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等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讨论

tuffy05

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讨论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来源：《读书》 2010年第1期


二○○九年八月,本刊编辑部和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刘禾新著《帝国的话语政治》的座谈会。会后,编辑部对部分与会者的发言稍加整理,形成文字,编成以下一组笔谈。因篇幅有限,难以登载全部发言,特向诸位学者表示谢意和歉意。
　　——编者
　　
“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
刘 禾
　　
　　有关本书的中译本形成的前后过程,我曾在书中写过一篇后记,读者可能已经看到了。本书的英文版最早在二○○四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即《帝国的碰撞》。我把中文版的书名改为《帝国的话语政治》,因为我觉得这个书名更能抓住本书的实质。也许有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要选择从“话语政治”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外国际关系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简要说明。
　　首先,自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现以后,思想史的写作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知识考古学对传统思想史的否定是很彻底的,也是很致命的。福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从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出发,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话语实践。他关注的问题是,思想如何以话语的形式——即历史情景中的言说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发生——参与和创造了历史?这一独特的思路,给国外的历史学科和其他各个学科,都带来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当今的西方学术,也包括欧美以外其他地方的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历史,如何进行历史写作等问题,都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方法。也就是说,大家开始关注话语实践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思想派生思想的历史。
　　不过,这里马上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当人们沿着福柯的思路对话语实践和它的历史进行梳理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维度,这一点既表现在学者处理历史档案和文献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理论洞察和分析力度方面。所以,我十五年前开始写这本书时的初衷就是,能不能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方法论上做一点突破。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帝国研究。目前国外的新帝国研究已经与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之间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新帝国研究,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互动的历史研究方面,我认为新学术发展得相当缓慢,主要是由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来的国际关系史,至今还在统治和引导我们观察近代史的方式。设若我们换一个视角,也就是从话语政治的视角出发,对中外历史文献进行全新的分析和诠释,并把这些分析和诠释,与当今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这一类重大的问题放在一起解读,那么就可能得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近代史的叙事恐怕由此就得改写。
　　我在书中强调的是,近代史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它与当代的和目前还在展开的世界大格局密切相关,这种时间性也是后殖民理论以来的新帝国研究学者尤其重视的。因此,对于时间脉络的追踪和分析,同时也必然要对近代史的时间框架提出新的挑战,甚至要对历史和时间的关系提出一些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思考和理论建树。举例说明,前些年资助美国打海湾战争的那些大石油财团,其中就有十九世纪英国对中国鸦片战争中大发横财的一些家族的后代,比方说英国石油公司的一些主要股东。这说明,在当今的石油战争和十九世纪的鸦片战争之间,存在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纽带。假如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地研究鸦片战争或者近代史,而没有把后来以至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放在眼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掉一些重大的思想环节,也就失掉了我们关怀近代史的根本理由。因此,从话语实践的层面出发,如何思考历史叙事的时间,在历史与当代的时空之间能否发挥新的想象力,并且打开新的诠释可能性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当前国际政治的判断。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话语政治的历史研究与强调语言学转向的研究,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理查·罗蒂所说的语言学的转向,是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传统的转变,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正如我在导论中所强调的,假如我们一味地重复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的说法,忽略甚至忘记了近代帝国的军事通讯技术,对于符号学理论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产生曾经发挥了何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语言学的转向本身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也会导致重大的思想误区,好像语言学的转向是纯粹发生在哲学思想传统和语言学内部的一件事。我认为这种解释没有任何说服力,因此,在书中提出用“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来取代“语言学的转向”的提法。
　　第四点,对于什么是历史证据,以及如何认识历史“事件”等问题, 我在书中也尝试着在理论上进行一些探讨。比如,为什么在多数人心目中,战争就能构成所谓的事件,而国际法翻译的话语实践就不能构成事件呢?历史学家会追问,如果没有“夷”字之争,战争是不是可能发生?当然可能发生。那么如果没有国际法的存在,战争是不是可能发生?当然也可能发生。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条约文字的束缚,没有话语实践的参与,那么战争发生的时机、性质和后果都是不同的。尤其是在战争的合法性方面,以及在后来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方面。十九世纪国际法的翻译对于后世的影响力,明显要比当年的某一场战争本身更加深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历史“事件”的前理解有一定的思想局限,因为我们看不到话语实践也是历史事件。事实上,围绕“夷”话语曾经展开了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发掘并不是要把鸦片战争的发生仅仅归结于一个“夷”字的论争上,而是要追问在现代世界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帝国的主权想象是如何得以呈现的。《天津条约》对“夷”字施行了奇怪的禁令,我对禁忌本身很感兴趣,因为这一禁忌足以说明帝国无意识的很多东西,比如帝国对于主权和统治的想象,都可以从禁忌和无意识的角度去分析。
