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人：回忆文革中光明日报

tuffy05 · 发表于 2010-9-23 14:19:51

, Y2 M4 _" y" S6 E/ V' h1 _2 c2 s# Z“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经历了”——凯撒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一月二十九日：回忆文革中的《光明日报》
1 g7 l5 G9 {2 {& U' K: `口述者：王忠人（原《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
' M, [9 W/ h8 ?4 D9 O0 N主持人：陈晓楠! {7 r& e5 V/ W
访问时间：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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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楠：二十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四号，《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出自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写作组“梁效”（两校）笔下，在当时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的授意下完成。这篇文章，在以后批判“四人帮“的运动中，被视为四人帮“反革命夺权的信号”。三天之后，四人帮被一网打尽，被著名学者章乃器称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十年文革，终于走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了。
一篇文章，一家报纸，一位总编的命运，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无形中纠缠在一起，推动了一次民族命运的改变。
然而，我们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投影来自于记忆。我们的讲述人王忠人先生，曾经是光明日报社国内部主任。粉碎四人帮后，他成为对当时的总编辑莫艾政治审查的专案组组长。《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样一篇引发历史剧变的文章，在王忠人的记忆里，它的特殊意义是来自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埋藏在文章之后的，是光明日报社曲折的发展过程。所以今天要弄清楚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可能不得不从回顾《光明日报》在文革中的经历说起。
到底这个《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叫发表的，还是《光明日报》自己发的，莫艾一直背着黑锅呀！
王忠人：我是一九六〇年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社。那时候《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穆欣，他的真正的职务是副总编辑，实际上他主持工作。这个总编辑，当时是陈此生，是挂名的，是民革成员。那时候《光明日报》还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陈晓楠：一九六〇年的《光明日报》是名副其实的“戴罪之身”。三年前，总编辑储安平发表“党天下”的言论，便和社长章伯钧一起，一夜间被打成为“大右派“。这顶右的帽子，也戴在了《光明日报》的头上。在王忠人的记忆里，这时的总编辑穆欣，主持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怎样让这份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从右向左走。
王忠人：穆欣当总编辑的时候，这个同志就是思想作风不民主。当时有很多人向上反映，向中宣部，向中央统战部反映穆欣的问题。告状信有时候转到康生那里，康生在告状信上有过批示，给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的批示，批示说，告穆欣状的这些人都要作具体分析，《光明日报》阶级斗争复杂，阶级成分复杂。阶级斗争有什么复杂呢？无非是民主党派成员当时比别的报多，再一个是旧报人多，老知识分子多。当时“左”的观点啊，这几个都是改造的对象啊。

陈晓楠：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阶级斗争复杂”的光明日报社，因为穆欣本人一次不同寻常的际遇开始改变了地位和命运。王忠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穆欣就到中央文革去了，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开始的时候，他排列在姚文元前边，还兼任中央文革的秘书长。穆欣到了中央文革以后，地位就不一样了，《光明日报》出了一个中央文革成员，当时的中央文革直属中央政治局，越过书记处了，它的成员论职务差不多是副总理了，那个位子左右、上下很有权势了。
陈晓楠：《光明日报》的权势来得突然，也去得容易。当汹涌的红卫兵运动席卷中国，《光明日报》开始了创立以来最大的混乱。它结束于后来的总编辑莫艾的“清理、整顿”，却是从当时的总编辑穆欣被学生造反派批斗开始。
王忠人：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这一段时间，外边学生冲进《光明日报》报社。学生到《光明日报》点火，点造反的火。这些行动引起《光明日报》内部成立一些“造反”组织。这些文革当中成立的组织和学生结合起来，这时候才开始有批穆欣的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对着穆欣来了。
报社的群众组织有一小部分人，在学生进驻《光明日报》反对穆欣的时候，这一小部分人主张把《光明日报》停掉，不办了，像其它报纸一样，闹革命，把队伍整顿好，完了再复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些主张不停报的人听说《光明日报》要停报，就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周总理了，说《光明日报》现在讨论停办，造反派在搞停报，要停报闹革命。周总理看这了这个条子以后，说，赶快告诉《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告诉报社的两派组织头头，谁也不能停办《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停办必须经过我同意才行。所以，周总理制止了《光明日报》停刊。
《光明日报》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号在北京创刊。当时毛泽东的题词是：团结起来，光明在望。然而墨迹未干，《光明日报》第一任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就被划为大右派，《光明日报》也成为毛泽东点名的右派报纸。
在那样一个“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打下去”的时代，无论如何，穆欣的存在还算使《光明日报》原有的传统得以保存。然而文革开始，穆欣本人也自身难保。那时的《光明日报》，发行量一年还不到四千份。所以后来的总编辑莫艾的到来，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几乎算得上是“春天”了。尽管莫艾在《光明日报》的三年，党中央的宣传大权正掌握在“四人帮”的姚文元手里。

