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文 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今天：读王绍光《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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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八二）

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今天

刘敬文

　　我读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失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不是被书中那些怪诞而混乱的细节而吸引，而是被作者的研究态度所吸引，正如王绍光在一个谈话中说的那样，“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今天，一个社会在动荡的时候，社会的基本矛盾便都展开来了，这是研究它，把握它的最好时机，‘文革’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它把社会的各种矛盾，乃至最细小的矛盾都以放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把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的东西还是解放以来我们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包含的矛盾都以夸张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甚至推向极端。‘文革’的作用，它本身的影响，同我们现在遇到的大量问题，不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而更为有趣的观察是，参与过文革，后来成为文革研究者的学者王绍光如今成为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是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究竟昭示着中国当代社会怎样的思想动向？

◇　文革参与者是理性的

　　在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问参与过武汉文革的岳父当年的感受，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年自己所遭遇的三次人身危险，感慨武斗的残忍和混乱，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我再问，那你们随意就把当时的湖北省委赶下台，几个学生就敢去揪斗湖北第一号人物王任重，不也是很过瘾吗？他回答过瘾是过瘾，当时还觉得自己能解放全世界呢！

　　岳父的反应也许就是绝大部分文革参与者的反应，那段经历混乱、刺激但不堪回首，个人年轻非理性受蒙蔽，对国家是一场灾难。可是，王绍光的研究要说明和解释的却是：在疯狂的表象下，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相信绝大部分人对于这个结论都是反感的，这般荒诞和疯狂的行为，怎样可能是理性的？

　　王绍光在书的自序中就讲述了他跟一位学者的争辩，他说他的结论来源于在文革期间的观察，一个人参加造反派和保守派几乎是可以预测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去选择派系，这绝对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文革的参与者由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社会意识而被分化成不同的集团，具有不同的目标，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独立的行动议程，反而妨碍了毛泽东原先对文革的部署。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毛泽东归类为有着超凡魅力的领袖，这种领袖的追随者往往对其偶像战战兢兢，惟命是从。大家会想文革的种种情景，大多会同意韦伯的解释，不过王绍光却提出对韦伯理论的修正，他说，追随者的反应应当分为两个向度，情感上愿意为偶像献身，而认知上有觉得偶像发出的信息是可以解读的，而每个人对同一信息的解读截然不同，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语录战”就是一个例子，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来塑造毛泽东。

　　文革中发生了普遍的暴力行为，甚至发生了惨烈的武斗，在武汉文革最高峰，造反派和保守派纷纷抢占军队的武器库，最夸张的是一天盗抢了８万枝枪，而人员死伤也是经常能碰见的事情，这样的场面如何解释为理性行为，人类的理性不是应当趋利避害的吗？

　　王绍光这样解释文革暴力的理性成分，他说，只有在公共权力缺失的时候，例如１９６７年５月到７月，武斗才会出现。一般而言，理性的政治参与者不会选择组织暴力，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以武力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们将选择暴力的边际效益与其他方式进行了精心的比较。也就是说，当组织暴力被国家机器惩处的可能性很小，而取得的效果又很明显的时候，武斗发生了。

◇　文革前中国的社会分歧

　　其实，对文革的认识和感受从来就是多元的，这种多元存在于日常的谈论和文革亲历者个人的感受中，只是大部分人拘泥于官方对文革的“定性”和文革受害者话语的优势，而没有将其充分阐发而已。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曾经在跟同事的讨论中“冒失”地表达过这样的文革感受：他印象中的文革不失快乐的感觉，大人们都去斗争了，小孩自由得很，而他的父母是普通的公务员，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他自然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这种“冒失”的文革感受当然很快遭到同事的反对，一位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的同事则说，你老兄是没有受过文革的苦。尽管“阶级成分”这样的话语已经失去了语境，但是如今对文革看法的不一仍然能够看出文革爆发前中国社会阶级分歧和矛盾的阴影。也应了书中引用的一句话“历史只存在媒介当中，媒介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

　　正如书中第二章“分歧的根源，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６年”所言，十年文革源于此前十七年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出现的紧张关系，而文革发生的派性斗争，植根于前十七年已经存在的社会分歧。

　　说起分歧，其实就是三种，干部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歧、干部阶级之间的分歧、劳动阶级内部的分歧。干部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歧很容易理解，就是官民的矛盾嘛，可是中共建国其中一个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无差别的平等社会，我们从书中武汉干部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６年的工资列表可以看出，在收入分配上，干部阶级跟群众之间差异并不大，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其中一个理由，当时大家都很穷，很平等。

　　不过，经济收入差异不大并不能消除社会分歧，人的幸福感来源也是多元的，对权力的占有就是其中一项，王绍光说，在吉拉斯出版《新阶级》的１９５７年，北京航空学院助教周大觉也独立提出新阶级理论，周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生产资料掌握在管理者手上，这些人构成了脱离人民大众的领导者阶级。任何能引起公众关注的理论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文革打击的目标定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非毛的一时兴起。

