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 广西环江，从反右到大跃进、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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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
——《东方红》

引言：1958—1960年期间，广西省环江县放出了一颗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其记录至今没有被打破。随后这个地广人稀只有17万人口的县，因为饥荒饿死了四万多人。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人阿玛蒂亚?森写道：
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 年至1961 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以自由看待发展》）——转引自《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一石激起千重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受到左派们愤怒讨伐
50年前发生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大饥荒大死亡，以前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但是根据国家气象局记录的气象资料显示，那三年是极为少有的连续风调雨顺的气候，也是全国自然灾害发生较少较轻的三年，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人口统计资料和各种历史档案资料证明，全国饿死了三千几百万人。辛子陵认为是3760万人，杨继绳认为是3600万人。真正要核实已经不可能了。上面的数字在学术界取得较多的人认可。
当时，正是处在反右运动之后，明明大家彼此饿得饥肠辘辘，但是不能说饿肚子，明明生活在农村的老爹老妈饿死了，也不敢说是饿死的，例如，我那时是山东大学的学生，1960年毕业，其间，有农村同学的父母饿死，但是若说是饿死了，则必定受到批判，罪名是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等等，那是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于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大死亡，被层层叠叠日积月累的信息封锁屏蔽了起来。现在五十几岁以下的人，自然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
有一位网名叫江西李建军的人，在左派大本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色俱厉地“揭穿类人猿们编造的毛泽东时代饿死3000-5000万人这个谎言”。请看他的文章题目：
——揭穿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谎言的日志集
——揭穿右派关于饿死了几千万人的骗术
——实人实名问答法是揭开当年饿死人的真实的最好办法！
——为什么偏偏没有饿死被打成了右派的人？
——当代东郭先生和狼和故事……右派分子的背论将自己变成了白眼狼
——建议追究关于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为什么有人总要攻击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死人之事
——[转]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2008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一个访谈中说：“我给你举了个例子，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袁隆平1930年出生，那时三十来岁，又是专门从事水稻研究的，对于饥荒问题自然特别敏感。就是这么一个说了历史真相的谈话，在乌有之乡上引起了一片激烈的攻讦。有的说“袁隆平同志被极右派的谎言谋杀了”，有的说他“在自己的人生历史上，书写上了一笔非常不光彩的一页”，因此袁隆平“从主观和客观上变成了一个用极其恶毒的言论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剥削阶级的应声虫；变成了一个妖魔化人民领袖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耻的走狗式人物”。运用暴戾的文革语言党同伐异是左派们的拿手好戏，袁隆平和我们这些新老右派们成了不齿于左派的造谣者、白眼狼。
那么，50年前中国饿死了四千万人的历史真是右派们杜撰的子虚乌有的天方夜谭吗？公正地说，那年头，全国城乡的官民人等都挨饿，但是，官方有一个政策，就是全国的粮食供应，要保北京，保上海，其次要保大中城市，保城市户口，所以城市居民虽然也饿肚子，但是大多是得浮肿病，饿死的较少。极度挨饿、饿死的主要是农民。全国各省饿死的人数，差别也很大，饿死人多的主要是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区的。一个省差别也很大，例如，广西全省饿死人不算太多，但是一个小小的环江县，一个人口只有十七万人的环江县，却饿死了四——五万人。这是被当地各有关部门反复查实核实了数字。
江西李建军问道：“为什么偏偏没有饿死被打成了右派的人？”鄙人就是右派，挨过饿，没有饿死，而且也没有家人饿死。为什么？当时我父母在上海，一个弟弟在北京，我虽然在一个县里当中学教师，但吃的是“皇粮”，仅仅减少了供应量。但是，在劳教农场饿死的很不少。例一，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大约3000名在那里劳教的右派，饿死了大约2500人，占全省右派11132人的22%。这个死亡人数，是到夹边沟采访调查过的几位作者认定的，我为此写了《在夹边沟有多少冤魂在游荡》一文。例二，广西的右派有三百多人集中到柳江县新兴农场劳改，饿死的有几十人。广西地处南国，气候温和，植物繁茂。在野外田间，劳教者饿极了抓到什么虫子点一把火烧一烧就嚼下了。夹边沟没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只能饿死，死人死得多。例三，云南昭通地区的右派发配大坪劳教所劳改，在1959至1961年间，死亡人数占大坪劳教所本部200人的30%-50%。
现在有一股极左思潮，要为毛泽东翻案。要翻毛泽东的案，必须要迈过饿死四千万人这道坎，如果能证明饿死四千万人是右派制造的谎言，子虚乌有，那么前三十年的成就“辉煌”也就可以坐实，毛泽东发动的那些狂热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粮食高产卫星不但无错，反倒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贵探索，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一系列重大试验，因此我们还得高喊“毛泽东思想万岁”。于是在庆祝建国六十年游行的队伍中，就有了这样一个“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就有了曾经无数次出巡天安门的毛泽东肖像。
环江是全国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的一个典型县。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客体存在，而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是历史大浪中特别斑驳陆离的怪胎，为了使远离历史真相的后来人，能够理解中国曾经有过的难以思议的奇观怪相，所以本文还要把视角扩展到历史的大视野中。
看来，1958—1961年间，中国是否饿死了4000万人，将会不断地引起质疑与论争。象这位江西李建军，并非是做严肃的历史追问，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胡搅蛮缠，但本文仍然愿意以广西省环江县饿死四分之一人口为例，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来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
说真话、办实事的环江县委书记王定打右派
为什么17万人口的广西环江县会饿死4万多人呢？前因是反右运动把县委书记王定打了右派。
这里首先交代一下，关于环江饿死人数，王定道：“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一颗“卫星”五万人命》（原题《狂热及其灾难》），载《南方周末》报1998年10月9日）因此就有了四万与五万或三分之一与四分之一的不同说法。本文取其下限，即饿死4万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过按5万与三分之一表述，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任意夸大，所以，王定取的文章题目是《一颗“卫星”五万人命》。
环江县原县委书记王定一是因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包产到户的政策举措，二是因为在省党代会上据实批评了省委，所以打了右派，同时打右派的还有副书记东丙庚、陈朝鲜、水源区委书记覃春田、明伦区委书记邹本源、大安区委副书记韦灿如等，还有一大批支持和实行环江县委改革方案的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6人被判处徒刑。在环江县，共有163名各级干部被打成右派。按照县域人口比列，占了千分之一。这在县级而言，是非常之高的了。王定的继任者，当然要接受教训，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反右运动给予全体中国人民，包括打了右派与被打右派的所有人，一个共同的教训，就是不能说真话办实事。说真话办实事者打右派，说心里想的真话者打右派，说工作中缺点错误者打右派，这成了一个铁律。
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对于毛泽东，就是要学会说假话空话大话，歌功颂德，阿谀奉承，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即使违背事实，违背良知，违背良心也在所不顾。这才是自保之途，升官之路。
反右运动打击的是知识分子。在以农民干部为主的中共党内一向存在歧视知识分子的悠久历史，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方针本身就是把所谓劳动人民放在主体地位。反右运动自然可以获得这些农民干部广泛的拥护与支持。记得解放初期，放映过一部苏联电影《夏伯阳》，是描写一个农民战士因为英勇善战而晋升为红军将领的故事。那时我还在军队中，周围尽是农民干部。他们对夏伯阳的一句名言“臭——知识分子”特别欣赏，成了一句口头语，说的时候要把“臭——”字拖出长腔，才能显出讥讽嘲笑的味道。
反右运动把一些简单的常识颠倒成了谬误，例如被称为右派观点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当然只具有相对真理性，是针对解放初期特定历史情况的批评，但是反过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到内行”就是强词夺理。这里所谓的“外行”的背景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国民党的旧政权彻底“砸烂”，大批农民干部充当接收大员，取而代之。这些新贵，文化极低，低到半文盲程度，他们对相关业务一无所知，却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并且以党的化身自居，主观专横，发号施令，自以为是，因此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批评具有合理性，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观点。经过反右运动，所有常识知识都被否定，为歪理谬论登堂入室敞开了大门。
环江的实例证明，反右运动为发动大跃进提供了充分的政治条件。这时，只要是毛泽东提出的，支持的，欣赏的一切反科学、反常理、反常识的说法做法，都没有人敢于质疑、反对了。相反，大科学家钱学森趁机阿上媚上，用纸上谈兵的科学计算，论证一亩地可以产万斤、十万斤粮食，反而受到毛泽东的偏信与垂青。
中国进入了一个旷世未有的新时代：全党全国上上下下都想方设法“哄骗”一个人——毛泽东。
（三）大跃进为放胆说假话创造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王定的继任人洪华走马上任之后，正遇到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大跃进运动。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历史。中共建政后在经济工作方面，完全是学习苏联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比如，要发展钢铁工业，首先要有充足的与之相适应的原料、电力以及交通运输配套。各行各业之间及其内部如果发展比例失调，某些部门过快发展，即所谓“冒进”，就会造成失调的后果。这是周恩来要反“冒进”的原因。毛泽东却认为不应反“冒进”，而且连计划经济也不要。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亲自领导经济，全国要唯他之命是从。
毛泽东在排斥了周恩来之后，要用开展政治运动的办法领导经济。他先后到自己的亲信所在省市召开会议，布置任务。1958年1月他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南宁会议”。这对于省委书记刘建勋是莫大的褒奖。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再批周恩来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些人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打右派成了毛泽东手上的杀手锏。听话要听音，吓得周恩来赶快检讨。从此不顾主观客观条件，不顾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要求，以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经济“大跃进”战车隆隆启动，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毛泽东宣布自己就是要好大喜功，就是要偏听偏信。从此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大跃进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那些年头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本文不能一一展开叙述，追寻每个运动之间的前后因果链条，本文主要论述大跃进是反右运动的直接结果。可以断定，没有反右运动，就很难发动大跃进，因为经过反右，党内党外都患上了恐右症。右派的主要特征是说真话说实话，揭露缺点错误。人人害怕和右字沾边，因此弄虚作假、浮夸说谎、漫天吹牛的大跃进就顺风趁势弥漫全国。可以说，没有反右运动大跃进就开展不起来，起码是那种高烧42度的弄虚作假、浮夸说谎的大跃进开展不起来。
