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我与“丁陈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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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徐光耀
访问时间：二○○五年四月

第一部分

电影《小兵张嘎》，对很多人来讲不陌生。嘎子聪明、机灵，有智有勇的形象留在了千百人的记忆中。不过，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嘎子这个人物诞生的时候，其实也正是作者徐光耀人生中相当苦闷的一段日子。一九五七年，作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主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一向自以为是“左派”的徐光耀，被扣上了“右派”帽子，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最终得以改正。
今天已经是八十岁高龄的徐光耀老人，回忆的正是这一段在他看来是“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

徐光耀：我从十三 岁当小八路，我参加的战斗啊，一共加起来，我一生参加过的战斗差不多有一百次。确确实实是在战火里滚过的。而且，我在战场上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的表现，有英雄，也有半英雄，也有表现一般的，也有表现得很糙的，很贪生怕死的，我都看见过。我身边的很多人呢，也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下，这我都经历过，都亲自经历过。这些东西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毫不夸张地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一九三八年，只读过四年小学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一年勤务员之后，徐光耀开始了为期六年的锄奸工作。
徐光耀：锄奸工作在部队里是个机要部门，营里设特派员，这就是专门锄奸工作的。团里是锄奸股。旅里、师里就是锄奸科。再往上是锄奸部。简单地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部队的健康，把混到部队内部的奸细、特务什么的挖出来，锄奸工作是干这个的。干这个呢，他就经常琢磨人，如果碰见一个真正有嫌疑的，或者他家庭出身比较富裕，地主富农出身，或者是他的爸爸是个国民党员，曾经是个国民党员，那么，我就得派人，或者我安排人去盯着他。尽做这工作啊，不是我的天性里头所喜欢的东西。
我不愿意写那段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我很不喜欢它。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一个锄奸科里当干事，还有另外一个干事在部队里，在营里当特派员。他就对我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向锄奸科做了一个汇报，有一个副排长说了几句怪话，那怪话说，都说八路军是官兵平等，我看就不平等，为什么有人骑马，有人就走着路啊，要是真平等的话呢，要么大家全骑马，要么谁也别骑。有这样的一种怪话。他说，我写了报告给锄奸科，锄奸科就下令把这个人抓起来了，抓起来的时候是他负责抓的，带着人把他抓起来，然后交到锄奸科，过了些日子，他就听说把那个副排长给枪毙了。枪毙的理由呢，那就是他在瓦解部队，散布不满情绪瓦解部队。
这个派员人说，我当时还在营里呢，那时候他就骑马，骑着马夜行军的时候，就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老想跌下来，他非常难过，他以为那个人是不应该枪毙的。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所在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由于游击战争的环境恶劣，敌人扫荡频繁，根据地甚至没有一所固定的监狱，锄奸科的工作不得不讲求快速简化。
徐光耀：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锄奸科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以前审犯人是可以用肉刑的，打，打得你叽哩咕噜，用各种各样的刑罚打。屈打成招是有的。有些承认了，拉出去枪毙。到底是不是屈打成招，他反正承认了，承认了就拉出去就枪毙了。这个说不清楚的，这种冤案是肯定还会有的。但是，锄奸工作的内部文件，总是一部比一部细，一部比一部细，审讯犯人不允许用肉刑，不许逼供刑，不许诱供，有很多个不许，这样子就避免了锄奸部门错杀好多人。
工作之余，徐光耀很喜欢看书读报。到抗日战争后期，他已经开始在解放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与此同时，徐光耀越来越不喜欢锄奸科的工作。一九四五年，经过反复争取，已经是营级干部的徐光耀放弃了吃小灶的权利，成为了前线剧社创作组的成员。一九四七年，徐光耀考入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学系，系主任就是《北方文化》月刊的副主编、后来的“丁陈反党集团”主犯之一的陈企霞。
徐光耀：陈企霞是个非常严肃的人，很刻板，很严肃，平常说话很少笑。但是，他在讲课的时候，特别是讲作品分析的时候，那分析的是有条有理，很深刻的。他也能掌握同学们的一般心理，你需要听什么，你最想听什么，他能够供给你这些。所以我很佩服陈企霞。那时候党的威信特别高，陈企霞是党支部书记，那就对他格外尊敬。
抗日战争中，徐光耀在晋察冀边区战斗和生活的几年时间，构成了他难以磨灭的抗日情结，也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源泉。一九四九年，徐光耀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并且交给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希望得到他的指导。没想到陈企霞一夜之间就看完了。
徐光耀：他说，现在我所看到的稿子里，能够写战争写得这么健康，写得这么激烈，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那些个调调，他说，你这个很不简单。

