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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天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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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中国大陆，1957年10月～1963年秋，一个令人类良知受难、令人类历史蒙羞的时代！
风起于青萍之末，狂啸于长空大野，致山河泣血，民生塗炭，神州大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瑟鬼唱歌”！中华儿女全民啼饥号寒，5500万人死于饥饿（1）！即使按各省汇报的病、死人平均比例6：1而言，野菜等食物中毒、痢疾等肠胃疾病、严重营养不良、小儿疳积病、小儿严重发育不良、妇女子宫下垂、绝经、绝育、紫绀病、浮肿病、干瘦病……等等因饥饿和劳累引发的病患者，当在3亿3000万人次以上（2）！
然而，对于这样一段痛史，迄今为止，就连起码的定性和断代分期都没有！历史已然尘封，瞩目者路断人稀！中华民族是一个几千年来有着极其强烈的历史传承意识的民族。以史为鉴，鉴往知来。过去的历史，正是现实与未来的参照和坐标。
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世，让历史的教训永誌人心，这是历史学家不泯的责任，这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不二法门。
为此，我就自己的研究所得，昭明于世，就教方家。还历史以真相, 为中国未来，提供借鉴的坐标和指向。鉴往知来，中国人才有可能找寻人类普世价值的光明前景！
本文限于篇幅，对人们已知者，简要串联成整体；重点在于厘清人所不及，然是为至要的大跃进～大饥荒事实、过程与阶段，旨在提供立足历史科学、放眼鉴往知来的历史清晰脉络。
一, 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现状与建构
1，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的贫乏
（1）历史科学与大跃进～大饥荒研究
历史学是以人类社会既往过程和由此将导致的动态趋势为客观研究对象的科学。而科学研究的前提，就是以概念化、程序化和公理化来建立自己的体系。
历史学以四个层面来构建其学科体系和研究领域：
考据学致力于历史真相的素材发掘，是为历史学学科基础之所在；
编年史和通史（含断代史）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既往过程，是为历史学学科主干脉络之所在；
专门史学着重于既往专门领域的过程踪迹及其未来的波动趋势，是为历史学学科枝干脉络之所在；
历史哲学则雄踞于人类独享的思辨精神宝座，理清人类社会踉跄而来的既往脉络，揭示人类社会面临选择的前行趋势，是为“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之真谛所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跃进，及其导致数千万人死难的大饥荒,必将以其空前绝后的狂热荒诞和惨绝人寰,载入史册!
由于形格势禁,讳莫如深,时光流逝,人去物远,材料匮缺,又由于除极少数人外,研究者畏难而退,缺少定力,深入不够,致使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浮光掠影，或据经修史⑴,官史为凭;或想当然耳,以点概面⑵;或死钻“为当权者讳”的地方志,以讹传讹。
迄今为止,对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闹剧和大悲剧,对于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这样一场堪称之最的大闹剧和大悲剧,当事者风云流散,研究者不甚了了,后来者孤陋寡闻,历史的真相云谲雾诡!
对大跃进～大饥荒的历史研究，极少数史学家正致力于艰难困苦的历史资料收集整理，考据学刚刚起步，编年史和通史领域，仍为御用史学连篇假话所独占鳌头，历史哲学的理性阳光，尚且远离这片阴霾蔽掩的领地。
（2）大跃进～大饥荒学众家说
对于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接触到如下概念：
1，笼而统之的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1年；大陆传统官史）；
2，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8年～1961年；大陆传统官史）；
3，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1961年；大陆传统官史）；
4，大跃进～艰难曲折的探索时期（1958年～1962年初；大陆新官史）；
5，大跃进～大饥荒时期（1958年～1962年；海外）；
6，大跃进～苦日子时期（1958年～1963年；当年民间说及中国大陆新史说）；
就连普通老百姓都明白，1957年底开始的大跃进狂热躁动，和庐山会议后歇斯底里的“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绝对不是同一性质的线性直进；至于“三年自然灾害”，更属欺人之谈：当年中国大陆所受灾害程度，绝对低于1954～1955年，实属正常年景；而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祸，又岂是“艰难曲折的探索”，即可交代！
“苦日子”说，为当年流行在六亿多受害者之口、至今仍然为过来人所熟知的通论。
“大饥荒”之说，在海外流行已久；但在中国大陆，则是一个禁忌的词汇。
对于这段历史的断代划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下这样几种观点：
1，一阶段论：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2，二阶段论：
(1),1958年1月，成都会议～1959年7月，庐山会议：大跃进时期；
(2), 1959年8月，庐山会议～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3，三阶段论：
(1), 1958年1月，成都会议～1959年7月，庐山会议：大跃进时期；
（2），1959年8月，庐山会议～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困难时期”；
（3），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3，四阶段论：
（1），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1959年7月，庐山会议：大跃进时期；
（2），1959年8月，庐山会议～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困难时期”；
（3），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4），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2，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的破题与建构
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必须把握两大要点，即：理清历史脉络；厘定灾难成因。
关于事件过程与断代划分，是构建立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之前提。
科学的探索，必定以概念为规则、以公理为目标。历史学以历史阶段与时期的界定，为其建构和探究的起点、结构及内涵。
大跃进与大饥荒因果相承，厘定大跃进的断代，正是研究大饥荒的起点和前提。
对于大跃进～大饥荒的历史研究，作者提出破题性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概念定性：大跃进～大饥荒可分为两个时期；其时间应界定为1957年10月～1963年秋收。
所谓“大跃进”，是指1957年10月～1958年11月，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以“产品成倍增长，甚至十几倍、几十倍增长”（2）为手段，先以“超英赶美”、继之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全***动；
所谓“大饥荒”，是指1959年1月～1963年秋收，因粮食极度匮缺造成全民饥饿，和大规模爆发疾病与人口死亡的事件。
大跃进时期又可分2个阶段，大饥荒时期也可分5个阶段。
（一），大跃进断代分期：
（1），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大跃进发动与初潮；
（2），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大跃进狂热高潮；
（二），大饥荒断代分期：
（1），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阙；战略调整与饥荒初澜；
（2），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下阙～1960年3月，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前；“更大跃进”引爆大饥荒；
（3），1960年4月，农村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政策调整与大饥荒狂潮；
（4），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让步政策”与大饥荒次高峰；
（5），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3年秋收；“反攻倒算”与饥荒抒解。
研究大跃进～大饥荒史要点有二：一是毛泽东“始作俑者”问题；二是粮食问题。
研究大跃进～大饥荒史，必须把握当国体制下，毛泽东以其操控党权的个人独裁，对于社会事变的绝对影响力。一当制国，当系国运；一人独裁，制党治国。是为大跃进～大饥荒成因之所在，也即极权社会“一言兴邦，一言灭邦”之所在。
拨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迷雾阴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正是毛泽东的个人好恶和喜怒哀乐，导演了大跃进这场空前绝后的大闹剧，制造了大饥荒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研究大跃进历史，史学家应该以此为高屋建瓴的着眼点。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不是历史决定论的必然宿命，而是毛泽东以个人意志强加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悲剧，是毛泽东个性使然的狂热冲动，是“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研究大跃进～大饥荒史，必须把握粮食问题是大跃进的目标与动力，更是大饥荒的核心与关键。
（2）
二, 大跃进初潮与狂澜
大跃进时期，按断代史规则，可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大跃进初潮；
第二阶段：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大跃进狂热高潮。
下面，就这两个不同阶段作纲要叙述，以厘清其历史过程与脉络。
1，大跃进发动与初潮：
（1），“始作俑者”吹响号角
时间：1957年10月～1958年5月。
标志性事件：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以1957年10月为大跃进开端，就在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批判“反冒进”、定下基调，并随即点燃了大跃进火种。
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个人主观武断，一举推翻中共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判断。从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论，成为毛用以对付党内外异己、确保其权力统治的锐利武器。
他再次骎骎然凌驾于八大确定的中央集体领导原则之上，大批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领导的中央“反冒进”：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他力主“多、快、好、省”，提出：“争取二十八年基本上达到苏联四十年的水平”的“促进”指标，强调“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2）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以此为随之而起的大跃进吹响了进军号。
根据八届三中全会批判“反冒进”精神，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社论，肯定1956年是跃进，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口号，从而大得毛泽东赞赏。他在给中央和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信中写道：“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而起。”“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发明科学家。”
从此，大跃进成为毛泽东执着于相的兴奋点，也成为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
1957年11月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心态。
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引起世界巨大震动，也引发了毛泽东的感慨和雄心。
11月7日，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做报告，总结苏联四十年来在钢、煤、电力和工业总产量的成就后，他宣布：15年内，苏联将达到的水平：铁矿，2.5亿到3亿吨，生铁7500万到8500万吨，钢1亿到1.2亿吨，煤6.5亿到7.5亿吨，石油3.5到4亿吨，煤气2700亿到3200亿立方米，电力8000亿到9000亿度，水泥9000万到1.1万吨，糖900万到1000万吨，毛织品5.5亿到6.5亿米，皮鞋6亿到7亿双……我们这里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
性格争胜好强的毛泽东，正从两大阵营、战争与和平、斯大林等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挑战。
1月18日，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不甘人后地宣布：我国今年有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15年后我们可以超过英国。
在农家子弟毛泽东观念中，“超英”的工业化指标，被简单概括为一个概念：钢产量。
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15年后，争取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回到国内，毛泽东即以威怒相加于其他最高领导人为手段，加强推行高速发展经济的力度。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大批反“冒进”，曾力主反“冒进”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被斥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的敌人境地。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5）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洒洒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发威：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成为无人敢发异声的全党战略指导。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省、地、县、社，纷纷修改原定生产生产计划和指标，制订《跃进规划》，提出大跃进的高指标任务和目标。
以大跃进典型为例：1958年2月，河南信阳地区开始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发动全面跃进，制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规划三十条》，提出：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600亿斤，争取800亿斤，亩产4000斤，两年内实现机械化；推广双熟或三熟制，培养亩产5000斤的丰产田150万亩，6000斤的200万亩，7000斤的150万亩，万斤以上50万亩；水利建设1960年达到一年不雨确保丰收。
大跃进不可逆转地狂风怒起。
（2），大跃进发端：“高产卫星”与冬修水利、积肥运动
大跃进最早从农村发端，启动标志，是颁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957年10月，中共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继之而来的大跃进“以粮为纲”定下目标：在12年内粮食平均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150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由400斤增加到800斤。
为推进跨《纲要》，1957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号召全党：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是扩大农业生产，防治旱涝灾害最有效的根本措施；多积肥多施肥，是保证增产的可靠办法。随即，一场以冬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大跃进，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和五亿多中国农民的命运：将专制体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诸农村；将共产体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诸农民。
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1957年冬修水利高潮中，各地以省修建大型、地区修建中型、县社修建中小型水库和灌溉系统的布局，地无分山地、平原与水网地带，人无分男女、青壮与老幼，千军万马齐上阵，千渠万库齐动工。
各地普遍采用以社、队为单位，对男女青壮年劳动力实行军事化编制，实行“大兵团作战”，从而有效解决了对劳动力空前规模需求的难题，为农业大跃进，提供了数以亿计无偿使用的劳动力。
徐水是全国兴修水利的“红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在地图上作业，创造出平原修建“满天星”、“葡萄串”系列水库和干渠的一整套“先进经验”，并将农村劳动力编入军事化体制，形象化概括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从而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而这些“满天星”、“葡萄串”系列水库和干渠，在随后雨季被毁于一旦。
