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 “信阳事件”及其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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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人为灾难，被称为“信阳事件”。国内外有关著作多有所谈及，但缺乏详实、深入和全面的论述。作者是党史教授，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查找原始资料，翻阅当年报刊，访问当事人，走遍这个地区十多个县市后，写出这本纪实性的研究成果。
　
　信阳事件之所以发生，当然同1958年的“大跃进”尤其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分不开。信阳曾是河南“高举三面红旗”和产生“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粮食卫星、大办钢铁）的最先进地区。受到毛泽东称赞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即诞生在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当年这种新型农村社会的半军事化组织，使农民个体所有的一切，包括土地、房屋、生产工具直到厨房用品，统统充公。此事发生在河南，又同河南当年成为全国最先进的“跃进省”分不开，其关键又在河南省委领导反右派、反右倾抓得最紧最为突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原为省委二把手，1958年初带头批判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的右倾，给潘定了八大罪状，刊登报纸，在全省批倒批臭，而且大抓“小潘复生”，包括另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副秘书长在内，受牵连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达二十多万人。为了扩大战果，还搞了反右派补课，全省共划右派七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15%）。1958年5月，中央免去潘复生的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省委第一书记。吴从此就更加为所欲为了。

　　1958年6月7日，?岈山公社率先放出小麦高产卫星亩产2105斤；6月11日，又放出更大的卫星3500斤。近邻西平县不服气，城关公社将几个场的麦子集中于一个场，放出了7320斤的特大卫星，地委书记调查是“真的”，让省委支持，于是上了报。一时间河南红遍全国，成为大跃进榜样。夏收后，河南省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夏季总产206亿斤，比1957年增长123.6%，单产增117.5%。吴芝圃同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河南省统计局的资料，河南省的小麦解放后八年来，平均每年只增产3亿斤多一点，而今年就增加了96亿斤。最后说：“河南小麦潜力还大得很，今年能跃进，明年也能跃进。”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建议见报后，全国又开始大放水稻卫星。河南省遂平县又带头放了一个亩产3万斤的卫星。随后，湖北麻城、四川郫县、广西环江陆续放出3.6万斤、8万斤直到13万斤的超级卫星。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通讯。1958年秋，北戴河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和58年钢产翻一番的号召后，河南省又带头放钢铁卫星。《人民日报》以套红号外予以宣扬。这样，河南省的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干部特殊化的五风也带头泛滥成灾，信阳当然位居首位。

　　1958年河南省当然就大大征了过头粮。1959年1月至2月，豫东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已发生严重的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已接到大量这方面的来信举报，河南省委也下去查实过，发现有二十多起吃死人肉的情况。开封地区已有统计，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全区各种病患者33万人，近半数为浮肿病，死亡者已达1.6万多人，外流人口已达7万多。因此，在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吴芝圃同志有过检讨，承认带头“左”倾刮五风。可是，批斗彭德怀后，吴又大吹河南公共食堂一个也不会垮（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庐山会议后全国大反右倾，河南省委又抓得特紧。吴芝圃先在省里批判部分领导干部，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地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于是信阳各县市把反右倾和征购粮挂起钩来，征购不到粮食就说成是右倾思想、富农思想，是瞒产不报，于是就大反瞒产。“反瞒产”当时是全国性的，河南又带了头。因此，“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是信阳事件出现的直接原因。过去有过1959—1961年间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然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根据专家就全国历年旱涝等级报表和气象水文概率统计的研究，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基本风调雨顺，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不过，确有少数地区在这三年中有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1959年信阳就曾遭受百年不遇旱灾，秋季几乎绝收，对信阳来说这当然是雪上加霜。

