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炉文革中的《解放军报》

tuffy05 · 发表于 2010-9-20 08:19:27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解放军报》只在军队内部发行，当时国内的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份报纸。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准备和发动的阶段，《解放军报》的地位、作用一度取代了，甚至是超过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在向来主张“党指挥枪”的中共历史当中，可谓是空前绝后。文革初期，《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相继执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的《大公报》等等一系列重量级报纸的党政大权，将新华社也收归旗下。最终，《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为“两报一刊”，成为舆论的“绝对权威”。
《解放军报》究竟是如何获得这样一种超然的地位？文革当中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今天的讲述者洪炉先生，将会根据他的记忆和研究，回顾这一段被忽视甚至是被掩盖的历史。
洪炉：《解放军报》是军委机关报，是林彪能够直接指挥得动的，《解放军报》的这个宣传方针，一切都听他的、他的名言就是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这个跟毛泽东那个思想是一致的，就是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得要先制造舆论嘛。
林彪从上台伊始就不断创造性地提出各种全新的口号和独特的词汇，从“活学活用”到“突出政治”，从“最高指示”、“马列主义顶峰”，到“三忠于”“四无限”，再到“四个伟大”在洪炉看来，其中最重要，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活学活用”运动。这场运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的时候曾经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及时地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而三年后的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就由解放军报社出版，第一本《毛主席语录》也就这样诞生了。短短的几年之后，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发行量达到了50多亿册，而当时全世界的总人口不过只有40多亿。
洪炉：当时全国除了毛泽东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出来，连林彪、周恩来出来，都手里都得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林彪还整天说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实际上用学《毛主席语录》来代替了比较完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一个把这个学马列，学整个毛泽东思想把它简化了，实际上也把它庸俗化了。
当时，《解放军报》的评论处、理论处和政工处等部门，都肩负着重大社论和评论文章的撰写工作。林彪等人的指示精神就是通过报社中这些人的“笔杆子”，得以声名远播。
洪炉：其实林彪自己提出来就几句话，这个好多这个文章，主要的就是《解放军报》的那批笔杆子，他们根据那个发挥，创造出来的，都是大块文章，当时也挺唬人。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这篇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文章被一些省市的报纸连续转载，然而包括《解放军报》在内的北京各报却始终没有动静。直到11月底，北京各报才闻风而动。与《人民日报》不同的是，《解放军报》不认为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是学术问题，反而把它定义成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洪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就是在学术研究那个专栏里头发表的，《北京日报》的按语也就是大家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讨论，就是唯独《解放军报》一家的这个按语，是旗帜鲜明的。所以江青他们把这个文章发表了以后，连印小册子发到北京来，北京都不让进，这个只有《解放军报》一家公开支持了，所以他们才算好容易有了一个盟友了，有了一个支持他们的。特别这个《解放军报》他后面又是枪杆子，有林彪，有军队的支持。