“三化”以空前力度，以专制控制囊括每个农民。在冬修水利工程中，普遍发生对农民的“共产”剥夺，和惨无人道的暴力迫害。
县以下水利工程资金主要靠自筹，全国各县，无一例外地发动起“捐献”运动。
徐水提出“献现金、献债券、献金银、献粮油、献工具、献砖木、献炊具”的“七献”运动。对捐献不力者，即组织“辩论会”批斗暴打，发动社员互相检举揭发，抄家搜查。更为甚者，关进“劳改队”。1957年冬修水利，徐水是全国的先进县，也是保定地区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案典型。（7）
为筹措砖木，各地普遍实行撤房掀屋，挖坟起墓。
而积肥运动，也以“大兵团作战”形式组织起劳动力，开始长达半年左右的大浩劫。
当时农村大多为土墙茅顶。为放积肥“卫星”，各地普遍拆房掀屋，取茅挖土，以充肥料。北方拆炕掀灶，南方挖堂屋土，取烧土为肥。
奉贤县“三十万大军战江南”，县委强令农民日夜苦干，拆房子取砖，挖堂屋取土，禽畜棚舍挖地三尺，堆在一起“发酵”。全县大拆毁屋顶，取茅沤肥，割毁庄稼青苗，扔进江河湖荡，大放积肥“卫星”。
据统计, 奉贤县在积肥运动中，拆毁民房12000多间,大办水利工程拆房取料3188间,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三化”,生活集体化后公共食堂缺柴火拆烧民房2147间,到灭虫运动拆烧民房、仓库3168间，大炼钢铁拆房3600多间。大跃进一年中,奉贤县共拆毁焚烧民房25000多间。（8）
1957年冬～1958年春的积肥和水利运动，使得中国农村发生了影响社会结构的翻天覆地大变化。
农村青壮年纳入“大兵团作战”，家庭开始出现松动；失去父母照料的婴幼儿、儿童和少年，以及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又失去儿女照料的老人，由此陷入绝地。为此，一些地方开始建立起托儿所、幼儿园和养老院，随即普遍推广。水利工地普遍实行食堂制，成为后来“公共食堂”的前身。
继积肥和水利运动后，毛泽东又提出“深翻土地，增产粮食”。“深翻土地”运动在铺天盖地展开。毛泽东大力推荐的典型——河南长葛县委提出：“深翻六丈三，亩产一百万”，成为全国学习标本。（9）
中国农村，开始在三个方面开始发生根本性逆转：合作社的集体化生产，转向集体生产与集体生活一体化；此前生产资料高级社公有制，转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高级社公有制；此前一般初级社规模的集体化生产，转向以高级社乃至县级规模“大兵团作战”的集体生产与集体生活一体化。从而开人民公社之先河。
农业大国的中国社会，由此奠立了大跃进中举国一致的社会基础，及以专制强力维系大饥荒中民不致乱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2， 大跃进狂澜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时间： 1958年5月～1958年11月。
标志性事件：1958年3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
（1），粮食高指标与“卫星”狂潮
在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情绪推动下，中共中央确定了工农业生产高指标战略。
南宁会议后，“超英赶美”，成为大跃进目标。毛泽东以“纲举目张”的工作方法，将其概括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大跃进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被否定，国家经济行为，被简单界定为钢铁和粮食两个高指标数字。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总路线”，提出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期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大批反“冒进”，指责对高指标和大跃进持怀疑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们举的不是红旗是“白旗”，号召各地区、各部门要“拔白旗、插红旗”。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高指标、浮夸风急剧膨胀。
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而言，工业方面普遍翻番，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
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以毛泽东大跃进战略为治国大政方略。大跃进势不可挡地迅速掀起狂潮。从中央到地方，高指标层层下压，浮夸风级级夸张。
所谓大跃进运动，就是要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大跃进目的性指标，即“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粮食，一直是浮夸风的重点，也是高指标的起点和焦点。
1958年5月以后，以夏粮收割为契机，农业首创竞放“高产卫星”狂潮。在这场“放卫星，争上游”大赛中，河南拔得“卫星”头筹。继而，经过中共中央文件指示和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等党报的大肆宣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竞相“你追我赶争上游”，贻笑大方的“放卫星”此起彼落，后患无穷的“浮夸风”泛滥成灾。
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卫星”，声称5亩小麦亩产2105斤；4天后，该社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
7月31日，《湖北日报》报道了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率先破万斤的消息，该社放出早稻亩产10597斤的“卫星”。
8月10日，湖北孝感县创造早稻亩产15361斤的“高产纪录”；
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以缀禾并秧的办法，创下水稻平均亩产36956.7斤的“高产纪录”；这块高产田，被誉为“天下第一田”；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早稻亩产44308斤13两，刷新了建国一社的纪录；
8月，《人民日报》消息：河北俆水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棵白菜500斤的“大卫星”；
9月1日，《人民日报》与《湖北日报》再次宣布新的高产记录：湖北麻城县熊家沟乡建新六社、湖北谷城县黄畈乡农村一社，早稻平均亩产分别达到一个52599斤和52658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宣布：广西环江县发射了水稻亩产130434.14斤的大卫星，从而创下人类历史上水稻亩产“最高纪录”；
11月25日，《山西日报》报道：侯马市新绛县东方红人民公社，创造了全国红薯亩产新纪录。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共产1139789斤，超过湖南红专人民公社创造的红薯亩产567570斤全国纪录一倍还多。这是大跃进的粮食亩产最高的“大卫星”。
……
上有好者，下必行焉。毛泽东偏爱“大干快上”，各级干部即奉为圭符。所有这些“高产卫星”，都是在省、地、县各级层层加压下，基层干部欺上压下的产物。
7月17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王任重代表省委作《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新湖北》报告提出：“今年稻谷可能出现万斤，至少也有五千斤、八千斤的。要不，稻谷可成了低产了。晚稻肯定有万斤的，是不是可能有两万斤呢？也可能有。那么我国的稻谷单产就可能创造世界最高纪录。”
会后，黄冈地委书记姜一向省委表态：早稻定要过万斤，争取三五万。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向地委立下军令状，亲自落实了建国一社的“大卫星”。 “天下第一田”的田头，树立着“王任重试验田”的大标牌。（11）
“以粮为纲”的高指标，带动了粮食“高产”的“卫星”狂潮。上上下下，粮食问题解决了的乐观主义一面倒。
7月23日，农业部发布公报：当年夏粮空前丰收，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1957年增长69%。9月30日，新华社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7000亿斤，皮棉总产量将达700亿斤，超过美国。
北戴河会议提出：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1958年11月，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讨论当年粮食产量是多少，有的说有9000亿斤，有的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个9000亿，搞到7500亿就不错了。”（12）于是，这个想当然的7500亿斤，就成为公布的1958年粮食产量。而据粮食部的核查，1958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980亿斤，两者相差3520亿斤。
大跃进“始作俑者”的毛泽东，为形势鼓舞，日渐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他开始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而发愁，并8月初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询问，苏联是怎样解决粮食吃不完问题的？
“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 “解决”了农业问题，“钢铁元帅”上马了。
（2），“以钢为纲”与“大炼钢铁”
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将“超英”的指标，简单概括为一个“钢”字。这成为大跃进步步拔高的指导思想。
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5年内钢产量由520万吨钢，增长为1000万吨。
3月成都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由624.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将5年内钢产量提高到3000万吨；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1958年钢产量，定为800～850万吨；会后各大协作区的上报数字，1959年钢产量可达3000万吨，预计1962年，钢产量可达8000～90000万吨以上。
6月19日，毛泽东约见冶金部长谈话，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去年535万吨的基层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正式确认钢铁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要为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提出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13）
8月16日，毛泽东提出：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作。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中竟然骇人听闻地提出：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撤掉。
全国各地的砸锅炼铁运动掀起高潮。
随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农产品产量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
北戴河会议后，全国掀起了以全民“大办钢铁”为中心的狂潮。
7月底，全国投入“钢铁战线”的劳动力为几十万人；10月，猛增为6000万人；年底高达9000万人。
“全民大炼钢铁”，大搞“遍地开花”，“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普遍采取极为野蛮愚昧的手段。为了建造土炉，各地拆屋取砖；原料不足，抄家搜查，各家各户，锅、铲、刀、斧，锄、镰、耙，所有铁器，搜刮一空，投入高炉。为解决燃料问题，全国各地数千万人上山大规模砍伐森林树木烧碳。
广西“大炼钢铁”，700万大军上战场。到10月，柳州地区“钢铁卫星”在广西夺冠。10月15日，环江县发射“全国第一的大卫星”：日产生铁63321.5吨，另有烧结铁51808.5吨；18日，鹿寨县放出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日产生铁207243吨，另产烧结铁288139吨。《人民日报》报道：鹿寨将几十座山头的树木与“矿石”埋进十几里的山沟，创造出“大炼钢铁先进经验”！21日环江又放出日产钢13416吨的全国最高纪录“大卫星”。地委提出：“粮食万斤亩，钢铁超英国！”
石龙县（原武宣）地处亚热带，原始森林古木荫天。1957年初，全县有林面积达69.42万亩，其中山林57万亩。在“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中，柳州地区规定：武宣县要建3010个炼钢铁的小土炉，炼钢2万吨，炼铁9万吨，采矿50万吨，烧木炭100万吨。
1958年武宣16万人口，农民劳力7万人。查阅当年资料表明，石龙县当年在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中，共投入劳动力11万多人。79％的干部职工，50％的农民和97％的学校师生，被送上“炼铁战场”，拆房、砍树、烧炭、炼钢铁，日夜苦战几个月。
据后来“三反”运动估算，“大炼钢铁”，石龙县大约拆毁民房8000多间，建成三大“钢铁基地”：东乡的王道、金岗，三里乡的白河、灵湖，桐岭乡的盘龙。仅盘龙的盘古村就拆了700多间，按当年比价损失14万多元。民众居无住所，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情况达到极严重地步。
10月，石龙县放出日产钢铁20万吨的大“卫星”。
为此，武宣伐掉森林几十万亩，86％的山林遭受毁灭性破坏。加上吃食堂烧毁的木材，近百万立方米林木化为灰烬，全县民众的生活铁器化为“矿石”进炼炉。炼出的“钢铁”，不过是搬不走、砸不烂、百无一用、渣石相融的烧结铁！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志•大事记》载：仅大明山林区就有案可查的10万人驻扎在山上砍树，共砍伐森林面积31万亩。大瑶山林区八个县，在一天之内就砍伐树木10万立方米。据林业厅1958年2月报告，据估算，当年全自治区共砍伐各种木材折合森林蓄积量为3700万立方米。按市场时价，价值超过750亿元人民币。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12月19日，全国已生产钢铁1073万吨，提前完成钢产量翻一番任务，胜利实现党的伟大号召。年底，宣布钢产量为1170万吨，铁产量1369万吨。
“大炼钢铁”，祸国殃民，更造成中国大陆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83.5%的森林被毁灭怠尽，此后水土流失经年加剧，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3）
时间：1958年11月～1959年8月；
事件：1958年11月，粮食征购后引发粮食危机，公共食堂缺粮～1959年8月，庐山会议前；
1958年秋粮超额征购和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很快引发了全国农村粮食危机，至冬季发生公共食堂普遍缺粮断炊；中央指示下，全国农村开展“反瞒产”运动，进一步加剧危机，造成大饥荒空前大爆发，并随之蔓延，城市粮食供应和储备短缺；农村发生大规模逃荒、疾病、死亡；随着政策调整力度加强，农民逐渐获得极少的自留地等生产资料自主权，夏收后，粮食紧张局面稍有改善。
粮食短缺是从1958年11月秋粮征购后开始的，是年冬荒，急剧演变成为全局性危机；至1959年4月，大饥荒空前大爆发。1959年春，全国农村流行一句话：“苦日子来了！”
中央对1958年粮食总产量估产为8500亿斤，公布数7000亿斤。据后来在“双整“运动后粮食部的数字，当年实际产量只有3980亿斤。
据我对大跃进•苦日子典型百县调查、采访和查阅有关志书记载，1958年是为好年景，个别地区的灾害程度，也属于常规态。然而，1958年，为农业减产年。
据我的调查采访和查阅有关文件、档案，1958年大跃进，因盲目推行双季稻、三季稻、高度密植、深翻土地等所谓“技术革命”的瞎指挥；以及土地共产，“大战、苦战”持续不断，劳动力普遍过度劳累不得恢复；又因9000万人上阵“大炼钢铁”到年底，秋收时农村劳动力奇缺，各地普遍实行粗收大放，粮食未能精收细打，颗粒归仓，许多烂在地里；更重要的是，被剥夺而被役使的广大农民，与他们的劳动生产结果脱离关系，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一旦脱离干部视线，磨洋工和消极怠工成为普遍现象。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粮食比1957年减产（32）。
因此，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900亿斤，1958年粮食总产量，应该低于3900亿斤，更低于粮食部3980亿斤的数字，。
与此同时，粮食挥霍浪费极为严重。作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从8月公社成立到11月秋收发生粮荒，一直实行“敞开肚皮吃饭”。集体仓库粮食很快见底。
粮食估产高度“浮夸风”，而当年粮食征购完全按照估产的8500亿斤计划。1958年度（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全国实际征购粮食1113.5亿斤，比1957年多征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
减产、多征、浪费、多吃，诸多因素会聚，大饥荒势不可免。
12月13日，周恩来开完武昌会议，率领陈毅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及一大群部长，在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视察麻城。参观完“天下第一田”，来到公共食堂大门口，看到了那幅毛泽东赞不绝口的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他掏出纸笔记录下来，还对陪同的张平化说：“同志们都应该把这付对联记下来，这幅对联是很有意义的。” （33）
而早在11月下旬，麻城和湖北大多数农村一样，已经开始发生粮荒。
1958年，湖北粮食产量为190亿斤（仍有水分），而湖北省委上报为450亿斤，当年征购任务和外调任务急剧增加，全省外调增加6亿斤。年底，恩施、黄冈、宜昌、荆州、襄樊等地粮食告急，食堂停伙，饥民逃荒，浮肿蔓延，死人发生。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1天存粮。为了救急，武汉市委将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下。中央办公厅为此大发雷霆，要处理武汉市委负责人，王任重出面承担责任，此事才作罢。
到1959年7月，湖北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近百万人患病。以致于7月上庐山开会前，毛泽东视察湖北时，湖北省委竟然挖遍库存也难以准备出毛泽东喜欢的腊肉，随行人员私下埋怨伙食差（34）。