大跃进发生在1958年，上半年主要是酝酿动员，下半年首先在农村声势浩大地展开。新华社1958年8月11日报道，湖北省孝感县一块试验田，亩产达到了一万五千多斤。三天后，14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殷宏章发表文章《科学研究工作要奋起直追》说：“在一个星期里，我们在安徽枞阳县连着参加了两块高产早稻的丈量和收割，亲自看见亩产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上天，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既然如此权威的科学家都以“亲自看见”证实了亩产万斤粮，那谁还敢怀疑其谵语虚妄？到了27日，鄙人所在的山东省寿张县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以此为题发表署名文章予以肯定张扬。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的“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从此以后，荒诞不羁的高产卫星就络绎不绝地放了出来，几乎天天刷新。“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重。这些新闻大多排到了中央及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
看到“大跃进”如此丰硕的成果，毛泽东喜不自禁，灵感触动，诗兴大发，泼墨挥洒，名篇名句一时传诵神州，比如“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其浓郁诗情，深邃哲理，读了令人怦然心动，那真是“敢叫日月换新天”啊！毛氏进入了这样一个美轮美奂的诗意境界：世界上几乎是没有不能心想事成的事情。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看了范县的计划，批语道：这“是一首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敢想敢说敢做，勇往直前，无往不胜。
当时最著名的一首红旗歌谣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这首民歌写得是很豪迈，如果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倒也是佳作，但是它却是那个虚夸、虚妄、荒谬、荒唐时代诞生的怪胎。
当时全国老少都唱的一支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革命红旗迎风飘扬，中华儿女奋发图强。
勤恳建设锦绣河山，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这首歌当时在开大会的时候，连周恩来都站出来指挥群众放声高唱，虽然歌词是非常豪迈的，但表现的却是虚妄荒谬的思想。
毛泽东以诗人的梦幻激情化作了政治领袖的实践方针，把全党全国引向疯狂。谁若有所怀疑抵制谁就大难临头。
这时的毛泽东，一个一向聪明过人精明过人而且出身农家的伟大领袖，难道真是被那些越造越假的虚报产量蒙住了双眼吗？真是浮云蔽日吗？事实上，他的确是陶醉在全国上上下下虚造的幻影中。实事求是说真话，他打你的右派；弄虚作假说假话，他兴高采烈，嘉奖表扬。于是，全党全国，中央、省、地、县，所有的干部，展开了一场办假事说假话的竞技比赛，都是为了获得毛泽东一个人的肯定表扬。大跃进为说假话者发挥聪明才智和想象力，施展权谋和才能，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为那些想出风头、敢出风头的大小干部们，提供了空前绝后的机会。
广西环江县县委书记洪华适时抓住了这个机会。
（四）胆大包天，一鸣惊人，环江县县委书记洪华放出了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亩产13万斤
大跃进那年头，干部们好像吃了耗子药，一个比一个胆大，一个比一个敢吹，所以报纸上天天都有报喜报捷的新闻，天天是后来居上。俗话说，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荣誉只能属于豹子胆林冲！
根本原因就是反右为大跃进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通路。广西的反右运动，不仅仅打了环江的县委书记王定，首先是在省一级，广西省在反右运动中打了以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包括省委常委王梦周、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等。这些人之所以打右派，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了务实求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主观冒进、吹嘘作假的工作作风。就省一级而言，广西省打的省级干部右派名列全国之冠，因此反右之后，全省干部上下都以左为荣，越打别人的右派右倾，越显出自己的左派身份。
洪华走马上任有一段表态。他说：“我调到环江来之前，就有人对我说过，环江是山大坡陡石头多，穷山恶水出刁民。真是胡说八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只要有了人，高山要它低头，河水要它让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在他眼里，这里的百姓是“刁民”，可见他连封建社会的“父母官”视治下的百姓为“子民”的慈悲心肠都没有，他唯一的志向就是“创造人间奇迹”，为自己升官进爵建功，哪里还会把人民的苦乐放在心上啊！大跃进对于洪华来说，是机遇难得，身正逢时。
湖北麻城放出水稻三万六的“大卫星”后，广西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刘建勋急了，他说：“毛主席在看着各省放卫星呢！广西落后了，要让毛主席看得上，广西必须放大卫星，争上游。”“全国卫星没有五万到十万斤一亩，恐怕是放不出去的。”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3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6亩移到1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10万斤（亩）是放不出去的。”因此，放一颗亩产10万斤的特大“卫星”就成了省、地、县书记们心悬的目标。重奖之下必有勇夫。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宣布：“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一辆小汽车。”放不出卫星的，“拔白旗”！洪华真是身逢其时。这时谁敢“投机”，谁就能“取巧”。
其实，自治区和地区的领导人，都心知肚明，要放出一颗“让毛主席看得上”的大卫星，除了敢于造假，别无它途。
如果说王定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那么洪华作为县委书记也榜登全国，第一，放出了两颗全国最大的“环江卫星”：亩产13万斤的水稻“卫星王”和日炼钢6万吨的钢铁“卫星王”，第二，随后又造成了17万人饿死4万多人的“环江惨案”。这些“政绩”都具有全国领先的水平。本文仅例举水稻“卫星”予以议论。
请读一读当年，196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的通讯：
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
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本报消息】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亩一分三的中稻田（黑壤土二等田），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毫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尚有零点零五五亩未收，留待组织参观），平均每亩实收干谷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
……
这块中稻试验田，从9月9日上午10点15分开镰，共有四百多人参加收割，经过十二个多小时的苦战，直到当天下午9时30分才全部收割完毕。这块试验田收割的时候，参加验收的有：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书记江琴堂，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陈东、自治区林垦厅副厅长陈任生、民政厅副厅长张显龙；中共柳州地委代表、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延年，组织部长马振东；自治区工农业生产检查团柳州分团副团长秦振武，政协区委员会副主席丘辰；参加验收的还有广西农学院院长孙仲逸、作物栽培学教授翁德齐、遗传选种学教授吴如歧，广西大学教授龙季和，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技师陈士宏、杨丰年和有关农业科学研究机关的水稻专家技术人员等。收割的时候，在现场参观的还有来自柳州专区各县和环江县各族人民公社代表及附近群众共六千多人。经过严格验收和核实，丈量土地后，证实已收的这块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达到平均每亩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最高记录。
环江县位于本区北部，山高水冷，过去产量很低，平均每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而现在这块试验田能够获得人们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高额丰产，主要是红旗公社党委委员李钰金、红旗公社城管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人树立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8月2日领导全社八百多人，苦战两天两夜，把另外的十八亩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粘谷良种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办法，移到这块田来，据估计约有一百三十一万多蔸，每蔸八穗左右，密到没有株行距。……。（《广西日报》1958年9月12日）
这篇通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这块试验田并不是“种”出来的，而是在水稻抽穗以后，在收割以前的三十几天，把另外18亩9分地里已经抽穗的禾苗“并兜移植”过去的。据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后来揭露，真实的情况是“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移植的。在“并兜移植”之后，在管理方面当然要采取许多措施，这里就不摘选转述了。假若说这也算是“试验”，请问这样的“试验”有什么意义呢？如此荒谬绝伦、荒诞不羁、荒唐透顶的“并兜移植”法，竟然名正言顺地写到报道中，冠冕堂皇地作为一种成功的方法介绍。
2009年11月我到环江县访问，见到王定右派集团的成员之一的原明伦区区委书记、“改正”后出任过副县长的邹本源先生。他家住在县委大院的北侧西楼，站在三楼，凭窗北望，他指着东边二三百米之外远处的一片居民区说：那就是当年试验田的所在地，而堆放、过称稻谷的场地就在县委大院内。
原来这颗大卫星就是在洪华书记的眼皮底下亲自挂帅放出来的。
那么现场过称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奥妙在于，这13万斤稻谷中，有67000多斤谷子是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来参加过秤的，还有部分是团团转反复过称。大家可以设想，有六千多人参加收割，那现场还不是人山人海乱糟糟的一团。浑水好摸鱼，乱中可取胜。通讯说，这个“卫星”产量是在包括各级领导和专家们在内的六千多人的监督下计量验收的，但是毕竟有一个人拒绝在验收单上签名，他是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东。要知道，拒绝签字，意味着对群众运动表示怀疑、泼冷水，也是一种右倾的错误。
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 他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他的目的达到了，愿望实现了。
这块“试验田”在栽种过程中，有过争论。过去这里中稻最高亩产四百斤，起先制定的目标是七千斤，逐步提高到一万到一万五千斤，再提高到六万斤。这个计划曾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有的说，从古到今亩产五千斤都没听说过，现在要搞六万斤，真是瞎扯大炮，但是洪华为首的县委表扬了他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于是最后收割验收的结果不是6万斤，而是13万斤。
《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进行热烈祝贺。
《广西日报》刊登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给环江县委和县人委的贺信：《祝贺环江创水稻高产新纪录》。
在郑重其事的验收中，邀请来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南宁电影制片厂、自治区电影摄制组的记者和摄像师等，共计35人之多！创下大跃进以来，一次放“卫星”到场记者最多的记录。
苏联老大哥则一惊一诧：倘若中国最贫瘠的山地，也能亩产13万多斤，那么赫鲁晓夫在和毛泽东宣告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进军大竞赛中，岂不会落伍！苏共秘电驻华使馆，务必查清其真谛。苏联专家风风火火，直赴广西。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国大地上，跑来跑去，名符其实地成了追星族，追赶中国大陆的跃进“卫星”，以证其实。
也有诚心的信徒。紧靠广西的北越领导人，为此砰然心动！北越政府匆匆派出农业考察团，专程赴环江取经。但实地一看，全傻了眼：环江人吹嘘的“高产卫星”，除深翻土地多施肥外，没有其他高招。越南考察团回去报告道：亩产十三万，不过是蒙骗上级的鬼话。
