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访谈：海瑞罢官到“文革”兴起

tuffy05 · 发表于 2010-9-25 21:43:47

凤凰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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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二日：苏双碧:海瑞罢官到“文革”兴起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苏双碧
访问时间：二〇〇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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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双碧：这就是著名的《海瑞罢官》，这是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原版本，六一年出版的。
陈晓楠：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序幕，而吴晗和他的“三家村”同伴们就成了文革祭坛上最早的牺牲品。
苏双碧：这一格全部是“三家村”，从上到下。你看，这是廖沫沙的，这是吴晗的，上头是邓拓的。
陈晓楠：“文革”开始前，苏双碧一直在吴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曾亲自见证了从批吴晗到文革兴起的全过程。文革后，他致力于研究这段历史，是第一个撰文为吴晗和“三家村”鸣冤的人。
苏双碧：我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分配在历史协会工作。当时吴晗是历史协会的会长，协会没有专职干部，从我开始，就有了一个专职干部，
陈晓楠：那个时候，吴晗还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与共产党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民主人士，民盟党员。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上海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是明朝的大臣，以敢于直言上谏著称。负责宣传的胡乔木一回到北京，就找到明史专家吴晗，请他撰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苏双碧：这个吴晗，自从他参加民主同盟以后，他对共产党是坚信不移，对毛主席是敬若神明，所以他就马上动笔写了。
陈晓楠：吴晗欣然受命，写出了《海瑞骂皇帝》。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因为直言进谏被免了职，被毛泽东说成是“假海瑞”，吴晗只好匆匆在文章之后加了一段“要提防假海瑞”的话才发表出来。这件事过后，吴晗并没有发现海瑞的话题多了几分敏感。一九六一年，他应马连良的邀请，创作了京剧《海瑞罢官》。
苏双碧：一九六二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说这出戏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她找到了中宣部和文化部。
江青当时提出来要批这个《海瑞罢官》。而且找了四个部长、副部长，中宣部、文化部，四个部长、副部长谈话，说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四个部长、副部长听了以后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当时主席对这些问题没有表态，就是江青在那边接头，主席没有明确表态这些事。主席既然不表态，谁也搞不起来。另外谁也不会去听江青的。
到了一九六五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转而支持江青秘密去上海组织这场批判。后来，江青也在文章中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在上海，柯庆施和张春桥对江青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找到学术界的棍子姚文元，由姚文元捉刀上阵。文章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写了七八个月，每一稿由张春桥夹在样板戏磁带里带到北京，毛泽东本人就审看了三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登了出来。此时，身在北京的吴晗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上海的《文汇报》到北京一般要第二天看到。看到后，凭我当时的了解，和当时的认识，我是没有太吃惊。为什么没有太吃惊呢？我认为姚文元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完全就是一个学术界的小棍子。他打了好些人，今天打吴晗就是了，没有太把它当一回事。大概第二天呢，就算第三天了吧。我就跑到吴晗那儿去，一个想安慰安慰他，一个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去了以后呢，他不像以前精神状态那么好，精神状态很沮丧。
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是有来头的。我说，这个是什么来头？他就摇摇头，不说，走了。再过几天，北京大学的教授邵循正，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教授，是他的同学，特地从中关村跑到城里来看吴晗，结果在这之后马上就通报出来。
陈晓楠：通报什么？
苏双碧：通报邵循正去看吴晗。这样我就大吃一惊。原来吴晗已经被监视了。