《平原烈火》在陈企霞的帮助下很快出版，作为当时罕见的描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学作品，受到了极大关注。在不久之后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平原烈火》被作为重要作品写进了会议报告。
陈晓楠：一九五〇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也是今天鲁迅文学院的前身。徐光耀几经争取，终于成为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第一批学员，也见到了自己一直很崇敬的丁玲。
徐光耀：丁玲是个非常有才气的人，极其聪明，不光是热情，而且非常聪明，非常机灵啊。你听她讲课的时候，她讲课从来不拿稿子的，没有稿子，哎呀，这个山南海北讲起来，讲得非常生动，非常细致，非常活灵活现，她口才非常好。我们听别人的课常常打盹，或者听着听着就没了劲了，听她的绝对是精神始终饱满，始终集中。
解说：丁玲曾经以《沙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到延安后又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毛泽东曾用“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来称赞丁玲。一九五一年，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成为建国后第一次获得国际性大奖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丁玲很重视徐光耀和他的《平原烈火》。在一次上课时，丁玲这样说，
我在人民大学讲演的时候，我就吹牛，我说我们《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编者）只差了一点点，她拿手比着，只差了一点点，就是周铁汉这个人物还有些概念化。她讲课的时候呢，跟我们全体同学讲的。那个时候全国最流行的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就是《日日夜夜》。
徐光耀觉得丁玲对他的偏爱，是源于丁玲的爱才之心。
徐光耀：我觉得丁玲是喜欢我的，她之所以喜欢我呢，她有一次向聂鲁达（著名的智利诗人，一九七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编者）介绍的时候，她说，这个是徐光耀，青年作家徐光耀，他写了一部小说，写得很有才能。“很有才能”这么四个字，我也记得很清楚，她从《平原烈火》里，发现了我有一种写作能力，艺术细胞比较多一点，她大概是这么看的。
丁玲在延安时代主编的《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曾经发表过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一系列主张民主、平等、个人权利的文章。丁玲自己也写过《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作品。作为一位新女性，她带头挑战传统男权文化中心。但是纵观丁玲的一生，有人说她是：一生激进。四十年代，丁玲揭发王实味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五十年代批胡风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饰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也批过萧军、萧也牧。在很多人眼中，丁玲是一个左派。
徐光耀：那个时候，你要说不左，作为一个党的红人没有不左的。其实，丁玲的左啊，她是很真诚的，她对党，对毛主席确实有感情，确实是有感情的。这感情不是做作出来的，也不是故意表达出来的，她对党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其实呢， 有些是她不得不跟着。她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起胡风来，批胡风的文艺思想，那时候主要是批胡风的文艺思想，她就说过一句话，胡风是很懂得创作的，这句话很重。所以，批胡风是批他什么东西呢，是批得不对的，她心里是有数的。