在那个按语中间还提出来一个，军队也要关心并且支持这一场斗争，所以江青后来不提出要请尊神嘛，请尊神她就是要让军队来支持这个运动。这实际上最早是《解放军报》提出来的，江青呢，看到了这个甜头，这个军队一参加就有力量了，后台就硬了。
从1966年2月2日开始，江青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几个人一起在上海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当年4月12日，“四.一二大屠杀”39周年的纪念日，《解放军报》忽然新开了一个“文艺评论”专版，发表上海“座谈会”纪要。自此开始了对《兵临城下》、《红日》、《舞台姐妹》等电影的批判。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全国大小报刊纷纷转载，此后出版的文革宣传文集大都以这篇社论作为开篇和书名。用洪炉的话说，人们终于注意到了“以枪杆子为后盾的笔杆子”——《解放军报》。
洪炉：就紧接着4月18日那个社论以后，五月初又有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样意思的一篇嘛，那就是把全国的这个人的这个注意力，先在国内，就是又出来一批新的阶级敌人，紧接着又出来一篇就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这个“黑线”这个词是从江青那个座谈纪要里头最早提出来的，接着就是《解放军报》就是又发表了，那一篇文章基本上直指北京市了。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第一次明确把锋芒对准了北京市委，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社论、评论通常来说都没有个人署名，而这一次，执笔者却在这篇文章上，署上了“高炬”的笔名。其实“高炬”是指林彪指示，要“高举红旗，突出政治”这句话当中“高举”二字的谐音。
洪炉：高炬这个名气很大，全国知名，都不知道这个高炬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哪儿跑出来的，一下子这个牛气轰轰的。当时报社那个唐副总编，他就讲过，我就是高炬，高炬文章就是他写的，实际上啊，他是参加了，精神是他，从上边那边得来的，是他组织人写的，但未必是他自己动笔的。后来呢，江青也讲过，她说我就是高炬。实际上，江青自己也写不了这个文章。
实际上呢，就是以唐副总编为首的，那么一批人，这些人现在也都在。我就知道有的人，这个人参与了，那个人参与了，到底怎么搞出来的，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从来不讲。实际上到文革后来，梁效很出名嘛，那是江青的一个写作班子，其实梁效是在文革的末期出名的，但是文革的发起阶段，应该是高炬，它是梁效的老大哥，它是它的前辈。
从那个就是《文艺座谈纪要》的那个社论开始，每一篇发出来，当时都是震动性，都是爆炸性的。特别它是矛头很明确，应该是整个中国文化界，思想文化界全坏了，全是反动的，北京市委也坏了，那就是《解放军报》最早，独家地，提出来的。5.16通知发表以前，已经长时间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宣传了很多就是按照林彪、江青，实际上是毛主席的一些思想，就是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1966年5月3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的几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进驻长期跟不上形势的《人民日报》。当天晚上，在陈伯达的直接授意之下，总政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和《解放军报》的两位干部，连夜写出一篇两千字的社论，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的6月1日，这一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一篇文章被一些后来的研究者看作是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它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洪炉：这篇社论一出来以后，全国的这个文革运动就是燎原烈火一样，哄一下，全国就起来了。邓拓当时就自杀了，就是那一篇社论出来，真是全国人头滚滚。所以到后来审判这个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自己也说，就这一篇社论就够判我死罪了。就这一篇文章，是影响太深远了，死的人太多了。
