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邢小群 回忆文革前三年——何方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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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九○）

回忆文革前三年——何方访谈录

何方 邢小群

口述：何方
采访：邢小群

　　外交部１９６５年春把我下放到河北的北戴河、昌黎搞了两期“四清”，并且交给了地方上去分配工作。但后来由于《世界知识》主编一时找不到适当人选，又从河北省委把我要了回来。１９６６年５月我回到外交部报到，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司长符浩告诉我，不必去上班了，先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吧。过了不几天，外交部党委就把我作为“牛鬼蛇神”抛了出来，交由“群众”批斗和监督劳动，我也就从此失去了自由。１９６９年３月又被押送五七干校，作为群众专政对象，继续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直到１９７８年自行离开干校回北京。我被动参加文革，前后十二年整，还不算后来一年多在复查中的“讨价还价”。所以全国文化大革命以十年计算，我却是十二年。这十二年可以分为两大段，除了在外交部参加三年文革外，还上了九年五七干校。现在先谈前三年。

（一）对外交部文革的一些看法

　　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对中国人民持久和全面的大浩劫。外交部作为文革的一个重点和各派必争之地，自然免不了要受到重创。我个人只是这场浩劫中的沧海一粟，而且一直处于挨批斗和被看管的地位，不可能对外交部文革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但是自己的遭遇，离开大的背景又很难说清楚。好在这次文革和我参加过的延安整风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有个很大不同，就是有一定的透明度。不仅社会上包括部内的各种小报和印刷品满天飞，高音喇叭喊个不停，而且部领导和群众团体的正式传达也特别多。只要没有被完全隔离起来，总会知道不少情况，加上事后的了解和研究，就不难对外交部文革有个基本认识。根据个人的亲身体会和观察思考，多年来对外交部文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里只谈两个问题。

◇　外交部文革的几个特点

　　作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外交部的文革自然和全国一样。但由于工作性质、领导体制和人员素质等因素，文革在外交部还是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独特的地方。

　　一是文革不但搞乱了外交部，头几年还严重地搞乱了对外关系，把原来就够严重的“左”倾外交路线更发展到极致，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带来极坏的国际影响，使中国一度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直到１９７０年后，才在新的形势下将对外政策、对美国和以它为首的阵营作了向右的调整，只是在反苏上越来越“左”。这就在外交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正统史学说的文革时期仍然“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显然是不合乎事实的。

　　二是外交部文革有中央的直接源头，始终得到毛泽东的密切关注、中央文革的积极插手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特别是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决定了外交部文革的走向和变化。而周的态度却是随着毛泽东的态度变化在不断摇摆。他既要维持原有体制和保护老干部，又要效忠毛泽东以保持晚节，因而时刻揣摩意图，随机应变，表现出紧跟的姿态。他长期管外交，在干部中威信极高。但毛泽东不仅握有“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王牌，而且在外交部还有几个众所周知的“通天”人物，为他了解情况，传递消息。中央文革也一直在窥测风向，总要找机会钻进来同周恩来斗。这些背景就使外交部的文革头绪纷繁，诡谲多变，与众不同。

　　三是整个说来外交部文革还比较文明，没有发生武斗和严重的打砸抢。这是由于：一则文革期间外交部在业务和运动两方面都一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造反派和长期支持领导的“无革派”（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派）对他很尊重；二则外交部干部的素质较好，文化程度较高，纪律性也较强。社会上有关一些大案的传说，例如火烧英国代办处等，其实并不准确。造反派受命主管运动九个月，做了不少愚蠢和激进的事，特别是坚持打倒陈毅和顶撞周恩来总理等。但进行大规模、长时期的残酷斗争和打击迫害，反倒不是出现在他们掌权的时期，而是发生在部党委结合无革派主流派直接控制的时期。

　　四是外交部被整成全国抓“五一六反革命”的头号重灾区，全部参加运动的参加运动的有４０００名干部，被抓的竟达１７００人。（引自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以下有关外交部文革的部分材料也引自该书，不再一一加注。）造反派得到的清算和处理也最彻底，还有许多老干部遭到严重迫害。在这些方面制造的一些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平反。领导层在文革中形成的山头和派性，文革后还继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又使外交部文革的时间要比一般单位长。

◇　外交部文革经过三个阶段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外交部的文革可以分三个阶段，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的分期并不相同。《决议》上也把文革分为三段，但看不出明显的分段标志，表现了相当的随意性。例如在它的第一段中，文革初期被毛泽东上纲成的所谓“资反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称刘邓路线）就完全没有了，这就不合乎历史事实。“资反路线”显然也是一种极左作法，它一开始就自上而下制造许多冤假错案，使许多干部和群众受到错误批斗和无端迫害，这是抹煞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期，不能为了照顾领导搞成糊涂账，而应该着重看运动的实际发展和广大群众的切身感受。从运动的实际发展来看，外交部文革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１，部党委按过去政治运动的常规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期，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姬鹏飞代表部党委作第一次动员到年底召开的“外交部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前后约有半年时间。

　　在这个时期，特别是一开始，广大干部群众一般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只能按部党委的布置进行所谓揭发批判和学习文件。而部党委对运动的领导，当时人们能感受到的，主要还是以往搞政治运动的老一套：抛出批判对象；实行引蛇出洞；派出工作组。部党委利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把一批部、司、处级干部定为牛鬼蛇神，号召和组织大家揭发批判。抛出的人也被关押或看管起来，随时接受批斗。这些人中有部党委成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副部长王炳南和陈家康等三十几个人，我当然也在其内。与此同时，部党委还不断动员大家起来揭发，一再保证做到“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但实际上是引蛇出洞，布置各级党组织和积极分子注意钓鱼，发现有“出圈”言论和大字报的，马上立案审查，有的立即打成“反革命”，有的准备“秋后算账”。再就是派出工作组进驻几个部属单位，如北京外国语学院（简称北外）、国际关系研究所等。不管中央内部斗争怎样激烈和文革在社会上如何千变万化，部党委决不放松对运动的控制，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改换一下手法就是。这一切都是在党委书记陈毅的亲自领导下，由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具体主持其事的。而且我当时就认为，整个部署特别是重要事项，都一定会上报周恩来总理，并得到他的批准或默许。不然像关押王炳南、陈家康这些人，陈毅和部党委哪敢擅自作主？

　　这一时期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我看就是８月份部党委召开全部大会批斗孟用潜。大会由副部长乔冠华主持，安排副部长韩念龙、部长助理宦乡和已进驻研究所两三个月的工作组人员相继发言。会议事先作了周密准备，糊了十几顶高帽子，下面有人领呼口号。除孟用潜外，还将研究所其他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十多个人拉来陪斗。都戴着高帽子，手拄两根哭丧棒（用白纸包的木棍），在台前跪成一排。而孟用潜的高帽子里安装有图钉，用手一按就鲜血直流。他们在办公楼楼道里排着队被游斗，经过人群时，人们可以随便打他们和羞辱他们。孟用潜在游斗时走了一半路就已晕倒。这次批斗大会是外交部文革中最残酷最野蛮的一次。后来一些小单位开会时也许发生过打人等行为，但全部大会出现这种现象只有部党委操办的这一次。