　　总之,我在这本书里提出“衍指符号”(super-sign) 这一理论概念,其着眼点就是解释现代帝国与跨语际的思想符号相互纠缠的历史,以及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认知范式,特别是有关主权的论述系统,如何最后落实在学科本身的建制上(如国际法、 近代史学、 国际关系、语法学、符号学、人类学等)。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历史表明,许多近代学科的建立以及学科知识的生产,都不可能从其知识内部的发展寻找动力和原因,相反,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学科”本身如何以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不断地复制和强化现代帝国的统治秩序,继而成为本书所讨论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接下来是如何思考普世价值的问题。我也关注过国内这几年对普世价值的讨论,比如“权利”和“人权”的概念。回顾当年国际法的翻译,尤其是“权利”这个概念在十九世纪的国际法背景,我们不难看出,本来是某种特定场合的论述是如何被普遍化的、如何在国与国之间展开的等等。总之,如果历史发生的过程不在我们的视野里,那么我们对普世价值的把握可能会是完全两样。我写这本书的动力之一,就是思考将来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国际主义的前景,我对殖民史学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是为了呼唤新的国际主义的到来。
　　希望国内的学者,尤其是研究近代史的专家,能够充分地关注中文文献以外的档案和文献。比如黄宇和(John Y. Wong)的研究。黄宇和是为英国国家档案馆整理中英外交文献编目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曾写过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著作。当然,他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我还不太一样,也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不过,他处理的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尤其坚持的。我处理的则是近代史中的话语政治,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相关联的,但必须是独立处理的问题,好像还没有人系统地关注过。当然,我很愿意听取历史学家对这本书的判断。
　　 第五点,我在书中对翻译功能的强调,指的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翻译,而主要是跨语际的话语实践。近代史中“帝国”和“王国”之间的概念区分,原本就不是中文世界的问题,而来自外文翻译,“中国”一词曾经被错译成 Middle Kingdom(中间王国),因此我们如果仅仅在中文的词义上纠缠这些概念,是弄不清的。任何政治都离不开话语实践,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国际冲突的。话语涉及的是行动,而不是纯粹的表述,我们不妨把“夷”字当做动词来看,亦即它如何参与对主权界限的划分与想象。这样一种思路究竟是否有效,我们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大家充分的重视,也就是说,我们把围绕“夷”字的话语实践作为主权理论的问题来讨论,作为中国经学传统的理论问题来讨论,而不是在褒义词和贬义词的一般常识层面上争吵。“夷”字之争,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经学传统内部的主权理论和国家理论,为我们提出新的诠释角度。无论在条约制度出现之前还是之后,经学传统的主权理论在制度上的表现如何,都是很好的问题,希望进一步展开研究。不过,我自己并没有能力处理经学传统内部的主权理论,它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还是期待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和有能力的学者,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最后,我要提一下 empire(帝国)这个概念,因为这个用辞总是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不是 empire, 更不是所谓的 nation state(民族国家),那么它是什么呢?empire 可能不是最好的命名,但起码在英文里和其他西方语言里,它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隐含某种着固定的疆域界定和固定的国族身份。至于“天下”这个概念,它是不是能与 empire 的概念相提并论,是不是能解释大清国与英帝国和其他列强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可以展开讨论的。“夷”字的问题不是帝国冲突的根源,我在书中主要是把它当做帝国冲突的场所来对待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场,这种场域有时可能被打开,有时可能被关闭。问题是,从这个话语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政治思想传统在发挥作用?它们如何表现?这是我真正的关注点。
　　这部著作自然也有自己的局限。其局限之一就是它原来是写给英语学界的,因此在参考书目的引用上,主要限于英文著作。假如我是直接用中文写作的话,本书的格局恐怕就不太一样,起码在参考书目的引用方面,也应该更丰富一些。以上就是我对本书写作背景的简略介绍,非常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
　　
　　
帝国的冲突,或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
汪 晖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文本,刘禾的这本书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这本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刘禾把符号学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以此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这本书的取材,每一章很不一样,看起来好像是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但是,刘禾试图将她所说的对福柯之后的思想史方法的探讨贯穿整个的解释系统,进而提供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符号学和话语理论是她解读文本的方法,刘禾由此展开了一个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这一点,与通常历史研究把历史材料当证据而不是当文本的方法非常不一样。文本细读的每一个切入点都很小,但勾连文本的意义世界的语词却极为关键。作者显示了很强的解读能力,通过文本、语词、细节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勾连,揭示了思想世界背后的话语政治和权力关系。从这点来说,与这本书取材的非连贯性相映照,它的观点和方法的连贯性非常强。
　　这本书有两个主要的对话对象。一个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和现代史研究中的费正清这一派,而且也是贯穿在中国研究中的多种现代化叙述,尤其是这些叙述提供的现代化的目的论。现代化的目的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已经面临许多挑战,但在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却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有关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套现代化论述的基本框架。我记得刘禾曾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谈及对当代鸦片战争研究的批评。当代中国的近代史研究逐渐地抛弃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移植了美国近代史研究的许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刘禾对话的对象是双重的。
