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国：文革中我在重庆当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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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在重庆当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的回忆

黄昌国

　　重庆文化大革命异常暴烈。文革时，我是重庆大学学生，文革初期，参加了八一五事件，又最终参加了赤卫军。一二·四事件后，我炮打中央文革戚本禹，是西南地区极个别炮打中央文革的红卫兵，惹了一场祸。今把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见闻回忆出来：

一．回忆重庆大学文革初期的一些事
　　重庆文革是从重庆大学开始闹向全市的，要了解初期的重庆文革，先回忆重庆大学文革初期的一些事件。文革初期重庆大学的情况很多曾任《八一五战报》编辑、现云南作家周孜仁先生回忆里都写了，这里，我把我看到的情况权作补充：６月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６月２日一早，重庆大学各系就由各党支部组织贴出大量批判非党员教授的大字报。紧接着，校内开始了向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火，出现抓“右派”，“历史反革命”等游斗的打“死老虎”（已打倒了的反革命）场面。右派是指５７年打成的学生右派，６３年，对未毕业的右派学生允许他们回校复读，到１９６６年时有些还在校读书，没毕业。６月６日，星期一，在党团干部们的强烈要求下，开始停课闹革命。６月８日，星期三，重庆市委派来工作组，名义是协助党委搞文化大革命。开初的工作组级别较低，组长是重庆市四清工作总队队长。
　　工作组一进学校就反复暗示向党内干部写大字报。很快，学校中层一级党员干部揪出了好几个，如宣传部邓时泽，团委书记刘稚民，各系也揪出来了些，冶金系的总支书记贺学洪（罪名是离婚结婚次数多），甚至连苏联留学回来的学者胡新都挨了大字报。冶金系的胡新是党员知识分子，当时他在研究攀枝花的钒钛铁冶炼，当时攀枝花的钒钛铁矿渣铁分离技术还没过关。６月１２日，胡新在冶金系学生宿舍五舍外看到写他的大字报，认为不事实求是，想撕，群众当场把他抓住，就闹成了个“胡新事件”。
　　工作组继续暗示深挖，北京大学揪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南京大学揪出了校长匡亚明，于是，党团干部很多人跃跃欲试，追求当重庆大学的聂元梓，佘国华几个同学是在这种背景下跳出来写郑思群大字报的，很明显，他们是受工作组的蛊惑，想当重庆大学的聂元梓，佘国华大字报的唯一理由是郑思群１９６５年到铜梁县去看望当兵训练的学生，带了一头猪，去腐蚀了学生纯洁的心灵。因学生当兵锻炼是学习艰苦奋斗，带猪肉去是给他们以物质享受。当时很多群众（包括文工团和体育队那批人）不便反工作组，说是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金蝉脱壳”，为保护自己而让佘国华等人写这张大字报以将祸水他引。
　　冶金系佘国华等人写郑思群大字报那天晚上，无线电系１９６８届徐光明也写出大字报“向郑思群黑老头开火！”他说“黑老头”，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但群众不太注意他，而重点注意佘国华，因佘国华同学是学生干部，党员。文工团和体育队围攻佘国华最起劲。佘国华年级比我高，但我与他同系同专业（钢压专业——轧钢），文革前我们就认识，对我们态度很好，我们对他印象也不错。佘国华写郑思群大字报，一般看法是佘国华想当聂元梓，所以，其他很多党、团干部并不帮佘，他们对文工团和体育队那邦人的基本看法是“水”，即吊儿郎当，散漫，见文工团体育队那帮人跳得高，产生逆反心理，对佘国华也不落井下石。
　　围攻佘国华的人称他“佘伟人”，可见大家晓得他是为了出名、当伟人才写郑思群的大字报的。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有一组漫画《佘伟人跳梁记》，把他的三角眼画得惟妙惟肖，在梁上跳着，大脚拇指又大又圆。为躲避围攻，佘班上团支部的人帮助他藏匿在偏居一隅的学校实验工厂轧钢车间里。
　　而对徐光明，群众也对他讽刺挖苦，认为他是疯子，给他开了一剂处方：狗阴二两、狗阳一只、墨蚊一钱、麻雀卵三个、蟋蟀一对要原配，阴干，碾末制丸，黄豆大，每服一粒，日服三次。
　　之所以麻雀配方，是因为１９６５年徐光明的班级去铜梁县驻军当兵锻炼时，徐光明提出要吃麻雀肉，炊事班长学雷锋，拿起弹弓赶到铜梁县城巴川镇南门外豹子沟，满山遍野寻麻雀，为他炒了一盘麻雀肉。
　　火烧到徐光明身上来了，徐倒坦然，也不在乎群哄的人对他人身攻击，又写大字报呼吁大家：“停止打横炮！”
　　校园充满了幽默与欢乐。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日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来重大宣布郑停职，工作组升级，副市长余跃泽当组长，余跃泽则大张旗鼓地号召批判揭发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我们学生印象中郑思群的罪状有几条：
　　１、到铜梁去看望当兵锻炼的学生，带了一头猪，去腐蚀学生纯洁的心灵。　　２、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２日从北京高教部开会回来，晚上身边工作人员陪他看了大字报，他说“弄得乱糟糟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３、１９６５年高考结束，参加监考的马列主义教研组老师向郑思群汇报工作，说他们为考生赶跑考场外面吵闹的“知了”，郑思群很满意；当汇报到他们在考场上为考生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时，郑思群大为不满，说：“你们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事！”工作组上纲上线，说郑思群攻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放屁”！　　４、搞独立王国。郑思群是重庆市委委员，当重庆市委和高教部开会时间发生冲突时，他不参加重庆的会，而到北京参加高教部的会。
　　一段时间工作组控制了局势，师生们一天坐下来学习，揭发郑思群，写大字。可哪有那么多大字报写，只要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大家争着签名，往往一张大字报签名比内容多，有人为盥洗间写一张不要倒剩菜饭的告示，也有人去签了一长串名。
　　说到签名，我班上更有趣。文革前宣传阶级斗争，已经弄得人人自危，班上有位W同学，出身贫农，但土改时是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成分的，他父亲解放三年前是开钱庄的，正好三年前垮了，评为贫农成份。但他这个贫农和祖宗十八代的贫下中农大不同，有剥削历史。他认为要影响他的前途，吓到了，天天写认识，划清与剥削家庭的界线。实际上他神经分裂了。文革开始了，他也到处去大字报上签名，同一件事，支持的大字报他签名，反对的他也签名。后来他参加了八一五，成了光荣的“左派”，他是崇庆人（现叫崇州），很会训人，对我们赤卫军凶得很。

二．“铁扫把”战斗小组
　　前面说到大字报签名成风。大字报也越来越难写，现在许多人以为写大字报都是不实事求是的，不是的，很多大字报还是很负责任的，大字报事实的真实水平不比现在的记者采访差到那里，工科学生更重视科学性，连形容词都少用。至于把事实在大字报上无限上纲上线，那是另一回事。写大字报要首先搞调查研究，收集资料，与记者写报道程序是一样的，但那时比现在记者更认真负责。为此，冶金系６９届炼钢二班的熊代富等同学首先成立战斗小组，搞集团作战。他们成立的战斗小组叫“铁扫把”战斗小组。我是钢压（轧钢）专业的，全班３０个学生，５个女生，２５个男生，每间宿舍８个人，多出一个人，于是就把我插入到熊代富班上宿舍，他们自然邀请我参加“铁扫把”，于是我也参加了他们的“铁扫把”战斗小组。“铁扫把”简直就是一个编辑部，有采访的，有誊写的，有编辑的。很快“铁扫把”显示出威力，名气大响，又向外扩张。
　　熊代富是“铁扫把”的领头，他是冶金系的学生（不是网上的无线电系学生，学制也不是四年，而是五年，６９届推迟一年分配，在校有六年）。重庆人，工人出身，文革前是班里团支部委员，大概是负责宣传的。在周孜仁先生笔下：“熊代富系冶金系６９届学生，性格素多稳健，为人为事周到慎密。”文革前我就对熊代富印象深刻，记得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２日《陈毅答中外记者问》后，我看了新闻记录片，陈毅双手举着拳头大喊：我们不怕打破坛坛罐罐，我等帝修反打进来，头发都等白了，来吧！一天，我和熊代富两人到重庆大学沿江马路、风雨操场一带去走起耍。我说要打仗了。他告诉我，不会打的，这是宣传，提劲的。说明他政治上比我成熟。
　　在谈到重庆文革人物中，周家喻、黄、邓长春晓得的多，可熊代富先生晓得的少。其实，他是重庆文革的重要人物，是革联会的代表人物，重庆人当时谁不知道“熊革联”？
　　熊代富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官至重庆市革联会副主任，革委会副主任。八一五的No：１表面上是周家喻，在《八一五战报》编辑、现云南作家周孜仁先生笔下：“与总团其他勤务员相比，周家喻算不得老谋深算，而最多是个煽动家。读书时，他在业余体育队当羽毛球员，伶牙俐齿，多言善辩，精力极其充沛，满是‘坏小子’的乐观、机敏、敢作敢为和恶作剧，在一哄而起的群众性动荡中，他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接受从而成为领袖。事实是，八一五总团的很多具体组织工作确实并非他做的，他就会煽动。１９６７年秋，重庆大学准备成立校革委会，全民投票，他的票数竟然排到了第十位！谁叫砸派老要批周家喻的‘右倾’，摸周家喻的‘老虎屁股’呢？敌手的攻击成全了他。周家喻成了八一五的象征。１９６８年春两派在北京参加中央学习班，讨论领导班子组成人员，八一五的代表就公开宣称：周家喻就是个傻儿，我们也要选他进省革委当副主任。”也反映出周家喻的名声主要是被对立派骂出来的。六五事件前，八一五的实际首领应是熊代富。六五事件熊代富被反到底在北碚施家梁俘获至残，淡出派性斗争，因此，重庆大武斗的历史上没有他的地位，在八一五的排坐次上也把他靠后。也因祸得福吧。
　　熊这个人对人客气，在派性与义气间，更重义气，我和他文革前关系较好，文革中后来不是一派，他就是当了大官了，见了我照样主动招呼。