　　在这个时期，外交部也受到全国影响，自发地闹了一阵红卫兵运动，进行较为文明的抄家和破四旧。不过由于他们的活动实际上是在部党委领导之下，所以没起多大作用，从成立到奉命解散，前后也只有四五个月。

　　２，造反派起来领导运动和监督业务、批判“资反路线”和揪斗部领导的时期，前后历时九个月。

　　外交部造反派的兴起，不但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且还出于周恩来、陈毅的直接推动。因为他们相信外交部的干部起来造反容易控制，如果迟迟不动，外面的学生冲进来可就难办了。所以外交部造反派一成立“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就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周恩来的支持又使造反派迅速崛起和壮大。当时运动的主要内容也和全国一样，就是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大概毛泽东本来就要整一下陈毅，不久又发生了陈毅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二月逆流”，更引起毛泽东的恼怒。陈毅被停职检查，联络站的口号也从“炮轰陈毅”改为“打倒陈毅”。外交部文革在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围绕“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口号进行的。外交业务固然受到干扰，但造反派基本上还是执行了周恩来所定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领导运动、监督业务”的原则，并没有夺取外交业务大权。而且造反派总的说来也还是尊重和服从周恩来领导的。当时对外关系中的许多极左行为，都是文革本身要反修防修、打倒帝修反、搞世界革命所带来的，不是外交部造反派的创造。例如和印尼中断关系，驻印尼使馆的姚登山等人回国时中央领导除毛泽东和林彪外全体到机场欢迎、以及让姚在五一节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外交部造反派能办得到的吗？只能是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安排。

　　３，外交部领导体制得到全面恢复和造反派及一批干部遭整肃的时期。这个时期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联络站彻底瓦解算起，直到文革后还延续了好久。

　　１９６７年８月，中央文革的重量级人物王力为插手外交工作，接见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发表了煽动性的“八七讲话”。得到讲话的鼓舞，联络站也着实狂热了一阵，出现了砸政治部、揪斗陈毅、顶撞周恩来等一系列极左行为。他们不懂得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都是完全由上面控制的，最高领袖要它向哪转就向哪转。文革当然不会例外。经过一年半的大折腾，不知是由于发动文革的初步目的已经达到，需要休整一下；还是发现再造反下去整个局势会失控，因而需要恢复秩序，清算造反派；反正是在王力和造反派得意忘形的这个８月，毛泽东决定来一个急刹车，把文革的局势翻过来。他采取的措施包括：实行全面的军事管制；办五七干校、大批下放干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清理阶级队伍，搞群众专政和抓五一六反革命等。外交部第三阶段的文革，就是按这个线路发展下来的。

　　又不知是毛泽东的意图多变，没有一定之规，还是善于揣摩意图的周恩来也常有摸不准的时候，所以在对待外交部文革上就显得变化莫测。例如毛泽东已决心从收拾“王（力）关（锋）戚（本禹）”下手，对文革进行大调整时，周恩来还不敢对王力“八七讲话”表态，而听任造反派瞎折腾了一个多月。当他摸清意图和把“王关戚”抓起来后，就正式宣布他支持造反联络站只到８月３１号为止。特别是他让部党委向全部传达，说联络站核心组有人直接间接同“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有联系，这就一下把联络站搞垮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对于外交部一批司处级干部贴出支持陈毅的一张“９１人大字报”，周恩来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时正是全国反对右倾翻案风，批判为“二月逆流”翻案，他在弄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前，不能不违心地反复批评这张大字报，说成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代表一股“保守”甚至“反动势力”，要求部党委对此表态，并且动员群众批９１人和部党委。这件事在外交部竟然闹了好几个月，逼得陈毅、部党委和大字报签名者纷纷检讨，耿飚、黄镇等还被罚从事打扫厕所等体力劳动。后来毛泽东说，“我还是赞成９１人的”，于是事情又完全倒过来，９１人不再代表保守和反动势力，反而代表正确方向了。其实批“９１人大字报”只是一个很小的插曲，并没有影响毛泽东改变文革方向的进程，但它可算是证明文革是多么荒唐的一个典型。不少人当时就心里明白，周恩来是为应付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批判右倾翻案风而不得不违心地批“９１人大字报”，才上纲很高。陈毅、部党委和大字报签名者又是不得不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心照不宣地作假检讨。只有广大干部群众被蒙在鼓里，跟着认真地折腾了几个月。

　　实际上，在造反联络站垮台后，外交部文革就一直是在以姬鹏飞为首的部党委主流派的领导下进行的，军代表进驻后也结合在内。取代联络站（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倒有好几个，统通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无革派）。他们有时也表现出在领导运动，按上面的意图组织活动，像上面提到的主持开会批右倾翻案风、批“９１人大字报”等；但总的方向是同部党委一致的，完全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成为镇压造反派、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的主力和骨干，在军代表进驻后已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外交部文革的头两年先后出现的这两派群众组织，分别称为造反派和无革派。虽然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但是作为站队正确还是错误的标志却至今还起着作用。而部司处各级干部，凡是受过造反派冲击和表现忠于部党委的，都被视为站队正确被保护过关，后来提升的干部也出自这个圈内。另一方面，凡被怀疑有什么问题的、或造反派提出过要结合的，以及被看成异己分子的，就按站错队处理，其中许多人遭到残酷迫害和排挤。连造反派只是表示过要结合的副部长罗贵波、徐以新都被长期隔离审查。副部长陈家康（因揭发陈毅讲过毛泽东是“乾纲独断”，被周恩来说成跳梁小丑和坏人）、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因表态支持“打倒陈毅”）被迫害致死。八大的中央委员、副部长刘晓被整得精神痴呆。副部长王炳南被弄得家破妻亡。其他受排挤和打击的还有部长助理宦乡、董越千等。至于中下级干部挨整受迫害的就更多了。需要指出的是，外交部的组织和干部，除造反派受权领导运动的九个月外，整个文革期间，一直为先是常务副部长、后是部长的姬鹏飞所掌握，并在外交部形成了一个长期占统治地位、被称作“姬派”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运动和业务一直由他们操持，文革后还长期起着作用。

　　外交部领导（先后称部党委和党组，中间一段称核心小组）操持文革的这第三时期，历时最久，如果算上文革结束后的复查阶段，就超过十年。在这期间，外交部发生过许多事变，大运动中套了不少小运动，但总是在整造反派、清队、抓“五一六”、排除异己和派性斗争这个框架内进行的。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可以放在下面叙述个人的遭遇和经历时来谈，这里就不多讲了。