陈晓楠：穆欣被迫害并投进了秦城监狱，《光明日报》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混乱。直到一九七三年莫艾出任总编辑才基本结束。有人曾怀疑莫艾从一开始就与姚文元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忠人在莫艾的记录里却找到了真实的答案。
王忠人：莫艾第一次和姚文元见面的时候，两个人互报，互相自我介绍。姚文元说，我们见过面吗？莫艾说，我们没有直接见过面。那就说他们过去不怎么熟。完了莫艾自己介绍了，他说，我到《光明日报》心里还是挺不安的，《光明日报》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情况比较复杂，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报纸，我怕力不胜任。姚文元就说一些客气话了。
这就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谈话。一直到一九七六年，这个期间他们一共谈了五次话。姚文元和他单独谈话的时候，就在姚文元的住处，在按院胡同，就是太平桥大街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谈话地点在钓鱼台，就在这两个地方谈话，
姚文元第一次和莫艾谈话完了给他两本书，都是司马迁《史记》里的两章，一本是《报任安书》，一本是《汲郑列传》。大家都知道给了两本书，为什么给那两本书？后来审查莫艾，批莫艾的时候，就瞎联系，牵强附会，说，《报任安书》里司马迁有这个话，“士为知己者死”，姚文元给你这书就叫你给他卖命，士为知己者死。就这样批他。实际不是这么回事。我是这么猜呀，也没有证实，在文革中毛主席经常讲那么一句话，就引证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头的话，意思就是说，人要经过点挫折，有好处，经过挫折以后才知道发愤图强，才知道自己错误在哪儿，才能有进步。毛主席就引证过司马迁这段话。
莫艾这个同志很认真，《光明日报》二百七十多个人，包括工厂的，行政人员，编辑部的，这二百七十多人，莫艾都能叫上名字来，不管是工人，是勤杂员，不管是看大门的还是做饭的，他都能叫上名字，而且和他们都有接触。谁有病了，不管是工人还是行政人员，还是编辑，还是部主任，他都到你家去看，如果住在医院，他就上医院去看。这个不简单啊，他都是这样。而且他去的时候，比如说家里住远，他是坐公共汽车去。这非常不简单，你有病了，报社总编辑坐公共汽车上你家里去看你，这很令人感动。大家很受感动。
再一个莫艾是非常廉洁。比如说，莫艾到《光明日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有人就说，报社有车你干嘛不坐呢？你是总编，你应该坐嘛。就应该分配给你车坐。后来他坐了，也就是上下班和工作时候坐。如果家里来人了，他爱人的什么亲戚，一律不许坐，来客人了需要到车站接了，是他私人的客人，如果他要去坐车去接，他交汽油费，他让他的秘书把汽油费算好，到财务处交钱去。