三．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自杀
　　到８月２日，星期二，下午，各系工作组紧急召开师生大会。先传达中央文件：“８月１日起大米涨价，从每斤８分３厘涨到每斤８分７厘。”那时，物价上涨是要下中央文件的，大好形势就是“物价稳定！”听涨价文件、看《参考消息》，这是大学生享受的政治待遇；工作组照本宣科了涨价理由，话题一转，通报郑思群当日早上５点自杀死亡，学生们懵了，女同学“哇哇”哭了起来；工作组以为左派会喊“打倒郑思群！”可左派党员骨干此刻像死灵魂，寂静之后，会场一片嘈杂，秩序大乱。工作组怒吼：“郑思群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敌我矛盾，大家要站稳立场！”党员们这才想起帮工作组，维持秩序。
　　会一散，学生们拥到囚禁郑思群的小楼前，人山人海。校长办公室曹万华同志（合川人，现已退休）发表演说：“在山东战场，日本鬼子大扫荡包围了我们机关，警卫连打光了，我也受伤昏了过去，醒来发现他还有点气，我把他背到老百姓家救过来。他脑袋内还有一颗敌人的子弹没取出来，和他同级的战友在部队都是中将军衔，丁盛（５４军前任军长）见了他都要立正敬礼，称他老首长，逢年过节来探望他，惟独市委任白戈书记说他对他们爱理不理，搞独立王国，想方设法搞他，工作组不给他报纸看，不准他听收音机，每天在他们的监视下由我给他送饭，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楼外贴满了标语，什么‘黑帮’，‘火烧’和‘打倒’，从精神上折磨他，恐吓他。昨天晚饭，他只吃了一个蛋糕。”曹万华同志边说边抹眼泪，“他们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专门整中央驻地方干部。”群众专心致志听他讲，曹同志得意洋洋。死了人，工作组总是有些事，也顾不上弹压。
　　以后，陆续有很多同学跑到市委党校采访郑的夫人吴耕书，一天下午，我和炼钢二班的谢安治同学（现在武汉）一道也去市委党校，吴耕书会见了我们，一块会见的还有好几个重庆大学的学生。记得郑的儿子是苏联留学生，就是那次会见知道的。

四．哄工作组
　　重庆大学学生比较孤高自傲，像他们校长一样，对地方干部有点那个，地方干部官再大，大不过校长，如果要在他们面前卖弄，常会遭到集体起哄的。在基层，外行领导内行，外行是要受嘲笑、戏弄的。工作组员中官虽有级别，但文化也不会高哪里，有些人是从土改队起来的。文革前的干部口才低的多，讲话常前言不搭后语，他们这些市里的干部跟现在的干部差不多，自以为了不起，到处打官腔、作指示、指手画脚，吃干完了（重庆话，霸道的意思）。大学生对报纸社论等的理解力肯定超过一些工作组员，很看不起工作组那些人。重庆大学是工科，向来比较野，这些年轻人又是出风头的年龄，就把工作组干部当靶子，抓他们语言辫子。比如，当郑思群停职时，学生们问余跃泽，你想不想当重庆大学校长？他说，他是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安排。意思是他不否定当校长。大家就风传余跃泽想当重庆大学校长。后来，学生们就紧追不舍，问余跃泽是不是想当重庆大学校长，余跃泽又说，他现在是管几百万人口的副市长，意思是他的权力比重大校长还大得多，不想当你这个球校长了。
　　余跃泽副市长常被学生抓语言辫子，没办法，用“言多必失”来为自己辩解，于是，“言多必失”这句话在重庆大学曾广为流传，现在遇到文革时的老重大，还常用这句话来调侃。
　　云南周孜仁先生提到的对联：左：曲率半径处处相等，右：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联：又圆又滑，就是嘲笑工作组接待站孟凡均的。孟这个人是个人才，嘴巴圆滑的不得了，重庆大学那么些大学生说不过他，抓不到他的辫子，无奈之下写下这副对联。大家可以分析这副对联，是说这个人圆滑得太厉害了，也间接赞扬了孟的口才。可惜孟这个人没听说升大官，后来我一辈子还没发现嘴巴超过孟这个人的官员，没发现有配得上这副对联的官员，孟真可惜，真可惜！
　　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并不难，只要有人带头，中国的小民总是愿意起哄，赶热闹，特别是有推翻旧政权、打倒当权派、剥夺富人财产、废黜贵人地位的口号，更是吸引人，永远吸引人！任何社会都有矛盾，无论何时都可以煽动小民揭杆而起。反对工作组不如说是戏耍工作组，根本不是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听都没听说过啥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把工作组当猴儿戏，作开心果。

五．我参加了八一五事件
　　郑思群死了，工作组也宣布撤了，学生们就大张旗鼓批判工作组，为郑思群鸣不平，有的写了《工作组，你慢些走》歌，配的是《马儿呀，你慢些走》那个调。这里要说明，从来没发现有师生出来保工作组的，包括后来参加赤卫军的人绝大部分也瞧不起工作组的水平，最多有极个别善良的人用“工农干部”来谅解他们。向学生派工作组是永远不受欢迎的，他门才不管是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呢。以后的工宣队、军宣队学生照反不误，只是没报道，比如，现在我们同学之间遇到了，谈起１９７０年在攀枝花受铁十师管制，还对来管学生的铁十师的军人咬牙切齿；１９７０年春，十三军带领重庆大学最后两届学生经过昆明，２０００多人大闹昆明市，比较八一五事件壮观得多，也只是没报道；北京清华大学蒯大富反工作组是英雄，后来不是毛主席派工宣队进去他也大打出手吗？是大英雄呢，打死、打伤了工宣队员，毛还送芒果慰问工人呢！
　　话说回来，开始一段时间，搞工作组起劲，十几天下来，也厌倦了。要寻找新题目，呼吁声援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师专，现在的重庆师范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铺在重庆大学三舍门前的路上征集签名，重庆大学师生恨不得两肋插刀，大字报后的空白处签满了，又接一张纸继续签，完了，又继续铺纸，签名的人太多，纸张从三舍门口铺去，一直到民主湖还在继续延伸，足有百米以上。文工团和体育队与一些知名战斗小组的发起人贴出海报：“愿参加声援师专的革命师生，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５日，星期一，早上八点半在新操场集合前往。”
　　重大到师专相隔不过几里路，要不是喧闹的沙坪坝街道隔离，那还真是鸡犬相闻。８月１５日早上来集合的有三千多人，师专附中、重庆市六中又来了近千人，共４０００余人，人数之多出乎意料。两队纠察维持秩序，摩托车开道，队伍整齐威风，秩序井然，一路秋毫无犯。师专“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壮着胆聚集在校门口迎接，师专文革筹见重庆大学冲来这么多人，忙把大门关了起来，不准进。但很快犹如电影中十月革命工人武装冲进冬宫，几千人蜂拥而进。
　　群众在师专运动场排好队，准备开会。师专文革筹的人围在操场四周起哄，冲会场，师专文革筹还叫些工人来助威。重庆大学是工科，学生野蛮，纠察队员更是人高马大，师专的文弱书生哪能与重大学生论力！被挡在广场周围辩论。高音喇叭，扩音机，电线等广播器材都是重庆大学声援队伍带来的，连汽油发电机也抬来了，各种专业的学生七手八脚，很快装好设备。
　　为了大会成功，也邀请师专文革筹代表上主席台。文革筹代表不顾议程，上台呼喊：“重大的同学们，你们受蒙蔽了，有坏人在挑动，你们别上当，快回去，坐下来，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那时刚下了十六条）。要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台下一片狂喊：“狗坐箢篼不识抬举，轰下去！”
　　会场乱了。在一片嘈杂声中宣读了重大声援师专革命师生的信，师专反工作组的代表致欢迎词。双方枪喇叭，话筒。“哇啦哇啦”，听不清楚。广场上一片叫骂、吵闹。后要师专文革筹表态：“今天的行动是不是革命行动？”当时造反的人任何行动都要官方表态是革命行动才放心。
　　对方毫不犹豫地说：“是暴徒闹事！”这下就更不得了了。
　　“秋老虎”呈威，中午骄阳似火，师专文革筹断水，操场上铺着煤渣，热浪闪烁，操场上像晒肉干子，纷纷跑到街上茶摊买老阴茶喝。
　　　主席台面向广场左斜对面是坡坎，坡坎上面是教学大楼，靠广场边坡坎壁上修着几个防空洞。太阳暴晒，好多人躲进防空洞凉快，我也躲在防空洞里。好多人热得都躲在防空洞里，我也到防空洞里躲了一阵。
　　师专文革筹和重大学生都向市委告急！市委和重大的学生已有过几次接触，怕惹不起。先想躲着不见，后又怕乌合之众行动没有规律，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事态扩大。为最大程度的孤立右派，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来到大会会场时已近黄昏，群众要他表态今天是不是革命行动？他转弯抹角，含含糊糊，只说不是反革命行动。“签字”！他死也不愿落笔，他劝同学们回去，说如果是大家心中有气，可以对他撒等等，讲完之后，他就准备离开。参与大会群众对辛易之不得要领的讲话感受到非常不满，又见他准备走人，于是会场上就响起了“辛书记不能走”的呼声。当时辛易之已钻进了他的小汽车，这一下更激怒了在场的群众，于是在场的一些人便围住辛易之的车不让走，但是最后辛易之还是走了。天黑了，学生们被太阳晒了一天，也不耐烦了，撤回学校，没有在沙坪坝街上游行示威，很守纪律地经过沙坪坝大街的，也有的班唱着歌儿。早上，没有人喊我去师专，也没人通知我不去，我听宿舍外吹集合哨，也就随大流去了。晚上，我回到宿舍才发现团支部书记，班长，团总支委员（现在成都）等都没有去，感到很奇怪，问道：“你们怎么没去呀？”
　　团总支委员先不回答，关心地问：“今天怎样？”
　　“唉呀，今天去了背时倒灶（倒霉），霉起冬瓜灰，亏到唐家沱（长江重庆段的著名回水沱，捞死人的地方）。冲大门进去的，和师专的人吵，争抢喇叭。哎，广场主席台对面边上修着几个防空洞。太阳暴晒，好多人躲进防空洞凉快，我也躲在防空洞里。晌午阵（中午）吃了两个馒头，又饥又渴。”
　　我的话被同班一个周姓同学听到了（这个同学现在河北石家庄），他扳着脸对我说：“你这是什么话？不是和师专文革筹一个腔调吗？你躲在防空洞里只能代表你自己，我们大家是在太阳下晒了一天。今天的行动到底好还是不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你认为不好你不要参加，但不要乱讲。”
　　我被周同学气得七窍生烟。团总支委员悄悄安慰我：“校文革筹叫不要参加，我们来不及通知你，你出身好，不要和他们混在一起。”我是进大学后班上批准接纳的第一个团员，班长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一入了团，团支书、班长管不大住我，团总支委员的话我还是听的。