　（二）被投入文革

◇　一回到外交部就成了牛鬼蛇神

　　我从河北省被调回外交部，还没来得及到原定的工作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去报到，领导上就将我作为由群众专政的牛鬼蛇神抛了出来，划归原单位办公厅综合组管。当时宣布，我不用上班，只从事体力劳动，在外交部大院里拔草，接受批判，随叫随到。对这种遭遇，我虽然极为不满，但也不完全感到意外。因为我回来时，文化大革命的风声已经越来越紧，作为反右倾时的张闻天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知道在劫难逃，只能接受旧冤案上再加新冤案。有这点精神准备，心情反而安定了许多，在同文书处的唐国忠一起拔草时还可以闲聊几句，开点玩笑，显得有点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大在乎，还出于我当时的阿Q精神，觉得自己还多少受到点优待。因为同时被部党委抛出的三十多个人是分成好几类的。一类如王炳南、陈家康等十多二十人，可能是属于当权派或有什么现行问题，被集中关押在地下室，吃饭时排队进食堂，只能站着吃饭，不准坐。我被归入的这一类，只是开始时搞点拔草之类的劳动，下班可以回家，和大家一样，吃饭不用排队，也可以坐。后来干脆没人管了，几乎变成一个闲人。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保持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个牛鬼蛇神，不准乱说乱动，可以随便被拉去批斗。部里的红卫兵就有几次把我和其他牛鬼蛇神集合起来，戴上高帽游街，就是在外交部老部院子里转上几圈儿，喊一阵被打倒的口号。连宿舍大院的一群中小学生也可把我揪出来批斗一番，听他们的训话，回答他们的问题。总之，从被抛出来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是一个很驯服的牛鬼蛇神，没有进行过任何反抗。但是另一方面，组织上仍在按老规矩办事，没有改变我的政治待遇。因此，除部里组织的群众性活动一般都可参加外，还可参加党内１１级干部可以参加的会议，包括到人民大会堂听传达和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一些大会，多次听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所以在外交部文革的头两个时期，我不但对外交部，而且对全国文革，还都是有些了解的。那时我经常到外面看大字报，阅读和摘抄许多传单和小报，单是“最高指示”和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摘录就抄了五六本。我密切注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关心。这也确实是我这一辈子一直怀有的一点痴情。

◇　抄家与破四旧

　　由于我是外交部早有名气的“反党分子”，这次又被定为牛鬼蛇神，所以红卫兵运动一兴起，办公厅的红卫兵就来抄我的家。大约是１９６６年８月份的一天，来了十多个戴红袖章的人，大部分记不清了，但其中有两个却印象特深，不曾忘记。一个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后来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王海容。她当时是办公厅综合组的科员，和我在同一个单位。另一个是信使队的李世滨，系忘年交李一氓的长子，和我同时在驻苏使馆工作过，当时任机要员。他们携带一批标语和小旗，先在院子里喊了一阵“打倒何方！”一类的口号，然后在门上窗上贴了好些红红绿绿的标语，内容无非是：“打倒三反分子何方！”“何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然后就是进门抄家，把我的书搬下书架，从中挑“反动”的东西。由于挑起来太麻烦，他们就把除马列毛的书以外一律查封，贴上封条，不准动。只是有人指出一堆《红楼梦》的书训斥了几句，说：“《红楼梦》是毛主席批判过的（其实毛批的是《红楼梦研究》），你还看！”对笔记之类材料，翻了翻，勒令限期交出。临走前又呼了几个口号，才集合起来走了。这种抄家，既没打人也没砸抢东西，比社会上传说的抄家要文明得多了。由于红卫兵是由“红五类”组成的，首先是干部子弟，所以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李世滨也成了红卫兵来到我家，只是显得有点尴尬，结结巴巴说了一句“何方，你是怎么搞的”，就再没话说了。后来李一氓被关押秦城，家被抄了个底朝天，他就又变成可教育好的子弟了。

　　我的家虽然被抄得文明，没什么可怕的，但社会上的抄家之风却越传越邪乎。而且我亲眼看到许多抄家、破四旧的打砸抢和残酷的批斗场面。我原住的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后改为红星胡同，现已变成金宝街），在一两天内，各户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就被一律砸掉了头。住在隔壁的著名文化人唐弢，多次被抄家和揪斗，对面街上还经常贴出勒令的告示，如“勒令反动权威唐Х不准吃大米白面，只准吃玉米面窝头”等。后来他也和我常聊起在文革中的遭遇。

　　看到和听到社会上其他机关学校抄家和破四旧的情况，还真有点吓破了胆，心想自己也得采取些未雨绸缪的预防措施，免得被红卫兵查出成为话柄和当作罪证。于是就决定偷偷销毁这样一些自以为带有危险性的东西：一是包括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人的交响乐、歌剧、芭蕾舞的大批唱片，砸碎扔掉。二是一些西洋画册和光屁股的单张画页，用力撕成碎片变成垃圾。三是和一些“有问题”的人合影或他们的照片，包括作为富农的父母亲和家庭的照片，特别是十多年跟张闻天在国内外的百余幅照片。等到前些年要出《张闻天画册》时，发现不但张闻天夫妇和我们，而且其他和张闻天一起工作过或同他比较亲近的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全把照片销毁了，使一些事件如巡视驻外使馆的活动就成了空白。四是一些“有问题”的人给我的书信和留下的字迹，如李一氓、胡乔木等，更不用说张闻天的大量手迹了。事后看来，这些东西并没有人查抄或索要，自己的破坏完全是出于对形势判断错误，实在是庸人自扰，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再就是根据当时形势，我估计势必长期甚至永远下放农村，多年来积存的大批中外文书籍就成了负担，下乡后哪有地方放呀？还不如早作处理，争取主动。我先是向组织上提出交公，但办公厅行政上和群众组织都答复不要，让我自己处理。这样一来，就只有当废纸卖了。当时所有学校关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大儿子在家也没事，我就让他推着儿童车，装上书到附近隆福寺旧书报收购站去卖。他约了个同学，就每天干起了这件事。那时处理旧书的人很多，收购站不但开价极低，而且规定精装书必须撕掉封面才能过秤。孩子很守规矩，有时路上有人要挑着买几本书，他们也坚决不干。例如一次有人要买一本《诗词格律学》，答应给一块钱，但他们不卖，推到书店里只卖了几分钱。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家的存书就处理了一大半，只剩下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等人的书，后来上干校也确实是轻装了。

◇　参加了两个月文革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定为牛鬼蛇神，勒令接受群众的批斗和专政，已经失去人身自由，所以无所谓参不参加。后来由于批资反路线，部党委自身难保，顾不上再管我了，遂使我处于半自由状态。特别是造反派起来后，得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取得外交部运动的领导权，情况更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造反派认为，文革初期部党委抛出三十几个人来批斗，实际上是为了转移视线、保护自己，是“资反路线”的典型表现，所以在１９６７年的二三月，就把这些人给解散了，不再关押和看管。这时社会上正在批“二月逆流”，外交部造反派提出了“打倒陈姬乔”的口号，动员大家提供材料。于是各种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他们还召开各种会议搜集材料。在搜集材料中，造反派自然不会放过我这个他们认为的知情人。因此，联络站核心组和一些战斗队就纷纷来找我，动员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揭发陈姬乔”，“将功赎罪”。我本来就一直对等级制和特权制不满，对陈姬乔也很有意见，所以遇到这个机会，一拍即合，当即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写起了揭发材料，也算是“站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了。