请后来的年轻人知道：这条新闻，环江放出最大水稻卫星的新闻，成了全中国所有党报的头条新闻！据现在可考的历史资料，当年全国对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人间奇迹”的报道及有关评论，高达3864篇以上。
亩产13万斤稻谷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平米200斤，或者边长10厘米的正方形面积内堆积了2斤，或者是平地上堆出了半尺厚的稻谷。这样的“产量”大概只有魔术师才能变出来。这个用简单的常识就可以破解的明目张胆的造假事件，却被当作伟大成就，被全国的报纸转载，几千位编辑、主编都吃了蒙汗药，实在是大跃进时代的黑色幽默。
可见毛泽东煽动下风行的大跃进已经沉疴膏肓，共产党成了疯人院，毛泽东则患上了歇斯底里症。这样的弄虚作假欺君蒙君，伟大圣明的领袖毛泽东却认为是鼓足干劲，意气风发，九州生气，热气腾腾，还要再泼热水鼓励。
最搞笑，最可悲的是全党全国都以假为真，把闹剧滑稽剧当做正剧上演，群众还要充当看客，鼓掌，叫好。这样搞笑的讽刺剧连俄国著名的讽刺剧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也构思不出。这位洪华书记成了披红挂彩的英雄，被高高抬起，在锣鼓鞭炮之中，招摇经过县城大街。洪华春风满面，好不得意。从此环江百姓给他私下起了三个诨名：“洪卫星”、“洪大胆”、“洪霸天”！
假若在封建社会，像这样明目张胆地造假，那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可是我们英明过人、伟大无比的领袖毛主席就是愿意受骗，鼓励造假，奖励造假。君有所好，全党全国都要投君所好，大家郑重其事地造假，正正经经地造假。造假者在道德上不受良心的谴责，在法律上不受后果的追究，反而受到嘉奖，何乐而不为！
可是我们仍然要问，作为主事者的洪华，他知道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造假？历史留下了他的话语。他私下里向他的亲信口述机宜之余，曾十分动感情地说：“放跃进卫星，是要敢于付出代价的，上刀山，下火海，勇往直前；上天堂，下地狱，在所不惜！全国都在大跃进，放卫星，哪有那么多真的？”
由此可知，环江的这颗大卫星，实际上是在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策划之下，由洪华出面制造的一个空前绝后的惊天大骗局。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虚绩成就实官，实官再造虚绩。如此循环往复，造就了大跃进的豪言壮语，宏绩伟业。我举一个自己遇到过的例子。1958年秋后，我和几个同学漫步到十几里外的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参观，其中标示有每亩下种2000斤种子的麦田。问一位在田间的同志，他说，他们的想法是即使一粒种子收获两粒，亩产也有4000斤，还赚2000斤。那么2000斤种子平铺到地里是什么景象呢？据说正好铺满地面，而正常情况下的下种量是10来斤，根据下种早晚有所增减。早下种，分蘖多，用种少，用不了10斤。早播种，下种过多，分蘖过多，密不透风，反而减产。
洪华胆大包天，赚得了一鸣惊天下的虚名。
（五）构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人民公社
如果大跃进仅仅只是玩玩放“卫星”，放得比环江县的还要大，大十倍，大一百倍，哪怕每个县都放一个，让老百姓看看热闹，也只是糟蹋几十亩地的禾苗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放这样的高产卫星干部们并不过瘾。例如环江，见报的新闻还有900多亩中稻平均亩产17009斤！3000多亩中稻亩产万斤以上！大跃进最大的震撼力就是把干部们弄虚作假的胃口吊到五里云雾之中，虚报产量简直是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而党报也丧失了起码的职业伦理，跟风哄抬虚假新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对于大跃进与反右关系，魏紫丹有很精辟的分析。他说：“毛泽东於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明确的肯定﹕‘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裏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先不说心裏通畅不通畅，只说下面一点﹕搞大跃进的确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开放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结成‘大跃进的经济之果’，这样地看待它们的因果关系，就决定了从大跃进的领导人到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与反右派一脉相承的。1958年4月5日，毛针对各行业间的分散主义的现象，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的秘书李锐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综观邓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泽东一样的左。所以领导大跃进的正帅和副帅，正好是原先领导反右派的正帅和副帅。这绝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本质性的现象，必然性的体现。”（《论反右派与大跃进》）
因为斯大林1953年去世，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首”，毛泽东有了取而代之的梦想，但是他明白中国工业太落后，因此以“超英赶美”作为目标。1958年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赶上美国，仅仅只过了八个月，到9月2日，毛泽东就把时间缩短“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是因为他陶醉在一个比一个激动人心的粮食、钢铁“卫星”当中。他真是相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
环江县“大炼钢铁”的高潮是在十月份，全县总人口才十六万多人中，有九万多人投入钢铁战场。
9月9日，中共柳州地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确定9月份全地区产铁万吨，钢万吨。环江县委决定将当年炼铁任务，由4万吨增至8万吨，县设钢铁办公室，洪华亲自挂帅。县委提出口号：“要让铁水奔流满环江！”10月1日，《广西日报》向国庆节献礼的套红标题赫然醒目：《我区钢铁产量猛增，罗城、环江成为日产生铁千吨县》，柳州地区的罗城和环江这两个“卫星”搭档，双双夺得广西“钢铁卫星”桂冠。像环江这样从来不曾有过炼铁炼钢作坊的县，凭什么炼铁炼钢啊！就是烧石灰也不能这么便当。毛泽东他把近乎石灰窑里炼出来的铁渣炉渣，真是当作了可以制造机器的钢铁。他越来越鄙视知识分子，认为只要搞群众运动什么都能办到，所以他总结出了一句风传天下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前者指劳动人民，后者指知识分子。从此知识分子越来越低贱。
这个观点到了文革发展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的外号叫“臭老九”。强烈的反智，深恶痛绝的反知识分子，成了现代农民革命领袖毛泽东不断深化的思想。我亲自见到的一位公社党委书记，在召开全公社干部会议的时候，他总是把守大门，只让进不让出，由秘书代劳传达文件，因为他念不通。文革时期，县里不时召集中小学教师集训，每次集训，少不了县里的领导讲话。那时的县委书记们，大多是小学初中学历，他们开口闭口都是以“土包子”、“大老粗”自居，以自贬之名，行自褒之实。有一位领导，坐在台上作报告，一边唾沫横飞，高谈阔论，洋洋得意地嘲笑讽刺挖苦知识分子，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一边舒舒服服地抠脚丫子。
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在基层主要就是依靠了这群文化不高，在知识分子面前难免有点自卑的干部，盲目地愚昧地野蛮地响应跟进而风风火火地发动起来的。
大跃进只是三面红旗中的一面，还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呼拉拉地飘扬起来。当时人人都吃不饱饭，但是谁若说“吃不饱”就是攻击“三面红旗”，罪莫大焉！象我这样打过右派的人，说话可要小心，只要涉及到吃的问题，就怕“失言”惹祸烧身。
一夜之间，全国农村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化。当时向全国人民，尤其是向农民展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境界：建立人民公社是构筑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于是全国人民展开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竞赛。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读到《1958年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全国各地的粮食高产，频传捷报，大放卫星，毛泽东舒心开怀地指点着说：“粮食产量这么高，要组织人研究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
毛泽东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甚至要按捺住激动告诫党内：“如果我们先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苏联赶上来，然后一起进入。如果我们先进去了，对他们不太尊重。”是啊，中国不能抢在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人家是老大哥嘛，总得谦虚一点呀！1958年11月开武昌会议，会上许多人谈论两、三年到五、七年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龙心大悦，但没有发昏。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讲要“中国早过渡……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一定要让老大哥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但是这时饥荒已经在城乡漫延，象济南这样的省城，饭店里已经缺肉少鱼，中饭晚饭营业时间也就一二个小时，饭菜卖完拉倒，吃饭要凭粮票就不必提了。
毛泽东还有搞笑的事。1958年11月，八届六中全会召开，要印《参考消息》上的杜勒斯的一个讲话。毛泽东认为编辑拟的标题不好，于是越俎代庖重拟标题《杜勒斯批评我国的人民公社……表示他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毛泽东进入了一个心造的幻象世界，在期望中，超英赶美，指日可待，连美国反共头子国务亲杜勒斯都“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那真是到了世界一片红的时候了。他将要主导世界的沉浮！
春节过后，网上流传了一篇显然是伪造的胡锦涛的内部讲话，但这个讲话却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真谛。该讲话说，毛泽东“他的目标是，这整个地球要由我们党来制定统一计划，统一安排”。1958年的毛泽东大概是做过这样的梦！
人民公社彻底剥夺了私有财产，连农民家的铁锅都收走了。为了大炼钢铁，把农民家庭的铁锅全部收走砸烂扔进了炼铁炉。农民因为成了一无所有的社员，连铁锅也没有，于是家家吃食堂。办食堂倒也不是因为砸了铁锅，而是为了彻底消灭私有制，为了走集体化道路。毛泽东本以为粮食产量已经多得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农民的口头禅是“放开肚皮吃饱饭”。除了公共食堂，还有托儿所、养老院、缝纫组，取消了自留地，取消了自养家禽家畜，取消了家庭副业。
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修公路等等，使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转移，使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造成1958年普遍的“丰产不丰收”的后果。至上而下的全国规模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把农村、农业、农民折腾得死去活来。本来粮食产量实际上并不高，一方面使劲地吃，另一方面掉在地里烂在地里收不回，从1958年冬天开始，饥饿开始在广大农村弥漫。
“金桥”之说，成了黑色幽默。人民公社成了通向共产主义地狱的桥梁。
处在大山深奥里的环江县，这时在洪华的领导下，亦步亦趋地追逐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之。人民公社建立后，公社实行高度共产化，对生产资料实行无偿调拨；劳动力则按军事编制，编成团、营、连、排、班，实行统一调度。据《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当时环江县委提出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干部军官化，社员战斗化。”“并一度推行伙食供给制、工资制，同时以自然屯或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县的男女老幼，无不囊括其中，无一例外。
大跃进时期倒行逆施的事情比比皆是，诸如弄虚作假吹牛撒谎的试验田，毁坏森林劳民伤财的土法炼铁炼钢，砸锅炼铁的吃食堂，动辄万人上阵的修水库办水利，如此等等，环江县和全国大体也差不多，只是许多方面做得更极端，就不细说了。
（六）虚报产量和高额征购
大跃进造成三件因果相连的举措：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
所谓高指标，并不是仅仅指一块试验田，而是全省（自治区）、全地区、全县上报产量和实际产量相差极大。
请看1958年的几组数字﹕
广西全区上报粮食总产229亿斤，而实际产粮117亿斤，谎报一倍；
柳州地区上报55亿斤，实际只有16﹒9亿斤，谎报两倍多；
环江县上报3﹒3亿斤，实际不过1﹒05亿斤，谎报两倍多；
浮夸虚报必然引来高征购。放了那么多“粮食卫星”，不正是为了邀功吗？
於是，广西自治区给柳州地区下达了8﹒6亿斤的徵购任务，比上年实际征粮数增加2﹒14倍；
柳州地区给环江县下达了0﹒71亿斤任务，比上年实际征粮数猛增4﹒8倍！虽然环江最后只交了0﹒268亿斤，还是造成了饿殍遍野的惨剧。
但是，陶醉在高产量数字中的毛泽东，要逐级兑现粮食，下达了高征购指标。当初你们可以骗我，现在你们要拿出实打实的粮食来！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洪华便横下心来勒索农民本来就不多的口粮，一个极为残忍的充满血腥的“反瞒产”运动开始了。生产队的小仓库清库上缴。家家翻箱倒柜找粮食。批判、斗争、掘地三尺……。至1959年2月，环江存粮告罄，开始断粮、死人！