　　这部著作的另一个对话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这一点从她的书的标题和里面的叙述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她批评的主要对象,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叙述跟其他的现代化叙述共享着目的论的历史观,她也必然涉及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叙述。也正是通过对上述历史叙述的对话,她转换了近代历史叙述的一些范畴,比如她不再讨论帝国主义问题,而是讨论帝国问题。帝国与帝国主义是经常可以互用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这本书的方法论主要是符号学和话语分析,但若以政治立场言,则主要是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叙述共享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植根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其他政治和文化形式是从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扩张体系,它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表达是帝国主义,它在区域和人口关系中的表达是殖民主义。但所有这些层面的扩张都与一个叙述的重心相关联,这就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及其与近代国家形式之间的结合。刘禾受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她把帝国问题扩展成为整个近代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这跟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这一基础范畴上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后殖民论述把帝国和帝国主义扩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其中文化方面是重新解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许多的理论家试图对帝国和帝国主义做出区分,他们从不同的传统比较帝国和帝国主义,萨米尔·阿明、汉娜·阿伦特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所做的论证就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但是,后殖民研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帝国主义描述为一个贯穿漫长历史的现象,而并不必然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相关联,这样也就打破了早期社会理论在帝国与帝国主义之间做出的清晰界限。从一个符号现象来看,帝国主义是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时代。因此,后殖民叙述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叙述近代殖民主义现象:是以民族国家为内核的帝国主义现象,还是帝国的现象?对这一点的不同回答也直接影响到对主权的论述。
　　这本书在主权的论述上有一些特点。首先,我注意到刘禾引用了卡尔·施米特的观点,突出了主权作为例外权力的特征。卡尔·施米特的主权例外论是在与自由主义法学的对话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法学的特点之一是把现代国家看成一个非人格化的、纯粹程序的法的体系,但施密特认为主权不能从这个纯粹程序化的法制体系中推导出来,它是例外的权力。这个论述里面的主权可以追溯到君主的权力。施密特认为现代国家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世俗化的神学世界,看起来是非人格化的程序,但实际上永远无法摆脱其人格化的特征。在刘禾的叙述里面,在第五章对维多利亚女皇和慈禧太后的论述中,多少可以看到这一点,即主权体系跟人格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叙述针对的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因为它发现了民主法制体系背后的主宰性人格,也因此揭示了现代主权的特征。这个逻辑与规范化的民族国家理论是对立的。按照刘禾的概念,现代的主权是一个符号化的、高度抽象的主权体系。这个主权体系经常把自己描述成跟传统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主权模式,但福柯、施密特和后殖民主义理论都试图揭示两者之间的连贯性——尽管这三者的立场有着重要的差异和对立。
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后殖民分析强调现代权力的政治面和文化面。刘禾的切入点是符号问题。衍指符号(super-sign,用衍指符号翻译这个英文概念很特别)是她的叙述里面很有趣的一点,这也是她将话语分析嫁接到符号分析中产生的结果。她一方面从符号的角度入手来分析这些现象,但另外一方面又侧重分析符号所承载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关系。军事化过程在符号技术发展当中产生过巨大作用。刘禾举了《鲁滨孙漂流记》的例子,强调礼拜五是怎么被抛入这个权力关系之中的,追问这个事件发生的动力机制。里面引用了一个细节,关于枪在礼拜五与鲁滨孙之间的关系形成中的作用。在解释这个关系的时候,刘禾引入了阿尔都塞的询唤机制,例如警察与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一询唤机制的产物。从这点上说,她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有关系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葛兰西的霸权学说,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询唤的理论,都试图分析出国家机器的两种不同的功能,即强制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刘禾强调现代世界的构造也是符号生产的过程,但同时反复揭示这个符号化过程与强制性权力之间的非常隐秘的联系。现代的权力体系有着高度抽象化和合理化的特征,因而需要通过符号解读和话语分析才能揭示出这个机制背后的权力。
　　我在这里举一些相关的例子,有的跟刘禾的讨论一致,有的不一致,但有助于我们去了解这些问题。例如,刘禾在书中提到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注释,我拿来作为一个参照,因为他也是讲这个不确定性。印欧语系的确立是在黑格尔的时代,他说,由于印欧语系的发现,我们终于有一个讨论“世界历史”的实证根据了。但在康德时代,印欧语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许多人还在讨论藏欧语系的可能性,想在藏语和西欧的语系之间建立关系,但最后失败了。在讨论中国的时候,康德以注释的方式谈及中国及西藏,显示了一种从西藏的角度界定中国的取向。他说:
　　为了把这个大国写成它所自称的那个名字(即China,而不是Sina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我们只需翻阅一下格奥尔吉的《藏语拼音》(指意大利奥古斯丁派传教士格奥尔吉[Antonio Agostino Georgi,即Antonius Georgius, 1711-1791]所著《藏语拼音》,罗马一七六二年。——译注)一书,651—654页,特别是注b。——据彼得堡的费舍尔教授(Johann Eberhard Fischer, 1697-1771,圣彼得堡教授,曾参加远东探险。此处称引,见所著《彼得堡问题》[哥廷根,一七七○年]第二节“中华帝国的各种名称”,81页。——译注)的说法,它本来并没有它所用以自称的固定名称;最常用的是Kin这个字,即黄金(西藏人叫做Ser),因此皇帝就被称为黄金国王(全世界最辉煌的[国土])这个字在该国国内发音很像是Chin,但是意大利传教士(由于喉音拼法的缘故)则可以发音像是Kin。——由此可见,罗马人所称的Seres(丝绸)之国就是中国;然而丝绸是经由大西藏(推测是通过小西藏与布哈拉,经由波斯等等)而供应欧洲的;这就提示那个可惊异的国家之于西藏并且从而与日本的联系从许多方面来考察,其古老性都可与印度斯坦相比;同时他的邻人所给予这个国土的Sina或Tschina的名字却没有提出来任何东西。(康德:《永久和平论》,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一年版,117页脚注)
