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凡 农民造反记

tuffy05

转自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二）

农民造反记
张治凡

◇　进城
　　我那年１６岁，今年６０岁，４４年一瞬间……
　　一九六六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还在睡梦中，被尖锐的“嘟嘟嘟”的哨子吵醒。只听见生产队吴队长一边吹哨，一边喊叫：“全体社员到公社拖拉机站集中，到上海造反！有工分的。”我心底一阵兴奋，赶紧穿衣起床，匆匆喝了几口麦片粥，奔出门外，约了连兴等伙伴，赶往拖拉机站。
　　天气很冷，屋顶上、地上、稻草柴垛、一片银霜。路上不见行人，偶尔从远处村庄传来几声鸡叫。
　　林宝妈妈从门缝里伸出头来询问：“你们做啥去？”“造反！上海造反，记工分的，快去！”“造反？”“与你讲不清，去了再说。”林宝妈满脸迷惑的样子。
　　时间还早，拖拉机站只有几个值班的，七点以后，陆续来了不少农民。
　　大家高声地互相招呼，拖拉机站开始热闹起来，几个年轻人围着圈，在场地中央高谈阔论“王洪文现在不得了，工总司厉害！”“听说市委现在被砸烂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那个姓蒯的到上海来了！”
　　人人都在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唯恐落后，偶尔也冒出一句“看你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昨晚肯定跟你老婆太那个了！”于是开始说下流话，引起阵阵哄笑。
　　几个老头缩在墙脚边，破旧的棉袄中间束根绳子，这样感觉暖和些。他们大多抽着劳动牌香烟，一声不吭。
　　姑娘们则对“绞花棒”式样的绒线衫织法感兴趣，相互翻看衣裳，品头论足。
　　空气中弥散着劣等烟草味，过会儿，有个公社来的头头模样的青年咳嗽了几声，爬到一辆拖拉机车厢上挥挥手，情绪激动地说：“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我们上海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宝山分部杨行支部组织大家到上海造反，造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这个反我们造定了，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向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开火！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车厢下的男男女女情绪高昂，挥舞着红本子，跟着头头高喊口号，大家忘记了寒冷。头头顿了顿又说：“到上海造反，有吃的，有住的，大家放心好了，现在去领造反队袖章，凡是四类分子一律不准参加造反。”于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去抢袖章，有了这“造反队”字样的红袖章，就好象有了一切似的。
　　我拼命挤进人群，好不容易也抢了一个，往手臂上一套，发现袖章上油漆字迹还未干，一定是昨天晚上匆匆赶出来的。戴上袖章后，我似乎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感觉。
　　此时，我穿一套旧军大衣，稍长了点，那是在公安局做事的叔叔送给我的，戴一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军帽，上面还缀着红五星，胸口佩着一枚用两包香烟换来的毛主席纪念章，这在当时，算是最时髦的装束了。
　　我兴奋地爬上第一辆拖拉机，车头里已挤满了人，我只好坐在敞蓬的后车厢，车厢后面绑了几面红旗，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
　　几辆塞满男女老少造反派的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向市区开去。
　　进入市区后，我们开始往车后抛传单：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将集体的人民公社改为国营农场！　　
   坚决要求提高薄荷油的收购价格！　　
   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坚决要求兑现饲养母猪的奖励政策！
　　当初我就觉得这些又想革命，又想实惠的口号似乎不太对头，与我数月前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串联时所了解的革命大方向不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地将手中的传单全抛完了。