六．八一五事件以后几天的日子
　　我参加八一五事件晚上回来被同学气了以后，团总支委员一拉我，我就再不和参加八一五事件那批同学在一起了。
　　那时分派，那有什么政治觉悟，文革命前和现在也一样，人也一帮帮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般群众不大和领导同心，你说东，我偏要向西，那时大学生思想没有就业的后顾之忧，就怕当右派，戴上反革命帽子。这种状况可以用一个与学生相处一段时间的军代表话概括，他说：“捏到你们是死的，放了是活的。”总的来讲，学生胆子还是小的，只是爱起哄，疯狂，比现在还疯，重庆大学学生又特有大起哄的习惯，小说《红岩》里有重庆大学学生游行示威的记录，文革中大闹事，前几年重庆大学为放射源起哄游行，都不奇怪。另外，不要以为北京开初闹红卫兵是工人农民子弟呀，不是的，他们是些高干子弟，是高衙内，所以胆子才大，才敢打人、抓人、杀人，我们这些小民出身的人无论哪派，胆子都不大的，都怕无产阶级专政的。红卫兵的初衷是说他们是天然的左派，他们天然该传承天下江山，保他们贵族的万世基业，所以，当时的联动分子不比现在的黑社会帮派体系好到哪里。
　　八一五事件后第二天，８月１６日一早，几千人就步行到市里，向市委讨要“八一五是革命行动”的封号，实际上是怕当右派，哪里是为啥子革命路线啊，当时听都没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有“革命路线”这个词。我就没去市委了，我们这些跟着校文革筹反对八一五事件的学生估计重庆市委决不会承认八一五是革命行动的。
　　哪知，傍晚传来确切消息，市委承认“八一五是革命行动”。我们这些反对八一五事件的学生就不安逸了，那时工作组说是撤消了，但余跃泽这些大官还没离开重庆大学，驻地搬到第七教学大楼，我们这批人就纷纷跑到工作组驻地第七教学大楼，问：“既然八一五事件是革命行动，那我们反对八一五事件的就是反革命行动吗？”工作组回答：“政治不是你们做算术，不是１＋１＝２，八一五是革命行动，你们反对八一五也是革命行动嘛。”
　　晚上很晚了，进城讨市委表态的八一五大队伍开回来了，疯狂得很，得意得很，一路喊着口号“八一五是革命行动”，“八一五好得很，就是好得很！”唱着“造反有理”语录歌，在沙坪坝游行没游行不清楚，经过小龙坎正街、沙坪坝大街那么长的路，又喊口号又唱歌，本身就是游行。回学校时，八一五在学校宿舍区绕着游行，扯着吼咙喊口号，使劲唱歌，我们已睡觉了，在床上也睡不着。虽工作组说“你们反对八一五也是革命行动”，我们总觉得输了，八一五赢了。听那口号，那歌，很有震慑力，我们在床上吓得发抖。
　　这里要补充一点，重庆大学徐光明先生很快发表声明，支持八一五革命行动。但他嫌八一五头头右倾，不愿与八一五头头同流。
　　以后一段时间，全市就围绕“八一五好得很”与“八一五好得要死”（实反对八一五）到处在辩论。“八二八，扯头发”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八一五以后，文革筹给下面打气说，市委承认八一五是革命行动是策略，是引蛇出洞。八一五仍一天喊他们的“八一五好得很！”把重庆大学新操场改名“八一五广场”，即现在的“思群广场”，因是从那个广场集合出发去冲师专的。八一五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儿听到说八一五的半个“不”字，就像马蜂一样哄来了。
　　重大跟着文革筹的人少，跟八一五的多，为啥跟八一五的多？因为八一五之前就基本形成了两个阵营。八一五像黄蜂一样到处锥人，就是在重大里的文革筹派也怕他们，文革筹派主要是干部，党员，实验室工人，食堂工人等，人数少，我算了算，我班上３０人，文革筹派（后来成了赤卫军）１１人，八一五有１９人，全校差不多这个比例。文革筹派反八一五，不敢说八一五是暴徒，而写标语“八一五好得要死！”也很滑稽。重庆人形容一个东西好，有说“好得要死”的，这儿的“要死”，是真巴难不得它死（“好得要死”的原意是“好到了极点”，被当成反话理解则是以“要死”当作诅咒）。８月下旬，传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文革筹派就拼命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抗八一五喊“八一五好得很！”
　　８月２４日，成立了赤卫军，我自然是参加了赤卫军。顺便说，重庆直辖首任市长蒲海清先生也是赤卫军的，只是没听说他在军内任职；佘国华同学也参加了赤卫军；他们和我一个专业，比我年级高些，重大轧钢专业出人才呢。我们赤卫军绝大部分人不反校长郑思群。而相反，保他保得很凶，工作组余跃泽等迫害郑思群的内幕是郑身边的人揭露出来的，八一五那些人不受重用，不晓得，而郑身边的人全参加的是赤卫军。我前面提到的曹万华同志也参加的赤卫军，曹同志负责郑的警卫、通讯、生活，郑停职后，他仍在郑身边，他在郑死后在松林坡向群众控诉郑校长遭受迫害，哭着说，郑死前一天晚上，他给他送的蛋糕，郑吃了个蛋糕。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没吃过蛋糕，只晓得蛋糕是好吃的粑粑，心里还想：郑把高级粑粑当饭吃了，吃得好呢。