　　康德对于中国的兴趣源自以丝绸之路来连接东西方的世界史兴趣,但他没有弄清这条通道的真正脉络。康德的这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他是从欧洲传教士的西藏知识中理解中国的;其次,他强调中国没有“可以自称的固定名称”,因此从西藏语音来界定中国就是自然的;第三,他区分了大西藏与小西藏,以说明将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的丝绸之路是以西藏为中介的。这个例子证明:不仅是在印欧语系被发现后的时期,而且是更早的时期,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试图命名这个地球上的各个地方的努力就一直存在。黑格尔的努力也不是偶然的。刘禾在关于China的论述及有关比较语法的分析里面,涉及了中国这个概念的建构,我觉得是重要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结束,比如现在关于CCTV要不要改名字的争论就是例证。CCTV是英语简称,如果是“中国”的拼音的话,当然不应如此拼写。
　　不过,关于中国的命名,我有一点点补充。中国这个概念原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一九○七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是最早提出中华民国概念的文章,实际上也将中国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挂了钩。但中国概念的不确定性和中国概念的包容性是在漫长的历史里面不断重复和提炼的,地域的不确定性并不代表这个概念本身没有确定性。比如说清代经学里面反复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如今文经学中有关“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讨论,恰恰是要通过中国的不确定性来达到对中国的界定。到晚清时代,最终选用中国这个概念作为国名,不是随意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通过打破原有族群关系和地域关系来重建认同的努力。因此,它不是先秦时代的中国概念。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竹林》篇就有内外的相对化观念,这也意味着重新界定中国的努力是持续发生的。元朝、清朝都曾面临如何将自身纳入中国王朝正统谱系的问题。现代中国的确立,一方面是现代主权体系扩张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在各种复杂关系中重新界定中国的结果。到底怎么界定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到刘禾所讨论的国际法和符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叙述非常有意思。十九、二十世纪形成的国际政治的赤裸裸的权力关系现在经常被包裹在符号化的世界里,不加以解构式的历史分析,人们就会被其普遍价值的表象所迷惑。明治日本先从中国引进了丁韪良翻译的、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几乎就在同时,日本政府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到欧美考察,在德国,他们见到了俾斯麦。俾斯麦跟他们谈到了国际法,大意是国际法是不能不用的,但对于霸权国家而言,国际法又不能当真。大久保利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近代日本在入侵琉球、朝鲜和中国台湾时,都曾在不同的方向上利用国际法,但又在不同的语境中破坏国际法,其实这是欧洲国际法诞生以来的常态。亚洲地区的权力竞争,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且也是不同的国际规则之间的竞争、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竞争。国际法与朝贡体系的矛盾也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之间的重大冲突。这一冲突不仅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且也发生在内陆。比如,英国为了打开西藏的大门,逼迫尼泊尔、不丹、锡金等相继与之签订条约,除了贸易和领土问题之外,缔结这类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是用一套符号体系来重新理顺新的宗主关系。为什么要对这种关系及其符号加以解码?这是因为现代符号系统具有形式上平等的特征和高度的欺骗性。传统的符号系统并不需要诉诸形式上平等的符码,但现代主权理论是建立在平等话语基础上的,若不对话语实践过程加以解码,这个体系就能够自我合法化。
　　我希望上面的评论可以说明这部著作的贡献。但我也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和不完全同意的地方。首先,原文的书名可以直译为《帝国的冲突》,但全书主要在分析和解构西方帝国的符号系统,而对中国的符号系统及其与西方符号系统的斗争过程未做深入的分析,这就是使得题目中的“冲突”概念难以完全落到实处。清朝似乎是一个被动的、无力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积极的、斗争的一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六八九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当时的情况是清朝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康熙要请传教士来帮助划界,条约也以拉丁文本作为正文文本,俄文、满文作为附件。这个动作也是一种建构客观性以使双方承认的努力,其中当然涉及符号问题。为什么要用欧洲传教士的测量技术?为什么要用拉丁文?这些做法背后的观念是什么?康熙的做法与俄国、英国有什么区别,如何描述它们之间的斗争?中国王朝不但是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符号系统的主体,而且它对西方列强的符号抵抗也持续到最后,尽管来自王朝的抵抗越来越弱,但新的抵抗主体和抵抗形式也在发生,是否也存在相应的符号建构过程?
其次,用帝国之间的冲突来描述鸦片战争,突出了不同政治体之间的对等性,同时也暗示了民族国家概念的局限性。这是我同意的。但把鸦片战争以来的冲突界定为帝国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冲突,就需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跟其他的政治形式到底有什么区别?这就回到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叙述策略的问题,两者都批判殖民主义,但后者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与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相关的。这牵涉如何解释帝国的扩张行为背后不同的动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描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的历史主体——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诞生过程。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因此获得了一个历史内部的主体的支撑。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目的论进行批评是有道理的,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一个生成中的主体的认识的基础上。离开这个问题,仅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黑格尔主义因素(进步主义和目的论)进行批判,并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从黑格尔的国家到马克思的阶级主体,他们试图从历史内部重构理论与历史的统一,由此,他们也将道德批判转向了真正的历史批判。因此,从理论上说,要用帝国间的冲突来取代对帝国主义的扩张过程的分析,就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些问题:承认不承认十九世纪发生了大转变?这个大转变在经济形态(尤其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上的含义是什么?要不要讨论这个转变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冲突与先前的矛盾和冲突之间的差异? 这一矛盾和冲突导致了旧帝国的衰落,在这个地基之上,究竟产生了哪些代表未来的力量?或者,对于目的论的批判最终彻底消解了这些问题?