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1月至5月，全省病饿致死的农民高达十多万人，浮肿病人大量出现（7月4日，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王任重检讨说：湖北饿死1500人，15万人浮肿）。一时间荆楚大地饥民遍野，逃荒、要饭的“盲流”滚滚……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设卡堵截，大抓破坏社会主义形象的盲流，送劳改，罚苦力。
黄冈是湖北大跃进先进。地委原报1958年粮食总产50亿斤。后在“纠风整社”时，调整为33亿9908万斤（实际不到30亿斤），比1957年减产4.5%。而征购任务，由上年6亿2907万斤，增加到7亿1065万斤，多征8158万斤。
1959年春荒，湖北最严重的是黄冈，黄冈最严重的是麻城、应城、蕲春这些高产“卫星”县。
“天下第一田”的麻城县牛皮吹得大，征购自然更高。县委宣布：1958年，麻城粮食总产量超过10亿斤。因此，下达的征购任务为1.2亿斤，后调整为9294万斤。比上年多1169万斤，全县人均多征17斤。而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不到4亿斤，县委后来“落实”为4亿2725万斤，比上年减产5709斤。
“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1958年放大“卫星”，结果高产、高征购。征购后，全社留下的粮食不够吃两个月。12月开始，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两米！食堂一天开两餐，有时开一餐，吃的掺菜稀饭。青菜吃完了，社、队员发动社员去采野菜、草根、树皮掺在稀饭里。县委还一个劲发动干部搞“瞒产粮”，要完成征购粮任务。到了春节，家家户户哭声连天，男女老少饿得肚皮贴着脊粱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农民把填枕头的谷壳倒出来，磨成糠煮一餐“团年饭”！大年初一，干部只好把喂猪的粗糠，分给社员磨了吃。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队又把喂牲口和积肥的菜枯、麻枯饼，分给社员当粮。
到了3月，公共食堂断炊了。“天下第一田”如今却连吃糠、吃野菜都难了。社员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观音土”当粮吃。还有社员跑到20多里路外的大坳水库，到山里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当粮吃。近处挖完了，又跑到60多里外的野马岗挖野菜。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1960年8月整风运动中，县委在一份检讨材料中说死人1370人。1961年“五反”运动，省、地工作队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至夏收，麻城县因食堂断粮饿死、病死4500多人，病倒37380人。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严重（35）。
粮食征购困难，以及不断的群众上书，反映饥荒私人问题，引发了从地方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粮食紧张和的关注。但是，根据前期“经验”，从省、市、县委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致认为：1958年粮食大丰收，农村缺粮，是因为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出于“多吃粮、自私自利、富农思想作怪”，对粮食“瞒产私分”。
1959年2月，王任重在整党中谈到缺粮问题的讲话具有典型性：“今年闹粮食问题是思想作怪，不是真的没有粮食。经济作物地区、受灾地区真缺粮的是少数，这些地方多数没有闹粮食，闹得多数是产粮区，有余粮，而且余粮很多，统购统销没有完成的地区。是那样的公社、那样的生产队在闹，他们以攻为守，吵粮食是为了少卖余粮，为了瞒产私分，不是真的缺粮。他们为了抵抗统购，硬说把食堂停伙、吃菜。”“至于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像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一样坚壁清野的办法，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生产队的干部对付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对付公社干部，公社干部对县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讲实话。”因此，“必须有决心和信心以粮食问题为中心反对瞒产私分，反对贪污多占，打好整党整社这一仗。”（36）
3月11日，湖北省整社纠风六级干部大会。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粮食征调，各地上报粮荒问题，王任重不由得火冒三丈：“全省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是大跃进、大丰收。在大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怪事情：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任务完不成！”
他声色俱历地嚷起来：“全省粮食产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亿斤，中央要我们多调出多少斤粮食呢？比一九五七年只多调六亿斤。可是到现在完成得很差。这一点，我们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更怪的事情是，不仅仅没有完成收购任务，有一部分地区还大闹粮食风潮，什么食堂停伙，没有粮食吃了，一天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两米、四两米、挖藕、吃菜、往城里跑。有的地方闹得乌烟瘴气，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灾荒后的样子，简直惶惶不可终日。”
而灾荒危如刀兵水火！就在他说话同时，全省有800万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四两米（老秤），更有1300多个食堂断炊（37）！
问题发生就要解决。为此，湖北全面部署“反瞒产”运动。好在紧跟毛泽东的的王任重，后来在调整中下令结束。
广东是大跃进的先进，粮食征购困难，首先引起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警觉。在他指示下，广东开展起“反瞒产”运动。
1959年2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上报《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称：雷南县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一系列干部会议，交待两项政策，即：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以处分，甚至法办。结果查出隐瞒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雷南县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和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交待政策，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最主要、最好的形式。
而据我对该县调查，是年春荒，饥荒严重。反“瞒产私分”造成了随后公共食堂大规模缺粮断炊，因饥荒造成严重疾病和人口死亡。
毛泽东接到报告，欣喜慰然，自以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是所有者和“共产风”，造成了农民“瞒产”。他对此做出批示：“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成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像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38）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农村大规模开展起以“反瞒产”为目标、结合调整人民公社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地方冠名为“整风整社”运动。“交待政策”、“坦白交待”、“处分法办”成为运动主要手段，一场“反瞒产”、“算账交粮”运动，对大饥荒造成雪上加霜的严重后果。
据薄一波回忆：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等15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到257万（39）。
随着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农村体制的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生产力缓慢恢复，粮食危机逐步得到好转。但是，粮食紧张一直持续到夏收。
据卫生部、粮食部和内务部有关材料统计：1959年春荒连夏荒，全国粮食紧张，农村人口近3.6亿严重缺粮，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广东、湖北、甘肃、贵州等省尤为严重。
1958年冬荒～1959年夏收，全国因饥荒死亡人数，约在270万左右，大约占整个大饥荒时期人口死亡数5%左右（40）。
1959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41）。
1959年春荒中，各地发生严重病死事件。其中，造成极大影响的，是“豫东惨案”。
豫东惨案涉及河南商丘和开封地区。大跃进中，豫东浮夸风极为嚣张。1958年冬至1959年春，河南农村食堂普遍缺粮断炊，而豫东犹为其最，75%的食堂断炊半个月以上，其中36%的断炊长达1个月以上。除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外小灶吃喝外，85%以上社员长期靠野菜、草根、观音土充饥。至1959年3月，豫东发生大规模浮肿、外逃和死亡事件，据中央内务部和国务院工作组调查，高峰时期，豫东每天死亡达三四百人，严重的公社患病人数占28以上，全区逃荒要饭达10多万人，饥民遍及湘、鄂、赣、鲁、皖等十余省，许多逃荒者饿毙道途！接到大量人民来信后，因当时全国此类事件频发，中央捉襟见肘，拨发了少量粮食救济灾区。
大饥荒造成巨大人心震撼。春荒严重，食堂断粮，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发生公共食堂停伙，允许社员回家开伙情况。一些地方实行“挂羊头、卖狗肉”，食堂牌子照挂以应付上级，粮食分给农民回家开伙（42）。
随着毛泽东政策调整指示不断下达，各地推动农民家庭农副业生产、划分自留地等措施。而灾情严重河南、安徽、湖北、广东等地，更出现农民自发分地耕种，或干部以承包形式分地给农民。其中，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提倡包工包产到户、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推行农业生产“地段责任制”，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无为县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开放自由市场。
中国农业改革初潮涌动。
（4）
（3），“秦始皇亡国”与“向农民让步”
时间：1959年2月～1959年7月
事件：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7月，庐山会议
1958年秋粮超额征购，引发全国农村粮食危机，冬季，食堂普遍缺粮断炊；中央指示开展“反瞒产”，造成大饥荒空前大爆发，农村发生大规模逃荒、疾病、死亡，城市粮食供应和储备短缺；
毛泽东最初的意图，只是纠正大跃进中过火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他没有想到，“反瞒产”没有解决问题，严重的粮食紧张日益加剧，全国陷入巨大的粮食危机之中。他认识到：不改变目前的体制和政策，中共有“亡国”的危险。当此之际，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了“向农民让步”的新政策。
1959年2月27日～3月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调整和农民的关系，调整农业生产关系问题。
毛泽东提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回收。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认为：“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他强调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
在3月1日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所有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问题，并肯定了“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强调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要刹车。
毛泽东将新思路概括为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赢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43）
其中，所谓队为基础，即以原来高级社为基础，改变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性质，这是从体制上对人民公社进行倒退性变革。
全国农村落实“十四条”，开展变动体制和清算“共产风”运动。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全国农村开始了以十四句话为指导的体制变动和清算“共产风”的运动。
随着各地普遍发生严重春荒，大量出现农民病死情况的上报和上书，毛泽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加快了政策调整的步伐。
3月9日，毛泽东向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问题》，告诉他们3月1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扩大会议，各地应立即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
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发出《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说：在武昌找王任重和周小舟，谈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湖北主张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赞成河南的办法。各地要酌定。
3月17日，毛泽东再次给他们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指示各省、市、区，开完六级干部大会后，应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要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鸣大放，辩论三四天。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还指示，要告诉公社第一党委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在上述讲话、文章、批示和文件中，毛泽东在强调大跃进的成绩与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同时，出于对形势和困难的判断，也提出了战略战术修正问题及其理由，并强调新政策出台、“向农民让步”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提出：“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组成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注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生产小队相当于初级社，这标志着他在农业体制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此外，他还突出了对“共产风”要进行“算账”和退赔的问题。
4月2日～5日，中共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调整了高指标，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提名。
毛泽东在讲话中，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强调实事求是的作风，提倡要敢说真话。
1959年5月～6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指示，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44）。
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6月底他回到韶山，当乡亲们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刚离开，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
大饥荒造成巨大人心震撼。春荒严重，食堂断粮，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发生公共食堂停伙，允许社员回家开伙情况。一些地方实行“挂羊头、卖狗肉”，食堂牌子照挂以应付上级，粮食分给农民回家开伙（45）。
随着毛泽东政策调整指示不断下达，各地推动农民家庭农副业生产、划分自留地等措施。而灾情严重河南、安徽、湖北、广东等地，更出现农民自发分地耕种，或干部以承包形式分地给农民。其中，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提倡包工包产到户、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推行农业生产“地段责任制”，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无为县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开放自由市场。中国农业改革初潮涌动。
农村政策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刺激，至夏收，农业生产得到一定恢复，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得以缓解，农村病死严重得以缓和。
庐山会议，全面否定了这一时期关于扭转困难局势的方向。
四，庐山之变：“更大跃进”与更大饥荒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无疑是严重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它根本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政治体制，消灭了中共党内的政治良知，并以其举国暴政的大政方针,直接导致了随即而来大饥荒和数千万人死难事件。