　　大家都很开心，车上有个老阿婆兴奋地说：过去在家里一直受老头子的气，这一次可出气了，我也造反了，饭也不烧了！
　　拖拉机在市中心南京路上向外滩驰去，警察似乎也不管，几个小青年从弄堂里窜出来，油腔滑调的高喊：“大家来看啊，阿乡造反派来了！阿乡轿车来了！”上海人喜欢称拖拉机为“阿乡轿车”。
　　我们坐在车上得意地仰望着两旁的高楼大厦，无视车后的上海人，昔日那种乡下人三等公民的意识已荡然无存。心里只是想：我们也是造反派，我们今天来了！投身到这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来了！
　　拖拉机在外滩中山东路停住，头头让我们下车休息，等联系好住宿再说。我们这些与周边人服饰、神态显然不同的造反派坐在马路旁，东张张、西望望，经过的上海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流露出嘲笑的目光。
　　等了老半天，头头终于出现，他领着一大群穿着土里土气的老乡，进入了那幢昔日的汇丰银行，文革前的市政府，现在的造反派占领的革命大厦，真有点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门口非常拥挤，进进出出的人似乎都是穿黑棉衣说卷舌音普通话的北方佬，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南方来了！
　　我们几乎所有的人一生中从未进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大厦，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楼梯，长长的走廊如同迷宫，阿秋妈妈一屁股坐在楼梯上说：“喔哟！我头也晕了，走不动了！”，那豪华的拱顶，连见过市面，跑过码头的陈牛皮也呆住了，他望着屋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精雕细琢的立柱，似乎过去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见到过。
　　进入房间，地板上过蜡，油光打滑，庄家宅的阿根一进门就扑通摔一跤，他一边喔哟喔哟叫唤着，一边摸摸地板说：“走这地板最好穿双草鞋。”房间里有暖气，十分惬意，我把棉大衣脱了，拉过一把椅子，让连兴坐在椅子上，我拖着椅子，在打过蜡的地板上滑来滑去，大家开心极了。
　　到了晚上，住在另一层的永珍、阿妹、阿兴过来串门聊天，在乡下，我们也是这样的。
　　夜深了，海关大楼的钟声，黄浦江上的气笛声，搅得我们一夜未睡好。
　　造反的第二天，头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开着拖拉机，来到华山路附近的一家面包厂，只见头拿着一张什么人签过的批条，与厂里的头说了几句，于是我们直接到车间里，从一排排的铁架子上，将面包往麻袋里倒，装满了一车厢后，坐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我一连吃了三个鸡蛋面包，第一次品尝刚出炉的面包，真香啊！
　　当晚，我自恃在上海住过的老资格，带领一群伙伴去找“大世界”，其实“大世界”已经关门停业，我们在乡下哪能知道？我们顺着南京路往西走，马路两旁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巨幅标语从十几层楼上挂下来，触目惊心，数不清的“造反司令部”、“革命委员会”、“战斗队”的旗帜伸出高楼的窗口，在寒风中飘扬，黑暗中时不时地从天空飘下红红绿绿的传单，纷纷扬扬，使人想起“战上海”电影中，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南京路上突然撒出一大把传单，令人激昂万分。
　　我一边走，一边仰着脖子观望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突然，脚下似乎踏翻了什么，一个男子粗暴地大吼：眼睛瞎了！你要吃生活是伐！我赶紧往小弄堂逃去，奔了好久，才放下心来。
　　由于迷了路，当晚，我找了很久才回到外滩住地。进入房间，我把路上捡来的传单和隔壁房间不知什么造反队留下的“宣言”、“严正声明”，还有一大迭“我的检查”，统统拿到窗台上，打开窗户，用力往外一撒，传单随风飘扬，马路上人们抬头仰望，当传单落地时，路人争相抢夺，乱成一团，汽车喇叭声齐鸣，我看着这一形景，真的开心极了。
　　造反的第三天，算是正式行动，头吩咐我们在外滩排队集中，不要忘了带袖章，每人还发了一面有革命标语的小旗子。