此时，全国都在死人。中共“郑州会议”试图扭转危局，粮食开始紧急返销农村，环江也得到一百万多斤返销粮，严重的局势稍有缓和。本来，区区一百万斤粮食，全县17万人口，人均七、八斤，不过杯水车薪。但紧接著一个晴天霹雳自九霄之上炸响﹕“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开始“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原先纠正大跃进灾难的工作叫停！庐山会议还未结束，柳州地委便连夜召开电话会议，向每一位县委书记先行“吹风”。得了风气之先的洪华立即在环江掀起了更为猛烈的“反瞒产”运动。洪华为了在“反右倾”运动中再扛大红旗，把刀架在百姓脖子上逼粮食。最后全县口粮仅留下0﹒31亿斤，17万人口，每天人均口粮0﹒5斤以下；30万亩耕地的种子和近10万头猪、牛的精饲料，仅留了正常年景的45﹒5%。洪华高举“反右倾”的大旗，对基层干部残酷逼粮，
城关公社陈双大队是洪华挖后手粮的试点。他把大小队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集中到大队“核产”，以斗争、“小劳改”、辅以“饥饿疗法”，连打带饿，死了13人。洪华满不在乎，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从土改、镇反开始至现在，县委书记在县里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他治下，无论怎样死人，他都可以安然无恙，何况大跃进执行的是“最高指示”？再说，在政治运动中逼死人，从来没有干部被追究过责任。
洪华命令全县封仓。干部胆敢开仓，一律开除党籍。群众胆敢偷粮，一律开枪打死。龙岩公社有个干部抓到一个偷粮的小学生，竟将他按到偷粮处开枪射击。枪不响，硬是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扳机，才把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打成重伤，三天后死去。全县因偷粮被打死的有数十人之多。据事后统计，当时打人的刑法计有六十余种之多，铁丝穿手和坐水牢都使上了。
当大批死人开始之后，洪华要求“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还若无其事地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走投无路的饥民开始逃荒。环江县委不仅不开仓放粮，救民於水火，反而动用公安和民政部门四处追捕。
古语有“饿殍满道”、”野有饿殍”,是用来形容饿死的人多，但“三年饥饿时期”，象环江这些县里，确确实实是“饿殍满道”，“野有饿殍”。
洪华只要见到死人就大骂。死在县城大街的，骂﹕“大年初一来这裏死，他妈的，死也不会找对地方，偏偏来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风邪气上升！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死到无人埋尸时，他还骂﹕“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表现！”
当年的那位12岁，因为偷粮被8次扣动扳机而被击毙的男孩，那个应当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的少先队员，你在临死之前的三天当中，你问过毛主席：难道我就应该等着饿死吗？我有没有生的权利？……这个儿童，如果活到现在，不过七十出头。他被残酷地虐杀了，只因为偷粮，偷他父母生产而被强迫征收去的粮，只因为他要活下去！
（七）毛泽东一意孤行，跃进再跃进，征购再征购，
1958年的大跃进，全国城乡大伤元气，到年底城市居民大幅减少粮食定量标准——这一点我个人记得清楚，农村普遍出现饥荒。进入1959年春季，情况更加恶化。如果这时毛泽东幡然悔悟，改弦更张，急流勇退，那么还不至于出现后来那样严重的死亡恶果。可是他要面子，要一贯正确，要证明“三面红旗”伟大，要霸占权位，因此仍然坚持大跃进，各级领导仍然要制定高指标，来迎合毛泽东。7——8月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使昏天黑地的大跃进继续推进。秋后则又是高征购。征购不上来则又是反瞒产私分。这个“反瞒产私分”是毛泽东从中南海发出的最高指示。洪华为了保住他获得的96面红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大会斗，小会逼，到家抄，不顾一切地整干部，整群众，以抠出群众的口中粮。1959年这样折腾过去，1960年又继续折腾。
为了逼出粮食，他甚至宣称：“就是捉一只老鼠，也得估价，算进社员收入里去！”
古人创造了一个词，叫横征暴敛，形容酷吏对老百姓不顾死活地征粮敛款，可是历史书里记载过酷吏这样的恶言恶行骂？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共产党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
高征购的关键是要依靠区乡社队的干部，但是许多干部心里明白，仓库里没有粮食啊！在批斗干部的时候，洪华告诫打手：“批斗会要伤筋动骨，触及灵魂。”于是积极分子一涌而上，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煽耳光。“不老实”的捆绑吊打。会议打人成风，打人者下手越重越英雄。
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朱渭川赶到环江，亲自出马，指导环江的反瞒产私分工作。
按照上级的布置，洪华一直在积极部署环江县的“反右倾、反瞒产”运动。洪华告诉县委工作组：“粮食还有，都被下面瞒产私分了！不要心慈手软！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也要把粮食弄出来！”
就在洪华亲自抓典型的这次核实会上，被斗致伤又连饿带病，致使13人死亡。洪华恶狠狠地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
上行下效，全县反“反后手粮”的运动，毒打致死者达几百人之多。
报了瞒产，就得交粮。社队所存的有限的口粮，甚至公共食堂的存粮，也被逼得当作“后手粮”交出来了。在这场“反瞒产”运动中，搞出“瞒产私分”的粮食2941万斤。结果，集体的存粮挖空了，农民的口粮搞光了，连种子量、饲料粮都收刮走。
当年环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县劳动模范、城管公社（原红旗公社）大队党委支部书记崖日坚，在一次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尖锐批评洪华弄虚作假，坑害农民。回到大队后，他不顾“反瞒产”运动的大局势，毅然打开大队仓库，分发粮食给早已断炊、濒临饿死的群众。
当时该大队社员已断粮三个月，人们把山上的野菜、地上的青蛙和蛇，甚至是老鼠和天上的飞鸟，能捉到的、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全都吃光了。躺倒快要咽气的社员群众，几乎家家都有。崖日坚召集干部开会，气愤地说：“留着粮食不分，眼看着人饿死，这哪里还是共产党的政策！”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开仓分粮，先救人命，出了事，天塌下来，由他一人承担。
其实，崖日坚打开的是大队的仓库，不是国库。大队仓库的粮食是社员集体所有的。就是这样的仓库也不能开仓赈济。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封建皇帝、国民党反动派、希特勒法西斯有过这样的混蛋记载吗？
分粮那天，全村社员一声欢呼，父老乡亲对崖日坚万分感激。
洪华对崖日坚竟敢无视他的权威，十分恼火愤怒。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洪华气势汹汹地吼叫：“哪个是崖日坚，给我站起来！”当崖日坚站起来后，洪华当场宣布，开除崖日坚的党籍和一切职务，并恶狠狠地说：“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
崖日坚被罚站到散会，之后又被大会斗，小会斗，县里斗，村里斗，斗了还不准给他饭吃，谁敢违命，照斗不误。就这样，在一次批斗会后，崖日坚被活活饿死在押送回家的路上。从县城到三乐不过三里地，他涉过河水，刚上岸就倒在了河畔。当他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只刚从街上买到的芭蕉，还来不及给家中饿着肚子的妻儿。
给崖日坚送葬的时候，村里大部分人都出来了。尽管当时还要冒着很大政治风险，人们还是把他送入坟地。一位老人泣不成声地哭道：“日坚，你是大好人。你救活了我们，自己却饿死了！”崖日坚舍已救人的事迹，至今仍在环江人民的口碑中传颂。
这里要说一下，“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完全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把农民活命的口粮被强迫征购造成的结果，可是，当各地灾区的农民已经断炊断粮频临绝境的时候，从上到下的指示都是封仓，禁止开仓赈济。凡是自作主张，开仓赈济的干部，一律受到处分，直到判刑入狱。这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罕有的情况。在历朝历代封建社会，不会发生这种全国性的持续的饥荒。凡是遇到局部的饥荒，官员有权先斩后奏，开仓赈济，成了常例。隐瞒不报者，要受到严厉惩罚。邓拓著的《中国救荒史》引明朝王圻《赈贷群议》的话：“若岁凶谷价腾涌，民嗷嗷待哺，司牧不必拘待报之长期，即宜发粟救济，年终汇报。以朝廷所蓄，活朝廷赤子，谁曰不可？”王圻举了宋代和本朝开仓赈济的例子后说：“待报闻而后发，民不为沟中瘠者鲜矣。”（《邓拓文集》第二卷148页）可是，在毛泽东的眼里，农民哪里是朝廷的“赤子”啊，他们是刁民！饿殍载道，填埋沟壑，在毛泽东和他的各级干部的心中从来不会产生人道主义的悲悯之心，也没有封建社会父母官的赤子之情。
毛泽东最不怕死人。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道：“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毛泽东的这番高论，叫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信奉人道主义、议会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即后来广泛批判的法国、意大利等等欧洲各国的修正主义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人听了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由此领教了毛泽东的原教旨共产主义真谛，和坚定不移地反对和平过渡的中共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为了显示这次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最后发表了两个宣言，一个是采纳了毛泽东观点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签字的宣言，一个是照顾思想落后觉悟不高害怕战争梦想和平过渡要走议会道路的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的《和平宣言》。
毛泽东回到中国，就踌躇满志地筹备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毛泽东认为，革命就是要死人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有条件在他统治下的中国实践他的伟大思想。大跃进不过是他实现共产主义伟大梦想的一次试验，1958年，1959年，1960年，在中国饿死了4000万人，也就是为这次伟大的试验所交付的学费，他哪能有动于衷！。
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震惊全国，也震惊中央。几十年后，原信阳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张树藩回忆说：“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群众为什么不抢粮库呢？干部为什么不开仓赈济呢？为了逼粮，什么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出来。
环江县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干部，在抄家搜粮时，发现一户人家的锅里有稀饭，便断言这家社员私藏了“后手粮”。主妇出来争辩几句，当即被干部命令民兵捆起来吊打，非让她交粮不可。听说没有粮，这伙人从粪缸中舀来人屎，又找来狗屎，撬开她的嘴巴，硬灌了进去。
酷刑难当，受害者只好胡说八道。她承认自己在山后的岩洞里藏了“后手粮”。民兵去搜，一无所获。带队的干部大怒，吩咐吊起来再打，又亲自舀来一大罐粪屎，撬开嘴巴使劲灌。那位妇女只好又招认有粮，藏在山里。搜不出来，回头又打，又灌屎。如是几番，这位妇女被活活打死。大队干部骂了一通，带人扬长而去。
环江县的群众说：“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土匪也不如，光晓得搜刮百姓，一点仁慈也没有。土匪抢劫还给人留个路费钱，现在可好，饿死这么多人，干部就只管抄家抄粮，粒米不留！”
其实，这样灭绝人性的残暴，请问在哪一部描写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或国民党反动派的影视剧中出现过？就是想象力再丰富的“革命”剧作家或导演也不曾编造出像这样残暴丑恶的地主恶霸形象！但这是中国大跃进中实实在在的“故事”。我想将来即使有一天，中国可以自由拍摄影视剧，但是象这样灭绝人性的故事，已经超出了人类视觉的承受底线，也不能惟妙惟肖地表现。
（七）忍无可忍，为民请命
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在遇到大灾大难的同时，无不想到封锁信息，隐瞒灾情。环江县大批饥民饿死，许多具有良知的干部纷纷冒着巨大的风险向上反映，为民请命。为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还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进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3月，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向报社和毛主席写了三封信，都被查扣，经过核对笔迹，查出写信人之后，县委组织部印发全县，“希在党内、团内和积极分子中传阅，作好鸣放辩论的准备，同时也要注意你们本单位是否有此类情况搜集汇总组织部。”所谓“鸣放辩论”是批斗的同义语。请读谭绍儒给广西日报报社的信，字字血，字字泪，一腔怒火，喷薄而出。在洪华的压迫之下，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了。
比 比 看！
我们环江县是半山区半丘陵地区，108个乡，一十六万人口。自古以来人民的生活虽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地主的剥削，也没有比今年这样苦。今年人民的苦头是空前历史之所未有的。