庐山会议后发源于中央、举端于地方、疯狂于农村基层的粮食暴力化征购政策、措施和手段，是造成1959年秋收,即将中国大陆推下举国大饥荒万丈深渊的直接原因。
1，庐山会议之变与更大饥荒探源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无疑是当代中国严重影响历史进程的最为重大事件之一。它根本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政治体制，消灭了中共党内的政治良知，并以其举国暴政的大政方针,直接导致了随即而来的大饥荒和数千万人的死难事件。
我认为，庐山会议后发源于中央、举端于地方、疯狂于农村基层的粮食暴力化征购政策、措施和手段，是造成在1959年秋收当即,即将中国大陆推下举国大饥荒万丈深渊的根本性直接原因。
这场大饥荒的灾难，直接导致了经年不息的举国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导致了数千万人的罹难。到1962年秋收，国家规模的大饥荒及其引发的饿、病、逃、死，才得以缓解和有效控制；直至1963年秋收，饥饿造成身患各种疾病的农村人口，才得以基本康复。
庐山会议的原主题是继续前期的调整政策，“纠正前期错误，继续进行调整”。
但就因彭德怀心系天下社稷家国，为民请命，奋笔上毛泽东万言书。一句几经斟酌而又轻描淡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还是一针见血触动心病，触痛心痞，激起毛泽东勃然大怒！在国运人命、人性良知和个人意气、权势尊严的判定和选择之间，“伟大领袖”毫不迟疑地发动起一场“粉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运动,并将之扩张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
面对彭德怀笔触婉转的批评和建议，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对其权力的挑战。随即，他针对性地作出了谋略周全而应对激烈的三大反应。
他以其最高权力者的身份，牢牢控制会议的话语霸权。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扭转乾坤，开始批彭。8月16日，他在批示中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他先后在会议上做出《关于机关枪、迫击炮和其他》、等报告，对与会者大加施压，扭转反左局面；
其次，紧急召集林彪上庐山，并明确表示出以枪杆子对付可能发生人心不测的后果，将以武力解决；
最后，他在会议上一再表示出“重上井冈山”，准备一旦局面失控，即不惜与党中央公开决裂，无力解决。
一句民谚反映了中国人面对暴力时的心态：“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毛泽东的霸气和匪气，有效地镇住了大局。在对于毛的权力和性格的恐惧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基本立场一直地改变立场，倒向毛泽东失去理智的威权。继林彪之后，刘少奇等大部分人转而积极参与了对彭德怀等持不同意见者的残酷斗争，而朱德等极少数人也在害怕毛泽东暴力威胁造成“分裂党”的后果，转身奉劝彭德怀放弃原则，无端让步。毛泽东自此之后，不断地以这种手段，来有效地控制中共中央，从而达到他控制全党的目的。
从此，庐山会议集中火力，转向以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篡党夺权”的“军事俱乐部”。会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会议对于彭德怀等人在会议上提出过批评的问题，以及毛泽东在前期调整和纠正时，所感到“压力”和不快的的问题，予以完全翻案和改变。会议以完全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与情绪为基调，全面否定了前期对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局面进行的纠正和调整，并以全面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大跃进战略方针，来迎合毛泽东的个人意志。
会议通过《决议》，提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提出：“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46）
毛泽东取得了称心如意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则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灾难。
庐山会议通过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公报》进而提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
会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提出：“目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深入开展轰轰烈烈的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而斗争……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
为迅速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掀起“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8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潮的指示”，强调“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并强调：“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必须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使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全面地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用光辉跃进的成就，迎接国庆十周年。”（47）
在此后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中，对于这场“新的更大跃进”的提法，先后有“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光辉跃进”、“继续跃进”、 “新的更大跃进”、“更大跃进”等。但此后更多地为各地实际运动中主要的称呼，大多以“更大跃进”冠之，以示对于大跃进以来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庐山会议,改变了1958年10月以后逐渐降温刹车，“压缩空气”，对农民实行清理退赔和让步调整的政策,确定了“反右倾”和“更大跃进”两大主题。
而从上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到省、地、县、社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在前一时期的讲话前一时期文章前一时期文件和指示精神分析,对于庐山会议确定的两大国策主题,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新的大政方针,必然祸国殃民（48）。
历史学着眼于以澄清过程真相和时期界定为基点的归纳、演绎，和由此上升的系统化、学科化，方可完成其“以史为鉴”，“鉴往知来”的功能及使命。
庐山会议，成为三大事件的分水岭：在社会性上，中共由其建国后一直朝向的民族利益目标，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49），向毛泽东主导下的权力斗争转变；在政治体制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原则”（50），确立了毛泽东个人专权的地位（51）；在历史行程中，改变了对大跃进的修正调整，将中国社会，由大闹剧推向了大悲剧的灾难深渊。本文旨在揭示后者的历史真相和过程，总结其祸患和教训。
在党国体制下，个人独裁必然祸横当国，党内个人专断之灾，必然导致举国大难。毛泽东庐山会议的歇斯底里、雷霆万钧之怒，必然酿成如雪崩地陷、势不可挡的滔天大祸！
比较庐山会议后的形势而言，五八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放“卫星”，这一切都还是在理想主义大旗下的小闹剧，是小巫见大巫。庐山会议以后，闹剧变成了大悲剧！
“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正是这场大悲剧的起源和动因。
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全国规模的“反右倾” 运动中，“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受到进一步暴力性人身打击，均受到撤职处分和更大规模的批判斗争，长期受到专案审查。彭德怀被长期软禁于北京挂甲屯， “文革”初期受到中央文革唆使的红卫兵暴力殴打批斗，后死于长期残酷迫害。而周小舟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暴力攻击和侮辱,1966年2月25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9年8月以后，各级领导人处于庐山会议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震撼和之中，按照中央部署，主要开展“反右倾”；10月以后，时当落实夏粮上缴和秋粮入库，以粮食征购为“中心工作”的“更大跃进”，成为运动的重点。
从8月上旬～9月中旬，全国各省、地、县三级干部完成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省、地两级进行“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
中共中央在“反右倾” 运动时，对于前一调整时期，各地干部群众探索的对于人民公社体制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诸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自留地”、“自由市场”、“自家开伙”等行为,进行彻底的反攻倒算和“纠正”，重新恢复到创建人民公社的初衷：“一大二公”、“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
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开展“反右倾”。提出“右倾保守”和“右倾情绪”的范畴：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熟视无睹，对运动的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不是同群众商定可以实现的先进指标，认为指标落得越低越好。
8月9日，中共辽宁省委上报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将“怀疑、否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并进而攻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认为大跃进是“冒进”，对“以钢为纲”、市场紧张、人民公社提出批评意见者。定性为“右倾思想”。 8月12日，毛泽东在批示中说：“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
8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辽宁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对大跃进以来各项政策表示不满者，成为运动的斗争目标。
公共食堂是毛泽东乌托邦之梦的要点。8月5日，在对《湖南省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批示中，他提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孙中山所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的事情。
于是，恢复原教旨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反右倾”核心。
9月29日，中共河南省委上报中央《关于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将河南省委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在前期整社中，提倡人民公社包工包产到户、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推行农业生产“地段责任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典型。
中共中央在批转该材料时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表现。”（52）
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通知》，对在前一调整时期，各地干部群众探索和创造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的改革措施，进行彻底的反攻倒算，定性为“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要求“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在要求从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实现大跃进”，“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同时，强调：“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53）
当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中提出：可以给社员恢复一部分自留地。至此，不仅该项政策一风吹，而且许多执行者因此被打成“右倾”。
由此，全国各地的“反右倾” 运动，在集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对前一时期为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纾解民生而进行的部分调整的政策和措施，对前一时期为改变人民公社体制弊端曾积极探索和改革的各级干部，以及对大跃进以来各项政策表示不满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全面地、彻底地、暴力化的“纠正”、“清算”、斗争和批判，重新回复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在此精神和原则指导下，庐山会议中央“反右倾”的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 运动，首先从省、部委，继之在地、县委，随后在党内、并渐次在社会上全面发动和展开。
从8月上旬～9月下旬，各省、地、县、社、队分别以上下级干部结合和各级干部会议的形式，完成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
8月上旬～9月下旬，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揪出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小彭、黄、张、周反党分子”。
如果说，从中央到部局级和省地级的“反右倾” 和“更大跃进”运动，主要侧重于“反右倾”，针对高中级干部暴力行为，主要侧重于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摧毁、解除职务和人身软禁的话；那么，县级以下的“反右倾” 和“更大跃进”运动，则主要侧重于高指标、高征购的“更大跃进”运动，侧重于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摧毁、解除职务和主要实施各种骇人听闻的人身暴力行动。
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队，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场反“右倾”运动，有良知、讲真话的党员干部，大约370余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饱受苦难。
因其内容和时间上与高征购混为一体，故本文对于县级以下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在下面进行详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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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灾难来临后的应对：治国者与罹难者
更大饥荒第二阶段：1960年4月～1960年11月。
标志事件，即为1960年4月，农村“三反”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前。
1960年春荒波及到城市，绝大部分城市发生严重粮荒，国库枯竭，口粮巨减；因饥荒引发的病、死情况，在全国城乡大规模爆发，尤以农村为重；为缓和局势，转移矛盾，安抚民心，针对干部作风问题，中共中央部署，全国农村开展起反“五风”、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五风”干部成为毛泽东一意孤行导致大饥荒的替罪羊；1960年夏收和秋收，农村的大饥荒一度出现短暂的阶段性缓和。
但是，在该年度粮食大减产的情况下，中央再次制定粮食征购高指标，各级干部再次“以粮食为中心”，开展高征购；全国再次普遍陷入大饥荒的灾难漩涡；为解决粮食问题，在生产自救的同时，一些地区的干部群众，开始进行农业生产体制进行自发变革；中共中央也开始对对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以来的政策，进行有限的退步与调整。
1，危机与转机：
1960年春荒，各地党政领导人严密封锁，或者习惯性地报喜不报忧。对于反映上来的灾情，也大多文过饰非，“形势大好”。
1960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870亿斤。
诚如毛泽东所言：形势比人强。当1960年的春荒，造成中国大陆大、中、小城市普遍粮食告罄，北京也陷入断粮危机之时，统治者再也不能继续坚持下去了。1960年春荒，是毛泽东乌托邦梦断大陆之时，也是大跃进正式宣告破灭之际。
1960年3月～4月，沈阳、北京、上海等地先后上报中央，粮食告急，中央从各地紧急调粮，出现粮食随到随销的紧急状况。
5月，粮食问题更加尖锐化，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基本挖空，调粮困难。
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10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称：“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历史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同时，毛泽东在南巡中了解到，山东、河南发生了粮食紧张、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p1071～1073,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版；