第二部分

陈晓楠：在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出了一个“丁、陈反党集团”。当时曾经大力宣传，几乎是家喻户晓。这个案子在 一九五五 年到一九五七 年期间，其实是有过三次大起大落，最初是遭批判，被定性；然后重新审理，改写结论，案子好象马上就会得到改正；但是到 一九五七 年反右运动时期，此案却被加大了批判力度、而且被重新定性。
一九五五年九月，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丁、陈二人思想作风、工作态度，还提及了丁玲被国民党逮捕过的问题，并没有着重陈述二人的“反党事实”。徐光耀毕业后下乡参加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工作，此时刚刚回到北京。
徐光耀：我不能接受，从感情上，从理性上来说，都不能接受。因为我没有看见过他们两个人反党，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党，说共产党不好，或是说上级哪个人不好，没有听见过。当然，我和他们没有敞开胸怀聊天，那个机会没有，大部分时间都是说些正确的话。所以从感情上，我觉得陈企霞那就是党的化身，丁玲就是党的化身，他们怎么会反党呢？但是那个时候呢对党中央是非常非常迷信的，是党中央说她反党，不是别人说她反党啊，那她一定就是，一定是反了，那个我们不知道，她背着我们反党的。
徐光耀被指定在中宣部的党员大会上发言，批判丁、陈。由于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情况一无所知，徐光耀重点批判了丁玲所谓的“一本书主义”。
一九五六年五月，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释放了，经过陈企霞、丁玲的一再申诉，中宣部开始了对丁、陈问题的重新审查。一九五六年底，徐光耀在华北联大的同学李兴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徐光耀：他给我打来电话来，他说，陈企霞被关了一年多，现在出来了，因为扣了他的工资，也没有补，家里头呢，他老婆又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没有多大能力，现在弄得家里头啊，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能不能把你那稿费分出一点来给老师买一件皮大衣过冬？我说，这个可以吧，因为陈企霞对我不错，这是第一；第二呢，我给他几百块钱买个大衣，这只是物质上的一种援助，这不是政治性的问题。那么我就问李兴华，需要多少钱，一件大衣需要多少钱？他说，二三百吧。我说，你派个人来吧。我准备了三百块钱让他拿走了。
后来，一位联大的女同学再次从徐光耀那里拿了四百元钱，用来资助陈企霞。一九五六年底，徐光耀收到了一封作协党组的调查信。

徐光耀：信封上有“极密”，极端的极。一个圆戳子，极密。然后呢，这个信皮的背面还有三联单式的收到条，第一联先是我签了名，送报，送信的人拿过去，做交代；第二联是我们机关上保存，我们单位保存；第三联是属于我保存的。如果出了事儿呢，这三联还可以互相对起来，它是一种极端机密的情况底下给我写信的。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向党员发信，调查另外一个党员的实际情况，而且是用秘密的方式来做的。那么呢，不管我说什么，只要是事实，我不造谣，没有有意识地改变、歪曲事实，或者是诬蔑人，不管我观点是什么，观点上的错误是不能够处分我的。
调查信的主要内容是：丁、陈是否主张“一本书主义”，是否提倡过骄傲是美德，是否让中央文学研究所成为独立王国，使“党的空气进不去”。徐光耀认为调查信的语气还算客观，以为丁、陈的问题即将解决，于是依据自己的日记和听课笔记，很快写好了回信。
徐光耀：比方说，宣传没有宣传过“一本书主义”，我就说了，她在讲课的时候说过，《平原烈火》只比《日日夜夜》差了一点。我说，这句话可能引起我的骄傲，可能引起我对“一本书主义”的思想萌芽，可以诱发出来。但是，丁玲在后头接着说的一段话就是，作品出来了，就不是你的了，而是社会的了，人民有权批评，也能够批评，不让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这就说得很清楚，她不是有意识地培养一本书主义。尽管把《平原烈火》跟《日日夜夜》一比，抬高了我的身价，但是，她后头这句话呢，就否定了一本书主义，这是个铁的事实。
除了对调查信的问题一一回答，在回信的最后，徐光耀还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徐光耀：我觉得那种调查方式只问你一个方面，没有另外一方面，只问坏的方面，没有问好的方面。如果是他在这方面给我提问题的话呢，我还会写出丁玲的一些个正面的东西来。

第三部分

在徐光耀眼中，曾经位于北京王府井六十四号的文联大楼，是一个有资格成为纪念馆的地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文艺界的大批判都曾经在这里上演。