现在我们来比给大家看，解放前人民生活当然苦，但是做叫花子的过春节也讨得几斤好猪肉过年。
解放以后，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翻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都得到了平等，我们环江的人民是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解放十年来执政领导的负责人是各做一套，有所不同。现在举出事实来比比看，并呼吁我区各县全国各省给予正义支持。
王定同志在环江是由副县长升到县委书记，在我县领导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人民是拥护的，人民是吃的饱穿的暖，特别是粮食工作每年都完成任务。购买肉猪每头起码是一百斤以上，一般都有一百五十斤，二百多斤的也有，除外销任务外，在集市上每到集市还有许多猪肉卖。
在改变环江面貌来说，虽非一日千里，也是日异月新。
根据他的错误材料来看：一是包产到户，一是乱骂毛主席，当然是不对的，毛主席是人民的救星，包产到户是把社会开倒车，是应该枪毙他，改造他。
骂毛主席我们也没有听见，三包到户，他是指在山区零星农户，不办食堂，不把小屯并大屯。根据群众的觉悟那时不得不那样做。呜呼：“欲加之罪，何患无说！”一口咬定王定是右派。
洪华同志来领导呢？58年大跃进当然谁也不能否认，悬崖绝壁的山区，现在汽车已开进去了，千古埋在地下的宝藏也挖出来了。广阔的田野春夏秋冬都有黄金的谷穗，荒山也变成绿野，林下都有作物（木茹、红茹、芋头等）。木茹在环江来说，约在1940年引种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能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吃过的（因有苦味毒素，吃多头晕）。今年的粮食大量外调，争名誉，中央“三留”正在下达，就不管三七二十三了，所有仓库全部封了起来。以“跃进”两个字压在人民头上，就逼要“后手粮”，在洛阳就发动群众斗党支部书记覃永安，群众知道没有粮，会上也就鸦雀无声。洪华看待环江人民猪鸡狗也不如，历史以来，猪鸡狗都吃大米，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茹，吃的是木茹，还压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这样才实事求是。吃木茹已三个月了。现在公开在报纸上，请各界人士拿来比比看，并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
环江县城关区公所会稿59年3月28日
此时，环江解放了10年。这是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10年，这是迎来人民的大救星的10年，可是这封信开门见山说：“自古以来人民的生活虽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地主的剥削，也没有比今年这样苦。今年人民的苦头是空前历史之所未有的。”这些话，虽说是真话，但是反右运动刚才过去，县委书记王定的遭遇已经震慑了环江的干部，现在却出现了比右派言论还右派的言论，彻底否定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宣称人民的生活竟然不如解放前的叫花子，这样的反动气焰不打下去怎么得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洪华哪能轻饶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所提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到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比较全面揭露了洪华胡作非为、弄虚作假的罪恶，成了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谭绍儒因此受到严惩，大会批，小会斗，漫骂捆绑，毒打酷刑，摧残折磨，弄得他几乎精神崩溃，并于1959年被开除回家。
不论是环江本县的干部，还是县外的人员，凡是告发了洪华罪恶的，凡是告发揭露了环江饿死了大量农民的，都受到不同的惩罚处理。
鲁迅称赞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是中国的脊梁。如此美誉，谭绍儒自然堪称。只是不知谭绍儒是否健在？他的脊梁压弯了吗？回顾60年的历史，他作何反思？
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干部，都以为圣上的经是一本好经，不过是被歪嘴和尚念坏了，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上级和中央，以为向党报和中央写信，告御状，撤职洪华，换回清官王定，就可以纠正错误了。他们哪里知道，万恶之源就在毛泽东！
（八）母亲煮食儿子：环江大饥荒
环江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发展到人相食的地步。这是令人难以思议却又是实有其事。这是大跃进的灾难，也是洪华人为制造的灾难。下面是王定的老部下莫云彬在1999年写给他的信《母亲煮食儿子》。
王定同志：
您好，全家人好。您10月1日信早收到。略知一二，老伴叶葵仙未提及，她健康吧。
我们老人能知道您的人我都代向他（她）们问好！您在宜北时间不长，在环江时间长些，人们皆知。现在回忆您的路线是对。洪华对您发难千不该万不该，善恶到头终有报。现他成为死鬼，臭名远扬。环江人民永远不会忘，洪华的灾害史，每户每家都有账，不光是我们这一辈连子子孙孙都记下。很多人为父母辈刻墓石碑都记下洪华灾难死鬼。
洪华灾难有多少人饿死路旁尸体无人收。多少妇女乘人之危抢劫弱者的有食的东西，例如明伦村登洞屯的壮年妇女在半路抢劫打死人抢要芸心草的根，这种草根做巴巴好吃可充饥。有的在家里行劫。更为惨者母亲把自己的儿女煮吃。相尧村莫妈煮自己的儿子，其父回来问：“儿子呢？”她指其正煮的锅头：“在这里。”其父见状竟昏倒。英豪村蒙妈也煮其儿子，她丈夫死了无人问，她认为自己迟早是死，所以煮儿子吃。
我们是灾难史中挣扎生存过来，望多多保重身体，能长寿些。许多人说你们是脱灾脱难过来的人，一定能长寿。因为我们受灾难重些，对身体有所影响，我也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这病那病不时而来，药物不断。
望多多锻炼，多多保重。祝健康长寿！
您的部下幸存者 莫云彬
1999年11月14日
望有闲时多来信互慰
环江县明伦镇明伦邮电所转547115
这种大饥荒中人相食的事件，不仅仅在环江有过，全国普遍发生过。
特别令人痛心的是这种母亲食子女的惨案。俗话说，虎毒不食子，爱子是母亲的天性。可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即使是母亲食子的惨案也是比比皆是。四川省温江地区崇庆县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全队共82户491口人，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这个队的第一例莫二娃煮食亲生的三岁幺女树才妹的吃人案件，是会记、出纳和保管巡夜时发现的。他们把莫二娃一家老幼5口押到大队部。大队支书审案。
莫二娃呜呜咽咽地哭诉道：“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3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理只该活这么大。
支书大吼道：“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
莫二娃回答道：“与其饿死，不如让他提前咽气救全家。”
二娃婆娘磕头哭诉道：“我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后来吃人成风，难以遏制了。这个莫二娃因为虐杀亲女，又炸死了邻队的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枪毙时他还吼叫了两声“无罪”，把执行的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引自《红太阳的陨落——共产主义地狱（下）》
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抗日战争8年，额外养活了军民人等百千万，没有发生粮荒，而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估计在1000—1250万之间，为全国各省之冠。
刘少奇当面警告毛泽东：“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但是毛泽东拒绝否定“三面红旗”，取消大跃进，取消人民公社，取消农村食堂。那是他的命根子！50年后我们来判断这桩人相食的历史公案，谁是母亲煮食儿子的罪魁祸首呢？洪华当然罪责难逃，但是公正地说，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
就在谭绍儒给党报、给毛泽东写信诉说环江人民史所未有的大苦难之后一年，在北京中南海的墙外街上，有一位来自湖南的青年女工双手高举起两块标语牌游走：一块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写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这桩新中国发生的第一件勇闯中南海的反革命案件，这位毛泽东的同乡辣妹子到北京喊冤的事件，震撼了执迷不悟的毛泽东，他开始有所清醒，他知道自己已经威信扫地。他提出暂时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但党权军权他当然不会放弃。刘少奇出来收拾残局。
半年后，在北京召开的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七千人大会”的会场上，刘少奇发表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批评，引起毛泽东心中极度的嫉恨，埋下了日后毛刘决斗文革大浩劫的祸根。七千人大会的会场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打倒毛泽东！”毛泽东破例没让追查，息事宁人了事，严禁此事的传播和扩散。刘少奇在参加各组会议时，还说：“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当下罪己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门口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听说那个举标语牌“打倒毛泽东”的湖南女工刘桂阳被判了五年徒刑，刘少奇还特地嘱咐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回去给她平反。
当年煮食儿子的莫妈、蒙妈还健在吗？他们是孤独无依地苟活于世吗？
（九）饿以待毙，无路可逃
后人会问：那些饥民，为什么不逃荒呢？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第一是并非有一个可以逃荒的“乐土”。环江之外，周围各县，虽然也是执行同一个指示，看来都比洪华仁慈一点，没有像环江做得那么绝情绝义，但是要要他们大慈大悲、救济别人，恐怕也是爱莫能助。第二，对于外套这，环江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大批人死去。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肯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饥民们，手上没有粮票，没有钱，逃得出环江，也是死路一条。
中国饿死了4000万人，全国人民饥肠辘辘，这些都被历史遗忘。值得庆幸的是还留下了一个美谈：毛泽东与民同苦，和人民共度饥荒，那年头，他不吃最酷爱的红烧肉，据说是改吃胆固醇低的西餐了，阿弥托福！
1957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四川耕地少，为什么余粮多？》。文章说，从1953——1957年，从四川调出的粮食有160多亿斤，可供北京四百万人口吃14年。以此计算，四川每年调出的粮食起码可够1000万人以上吃一年。可是“三年灾害”时期四川饿死了1000——1200万人。
处在成都平原，有都江堰水利灌溉的四川温江地区，本来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地区，却是饿死人最多、人相食最多的地区之一。几十年后，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回忆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少得多。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你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面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看：为什么不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好？粮食哪里去了？你贪污！你破坏！你……一级一级都在竭尽全力抹杀事实真相。言路闭塞至此，一个不清醒的领导眼里，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转引自《红太阳的陨落?共产主义地狱下》）虽然事后做了这样的辩解，但是我们仍然看得出这位干部还是有良心的人。
那时，连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这些领导干部们，都把调查、反映农民饥荒死人的事情当做烫手的热山芋，敬而远之，谁抓谁倒霉。保官保命的办法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知而不想，问而不说，装傻B。可见反右运动产生的巨大威慑力震撼力！像洪华那样视P民如蝼蚁的干部毕竟还是少数。
笔者当时身居山东，下面略为介绍一点山东的情况。
笔者手头有一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山东省档案馆编著的《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1978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载：
1959年“1月22日 中央就山东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做出批示。”在大跃进中，哪个省、哪个县喇叭吹得最大最响，随后无不受到饥荒的惩罚。敝人所在的山东省馆陶县是大跃进中大出风头的县，这时大概是因为该县大批农民逃到了河北省的邯郸、曲周、大名等地要饭，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压力，反映到了中央，所以被中央发现。《大事记》记载：这是因为“假报高产、购过头粮”造成的灾荒，省里决定调拨7000多万斤粮食去救济。