陈晓楠：在王忠人眼中，莫艾是典型的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他使《光明日报》从文革初期的动乱中恢复了业务。莫艾希望能够跟定党中央的政策，所以对直接领导者姚文元的意见一直十分重视。
王忠人：《光明日报》在文革之前在各省有一个记者站，文化大革命中记者站撤销了。莫艾到《光明日报》以后想恢复记者站，但是姚文元不同意。他就同意三个地方，一个是上海，一个是辽宁，一个是就“梁效”，就是北大和清华大两所高校的写作班子。
陈晓楠：笔名“梁效”的北大、清华大批判写作组，诞生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这座小楼。一九九九年，“梁效”主笔范达人著书回顾了那段历史。一九七三年，在林彪的住宅毛家湾发现了林彪收藏孔子名言的条幅，毛泽东由此得出了“一切反动派都尊孔”的结论，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梁效”以一篇《孔丘其人》应劫而生，从此主导了中国当时的舆论。在那个“小报抄超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年代，这支“御林军”在莫艾的心里，当然有着特殊的地位。
王忠人：莫艾认为“梁效”开风气之先，接触上层。从“梁效”那里能得到宣传精神。这就是梁效给《光明日报》供稿了，所以梁效的稿件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相当多。我记得整个“梁效”存在期间，一共写了一百七十或一百八十篇稿件，《光明日报》就发表三十多篇。莫艾很重视梁效，这里有消息来源，有工作指导精神。他要求工作联系回来给他汇报。时间长了，莫艾就指定孙关龙，由孙关龙领导一个小组专门与“梁效”联系。
新闻界这些领导人头脑清醒一点的，在四人帮作乱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应该和四人帮保持一定的距离。完全不执行那一套，恐怕个人做不到，因为他们毕竟打中央的旗号。所以那个时候新闻界的领导人，后来查起来都不一样，并不都像莫艾陷得那么深，也是有保持距离的。比如新华社的穆青，他就保持着距离，姚文元有时候叫他贯彻什么东西，不合适的，他不贯彻呀，或者变相，走样给你贯彻。而莫艾安不是，姚文元说什么，莫艾百分之百地贯彻，他全心全意地贯彻，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去了。
陈晓楠：文革初期，莫艾曾受到批判，他改造思想紧跟中央路线，却离现实越来越远。一九七六年四月，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那时候，《光明日报》的头条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王忠人觉得，那时的莫艾是把一切都当作党中央的指示。这一切，为后来的“按既定方针办”的风波，埋下了伏笔。
王忠人：“四人帮”不得人心，在天安门事件中暴露无疑，谁都知道。那么，莫艾作为一个总编辑，做这么多年的新闻工作，你那么点新闻敏感性都没有？你心里都没有想想？是不是对姚文元的指示应该保持点距离？我看他没有保留。比如说，姚文元说要追查对天安门事件的谣言，追查各个单位的人员到天安门参加活动了，要追查。他就照做，就追查。比如说，天安门事件哪一个年轻人写诗，当时都揪出来了。写诗那个人的家属在《光明日报》，他对这个家属就两样看待了，叫写材料什么的，追查得非常认真。不必这么认真啊，谁都看出来四人帮不得人心，你干嘛不保留点余地呢？死心塌地跟着四人帮。“按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也是这样。

陈晓楠：一九四二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吴满有是边区著名的生产模范。因为莫艾写了对他的报道，得到了重视，也曾经受到过毛泽东的三次接见。在王忠人先生的眼里，莫艾是一个典型的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文革初期，他也曾作为彭真的“黑干将”被打倒。莫艾的选择，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是不停地改造自己的思想，适应党中央不断变化的形势。
也许在当时的他看来，错误永远是自己的。如何在错误的时代做出正确的选择，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在文革中，最难判断和选择的。所以，莫艾也好，文革“御笔”的“梁效”也罢，当置身在历史漩涡中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成为了后来自己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这最难过的过程就是重新审视自己。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之后，华国锋发现，当时遍布全国的舆论的是姚文元直接筹划的“按既定方针办”。这个说法将毛泽东与华国锋一次普通谈话中的“照过去方针办”改了三个字，并且作为毛泽东的遗嘱，出现在各大报刊。十月二日，华国锋提出这个说法用错了三个字，反对继续宣传，并通知了张春桥等人。而十月四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言辞之激烈，让当时的华国锋把它当作四人帮夺权信号。
王忠人：谁也没有在既定方针这个问题上做这么大的文章，而且那些话说得特别激烈。你审稿的时候没有不发觉呀？说，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是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经验，是一个高度的概括，谁背叛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完了又说，任何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这个话说的啊，你没有所指干嘛说得这么激烈？你作为总编辑，你能没有发觉什么吗？什么气候？
上边认为莫艾这篇文章，“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可能四人帮指使发表的，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四人帮叫发表的。莫艾在这里头可能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勾结。当时我也是那么认识的，我进专案组就是那么认识的。华国锋十月二号对四人帮提出，说“按既定方针办”记错了，不对，毛主席不是这么讲的，在文件上提出来这个问题了，《光明日报》四号就发表《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你这不是对着干吗？好像是这么个逻辑，必然有内部联系，有什么勾结。但是，审查结果不是这样。
九月十五号，姚文元利用他的权力，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里塞进了一个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毛主席的遗嘱。他连续打电话，给新华社，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说要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遗嘱。姚文元没给莫艾打电话。