严重的危机，逼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正视现实。而在集权体制下，只有毛泽东的转变，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方向和六亿多中国人的命运。
2，“三反”运动与灾情披露
针对农村基层反映最为强的大饑荒、干部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问题，1960年3月底，中共中央針對後者，部署新的政治运动，开展新“三反”运动。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上，批示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转发到县级各党委”：“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因此，提出整顿“三风”。
1960年4月，全国农村大规模开展以整顿“三风”为目标的新“三反”运动。6月以后，运动演变成为反“五风”，即反对和查处高指标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风和贪污腐化风（大多数地方又经常称之为生活特殊化风）。
各地运动的方式，先是“抓典型”，对于问题严重的地区，上级派出工作队（组），调查了解情况，向上做出报告；然后确定问题性质，由上级领导亲自发动“抓典型”，由上级工作队（组）蹲点，并发动群众，揭露问题，上报材料，由上级确定处理方案。
至1961年初，大部分问题严重的典型，领导人被调换，原负责人被做出组织处理结论。这场运动，高度调动了濒临绝地的广大农民情绪，对“五风”干部的控诉和揭批查运动，相当程度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毛泽东决策的“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被转移和限制在干部“五风”方面。（）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6)
从1960年4月～1962年8月，在全国农村开展的“整风” 运动，“整风整社”新“三反”运动，“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民主革命补课”等政治运动，为共和国史研究留下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其中，尤以1960年9月～1962年1月各地在运动中的揭发、检举、批判材料，揭、批、查会议发言纪录，各责任人的认罪书、组织处理材料之类，其内容空前绝后的真实可信和弥足珍贵。
在饥荒仍然蔓延，病、死仍然势不可挡的关头，广大农民对于控诉和清查大跃进以来干部作风问题，表现出具有对救生粮食同样高的关注度。
运动中，各地反映的情况揭露，这一时期，全国规模的大饥荒由暴力下的高征购与“反瞒产”造成，干部暴力逼粮，造成严重血案与粮荒。
运动中，各地反映的情况说明，由于前期“反瞒产”运动，干部以搜尽刮干为目的，将农村大部分粮食上交国库，并以暴力毒刑，直接造成大批死亡。1960年的春荒，饥荒泛滥，惨案不绝于世，死亡大量发生。农民们在“三反”运动中，首要暴露的是严重的粮荒问题。
环江惨案是当年的典型。家家户户被翻箱倒柜，自留地的产品全被没收，社员“自行安排生活”。生产队的粮食交了国家征购，自留地的一点粮食也搜去交了国库，公共食堂停伙，环江农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停伙最长的驯乐公社，达130天；大安公社，停伙115天；就连环江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也停伙108天。停伙时间最短的公社，也有一个月以上。
人们求援无望，上告无门，外逃无路。吃野菜、啃树皮、咽粗糠，难以活命，肝炎、浮肿、干瘦、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加，饿死人现象普遍发生。
据一份统计材料说，仅1959年至1960年，环江全县死亡24000人。人们试图按多年的平均死亡率计算，从中扣除一部分作正常死亡。
但是，据知情者反映，当时属于正常死亡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对粮食有权支配的干部及其亲属；其他的人，即使到了自然死亡年龄，但导致的直接死因，也是因饥饿引发而死。
而省委工作队和县委上报中共中央的材料，先是报告死于饥荒的人大约在一万九千多，后来又上报说死难者为三万多人。这不包括因干部打死逼死的人数在内。据环江前县委书记王定说，他有一份当年广西自治区公安厅的调查材料：环江县在“苦日子”中因饥饿病死的人数，总计五万多人。应该可以认定，王定提供的这份因死人统计数字，比较可信。环江县在“苦日子”总计死亡人数，当在五万多人。
据环江县委的整风运动汇报材料：环江县17个人公社中，两年饿死千人以上的有9个公社，饿死400—1000人的有5个公社。而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说，死人最多的驯乐公社，饿死了2526人，城管公社死了2000多人。城管公社的陈双大队，是洪华反“反后手粮”的重点，原有800人，死234人，占26%以上。付点中山大队原有1212人，死562人，死亡率为46.57%。驯乐公社康林大村的死亡率也达45.6%。
整个自然村死绝,一人不剩的有水源公社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的岩口屯。驯宁大队原有人口640人,死去278人,因而不能再单独立为一个大队,只好与太平大队合并。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人,斗争吊打重伤致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死绝9户,无依无靠的孤儿94人。
在这些地方,死人开始由生产队负责埋葬。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体病身弱的活人,抬不了那么多的死人去埋,只好各户自理,哪户死人哪户自己埋。那些家人大部分死了的户,死了大人剩小孩的户,尸首无人掩埋,有的停尸家里,有的死在门口,有的横尸村头。刚死人的时候还有棺材装，人死多了,没棺材,只好用竹席、杉树皮包着埋。后来死人什么也没有裹，光着尸体，挖个坑往里头一扔，甚至就往野地一扔，连埋也不埋了。失去主人的野狗，吃人肉都吃疯了，叼着人肢、人头满山乱跑。活人又想方设法打狗吃肉，人打狗肉的主意。环江大地，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大跃进至苦日子，环江每三人中死一人！（ ）
3，“瓜菜代”与“偷青”保命
运动中，各地反映的情况说明，活下来的中国农民，是在春天野菜为食中渡过的。
在全国大粮荒中，中共中央屡次下发文件，一方面强调要“巩固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方面要求各地区“要抓好吃饭的技术革新，搞好代食品生产”。（）
在“天下第一田”所在地麻城建国一社河北垸，1959年春荒，群众吃的野菜，真能开博览会了：灰灰菜、地米菜、马齿苋、猪婆菜、鹅鹅肠，这些猪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叶草、鸡叶草、车前草、水葫芦、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铁盘根草、各种树叶，这些猪都不吃的东西，人们拿来填肚子，还不容易采到手—饥民太多了！
当初人欢马叫参观“天下第一田”的“迎宾路”上，如今树叶捋得秃顶光，树皮剥得净净光。就边山坡上的油树皮全都剥光了——那东西有毒，人吃了泻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会死人。但饿极了的饥民也顾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在毛泽东“共产主义试点”的徐水，遂城公社社员在1961年整社运动中吐苦水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叫吃光了“老鼠、长虫、青蛙、蝗虫、麻雀，差不多都叫人吃光了，野菜挖尽了，树皮剥光了，那牲口都不吃的‘营养淀粉’，干部发下来还看人给，为吃这口饭，挨打挨骂都能忍，搞不好还扣你的饭。就这东西也捏着社员的命了！”
正因如此，1960年春荒中，因吃野菜所谓“食物中毒”事件，频频爆发。
苍耳子是一种有毒的植物，初春萌发，叶肥苗大。饿了一冬天的饥民，一看到绿油油的野菜，许多人挖出来当粮吃，甚至有的人当时就往口里塞。因此，苍耳子中毒事件常有发生食物中毒，徐水一开春就中毒死亡25人。
3月29日，老河头公社（今属安新且）报告：因断粮停伙，饥饿难耐，长期采食树皮野草者达近二万人。此时田野中惟有苍耳子冒青，绿油油的惹人眼馋，大批饥民采食苍耳棵，26个村先后发生大规模的中毒事件，中毒者千余人，其中550病患者被送往医院住院紧急抢救，死亡4人。事件发生后，中央和河北省保定地委有关部门领导赶赴徐水，组织现场救治。
1960年4月初，河北省委报告中央，不到十天，徐水、邢台、宁普等6县及汉沽市40多个村庄，先后发生苍耳子中毒2648人，死40多人。从1月至4月，发生中毒事件201起，中毒人数达8281人，死212人。其中，食用野菜中毒71起。
1960年4月，中共天津市委报告：4月9日以来，宝坻无情、霸县发生误食苍耳子中毒事件，至18日统计，共有14个公社，131个村，10336人中毒，其中重病284人，病危3人，死37人。
1960年1月～4月，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发生中毒事件情况及防范措施的通报》，称：“据公安厅和卫生厅党委报告，今年一至四月分共发生食物中毒事件七十六次，中毒人数达二千六百九十七人，其中死亡一百七十五人。更严重的是中毒次数和中毒人数逐月上升：一月份四次，中毒十三人；二月份十三次，中毒一百四十六人，死亡二十四人；三月份二十九次，中毒四百二十一人，死亡七十六人；四月份三十次，中毒二千一百一十七人，死亡七十二人（四月份系不完全统计）。
（见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6)
那是怎样一个惨绝人寰的年代！饥饿、吃野菜食物中毒、浮肿、小儿疳积、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紫绀、“非正常死亡”、人吃人……
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甘肃……在“苦日子”的岁月中，人吃人事件曾大量发生！
4，大饥荒中官僚集团利益化与权力私利化
“三反”、整风整社、“五反”运动中，各地揭露和反映的情况说明，1960年春荒，是中共权力性质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在饥荒、浮肿、死亡和保命的压力下，几乎是一瞬间，权力由社会整体目标，转向朝向权力者的利益集团化和私利化。
私利化的标志，为县级以下干部普遍“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普遍化；利益集团化的标志，为高级干部的特供和中级干部补助的制度化。
就在民众以野菜、树皮填充饥肠之时，各级干部普遍出现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吃香喝辣，奢侈浮华。中共中央将这一社会现象称为“干部特殊化”。由于办公共食堂，食堂又由干部专权，干部生活特殊化也源于食堂——干部普遍开小灶。社员饥肠辘辘，餐餐饿肚子。干部有权，就多吃多占。
庐山会议后干部队伍堕落到如此境地：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只是为了危机中的生存本能。大跃进的理想主义，在他们心里也荡然无存了。
讲排场，摆阔气，大兴土木。干部特殊化，还特殊在置民众生死于不顾，利用特权，一心追求自身享受和淫乐。
在大饥荒同时的严重威胁下，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打破严格规定的计划经济统制体制，正式出台政策，决定对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和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实行定量供应优惠副食品。为此，在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些部委，定点设立起特供商店，供应当时极为短缺的糖、豆、肉、蛋、鱼、饼干等副食品，并从全国各地设立定点供应基地。从而，在全国人民以生命为代价，为治国者的治国方略造成死人如潮后果的时刻，中＋以制度造就了特=权阶层的雏形。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务院决定，将这种定量供应优惠副食品的特权范围，扩大到17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
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荦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 [57]
各地也纷纷仿效中央，纷纷举办起干部学习班和轮训班。在灾情最为严重的四川、安徽、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地，县以上干部以轮训的形式，到省委举办的学习班“统一和提高认识，改善生活。”
在“文革”初期，六十年代后形成的这种特权供应，成为造反派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重要题材。
5，大波动与回头路
为迅速摆脱危机，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力，在毛泽东态度出现松动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开始小心翼翼、继而加快步伐地进行政策调整，以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粮食危机。
1960年7月5日～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不留缺口。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认识到大饥荒与高指标的直接关系。
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农村生产队（即生产大队）为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要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讲三年五年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他提出：要有部分人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有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表明：至少在此时，毛泽东放弃了此前顽固坚持的“一大二公”公社所有制，和“兴无灭私”的“共产主义萌芽”立场，态度出现重大转变。
此后，各地相继取消了庐山会议后刮起的基本队所有制到基本社所有制过渡试点，并相继开始进行农业生产体制变革的探讨。
9月以后，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各地得到落实，农业生产体制松绑，农村家庭生活恢复，农民能够享受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中的劳动成果和危难中的相济濡沫，生产积极性自然提高。这一措施，对于缓和农村粮食危机，起到了根本性的刺激作用。事实上，新政策只是重新从庐山会议前的调整时期起步和前行。
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首次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战略转变。这标志着中共中央事实上正式放弃大跃进战略，而开始以求实精神作为中国社会解决危机，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国策指导。
在中央松绑的前提下，有前期调整的经验基础，广西、安徽、河南等重灾区为了克服严重困难，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率先进行生产体制变革的起步。
7月9日，广西区人委会制定《关于农村的十项政策》，提出：（1），保证留足基本口粮；（2），节约备荒，粮食节余归己；（3），包产必须落实，超产奖励必须兑现；（4），给食堂拨够菜地，保证每人每天吃菜1～2斤；(5),鼓励生产小队开发空隙土地，争取每人每年多吃二三十斤豆类和杂粮；（6），留足饲料、拨给青饲料地，发展集体养猪，建立养牛场，发展养牛；（7），留足自留地，实现社员家庭养猪平均每户一头；（8），多种油料作物，争取每人每日一钱油；（9），增加现金收入，争取按季或按月发工资；（10），大队掌握产品，迅速分配收益。这正是此前大力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当时也是走得相当远的变革措施。
然而，此件得到中央认可。9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该件，并在批语中指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要依照广西的办法，做出一些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农村干部和群众共同遵守。批示还就时下流行的“共产风”指示：即使将来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也不“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现在归基本核算单位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将来过渡到基本社有制时，仍归队所有和使用。这表明中共中央明确放弃了前期急于所有制过渡的指导思想。
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纪要，要求“彻底肃清‘共产风’”。
全国农村再次开始清算大跃进以来对农民的“共产”剥夺的“查账”运动，并先后进行以划分自留地、少量恢复家庭副业为中心的政策调整。
由此，重新获得少量自留地的广大农民，立即掀起了生产自救的耕种。在农作物能够生长的南方农村，冬季即见到成效。继之，少数地区进而开始了以多分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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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渐行渐进的“让步政策”与刻意宰割的受难农民
大饥荒第三阶段：1960年11月～～1962年8月。
标志事件，即为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
第一时期：1960年11月～～1961年初；
标志事件，即为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时期：1961年初～1962年8月；
标志事件，即为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即北戴河会议。
过程概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正式放弃大跃进和庐山会议后祸国殃民的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手段，开始进行农业体制和政策的调整；此后，中央加快了政策变革的步伐，各地也为摆脱困境，开始积极探索农业改革的道路；一方面，为解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倒悬，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逐渐推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挽救农业的政策，并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推出了一系列涉及国民经济、城市、工业、教育、科学文化的政策，并逐渐收到起死回生，恢复国民经济和民生的良好效果。