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在北京市委里头有什么反响？文章出来的当天，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就给北京市委打电话，跟郑天翔打电话。郑天翔是分管北京日报的。范瑾问郑天翔，怎么办？上海已经登出来了，这该怎么办？郑天翔琢磨了一下，说，可以转载。可是到的第二天，北京日报出来了，没有转载。郑天翔就问，为什么没有转载？范瑾对他说，邓拓不同意转载。到第三天报纸出来，姚文元的文章出来的第三天，十二号，邓拓召集范瑾、李琪这些人开了一个会，做了三条界定。一条，就是先摸一下上海的底，他们为什么发表这篇文章？这个摸底嘛，因为上海抵制得很厉害，保密很厉害，所以没有摸到任何情况。第二条呢，就是请示彭真，彭真当时不在北京，请示他发表不发表？结果请示了以后，彭真认为先不发表。还有一条，各批各的，不是主席也说要批吴晗吗？他上海批上海的，我们北京批北京的。这样的话就界定了一个由邓拓跟李琪分别写文章，来批吴晗的历史观。是这样。做了这三条决定。
陈晓楠：实际上，最愤怒的人也许是彭真，在没有任何通报的情况之下，对他的副市长进行批判，这几乎是对他的公然挑战。彭真并不知道，他所采取的这种坚决抵制的态度，正在激怒毛泽东。坐镇上海的毛泽东本可以下令让各地转载，但是他就是要看看，北京到底会做如何反应。
苏双碧：到了二十几号，毛主席在上海生气了，说，北京不转载，出小册子，看他怎么办？就说把这个文章出单行本。然后呢，上海就给北京打电话，看你要征订多少？北京也感觉到。但是，北京也不知道是毛主席的意见，认为一本小册子有啥了不起的，就不搭理，也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就不搭理。所以，毛主席说出小册子还是不行，还是抵制的，还是不行。当然这个情况后来周恩来知道了，知道在上海的毛主席有意见，就召集在北京的彭真还有各个报社的总编辑来开会，部署一下转载姚文元文章。
陈晓楠：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的第十九天，《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被迫转载了这篇文章。
四大报纸在转载的时候，分别加上了自己的按语。《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由周恩来亲自斟酌敲定的，为了淡化姚文元文章中杀气腾腾的政治色彩，周恩来有意把文章刊发在了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而且在按语中也尽量把这场批判归入于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到这个时候，其实连周恩来也不知道，毛泽东批《海瑞罢官》真正用意何在，更不要说北京市委和吴晗本人了。
吴晗与毛泽东的关系是融洽的。毛泽东很推崇他撰写的《朱元璋传》，并且曾经写信建议他把朱元璋写得好一点，因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虽然吴晗并没有照办，但毛泽东对他始终是尊重的。
苏双碧：吴晗跟毛泽东的关系，一九四八年到石家庄去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两次，还给他写的信，还亲自看了他的《朱元璋传》的稿子。《毛泽东选集》四卷出版的时候，他特别签署的，请吴晗给他指正，签了自己的名字的一本书给他。所以，原来关系上还是可以的。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就是这个。本来他是死心塌地跟着你走的，你对他也还不太坏，怎么突然翻脸不认人，一下子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是那么看的，为什么一九六五年初开始要批《海瑞罢官》，后来就拿吴晗开刀？我认为这里头很重要的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毛泽东主要就是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搞刘少奇。要把刘少奇搞掉，要把这帮人搞掉，这样的话他就找一个突破口，所以就找到吴晗。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搞吴晗，他跟吴晗没什么冤仇，他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搞了吴晗搞邓拓，搞了邓拓搞彭真，彭真一搞，刘少奇就跑不了。
陈晓楠：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他钦定的接班人刘少奇逐渐产生不满，从那时候起，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收回他赋予刘少奇的权力。但是，在党内经营多年的刘少奇也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气候和势力，从中央到地方，他拥有一支精干有力的干部队伍，而北京市市长彭真正是他手下的第一员得力干将。
早在三十年代，当刘少奇在北方局主持工作时，彭真就在他的手下担任要职。从那时起，彭真就成了刘少奇心腹班底的第一号人物。当彭真在晋察冀主政时，主编《晋察冀日报》的正是才华横溢的邓拓。五十年代，当邓拓因为没有很好地配合反右宣传，而被毛泽东从《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赶下来时，是彭真把他要回了北京市委。在批吴晗的问题上，包括刘少奇和在内，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要保护吴晗。
苏双碧：邓拓告诉彭真，说，吴晗很紧张，吴晗思想很紧张。彭真就说，紧张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了就改，错了就检讨，对了就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哪怕他是中央主席。他这些话都讲出来了。管他是中央主席，连毛主席他得也服从真理。
陈晓楠：为了配合上面批吴晗的要求，邓拓煞费苦心，写了一篇从道德观的角度批吴晗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北京市委同时决定成立以邓拓为领导的批吴晗小组，苏双碧也参加了进来。
苏双碧：成立当天，邓拓召开一个会，在这个会上邓拓讲了一些话，这些话现在看来那都是顶着，顶得很厉害的。一个，他说，姚文元文章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吴晗的文章不见得都错的，所以你们写文章不要受这个框框的限制。另外呢，写文章呀，要个人写，不要集体写，这个写作组不研究选题，没有选题，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再一个，他甚至说了罗隆基、章伯钧，姚文元他们的观点也不是定论，他突然就把罗隆基、章伯钧拿来，说明他气愤到什么程度，因为罗隆基、章伯钧当时是大右派，没有平反。他是故意整一下姚文元，就是说，你跟他们一样的，意见没有定论。