七．八二八，扯头发
　　西南局李井泉指示重庆市委表态八一五事件是革命行动后，参加八一五的学生受到鼓舞，加上当时北京南下的学生也开始有了，重庆大学学生胆子更大了，闹的更凶了。
　　根据回忆资料，８月２８日，重大三十几个学生到江北贴造反的大标语、大字报，不外乎贴“八一五好得很！”“炮轰重庆市委！”等，暑假江北区民办小学老师集中在下横街小学学习，重大的大字报《集中火力炮轰市委》被老师们以为是反动大字报，为表现“保卫党”的积极性，用“毛主席万岁”标语覆盖，双方辩论十六条，激烈的唇枪舌战，发生冲突。当时的舆论说，教师们退到小学围墙内，校门被团团围住，重大八一五揪住下横街小学易书记批斗，她是驼背，八一五用门板给她正驼背；谢家沟小学老师张国才被打得脾破裂；三洞桥小学校长孙继珍扯落头发，打成脑震荡；江北红十字医院季开阳院长组织抢救治疗。又据１９９８年江北区政协《江北区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上发表了有关八二八事件的回顾文章，经调查，所谓“正驼背”、“脾破裂”等都是当时为了政治需要而虚假编造的。
　　八二八事件似乎成了一桩历史公案，恕我用当时资产阶级保皇派的观点分析一下：
　　１．八二八事件离八一五已经有十几天，在这十多天里，八一五的主要活动就是宣传“八一五好得很！”“炮轰重庆市委！”到８月２８日时，八一五见过世面很多了，外地串联的学生也陆续来重庆壮胆了，重庆市委，甚至西南局也被他们打了个下马威，对几个不领世面的小学老师肯定嗤之以鼻。八一五在推行自己观点的时候，谁敢说半个不字，就像马蜂一样锥来了，我也领教过。对几个公然跳出来说不的小学老师八一五完全会让他们领教领教，对他们进行了围攻、批斗不奇怪。
　　２．我相信无风不起浪，八二八事件社会反应强烈，肯定事件的激烈超乎当时人们能接受的程度。据一些资料回忆，是江北区区委书记郑天明叫江北区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荣华调查“八、二八”事件的。陈荣华时年三十岁；解放初由于家中贫穷，小学四年级辍学；十四岁就到江北石门盘溪造纸厂工作，后当上厂里的团支部书记；文革前他己调到江北区政府任广播站站长；文革开始，任江北区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的文化程度很低，凭空杜撰臆造一大堆故事，太难为他了。
　　３．文革刚开始的形势是以辩论为主，除北京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分子打人，特别是西纠（注）心狠手辣外，一般还不会明目张胆的动手打人。至于是不是有打成脾破裂、脑震荡之严重，查无实据。我也不相信有那么严重。但也并不能因为没有正驼背、脾破裂、脑震荡就否定八二八事件的存在。
　　八二八事件是一次突发式群哄事件，不像八一五事件是有组织的行动，并没有头面人物参加。其中有一个是采矿系的学生，叫杨新德，后来他在重大附属小学组织支持八一五的小闯将，我在那里组织支持赤卫军的毛泽东思想小红卫兵，我们正好对着干，但我们没直接发生过冲突，倒相安无事。他也不过和我差不多，没任显赫职务。
　　反八一五的称“八二八惨案”；“八二八，扯头发！”押韵，是八一五自己否认八二八事件，讽刺保皇派栽诬（诬蔑）他们“八二八，扯头发！”
　　注：联动分子，即北京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是首创红卫兵，主要是高干子弟组成。西纠，即联动的西城区纠察队。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上城楼的基本上都是这帮人。

八．第一次去北京串联
　　赤卫军成立后，少部分人被市委组织去抄家，我没轮上抄家。除了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外，也不知道一天在混些啥？８月下旬，逐渐有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当时我们不晓得啥子叫串联，以为是北京人有钱，花自己钱买车票来的。８月２９日上午，有个同专业不同班的姓何的同学突然问我：“有一张去北京的２０次（１９次？）火车票，今天下午就走，要不要？”何同学和我关系一般，我本来就喜欢当“自由战士”，有到北京的票，当然要，管他文革筹这边的人同不同意，实际上后来文革筹的人也没阻拦我。我们那时很多大学生没鞋穿，打光脚板（赤脚），何同学说：“北京人没看到过光脚板，小孩要追着看光脚丫子。”又借给我一双雨鞋。８月２９日下午五点左右在重庆火车站集合，一行有十来个人，原来这车票是一个在火车站有熟人的学生搞来的第一批串联票，也就是说，重庆火车站是８月２９日开始正式安排大串联票。我看到著名演员刘晓庆写的一段文字，她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就到北京见到毛主席了，她在成都，而且还是初中生，离出名还早呢，可串联得那么早，可见四川省委对重庆是不公平的，而且首先打倒重庆大学的校长，为啥不先在成都找个校长打倒？那时观点不同，在火车上我们同学之间还是很友好的，一行有八一五，也有反八一五的赤卫军，车上从未争论。车上一点不挤，听我们是免费上北京的票，车上旅客羡慕不已。过了郑州以后，发现串联的学生多了，说明四川串联形势发展慢。要到北京了，见火车上一群北京的初中女生已出来串联回程了，有个女生长得特漂亮，虽看起只有十五、六岁，已很丰满，特洋气，很多男旅客对她“无话找话说，无事找事干”，逗着她玩，她像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车上背诗，唱歌。我们这些男大学生心里浮想联翩：“美！世界上哪个男人娶到她福透顶！”自卑得不得了。
　　８月３１日傍晚到北京，正好那天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革命群众，天安门刚疏散完群众。我被安排在东城一个居委会接待站。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看了几天大字报，签到返程火车票，９月６日经过西安，听说西安红卫兵在陕西省委门前“绝食静坐”。我这个人很喜欢看新奇，而且我隐隐觉得今后是难得看到的，我就下车参加围观。我住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院接待很简单，学生宿舍哪里有空位就睡。那时没有身份证什么的，身上只有个学生证，一点没有现在防偷防盗防骗子的革命警惕性。宿舍里还遇到一个四川三台籍的冶院学生，老乡见了很亲热的。参加“绝食斗争”的人很多，省委外坐满了人，黑鸦鸦３～５万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学生也参加了绝食静坐，但食堂照常供应一日三餐，只是不集中开饭了，时间也不集中了，大家轮流，饭厅一天到晚都稀稀拉拉有人吃饭，吃了饭再去绝食静坐。据反对静坐的人揭露说，有的人带着馒头边上厕所边啃，这我倒没看见。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傻瓜、老实人，真的几天粒米未进，饿得昏过去。反对静坐的人揭露西安交大食堂也是一天没少煮饭，据我亲眼观察到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情况，我相信其他学校也差不多。到了９月７日晚，“绝食”结束，学生们疲惫的队伍慢慢散去，之所以疲惫，倒不是绝食饿，是静坐时间长，疲劳效应。街道两边的食店开着高音喇叭邀请学生们去吃饭，免费。学生们认为是讽刺挖苦他们的，不理睬。我想，我反正是外地的，进了一个面店，里面有一个本地学生，面店给我们一人一碗汤面，吃了真不要钱，只登记一下。几个月后，赤卫军垮台，八一五曾来责问过我破坏西安绝食，扬言运动后期新帐老帐一起算。

九．创建小学红卫兵
　　我回重庆大学是９月９日，团总支委员告诉我：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５４军军长韦统泰和政治部主任梁大门任辅导员，司令是重大的李长春（动力系的），政委是医学院的刘桂兰，总部设在鹅X公园，他给我办好了一切手续，他们也要去北京串联，我去过北京很好，就留守吧，重大附一小的六年级小学生由原一个叫罗姓女生刚准备辅导，现在交给我了，要我把小学生组织起来，为赤卫军办事。后查证，是９月３日，经重庆市委建议，由市学联出面串联，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宣言。９月８日正式开成立大会的。后来我到鹅X公园去看我们的总部，我想是省军级的红卫兵司令部，一定很气派，一看只占了几间平房，人们可以任意进出，没防止恐怖活动的任何措施。
　　小学六六届毕业了，应升入初中，中学生可以串联，参加红卫兵，小学六六届，没有权利。这些青少年十三四岁，对他们来讲参加红卫兵，参加文化大革命还是很有诱惑力的，纷纷要求成立红卫兵。但因他们是毕业了的班级，小学是不会管他们的，小学本身也停课闹革命了，老师也分成了几派。儿童是跟着父母的观点，八一五的儿子就是八一五，赤卫军的儿子是赤卫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还是有点道理的。
　　我到了重庆大学附一小，一清点人数，两个班，居然原参加赤卫军活动的人数不少，有五六十个。剩下是八一五派的，还有父母有政治问题、两派群众组织都没资格参加的，子女也不出来，但这些人心里不会欢迎赤卫军，只是不便公开暴露。赤卫军在小学赢得一半多的人支持，是很高的数字了，因工人，实验员等参加赤卫军的比例多，附小学生支持赤卫军人多，主要是他们的功劳。
　　我那时也不懂，每天把小学生集中起来学了语录后，重庆大学赤卫军总部在饶家院，我每天去拿些蜡纸，就叫小学生印传单，发传单，捡街上的传单，收集资料。我给他们办了证件，享受红卫兵串联待遇，可以免票乘车，他们兴奋得不得了。遇到赤卫军和八一五有辩论了，他们去起哄。八一五有专门的辩论捣蛋队，周孜仁先生回忆也承认这个事实。赤卫军比较正统，不好意思搞这些小动作，我的小学生常能起到赤卫军的捣蛋队作用。他们很机灵，很能钻，很会叫喊，很会骂，记得他们骂，“八一五，卖屁股！”虽很俗，但赤卫军很解恨。他们虽不大懂，但爱憎分明，凡是八一五拥护的他们就要反对。他们见了八一五可恨的大字报，还搞搞破坏，大人破坏大字报抓到了不得了，他们去干就防不胜防，有点像现在街头的少年小偷一样，我扮演大王。我带的小学生也不乏文艺人才，有几个教职工的女儿很会唱歌跳舞，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她们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时，最后用脚踢“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那个动作很滑稽，逗人笑。这里面有个张姓女生，相貌倒不是最漂亮的，上等偏下，后来参军了，据说进了海政文工团。
　　原八一五周孜仁先生说红小兵是保皇四军中一军，没有红小兵，就是他们，可见在八一五中影响不小。没过多久，小学生们要当真正红卫兵过过瘾了，那时要建立红卫兵组织容易得很，不要任何人批准。但作袖章要钱，我得到赤卫军总部同意，有钱了，但作袖章的店少，打挤，我跑到北碚去作的，０．１８元一个，为了与大人的区别，印的是红卫兵，只是袖套稍微小了点，大家还有微词，不过总的还是很高兴。这是紧接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建立起来的小学生红卫兵（毛泽东不喜欢“主义”，喜欢“思想”，９月２０日改毛泽东“主义”为毛泽东“思想”），应是全市第一个小学生红卫兵组织。八一五那边也派大学生把小学生组织起来，由于那边出身不好的多，红卫兵一定要出身好的，八一五也遵守这个原则，如他们叫红卫兵，很多人会被排斥在外，所以，他们就取名“小闯将”，我们叫他“咬卵匠”。后来可能有其他学校仿效，也把小学生组织起来。基本上可以肯定，名字不叫红小兵，因为袖章小了点，他们还不满意，更别说不叫红卫兵了。
　　这里使我还产生美丽的回忆：小学男女同学基本一半对一半，女生很多的，她们十三、四岁，已经有女初长成的味了，有几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对我好得不得了。她们常来五舍，在走廊上叽叽喳喳，又“嘭嘭嘣嘣”一阵风似的跑，招来宿舍里八一五一阵臭骂，班上八一五叫她们“小青蛙”，那时候重庆人有背后称年轻姑娘为青蛙的，带有“小处女”的意思。我也特别喜欢其中一个Y，Y个儿高大，曲美蜂腰，眉如弯月，眼若杏核，漂亮极了，在沙坪坝区田径方面（短跑）少年组得过名次。Y可能觉得我和她年龄差得大（那时不像现在男女相差七八十岁也无所谓），把她在邮局工作的姐姐硬从家里拖来和我认识，Y的姐姐个儿更高大，皮肤也像Y一样白嫩，头发墨黑（那时是以黑发为美，黄发为鬼），Y假说我手劲大，要我和他姐姐扳手劲，这是我一生第一次紧捏大姑娘的手，用重庆话说“让我心里那个美滋滋骨头都酥软球透了！”我炮打了中央文革戚本禹后精神萎靡，Y给我取了个“烟灰”的外号。后来阴差阳错，没有缘分。不过我到了攀枝花，Y还叫她一个女同学和我联系。我到苏州后听说Y进了江北锉刀厂。我到苏州后好久还有几个女学生给我写信。我现在每次回重庆，都要回故地重庆大学和沙坪坝留连。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她们已近老妪了，我不愿见到她们，让她们在我心中留下是永远的美丽！