　　第三,还有少数细节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斟酌。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刘禾在分析《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时,特别提到了汉字“权”、“权利”与英文“right”之间的对译问题,这是书中除了有关“夷”字的翻译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衍指符号。刘禾指出“权—right”构成了一个衍指符号,这是有根据的。《万国公法》原文中的rights of civil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rights of equality、rights of property、national right、private right等条目中的right就被翻译为“权”,但是,在《万国公法》中,与“权”、“权利”发生对译关系的英文词并不只是right,还包括authority, power, sovereignty, privileges等。这一点研究该书翻译的学者王健指出过,我也曾对此做过一点分析。从这个角度看,“right—权”这个衍指符号的形成恐怕就不那么单纯了,还得考虑“权”这一汉字的多义性在翻译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多义性逐渐单面化的过程。只有在充分地说明了这个翻译过程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之后,有关“right—权”的符号—意义系统才能被清晰地确立起来。鉴于“right—权”这一衍指符号在全书中的重要性,说明这一过程恐怕是必要的——显然,这一符号—意义系统的确立不是通过《万国公法》一本书的翻译过程就可以完成的,它必定涉及广阔和深远得多的社会过程和翻译实践。
　　
作为话语的“夷”字与“大一统”历史观
杨念群
　　
　　我理解,刘禾实际上把原来《跨语际实践》中跨语际的话语方法应用到中国近代历史与整体世界秩序变化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来加以展开分析。在我看来,这样的分析角度已经使她从一个文学研究者转换成一个历史学家。
　　对待中西冲突这个话题,有非常多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而且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传统,比如有比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有一套就是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分析方法。你想超越他们或者跟他们有所不同相当不易。美国“二战”后兴起的所谓“区域研究”,基本上是把中西冲突看成是“文化特质”之间的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延续了这个思路。
　　费正清当年特别提出了把“文化”作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非常重要的特质,把“旧秩序”和“革命”当做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两个阶段。“旧秩序”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载体来承载它的文明形态,后来由于西方的进入,中国文明就像木乃伊接触了空气,无法封闭地保存下去,于是革命开始。所以两者的冲突是先进文明替代旧式文明的过程。
　　我觉得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跟费正清对文明的理解有相互的联系,实际上也预设了文化或者文明本身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这种不可通约性最后预示着需要用现代化的暴力手段(包括军事和经济等)来解决问题。把一个东西本质化之后,我们如何在现代意义上看待这几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呢?还是由现代西方所产生的暴力或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文明改造所导致的冲突?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是两种文化本身就是不可通约的,要真正交流只有靠文化之外的暴力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在整个世界体系范围内的历史研究或者文化研究中都很难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发现刘禾在这本书里面,实际上不是把“文化”或“文明”看做本质不可通约的对抗关系,而是把它看做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不同的政权形式如何使用话语来界定各自的主权位置和关系。比如关于“夷”字的问题,西方人怎么理解“夷”,以及这样的理解与国人传统话语体系中对“夷”的理解是如何造成错位的,各自如何利用传统和现代语汇来确立自己的主权边界和内容。我想这样一个讨论,实际上回避了或者说绕过了所谓文化到底是“新”是“旧”的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也与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理解殖民暴力冲突的视角有所不同,显示出了别具一格的洞察力。
　　但是我也有一些问题想提出来讨论。有一个关于“夷”字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如何理解的具体问题。因为清朝在建立自身合法性时其实与对“夷”字的理解有关,刘禾把“夷”字当做两个帝国发生冲突时非常关键的一个词进行解析。通过翻译,“夷”字被转译成与“野蛮人”相近的意思,于是被放大成了具有暴力规训意味的话语。也就是说“夷”字在英国人眼里非常敏感。但是,这种敏感度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被夸大了?因为可能在条约的颁布或者在条约的制定过程中,关于“夷”字的翻译会形成很激烈的冲突。但就清朝方面而言,“夷”字本身是否还构成一种传统的敏感性就很难说了。就我的感觉来讲,“夷”字的问题在雍正时期是讨论得非常多的。因为满人入关后被认为是夷狄入主中原,不具合法性。雍正就论证说当年“舜”和“文王”都是分属“东夷”、“西夷”。意思是谁得到正统应该与种族出身无关。雍正由此和犯谋逆罪的曾静辩论了很长时间,“夷”字作为种族歧视的歧义从此基本被化解掉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在《南京条约》或者《天津条约》整个外交文书里面把“夷”字提出来的时候,它是不是还有那么大种族的歧视和冲突意义,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后来发现刘禾在书里谈到道光朝讨论这个问题,苏松太道吴其泰回应英国商人的指责时,就表示“夷”已根本没有轻蔑的意思。说明“夷”字在整个清朝外交话语里面,已构不成敏感问题。所以他一再说对洋人说你不用“夷”字也可以。所以,如果按照中国整个的历史脉络来说,如果“夷”字不具备强烈的种族指涉性的话,那么当西人和你交往的时候,是否还要动用那么强大的帝国政治话语权去纠缠此事?因为从“夷”字本身的角度来看,最早的春秋时期,“夷”字实际上带有所谓的“尊王攘夷”的成分。北宋和南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北宋强调“尊王”,因为北宋基本还是大一统的状态,虽然仍受到北方金兵的压迫,但是对整个国家的领土观念和空间感基本比较完整;南宋事实上已无法形成一统的疆域概念。所以当时朱熹把“攘夷”特别突出出来。在南宋,“夷”的种族性由此被强化。