　　我给联络站写的揭发材料和在两三次知情人座谈会上的发言，现在能记得的主要有两项上纲上线的内容。一是说他们执行的一直都是“刘邓路线”，不光是文革初期。二是说他们在外交部的工作同张闻天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明显，他们既然执行的是“刘邓路线”，和张闻天一样，自然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不光是上纲上线，还对每个人列举了不少具体事例。如陈毅的铺张浪费，在对外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姬鹏飞的以权谋私，长期来一直想搬到东交民巷一个原外国使馆住，张闻天主管外交部常务时给否定了，张被打倒后，他就很快搬了进去；乔冠华名位观念极重，以前在不少场合表示，过去和胡乔木齐名，可是后来人家进步了他却落后了，流露出对周总理的不满，等等。还揭发他们经常接受别人送礼，一些大使回国总要给他们带点洋货。总之，在那两个月里我写了不少内部揭发材料，虽然都是奉造反派之命，但也确实表现了自己的积极和主动，还幼稚地以为真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了。没想到正是这些行为，使我后来遭到许多年的批斗和专政，落下了一个“支持造反派打倒陈毅”的名声，一直影响到文革以后。

　　其实造反派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我，这我当时就清楚。他们仍然把我看成是张闻天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也没错，只不过属于死老虎，而他们斗争的对象是当权的走资派。所以造反派主管运动的那九个月里，我的身份并没有变，只是行动比较自由了。而且这年六月，听到毛泽东“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和周恩来反对“打倒陈毅”的传达，我就意识到自己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姬乔犯了错误，赶快主动做检讨。这样一来，又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也再没人来找了。因次，从六月到九月那段批斗陈姬乔最紧张的时期，我却显得有点自由自在，只是各处看看大字报和按规定参加一些大会。这样，直到十月后的“批极左，抓坏人”运动，部党委实际上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我才又被隔离起来。

　　我为什么会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姬乔呢？原因有两个，一是思想认识，一是个人恩怨。主要还是当时形势下的思想认识。我虽然通过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三年困难，个人崇拜的观念已经大为动摇，但是多年来的影响使我并没有完全清醒。我对毛泽东还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和期待，对我们党更是怀着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热爱。文革的序幕是从文艺、历史、教育这些方面拉开的，我没有亲身体会，感触不深。“四清”时和文革初期，毛泽东一再提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特权，却引起我思想上的共鸣。而且我对毛的个人崇拜观念还很深，想的也很简单，以为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三年困难后，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现在要用大民主的办法破除官僚们的特权，改变领导体制，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我首先响应号召，从自己做起，竭力缩小同工农群众生活上的差距，如退还保姆和孩子原住的一间房子，每月交超过工资一半的党费（当时我的月工资为１９３元，交党费１００元）等。而且文革初期还看到真地动了一些高干的特权，如勒令姬鹏飞搬出原住外国使馆。这类事也给我造成一定错觉。虽然看不惯文革带来的一片混乱，但是联想到列宁赞扬的法国大革命，思想也就通了。说老实话，我在初期还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头脑发热，情绪高涨，在“不准革命”的限制下也还要“站出来”参加。

　　其次是因为我对陈姬乔本来就有意见，主要不满是他们的官僚主义和享受特权等不正之风，但也夹杂着一些个人恩怨和报复情绪，就是抱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对我的残酷斗争和严重处分。由于给我作的结论正如我在１９６２年的申诉中所说，“没有一句话是有充分根据的”，所以我心中一直不服。我抱怨陈毅言而无信，很快就改变了自己在大会讲话中许下的批判张闻天不搞株连的承诺。而姬鹏飞和乔冠华，和我相处很熟，对我应该说是非常了解的，为什么在处理我的时候竟然那么心狠？姬鹏飞把自己对涉及周总理的关于接待外宾的规格过高的批评意见，完全推到张闻天和我的头上，反而定为张和我反总理的罪状。乔冠华硬是坚持把我赶出外交部。现在，当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姬乔”的口号时，就又激起了我的埋怨，觉得１９５９年打倒我本来就冤枉，这次又把我当作牛鬼蛇神抛了出来，更是冤上加冤。难道领导人为了自己过关就可以随便把下级干部整来整去，下面却只能逆来顺受，不得有丝毫的反抗？为什么上面乱整下面不算错误，下面稍有反抗就是严重错误呢？这不是政治上的特权和明显的不平等吗？正是这些想法和情绪助长了我“站出来”揭发陈姬乔的勇气，为自己日后的倒霉埋下了祸根。

　　不管怎么说，支持“打倒陈姬乔”的口号总是不对的，是我在文革中犯的一个大错误。这不但表现出我在政治上的简单幼稚和心胸狭隘，更说明我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解，还在继续做个人崇拜的俘虏，也低估了个人崇拜和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根深蒂固。不过话又说回来，全党和全国上下可有几个人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毛泽东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料到事情后来的发展。至于我所不满的领导体制，更是多数老干部要舍命维护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文革中受到长期折磨，恢复自由后仍然要坚决拥护毛泽东和保持原有体制的原因，也是毛泽东后来实行军管、把造反派打下去的原因。外交部的情况也一样，部党委的多数人和支持他们的司处级干部，当然要求维护原来的体制和秩序，文革中一阵子又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所以同造反派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对于和造反派沾点边的人也决不轻易放过。何况他们在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时都和张闻天划清了界限，有些人还是当时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现在要老帐新帐一起算，我当然就在劫难逃了。

（三）在被隔离的日子里

◇　形势发生根本变化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周恩来态度的变化，导致造反派退出历史舞台，外交部运动的领导权自然落在了无革派的手里。但无革派和部党委主流派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也走向结合了。不过也有不同，而这个不同就造成外交部文革的一些复杂曲折和扑朔迷离。因为无革派是有通天人物作背景的，他们往往见机早，看得准。例如无革派的主要组织“攀险峰”在成立宣言上有“打倒陈毅”的口号，但请示毛泽东后方针就很快改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了。我一直有个没有太大把握的想法，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外交部的文革对毛泽东起了试点的作用。因为这里有几位女将和他保持着经常联系，对于了解情况和作点先行一步的实验都比较方便。同时外交部又直接由周恩来管，在他必须用周的情况下（由于文革把中国搞成烂摊子，要尽可能保持经济和社会运转，他还一时离不开周），有些事也需要让周先知道并由周执行或推广。因此，文革中许多事往往是外交部走在前面，比起其他单位和地区来得早。例如毛泽东要抛弃造反派，就是先从外交部做起的。在外交部的造反派被打翻在地七八个月后，毛泽东还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呢。而这次接见也预示着被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造反运动的结束，造反派正面临着遭到镇压的命运。历时两三年，全国整了上千万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是外交部首先开动和抓的比例最高的。