1月24日—2月5日，省党代会上还在揭批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矛头是省委书记、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一大批省委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其实，这些干部都是比较务实爱民的老干部好干部。
2月17日，省委提出誓夺小麦千斤省的口号，寿张、范县则提高到2500斤。浮夸风依然如故，减不弱，刹不住。
3月下旬，省委书记、省长谭启龙赴农村调查灾情。这时处在春节后，许多地区出现粮荒。谭启龙三次报告省委、中央和毛主席，紧急反映农民大量患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的问题，但是，谭启龙的三个报告到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却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为彭德怀提供了炮弹。
4月8日，“省委就水肿病的抢救问题发出紧急指示”。指示说，济宁地区患者已达54万人，要求“迅速抢救病人，防止非正常死亡发生。”——文中对“水肿”加了一个定语“营养性”。当时的饿死，大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由“营养性水肿”发展到要“迅速抢救病人，防止非正常死亡“的阶段，就到了断粮的时候了。
5月，“省委采取多种措施解决粮食问题”。——山东的小麦收割期在五月底六月初，可见这时发生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的问题。
1960年，“8月23日 省委决定压缩粮食销量。”将城镇居民的口粮降低到每人每月25斤，脑力劳动者每人每月29斤，体力劳动者32斤至53斤。——今天的城镇居民每个月吃得下25斤粮吗？吃不下！但那时，鱼肉蔬菜奇缺，食油每月3两，25斤就很不够了。我那时在山东省平度县的中学做教师。平度地处胶东腹地，经济状况不算很坏，农民还没有断粮，饿而至死的不大听说，市集比较繁荣，仅仅是奇贵而已。因此，我回家上海时，背过5斤红萝卜，40斤大白菜，40斤地瓜面，10斤猪油，等等。回上海的路程是到青岛100公里，换海轮。那时，年轻，加上打了右派，劳动锻炼，肩扛几十斤东西不害怕。那年头，凡是海外有亲戚朋友的，通过邮局，无不往国内寄来成袋的面粉、白糖，以及猪油、猪肉罐头等等食品，邮局的包裹柜台可叫人眼馋了。
“9月12日 省委决定勒紧裤腰支援外贸出口。”——今天的人阅读此话要注意，当时，中国并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外贸出口”。据内部正式传达，这是苏联逼债，大家要理解，为国争气，所以猪肉全部出口了，市场供应为零。现在，解密史料证明，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1961年3月主动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出口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给中国救灾。中国拒绝了小麦，接受了蔗糖。50万吨为10亿斤。因此当时的城市居民在几个年节的时候，可以欢欢喜喜地凭证购买1斤古巴糖，一种没有经过加工的褐黄色的粗颗粒原糖。所谓苏联“逼债”，其实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出提前偿还债款。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骄傲地宣布，正是在困难的年头，我们还清了苏联的债务。而且，总理号召我们还要“节衣缩食”，也就是“勒紧裤腰”，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债务数额还要大的资金和物资支援诸如阿尔巴尼亚那些“同志”、“兄弟”。
那时，中国从加拿大购买了大批小麦。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要求支援粮食。为了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刘少奇批准，命令满载小麦行驶在大西洋的轮船转向阿国港口卸货。
1吨小麦是2000斤。少出口1顿粮食或多进口1吨小麦，可以使5—10个缺粮断粮的农民减轻水肿或免于死亡。假如那时接受了苏联出口给中国的100万吨小麦，就可以使500万—1000万农民减轻水肿或免于死亡。至于那时中国主动出口了多少万吨粮食，有谁知道呢？
当全中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的时候，当几千万农民濒临死亡嗷嗷待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提前还债，为了犒赏小兄弟，为了购买生产原子弹导弹的仪器设备，竟然让我们再加一把劲。同志们啊，请响应党的号召，再“勒紧裤腰”，再“节衣缩食”！ 今天的青年人真应该来点“忆苦思甜”教育,知道你们的祖辈们，那时为了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过了几年每顿吃不饱饭，终年难见鱼肉的日子。我们还要让这种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10月18日 山东生产救灾指挥部成立。”
“11月7日 省委发出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承认“人口外流和死亡率大量增加”，“力争不再继续发生水肿病、非正常死亡和大批人口外流现象。”——“死亡率大量增加”这已经是1960年秋后的形势了。
读了这些郑重其事写进了中共历史的“大事”，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饥饿的人，或许还能产生一点失忆性的联想，那些后来出生的人就茫茫然了。请问：这场旷古未有的大饥荒，山东省饿死了多少人？该书全都屏蔽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和四川饿死1000万人相比，山东只饿死了200万人，但总应当是“大事”中的“大事”吧，可以不予交代吗？一个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政党能够这样做吗？可是中共经常标榜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何谓“大批人口外流”？我将此文的初稿，请一位年届八十、在山东从事了一辈子农业领导工作的老同志读。他说，我写的都符合实际。他补充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山东之所以只饿死了200万人，是因为大批饥民逃荒去了东北，即“大批人口外流”。当时，滞留济南火车站外逃的饥民，最多的时候达到6万人，以当时的铁路运力而论，那是非常非常超负荷的数字。如果没有“大批人口外流”，再死200万也不止。四川就因为是“四塞之省”，饥民无路可逃，所以死人多达千万。这就是“大批人口外流”的情况和效果。有一部受到热捧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那说的是抗战前的故事。那时闯关东的确是山东人谋出路的重要地区，但是大多是去做买卖，目的是为了发财，通常是来来去去，不一定落地生根，而大跃进后的“闯关东”是逃荒要饭，寻找活路生路，最后在东北农村落户，一去不归。1958年之后“外流”东北的山东农民，无论是看山东，还是看东北，两个地区，村村都有，比比皆是。
看来，当时山东省委应该是没有下达过“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肯回来的，就打死算了”这样的指示，所以使数以百万的饥民逃荒去了东北。
其次，山东东部地区饿死人很少，这是因为东部本来比较富裕，干部素质高些，不像西部，好吹好出风头，结果上头要你按照吹出去的数字拿粮食来。像山东全省吹得最响的寿张县，灾情也是最严重的县，后来连县名县治都撤销了，不知和大跃进时吹臭了是否有关系。
“11月25日 省委发出大抓代食品工作的通知。”所谓“代食品”就是“通过菌、藻、虫、草和化学方法，尽可能多的生产一些营养成分较高的代食品。”这项工作在当时虽然大张旗鼓，但是收效甚微，因为用魔术方法是变不出食品的，但是长远后果却是为中国制造假冒伪劣食品做了人才和技术的准备。


（十）环江县大饥荒大死亡放论
环江虽然山多，但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小，50年前每平方公里只有三十来个人。因为地广人稀，最近若干年还迁入了大量移民，人口由17万增长到40万有余，大家仍然丰衣足食。
这是因为环江还有很好的气候条件。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北纬24〞44＇—25〞33＇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年均气温南丘陵一带为19.9°C,北部山区为15.7°C；一月平均气温10.1°C，七月平均气温是28°C。历年最低气温为—5.2°C，无霜期290天。年平均降雨量北部为1750毫米，南部为1389.1毫米，集中于4—9月份，占全年降雨量的70%，历年最小降雨量922.8毫米。
从农业生产来看，和笔者所处的山东省相比，环江真是一个得天独厚、令人羡慕的地域。倒退50年，回到那没有塑料大棚的时期，环江的冬天地里总还可以种植一点东西，不像山东，地里足足有半年不能生长任何作物，看不到一丝丝绿芽。我在11月上旬去环江，地里还有没有成熟收割的晚稻，至于绿油油的蔬菜就随处可见了。
植物生长的临界温度是12°C，环江几乎终年具备植物生长的必要温度。在这样的有利的地理气候条件下，土地又多，撒把种子就可以生长，怎么会饿死四分之一的人口呢？我们去问现在的环江年青农民，他们会相信吗？这就要问责毛泽东了。
第一，世上本无事，毛君强扰之
在六十年之后，我们研究环江的历史，可以采取必要的假设：
第一，假若环江根本就没有进行土改；
第二，或者土改也进行了，但是不搞合作化；
第三，或者合作化也进行了，但是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以上三大步，都是毛泽东强行推行的。回顾历史，我可以断定，每多进行一步，就多造成一场灾难。
如果不土改，农民拥有的土地多寡不均，但可以采取立法规范等措施调节。最坏的方法、最坏的后果是暴力土改。暴力土改摧毁了中国农村赖以生存的道德、法制、文化、人伦底线，使以后对农民的任何剥夺压迫蹂躏屠戮，都可以在“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的政策”的大旗下，无所顾忌地进行。既然土地可以强行剥夺，地主可以批斗枪杀管制，那么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可以为所欲为了。追本溯源，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土改，导致了十年后的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
如果不搞合作化（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不存在是否要包产到户的问题，王定自然还继续做他的县委书记，农村维持着土改以后的局面，和现在实行的土地制度大体相当，农民自然还可以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如果不搞大跃进，即使换了洪华做书记，他也吹不出亩产13万斤水稻的大卫星，使随后的高征购大饥荒大死亡不至于产生或不会严重产生。
回到合作化之前，甚至于回到土改之前，这样的生活好不好？本文除了上面引述的谭绍儒的信，有片言只语涉及，下面我要引述王定的部下，从1950年起就在环江农村工作，1954年担任下南区区委书记的韦明同志的回忆录。他1933年出生，比我年长1岁。后来调到《广西日报》做编辑。现在偏瘫，住报社职工宿舍。2009年11月，我登门拜访了他。
他写了一个环江工作的回忆录。他说，下南区是一个有25000人的毛南族山乡，土改结束之后的1954年，区委只搞了几个合作社试点，“面上放手让群众生产，大家心情非常舒畅。这年又是风调雨顺，水利条件很差的下南，粮食喜获大丰收，村村寨寨一片欢腾。粮食大丰收，出现六畜兴旺，猪满栏、牛羊满山岗、鸡满鸡舍、鸭鹅满池塘的繁荣景象。据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回忆，下南历史上商业盛况是逢街日，外地商贩从四面八方涌来、除街道圩场外，周围田块以致路旁、山脚挤满了赶街的人群。每圩上市菜牛四五十头，宰猪一百多头。春节前夕的圩日宰猪多达二百头均销售一空。1954年与历史上的丰年盛景有点类似，圩日的下南，人群熙攘，一派繁荣，更加上邻县南丹县八圩瑶族同胞担来许多他们自己酿造的米酒、蜜糖和各种兽皮等土特产品，更增添了市场繁荣亮丽的景色。这年毛南山乡，村村寨寨男女老少，笑逐颜开，热闹非凡。除夕夜，各个村寨贺岁的鞭炮声连续不断，从除夕夜12时起，直响到晨曦微露。”
一位老年农民对韦明说：“韦书记，跟你说实话，我们最希望能像54年那样丰收年就好了，那一年真像乾隆皇年间一样，风调雨顺，物阜民丰，市场繁荣兴旺，人民太平安乐。”（《合作化时期我在环江的难忘经历》）这位老农喜不自禁，只好根据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比之于‘像乾隆皇年间一样’，来夸奖赞美1954年。
这样幸福美好、和谐富裕的生活，在这个下南区在以后可能最少二三十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等到他们再次欢度丰年春节的时候，大概想到的就不是乾康盛世，而是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的苦涩了。
这里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在农民的直观看来，共产党夺权之后，在农村强迫实行的一系列变革，都是扰民害民，大灾大难，倒行逆施，都是多此一举。
我记得在1951年前后，部队针对干部战士革命意志衰退，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普遍想复员回家的问题，开展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坚定革命意志的政治思想教育。那时因为朝鲜战争还在打，台湾还要去解放，所以不能大量复员。从那个思潮可以看出，大批农民参军的理想也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理想中的桃花源就是小农经济生活。他们没有集体化的愿景。强行集体化，首先是违背了经济学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超越了这个条件必然受到惩罚。
吴思写了一本《血酬定律》，有人读了之后说：“我们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并由此决定了历史的演进规律。但吴思却告诉我们，决定历史进程的，并不是什么生产力水平，而是‘破坏力水平’。而且，破坏永远都比生产更为有效，也更为有力。”这话说得很有意思。毛泽东领导经济，除了效果巨大的“破坏力水平”，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留下的是大灾大难。
第二，能君暴君毛泽东祸国殃民于上。