陈晓楠：这个小组存在了有多长时间？批吴晗的小组？
苏双碧：一直存在到大概有两个多月，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在里面呢不到一个月，可能就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一九六六年过新年以后，大概是元月二、三、四号，我到北京日报去，突然接到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一个电话，他说，你立即过来一下。我就赶快从北京日报跑到北京市委去。李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电灯也没开，脸色挺阴暗。他让我坐下，我都有一点害怕，感觉出什么事了。他就跟我说，上面决定要批邓拓。他说，老邓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我们日子就好过了。
陈晓楠：北京市那种隐藏在批判之下的保护态度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底，他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此言为批《海瑞》定下了调子。
彭真丝毫没有感觉到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愤怒。他专程跑到上海，试图向毛泽东解释说吴晗和彭德怀其实没有任何历史关系。毛泽东认可了他的话。而这之后，彭真就真的以为此事可以偃旗息鼓了，于是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草拟出了《二月提纲》，希望将批判拉回学术的范畴，不要再进行政治的攻击。
苏双碧：《二月题纲》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一获得通过，彭真便急急赶去向毛泽东汇报。
彭真、胡绳、陆定一亲自到武汉去给毛主席做了汇报。主席看了以后，没有明确地说同意还是不同意，可是在那个汇报的人写的日记里头，笔记里头，明确记的是主席同意了。彭真也认为问题解决了，给主席看，一个，没有发表反对意见，能说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那么在我看来呢，毛主席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提纲的。因为他旨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闹得越大越好，二月提纲把它规范了，就不会再大了，按照一定的轨迹来搞这场运动，搞成一场学术讨论。所以他看了以后，他把留在他那边的材料，有七八个材料，他批了，交江青保存，就说明他当时一个态度了，也没有退回去，就保存，保存了就可以算账。
陈晓楠：“二月提纲”出台之后一个月，毛泽东开始在会议和谈话当中痛斥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并且说，如此下去的话，将不惜解散北京市委。这时候，彭真才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不关痛痒的文化批判，实际上当吴晗、邓拓他们一个一个被批倒之后，下一个就要轮到他自己和北京市委。为了挽救北京市委，挽回自身，彭真在四月十六号不得不孤注一掷，做了最后一搏，他率先发动了对“三家村”的大规模批判。在这一天的《北京日报》上，用了三个版面大举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
“三家村”指的是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和统战部长廖沫沙，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他们三人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北京市委的《前线》杂志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这个专栏的始作俑者是邓拓，他成功地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了《燕山夜话》的专栏，所以才萌生了三人一起写杂文的想法。
苏双碧：这三个人互相之间平时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这三个人不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吗？不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就是以文会友，就是因为大家都写杂文，正好北京市委《前线》杂志要开个专栏，所以邓拓就把他们两个找来，就这个事情把他们连在一块了，平时各干各的，互相都很尊重，但是，不是好朋友。
实际上，从六六年的三月份开始，毛泽东已经在秘密部署批判“三家村”了，彭真这样做旨在表明心迹。
那么这个大批判以后，全国许多地方都认为北京市委这下要主动一点了，所以新华社已经拟了一个通稿，把北京市委的按语什么的发通稿，《人民日报》也准备要转载。结果，当天晚上中央来个通知，对北京市委批“三家村”的文章一律不予转载，大家原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就不让转载。不让转载那就是说中央不支持了。就是说，北京市委也不做自我批评，也不检查，其实他自我批评检查很多的，说不做自我批评也不做检查，所以不去理他。到了四月十九号就正式通知了，停止彭真的工作。所以彭真就匆匆忙忙回到北京市委来了一下，传达了一下，说，从今天起有什么事不要找我了，彭真跟市委的关系到这时候就断了。市委就成为无政府主义状态了。
陈晓楠：北京市委瘫痪后，全国掀起了批“三家村”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从各大报纸到街头标语，充斥了对“三家村”反党集团的不实指责。在一波高似一波的批判声中，邓拓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政治生命的完结。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两天，邓拓在家中自杀身亡。
苏双碧：其实，真正直接触动他死的原因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戚本禹那篇文章，讲他是叛徒。所以他把给他的诬陷看成是上头对他的结论，