十．介绍几个重庆大学较小的群众组织
　　文革中成立群众组织很容易，不要批准，一个人也可成立一个司令部。重庆大学文革初期除八一五、赤卫军（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大组织外，还有“红岩公社”（二月镇反后红岩公社改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红岩公社有政治观点，八一五是一窝蜂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游戏成分。赤卫军是跟着文革筹一帮人形成的。红岩公社是正而八经造反的，人数不多，有几十个人，那几十个人活动能力惊人，人人能独立造反。他们的典型口号是打倒赤卫军，支持八一五的革命行动，反对八一五头头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八一五要求市委承认是革命行动就是右倾。八一五反过来戏弄“红岩公社”社长徐光明先生，说他是戴季陶，“举起右手打到赤卫军，举起左手打到八一五”。徐光明先生的造反思想超前，思想独特。八一五说他“极左”，砸派头黄廉也说他“极左”，文化大革命就是极左，所以，文化大革命前进方向有些确实被他预见到了。最先一本正经反工作组的是他，而不是八一五；他也几乎和佘国华同学同时反郑思群；最先一本正经反省市委的也是他，也不是八一五。后来，徐光明社长参加了重庆市三结合，任常委，打砸抢杀等刑事犯罪他从不亲自干，文革后也没获罪，１９６８届，分配到成都１３２飞机厂，技术上还颇有建树。徐光明，叙永人，他的弟弟徐光华是冶金系的，弟弟的女朋友也是冶金系的。徐光明，徐光华、徐光明的女友钱应璋，我都认识。武斗后，徐光明被八一五抓住，强迫到松林坡八一五烈士墓向一个个墓磕响头，像皮球一样按在地上一阵乱撞，撞得嘭嘭响，很是残酷的。现在网上可以查到他和夫人钱应璋女士。
　　重大还有一个“重庆大学红卫兵”组织，也许重大校史上也没有记载，这个组织只有５个人，有男有女，这几个人脾气都很古怪。他们的口号是“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热爱我热爱”。墙头草。没做实质性的事，其影响还不如我那帮小学生。他的司令员姓张，张功宇司令，上海崇明人，父亲是解放前地下党搞工运的，解放后曾任南京港务局局长，在苏州工作数年，我们叫张司令为“二冲”，重庆话带有“天棒”的意思，也叫他“骚猫”。他是个洁僻，很有语言天赋，学什么话像什么话。张司令曾在苏州追求一个漂亮苏州J姑娘失败，J姑娘祖母１８５厘米高，鞋要穿４５码，姑娘本身有１６６厘米高，漂亮得“肉白骨”，就是白骨见了她都要长肉，幼时被全国铁路文工团看中，母舍不得她离开苏州。J姑娘现５０几岁了，姿色不亚于香港演员赵雅芝，还在苏州，要见不难。张司令前几年病死于杭州。

十一．我见到了毛泽东
　　国庆节，重大八一五和赤卫军大队人马上北京，见到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重庆两派学生头头，陈伯达说：重庆有个八一五，很能造反。实际是表扬肯定八一五，对赤卫军是个打击，八一五高兴得不得了，得意得不得了。这也是八一五以后一直对陈伯达有好感的原因。这段时间，听说罗广斌支持八一五，暂且不说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１５兵团司令，赤卫军就查他从白公馆如何出来的？在阶级斗争年代，说清楚是性命攸关的。他没说清。后来八一五也追究，他也没说清，他自杀了，就表明他永远说不清了。
　　有陈伯达支持，重大八一五也更狂妄了。原八一五、现云南作家周孜仁先生有段话：重大八一五对于来自北京的“钦差”首都三司、及其在重庆的小兄弟西师八三一之流，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道理很简单，“重大八一五战斗团”８月２６日一开张人马就好几千（正式成立组织），你首都三司当时还在哪儿？三司的灵魂“清华井冈山红卫兵”９月２４日成立时候不过和样板戏“沙家浜”上那个草包司令胡传魁一样，不过“十几人，七、八条枪”。等到“井冈山兵团”拼凑成立，已经时至岁末１２月１９日，这时候的重大八一五早已名满天下，老奸巨滑的西南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保皇派早已被他们打得溃不成军。
　　这时我们赤卫军虽成天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但总是底气不足，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调子和八一五的调子总是一个腔。
　　也是国庆节以后，学校文革筹（它还是代表着学校办些行政性工作）贴出通知，凡没见过毛主席的大学生，赶快去北京见毛。那时规定，大学生都要见见毛。我虽很早去北京串联，但没见到毛。于是我把带小学六年级的工作移交给同专业一个赵姓同学，赶去北京。啊，路上和第一次完全两样，车上人重人，车箱货架上爬着人，厕所里挤满了人，倒好，相当安全，从没听说有小偷之类，文革还是乱中有序的，如有人敢撒野，马上被包围在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中。
　　这次到了北京，也不到那些大学去串联了，就等见毛主席，平时就诳公园。啊，北京联动凶得不得了，在公园里到处装上高音喇叭，北京人很会骂人，比重庆人还会骂，北京人嘴里像含了个橄榄，卷着舌头说话，开口“黑狗崽子”，闭口“滚你妈的蛋”！
　　１０月１８日，毛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我们革命群众坐在长安街马路两边等毛主席车开过来。要绝对保证毛的安全，别以为我们革命群众都是乌合之众，不是的！各红卫兵接待站负责，事前经过站队排练的，前后左右是什么人，要记好。就是说，你要监视四个人，又有四个人监视着你。毛的敞篷车队从路中间开过，经过我面前是１２：０５：５３秒。离我们最近处也就三、四米远。实际见到的毛不是新闻报道的“神采奕奕”，头发已花白，脸色白里透黄，牙齿蜡黄。可见新闻报道的不诚实。毛经过我们眼前就那么两三秒钟，那一刹那就像见到圣光一样，人全被凝住了，傻了，大家把注意力集中看毛主席，林副主席也来不及看。等毛的车开过得去至少５０米开外了，大家才想起喊“毛主席万岁”！迫不及待，以后只一个劲的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被接见的人群全是一样，口号声总是在毛主席后面响起。我们看了后还在原地坐着不走，以为毛主席要回程。坐了好久，不见回来，才悻悻然跟随接待站的人离开。