另一方面，面对粮食连年减产、持续泛滥的严重灾情，中共中央采取了牺牲农民保城市、加大粮食征购的政策，并继续以大规模粮食出口换取外汇和黄金，从而加剧了1960年至1961年农村人口的受灾和病、死程度；1962年七千人大会，向全党正式宣告了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破产,并提出了问责问题；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进，农村经济开始得到复苏，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朝向好转，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从农业变革开刀，扼杀了从农村改革引发的改革思潮和实践，重新将中国农村拉回和固定在其认定的人民公社体制中。在以清算农村干部问题，来转移对灾难根源和追究的策略主导下，继“三反”、“五反”、“社教”等运动之后，“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起彼伏；运动中进一步揭露出大量惨案，又为毛泽东所引导的政治运动提供了阶级斗争新材料。中国社会，开始被他刻意引向阶级斗争的危机漩涡，从而逐步走向新的险境。
1，改弦易辙的战略调整与锐意赴难的仁人志士
中共统制下的中国，是一个被政策制导的社会。国计民生、历史定位，一切皆依此为据。这是专制体制的特征，也是历史研究的前提。
中心问题还是恢复生产、解决粮食严重匮缺。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紧急指示信》主要内容12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5%）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坚决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开展整风整社等。
“十二条”是从多方面纠正庐山会议后农村政策的重要文件，是在仍然不去触动公共食堂这个毛泽东心中敏感神经前提下，走出拨乱反正第一步，农业政策回复庐山会议前的调整状态的重要步骤。这标志着在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压力下，在增产粮食就是解决危机根本出路的现实下，农村开始实行新政策。
随后，全国又以运动的形式，展开传达、贯彻《紧急指示信》轰轰烈烈的行动。按照中央的12月中旬前把“十二条”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中去的指示，各省奉命召开从省、地、县到社、队的各级干部会议及社员大会，传达贯彻“十二条”。
但是，这样一个弯路的结果，是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和对中国社会经年不息的大破坏！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所有社队，都必须以“十二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风（时称“五风”），彻底清算“一平二调”帐，坚决退赔。会议确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退赔“一平二调”帐。国家拿出10个亿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拿出15个亿作为对“共产风”的退赔补贴；允许适当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自留地由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
上述政策，是正式宣告大跃进破产、中国社会必须改弦易辙的标志，是全面实行农业新政的改革先声。
1961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公报宣布：“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八字方针的确定，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式摆脱毛泽东大跃进战略主导的困扰，揭开了战略转变、实行新政的第一页。此后，中国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修复大跃进造成的社会破坏，修生养息，恢复国力与民生。
1961年3月5日～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农业六十条（草案）》突破了前期避讳的问题，否定了正式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和主要生活资料公社所有的“共产主义萌芽”特征。提出：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生产大队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社员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应该利于生产和生活；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附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助手。人民公社应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补助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自留地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其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同时规定:公社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严禁干部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
1961年5月2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修改，同时制定精简城市人口、压缩粮食销量的办法，并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会上，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时，文过饰非地说：庐山会议的决议不应该传达到县以下，当时县以下应当继续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造成了生产大发展的假象。而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他强调：一定要搞调查研究，要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八卷，P276，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在他看来，灾难只是方法和经验问题。
刘少奇则明确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从全国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在主要原因。他意有所指地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刘少奇选集》，下卷，P337～338, 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会议修定了《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其中,重要增订为:生产队是否办食堂,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取消供给制，社员一切收入都实行按工分分配；社员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
会议决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以压缩城镇粮食销量；将当年的钢产量指标由原定1800万吨，调整为1100万吨。
严重的困难极大地教训了统治者。《农业六十条》和此前的系列文件，正式以制度的形式，对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所主导的所谓“共产主义因素”的农村政策，做出了除“人民公社”名称外的系统清算和纠正。实际上，农村体制，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规模和性质。这对于赢得民心，修生养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摆脱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扭转农业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不可忽视的、最具价值的重要文献。
《农业六十条》传达后，各地采取措施贯彻执行，并先后解散了公共食堂。中国农村，步入了一个缓和修复的新时期。
各地也纷纷进行农业体制的大胆地探索。
这里需要提及安徽的变化。在大跃进中，曾希圣以极左和极狂热的姿态，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
庐山会议及其后，曾希圣有极恶劣的表现。从而导致安徽省成为大饥荒的重灾区之一，人口死亡在500万以上。
在巨大的灾情面前，安徽等地的农民自发性地搞起“生产责任制”，种起“责任田”。正是源于这场大灾难，饥饿的农民，开始了一场伟大的自发性变革。他们从绝地而起，自救求生，顶着杀身之祸，开始自发地实行对体制进行变通和改革：自留地、承包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分田单干！而面对大灾荒，或是良知未泯、或是惊慌失措而以救生为上的一些基层及高、中、低层干部们，或视而不见，或默默允诺，或公然推荐了这种农业体制的变革。
面对现实，安徽省委和曾希圣很快转变了立场。1960年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他听到毛泽东说：“可以把高级社时期实行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随后，他开始在安徽省开始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和“责任田”，并在广州会议上三次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的首肯。于是，安徽省放手推进“包产到户”和“责任田”。至1961年底，有91.1%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当年，安徽的粮食产量较上年度有明显增长。
更应该指出的是，就在苦日子时期惨案横流、万民涂炭的关头，在那迷雾蒙蒙的历史天际，血性男儿点燃起朝霞般鲜艳血红的理性火炬！一批又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们，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奋力疾呼，反映灾情，呼吁变革！
历史的丰碑将永远记住那一群舍生取义为民请命的上书英雄们高贵的名字：彭德怀、李云仲、许学富、王万澄、张帆、明朗、钮惟新、蔡抚民、胡开明、钱让能、邓子恢、张闻天、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杨伟名、贾生财、赵振岗、樊印山……（）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上书者们仍然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直言国情之难，民生之患，抨击“三面红旗”的战略决策，直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干部强迫命令及违法乱纪风、干部生活特殊化，提出“联产承包”、“承包到户”、“分田单干，实行耕者有其田”等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和方案，疾呼放弃祸国殃民的乌托邦……
尽管其中许多人因此血洒荒原，但百万民众死于饥寒交迫的信阳事件等惨案，由此初露真相；为中国农村带来生路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初显端倪……
而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痛定思痛，决意幡然悔悟，以民生疾苦为忧，以饥荒死难为羞，力挽狂澜，解万民于水火倒悬，体察民生，顺应民心，顶着头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达莫克利斯之剑，毅然决然，在全国推行起“三自一包”、“四大自用”，并为此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
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之风，当年曾经风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因此而挽大厦于将倾之际，挽狂澜于危亡之秋！中国，由此走出绝境；人民，由此而获得生机！只是为八届十中全会的阶级斗争和反"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而剿灭。
与此同时，在“八字方针”的战略指导下，中共中央也着手进行了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战略调整。
2，“民主革命补课” 运动和惊世血案
所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发端于1960年冬的河南等地；1961年1月以后，中共中央将之推向全国农村。历时长达1年左右。
面对举国为祸的大饥荒，从党内到党外，才地方到中央，有识之士开始纷纷提出责任追究问题。对此，统治者们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与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推行“八字方针”的战略调整，以挽救危机，救国救民相反，毛泽东的态度，是刻意转嫁危机，嫁祸于人，以推卸其“始作俑者”的责任。
面对举国为祸的大饥荒，如前所述，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将责任推向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而干部执行政策，这一说法根本不足以服众。继之，毛泽东终于以其拿手好戏“阶级斗争”理论，将究责的锋芒，指向“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继而把解决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腐化问题，引导上“阶级斗争”的歧途。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前的23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中提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P110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据此，中共中央多次在文件中提及：全国按县、社、队，可划分为“三类”：干部多数是好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类；“干部问题严重，但政权还在我们手中”的二类；“权力为阶级敌人篡夺”的三类。
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省、部级党委转发《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要求各地根据信阳地区经验，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所谓信阳经验，即是1960年12月22日开始，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河南省委的指导，信阳地区以毛泽东关于“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精神为基调，全面开展针对严重干部问题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信阳地委在“报告”中汇报说：“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十三万余人(其中：地专直两千余人，县直一万余人，公社一万三千余人，大队、生产队近十一万人)。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经集训了八千余人，特别集训五千余人，斗争和批判了的一万余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重大的已经作了初步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九百八十三人，逮捕法办的二百七十五人。已经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一千六百二十一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
“报告”提出：“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敌人利用‘五风’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部分损失；其余十五个县市都是三类，已经完全烂掉或者基本上烂掉，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敌人打进来、拉过去的材料大量增加，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一天多于一天。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情况十分突出。” “报告”认为：民主革命的土改不彻底，是造成事件的根本原因。“光山县发现有二分之一的地区是和平土改，其中少数地区基本上没有搞土改。该县文殊公社梁栅大队土改运动只是走了走过场，基本上没有划阶级，全队四十七户地主、富农中，就有三十四户漏了网。这些材料说明了，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
“信阳事件”造成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据1962年1月，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披露：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荒凉。
后据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给中央和省委的报告，以及原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认罪书透露，在1959年冬～1960年春的半年时间中，七百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饿死一百零七万余人，各级干部违法乱纪而至打死逼死八万余人……
而因“阶级斗争”并不能解决信阳地区粮食匮缺问题，大饥荒进一步蔓延，人民群众的病、死日益恶化，至1962年秋收，信阳地区共计死于饥荒者，高达180余万之众！