　　1959年河南实产粮210亿斤，却高估产450亿斤，以此数征购粮食并安排一切，五风越刮越大。因此，造成严重饿死人的最直接原因是粮食超征购。征粮指标层层加码，谁敢说完不成，谁就是右倾；生产队不愿多报多交，于是出现了反瞒产运动。结果征了透底粮，群众的口粮以及种子粮、饲料粮都征光了。于是浮肿病大量出现，大批大批人饿死。有的人饿得实在熬不过去，偷拿了队上一个玉米，被活活打死。个别人偷吃了死人肉。基层干部为了避免戴右倾帽子，守土有责，严密控制人口外逃、上访，不惜采取暴力加以控制；同时严厉制裁那些为了活命偷杀猪、羊、牛的人，定为“破坏社会主义”的罪犯，游街示众，捆绑吊打，判刑下狱，许多人被逼死、致残。为了说明此种残忍惨痛情况，从1959年9月到1960年2月，作者举出光山县槐店公社梨树大队共38个例子，这里抄摘两个：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徐被吊在食堂梁上，遭到残酷毒打，六天后死去。徐一家六口随后全都饿死。

　　1959年11月，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五天后死去。晏妻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抓住扣以“偷粮”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会后，将黄捆绑并冷水淋冻，不久死去。家中留下五个小孩，除十四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四个小孩因无人照管，都活活饿死。

　　信阳地区原是河南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这时国家粮库里也还有粮食，但无人敢打开仓门救济饥民。也有基层干部偷偷杀老牛分给大家的，但是同情群众的干部也无不被批斗。信阳专员张树藩对高征购有意见，让打开国库发放救济粮，被停职检查。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鸿因说了实话，由第一书记马龙山主持斗争会，竟被县常委们活活打死。由于上告信件很多，有些转回河南，于是吴芝圃下令：不能让这些有损河南形象的信出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便指示邮电局检查信件，并加派人员监管，据统计共扣下1.2万多封。吴芝圃极力捂住盖子，到1960年初，终于捂不住了。国务院的卫生部和内务部都向上作了反映，秘书长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当时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目为70多万。吴芝圃仍想稳住地委书记路宪文：“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1960年7月，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丢卒保车”，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因他亲自动手打了张福鸿。

　　中央监委向中央的调查报告，终于惊动了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有批示，并召开紧急会议，派出了王从吾（中监委副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安子文（中组部副部长）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了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等等惨状，仅光山县就饿死许多万人，北京来人无不掉泪。后来在省委的扩大会上，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到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小队90多人，只剩下30多人了。作者以全书一半篇幅详述中央工作组调查后，有关整个信阳事件的处理经过。1961年1月30日至2月12日，在中南局领导人陶铸、王任重直接参与下，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检查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的错误，或者说是左倾蛮干的错误。”陶铸作的总结说到这样一个至今仍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河南省委的认识上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总强调自己总的政治方向是坚定的，其他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总认为只要注意总的方向，不犯右的错误，问题就不大了。反正犯不了路线错误，右派也划不到，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也戴不到，就心安理得了。这就忽视了在向总的方向前进中的“左”的错误的危害。河南省委就是这样，对反“右”很敏感，对反“左”就不敏感。陶铸还说道：河南省委应接受什么教训呢？主要是违反实际，“左”倾蛮干，破坏民主，闭塞言路，骄傲自满，麻木不仁。这几个问题加在一起，欺上瞒下，造成如此严重局面。关于民主问题，陶铸着重说道：必须健全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现在危险的地方就是很多错误的东西得不到抵抗，以为没有问题，实际上问题一大堆。必须保证党内任何人在一定的党的会议上反映工作的真实情况和批评领导的权利，不准戴帽子，不准记账，更不许打击报复。任何个人不得代替党委作决定或改变决定。上级对下级，组织对个人，不得压制不同的意见，应允许申述不同的意见。