　　在文革前１７年，官民的矛盾被掩盖，镇反肃反反右等一系列的运动都是奔着老精英阶层来的，武汉作为一座和平解放的城市，国民政府时代遗留的老精英阶层包括城市管理干部、工程师、专业知识分子都大量被吸收进新政府，书中引用的一个调查是，解放后一年，超过５０％的武汉干部是留用的国民党官员。从前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大量参与到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管理当中，他们不可避免跟新崛起的政治精英——革命干部发生利益冲突。“又红又专”也是一个失去语境的词组，实际上反映当时对人才任用的一种尴尬，革命干部政治可靠可是却没有专业技能，专业人士政治上大多又不“可靠”。

　　尽管经历１７年各种运动，新的政治精英集团并没有完全占有和垄断社会资源，其中矛盾最为突出是教育。书中文革前中国各级学生成分的数据表格让人深思，尽管建国后教育制度越来越对无产阶级的子弟有利，政治审查越来越严格，可是直到文革前，出身不好的学生仍然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考上大学的还是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老精英的子女，这让新的政治精英的子女越来越不满，而越来越严格的政治审查又让老精英的子女越来越不满，双方都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这就是不难想象，文革最早的造反派是学生。

　　１９６５年，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宣布，“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王绍光认为毛的观点是大胆和错误的，精英和群众的矛盾还没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矛盾，反而是政治精英和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为一方，跟老的专业精英和落后分子的矛盾一触即发。

◇　毛为什么会失败

　　王绍光认为，文革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革，这方面做的人很多，但不够，第二就是当时中国的制度为何不能阻止毛泽东和其他的几个人发动这场运动，这个层次做工作的人较少，第三是群众为什么起来响应，这也做得很不够。《超凡领袖的挫败》这本书的新意其实是强调了一个问题，文革并非局限于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更重要的是群众的响应，群众的响应让文革真正变成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如果说，毛是文革的发动者和设计师，那文革呈现出来的进程和最后的结果说明，毛是失败的。王绍光给出的解释是，运动的参与者虽然是毛泽东真正的信仰者，但是他们参与或者撤出集体行动却主要是基于他们对个人回报的理性算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运动的每一个重要关头都把精力转到纠偏中来，当文革这只怪物长得过于庞大时，毛发现他自己已经无力指挥它，也没有办法把它重新塞入魔瓶了。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１９６７年的“夺权”，王绍光认为，毛泽东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原有的权力结构打倒，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没想到，红小将把老革命打倒以后，马上进入了内部的权力争斗，原本就存在的派系变成了残酷的权力争斗，这跟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而武汉文革中，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争斗甚至比《动物庄园》里的情节更引人入胜。

　　而文革中的派系争斗极具中国特色，就是近乎变态地咬文嚼字，费尽心思解释毛泽东那暧昧的“最高指示”，以期掌握舆论优势。文革中创造的那些词汇，如“自来红”“反潮流战士”，都是极具张力的，讲一句题外话，中国人经历这样的时代，却没有产生如《１９８４》《动物庄园》这样流传后世的小说，是否也说明了中国作家的贫乏？

　　我想这也跟文革亲历者的自我反省较弱有关，王绍光在一篇谈话中也论及这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是群众卷进文革，是因为受蒙蔽，他认为，不完全是这样，说是受蒙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革”卷进去的许多人，他们不愿正视这段历史，要开脱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真认为自己受了蒙蔽：我当时真蠢，就这么响应号召，结果吃了许多亏，实际上当时他们并不是全受蒙蔽，他们的下意识在左右着他们理解毛泽东的各种号召，事实上，如果都是受蒙蔽，那么就都应该是一派，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一派，而实际上却分了许多的派，而且派分得非常明显，这与各派人物的经历、地位很有关系。

◇　文革研究和新左派

　　王绍光的文革研究之所以有新意，在于他在研究文革之前并没有先入为主认为，文革就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一场完全荒诞的灾难。他的亲历者身份让他反省，文革的爆发是有其合理性的。认可前３０年的部分合理性，这是王绍光乃至许多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

　　如今，新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较明显的分歧之一就是对前３０年尤其是文革的认识，新左派知识分子一般倾向于认为前３０年和改革开放３０年之间是不可割裂的，他们存在重大的内在联系。王绍光认为，探索另一种现代性，这是共和国六十年来最大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前进的大方向没有变化。而文革，新左派认为它也并非完全错误的，甚至有人认为文革的本意是一次中性的社会改革运动，至于文革的后果，用王绍光的话来说，一方面，它使人们对“文革”前、“文革”中的经济、政治制度非常失望，从而为今天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中止、掩盖了“文革”前的社会弊病及各种矛盾的发展，反衬出“文革”前的繁荣，这就增强了“文革”前的社会的历史惯性，这又是今天的改革的困难所在。

　　当然，这是绝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认同的，可是，解决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矛盾，对文革的多元化研究和解释却是无法回避的，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问题，文革前中国社会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为文革消失，对待文革，不是要去建立一座博物馆，而是要重新摊开当年许多荒诞的细节，搜寻对今天有利的物品。

　　更为糟糕的局面是对文革历史或者前３０年历史的有意遮蔽，这不仅让中国人失去一个获得教训最好的机会，还使得新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在公共领域进行充分的讨论，造成新的思想分歧，最糟糕的局面也许就是印证王绍光引用的黑格尔的那句话“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我们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