　　约九点多钟，队伍总算出发了。我们沿着南京路往西走，起先三、五人一排，后来变成了六、七人，最后队伍塞满了南京路，队伍走走停停，有人不断地振臂高呼，口号声此起彼伏，两侧的楼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行至西藏路，整条南京路都是游行的队伍，首尾不能相顾，各种组织的旗帜飘扬，口号声、歌声震天响，气氛十分热烈，场面颇为壮观，每一个参加的人都会激动，连那些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老头、老太也异常兴奋，似乎自己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队伍走得很慢，当我们走到静安寺，已是下午一点多，肚子饿得咕咕叫。
　　走到旧市委附近，有人振臂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陈丕显！”也许没听清楚，也许不知道曹、陈究竟是谁，队伍里几个青年大喊：“打倒曹小弟！打倒陈牛皮！”曹小弟、陈牛皮是村里的社员，比较出名，念起来较顺口，于是队伍里爆发出阵阵笑声。
　　走到淮海路，有许多人悄悄溜了，队伍稀稀拉拉，口号声也变得有气无力。
　　送面包的终于来了，阿发一边举着旗子，一边嘀咕着：“说好发四个面包，怎么才发二个呢？”此刻游行队伍已经涣散，领头的也不知去向，激动的口号已经喊过了，面包也吃完了，不知还让我们干什么？
　　此时，惠芳阿嫂郁郁地说：“这两天我女儿不知怎样了？我想今天回乡下去，实在放心不下。”说着就扔下旗子溜了。
　　造反的第四天，我们在窗口架了一个高音喇叭，对着外滩广播“农民宣言书”，但很快被周围红卫兵组织的几十个大喇叭的广播声淹没了。我们则呆在房间里无事可做，在地板上滑来滑去的游戏已觉得无聊，房间里的传单全撒完了，虽然晚上睡觉有暖气，但大部分队员都感冒了，在乡下很少感冒。福根最担心上头来向我们收面包的粮票、钞票，红兴阿哥怎么安慰，他也不信：世界上哪有这等好事呢？造反就能够白吃白住吗？
　　抽水马桶常常堵塞，清洁管理员也找不到，听说都到北京告状去了。为何告状，谁也说不清。乡下来的造反队员越来越少，我可不想回乡下，父亲参加什么“支农职工造反派”，也在市区里，经常来看我，哥哥此时正在步行串联到北京的路途中，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了。再说，我们的革命行动还没有什么结果呢。
　　但好景不长，过了一星期，接到上面通知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什么“最新指示”。反正，我们得全部回家。
　　回乡下的路上，拖拉机开出市区，郊外寒风剌骨，我坐在拖拉机车厢一角，紧缩着脖子，数十天热哄哄的感觉，一下了全消失了，我数了数旧书包中十来个又冷又硬的面包，心想，这便是我进城造反的全部收获了。
　　坐在旁边的阿秋妈妈，望着远处的田野，自言自语地说：“唉，家里的棉花还没摘完呢？”
补记：当时我所在生产队的名称是上海宝山县杨行人民公社东街大队沈桥小队。这次到城市的造反行动，因为记工分，算出勤，生产队几乎所有的男女劳动力都参加了，好几十个，整个大队好几百人，在市府大楼住满了一层。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为什么造反，只是队长吹哨子喊出工的，但到了市区，感觉很有趣很新鲜。

◇　掘墓
　　我老家在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东街村，文化大革命期间叫宝山县杨行人民公社东街大队，杨行镇往西三里路有个公墓叫宝安公墓，占地约三百亩，当地人称公墓为“三百亩”。
　　公墓很久以前就有了，小时候去公墓玩耍，感觉里边地方很大很大，有些墓地很考究，大理石雕琢的墓碑，刻着“先妣先考”之类的陌生字。
　　解放以后的杨行镇已经没有富人，农民都赤贫，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辛苦干活一年还欠生产队钱，家里死了人，没有钱在三百亩买墓地，一般都草草埋葬在荒地里或火化，所以，三百亩里埋葬的绝大部分是城里人。
　　每年清明节，城里来很多人扫墓，６０年饥荒年代，往往祭祖的供品刚刚摆上，等候在旁、衣衫褴褛的孩子一哄而上，抢个精光，一边往嘴里塞馒头、一边四散逃奔……
　　有次我看见墓地旁停了辆乌黑铮亮的轿车，很好奇轻轻地摸了下车子，司机立刻骂骂咧咧地追打过来……所以，长期以来，我对城里人歧视乡下人感到很郁闷……
　　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政府机关全部瘫痪，造反派唱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的毛主席语录歌，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在城里忙着夺权。
　　乡村里的农民也琢磨着做点什么……
　　生产队严队长召集我们社员开会，说三百亩里都埋葬着“封资修”，我们要将封资修革命掉！封资修占着土地又不生产粮食，我们要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指示，彻底改变三百亩死气沉沉的旧面貌！今天，我们就去三百亩掘墓！大家都去，记工分的，早中餐免费！嘿嘿！！