　　毛泽东抛弃红卫兵和打击造反派，绝对不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毛泽东后来最担心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因为这是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关系到他的历史地位。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则是既要用他做的另一件事即推倒“三座大山”维护他的历史地位，又要实际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也是他决不允许的。因此他明知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中央文革，并没有什么实力和群众基础，但他仍然要大力保护和支持，就是为了用这股力量和周恩来相抗衡，压制和防止否定文革的倾向。他不但不允许周恩来搞批极左，还要时不时地批右倾翻案风。这就使得周恩来不能不时“左”时右，显得前后矛盾，没有章法。例如才在外交部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极左，抓坏人”运动，但很快又搞起了性质和对象完全相反的批“９１人大字报”。而且在这期间，周恩来还一度提出要把造反派的头头、联络站核心组组长王中琪弄进酝酿中的外交部三结合领导班子里。但后来形势逆转，王中琪反而很快成了“坏人”和“五一六分子”。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联络站垮台后，外交部文革虽然也经过一些曲折和反复，像批右倾翻案风、批“９１人大字报”等，但总的发展一直没有离开过镇压造反派、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这个轨道。我由于支持过造反派，所以也就一直被打翻在地，接受批斗和专政。

◇　对我的批斗

　　也是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起，又开始了对我的专政和批斗。执行这一任务的是办公厅综合组。这是无革派核心和直通毛泽东的王海容所在单位，群众组织和行政单位是不分的。

　　在传达了周恩来造成联络站垮台的谈话后，就在外交部掀起了一个“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联络站的头头。王中琪就被扭送公安部，因人家不收才只好派人接回来。另外几个重要头头也很快被关押起来，逼他们自己承认是“五一六”和招供其他的“五一六”。与此同时，凡是被认为同造反派有关的人，也都被先后宣布专政，有的关押，有的被隔离。所谓关押，就是关在地下室或一间房子里，日夜有人看管，不准离开，不能回家。所谓隔离，就是被安排在指定的办公室里按时上下班。上班时参加分派的劳动，写思想汇报，学习文件，不得参加革命群众的活动，还得随叫随到接受批判和审查，但是下班后可以回家，没专人看管，一切规定自觉执行。不知是我的罪行比较轻，还是综合组对我比较放心，给了我一个隔离的待遇，安排我同后来代替我任办公厅副主任和党委秘书的王凝共用一个办公室。

　　对我的批斗有大会和小会两种。全部大会的批斗，只有在１９６７年末的“批极左，抓坏人”运动中搞过一次。这也是我在十多年文革中唯一挨大会批斗和“坐喷气式”的一次。那次批斗了几个人，都是谁，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是我被提溜到了台上，由综合组机要秘书陈贞芳作专题批判。批判内容主要是历数过去如何追随张闻天一起反党反周总理，后来怎样翻案，文化大革命中又跳了出来。为了表示她的义愤，还在发言中几次摁下我的头，喝令我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批完后又大喝一声“滚了下去！”于是我就低着头从台上走了下来。另外在前些天的一般性大会批判发言中，已经有人点到我的名字，说我是外交部的一条毒蛇，只是没有做详细说明。这就是亚非司司长柯华那次有名的发言。说有名，是因为发言从内容到态度都比较凶狠厉害，如说对查出来的各种坏人和自行跳出来的牛鬼蛇神，一定要从严处理，下决心关押一批、开除一批、判刑一批、挂起来一批……所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深。后来谈起来有的记成“四大批”，有的说是“五大批”，还有说“八大批”的。除了大会点名批判外，这时也有给我贴的大字报。不过数量很少，记得的只有时任第二亚洲司司长姚广贴的一张，标题是“把张闻天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何方揪出来示众”，内容基本上是复述１９５９年批判我的论点。

　　所谓小会批斗，就是综合组把我叫到办公室追查某个问题，或者是要定期训（批斗）一顿。问题都不大，但是阵势严厉，态度凶狠，一定要摆出一种对敌斗争的架势。例如一次是专门批我“冒充”综合组组长。原来是清理阶级队伍时要填一种表格，里面有一项“担任何种职务”，我填的是　“原综合组长”。因为卸任综合组长后我就下去“四清”，没再担任过其他职务，总不能写成四清工作队长吧？这不知是犯了什么罪，硬是被大骂了一阵。陈贞芳指着田进说，这才是我们的组长呢，你是什么东西也冒充组长。这虽然使我哭笑不得，但申辩无用，也只好低头认罪。

　　一次是批我隐瞒家庭出身。因为综合组只有我这一个斗争对象，所以就对我吃了“偏饭”，花的时间不少。他们派王永华到我的家乡去调查，除在那儿到处宣布我是坏人外，没查出我在老家有什么活动，只是查出我的家庭成分和我填的表不符。我参加革命后一直填的富农，但土改时被划成地主（一则是我出走后家里确实又添置了些地，二则土改时可能提高了成分）。现在综合组硬是批我有意隐瞒，我说，对地富反坏右是同等看待的，把地主故意写成富农有什么意思呢？但有人还是要追问，你参加革命时只有十五六岁，怎么就懂阶级的划分法呢？真是胡搅蛮缠，无法应对！

　　还有一次是追查我从银行取存款的用途。文革前我在银行里有存款三四千元。文革中有一位我从东北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叫门荣升，因孩子多家用比较紧。还有一位老朋友、剧作家谢力鸣患癌症住院，有些药报销不了。因此我就取了大半存款分别帮助了他们。谁想当时的银行也丧失公德，立即报告了外交部。部领导和综合组怀疑我是在准备逃跑的路费，就赶紧提审追查。我讲了用途后，他们又找门荣升对证。那时门正以工人宣传队组长的身份进驻北工大，将带着介绍信前去调查的王永华等人狠狠训了一顿。他们也就不再怀疑了。

　　在我被隔离的一年半里，虽然精神压力一直很大，也时刻准备着接受批斗。但是凭良心讲，对我批斗的次数并不多，声势也不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据我当时的观察和分析，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一是按照那时的情况，支持“打倒陈姬乔”的口号不能算做批斗的理由。因为文革头两年打倒的现象太普遍，各单位起来造反的群众首先是打倒本单位的领导。我就亲眼看到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在同群众一起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包括姬鹏飞和乔冠华。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过“打倒陈毅”的口号可以喊，那姬乔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毛的原话是：“群众喊打倒朱德、陈云、陈毅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喊就是了。”周的原话是：“不好笼统地认为打倒陈毅这个口号是反动的，中央并没有禁止这个口号。”“在部内可以喊打倒陈毅，在部外不能这样搞，这是国际影响。”而我支持这个口号，还只是写在内部材料里，更不能成为批斗的理由了。二是我写的材料，错只错在上纲上线，支持“打倒陈毅”，而揭发的事实却并没有什么捏造和虚构。这些事实如官僚主义和特权等，也多是群众知道的。如果用这些来批判我，那只能弄巧成拙，反而是揭露批判陈姬乔了。三是批判我缺乏群众基础，掀不起什么高潮。外交部领导层的主流派，包括部党委的姬乔等和追随他们的一批司局长，对于支持打倒和揭发陈姬乔的人是非常痛恨的，但这些人在广大群众中却并没有什么民愤。所以领导层主流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这些人严加惩处，但终究没有搞成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对我是这样，对高级干部也许更凶。例如潘自力，这位１９２３年参加革命、几次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最后任驻苏联大使的长征老干部，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只因表态支持过“打倒陈毅”的口号，就受到长期折磨和迫害，最后死于山西一个缺吃少药的偏僻山城霍县。死后外交部核心组还派人去宣布；因为潘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所以骨灰不得进八宝山，家属也得留在霍县，不再是外交部的人了。但是在潘生前和死后都没搞过大批判，也很少人知道他的下场。因为像他这样在广大干部中有“好人”和“老实人”之称的人，是很难搞起群众性批判的。