刘禾的书里面特别强调,种族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被强化的。唐代的时候,种族性对于正统观的作用是非常弱的,陈寅恪先生曾经提到过,李氏王朝可能都具夷狄的血统,所以种族血缘基本构不成身份合法性问题。南宋以后强调“攘夷”的重要,是因为南宋的地盘没金人占的大,心里发慌,只好强调“文化”的力量,说夷狄虽占了大地盘,却仍是没文化的野蛮人;南宋虽然占不了那么大的空间,但是却拥有高贵的文化。这套逻辑在南宋到元朝的过程中被阐发出来,就是以种族来界定“文化”优劣,实际上为南宋的汉人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这套逻辑实际上在唐代根本没有,在汉代更没有,完全是在南宋以后形成的。
　　这套逻辑虽然在宋末元初被强化,可到了元代,实际上又被抹去了。因为元代讲的是“大一统”,种族的东西被淹没了。直到元末明初,汉人的种族意识也变得非常弱,很多人当时都怀念元代的统治。看来汉人的内心世界中已经多少放弃了种族的理念。这说明汉人那么强烈的种族经验或族群划分意识,只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出现的。在元末明初的时间,这个东西又被压抑了。一直到明末,又把这个话题弄出来了。真正所谓靠种族划分来建立统治合法性的一套话语,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只是在短暂的南宋、明末清初有这样一个说法。这就涉及一个到底是注重大规模领土的控制和统治,还是以族群的划分方法来建立合法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说,我觉得中国帝国的合法性的建立大致有三个层次。
　　第一,早期是靠“正闰之辩”,靠金木水火土的递次选择来确立合法性的,是时间延续递进的问题。后来到唐宋以后几乎没有太多人依靠这方法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最终基础。还有一个合法性基础就是“大一统”观念,就是以对疆域领土的占有程度作为合法性基础。汉、唐和元都是以此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第三个合法性话语依据的就是种族族群的界分。以族群分立建立合法性只发生在南宋时期,到了元,基本上族群这个东西被压抑,到了明代的时候,族群的因素曾经有抬头的迹象。但是我们看到明代对大一统、正闰之辩和族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保持平衡吸取态度。但明代以后,包括它的后期都不敢拿“大一统”说事。因为它当时受到瓦剌的包围,后来又受到满清的压迫,明代实际占有领土的面积其实非常有限。所以夷夏之辩就变成了它建立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朱元璋时代还不明显,到了朱棣以后,夷夏之辩重新抬头。所以到了清初雍正时期,雍正有非常重要的转变,就是重新把大一统作为它建立合法性的最最重要的依据,而淡化所谓族群的因素。所谓“正闰之辩”已经不起作用了,或者说起很少的作用。
　　这本书大约有两章讲了“夷”字,从话语翻译的角度非常精彩。但是,对于“夷”字的翻译是不是更多地探讨了它怎样在条约文字中被转换成了“野蛮人”的意思,而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在清朝皇帝的眼里,这个“夷”字到底还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读到这两章的时候,我发现道光对“夷”字翻译的反应非常弱,他不以为意。因为从道光本身来说,“夷”字已经没有种族冲突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满人自己就是“夷”,进入中原后又忌讳别人说“夷”,在大一统的建立过程中,这样的恐惧已经被慢慢消解了。所以如果我们谈两个帝国话语的实践或者冲突的时候,如何解释道光这样的一个清朝皇帝对于“夷”字包含的涵义和使用竟然如此冷漠这个反应?这样的反应和英国的反应是不对称的。整个书的解释里面应该给这种不均等的反应一个说法,否则就形不成所谓话语的碰撞。因为这个冲突的源头已经被清朝皇帝自我消解了。也许有一个解释,就是英国完全靠条约的暴力来强行使这样的冲突变成单方面的规训行为。清朝本身的反应在这个暴力规训之下已经变得不甚重要了。但我觉得清朝对这个条约体制的接受应该存在着一个更加复杂的机制,这个机制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通过“夷”字的翻译过程就能够解释?我还是心存疑问的。
　　
　　
主权与话语政治
格 非
　　
　　刘禾在这本书里提出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是对主权概念的重新思考。传统的近代史学,并非不涉及主权问题,但往往在“御侮”、“救亡”或“反帝”的层面上单向度地展开论述。而在很多时髦的学者看来,主权问题已经成了近代史研究中一个过时的概念。刘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今天的国际政治和文化境遇中,显得尤为重要。
　　我在读雍正和乾隆年间的传教士文献汇编时,感觉到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一百年,在福建这个地方爆发了“福安教案”。当时抓了很多的传教士。为首的一个传教士被判斩首,他的四个同伴都被处以绞刑。与此同时,其他省份也有教案发生。绝大部分传教士被责令居留澳门,然后择机回国。当然从主权的角度讲,由于地方官员判定传教士大规模的活动会给帝国的安全带来威胁,所以纷纷给皇帝上奏折,要求取缔传教士的活动是正常的。我所感兴趣的是当时的法律是如何面对这一系列复杂的教案的:包括如何定罪、定罪的依据以及审判过程。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在驱逐传教士的同时,信众和传教士很多财产都一律没收。当然,有很多的外国传教士也给皇帝上奏折。比如有一个叫戴进贤的人,他在给乾隆的奏折里面,称乾隆为“圣明的皇帝”,称自己为“远臣”,反复强调他对中国法律的尊重,以及对法律判决的服从和理解,只是乞求皇帝考虑到他的年老体弱,允许他留在广州(皇帝很快下旨恩准)。言辞之谦恭让我非常吃惊。当然,这样的信件很可能是中国的文人帮他写的。即使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交往已很频密,而且这个交往中,有一种基本的平等。外国人在中国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这一点,即便是外国人也视为理所当然。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实际上这一切只有在帝国享有完全的主权或主权没有受到巨大威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