经过对丁、陈问题的反复审查，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整风鸣放的末期，作协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强烈。
然而两天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转变成针对丁、陈的批判大会，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会议规模一再扩大，与会人数达到几百人，徐光耀作为部队的党员作家也被通知参加会议。
徐光耀：我们大卡车刚一停下，有人就说，哎，丁玲来了，丁玲来了！我还没有印象，说是丁玲挨整了，没有这个印象，我以为她还很好地过自己的日子呢，丁玲来参加会呢，也是跟我们一样，接到通知了，开个什么会，就来了。我说，丁玲在哪儿呢？他们说，那不是，就在那。我一看，陈明搀着丁玲，丁玲戴着个墨镜， 两个人走着来了。我就赶忙跳下去追过去了，到了那里跟丁玲还想握手，说，丁玲同志，你好。丁玲的手不伸出来，脸怔着，她那个眼睛，因为有眼镜，我也看不清楚。我再一看陈明，陈明是满脸惊慌的样子。我忽然觉得怎么回事啊？她也不伸出手来，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这个大概不对劲啊，就赶紧翻身往回跑，这才跟创作室的队伍一块儿进了大楼。
徐光耀发现参加会议的作协领导主要有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等人，周扬却很少见到。
徐光耀：以前我以为周扬没来，后来有别人发言的时候，周扬忽然插话，说，这个事情说明了是他们要整人，不是我要整人吧？他插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哦，周扬也在这呢。而且插的话呢，大体上是这个，是他们要整人，不是我要整人吧。
他没有坐在主席台，没有主席台，就是弄了几张课桌啊，大伙儿这么散坐着。
徐光耀第一次参加会议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作家方纪。
方纪报名发言了。他一发言这个气势就非常、非常之凶，说，这个丁陈反党阴谋集团，就一下称阴谋集团了，怎么怎么，我们天津打出一个右派小集团来，他已经开始说了，这里头呢就有丁陈集团里头的一个干将，叫柳溪，柳溪已经坦白了。说的一下子就吧我给震住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坦白了，怎么弄到这么严重了。而且，我后来知道，那个方纪的发言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发言，所以把很多人，扩大会议都扩大了去的，是有意识地让我们去听一听方纪的发言，把这个火烧得更猛一点
在徐光耀眼中，与批判者们的几乎一致的慷慨激昂相比，那些被批判的人们，表现却各有不同。其中艾青是最特别的一位。
徐光耀：艾青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一点我也很佩服他。平常在生活里，他有点儿大大咧咧，说话也是随随便便，他就该笑了，他觉得，有些人说话很可笑，他就在那哈哈大笑。所以，主席团就要整他。大概就是郭小川，说是艾青这个人，自己有错误呢，不好好反省，叫他写检查，他交上来检查稿，也是非常不严肃的，现在我给大家念一段看，他交上那个检查稿呢，是他老婆给他写的，那上头有一句话，我正在做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我正在生孩子呢。这当然是引起哄堂大笑的。郭小川就很激动地说，啊，这个艾青， 连写这个检查稿，写自我反省的稿都不自己动手，让他老婆给他写，写完了以后，他自己看都不看，就这么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人们就跟着起哄，反对，抗议。那个时候艾青啊，我那时候很注意艾青的，因为挤兑他很厉害。他呢，忍俊不禁，也觉得非常好笑，他自己还是笑了。给我印象很深。他也不害怕，他实际上他看得很清楚，这是都是逢场作戏。
作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丁玲的发言无疑非常重要，当时在会议上，她的发言却往往被打断。
徐光耀：丁玲做过检讨，但是丁玲的检讨，是经过她自己左右掂量了，掂量了又掂量了，她是非常有分寸的，我哪些地方不对了，我对周扬同志不够尊重了，哪一件哪一件事情我应该跟周扬同志商量，但是我没有商量，我就作了主了，但是我没有跟周扬商量，我跟邵荃麟商量了。她就这么样子坦白。坦白半天，往往就坦白到半腰，大家拍桌子，啊，不老实，不坦白，浪费大家时间，建议主席停止她的发言。主席就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就拉倒了，不让她说。因为听她那发言啊，就等于她为自己辩护。