莫艾是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人民大会堂守灵的时候，《人民日报》的社长鲁瑛也是治丧委员会成员，鲁瑛对莫艾讲，九月十六号，两报一刊有社论，是传达毛主席指示的，传达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鲁瑛还说，你们回去好好学一学。不一会儿，《人民日报》就送来了社论的大样，鲁瑛就把大样发给在场的一些人，其中有莫艾。莫艾拿着大样，马上就回到报社召开编委会。
第二天，九月十六号的报纸出来。这天下午，孙关龙就召集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一些人，要贯彻莫艾的指示，要组织有分量的文章宣传毛主席的遗嘱。这时候大家的意见就是到梁效去组织文章，梁效的大部头文章都是他们写的。谁去呢？孙关龙去呗，过去都是他联系。
陈晓楠：莫艾、孙关龙、范达人等人的回忆基本一致。先是在“梁效”的工作地点，范达人人接受了《光明日报》的约稿，后来在《光明日报》的编辑部里，孙关龙与梁效完成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构思。
王忠人：范达人得到这个谈话，回去就布置。我看他的材料，说是何方川执笔。九月二十四号就写出文章，四天就写出来。孙关龙把这些事情都给莫艾汇报，莫艾都同意了，就照孙关龙的去做吧，莫艾也都同意了。
这个材料我在《炎黄春秋》杂志的文章中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材料，就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个稿件的大样，定稿是九月三十号，是孙关龙定的稿。这是他的签字。孙关龙的签字，他这样写的：这是梁效与莫艾同志定稿，上一版头条，望早日刊用，孙关龙，九月三十号。这东西很说明问题，这是文字根据呀。它在九月三十号定稿，华国锋是十月二号说“按既定方针办”是错误的，莫艾是在不知道华国锋的话之前定的稿，定稿在前，华国锋的讲话在后。莫艾不是针对华国锋，这就清楚了。因为这个时间，和梁效交代的时间，莫艾交代的时间，都是一致的。这些材料就是有力的证据，还是凭证据。
一开始谁都不信啊！那么到底有没有，梁效是不是和莫艾打过什么招呼没有，电话也没有，这一段时间莫安和姚文元没通电话，稿子也没送审，也没有送姚文元审。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消失在中国政治舞台。十年浩劫终于有了一个尽头。而此时的莫艾被认为是四人帮的骨干，不得不接受新的审查。十月七号，中央派刘西尧进驻光明日报社，接管《光明日报》，这都华国锋签字的。当年派莫艾到《光明日报》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找他谈话，说，你要很好地配合刘西尧工作，现在呀，过去领导你的那个人现在不领导你了。那当然就明确了，姚文元不领导了，所以要配合好刘西姚的工作，需要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我是十一月中下旬，我记不住哪天了，叫我到专案组，就是把刘西尧那个工作组的专案接过来，那时候就为莫艾成立专案了。

陈晓楠：在光明日报社一个普通的房间里，莫艾度过了两年不能与家人直接见面的岁月。如今，王忠人依然留存着莫艾当时的交代材料。这样的材料，莫艾一式两份，写了160多份。
王忠人：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或者一九七七年一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叫《四人帮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这篇文章点了莫艾，但是没有莫艾的名字，就说一手把持《光明日报》那个四人帮喽罗，怎么怎么地，发表“按既定方针办”怎么怎么地。莫艾看见这个文章，哭了，当天中午没有吃饭，他很痛心。莫艾态度是，我这么个老干部，怎么会犯这么个错误？我怎么跟四人帮反党集团呢？《光明日报》发表一些文章也是点他的名，说他是四人帮在《光明日报》的亲信，在《光明日报》的骨干。《光明日报》也有这个文章。他看见了很沮丧，有时候写条子给专案组，说，我不同意，我不是四人帮的亲信，你们把我的意见向中央反映，我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我不是他们的人。
陈晓楠：在《姚文元评传》这本书中，提到《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说法仍然是“在姚文元的指使下，《光明日报》刊发了这篇文章”。在王忠人看来，这和他所了解到的事实是不相符合的。
二〇〇三年二月，莫艾因病在北京去世。他的心里一直存在着一个心结，即使对他的结论早已明确，“四人帮的喽罗”这个无形的评判从没有公开的消除。
在我们筹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曾经和莫艾的家人取得过联系。他们委婉的拒绝了我们希望更多了解莫艾的要求，言谈中透露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创伤。我们习惯将过去的一切称为往事，那些在往事中有过独特经历的人们，也许不应该湮没在我们的记忆中。
王忠人：现在的结论是什么？莫艾和四人帮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组织联系，仅犯有宣传路线上的错误，免于处分，最后是这样。一开始有处分，一开始说得比较重，给他撤职了，是党纪警告，降级了，都有，好几稿呢。最后一稿说没有，什么都没有。莫艾觉着光这么说不够，要明确说我不是四人帮的亲信，也不是四人帮的娄罗和骨干。实际上这东西也没有什么原则，我估计莫艾有意见，报纸上登了我是骨干。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当时还有左的残余，按理说莫艾这个结论完了，应该在什么地方给他澄清一下。