十二．“保皇派”和“麻子兵”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八一五起到了一些打击作用。十月分，造反派开始了反攻。首先，中央文革出来批判血统论，陈伯达批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批判谭立夫血统论，当时很多联动分子的爹妈挨打倒了，联动分子已走向反动，出来保爹妈，凶恶地报复革命群众，中央文革不得不把联动分子打下去。批判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赤卫军的理论基础就没有了。
　　紧接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皇派”的名称在全国是统一称呼，名称来自《人民日报》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就发表了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文革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是中央文革的凶恶打手，中央文革还派了些首都“三司红卫兵”下来当耳目，首都“三司红卫兵”像一条条狗，到处咬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十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赤卫军就背上“保皇派”的大名。到１１月分了，周恩来装模作样的出来说，不要叫“保皇派”，叫“保守派”吧，半斤八两，叫“保皇派”和叫“保守派”不是一回事？
　　重庆的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工人纠察队等都属“保皇派”。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参加赤卫军除写毛主席万岁外，没写过一张保哪个干部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也没有看到赤卫军在保哪个？保李井泉、任白戈吗？不可能，保鲁大东、辛易之吗？也没有的事。我们保皇派是按照１９５７年的概念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跳得高了要当右派，八一五破坏社会秩序，包括走资派也是按１９５７年的模式来搞文化大革命的，没想到阶级斗争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所以，在八一五初期，我门保皇派竭力反对八一五是事实，八一五也把赤卫军当首要敌人，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思想兵”、“麻子兵”，编成童谣：“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二两；铁竿保皇，铺盖两床。”
　　八一五硬说思想兵“吃麻饼”，我记得１９６６年当时我就想不通，我没吃过麻饼嘛，就提出过质疑，我还写了一篇传单，考证麻子兵的来历，叫小学生向全市散发。我考证结果是八一五说：赤卫军在文革中不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像赌徒一样，一次次下赌都输了，是有这个味道，赤卫军和八一五斗的每一回合都输了。简单的赌具分麻面和光面。说赤卫军每次都猜“麻”，结果是“光”。当时没人反驳。后来，我又问任命我去附属小学的团总支委员，问他吃过麻饼没有，他肯定的回答我：“吃过，说我也吃过，八一五吃得更多。”
　　经他一提醒，我想起吃麻饼的情景来了，重庆大学科室干部（文革筹的人）支持红卫兵革命，给值夜班的同学准备了些麻饼当加班点心，八一五和赤卫军都有得吃，审核人数和数量时，八一五贪嘴，常多报冒领，审核的文革筹的人是赤卫军，当场揭穿他们虚报冒领，八一五对此怀恨在心，说赤卫军扣下来自己吃了，多吃多占，嫌发给他们少了，其实八一五人数多，当然他们吃得最多。这样一说，我是吃过，那麻饼确实是比较甜。
　　八一五制造些谎言，搞些小动作打击赤卫军，这也是斗争的方式，在原八一五周孜仁先生的回忆里有叙说。

十三．重庆大学八一五夺权
　　原校部办公室的干部是赤卫军派占绝对多数，到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份，由于文化用品，纸张等全社会大量消耗，供应日趋紧张，比如大字报用纸，灰黑的再生纸都很难买。重大八一五认为他们受到赤卫军的经济打压。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９日上午１０点，一群八一五突击队人不知鬼不觉散布在校办公室周围，一个八一五找掌管学校大印的曹万华同志盖章，曹同志是赤卫军的，就是前面说到的管郑思群校长的通讯、警卫、生活的干部。曹同志看八一五来了这么多人，有些疑虑。可见来的八一五很客气，又是打招呼，又是递烟，曹同志就没多说。公章盖好，正要放回抽屉，八一五冷不防一把抢过校印。
　　曹同志身材魁梧，力大无比，八一五学生抢了他校印，他像对日本鬼子一样猛扑过去企图夺回，一些八一五大汉把他挡住，八一五把校印抢到手就往后传，曹同志已不知在谁手上。一个大汉受了这帮学生的欺侮，气得睡在地下打滚，大叫：“八一五反革命暴乱了！八一五暴徒，救命呀！”
　　闻讯赶来一批赤卫军把校办公室围住，八一五带来了更多的人又形成一个包围圈，赤卫军打架不是八一五的对手，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吵架；八一五很快便夺取了校长室、电话总机房、广播站，印刷厂等；八一五一帮人又冲击赤卫军总部饶家院，饶家院是一个座东朝西的地主庄园似的四合院，北临团结广场，东北面紧靠校长办公室，背靠沿江马路，前临湖塘。八一五翻过院墙，爬上房顶，把赤卫军房顶上、黄桷树上的高音喇叭抢了，线剪断了。赤卫军大队人马赶回饶家院总部，八一五已逃了。
　　八一五还在赤卫军饶家院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惟有保皇怕造反，更无扒手不投机”，并贴有一张“敦促赤卫军投降书”。
　　八一五头头来到校办，看曹万华同志在地上打滚，说：“老实点，不要装腔作势！我们八一五是全市最大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发展到今天，学校还是保皇派掌权，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我们采取革命行动，接管校部。”并宣布：“从今以后一切权力归八一五！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你挂一个发工资的地方。如不愿意，你可以走，撒泼是不行的。”
　　重庆大学八一五夺权的事比上海的“一月革命”早了近两个月。只是这事发生在重庆，不出名。

十四．一二·四事件
　　前面讲了，到１０月、１１月份，省市走资派都承认八一五是革命群众组织，八一五有了“革命”两字不简单了，５４军态度暧昧起来。很明显，省市委的当权派和５４军牺牲赤卫军，转而迎合八一五．赤卫军感到被出卖，遗弃，有失落感。八一五打砸抢倒是革命造反派，而赤卫军觉得自己遵守政策，反落了个资产阶级保皇派，冤，真冤！开始怨恨走资派了。认为自己从走资派那里又没得到好处，反背上了保皇派的臭名。一二·四批走资派应该说赤卫军带有一股对省市走资派的义愤的情况下发生的。至于里面的开会通知等过程很多介绍一二·四事件的资料上都有。赤卫军当时那股压在心中的愤怒情绪，只有我们赤卫军亲历者才晓得。全国“保皇派”都有情绪，在北京，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联动们也喊叫着“活着干，死了算！”到处袭击造反派。
　　１２月４日，赤卫军早上七点半开始入场。大田湾体育场，可容１０多万人，有８个入口，三条大马路通去；工人纠察队、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文艺革命军来了近３０万人，组织了强大纠察，对入口层层严守，还有机动纠察。经过整风的赤卫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参加会议的赤卫军队伍整齐，行动迅速，不到九点，七区三县的学生、老师、大人、娃娃进入会场指定位置。
　　这时，八一五分乘电车、汽车和轮船赶到，高呼：“保皇有罪，造反有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坚决支持孟军的革命行动！”“保皇派，就是右派！”八一五有人欺骗着上了主席台，强行要求发言，被早有准备的纠察人员推下台去，会场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八一五坏得很！”“八一五滚出去！”。混入会场的八一五摇动旗幡，向主席台发动冲击。被阻隔在场外的八一五大队人马，占领体育场大门边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作为指挥部，如狂潮急浪一般向水泄不通的体育场发起拼死冲击，台上台下数万群众，开始是喊叫、谩骂、吐口水，马上升级为推搡、为扭扯，为撕打。拳头不够，旗杆、标语牌、脱出的鞋子、地上的砖头，统统成了武器。满场混战，满场喧嚣，满场哭喊，满场血腥。赤卫军和重大八一五之间主要是推、挤，最多用拳头，但黄廉那批造反军地痞、痞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很多，拿着扁担和棒棒冲进来打门，直捣主席台。
　　这时，我看到有走资派居然抓起话筒劝起架来。表态说：大家不要打，他们随时随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
　　我见了此情景，就退出体育场，正对两路口到上清寺那条街的大门右边有幢漂亮建筑，我站在建筑物大门口台阶上，只看到不断有伤员从场内匆匆抬出，不管是哪派的，群众都让路，赤手空拳武斗，仍打得很悲壮，抬出来的个个满脸鲜血，双目紧闭。
　　建筑物里面是个图书室，图书室管理人员已逃的一空，混乱的人群涌入，大抢书。外文书不少，好多人把它弃之一边。我也进去抢了几本有漂亮女人彩图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画报。记得罗马尼亚画报上有裸体雕塑；阿尔巴尼亚画报上有个戴船帽的女兵；越南画报上有个“穿泳衣的姑娘”，后来还由“重庆大学红卫兵”张司令把“穿泳衣的姑娘”翻拍成照片，我现在仍保存，前几天翻来看，不怎么样，只是胸部丰满点，当时觉得好新奇。我还抢了一本《Days　and　nights（日日夜夜）》，一本《Storm（暴风雨）》，现在我这些书还在，是难得的纪念品了。
　　会开不下去了，赤卫军和工人纠察队骂着“八一五，暴徒！”“８点１刻，暴徒！”撤出会场。因八一五到处锥人，“８点１刻”是赤卫军对八一五的别称，骂８点１刻，八一五不好锥人。
　　接下来是八一五耍无赖了。按黄廉，罗广斌的布置，造反军，哈军工周闯（西师八三一头头周荣的弟弟）、毛琦等到火葬场去弄尸体。１２月５日，八一五掀起声讨赤卫军暴行。７日八一五造反军抬着偷的五具尸体游行，说是赤卫军打死的。重大八一五用旗杆举着长长的挽联：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碧血溅山城，喜红岩史诗又添新页，风暴扫迷雾，看文化革命谁敢阻挡。
　　八一五派写了悼诗《亲爱的战友，您在哪里？》并谱上曲：“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万分悲壮！全市围绕一二·四展开了舆论战，都说挨打死人，到底谁打谁？造反军的抬尸体游行，舆论倒向八一五一边，遣责工纠的暴行。
　　其实一二·四一个人也没打死！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黄廉把工人战斗军军旗扯下，旗杆是铁杆的，那铁杆有２０公尺高，不可能是临时安装的，是体育馆原本修建的设施，黄廉叫造反军把铁杆挖出来，派４０个造反军抬走了。这件事在黄廉访谈中有介绍。黄廉说：“工纠的铁旗杆是用电焊做出的，有２０多公尺长，说他们是铁杆老保就是这么来的。”不知道“铁杆八一五”，“铁杆砸派”是出自那里的铁旗杆？纯属无稽之谈。