丁玲是风格很高的人，她绝不会在那样的会上揭发任何人，包括陈企霞，她也不会揭发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她会把自己牺牲掉，她不会牵连别人的。
与其他人不同，曾经的老师陈企霞的发言令徐光耀非常吃惊。
徐光耀：在我印象里头，发言使我最震动的就是陈企霞自己有个坦白，坦白交代。他这个人呢，跟我以前对他的了解是非常一致的。他一上去就说，我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我就是个反党分子，我陈企霞，这个自以为很聪明，办了很多反党的事，实际上了，我还是不聪明的。他就说，我跟周言已经同居了十年，我们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的钥匙，我现在掏出来交给组织。就把钥匙掏出来扔在桌子上。大伙儿就觉得，哎，姘居十年这样的丑事他承认了，钥匙交出来了。这个匿名信是他跟周言秘密地写好了，写好了以后，让周言的一个侄女给写出来什么的。成了证据，这就水落石出。
一九五五年，丁、陈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就是从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作协问题的匿名信开始的。当时有人认为是陈企霞所写，陈企霞矢口否认。作协党组反复调查依然没有结论，在这次党组扩大会议上陈企霞自己却承认了。
徐光耀：那个信的主要内容为自己辩护，说给他的那几十条帽子呢，是不对，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他觉得组织是攥在周扬他们这些人手里的，他要按组织一层一层地往上递的话，他就交不到中央。但是呢，你是向中央告黑状的，你没有通过组织，你就是反党行为，当时它就变成这个了
陈企霞也坦白了曾经向徐光耀要钱的事情。
徐光耀：他说，我还花过同学们的钱，比如说，给我这个点名呢，比如说我就花过徐光耀几百块钱，一笔二百，一笔四百，他把那个三百变成二百了，包括李兴华的那笔钱，也是他打电话给李兴华，教给他怎么说，然后再跟我去要钱，跟周言的那个，更不用说了，他说我花过同学的钱，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怎么说我，我都会接受的。
我首先是听了，听了陈企霞的讲话，我一下子就吓一大跳。而且，吓一大跳的地方呢，一个是他跟周言已经姘居 十年，再一个呢，花我的钱是他们俩商量好了的，去骗我的，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啊，实在是太不配做老师了，道德水准太低了，很气愤，
其实他坦白的那些东西呢，没有真正的几件是反党的，都是自个儿的丑事，自个儿的私事，包括给我借钱，就算是说了几句假话，或者策划得很卑鄙，手段很卑鄙，他不是反党啊，但是他交代跟柳溪的关系，跟周言的关系，跟我借钱，写这个匿名信，这些个呢，都当成反党的行为。
在党支部的要求下，徐光耀也违心地写了一篇批判丁陈的发言稿，在一次会议上交给了主持人刘白羽，但直到会议临近结束，刘白羽才悄悄地把徐光耀叫过去。
徐光耀：有人通知我，徐光耀你别走呢，刘白羽叫你呢。我一回头一看， 刘白羽在一个大圆柱子那立着呢，就等着我呢，拿着我那个发言稿。我就去了。他见我去了，态度非常不好，非常冷。就把我那个发言稿向我怀里这么一扔，说，你还在，你还在“吁请”啊。因为我那个发言稿，最后的结尾就说，就是对着丁玲说的，说我徐光耀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温柔的批判。给我了，我还真是很高兴，我说不管怎么着，不管后果怎么样吧，我这个不发言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这让我免去了一场出丑，自己给自己出丑。
二○○一年，徐光耀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昨夜西风凋碧树》，书中记述了徐光耀自己与“丁陈反党集团”的起起落落。刘白羽在看了这本书后给徐光耀写了一封信。
徐光耀：他看了《昨夜西风凋碧树》以后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是我在看了你写的那篇文章了，那篇文章字字是血泪，我负有很大的责任，我向你谢罪，向你谢罪。
在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丁陈反党小集团”变成了“丁陈反党集团”，同时扣上了“右派集团”的帽子。丁玲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八年，之后又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五年。“丁陈反党集团”的其他人也受到迫害。