◇　隔离时期的生活

　　从宣布隔离之日起，规定我除随时接受审查和批判、两个礼拜写一次思想汇报以及他们要的其他材料以外，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上班后打扫老部新楼大约有二十来个女厕所。男厕所归同屋的王凝。花的时间都是一两个钟头。其余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主要是看允许看的书和搜集到的传单小报。我们两人一切自律，按时上下班，有事外出都会请假。我们的活动，始终没有人看管和检查，完全靠自觉。刘少奇在《论共产党的修养》中要学习儒家的“慎独”，这点我们都确实做到了。那时外交部各单位都已搬到东交民巷，综合组也随办公厅搬去，而我却被隔离在外交部街老部的红楼里，相互没有电话联系。他们要对我提审、批斗或要什么材料，只好派人来通知我。老部偌大一个院子，除信使队仍驻在我们打扫厕所的新楼和机要局原地未动外，以前的主要办公所在地东楼和西楼都空下来了。原来显得热闹繁华的大院也变得格外冷清，既没有车辆，也很少行人。有时在院子碰到押在西楼出来打扫大院的牛鬼蛇神，即使熟人也见面不说话，连头都不点。像姚仲明这样的老朋友，碰到时我问话他也不理，继续扫他的地，和没听见一样。其他不是牛鬼蛇神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相互见面也是一概不说话的。

　　那个时期，我除了回家后和家人还说几句话外，上班时只有一个谈话对象王凝。好在我们两人过去的职务一样，也没什么特别要保密的，所以可以经常谈点往事。例如我被撤职后的部党委情况，包括对我的议论和处理，就都是王凝那时告诉我的。老部留下的两个单位又都是我们俩过去分工管过的，所以现在虽然人“鬼”有别，他们对我们也还比较客气，从没有人见面训斥或叫做什么事。我们打扫厕所可算尽责，只是有时懒得把用过的手纸送到垃圾站，而是倒在马桶里放水冲走，曾因堵塞下水道受到清洁工人的提醒，但没批评过。假日可以上街，自由走来走去。那时外出主要是看大字报，收买各种文革印刷物，一般不去看朋友。有的人即使碰到，也搭不上话。例如一次在北京医院看病时遇到李一氓夫人王仪，我问氓公情况如何？她只摇了一下头就转脸看别处了。还有一次在街上遇见延安老朋友何路，问她丈夫也是我的老同学傅克在干什么？她也是摇头不答。应当说这是我文革之前来往最多的两家熟人了。连他们都是这个样子，别的熟人家哪还敢去？对我这个喜欢热闹爱说话的人，那些日子实在憋闷死了。

◇　特殊身份

　　我的这种享受半自由人的待遇，还使一些人无法理解。一次在街上遇到“四清”时认识的昌黎地方干部，他们是还在当权的造反派，来北京搞外调，在街上遇到我就大感惊讶，说要是在地方上的话早就关起来了，哪能让你随便上街，难道他们不怕你跑了？我的这种待遇，一方面表现在革命群众的活动不能参加，如开会、游行、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不能戴毛主席像章。另一方面也不禁止我混到人群里去听传达和到处看大字报。按时上下班、节假日休息都和大家一样。这种身份其实也不错，应该知道的事也知道了，一些麻烦的纯形式活动可以不参加。以游行来说，当时规定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所以晚上半夜经常有一半句最高指示下来，宋以敏和两个孩子必须迅速起床赶回单位和学校去参加游行。我因无此权利，也就继续睡觉了。虽然一些会不能参加，但宋以敏回来说个大概也就知道了。另一方面，除长期打扫厕所外，其他处罚性的事情也给我和王凝免了。例如一些有各种问题的人，包括有历史问题的，有现行问题的，或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早晚都要被领到毛主席像前，排成队低头认罪，口中还得念念有词。我每天早晨打扫卫生时都会看到这种现象，其中也有认识的人。像身为长征老干部的陈志方大使夫人王静，由于把伟大领袖毛泽东误写成了毛“择”东，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得参加这种低头认罪的仪式。还有机要员出身的办公厅政治处一个科员王萍，因为参加反迫害大队，造反派垮台后也被罚参加认罪。这类活动，我和王凝就没参加。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外交部旁边一个大同中学设立的“１２·２６”战斗队广播站，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用高音喇叭广播。内容除他们自己的活动外，主要还是各种文革新闻，包括及时传达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的接见、谈话和有关活动。这些对我了解文革情况就帮了大忙，使我在隔离中消息还不太闭塞。

（四）对造反派的一些看法

◇　什么是造反派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归纳成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资反路线”反的以青年为主的群体。这里说的当然是指外交部的造反派，但是看其他单位以至全国的造反派，实际上也都差不多。

　　外交部造反派的兴起，也和其他机关学校一样，由于部党委开头几个月执行的所谓“资反路线”很不得人心，一些青年为响应毛泽东号召和受官方舆论影响，就自发串联成立造反组织联络站，而且很快得到周恩来、陈毅和部党委的承认。那时起来造反，既时髦，又有领导支持，这就使联络站立刻红了起来，一时间全部干部和勤杂人员有一大半参加。人一多，自然什么人都有，免不了混进来少数投机分子和极端分子，但绝大多数还是响应号召，自觉起来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特别是他们的头头和骨干，主要是１９６４年前后进部参加工作的青年。他们一般出身好，多系“红五类”，思想比较单纯，本来就对官僚主义、特权、等级制不满，又没受过什么挫折，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但他们也还是比较尊重领导，遵守纪律，顾大局讲道理的。所以在造反派掌权的几个月里，外交部的运动表现得比较文明，除一些激进派战斗队和少数极端分子自发的过火行为外，整个说来，没有出现过抄家和打砸抢现象，更没有发生过武斗。不过这种一哄而起的造反派组织，也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一样，一开始就分为好多派，主要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最后走向分裂。