陈晓楠：后来的莫艾几乎从人们的眼中消失，而后来的《光明日报》却越来越受到瞩目。当《光明日报》被胡乔木称为第二党报的时候，总编辑杜导曾经是莫艾在新华社的同事。
王忠人：杜导正是一九八二年到光明日报社的，那时候莫艾早就回家了。杜导正认识他，都是新华社的。曾经有过这样的考虑，就是叫莫艾当光明日报社新闻研究所的所长，这个机构是有点虚，没有实际的事情，莫艾不干。当时把办公桌、房间都给他准备好了，叫他当所长。去和他谈，莫艾不干。一个年纪老了，那时候六十多了，经过审查以后呢，他对审查的结果也可能不太满意。
他平时工作很不错的，这一下子犯这么大错误，又被圈起来了，隔离审查两年，他自己在面子上，自尊心受到伤害。有这么大错误，他也活跃不起来，不怎么出门，说话也不那么多了。
后来他有病住院，家属也不让去看，就断了联系。就知道家属有时候通报，莫艾病情怎么怎么样了。后来他的脑袋不好使了，说话不行，但是思想还有，比如说谁上他那里去看他，他不能说话，但是流泪，那就说明他思想活动正常。
我们那个离休的的支部中，那些老同志看见我的文章呢，就在会上议论，说，是莫艾同志啊，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不怎么了解，你这个文章应该早就发表，应该给莫艾同志澄清问题。
但是，没有这个文章啊，莫艾一直背着黑锅。外界人士都认为《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是四人帮指使发表，是针对华国锋的。没有文章澄清，那么现在发这个文章太晚了一点儿。都有这个意见。当然了，这个文章要早发也不一定发得出去，谁给你发？那时候还有左的残余，不是时候。因为发这个文章，虽然给莫艾择出来了，也等于说四人帮和光明日报社没有关系，好像又给四人帮择了什么。那时候，人们还有“左”的残余，不愿意给四人帮择这个东西。所以就拖，一直也没有办法。莫艾去世了，我们要开追悼会，支部里都站起来给莫艾默哀。大家说应该发个讣告，发个讣告把这个问题给澄清。莫艾心里是块病，退下来之后始终心情不是那么太愉快，可能这都是因素。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但是莫艾去世的时候有个遗嘱，什么都不让搞，也不要遗体告别，也不要告诉亲友，也不要见报，也不要什么什么，他有这个遗嘱。我们反映给报社领导，现在的总编辑，报社人也不想搞了。

但是呢，我们那些同志又考虑，莫艾有个特殊情况，第一，他有一个没澄清的问题，社会上不知道啊，到底这个“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叫发表的，还是“梁效”和《光明日报》自己发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觉得应该给他澄清，和四人帮择得更清楚，因为他不是四人帮亲信，应该说得更明白。那么，什么时候说明白，无缘无故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也不合时宜。为什么来个莫艾的结论啊，那也不行啊，借他去世的时候你发个讣告，发个讣告，在讣告里头把这个事情，你不用说很多。
社会上都那么说呀，当年那个四人帮倒台之后啊，社会上舆论就，就这么看的，因为那时候中央负责同志也这么说，也说是四人帮指示《光明日报》发表的。那么这个文章到，给报社领导反映说，是不是借报社，莫艾去世的时候给他澄清一下，报社没表态。
莫艾去世以后，《光明日报》没有一点反应。因为我们有规定，主任记者以上的干部去世，在报纸都能有这么一条消息，莫艾一个字都没有，他也是老干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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