关于信阳事件详情，我将以专著《信阳惨案全纪录》，进行全面地、系统地揭露。
而信阳事件绝非唯一孤立的惨案，在“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运动中，揭发批露出“五风”造成各地大量惨案不绝于世……
在“民主革命补课”或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先后以文件和转发的形式，披露出大量惨案：信阳事件、豫东事件、芜湖事件、阜阳事件、铜仁事件、遵义事件、聊城事件、临沂事件、自贡事件、临洮事件、高唐事件、高台事件、民权事件、福清事件、凯里事件、临潭事件、奉贤事件、湘潭事件等等重大惨案，震惊党内外。
当时，列入重灾区的山东、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广西等省的大饥荒灾情，以及四川大饥荒及人口死亡的大致情况，也在这一时期，为各地上书所大量揭露。（详见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6)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后来部分地区发展为县以下基层和农村的夺权运动。
3，延续的残酷征购与大饥荒
经过大饥荒血的教训，1960年夏收和秋收之际的中国农民，在偷青保命后，学会了“瞒产私分”。而中共中央在为了缓和城市粮荒的同时，还在不顾人命地提高粮食及农副产品的出口量。1960年夏秋，政府和农民展开了粮食争夺战。当然，失败方无疑是农民，付出的代价，只能是更多的生命！
9月20日～22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主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和北京五省市在北京召开农业书记会议。会议提出：要安排好农村人民生活，压低口粮指标，大种蔬菜，大搞“代食品”，办好公共食堂，提出“今冬明春给广大农民以修生养息的机会”。（）《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1960年10月。
会议表达了中央领导人处理粮食危机的双轨立场：既想给农民“修生养息的机会”，又要压低农民口粮，保证城市粮食供应。
中央当时要求四川紧急外调粮食的立场和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四川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四川大量往外调粮是1959、1960、1961年这几年。这正是四川粮食产量连年大减产之机，但外调粮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49亿斤，比1958年的39亿6000万斤增长23.3%；1960年外调68亿4000万斤，比1959年又增长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30亿5400万斤，增长一倍多。
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对为调粮叫苦的四川李井泉领导人说过，现在全国形势如此紧张，要饿死人，也只能死四川人，而不能死北京、上海人。如果那样的话，国际影响太大了。（）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在四川省县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发言记录》；这话在四川省高级干部流传中演绎成为口头禅：人死在四川的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的大街上强。
结果，四川人民在这场大饥荒中，以官方出版物所载的1959年、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30.26‰和22.32‰，且最终以付出1250万人的惨痛代价，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祭品。( )《1950年～1963年四川人口及自然变动》,《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1960年,全国粮食进一步下降，只有2877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而当年的粮食征购量高达1024亿斤，占产量的35.49%。1961年产粮2950亿斤，征购 809亿斤，占产量的27.424%。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如此大灾之际，1960年的出口量，竟然达到53亿斤，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按当年中央确认的人均360斤保命粮计算，可使1亿4722多万农民免于饥饿和死亡。
对此，我只能理解为：在决策者眼里，首先是毛泽东的面子高于一切；其次为中共中央所强调的否认大饥荒而增加出口，考虑的仍然是涉及他们面子的“国际影响”。铁的事实告诸历史：那是一个统治者面子大于人民生命的时代！
1960年、1961年的粮食征购，几乎就是1959年的翻版，只是少了以暴力挨家挨户搜粮的“反瞒产”！在“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产品由公社支配，国家通过县级政权控制公社。该年的国家征购任务，通过县级下达至公社，国家权力直接施压于公社干部，只是免去了以大暴力对农民的环节。
在“先国家，后集体”原则下，1960年夏收和秋收的粮食，大多采取了上年的“四就”措施：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
个别地方的基层干部舍身救民，实行“瞒产私分”，允许社员自家开伙；但是，其中大多受到严厉处理。
由此，1960年冬季～1961年春季，大饥荒以超过上年的势头横扫中国大陆广大农村，病、死潮再次铺天盖地。
河南、河北、山东、甘肃、贵州、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省，是这场再次以“四就”方式进行征购，造成大饥荒的重灾区。
贵州毕节县清水公社高山管理区的收割与征购是同步进行的:秋粮从9月初开镰收割，“到9月14日止，已收获脱粒粮食19699斤，其中：入国家仓164019斤，入集体仓32900斤。边收、边晒、边征购、边入仓。”即“入国家仓”占80%，口粮、种子和牲畜粮占20%。而“夏收粮食除完成公余粮任务外，剩下的由管理区（大队——笔者注）统一管理起来”。（ ）周树芬：《关于毕节县清水公社高山管理区秋粮收获情况的报告》
1960年9月15日；毕节县普遍实行“边收、边晒、边征购、边入仓”。从而造成至1961年的大规模人口死亡。毕节惨案，惨不忍睹。
1961年春荒，全国严重受难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1961年11月21日,中共宁乡县委上报《关于粮安排中的问题向地、省委的报告》。其中透露:1961年国家征购粮食为1亿0827万斤,而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3亿818万斤,尚若实现征购任务,则扣除种子、饲料，人平口粮则不到250斤。因此,《报告》对完成征购任务叫苦连天:“到目前为止,国家征购入库8553.6万斤,占应入库数的79%”。但在安排群众生活中“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地方粮食安排不下去,群众口粮低,生活过不去。其原因是原估产与实际产量有很大的变化。全县66万亩中稻和迟熟中稻,原估产平均每亩350斤左右,但实际产量每亩仅300来斤。而35万亩晚稻产量变化更大,原估产平均每亩185斤,现实际产量每亩只有110来斤,比估产少了2300多万斤。特别是产粮多的双江口、万寿山、回笼铺、双鸟凫铺等七个区,晚稻产量每亩只有几十斤。加上部分地区原分配任务偏高或灾情估计不够”,因此普遍造成征购后人民生活安排不下去。
产量越“多”，上交越多，社员生活越发困难。全县每人负担上交国库征购粮153斤。宁乡有42个主要产量大队,共有人口36353人,总产量2147.9万斤,共征购粮食1408.59万斤,征购粮占总产量的65.6%,比国民党时代农民交纳地主的“四六租”，还要重人平负担387斤，但种子、口粮、饲料粮共全部加起来只有200来斤，还达不到全县平均口粮水平。
其中负担最高的大队，平均每人负担征购粮587斤，最低的大队，平均每人负担301斤。这些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后，没有种子和口粮的有4个大队。
双江口公社徐家大队，838人，征购粮47万斤，平均每人负担562斤，完成征购任务后，只剩下115368斤粮食，即使不留种子和饲料，人平口粮也只有138斤。这个公社的洋泉大队，人口1024个，征购粮60万斤，人平负担585斤。不留一粒口粮，倒亏征购粮35027斤，人平倒亏34斤。社员反映：“人民公社哪里还有天理！我们农民天天种粮，比牛马还苦，种了一年粮食下来，自家一粒不呷，还倒欠国家的征购粮。如今咯个时道，就是要我们的命呢，人是冒得办法活下去了！不如死了倒好。”
还有135个大队，人平负担征购粮300斤以下，同时进行了征购减免。但即使如此，口粮也很低。麦田公社桂丰大队，687人，征购粮204142斤，人平负担297斤。经核减征购任务90100斤，征购粮为114042斤，人平负担166斤。而剩余粮食不留种子饲料，社员也只能分到人平口粮150斤，加上小自由20斤，人平口粮也只有170来斤。其它地方情况也大抵是交了征购，人畜缺食。
人民公社的结构，保证了国家对农业产品最大限度的掠夺和榨取，也造成迫和了社员群众饥寒交迫，大批病、死。
1961年春荒，宁乡各食堂粮荒日重。县委和各级党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标准，瓜菜代”。全县各食堂通行7类标准：按年龄分劳力等级，以16两老秤，每人每餐由1两（不到市斤秤的0.7两）、1.5两、2两、2.5两、3两、3.5两、4两。最强壮的劳力，一天也只能吃到12两（合0.75市斤）。多吃没有，偷吃要罚。
而全国各地农村情况，莫不如此。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57年底～1961年底，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四年。严重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山林毁弃，工业难以为继，城市陷入绝境，大饥荒如洪水猛兽，造成人口大规模病、死，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7）
(下面为简写本，省的编辑和我过不去）
4，“瓜菜代”与农民保命战
生不如死的广大农民，终岁劳苦，粮食大部上缴国家，，惟以野菜、“代食品”渡生，因此造成食物中毒事件在各地频繁发生。
卫生部汇报:1960年春，各地公共食堂以野菜、“代食品”为主食的公共食堂，已达85%以上。
5月，卫生部呈《关于各地发生中毒事故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中毒事件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一至四月发生了中毒事故2080起，中毒56788人，死2362人。其中，农药中毒938起，中毒20591人，死979人；食物中毒1142起，中毒36207人，死1383人。今年第一季度中毒次数比年同期上升15.2%,中毒人数上升12.4%,死亡上升86.5%;比去年第四季度中毒次数下降13%,中毒人数上升50%，死亡上升32.5%。今年河南、河北、广西、四川等省中毒事故很突出，这几个省、区中毒次数占总人数的55.9%,中毒人数占47.5%,死亡占50.6%。今年中毒事件同往年不同，公社食堂化后，一次中毒少者几十人，多者几百人，上千人，对生产和人民的健康危害甚大。
“3月底以来，河南、河北、山西等省不少地方群众误将苍耳芽当豆芽采回，食后中毒1万多人，死185人，广西群众吃木薯不加浸泡消毒和吃有毒野果等中毒的554起，1444人，其中死亡547人……
1961年3月，卫生部报告：《食物中毒事件有所增加》：据反映，河南2月份连续发生食物中毒事件202起，中毒7043人，死67人。许昌、新乡、南阳153起，食物中毒的分类是：硝酸盐1793人，死13人；食野生植物中毒214人，死10人；农药中毒617人，死4人；其他中毒1851人，死10人。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大量农民铤而走险“偷青”，即偷食未成熟庄稼。
1960年～1961年，“偷青私拿”，再次在全国蔓延,这也是造成严重减产的因素之一。而“偷青私拿”，继“反瞒产”后，成为社员与干部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晋南地委、稷山县委工作组在对1960年社员偷盗粮食的情况进行“解剖麻雀抓典型”后，向山西省委报告：“太宁大队502户，2220人，60年粮食总产比59年减少40%以上。去年秋收，发生群众性私拿私分，涉及各阶级、阶层，还有不少党团员和干部，连三五岁的毛孩子都向大人学会了私拿本领。私拿户占大队总户数98.8%。贫农占本阶层80%，中农占本阶层92%，干部家属占占本阶层15.9%。第一队81户，384人，私拿户74户，374人，有5户严重，每户都在200斤以上，其他69户平均在30斤左右。全队损失粮食3330余斤，全大队损失2万斤左右。若加上吃青造成的减产就更多了。拿粮之外，还拿菜、柿子、树木等。(60)
社员要活命，只有“偷青”；而干部为了“保卫集体财产”，抓住“偷青”的社员就以毒打和罚扣口粮惩罚。许多地区发生因“偷青”而大量打死人事件。
9月18，新华社《内部参考》在《部分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现象仍然严重》中写道：“广西从夏收夏种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以来，有37个县和两个市发生打死、逼死人命事件79起，死54人，伤53人。多系大、小队干部和其他基层干部主持搞的。被害的多系有拿摸行为的群众。在47名被打死、打伤和逼死的人中，基本群众34人，占72.32%；五类分子9人，地富家庭成员4人。
偷窃成风，全民为盗，只为活命。而干部则以暴力应对，矛盾无以缓解。
长期积聚的严重官民矛盾，正是毛泽东能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成功将中国社会引向“文革”的关键所在。
5，全面调整中的缓步复苏与惊险倒退
第二阶段：1961年初～1962年8月。
标志性事件，即为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即北戴河会议。
大饥荒时期，粮食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成为新政策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心。
至１９６１年，国库已被挖空，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危险。该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３２亿斤粮食，但到１１月中旬，任务却只完成２０％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危险随时可能发生。１１月１０日，中央召开会议，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落实粮食问题。各中央局勉强订下１５０亿斤目标。
为落1962年粮食问题，缓解党内强烈的不满情绪，对既往历史和新的政策做出说明和阐述，1962年1月11日～2月7日，毛泽东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主要负责人，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
问责再次成为党内变相交锋的焦点。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刘少奇脱稿讲话三个小时，他引用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春节前后，会议进入毛泽东所说的“出气会”阶段，各省听取意见，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重点大多是粮食问题。
各省委作自我批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自我检讨。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检讨说：１９６０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会上，中央领导人反复听取地方意见，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多进口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这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减轻了对农民的盘剥，客观上对复苏民生起到重要作用。
会议决定1962年再精简城市人口2000万，减少城市粮食供应，减轻粮食压力。
七千人大会，正式宣告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破产,并提出问责。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周恩来等人改变了毛泽东路线，曾被批判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明显增多。农村经济得到复苏，国民经济形势好转，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1962年2月，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刘少奇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国家存在大量赤字问题。会议确认：我国财政经济形势处在非常困难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调整国民经济。4月19日，中央决定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这表明中央以体制形式统管国民经济，脱离毛泽东直接插手。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提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好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通知》对纠正大跃进和庐山会议后，因坚持实事求是受到处罚的党员、干部，但同时对执行毛路线犯下罪行的干部也以“甄别平反”。
随着农村政策调整进一步落实，从1961年秋收～1962年夏收，大规模病、逃、死情况逐步缓和。
1962年春荒仍然严重。3月，□□部报告：《全国约有一亿人平均每天吃粮在半斤以下》。报告说，全国农村人口约有50%，即2.5亿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天吃粮半斤到8两；有30%，即1.5亿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天吃粮在8两以上，广东、吉林、等省达到9两以上；有20%，即1亿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天吃粮在半斤以下，大体分布在河北、沧州和张家口、邯郸、唐山地区的部分地方，河南安阳、新乡、商邱、开封地区，山东德州、惠民、聊城，湖南常德、湘潭、衡阳地区，福建龙溪、福安、晋江、闽候，浙江金华、温州、宁波和嘉兴、杭州地区的部分地方，江苏苏州、芜锡、扬州里下河地区，湖北孝感、宜昌、荆州，四川万县、涪陵、江津，陕西关中中部和西部的13个县市。
饥饿的人们，继续逃荒。
4月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报告：最近，河南、山东、湖北、河北、甘肃等省部分灾区人口外流有发展。据河南3月上半月的不完全统计，商丘、开封、新乡、安阳、南阳、信阳6个专区外流的有32万人。开封近半月外出讨饭的有13000多人，比2月增加2倍多。山东德州、聊域、惠民三个专区，2月中旬流到收成较好的南部地区的灾民，已由过去的20万人增加到23万人。甘肃有75个县、市发生人口外流，已外流12800多人，比去年12增加7200多人。贵州、四川群众流入广西、湖北两省、区的也不少。