　　我想：那开黑色轿车的上海城里人该倒霉了，祖宗的墓也要被翻朝天了，心中不免有一丝快意……
　　当天，生产队至少有三十名社员出动，带着铁锹、钢钎、绳子、杠棒等工具、乘着小拖拉机，径直向西开去。
　　到了公墓，只见几百亩地的墓园，人山人海，掘地的、撬棺材的、男女的欢呼声、拖拉机的突突声，此起彼伏，热情朝天，到处是写着“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旗。
　　严队长看我年纪小（当年我１７岁），就分配我勘察墓地，墓太多，要挑选好一点的。我就拿一根钢钎，东戳戳，西探探，队长告诉我，解放后的墓地就不要了，基本没有什么钱财的，于是我就看墓碑上写着民国字样的、墓碑华丽点的，用钢钎戳到棺材，听听声音是否“咚咚”响，证明棺材质量比较好，然后我就在这墓地上插一面红旗，做个标识。
　　转了一大圈，估计也勘察了十来个，回来竟然找不到自己勘察的墓地了，原来其他来掘墓的队伍也是这样干的，到处都是插着红旗的墓地……因此还发生了与邻队强夺墓地的争斗。
　　队长指挥着男女青年社员，用铁锹将墓地表面的土铲去，考究的墓，往往还有砖砌或钢筋混凝土的椁，很坚固，需要用镐、榔头敲打老半天才打开。
　　好的棺材很沉重，需要将铁链从底下穿过，用神仙葫芦（一种铁制的起重设备）将棺材吊起，移到墓穴外，用铁棍将棺材盖撬开，仔细地检查，一般重点是头部、手腕、看看有没有玉器、金银首饰。
　　有个姓高的社员，站在棺材的侧板上，俯视着下面的尸骨，发现牙床间有金属，，用手扳下来，在自己的衣服上一擦：嘿嘿！是颗金牙、成色不错啊！
　　有些尸体保存很好，一点也没有腐烂，于是社员将尸体从棺材里倒出来，有时尸体吸附在棺材底下倒不出，就用四个钉的铁钯将尸体扒出来，顿时、肢体分离，红色的尸肉混夹着泥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很多社员不能目睹这可怕的、凄惨的景象，放下工具，掩住脸面……
　　但也有大胆的，总得有人干活嘛！
　　很长一段日子，我一看到红烧肉，眼前就浮现那红色的、湿漉漉的尸肉，一阵恶心，难以自制……
　　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演义，经常看到军队将城池团团包围，城里军民坚守，岿然不动，任由城外敌军谩骂。
　　于是围城敌军想出毒计，将城外墓地掘开，暴尸光天化日之下，然而城池军民痛哭流涕，悲愤难忍，出城迎敌，遂中计，城破国亡。
　　三百亩墓地遭到以革命名义下进行的集体抢劫时，城里人也悲愤难抑，于是几辆卡车的工人，打着“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旗帜，戴着安全帽，拿着铁棒，全副武装，来到墓地，停车一看，墓地的农民成千上万，都拿着铁锹榔头铁钯，破旧立新的红旗招展，看到这轰轰烈烈的阵势，造反派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就怏怏地撤退了……
　　棺材分解成六块，装上拖拉机，运回生产队，堆在仓库旁的空地上，几个有权的干部盖房，城里来的插队落户学生住房，都是用棺材板材盖的，生产队的乒乓球桌台，也是棺材板制作的。
　　掘墓得来的金银首饰，生产大队开具了证明，到银行按重量收购，换成人民币现金，作为生产队收入，参加掘墓的社员都记了工分，掘墓一天大概有四毛钱的收入。
　　我因为刚从学校出来，不算正式社员，只分到了半斤糖果。
　　三百亩公墓附近的农妇，从家门口开始，踩着一块接着一块的“先考先妣”墓碑，走到小河边洗刷……
　　一九六七年的整个冬天，三百亩公墓尸骨遍地，暴露在河坡上、荒野间，任由野狗老鼠啃咬……
　　失学的孩子们将头颅踢来踢去，玩的很开心，并不在意脚下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
　　春天来了，杨行与周边地区爆发脑膜炎疫病，生产队严队长也发病了，死了很多人，或许是三百亩公墓的孤魂野鬼在作祟……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所有的公墓包括万国公墓都遭到了劫难，连宋庆龄父母的墓地也不例外。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十七岁的青年演变成六十岁的老头了，文革的灾难已经过去，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也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不要忘记。
　　记录下这段历史，我所参加的抢劫行动，谨向上海宝安公墓原来的业主谢罪，愿那些被惊扰的灵魂安宁……
　　阿门！

□　原载《民间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