从那一天起，《人民日报》迅速恢复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地位和作用。在洪炉看来，这与《解放军报》的“支援”密切相关。洪炉将那时的《解放军报》称作“以枪杆子为后盾的笔杆子”，或者“钢铁笔杆子”。随着《解放军报》舆论霸主地位的日益稳固，报社领导干部也身价倍增。
洪炉：《解放军报》，本来是军级单位，但是到文革期间能列席中央文革的会议，中央文革的许多活动，他们都能直接参与，一下子成了这个高级领导人，进了政治局哪一级了。胡副总编，老跟这个陈伯达在一块儿，陈伯达呢，也是一时高兴，写了几个大字，叫“伯达不达，胡痴不痴”。这个胡就拿回来，拿回来裱起来，就挂在他那个办公室里，我们都看到过，结果后来胡自己也倒了，陈伯达也垮了，这个字也不知道哪去了，其实能留下来就是个文物。
中央文革的办事组，办事组的成员也就是从《解放军报》（调去），他们当时都跟，每天跟中央领导人接触，这个一出来都是这个，中央文革嘛，都是最权威的嘛，全国到处大乱，都只能听他们，所以每一个人出来都牛气得很，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一块儿都是小编辑，他有一句话，他说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接着历史很快就把他打下来了。
文革初期，毛泽东曾经前后8次检阅红卫兵，每一次洪炉都执行采访任务，他画的多副速写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而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这一天，洪炉一大早就带着他的速写本赶到了天安门广场。
洪炉：那一天就林彪一个人最神气。他(林彪)那个讲话稿就是《解放军报》写好的，在接见红卫兵以前，前两天，我正好到咱们那个总编室。去不知道办什么事情，他们正在，那些笔杆子们正在一块儿，就是在读一个稿子，这个读了，后来嘛我一听，林彪要讲的就是这篇东西，实际上林彪，他在文革中间的很多讲话，包括他那个九大的政治报告，都不是他写的，都是别人写好了，他去念一念。
当时《解放军报》的不少的摄影组的同志啊，好几个都上了天安门，毛主席啊，林彪啊，他们一些活动啊，有人给照下来。有一张照片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实际上站在毛主席边上的，本来不是林彪，是李讷，李讷也穿着军衣，和她爸爸一块儿合影的。这个最后把这个林彪的照片，别的地方照片剪下来，贴在那个李讷的上边，再把那个背景再处理一下，制造出来这么一张照片。这个做法在当时各个报社，包括新华社都这么干的。
串场：文革爆发之初，洪炉正在上海执行采访任务。当他回到解放军报社的时候，他发现这里和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洪炉说，当时正是炎炎夏日，而北京的政治气候比这自然气候，更为火热。
洪炉：从上海回来以后，又发现《解放军报》大变样了，在那个（文革）以前，《解放军报》就连续地发表社论，大文章，就是这个鼓吹文革运动，所以自然就形成了，《解放军报》是文革的一个最权威的宣传机关。当时全国这个主要是北京，甚至是全国各地的，都到《解放军报》去请教，去取经，从那个老干部到红卫兵，不断地去人，所以那个《解放军报》呢，就形成了一个最早的文革接待站。这是个公开的。同时呢，这个《解放军报》，还编了一个完全绝对机密的《快报》，就是直接向中央常委、文革小组（汇报），就是关于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少，就是印几份，当时刘少奇、朱德他们都看不到的。有一个《快报》记者，正好廖承志，廖承志在主持一个会，他要进去采访，廖承志就说，我们这个会不需要记者。他说“我们新闻单位，我有权力采访”。廖承志就说：“娃娃，搞新闻我是，我比你早，我早就是搞新闻的，你这个娃娃，你不懂”，就把他赶出去了。他回来马上给江青告了一状，说廖承志态度恶劣，驱赶我们这个中央文革派去的人。后来他们说了，他们也干了些好事，有一些老干部挨斗，或者给整死，也反映了一些情况，
实际上就是《解放军报》在那个时候，除了一个宣传机关，又起了个情报站、信息站的作用。当时因为我们在报社里能看到这个事情，但是内情到底怎么样，具体地搞了些什么，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当年参与这些事情的人，也从来闭口不提。
洪炉把当时解放军报社的大院比作“十月革命”中的彼德堡斯莫尔尼宫，到处是一片繁忙、紧张，和神秘的气氛。不久之后，一位年轻女记者的到来更为《解放军报》增加了神秘的色彩，这个女记者被人称作“肖力”，洪炉总觉得她很面熟，后来发现，原来她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

