，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撒野，更不要说打人、杀人了。

　　“４·５”事件，是共产党执政２７年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一次流血事件，也是共产党执政当局第一次在这里打人、抓人，镇压人民群众。笔者孤陋寡闻，追溯上一次在这里对老百姓大打出手的可能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有一有二就有三，下一次不知道轮到谁！

　　后来，我编了一段顺口溜，送给“４·５”事件的打手们：

　　谁说我是秀才？
　　我杀人会用笔杆子。
　　谁说我只会动笔？
　　我打人会用木棒子。
　　那棒子打在头上，
　　冒出一滩血迹。
　　那是反革命的血，
　　多流一点没关系。

　　谁说我是女人？
　　老娘会歇斯底里。
　　我的手没有力气，
　　从不敢杀一只鸡。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的纤纤玉手上，
　　全是看不见的血迹。

　　谁说我只打蒋介石？
　　对“暴徒”我也不客气。
　　学生、工人怎么啦？
　　就看你老实不老实。
　　手无寸铁没有关系，
　　老子照样“揍扁”了你！

　　杀人就要偿命，
　　欠债要付利息。
　　总有一天，
　　历史会惩罚你们，
　　封建法西斯！

　　“４·５”事件第二天，我又被传到了７３８厂保卫部。

　　“戴维堤，你去天安门广场了没有？”刁部长拍着桌子问道。
　　“我没去。那是是非之地，本人不去。”
　　“有人看见你去送花圈了！”
　　“送花圈又怎么啦！我给总理送花圈，我热爱总理，这也有罪？”
　　“上级不准送花圈，你不知道？全厂这么多人都没送花圈，难道都不热爱总理？就你热爱总理？我看你是本性难移，不闹点事不舒服。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人？你花圈上写什么了没有？”

　　保卫部长今天实在岂有此理！我顿时火冒三丈。

　　“姓刁的，你少来这一套！你说我是什么人？我再坏也没有你坏。你什么时候都一贯正确，文革初出卖、批斗老干部你干过没有？你算什么共产党员？坐车不买票让人抓着的主儿，你认为我不知道？”

　　保卫部长的鼻子气歪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把保卫部的门用力一摔，扭头走了。

　　我心里没有鬼，不怕鬼叫门。

　　４月５日前后，７３８厂也有许多人去了天安门广场，确有人写了所谓“反动诗词”，上面一个劲地追查。“四人帮”派特务们录了相，照了象，按照照片追查　凶手，幸亏我送的花圈上没留“罪证”。厂里一位工人因天安门事件被整得在厂内车间里自焚，差点烧死。可喜的是，７３８厂党委中有好人，他们怕引火烧身，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当基层领导有很多学问，既要会俯首听命，又要会欺上瞒下；既要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要会无中生有，小题大作，捞取政治资本，关键看你的良心和水平。

　　伟大的“４·５”运动，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很快就应验了。

　　“４·５”事件，最后导致了“四人帮”的垮台。

　　“４·５”事件为邓小平的复出奠定了基础、尽管“４·５”之后邓小平立即又被打倒。

　　“４·５”事件为华国锋、吴德等人捞取了政治资本。这种资本很快就变成了罪状。

　　“４·５”事件使毛泽东主席又一次龙颜大怒并受到极大的震撼。如果说林彪事件是中央内部对他的挑战，那“４·５”事件则是来自民间的“造反”。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口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民群众突然变成了痛骂“昏君”的“刁民”，这真是“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他老人家至死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林彪叛逃和“４·５”事件象两个催命符，很快把毛泽东推向了生命的尽头。

　　俗话说，天意不可违，民意不可欺。１９７６年的中国，发生了罕见的天怒人怨。随着周总理的逝世，“４·５”事件的爆发，更大的灾难正在孕育之中，伴随着这场灾难发生，毛泽东、朱德二颗巨星骤然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