毛泽东有无与伦比的绝对权力，但同样具有绝对权力的希特勒，甚至于斯大林都没有像他那样胡作非为，祸国殃民。毛泽东具有诗人激情澎湃的气质，还有自命为马列主义革命家改造中国的奇思妙想，然后加上他拥有绝对权力，就可以随心所欲，改天换地了。他不懂经济却从周恩来手中夺过指挥大权，梦想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工农业，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他在土改分地之后，一步一步地实行农业集体化，把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想要消灭私有制，连“包产到户”也要禁绝，再然后实行更大集体化的人民公社，把土地，把人口，把小到家庭的铁锅，都实行“共产”。唯一还没有实行的是“共妻”。他赋予各级党委书记直至村党支部书记“大权独揽”之权，可以对属下生杀予夺。他对任何偏离“集体”、“共产”的建言做法不论是否符合实际，一律以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治罪。对待农民则更是连起码的怜悯之情、同情之心也没有，就像环江干部谭绍儒所说的连猪鸡狗也不如。把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剥夺殆尽。无论怎样死人，死多少人，他都无所畏惧，谁也不会不敢追究他。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他一个人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由他一个人发动和领导，不需要提交政治局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他从来不检讨认错，更不会下罪己诏。因此，从1958年到1960年，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陷进了亘古未有的灾难的深渊。这就是反右运动之后，紧接着马上又开展了大跃进运动，随之造成大饥荒、大死亡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不是昏君庸君，而是能君暴君。假若他是昏君庸君，中国人民反倒幸运了。
那些至今还在怀念毛泽东、吹捧“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人，你们能回答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吗？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农村从土改到合作社，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到文革，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有机组成部分。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中共正式否定。现在，你们再抬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匾牌，招摇经过天安门，向全世界宣示，请问打算做什么呢？难道中国还要再来一次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酷吏恶吏胡作非为，好官良吏尽力抵制
但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是要由各级干部执行的，因此除了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之外，干部的素质作用很大。任何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总是有相当的弹性。
真正发生大饥荒大死亡的是少数最敢于吹牛撒谎、欺世盗名的酷吏恶吏，他们要讨取毛泽东欢心，胡作非为，把毛泽东的坏政策向坏的方面推向极限。学界一般认可的死亡是3750万人，主要集中在几个省的若干个县。杨继绳在《墓碑》中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7300万人饿死1000-1200万）、安徽（3400万饿死500-600万）、贵州（1700万人饿死90万）、河南（5000万人饿死500万）、山东（5700万人饿死300万）、甘肃（1300万人饿死100万）等省，饿死人最多的县份有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等等，这些县的死亡人数都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象贵州省湄潭县，饿死12万5千人，占农业人口的22%，绝对数也够大的。
象安徽省地处长江边的无为县，90几万人的县，饿死了30多万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愷帆回到家乡无为县检查工作，发现浮肿死人严重，当机立断，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开仓放粮、解散食堂等等，结果遭到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关押、送煤矿劳动的处理。这位张愷帆，就是1933年在国民党龙华监狱里的墙上，题诗“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样鲜艳一样红”言志，署名“扪虱居士”的“烈士”，解放后清理墙壁被发现，萧三编进《革命烈士诗抄》。那时，这也是四五十年前，我慕书名买了一本，读得心潮汹涌，对革命烈士产生无限敬仰。现在知道，这位“扪虱居士”后来查明侥幸未死，他就是张愷帆。那时，张愷帆为了“解放”人民没有做成烈士，可是1959年，他面对农民的苦难，抒怀“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真是为“解放”农民做了一点实事的时候，自己却被“革命”陷害。
毛泽东龙颜大怒，怒斥张愷帆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张愷帆1908年出生，长我26岁，自然是我的革命前辈。请问：你们当初舍生忘死为之立志，想要拥立的就是这样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党领袖吗？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肆意暴虐人民、可以肆意整治干部的政党吗？
张愷帆没有成为烈士，但白莽、柔石、何孟雄等许多共产党员牺牲在龙华监狱，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我们崇敬的先贤。鲁迅写了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他们，最最欣赏白莽所译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是先烈们抛弃了生命，换来的却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人可以享有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绝对自由：他可以为所欲为地发动大跃进，下达高征购的指令，饿死4000万人可以不被问责；他可以为所欲为地给任何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如今，“自由”成了执政党谈虎色变的敏感词汇！
1990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安徽全省情况到处都差不多，宿松县人口减少了9.5万，差不多也是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霍邱县死了近四万人。灵璧县八万以上，涡阳县死了约十万人。
张愷帆的悲剧是共产党员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以解放天下受苦人为己任而建立的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之后，却异化为人民的专制独裁者，把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剥夺殆尽，比国民党的暴虐残酷超过何止十百倍。国民党时代有因为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而发生大死亡的事件，却没有因为大跃进、“高征购”而造成全国人民大饥饿，其中饿死者达到4000万的人祸！
中国人民凭什么要这样的“解放者”，这样的“大救星”？！这样罪大恶极的执政党今天竟然毫无自责忏悔谢罪之意，反而肆意打压揭示历史真相的自由言说之士，动辄以“颠覆”罪判刑，实在是天理难容！
不过，回到50年前，较为多一些的省和县，死人较少或不太多。经过反右运动，虽然打了一大批正直的正派的亲民爱民的干部右派，但是毕竟还有一批这样的干部占据各级领导岗位，用当时的语言来表述，就是那些上头认为比较右倾，比较落后，不求上进的干部，群众反而认为比较务实、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心地善良的干部，他们对自己所属的人民总还有所爱护，不是一味地跟风逐浪，弄虚作假，把农民最后的口粮也征购一空，骗取虚名，张愷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玩弄一点“欺上”的伎俩，不怕犯“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农民尽量多留一点“口粮”。所以并非各省各县的饥荒一样大，饿死一样多。
这么一批默默无闻的好官良吏，在他们主政的省区县份，尽力抵制，饿死人较少，如“大跃进年代的吉林省委领导人不走极端，不赶浪头，在毛泽东面前有时还敢讲一点真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中国的粮仓’的省份，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不过，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要轻得多。”再如“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杨继绳语）
笔者当时所在的山东省，鲁西南、鲁西北地区，本来就贫穷落后，在大跃进中却大吹特吹，和广西环江不相上下，省报《大众日报》上几乎天天总是寿张、馆陶等的经验、卫星上报纸的头条，寿张、馆陶、范县提出了一个县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的设想，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但是这些县结果却是得到大饥荒大死亡的报应，转过来的1959年1月，馆陶就发生了食堂停火，生产停顿，社员逃荒，路有饿殍的“馆陶事件”。这种饿死人的“□□事件”在全国不断发生。反之山东东部地区少吹不吹，干部们还为高征购打点埋伏，所以灾情就较轻一些，死人远不如鲁西南、鲁西北多，没听说饿殍载道的情景。因此，大饥荒大死亡最多的省区县份其主政的干部，大多是极左派，他们善于吹牛撒谎，欺上瞒下，沽名钓誉。为了追名逐利，不择手段地征购粮食，搜刮农民的口粮，失去起码的爱民之心，毫不顾忌政治操守，抛弃了诚信做人的底线。
正是有了一批象洪华这样的酷吏恶吏变本加厉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才上演了一台绘声绘色的大跃进闹剧，造成了亘古未有的全国性的大饥荒大死亡。
第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我们还是以环江为例议论。王定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那正是国统区学生开展争自由争民主运动之时，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8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加我党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惟一的夫妻战士。这支队伍成立不到10天，就遭到反动保安团的严重袭击而被打散。王定等冲出重围。蒋继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县城英勇就义。她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王定突围后，化装到达武汉，辗转至香港，入我党领导的达德学院学习。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那时，中共承诺的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是王定他们一批人的理想。为了这个高尚的理想，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对共产党的信念也从没动摇过。他认为毛泽东、共产党全党和他一样都是为了实践这样一个理想而奋斗。因此在广西省党代会上，他才慷慨陈词，批评省委：“去年春荒时，永福县一个乡里，因区乡干部官僚主义，饿死了一家三口。有关的区乡干部都得到严肃的处理，其中错误严重的乡支部书记被判刑劳改。然而同一个时期在平乐专区（横县也有）因官僚主义出了饿死几百人、很多人家破人亡的案件。上次代表会中代表的意见很大，到今一年不见处理的下文。这不单是对不起群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免使人要质问，为什么下级干部犯错误就处理及时严厉，对较高级党委犯错误就这样迟迟不决呢？省监委是怎样执行党纪的？难道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广西监委，还不如十一世纪封建主义开封的包丞相？我认为不公平！”他认为共产党执政之下，饿死人是一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小事，应该公正严肃处理。如此仗义执言，全场为之动容，代表们为他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
王定是广西全州人，全州在环江之东，相距约1000华里。解放后一直做环江县的领导，从副县长到县委书记，从土改到合作化，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环江的人民经过七八年的相处，同命运，共苦乐，所以他对环江人民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
王定的右派错案“改正”后，到省委统战部工作，在他家的客厅里，悬着一帧行书条幅，写的是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他请一位书法家为他写的。做过山东潍县知县的郑板桥，以体察民情、革除弊政、清廉自守、开仓赈济著称，晚年以书画知名，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王定和郑板桥相似，在共产党内也是“一怪”，是另类，因此他视郑板桥为知音。在共产党内，象王定一样把“为人民服务”确实当作了自己的座右铭，身体力行的人，并不很多。
王定致命的弱点是从学生到干部，几乎没有经历过脱胎换骨的知识分子“改造”历程。他的所作所为，从那些官场历练丰富的工农大老粗干部看，都是一派不足为取的书生气。广西省县里的反右运动，这类干部大多落水。