文革之前，《解放军报》只是一家在军队内部发行的报纸，但是由于它大力宣传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等等林彪所提出来的全新政治口号，在军队和全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准备和发动的阶段，《解放军报》又凭借一系列重要的社论和理论文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鼓吹呐喊，开风气之先。我们的讲述者洪炉先生，从1961年开始在《解放军报》工作了将近30个年头。洪炉说自己在文革初期，也试图响应领袖的号召，积极地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
洪炉将《解放军报》那些政论文章的撰写者称为“笔杆子”。文革刚刚开始，洪炉本人也充当了一次“笔杆子”，和他人合作，将一篇已经写好的批判文章修改润色。文章批判的对象是军队著名的画家，洪炉的老熟人黄胄。
洪炉：我的罪行之一嘛，（文章）要发表的时候，也都要加一个案语，我们那个主持这个工作的副总编提出来，他说应该给黄胄也得来一个比较形象的提法，因为我们以前在一块儿的时候老开玩笑，叫他驴贩子，他爱画驴嘛。我说，叫他驴贩子吧，我们那副总编一听，哎，好，以后把他这个驴贩子名字一下子传遍全国，所以到文革以后他恨透我了，黄胄，文革以后我们一直没见面，他一提到就恨。
这篇文章最终以《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为题，发表在1966年7月28日的《解放军报》上。
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每一次洪炉都在现场执行采访任务，每次都有几幅速写见报。
洪炉：那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一段，我的好多速写，那就是歌颂和美化红卫兵的，你看我的画，也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这个红卫兵在我这个笔下画出来很可爱的。但是呢，红卫兵的另外一面，知道这个画出来也不能见报，我就没画。

洪炉认为虽然红卫兵在文革初期不可一世，并且制造了无数冤案甚至血案，但是他们毕竟是在响应号召，受到煽动之后才起来“造反”的。相比之下，新闻媒体和笔杆子们则是领袖号召的传达者，煽动行为的执行者。他们“忠实、积极、创造性地”发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为文革宣传鼓噪，造成的后果远比红卫兵运动更加严重。
洪炉看到过一位据说是资产阶级老太太被关在鸡笼里展览，看到过掏粪工人时传祥被游街，看到过很多人被批斗、殴打，虽然他一直努力说服自己，这一切在运动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在“一闪念”间，内心深存怀疑。
洪炉：我在文革开始最初也被称为保守派。但是我们要斗的那个组长，就是那个小八路，参军的，我们都在一个组，对他很了解的，我觉得不服气。悄悄地跟他说，我说，我是含着眼泪写你的大字报的，我舍不得批他。结果这个老同志很老实，他又给我把这句话，给我说出去了。最后就斗我，斗我是两面派。
洪炉时断时续地接受批判，同时依然在报社工作。1966年国庆节前后，有一个叫“肖力”的年轻姑娘来到《解放军报》，她成为专门为中央首长提供资讯的内部刊物《快报》的一名记者。洪炉总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后来他发现，原来她正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
洪炉：开始他们在中央文革时候，都叫她小李，谐音就叫肖力。就这么，实际她在报社来的时候，用的名字叫肖力。她刚进来的时候，叫报社的很多老同志都叫叔叔，有的跟她关系特别好的，还加一个好叔叔，就是好叔叔都成了反革命了。
洪炉没有想到，仅仅两三个月之后，李讷的一张大字报在《解放军报》掀起狂澜，又过了半年时间，二十多岁的李讷就被正式任命为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的总编组组长，创建了“以肖力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
洪炉：这个应该说，李讷实际上她本人也是一个棋子，被他老人家把她放到这个位置，放到那个位置，叫她干这个，干那个，有很多东西也并不是她（李讷）自己本来的愿望，应该是可以谅解的。因为那个时候她太年轻了，才20来岁。
文革爆发之初，《解放军报》不断地得到肯定。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江青，先后亲临解放军报社视察，林彪也先后几次向解放军报社发出指示，称赞《解放军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当先，积极战斗，抓得很紧，抓得很好”。与此同时，《解放军报》的领导干部和“笔杆子”们也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地位。他们先后执掌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大公报》的宣传大权，1966年底，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解放军报》的胡代总编担任新华社的“代社长”。这时候的《解放军报》可以说成了名副其实的“舆论霸主”。