报告说：最近陇海、津浦铁路沿线，有河南商丘、兰考、民权、开封、山东德州、惠民，及河北沧州等地的大批灾民，向安徽省宿专区各县流动。徐州、蚌埠之间的27个车站，每天上下车的人，平均有2万～2.5万人,比平时多4倍。由于灾民流动量大,徐州车站每天上不去车的有1万多人,宿县车站仅3月16日一昼夜就有8800多人没上去车。许多灾民买不上票，就强行爬车。商丘车站从3月10日-16日7天内，爬车者达2.1万多人。秩序很乱，经常发生轧死、轧伤人的事故，仅河南境内3月份就发生事故20多起。
至1962年秋收，全年粮食生产总产量比961年增产125亿斤，其他经济作物也有相应增产和发展，全国已有1/4的县份，农业总产量恢复和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
1962年夏收后，粮食增产，农业政策放松，粮食问题开始纾缓。全国大部分农村，农民的吃粮水平大致接近1957年。(61)
至此，由于坚持调整和改变毛泽东大跃进战略，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中，渐次实行缓和社会矛盾的新经济政策方针，中国社会在恢复国计民生方面取得进展，危机渐行缓和。
七、国民经济恢复中的祸患再起与走向“文革”
大饥荒第四阶段：1962年9月～1963年秋收。
标志性事件，即为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3年秋收。
1962年8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理论，大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农村改变“三自一包”；强力扼杀了这场起于大饥荒的社会改革运动，农村经济被严格管制中人民公社体制之中。
国民经济在举步维艰中继续调整，农村经济有所复苏；杭州会议制定了《前十条》，全国农村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处心积虑地一步步把中国社会拖进新的灾难，从农村起步的政治运动，成为最终走向“文革”的起点。
1963年秋收后，中央实行粮食征购的“让步政策”，修养生息，取得成效，中国农村长达5年之久的粮食紧张状况得到基本改善，大部分病患者身体得到复原，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基本结束，中国农村转入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每年例行发作的冬荒、春荒常态。
1，毛泽东重新掌控权力制高点
1960年下半年后，毛泽东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讨论农业体制问题。但他限定范围，是在人民公社前提下，规模大小、所有制所属及程度、基本核算单位、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对当时大有风行全国、涉及到所有制改革措施，毛泽东痛下杀手。
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大批安徽和曾希圣推行的“责任田”，全国一度迅速停止了农业生产体制改革的步伐，回归到毛泽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体制。但各地很快又出现回潮。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提出著名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还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毛泽东大批所谓“单干风“（即包产到户）、“黑暗风”（即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的客观估计）和“翻案风”（即中央对于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者的甄别平反）。
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从而在战略上开始步入二元结构，即经济上仍实行调整方略，政治上转入阶级斗争战略路线。
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农村开始对各种生产承包形式和包产到户全面围剿。至1962年秋，对增产粮食、结束大饥荒、拯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曾发挥奇效的包产到户，终于被强行扼杀。
1963年2月11日～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问题， 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成功地再次控制了局面。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注意、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运动。从此，继农村之后，全国城市也逐步开展“五反”运动。这标志着毛泽东正在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实行其控制权力和战略的谋略。
1963年5月2日～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1963年9月6日～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抓住五个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其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
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全面展开。
毛泽东运筹帷幄，终于成功地重新牢牢掌控大局。继“社教“、“四清”运动后，毛泽东以文化领域为突破点，一步步用政治运动绑架全党全国人民，最终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时代画上终结号。
（8）
2，国民经济好转与农村政策倒退
1963年秋收后，经过长达5年之久的大饥荒，中国社会出现转机，其标志性指标，是粮食形势出现了基本好转，农村生产力恢复到接近大跃进前的水平，农村结束大规模饥荒死人，大饥荒中病患者身体得到恢复。
1963年，全国粮食总产3400亿斤，比上年增产200亿斤，比1957年3700亿斤相差300亿斤；净进口89.238亿斤。比1960年粮食增产530亿斤，征购量由17.5%减少为16.1%。农村人口人均吃粮，由1960年度的382斤（原粮，合267斤贸易粮），增加为1962年度的468斤（原粮，合327斤贸易粮），(62)加上农民自留地出产和家庭副业贴补，以及家庭开伙的精打细算，农民生活大体得到摆脱饥荒的改善。
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
《规定》公示了1960年度以来的粮食征购情况和1962年度粮食征购的指导思想与计划： 1962年度预计征购635亿斤，比1961年度的856亿斤，少购44亿斤。由于国家少购粮食，就使粮产区农民人均占有粮食有所增长，这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贯彻落实《农村工作六十条》自留地政策后，农民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就是这5%～7%的自留地，担负了生产队分粮缺口的重要补充。至1963年，自留地普遍成为农民家庭生活所需粮食20%左右、以及所需蔬菜100%的补充来源。(63)
粮食增产，征购减少，家庭开伙，自留地补充，中央实行粮食征购的“让步政策”，修养生息，取得成效。
1963年秋收后，农村大饥荒得到根本改善，饥荒新发的患病人数，下降到50年代中期一般水平，大部分病患者身体得到复原。六亿多中国农民，经过5年饥寒交迫、饿殍载道的煎熬，终于摆脱了大饥荒的苦海。
至此，全国范围的大饥荒时代基本结束。由于政策倒退，中国农村转入人民公社体制下每年例行发作的冬荒、春荒常态。
结 束 语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毛**狂热加诸中国社会的结果。1958年11月后9个月的
政策调整和随即的饥荒，已经证明了这种乌托邦癫狂的灾难后果。庐山会议，毛**悍然发动“反右倾”
和“更大跃进”，全党以暴力手段，将讲真话者打入“右倾反党”十八层地狱；在“反瞒产”名义下，
将粮食高征购推向极端暴力化程度。
在这场大饥荒中，中国人民付出了5500万生命、至少3亿多人次病患累身、六亿夺国人忍饥挨饿、国民
经济濒临破产的惨重代价。毛**迫不得已做出让步。中央一线领导人改弦易辙，革弊兴利，调整战略，
推行向农民让步、以增产粮食为目的的新经济政策。广大农民渐次得到休生养息，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元气。
然而，毛**以其集权独裁的绝对权力和权谋大师的机诈权谋，在反官僚主义、反腐败，防止修正主义，防止
贫富两极分化的旗号下蛊惑人心，终于强势打压了60年代初的变革势头。
大跃进.苦日子，是毛**走向“文革”的渊源所在。对于这段痛史的深入研究，其历史学意义在于：“以史
为鉴”，走出毛**，走向世界，我们需要有雄阔的视野和胸怀，我们亟需对自己历史真相的揭示和反思的精神与气魄。
对于这样一段骇人听闻、悲剧丛生的历史，我们的确应该告诸子孙，永誌不忘！
注释及资料来源:
⑴、关于大饥荒死难情况的可靠材料，现公开者有：其一，四川死难者1250万人,见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其二，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委领导人向他汇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死难者500万人；另一说为三四百万，万里：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原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说：大约有500万人死于那场大饥荒。
另: 1966年11月后，各地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书记处，地委办公室和书记处“杀出来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材料及大字报中，把大跃进•苦日子的灾情，作为“刘、邓资反路线”罪证进行揭发批判，引起广泛社会影响。我收集的328份这类资料，揭露出“李井泉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的四川”，当年饿死820万人，这与成都团市委负责人廖柏康向中央汇报的死人数字1000万可以相互对照和参考；湖南死380万人，一说400万人；安徽死486万，一说是520万人；河南死55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为180万）；河北死320万人，一说468万人；广西死36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死人数字为31万）；山东死417万人；贵州死248万人。从四川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数字和真实情况可能还会有出入。但毋庸置疑，知情人反映的情况，总比史学家从出生率到死亡率加减乘除出来的计算结果要可靠得多！
此外，书记处和办公室是中共系统运作中枢，大饥荒中各地定期汇报情况。1960年8月至1962年2月的材料可靠性较高。待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室材料解禁后，我们将获得可信数字。
（2）、该比例为作者根据接触到的1960年4月～1962年初,各省、市、自治区和卫生部“防病治病”上报材料进行统计；
（3）、中国大陆所修该时期官史,对此基本上采用“三是论”，即：“《人民日报》是大纲，中央文件是中心，典型案例是装点（来源于中央文件）”；
（4）、大多数学者相关专著和文章,论证材料凭个别地区和个别典型。触犯了历史学孤证不立原则，是为史家大忌；
（5）、（19）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日；
（6）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7）、（8）、（9）、(38)、(49)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9月第1版；（15）、（18）、（19）余习广：《梦魇的土地：1958 毛泽东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梦揭秘》，待出版；
（10）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
（11 ）、（16）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21日；
（12）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13）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12月1日；
（14）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共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p446～450；
（2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纪录）》，1958年11月23日；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P63,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23）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录，1958年11月9日；
（22）、（24）、（26）、（34）、（40）、(46)、(56)、(59)、(61)、(63)余习广：《哭天：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p7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5）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第1版。
（27）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几次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8）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鸭鸡鹅问题的指示》，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195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五八～一九八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
（30）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1955年3月3日；即使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修改稿）》中，也强调在“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
（3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56年9月27日；
（32）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中共自八大以后第一次提出：“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
（33）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1959年10月12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
（35）路宪文：《对中央和省委工作组的谈话记录》，1960年9月；马龙山《我的罪行检讨（草稿）》，1960年11月15日；
（36）余习广：《伏尸百万搏天国：信阳事件全景揭秘》，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研究丛书》6；
（37）涪陵地委政策研究室赵笃清、葛明琪、王杰军、石有斐：《一九五九年涪陵地区的“反瞒产私分”》，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料”编辑组编：《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
(39)中国河北省委组织部：《吴桥县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情况》，1960年8月1日；
（40）中共山东昌潍专专署公安处党组：《关于对益都县捕人的检讨报告》，《公安建设》，1960.8.23日，58期；
（41）、(58)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42）毛泽东：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0年3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p1057～10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44)、 (45)、(55)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3)；
(4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P276，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48)《刘少奇选集》，下卷，P337～338, 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50)《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1960年10月；
(51)《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52)中共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在四川省县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发言记录》；
(53)《1950年～1963年四川人口及自然变动》,《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54)周树芬：《关于毕节县清水公社高山管理区秋粮收获情况的报告》，1960年9月15日；
(57)《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0)晋南地委、稷山县委工作组：《稷山县翟店公社太宁大队是如何解决群众性的私拿私分问题的》，1961年4月14日；
(62)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p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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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23 2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