在邓拓自杀的前夜，妻子丁一岚也在隔壁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记得丁一岚跟我说，而且她就知道邓拓在给上面领导写信，准备要自杀。但是她当时就是感觉到邓拓太痛苦，怎么劝他？无所措词，是劝他承认错误？劝他去做检讨？邓拓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不会去做检讨，也不会去承认错误，我也不能这样劝他，就是邓拓自己想呢，死是一个开脱。完了对这个社会是一个开脱，所以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面，她没有到隔壁房间去劝他。
陈晓楠：你是说邓拓在准备自杀之前，他夫人已经感觉到他想走这条路了？
苏双碧：是。但是她就没有劝。她劝他可能也是说了，但是没法从根本上劝他，就是劝他不死。
陈晓楠：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让他的秀才班子写出一份关于撤消“二月题纲”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是后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对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振聋发聩的宣告。
苏双碧：当时决定搞这个“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毛主席叫陈伯达起草过这个通知，陈伯达起草的时候写了一句话，就是根据中央什么什么决定，撤消几月几号发表的，什么时候发表的，《二月提纲》，就一句话的通知。毛主席看了也生气，他说这些太简单了，不能说明问题。所以陈伯达又去起草，字数比这个多一点，把这个前前后后说得清楚一点，给主席看。主席说，这个不行，你从技术上说明撤消这个文件，这很容易，理论上你没有说明。陈伯达后来回来吓了一跳，说，要做一篇大文章了。要做一篇大文章，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写出来的。所以中央就当时决定成立一个起草文件的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全都到里头去了。后来这个小组的成员就是后来的文革，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那么这个“五·一六通知”改了多少遍，那些最厉害的，最重的话全都是毛主席自己加的。
陈晓楠：“五一六通知”说，这场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后，通知警告说，那些被培养为接班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文革正式开始了。
苏双碧：在“五·一六通知”以后，对“三家村”的批判就从思想上的批判转入肉体上的批判，一天批斗最多三次，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一批判就是“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就是两个手绑在后头，知道吧。所以批斗的时候都是很惨的。
在吴晗没抓起来以前，三天两头要到家里去揪人，去揪来批斗。红卫兵一冲进去，叫吴晗在太阳底下跪着，拿皮带抽他。他那么一个老头哪受得了？他女儿小彦那时候才十几岁，看到这样，一扑上去躺在她爸爸身上，她求人家，她说，你不要再打我爸爸了，他受不了。那个造反派里头也有些个别年岁大一点的，就答应她，说，这次绝对不打他，结果斗完回来以后，吴晗笑嘻嘻地跟她说，我多亏了小彦，所以今天我没挨打。
陈晓楠：一九六八年春，吴晗被关进监狱，夫人袁震也进了劳改队。家里只剩下小彦姐弟。
苏双碧：一天晚上，袁震被放回去看看家。结果一家人挺高兴的。万里知道袁震回来了，赶快叫家里人熬了一锅红豆粥，送给袁震。袁震和儿子、女儿三个人喝完了红豆粥挺高兴的，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半夜就发病了，赶快送到医院去。说起是吴晗的老婆，医院里头也不敢抢救，也不进行抢救，所以就没有救过来。快到天亮的时候，袁震眼睛睁开了，小彦就说，咱们身边只有一个苹果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把这个苹果削削给你吃一点？袁震摇摇头说，不，她说，想喝一碗粥，结果小彦赶快去找医生去，说能不能让厨房熬一碗粥给妈妈？医生也不答应，过不久袁震就死了。死的时候小彦跪在那儿哭。哭着哭着，发现袁震眼睛的两边两滴眼泪，所以她就感觉到她妈妈死不瞑目。后来做梦也好，什么也好，老是梦到她两滴眼泪。而且到处问人家，人死了还会不会流眼泪，她就幻觉了，她感觉到她妈妈可能没死，就这样。
陈晓楠：一九七八年“四人帮”垮台已经两年，但是“文革”却没有被否定，这时候苏双碧已经从北京市委调到了光明日报当记者，而作为吴晗的老部下，他觉得有责任让吴晗的冤屈得到昭雪，，但是他找到的知情人都因为害怕担责任，不愿意写文章。
苏双碧：结果有一个人，中宣部里有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局长黎澍，他说，如果知道批吴晗的背景，他就可以写。后来我说，开玩笑，批吴晗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有什么不了解的呢？但是就是提出这样的要求，黎澍感觉还应该去努力。黎澍就说，谁最了解批吴晗的背景呢，彭真最了解，所以应该去找彭真了解情况去，但是不知道彭真在哪里？当时就找到他同楼的一个高干的女儿，她知道彭真在陕西商洛地区招待所。所以第二天黎澍就叫人买了两张飞机票，派了他的一个人跟我一快去赶到西安去找彭真。人还没去，飞机票买了，第二天要走，当天晚上接到陕西来电话，说彭真的问题没有解决，不愿意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彭真不同意见，所以这样也不行了，也不行了没办法走，几条路都堵死了，后来我说我自己来吧，后来我自己花了两天多时间，写了一篇《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在《光明日报》发了。
陈晓楠：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十三年，第一篇为吴晗和《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终于面世了。一年后，吴晗夫妇和“三家村”获得正式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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