这个时候已经是1967年1月上旬，军队的文革指导机构“全军文革小组”刚刚改组，9名组员当中，有3名来自《解放军报》，《解放军报》似乎是走上了辉煌的顶峰。与此同时，上海上演了以“大夺权”为内容的“一月风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夺权成功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发出了贺电，由此也引发了全国性的夺权狂潮。而1967年1月13日的一大早，洪炉在解放军报社的大厅里，看到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叫做《<解放军报>向何处去？》，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造反突击队”，而上面有以肖力为首的8个报社年轻人的名字。
李讷的大字报刚刚贴出来，就有人又贴大字报随声附和。一天之内在报社内先后贴出了五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一些支持胡代总编指定接班人的“快报组”工作人员，张贴了一份《严正声明》，《声明》指责说，对李讷的大字报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围攻革命群众”，他们在大字报末尾的联合署名的时候，把肖力为首的“突击队”排在了第一个。可是这张表示支持肖力的《严正声明》却引起了肖力等人的强烈抗议。
洪炉：她反而支持了好多就是批判她的，质问她的人，反对了那些支持她的一些人，所以一下子，把这个整个报社这个形势就反过来了。
肖力的这一篇大字报迅速得到了人们的响应，《解放军报》的各个群众组织，开始团结在肖力和她的“突击队”周围。
洪炉：一个呢，她支持了大家，反对那个和他们（胡代总编）那一派，另外她是毛主席女儿，当然就听她的，所以包括我在内，当时都自动地归顺了她去了。
这是洪炉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位“红色公主”，洪炉的第一印象是，她说话办事都很干脆，干练。
1967年1月13日的夺权事件之后，《解放军报》成立了全新的临时党委，李讷名列其中。洪炉本人也因为表现积极被吸收进临时党委下属的文革办公室。同年6月19日，以李讷为首的突击队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随即打倒了临时党委的张副书记。8月23日，又一张针对临时党委书记赵易亚的大字报张贴了出来，第一个署名的也是“肖力”。
洪炉：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李讷跟我们这个赵总编，关系挺亲密的，这个到他家吃饭什么的，嗨，哪知道过不久，她又一张大字报，赵总编又成了反复辟、反保守，说他反革命，两面派，一下子又把他给打倒了。这是李讷进了报社以后，大半年时间连续摧垮了《解放军报》的三届领导班子。当天三军出动了好多人，这个出动部队保卫着她在报社来打倒赵易亚，来夺权，同时这个陈伯达亲自到报社宣布，成立临时总编小组，由李讷当组长，李讷成一把手，就这样呢，才算夺权成功。
作为赵易亚的老乡，洪炉回乡调查过他的所谓“历史问题”。虽然调查结果显示赵总编的历史并无反动之处，但是洪炉回报社之后，还是就一些小问题进行了揭发。洪炉说，他此后一直心怀愧疚。从1967年8月23日开始，“以肖力为首的《解放军报》红色政权”正式地确立。报社当中的各处都成立了名叫“红色连队”的群众组织，每个连有一个“勤务组”，洪炉当时也被选为是红直连的“勤务员”之一，那时候，他经常见到李讷。
洪炉：她一开始对我们这些老的人还都是，大部分还是挺尊重的。她有一回开会，公开地给大家讲，她说，这个我爸爸让我告诉你们，我这个人很蠢，就上过几天学，什么也不懂，你们都是叔叔、阿姨，你们这个多多地帮助我，看我这个办错了什么事情，你们可以批评。也就那一天她讲，其实最初，她就是想当个小学老师，还是山区，不想干这个，但是好像既然让她干了，她只好干。这是一面。她另外一面就对报社的那些干部，特别领导干部，她有时候很厉害。有一回她坐在那个沙发上面，那几个干部都是报社的处长啊以上的。你给我立正站着，几个老头都立正站到旁边去，她就给他们布置任务什么的，这个任务你要完不成，党纪国法论处；还有一次呢，他们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事情没办好，她坐那儿训他们，她也是坐着，人家立正站在她面前，她说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当时我正好看到。我说她真有枪，她真会一枪毙了他，但是对我们从来都没这样子。
李讷正式掌权之后一个多月， 1967年的国庆节，《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国庆社论，正式确立了《解放军报》居于“两报一刊”当中的特殊地位。同时《解放军报》的内容却日渐空洞起来，越来越像一张大字报或者是大传单。为了给宣传把关，李讷经常需要加夜班。而1967年12月31日，她在报社加了最后一个夜班之后，就突然离开了《解放军报》。