环江县取王定而代之的新任县委书记洪华是一个南下的农村干部，他和王定具有完全不同的出身、文化、经历，因而也就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素质、道德素养。他们处身知识分子的场合，最得意的身份认定就是“咱大老粗”，以此为荣。对知识分子极尽讥讽揶揄之能事。因此在同样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外衣包装下，这两大类干部的为人处世，执行政策，就大相径庭。
洪华1918年生，本名王荣耀，出身农民，高小肄业。河北玉田县第二区东范家坞人。1935/1937年到辽宁省抚顺煤矿当工人，后回家务农。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洪华。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区区委委员，冀东第十八地委保卫干事，组织干事，武清工委书记，县委书记。1947年后历任冀东军区十五分区警备四团政委，第四野战军补训二师政委，十三兵团留守处政委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较大的战斗数十次，屡立战功。南下广西后，厉任南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接收组组长，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宾阳地委委员，国营柳州机械农场，西江机械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农村工作场站处副处长。
和王定相比，洪华倒是“八路”牌的老革命，早参加革命8年，具有工人农民的双重出身，抗过日，打过蒋，这是他的大资本。他来到广西则是居高临下的解放者、胜利者，又是久经共产党官场的历练者。他还有必要的小学文化，再高了就成了讨人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低了却读不懂一般文件。在中共建政初期，这类干部最行时走运。
在解放初期，洪华作为县委书记，文化还不是最低的，有许多县委书记是半文盲，连一般文件都读不通。洪华有将近20年的革命经历，他始终处在共产党官场的中间游走，比起王定几乎没有官场经验来说，他懂得做官的诀窍就是用心吃透贯彻上级的意图，摸准共产党官场的“护官符”，谙熟官场潜规则。以1939年的老干部来说，他显得升官不快。洪华的官运并不好。在官场，他不得志。到环江任职，正好为他升官进爵创造了条件。
他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也没有什么道德伦理，甚至于连江湖义气也不多，反倒具有流氓无产者天然的无道德的道德，反道德的道德。有的作家后来到环江采访之后说：“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同事回忆起他来，仍心有余悸地评论说：‘洪华身上，有一股凶气和狠劲，人见人怕。’”（余习广 李 君《环 江悲歌》）
他最懂得运用官场权术，搞好关系，阿谀奉承，争权夺利，打击陷害。他信奉的官场规则是唯上是从，唯官是从，熟读革命词句作为虎皮大旗披挂招摇，来震慑下属与群众。做下层干部的诀窍，就是努力贯彻上级指示，“党叫咋干就咋干”，做好了有功，做错了可以上推下卸，不负责任，绝不要别出心裁，发挥什么创造。他不但不会重蹈王定的覆辙，而且他要反王定之道而行之。他心里才没有什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关心农民的苦乐这些道理，“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他们的口头禅，反正是上面要什么就投其所好。
象洪华这类干部，他们抓政治，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外乎多制造一点冤假错案。但大跃进是抓经济，搞农业，搞钢铁。他们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外行。反右之后，毛泽东最欣赏的哲理之一是“外行领导内行”。附带说一下，国民政府的县长一般都是大学毕业，并且要经过考试院考试通过，才能放任。而解放后前30年，中共政权的县委书记，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不少是半文盲。在“外行领导内行”的大旗之下，吹牛撒谎、欺上瞒下的任何事，他都敢想敢做。这也就是洪华吹牛吹出亩产13万斤水稻的原因。
我们翻遍古籍，象洪华这样的酷吏恶吏能找到几个？
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让王定主持种试验田，怎么也放不出亩产13万斤的“卫星”，反之，让洪华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也不会下乡调查，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
洪华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在饿死4万人民之后，1960年元月，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春，才被当做替罪羊被揪回环江批斗；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病死狱中。二十年后，柳州地委竟然本著“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贯彻“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复查洪华案件，最后发文“撤销原判；党内给予撤销职务，恢复其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
洪华不过是一个替罪羊。为了安抚民心，不得不治他的罪，但是那些指示他、支持他弄虚作假的地委、区委领导人，后来都升官进爵，论功行赏了，反而由他们给洪华定罪，在遵守丛林规则的官场，他们在道德上用不着愧疚，但他们会害怕日后受到追究，缺乏安全感。只有给洪华“平反”了，他们才会如释重负，心安理得，后顾无忧。再说，论罪，真正要问责的是毛泽东！
第五，极权制度的宿命
我们观察中共执政60年的历史，有一个一贯的特点，就是正派正直、主持正义、主张民主、主张法治、亲民爱民的好官，总是受压受气，受打击，受排斥，受整肃。彭德怀、刘少奇在前，胡耀邦、赵紫阳在后。毛泽东整肃过的干部，最后不是都因为被实践证明整错了而名正言顺地平反了吗？
使洪华能够为为所欲为非作歹的原因，是因为一党专制、书记挂帅、大权独揽的极权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县是一级政权，是中央、省、地区领导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权机构，是一定意义上的独立王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县委书记那真是拥有绝对权威、可以称王称霸的小霸王，是历朝历代，包括国民党的县长也无法望其项背的“洪霸天”。
但是，洪华并非注定会变成坏官。首先是有大跃进、高征购那样的政治环境，他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如果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社会，人民有一点点民主，舆论有一点点自由，洪华就难以做坏事或大坏事。甚至于只要不搞大跃进，洪华也难以逞其伎俩，为非作歹，肆意妄为，最多不过像现在的一些干部，贪污多一点，二奶有几个。
我们再看今天，大概所有重要干部的选拔提升，都经过了各级中组部的严格考察，但是仍然避免不了一个个、一窝窝的腐败，原因也在于不是选票选出来的。他们不对选民负责。如果洪华是选举出来的，他敢于那么放肆吗？而这个极权制度决定了好人进去以后，也难免变坏，走向腐败。
环江县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作为一个极为具体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一党专制制度在蹂躏人民、压迫人民、屠戮人民方面是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出。王定拒绝同流合污，他就被清洗出局。以环江为例，它比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反动，他比德国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什么“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也说不完”，那不过是一曲麻醉愚民的精神鸦片!
环江人民有理由怀念好官王定，但是这个极权制度决定了王定他难以施展他的抱负。他不是民选的县长、党员选的县委书记。同样，环江的人民和党员也不能罢免罪大恶极的洪华。
第六，罪魁祸首，安然无恙
大跃进最后造成全中国人民忍饥挨饿，其中4000万人死于饥荒。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从中共的历史来看，任何领导人，只要认错检讨，就得下台。所以毛泽东拒绝认错检讨，更不会下罪己诏。不但如此，毛泽东手里有了两把板斧，一把叫做右派分子，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直到58年的南宁会议，毛泽东一句“离右派50米”的旁敲侧击，就吓得周恩来赶快检讨。59年他又锻造了一把新板斧，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斧砍到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脖子上。毛泽东抓着这两把板斧，所向披靡。这样一来，谁还敢说三道四？
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婉转地批评大跃进，天灾人祸“三七开”。毛泽东暗暗记在了心里，认定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古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毛泽东暂时做了一些妥协让步，退居“二线”。他没有睡觉。他在养精蓄锐，窥测方面。他必须一炮打响，置刘少奇于死地。仅仅准备了4年多，他发动文革，如愿以偿。
在确立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上，刘少奇曾经居功厥伟。大概他心中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影像，也不懂自由民主的程序，还害怕承担野心家阴谋家分裂党的罪名，甚至于连张学良“犯上”的勇气也没有，再说，刘少奇之外的那几位左辅右弼“常委”，哪一个不是耿耿忠臣？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没有敢于向毛泽东发难摊派，但毛泽东一丝一毫也不领情。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毛泽东美其名曰路线斗争，遵循的是你死我活的丛林规则，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没有折中调和的余地。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同志战友几十年，他没有料到这位战友的报复性竟然如此强烈，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当初，在党内，在政治局常委会，并非没有某种争论。是谁成全了毛泽东的终身领袖地位？据解密的邓颖超1975 年11月19日日记记载，周恩来临终前痛悔不已地自责：“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香港《争鸣》2006年5月）在发动文革前夕，还是这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要保住晚节，对毛效忠到底。在所有关键时刻，都是这位忠臣救了驾。
这个中国最后的现代农民革命领导集团成员，血液里渗透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专制文化基因。周恩来还留下了自责。刘少奇则吃下苦果，谁也不知道他命终开封府的时候，想过一些什么。在这个体制下，毛泽东无论有多大的罪恶，都可以不问责，安然无恙。最多从下面找几个替罪羊，如环江的洪华。古代的那些皇帝们若地下有知，想起要承受大臣的责难，想起要不断下罪己诏，他们该多么羡慕毛主席啊！当主席比当皇帝好，党天下比家天下好！
结论：反右运动是发动大跃进的先决条件，也是一把保护毛泽东不受追究的板斧。
第七，极权制度是个坏东西
极权制度为毛泽东和他的臣仆洪华们大展宏图大显身手提供了舞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走向市场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却难有进展。从环江来看，今日的环江已经旧貌变新颜，农民的生活大有改善，但是离开民选县长、党员选书记的日子还渺渺茫茫。环江有过大饥荒死人四万多的惨痛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吧？用环江人民生命换来的教训告诉后人是建立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我以为，在现在县委大院里，或它的北侧，就是那块亩产13万斤水稻“卫星”的试验田，建一座纪念碑总是合情合理的善政吧！
这就是要记住：极权制度是个坏东西！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分析得十分到位。他说：
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
本文已经写了3万1千字，很不短了。至于是否回答了开头江西李建军的问题，就无法揣度了。其实，如果有更多的江西李建军来追问历史，无论从左，还是从右，追问历史，我们应当举双手欢迎！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上帝！
（后记）本文写作引用了大量有关环江的著作，未及一一注明，只笼统列名于后。这些著作所记载的事实都是非常严肃的真实的可信的。这是因为二十年前，中国还有一段比较开放的言论自由空间。那时，王定的冤案已“改正”，洪华的罪恶也无人敢于隐瞒，一些当事人还健在，因此各界作者纷纷到环江采访调查，困难不大，从而获得大量材料，为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笔者利用了这些朋友辛苦获得的资料，做了一点新的反思，再次予以致谢。
（2009年12—2010年3月于山东大学附中）
【主要参考资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著，香港书作坊出版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著，电子版
4，人祸，丁抒著，电子版
5，环江毛南族自治县1956年实行作物下放和三包到户的前前后后（第二稿）
调查组：覃庆云、蒋克明、崔国琮，执 笔：覃庆云
6，环江悲歌 余习广 李 君
7，论反右派与大跃进　魏紫丹　　
8，王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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