十五．炮打中央文革戚本禹
　　到一二·四时，赤卫军也见过世面了，赤卫军的思想也已经解放了，连刘少奇的大字报也敢贴，认为只要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干部不好写大字报呢？一二·四下午，我就在沙坪坝大街上写了一下午打倒李井泉的标语。也许很多人不相信，到一二·四时，街上还没有打倒李井泉的标语，见了打倒李井泉的标语也没有人吃惊，因是水到渠成。自从５９～６１年大饥荒后，在我的心中一贯对李井泉反感，李这个人整得好多四川人饿死，我的四叔只有３０多岁就是大饥荒饿死的，我的家乡很多人家就收留了壁山县双亲饿死了的孤儿。另外，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１０月、１１月都时不时发现有转抄北京来的反刘少奇的大字报，据说毛泽东有说法，刘的大字报不要上街，所以，八一五、赤卫军都遵守这个潜规，凡见有写刘少奇的大字报，很快就用其他大字报把它覆盖掉，也不追究。也就是说，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５日清华井冈山在大街上公开打倒刘少奇、并得到中央文革默许前，全国对刘少奇是没有公开喊打倒的。黄廉访谈说他那造反军成立前就见满城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是没有的事。
　　我虽在赤卫军中没有显赫职务，但当时赤卫军内部还是比较民主，不像现在，一个小办公室，都养有“秘书”把守。第二，我是带小学红卫兵的，晚上守卫饶家院大门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一些中学生，一到晚上，一些少男少女聚集到原校部办公室瞎混，小摸摸是有的，但大出格的事还是没有发现，那时人们生活作风规矩，抓住了伤风败俗者定严惩不怠，不像现在“闻屁的人垂头丧气，放屁的人洋洋得意”，守卫饶家院大门就是这些中学生，他们比较熟悉我，对我总是通行无阻。一二·四晚上，我到重庆大学饶家院赤卫军总部，尽管写了一下午打倒李井泉的标语，对八一五上午冲击一二·四大会仍极为愤怒。这里说明一下，１１月１９日八一五夺学校大印时，全市赤卫军力量还很强，八一五灭赤卫军时机还不成熟，八一五在饶家院赤卫军总部捣一阵乱就逃了，没砸赤卫军总部。首都红卫兵“二司”是支持赤卫军的，有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在赤卫军总部当高参，就是聂元梓哪个系的，高参递给我一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大量鼓吹武斗言论集，并以毛泽东的哲学语言对我说：“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实际上他对中央文革也不满。
　　我听了首都红卫兵“二司”高参的哲学语言，想：“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向他们开炮！”我先瞄准戚本禹，提笔写了《一二·四的罪魁，戚本禹也算一个！》大字报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而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戚本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这么大个运动不打破点坛坛罐罐行吗？’‘不打不相识嘛’。这是鼓吹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一二·四武斗与戚本禹的煽动有关，罪该万死！”
　　大字报贴在重庆大学饶家院到图书馆之间黄桷树下大字报栏内，我是１０月１８日见的毛主席，那时对毛泽东愚忠得很，落款“１０１８红兵”。刚贴好，几个“救世主”围上来盘查。赤卫军称北京来支持八一五的红卫兵为“救世主”，后来八一五也称北京来支持砸派的红卫兵为“救世主”。我想：“老子坐不改名、立不改姓。”就亮出学生证。那时学生证比身分证还硬气，没有假的。
　　很快，北京“救世主”在我的大字报上密麻麻批上“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炮打其成员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北京人很懒的，自己懒得写大字报，最爱在人家的大字报上钢笔涂鸦。
　　八一五立即介入，在《８·１５战报》第二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出版）第四版的编辑部文章《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第二部分“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提到各地出现流血事件、北京出现炮打中央文革、为谭立夫翻案等“逆流”时，说：“最近在重庆大学，一个署名‘１０１８红卫兵’的混蛋也抛出了一张诽谤中央文革的大毒草：《一二·四的罪魁戚本禹也算一个》。”
　　在第三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出版）第三版中又专门作了报道，原文如下：
　　简讯／北京消息／（三则北京消息之后），又讯：重庆大学抛出天字第一号大毒草《一二·四罪魁戚本禹也算一个》的大混蛋，现已用大字报做了一个文过饰非的所谓“初步检讨”。现已查获该大字报的作者“１０１８红兵”原乃冶金系赤卫军干将黄昌国是也。
　　同时，班上八一五也建立专案整我的“现行反革命”材料。
　　没几天，同年级的一个女同学刘孝珍在北京也参加炮打戚本禹，我有了个同病相邻，但我们从未串联过，免得怀疑是“反革命串联”，我们各自有一本“反革命”帐。以后的日子，大家都说我是“运动后期处理的反革命”。
　　同年级同专业有个成都女同学，外貌很有风度气质，又特漂亮，是重大业余文工团话剧队的，演《女飞行员》，她的角色有好几处台词说“干脆！”，所以大家称她的外号叫“干脆”。“干脆”和她机械系的男朋友在路上见了我，她莫名其妙对我一阵大骂，骂我“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心里想：“我们一个专业虽是两个班，也就６０个人，在一个教室上课时你笑得那么灿烂，狗日的变得恁个凶了嗦，咒你生个娃儿都没得屁股。”用做人的尊严换生存权吧，我只好忍气吞声。几年后，这位“干脆”女同学见了我却客气得不得了。
　　四川各专县的群众组织常把成都和重庆动态抄成大字报，重庆八一五的动态主要来自《８·１５战报》，我的一个表弟在铜梁街上看到重庆《８·１５战报》第三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出版）第三版简讯中的又讯，称我为“混蛋”，没叫反革命，我宁愿当混蛋，不愿当反革命，我高兴得不得了。总之，我对八一五称我为“混蛋”相当满意。表弟把“又讯”中的消息告诉我妈，我妈吓到了，问我，我说：不是我，同名同姓的。县里有少数几位没考上大学的我高中的同学，听说我倒霉了，奔走相告。这使我想到一个对幸福的解释：什么是幸福？当别人倒霉，自己没轮上，就是幸福。
　　也有让我受宠若惊的时候：一次，在路上碰见八一五的大头头熊代富，他主动招呼我。
　　总的来讲，基本上没人来对我进行实际的反革命管制，以后那么凶的二月镇反，也没有人来理麻（重庆话，清算）我。１９６７年七、八月大武斗，我也行动自由，一有机会，我就喜欢参加围观武斗，参观战场。只是１９６７年三月份，重庆大学附属小学的八一五咬卵匠（小闯将）把我拉去游戏似的斗了斗。我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从北京回来后，赤卫军派小学生红卫兵强烈要求我依然回小学带他们，不管男生女生，他们都很喜欢我的老顽童性格。我带了保皇兵，在小学八一五老师的操纵下，“咬卵匠”拉我去消除流毒，很文明，没打人。我带的一些小红卫兵人虽小，脾气也犟，不服从咬卵匠，不呼打倒我的口号。
　　没来得及对我“运动后期处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我在小龙坎看到大字报《戚本禹给湖南省黎原（军长）的信》，因湖南省反戚本禹的多，西南地区大概就只有我和年级里的刘女，大字报说，写了戚本禹大字报的不能打成反革命，凡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那大字报很负责，标出消息出处是《湖南日报》社一个造反组织，我迅速给《湖南日报》社写了封信。很快，到１１月初，《湖南日报》社里一群众组织给我邮寄来一份报纸般的传单，上面全文印了戚本禹的信。我拿着报纸样的传单到沙坪坝双巷子找到沙区支左办，解放军说：“谁把你打成反革命了？！”是呀，谁也没正式宣布我是反革命。
　　又过不久，戚本禹彻底倒了。班上八一五把收集我的一些黑材料装在一个蓝色破塑料书包里，悄悄丢在我的床上。意思是停止对我的“专案”。我彻底解放了！