李讷离开《解放军报》之后，军委的指示称，李讷因健康关系暂时不来《解放军报》上班。《解放军报》一度在所有会议和“早请示，晚汇报”时，除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永远健康”之外，还要敬祝“肖力同志身体健康”，接着高呼“誓死保卫肖力同志亲自创建的《解放军报》红色政权”。
洪炉：因为这个《解放军报》本来是林彪的地盘，现在一下子又成了江青的。林彪当然他就想方法，在李讷离开军报以后，又派了人到《解放军报》来，实际上等于接管李讷。当时主要就是派来一个叫军报组，也是三个军的干部。就这一条线，林彪，杨成武，军报组；另外有一条线啊，就是报社这批造反派，李讷，江青。这两条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在报社一直斗，
1968年的春天，军报组被迫撤离，《解放军报》从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揪斗风暴之中。
洪炉：因为今天揪一个，明天斗一个，大家搞得人心惶惶，没办法工作，这个我们有的老同志呢，每天都把自己的牙刷、牙膏，衬衣啊都带到身上，就防止随时就被揪走，后来老不揪他，他自己不耐烦了，跑过去找造反派，哎，你干脆把我揪出来算了，我每天等着难受。
我当时写大字报呢，其中有一张大字报，我说《解放军报》有那么两三个人把报社怎么搞得一塌糊涂什么的。最后说我这个两三个人就是指的李讷，1968年6月24号晚上，突然把我领章、帽徽撕了，当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我们的罪名就是阴谋颠覆以肖力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最后就是全报社达到90％的人都是反对李讷的。
洪炉说自己在文革当中，遭受了除枪毙之外，所有的“政治待遇”。由于他坚决不肯承认反对李讷，在经历了长期关押之后，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回乡监督劳改，并且那时候，被迫和妻子离婚，成为《解放军报》已经定性处理的人当中，受害最重的一个。
这时洪炉也曾试图向李讷寻求帮助。但一直无法与她取得联系。直到文革结束之后，他在一个画展上，与李讷偶然相遇。
洪炉：她说怎么现在这个没有你的画了，你这是不是不画画，当领导了？我说我没当领导，我当反革命了。她不知道，她说你又不是走资派，干嘛揪你的反革命。我说这话应该我问你呀，我第一条罪状就是反你。后来她说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我就跟她说了。她说我实在对不起你，我向你赔礼道歉，当时正好审判四人帮，我说算了吧，你现在日子还没有我好过呢。
在“9.13”事件之后，洪炉偷偷地回到北京，经过长期的努力，他终于在1973年9月获得了平反。在洪炉的请求之下，有一麻袋他自己写下的各种文字材料被交还给他本人，这些笔记本、交待材料，这些大字报的底稿成为洪炉日后写作《军报内部消息》的第一手材料。
洪炉：我这个后来为什么下决心写这本书，并且没有人给我出版，我自己把它印出来呢，我要揭示这个，我要把这一段历史史实留下来，将来后人呢，这个当一个史料看到，他总会从这里头得出一些教训。
毛泽东、林彪都讲过，就是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很重要，就是文革运动的开始，这个笔杆子首先就是这个《解放军报》，就是以枪杆子为后盾的这个笔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整个舆论宣传界都还没有方向的时候，《解放军报》是最早，明确地宣传文革的思想，这个《解放军报》的“功劳”是“载入史册”的，实际上呢，从我们个人受点儿冲击也是，但是根本的呢，就是从思想上面，就是运动一开始，就思想整个搞乱了。
洪炉在回顾往事时，脸上总带着一种笑容。他说，笑几乎成了他回顾这段往事的一种习惯。但是这种笑容在自己的心里面，常常有一种苦涩的滋味。对于文革当中的《解放军报》，那一段被忽略甚至是被掩盖的历史，洪炉有很多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那些曾经在文革初期，为文革做宣传的笔杆子们，对这场浩劫，恐怕也是难辞其咎。而那些在运动当中冲击过别人，或者是煽动“造反”的人，绝大多数，也许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不过也有少数人，却是政治品质的问题，而对这种人，应该永远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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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炉 文革中的《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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