徐光耀：把丁陈打成右派集团，究竟是谁发起的，究竟谁主持的，怎么会把她打成右派集团的？丁玲自己就说过，我这个案子是御案啊，这个就是上头指定下来的，凭周扬那几个笔杆子，他们打不倒我。反右的时候要再批判，把丁玲的什么《三八节有感》、《在病房中》几篇文章，有问题的文章，重新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的时候加了一个按语。这个按语是刘白羽他们起草之后交中央，他要把这个事交到中央去审查。毛泽东亲自把那个按语改了，大概至少有一半篇幅是毛泽东亲自改了的。 报纸上一出来，丁玲一看，她说我没有希望，没有希望能够逃得过这一关了，因为按语就是毛泽东写的。
那个文风她一看就看出来了，其实毛泽东的文风是有特点的。我们那个时候看了以后，也觉得这可能是毛主席的，里头至少有一部分话是毛主席的。

第四部分

在文联大楼的批判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徐光耀自己单位的领导也命令所有和丁陈有关系的人要赶快交待。徐光耀把一个人受到批斗的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坦白交待，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最终就是“梳辫子”定案，而他本人就完完整整地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徐光耀：我那封信啊，对整丁玲的那批人，就是包括刘白羽、郭小川，甚至周扬、邵荃麟他们这些人，因为我那些写的全是事实，他们很难驳倒，要给丁玲平反的时候，大概我那个信是起了作用的，他们就对我的那封信印象很深。这封信的作者是一定要打成右派的，因为这封信使他们为难了，起到使他们确确实实为难了的作用。我那个是真正的是事实，是经得住调查的。也许具体的历史事件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但是把我打成右派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泽东。毛泽东要把一批知识分子老老实实地打下去，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底下，我被打成右派，不然的话，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非常荒谬的事情。就算是刘白羽把我打成右派吧，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方针要打下一批知识分子去，我也不可能，尽管机关党委三次把我顶下来，一定要叫我戴帽子，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实在是没有理由，实在是没有理由把我打成右派。
徐光耀认为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之前一直是个左派，但是反右运动中，徐光耀一九五六年给作协党组的回信成为了他最大的罪名。
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徐光耀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选择了埋头写作，后来风靡全国的《小兵张嘎》就这样诞生了。徐光耀说，之所以写《小兵张嘎》，写嘎人嘎事，就是为了用轻松的题材忘记心中的苦闷。在此后的二十二年中，徐光耀曾在右派农场劳动，在保定市文联作过工作人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徐光耀再次见到了丁玲。
徐光耀：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个文化部的招待所里，还没有住进医院去，她刚从陕西来，两口子住在一个小招待所的一个小屋里。她自己用电炉子烧水。还是那种情况下，她见了我，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去的，她一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徐光耀，你是吃了我的瓜络了，我连累你了。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后来我说，不，我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一些事情闹成这样子的。
很多人说周扬在文革后觉悟了，所以有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风波；相比之下，丁玲却显得非常谨慎。
徐光耀：丁玲的问题就在于她最后翻身站起来之后，她还左。这个东西我跟别人探讨过，她主要是有一种情结，叫做辩诬情结。这个是我能够可以解释，就是说她长期地被人说成是反党的，长期地被人说成是右派，她就一定要在最后，我在死以前，我再也不能让你们说我是右派了，再也不能说我是不爱党的、是不爱革命的了
丁玲在一九七三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丁玲晚年创办了《中国》杂志，扶植了残雪、格非、王富仁等一批当时很前卫的作家。
反右派斗争曾导致丁玲被流放被关押，也导致徐光耀二十二年的厄运，对此徐光耀有自己的观点。
徐光耀：我现在能够反思到的就是，毕竟这是个制度问题，它不能由某一个人来负责的，比方打我右派，我说让刘白羽负责，或者是让我们的那个创作室主任负责，这都是不科学的。尽管刘白羽说，他向我谢罪，他有责任。但是呢，我也不把这些事情呢堆在刘白羽身上，因为毕竟毛泽东所创立的这一套制度，是在这种制度底下才发生的这样一些悲剧，一些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