　　从上面的背景看，联络站虽然和周恩来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有分歧和顶撞，但整个说来它主要还是靠周恩来的支持才得以存在的。周恩来一不支持，就立即垮台。至于毛泽东的态度，大概体现在王海容的活动上。以王海容为背景的组织“攀险峰”起先还附在联络站的名下，自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攀险峰’野战兵团”，但它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并一直和联络站相抗衡，在批判王力“八七讲话”后，更成为取代联络站的主要力量。除毛泽东和周恩来两大背景外，中央文革也一直在积极向外交部插手，但在上述两大力量面前没有什么太大作为。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证据说明联络站和中央文革有什么直接来往。如果要算上王力“八七讲话”，那么正是那次接见敲响了联络站的丧钟。

　　我当然没资格参加造反派组织，但可以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和造反派的接触，只有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在１９６７年４、５月找我去参加过三次所谓知情人座谈会和几次要我写揭发材料。除此以外和在这之前之后就没什么来往了。在这些接触中，我觉得他们还算有教养，比较客气，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对人横眉冷眼训来训去的家伙，总之当时的印象还不错。

◇　造反派的错误

　　既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那么号召青年人和广大群众起来造反就只能是胡闹。因此，外交部造反派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也是根本错误的。但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问题就要复杂得多，连周恩来在联络站垮台后不久还主张对它要一分为二，说它监督业务有功。事实上，在维持外交业务正常运转上，联络站还真起了一点作用。例如当北外学生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查封部党委时，就遭遇到联络站的劝阻。所以在它当权的那个时期也做过一些好事。只是整个来说，造反派不但无功可谈，而且犯了很多严重错误。据我所能看到和想到的，可以谈下面几点。

　　首先是大方向错了。联络站的宗旨和活动，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当时世界形势的一个重大特点是国际化迅猛发展，毛泽东却使中国反其道而行，全面开展打倒帝修反的斗争，进一步把自己孤立起来。这种极左路线激发起来的造反派自然起不了什么好作用，只能是火上浇油，最后还使自己成了替罪羊。倒是以周恩来为代表反对造反的力量，在文革中期，适应形势发展，及时扭转方向，开辟了一个外交新局面。

　　二是顶撞周恩来和打倒陈毅。联络站在前期采取同周恩来、陈毅合作的态度，因此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后来提出打倒陈毅，就一直和周恩来发生顶撞，有些激进派还企图“动一动总理”，要“火烧周恩来”。这已经不只是大方向错了（由于文革是历史的大倒退和人民的大灾难，因此周恩来、陈毅等实质上反对文革的一些作法倒是符合历史发展和对人民有利的），而且策略上和作法上也是步步错，既搞乱了外交部，还使自己丧失存在条件。

　　三是打击一大片，把几乎所有当权派当成对立面，使多数司局级干部，包括那些文革初期受到部党委和工作组迫害的人，都受到冲击。一旦形势发生逆转，他们自然会和部党委联合起来对付造反派。

　　四是乌合之众，没有统一纪律约束。对部分激进的战斗队和少数极端分子的违法乱纪，核心组不但无法约束，甚至不知道。因此就发生一些战斗队自行抓人批斗、坐喷气式以至打耳光的事。例如机要局几个战斗队翻墙入室把张闻天夫妇抓来进行残酷斗争，核心组知道后还给予批评，但已经来不及制止。

　　五是狭隘的派性，把靠近或倾向陈毅和部党委的人，特别是文革初期响应部党委号召起来参加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奉命搞“文革筹委会”的一批干部群众打成保守派、保皇党，压制和排斥他们。

　　六是同外界特别是北外等学生造反组织串连，受他们极左思潮和过火行为的影响，没有帮助制止他们在外交上的一些违法乱纪活动。

　　七是在业务监督上有越权行为，如周恩来批评的擅自批发一些电报（后来被夸大为夺了外交权）。在领导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例子就更多了。

　　谈起外交部造反派的错误，一时也说不完说不全。何况我既不是造反派，又被隔离在牛棚里，造反派的事，实在知道的不多，上面列举的那些耳闻目睹的很难说都对。但是就我所知道的，也有许多坏事不是造反派干的却被安到造反派的头上，而且越说越多，造反派成了文革中错误和罪行的大箩筐。

◇　造反派成了大箩筐

　　把文革中的坏人坏事尽量往造反派的箩筐里装，把造反派妖魔化，这都早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外交部是这样，在全国也是这样。拿外交部来说，以联络站为代表的造反派就背上了许多黑锅，有些还被写进了正式的历史教科书，广为流传。作为局外人，我也可以举出好多条。这里只是简单提一下，点到为止，详细情况谈多了整理起来也费劲，何况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专门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１，有意无意地弄错时间，把不是造反派掌权时期干的事也堆在造反派头上。外交部造反派兴起于１９６６年底，第二年１月掌权，１０月垮台，前后总共也就是９个月左右。但是还在文革后期，人们就把在这时以前和以后的许多坏事都算到造反派的帐上。例如文革初期部党委主持批斗孟用潜，拉来一些领导干部陪斗，这些人后来多数和部党委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造反派，还把挨批斗受迫害的事也说成是造反派干的。

　　２，不但张冠李戴，还上下胡联。造反派掌权的时候根本不存在四人帮，但是在后来批判和处理造反派时往往要把他们和四人帮或中央文革搭上界，说他们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受中央文革一些人的指使，因而犯下了滔天罪行，却故意不提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对造反派（联络站）的支持。

　　３，激进学生在对外关系中干的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和过火行为，被一律安在外交部造反派头上。例如著名的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恩来当时就已澄清，联络站头头和姚登山等人不但没有参与，事先也不知道，完全是北京的激进派学生和工人干的。还有周恩来亲自出马劝退的包围苏联大使馆事件（总指挥只是个１６岁的女学生）以及砸印尼和缅甸使馆等，也都被说成是外交部造反派干的。３０年来，一直有意隐讳引起对外关系紧张和发生比这里提到的几件还要更多和更严重的外交事件，根本原因都是当时推行的极左外交政策和要搞世界革命所引起的。这是一种为尊者讳和推卸责任而拿造反派做替罪羊的常用手法。

　　４，还有些激进学生干的事，如查封部党委（被联络站劝离）、劫持陈毅（联络站反而参与掩护）、逼姬鹏飞、乔冠华上街卖报、在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胡搅蛮缠、惹得周心脏病爆发等，也都一律说成外交部造反派干的。

　　５，公开宣称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时间还有几种不同说法；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实际上半天都没有。周恩来批评的也只是越权以业务监督小组名义向有关使馆发电报。传得最厉害的是被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时捧上天的驻印尼使馆代办姚登山，后来说他夺权当了“代理外交部长”还上了像《周恩来年谱》这样的正式党史书（只是用了个“革命领导干部”的讽刺称呼）。实际情况是，姚登山一直迷信毛泽东和尊重周恩来，当造反派的头头时也还是听周恩来的话。不过他坚持只参加运动决不染指行政，因此周恩来先让他参加党委会议，后要他进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他都没有去。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恩来把他捧上了天（安门），又打翻在地，说他夺了外交大权，是“五一六”分子。所以造反派垮台后，外交部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批的头号“五一六”分子就是姚登山，罪名是反对周总理、要夺陈毅部长的权。批斗后既未判刑，也无结论，就被送到秦城关押了九年。从批斗到关押，周恩来都没过问。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时，姚登山被放了出来，继续当党员（从未开除过），还恢复行政级别（１１级）。现在看来，这位老八路也是一件冤案，但是许多书上至今还在流传着被编造出来的“造反派外交部长”呢！