　　可是到了道光年间,我从刘禾这本书里面读到,乾隆年间没收的财产又全都归还给了传教士。也就是说,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在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对教案的处理经过了严肃而审慎的法律过程,留下了复杂、详密的案卷,可到了道光年间,原先的法律被废止了。到了后来,中国的法律对于外国人完全成了一纸空文。租界和治外法权相继出现。造成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主权的丧失。但问题是,主权的丧失又不仅仅发生在赤裸裸的军事和政治领域,也发生在话语领域。后者形式上虽然更为隐秘,但绝非无关紧要。
　　比如,对于“夷”这个字的表述,为什么会在《天津条约》里面要如此强调?我觉得这一方面跟主权、跟国家之间的实力消长构成非常重要的关系,另一方面,话语霸权从来都是殖民主义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比如说,中国的法律之所以被认为对殖民者失去效用,是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根本就没有法律。也就是说,《大清律例》完全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效能。殖民者的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将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与所谓的现代法律捆绑在一起,与所谓自然法与成文法的区分联系在一起。而欧洲的成文法何以能成为所有国家和地区必须遵守的普世性法律,话语转换中的欺诈、威胁和恐吓的意味十分浓重。当然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作为近代中国的官员和知识界对于这样一个话语逻辑,究竟是如何认知和应对的?刘禾在书中,辟出专门章节,对《万国公法》的翻译和成文过程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
话语政治的隐含逻辑迄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殖民制度的废弃,并未最终消除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更没有清除掉殖民话语的“集体无意识”。在当今社会,它总是在有意或无意的政治和文化话语中死灰复燃。费正清为什么故意把“夷”翻译成“野蛮人”?尤其是在前面已经有通行、明确的翻译并得到广泛认可的情况下,他仍然这样翻译,从而对文本进行故意的歪曲,使它具有某种喜剧性的效果——费正清并没有明确指称中国人是野蛮人,但是从这样的翻译本身来看,嘲讽的意味十分明显。
　　众所周知,就历史研究而言,对文字、语词和概念的考辨和清理从来都是重要的前提,更何况,对中国的近代史“帝国碰撞”的描述,自然会涉及到跨语言和跨文化问题。刘禾的这本书在这些方面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我有很大启发。
　　
　　
概念创新与话语分析的越境
赵京华
　　
　　读了刘禾这部新书以后,感觉到强烈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来自一个新的概念的建立。新概念的提出是可以打开以前好多没有看到的领域,甚至可以从表面进入到事物的深层,发现新的关系性。
　　刘禾在前一部著作里曾提出“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带动起她对中国“被译介的现代性”之论述,本书中则更涉及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我觉得特别是“衍指符号”这个概念尤为重要,它不仅把外交文书中甲方语言概念被翻译成乙方语言从而获得表述形式、发生语义衍生的复杂流动过程呈现了出来,而且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概念去分析国际关系中主权话语之间相互交叉斗争碰撞这样一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前我们谈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没有切肤之感,读刘禾对“夷”字在十九世纪国际关系中被翻译和重述的命运,让我们真切感到了英帝国霸权的暴力性。刘禾所谓的“衍指符号”,还指国际法的文本、语词在翻译、移动中所发生的变化,即一个原本属于欧洲的地区性成文法如何在十九世纪被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比如第四章对《万国公法》的研究。这样一种分析确实令人震撼。
　　从文本、符号、语词的层面深入到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历史关系,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英帝国和清朝乃至整个世界秩序的结构关系。这样一种话语分析的确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而且从阅读过程中,还可以发现好多相关的新问题。我个人特别感兴趣讲《万国公法》的第四章。书里提到,美国惠顿氏《万国公法》一八六四年在中国被翻译以后,第二年就传到了日本,正好是在维新政府要建立起来的前夕,它在日本发挥的作用和在中国完全不一样。实际上,当时在日本还有一部国际法著作影响巨大,即在一八六八年也就是明治维新那一年,由日人西周助翻译的《荷兰毕洒林氏万国公法》。有日本学者指出,实际上这两部《万国公法》给刚刚起步的维新政府提供了内政外交上的基本依据。日本的维新人士在接纳当时源自西方的国际法时,不仅照搬了其法律条文,而且深得隐藏于背后的那个文明与野蛮二元论的逻辑神髓。
　　明治维新以后,新兴日本国家首先以“废藩置县”将琉球纳入版图,再通过将北海道指定为“无主之地”而同化掉那里的异民族,在内部完成了殖民化的过程。之后,又开始了“出兵台湾”、征服朝鲜乃至对整个亚洲的扩张之路。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充满了殖民与侵略的血腥暴力。一个作为“衍指符号”的《万国公法》特别是其背后的文明与野蛮二元论的逻辑,在同为东亚的日本却发挥了和在大清国里截然不同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刘禾的精彩分析可以让我们想到好多另外的事情,勾起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和反省。