十六．步行串联，与工人阶级结合
　　一方面赤卫军思想比较正统，二方面赤卫军受八一五打压，没有任何后台支持，失去方向。在八一五冲击下节节败退，士气低落，就抄些表示对毛主席愚忠的大字报，如说毛主席可以活２００岁，后又说可以活至少１４０岁；也热衷于搞“红海洋”，就是到处红旗装点，用红漆涂革命标语、语录；特别是被周恩来等提倡的“步行串联”，红卫兵“与工人阶级结合”这些响应得很快，可以作为一种名正言顺的躲逃。１１月、１２月，赤卫军纷纷开始步行串联、到工厂劳动，我班上的赤卫军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步行串联，目标遵义，我班上的赤卫军加入了重庆直辖首任市长蒲海清先生那支步行串联队，所以，我班上好几个赤卫军与蒲海清先生很熟悉；我没参加步行串联，进了重钢，到了重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黄荣昌班组。重庆有两大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对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供电局的刘超群，他在５００kV输电线上带电作业，文革前，我听过刘超群的报告；还有一个是重钢黄荣昌，他是木匠出身，大搞技术革新。我们一些大学老师是教我们技术的，但不懂真正的实际技术，给我们说黄荣昌在重钢搞铁牛，牛脚一抬就可以提起重物，牛一走四个脚不断举重。这次到重钢，亲眼见到了黄荣昌，他所在的班组有十来个工人，实际上是个小型机械设备维修组。顺便说，中国工业落后，那时重钢还在用庚子赔款打发我国的轧钢机轧船用钢板，一边轧一边撒竹丫枝。现在回过头来看，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著名技术革新是幼稚可笑的，比如“万能工具台”，它实际上是个刨床夹具，“群钻”一时也吼的了不得，至今没听“群钻”申请技术专利等，但他们想出了办法，给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贡献，领先一步，我们也应赞赏，不能用现在的认知来苛求他们。黄荣昌个子不高，较瘦，但也不是很瘦。对我印象深的是，很多人认为他是市里的名人，一定知道市里走资派的劣迹很多，叫他揭发。他在小组会说：“我实在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是我妈的野男人也要揭发。”我们当时还不懂野男人比家男人好，一笑了之。
　　八一五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世界上没有比胜利更使人振奋的美妙感受了。他们就很少有人像赤卫军那样搞躲逃式的步行串联和下工厂劳动。

十七．赤卫军垮台了
　　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赤卫军招架不住八一五的进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政委医学院刘桂兰、孟军叛变，成立赤卫军造反联络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辅导员是５４军军长韦统泰和政治部主任梁大门。本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后台就是５４军，但中央文革支持八一五，５４军态度转变，省市委走资派和５４军都与八一五亲热起来，暗中支持刘桂兰、孟军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反。我没见过刘桂兰，但见过孟军，是听孟军谈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反，她个儿较高，戴副眼镜，不漂亮，但具有高贵出身那种傲气，给我们谈话，好像是礼贤下士般。１２月份，重庆大学也建立了赤卫军造反联络站，是动力系方老师（女）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个李老师在搞，记得李老师叫李一平，方老师腿不大好，常拄根手杖，那时他们有４０来岁了。后来我炮打了戚本禹，方老师不欢迎我接近他们，我背后骂她“方翘脚”。重大的赤卫军造反联络站应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联络站是一回事。造反联络站建在第二教学大楼（石头房子）。
　　重庆大学的人看不大起医学院的人。所以，医学院刘桂兰、孟军叛变，重庆大学赤卫军派表面并没惊慌。还在内部广为传扬说重庆团市委书记崔成礼骂刘桂兰、孟军“十个男人都日不烂她们，我要号召全市的共青团员不娶她们”。我们当时听了，认为团市委书记骂人怎么也这么下流。面对赤卫军内部的造反，赤卫军部分人想保留组织，走改良路线，造走资派的反。听梁经权说，他在北京也拜访过蒯大富这些造反的学生领袖。听他的口气，对蒯大富等还是很佩服的，是不是想与蒯大富挂钩不知道，但没听他愿屈服于重庆的八一五．八一五非要灭了赤卫军。
　　１２．４后，八一五以无赖的方式步步紧逼赤卫军，街上大量贴出有人退出赤卫军，当然也大量贴出有人退出八一五。虚虚实实，心理战。确有好多人参加了叛变赤卫军的“造反联络站”。当初批准参加赤卫军是作为一种荣誉，他们多是些顺从当权派的人，当权派地位稳定时，群众巴结他；一有风吹草动，对当权者众叛亲离，墙倒众人推；赤卫军内部加速分裂，崩溃，很多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捣自己的校总部。我记得４０中就是１２月１８日自己人造反捣掉的，捣掉前，有几个串联认识我的４０中的学生还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炮打了戚本禹，没人来限制我的自由。）
　　八一五乘胜对赤卫军从组织上发起强大的攻击，赤卫军很多基层组织瘫痪了，市红卫兵总部成了空架子。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把赤卫军和走资派捏在一起，走资派要顾自己，你别看西南局的李井泉在台上时像个人，我在重庆大学透过关他的窗口看见他鼻涕口水的，贼眉贼眼，像个熊，他居然在战争年代没当叛徒，难以置信。重庆那帮走资派，任白戈已是死老虎，鲁大东、辛易之那些人也自身难保，更是把赤卫军看成是瘟疫，５４军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政治辅导员韦统泰军长要不是有军装保护，肯定也和我们差不多，他们虚喊赤卫军学《毛选》、学文件。
　　工人纠察队（或叫战斗军）支撑了几天，无力回天。许多中学信念坚定的赤卫军干部，看自己的组织垮了大哭；有些干部则带着骨干逃往重庆大学。重大赤卫军军座是机械系的梁经权，他这个人很有良心，把他们收容下来，重庆大学成了赤卫军的最后基地。
　　上海“一月革命”了。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八一五一泼壮汉，包围饶家院的赤卫军和在专家招待所的工人战斗军总部，挤开他们用床、沙发等物抵着的门，冲入房内，工人战斗军（工人纠察队）用人墙挡在楼梯口，壮汉们把他们一个个拖开，一窝蜂冲上楼，砸烂了一切桌椅，办公用具，抢走数十捆纸，计数十万张，油印机、油墨、喇叭、电子管、广播机若干，屋内所有值钱的东西洗窃一空，房屋查封。然后贴出通令：“凡赤卫军分子，三日内必须回班，向八一五的基层组织报到！”八一五通辑赤卫军，全市赤卫军完全失去了组织依托，其愤怒和绝望无以言表。各单位八一五通缉赤卫军（包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工纠、工人战斗军），抓捕关押批斗。一些脾气暴烈的大中学生赤卫军组织暴动，八一五总部也挨几次冲砸，八一五组织严厉的镇压，在校园里戒严。凡抓住外来赤卫军骨干，八一五通知各单位八一五革命造反派押回去严加管制。当时重大每个班都指定有专人监管赤卫军，赤卫军要规规矩矩写检查交待，安排一些劳动，或为八一五誊写反击联络站派（西师八三一那派）的大字报，有事要请假。八一五像打败国民党一样对付赤卫军，赤卫军个个尝到失败的滋味，当俘虏的滋味。据说还有些不甘心的人逃到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去了。一月二十日八一五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李长春、重大赤卫军军座梁经权押起游街示众，并强迫劳动改造。我亲眼见到，在重庆大学冶金系宿舍５舍外，李长春劳动改造动作慢了点，八一五给他一扁担。
　　由５４军军长韦统泰亲自辅导出来的、其骨干是出身红五类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拥有百万之众的赤卫军、工人纠察队、工人战斗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与八一五的斗争中，历时四个半月，垮台了！
　　５４军虽卖了赤卫军，但善待赤卫军，在紧接着的二月镇反中没抓一个赤卫军的负责人。像我炮打中央文革都没挨抓。还一再向八一五打招呼注意政策。赤卫军的人本来就较规矩，许多是老老实的当八一五的俘虏，但心里恨八一五，真是对八一五“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后来反到底力量强大，确实与砸派招募了大量赤卫军有关，真正的开初起来造反的刁民除重庆大学外，全市是极少数。
　　赤卫军垮台后，很多赤卫军党员或预备党员都被八一五开除党籍，并用大字报公布出来。蒲海清是否被开除党籍记不清了。佘国华肯定开除了的。和我一起分来苏州的有夫妻两人都是预备党员，参加过赤卫军，在重大也全被八一五开除出党了。几年下来他们自己也忘记了，他们分配在苏州专区吴县，不久遇整党，通知他们填张表，说转正成正式党员了，他们激动得流泪了。
　　若干年后，有些赤卫军进入较高层政界，像后来的重庆直辖首任市长蒲海清先生，赤卫军垮台后没听说他再参加哪派；也没听说佘国华先生在赤卫军垮台后他再参加哪派，佘后来当过乐山市市长，四川省经委主任。八一五有的人也相当能干，当他们正春风得意时，挨清理，打入政界冷宫，在八一五周孜仁回忆中举了好几个被清理的例子，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学术上颇有建树。
　　关于名称的一点说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名称太长，不便于称呼。“思想兵”是八一五攻击语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叫自己为“思想兵”。重庆大学工纠有些名气，但没有“赤卫军”名气大，而且是和赤卫军一派的。“工人战斗军”名气没喊出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赤卫军中的出身好的，“赤卫军”包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从不晓得重庆大学除饶家院外还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办公处，也就是说，重大赤卫军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只晓得个梁军座（梁经权）。所以，我们常称呼自己为“赤卫军”。

yangharry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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