◇　造反派的下场

　　外交部的造反派也和全国的造反派一样，没有好下场。这有点像１９５７年的整风反右。那次是许多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被打成右派。这次是一批大学生和中青年干部响应号召起来造反，最后被打翻在地。不过要谈造反派的下场，还得事先做几点说明。

　　一是关于造反派的界定。文革开始后，在毛泽东号召下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而且一律自称造反派。后来逐渐分化，大体形成倾向温和与倾向激进的两派。军代表进驻后，温和派（外交部叫无革派）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地方上是参加革委会），激进派就被整肃。当然也有少数单位激进派当了权，把温和派或保守派当造反派整的。反正都是当权派整对立面。还有两派都被整的，据说南京的许世友就在军管后把两派都给下放到农村，不准回城。但整个来说，没有好下场的造反派指的还是当权派的对立面、被认为威胁到原有领导体制的激进派。这在外交部是分得很清楚的。

　　二是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关系。红卫兵从中学兴起，后来参加的已囊括各类学校和机关团体。他们响应毛泽东和林彪的号召，“杀向社会”，“破四旧”，对所谓“阶级敌人”实行批斗、体罚和抄家。开始大闹的，有一批被称为老红卫兵，以高干子女为骨干，如北京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和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等，提倡“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大搞打、砸、抢，干了很多坏事。后来随着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这些子弟们也被迫退出运动，许多人就去插队或参军了。这批红卫兵活动时间主要在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到年底已经衰落。代之而起的，才是响应毛泽东批“资反路线”的号召、以大专学生和机关干部为主体的造反派，１９６７年１月后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外交部的造反派也就是这个时候闹起来的。所以造反派和红卫兵有一定的衔接和交叉（大专院校新老学生造反派就一直叫红卫兵），但终究是不尽相同的两次运动和两大群体。

　　三是造反派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造反派得到林彪、四人帮的支持和利用是不成问题的，但当毛泽东决定抛弃造反派时（外交部为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全国大概在１９６８年８月以后），他们又积极参加了对造反派的镇压和以造反派为主要对象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因此不能把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混为一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把造反派遭到抛弃和整肃后召开的九大竟然说成“造反派胜利的九大“，就实在令人不解。这样说，又把毛泽东置于何地？不是成了造反派的头子了吗？

　　现在谈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由于周恩来收回支持而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一哄而散。先是多数战斗队闻讯宣布脱离，还把核心组的一批头头当成“五一六”分子来抓。同时一些造反派头头和骨干也纷纷“起义”，进行反戈一击。再加上原先对立面的群众组织“攀险峰”等无革派的围攻，联络站一下就土崩瓦解了。从此，造反派的头头、骨干和基本队伍，以及和他们多少沾点边的大小领导干部，就成了清查和批斗对象，在接下来的各次运动，如批极左抓坏人、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期间，被戴上各种帽子，不但有七八年或更长时间受审查、靠边站和挨批斗，而且除一些被迫害致死的外，其余的人中绝大多数都被调离外交部，并且在工作安排、调动和升迁上受了一辈子的影响。一些“起义”的也没幸免。

　　像上面谈到的，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除少数搞投机的极端分子外，绝大多数都是些出身好、有文化、较正派的青年党员干部。他们有的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更多的则是北外等大专院校学生中的尖子，被外交部筛选进来的培养对象。所以在他们当权的那９个月中，行事也比较文明，没有发生过整死人和致残的恶性事件。（外交部文革中整死人和致残的事，都发生在军代表进驻和部党委改称核心小组恢复对运动的领导后。）被整肃后近４０年来的表现，也证明对他们的这种估计并没有错。但是外交部对他们的处理却是经过长期批斗后设法分配外地，在办完移交手续后还要在书面材料中和口头上通知接收单位说本人有严重问题，不得重用，使许多人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丧失机遇，抱憾终生。甚至几年后接收单位要作职务变动和升迁，外交部也要出面干涉。造反派原来说要让“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现在应验到了他们自己身上。

　　不仅对造反派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而且对于同造反派稍微沾点边的大小领导干部也不轻易放过。有些人我还比较熟悉，也了解他们的遭遇。除前面提到的潘自力、陈家康、刘晓等人外，还可多谈点罗贵波、徐以新的情况。两人都是长征老革命，罗贵波是递补上去的八届中央委员，徐以新是长期讹传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他们的挨整主要是由于１９６７年８月联络站提出让他们参加“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并得到周恩来同意，还上报了毛泽东，后来因情况变化也就不了了之。另外，他们对批斗陈姬乔的态度也不够明确。罗贵波还在全部大会上公开点名揭发批判姬鹏飞，其中就提到我，说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何方，他曾一再提出调离外交部，总是被姬鹏飞包庇和袒护下来。在造反派垮台后，他们受到停职审查，不但长期靠边，还被一度当成了“五一六”的后台。直到１９７９年两人才得到安排。罗贵波被排挤出外交部，调到山西当了省长。徐以新被停止党籍４年多，下放干校劳动，后来由于胡耀邦的干预，才被派去巴基斯坦当了大使。

　　在谈到造反派的时候，总感到有不少问题值得反思。例如为什么我们党总是不但不爱惜人才，还要一茬一茬地大量摧残人才？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是我们自己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大多数是中青年知识分子，里面有不少精英。但是过不多久，我们又亲手把他们处理掉。让一千多万红卫兵“上山下乡”，国家不要了（除那批高干子弟带头的老红卫兵如“联动”、“西纠”等外）。对数以百万计的造反派，更是穷追不舍，打压到底。这就把国家花钱培养出来的不止一代的大中学生白白浪费掉，使我们的科学文化一直落在世界的后面。还有，就是为什么大声提倡自我批评的党总是害怕自我批评，不愿意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才过去的历史也要弄虚作假，或者把它变成禁区，不准自由讨论，不准揭露真相，不准发表不同意见？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一笔糊涂帐，一切错误和罪行都可以归之于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不但可以减轻和开脱毛泽东发动与领导文革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可以掩盖自己举手赞成进行文化大革命和成立文革小组、举手同意选林彪为副统帅和开除刘少奇党籍的表现，还可以报复批斗过自己的造反派和排斥一些异己分子。胡耀邦倒是作过自我批评，并认为文革中的两派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有些人好像自认一贯正确，并且保护一派打击一派。很明显，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进行认真反思的。而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造反派，就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还它本来面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