　　吴芝圃作过几次检讨后，调离河南，于1962年5月到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由于信阳事件当年中央定性为“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有关人员的定罪最初都较为严重。从1960年9月到12月，信阳地区的16个县（市）委书记与县长都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庭开始了长达20年的厄运”。原来还准备大开杀戒，以平民愤。最后决定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处死刑，毛泽东同志发现后改为死缓。后来陆续发现饿死人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信阳事件只是暴露较早，在信阳遭到逮捕法办的县领导干部减为12名。1979年，河南省委决定，对他们实行“三重新”，即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其中有的人没有等到“三重新”已“含恨离开了人间”。他们对“三重新”的安排都是有意见的。原罗山县委书记许文波认为：“信阳事件”是个重大历史事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党对一个重大事件处理正确与否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特别是定性不准，将会给下一代造成不良后果。“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信阳事件”既不是“阶级报复”，也不是“违法乱纪”，完全是因为执行了极“左”路线，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达到了顶点，在粮食问题上执行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所造成的。杨守绩1985年向省委的申诉书中说：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边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此，请求中央、省委对信阳事件的性质作出公正的结论。

　　1963年10月，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获得释放。“文革”期间他被反复揪斗，打成“信阳事件”的罪魁、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等，多次被毒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9年后，任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他1985年写给中央的信中说：我积极执行了省委“左”倾蛮干错误路线和政策，饿死那么多人，使信阳地区干部和群众遭受了极大痛苦，思想上感到万分沉痛，血的教训，终生难忘。我认为死人问题在全省都发生了，不是信阳地区一个孤立的问题，信阳死人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河南死人问题，当时的省委应负主要责任。死人的主要原因是执行省委错误路线和三高政策的结果，省委对信阳死人问题自始至终是了解的。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信阳事件”来处理是错误的。事情发生后，省委负责同志不敢承担责任，把一切错误都推到下面，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和品质。1993年，离休已10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临终前23天，他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文中分析了造成“信阳事件”的主客观原因之后，感到有四条刻骨铭心的教训：
　　（一）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利用政治斗争，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当年吴芝圃同志利用当时的政治空气，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
　　（二）错误路线引导下的群众如果愚昧盲从，就会酿成大灾祸。当时，人民公社化一轰而起，竞相放卫星，钢铁元帅升帐，都是违反社会经济规律的，但都没有受到群众的抵制，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人民群众只有被管理权。因此，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主人翁地位的真正确立，才能克服和避免犯严重错误。
　　（三）上层建筑的改革一定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更一定要同生产力相适应，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破坏作用。“信阳事件”死人问题，实际上就是违背科学规律而受到的一种惩罚。 （四）干部尤其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注重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依法办事，接受监督。这样，才能减少乃至杜绝重大失误。
　　以路宪文为首的“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曾陷身于历史大潮中，成为害人者又是受害者，他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值得后人警惕的。他们都谴责极“左”思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何等的危害。搞“左”的一套的人多将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自封为一贯正确的革命者，总是用套话、空话、大话吓唬人，习惯用教条和各种各样大帽、手段去震慑人，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工作。他们又总是不讲民主，习惯专断，不讲科学，更不讲法治，老子天下第一，独行其是，凌驾于一切之上。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之所以发生信阳事件，发生“大跃进”、“三面红旗”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以为根本原因还在党和国家体制上存在问题。我们历来强调党领导一切，党内强调民主集中制，但是由于我们党当时的失误，结果却往往形成党的一把手领导一切，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形成一言堂，上行下效，凡事一把手说了算。由于历史造成此种惯性，又没有权力的平行监督机制，更没有舆论监督（报纸被控制为“舆论一律”），于是导致一把手犯错误　，无人敢说，终于酿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千百万人，其教训难道还不惨痛吗？
　　我曾写过60万言的《大跃进亲历记》。1960年后，我就不明世事了，《信阳事件》书中没有涉及，所以愿意应作者之命，为这本书的出版写这样一篇序言。

　　昨天、今天、明天是互相衔接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中外古今的哲人都是这样说的。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我想，这也是作者的本意。我希望所有的国人尤其在位的执政者，永远记住这一句话。

（责任编辑　　杜　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