　　还有一点,我读这本书觉得最值得赞赏的是对殖民主义体制始终一贯的批判态度,这在今天非常重要。殖民主义虽然作为制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现代政治权力已经被高度抽象化、符号化,如果不对其进行意识形态话语解码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它背后的那种暴力性,那种从帝国主义殖民体制继承下来的霸权结构。换句话说,随着“二战”之后世界性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展开,作为制度的殖民主义已经土崩瓦解,但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面,殖民主义思维模式依然阴魂不散而无形中牵制着我们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殖民主义批判是要深入持久地做下去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最后实现刘禾在书里所讲的新国际主义梦想。
　　举两个例子。我最近在读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第二卷第五章她讲到一八七○年以后民族国家帝国化的过程,说到欧洲的人权状况出现危机,各主权国家在衰退。她用了一个“欧洲心脏的非洲化”的比喻,暗示欧洲从文明跌到了野蛮的境地。很显然,在她眼中非洲是野蛮的象征。阿伦特还强调西方早期对美洲、大洋洲的殖民和对原住民的杀戮都可以忘记,因为这两个洲当时处在“法之外”。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观。如此优秀的欧美学者如阿伦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殖民主义体制行将崩溃之际,也依然难以摆脱殖民思维方式,可见在知识话语层面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之势在必行。还有一个例子是前几年日本有位教授研究台湾文学时仍然强调日据时代日本给台湾带来了殖民地现代化。我们知道,这种“文明同化论”正是二百年来殖民主义扩张的最根本的逻辑依据和正当性基础。可见在学术界里面,殖民主义的思维遗留是多么严重。所以,我希望殖民主义批判要作为一项长久的工作来做,在此意义上,刘禾这本书的出版意义重大。
　　
　　
　　一点感想
　　 李 陀
　　
　　我从三个方面说一点感想。
　　这本书研究方法的一个很特别之处,是深究帝国冲突和主权思想的建构与十九世纪符号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过刘禾在做这种深究的同时,还对符号学的起源做了全新的解释,这很重要。在二十世纪人文知识的最新地图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符号学的出现和兴起,以及它的出现如何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其他的理论和学术领域,比如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在西方的学术脉络里,当解释符号学起源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在语言和符号自身的历史当中去求索。刘禾这本书完全撇开了这个线索,撇开了这个历史脉络,出人意料地从国际条约签订这类历史行为,以及和这些行为相联系的国际战争,还有由战争引起的军事技术的发展这样一个视角,来解释符号学发生的历史。这是对符号学起源的一个全新的解释,是过去没有的。
　　其次,这本书的一个重点是话语政治,是从话语实践和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中探讨帝国冲突。但是,刘禾并没有让自己的分析和论述局限于福柯理论的框架之内,而是对福柯的话语理论做了一些发展,这也很值得注意。我个人一直认为福柯是康德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福柯以他的话语理论被世人重视,可是人们往往忽略的一点,也是他真正的贡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提出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并且把人的认知行为放在一个新的框架里,放在话语实践的历史里给予解释和理解;不仅如此,福柯可以说还是第一个完全摆脱了形而上学的传统,完全摒弃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讨论认识论的思想家。正因为如此,福柯提出的话语理论打开了一个很大的思想和知识的空间,使人们可以以新的方式思考知识的历史形成问题。刘禾这本书可以说做了一个尝试,不过,她不是从一般民族国家内部的话语实践而是集中于国际政治的层面,看话语实践如何参与和创造了历史,如何参与了新知识的生产(如国际法)。我觉得这使得话语实践的研究被进一步细化,这样细化就提出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建立一门话语政治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样做是不是更有好处?
　　最后我想说说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今天,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大趋势(甚至成为一种灾难性的时髦),但是,在“跨”学科的时候,如何使这个“跨”在各个学科之间建立内在的逻辑关系,有一定难度。刘禾这本书的做法,是以主权思想的建构做经,以话语实践做纬,这样经纬穿插,就在国际法、国际关系、近代史学、符号学、语法学等学科内部找到了贯通研究的理由和根据,同时使得“从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这一主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表达。这么做可以说是个试验,这个试验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当然,这些经验有得有失,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讨和讨论。
　　 (《帝国的话语政治》,刘禾著、杨立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九年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