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节选

tuffy05 · 发表于 2010-9-20 00:27:06

奉命撰写《孔丘其人》
    《孔丘其人》一文是粉碎『四人帮』后受到重点审查的文章之一。人们认为它是影射史学的代表作，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该文的写作经过如下：一九七四年二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十一时左右，李家宽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说：『上面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写一写文章，题目是《孔子其人》(后改为《孔丘其人》)。这个题目有来头，气魄大，可能是主席出的题目。文章要全面介绍孔丘其人，要写他稍一得势就杀少正卯，要写他到处碰壁。三月八日前发表。这篇文章由你们小组写。』当时，王世敏在场。我回到组内，即向何芳川、朱耀庭、虚振义、张学政傅达了李家宽的要求。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决定集体凑写，由我执笔。我们开了三、四个夜车，终于写出一稿。李家宽和王世敏对初稿基本满意，李认为写得不错，开头和结尾均有气势。李要我们向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念一通初稿，大家听了后提了一些意见。李家宽指定杨克明和汤一介两人再与原写作小组一起修改一遍。修改后我们将铅印送审稿交李家宽，李再送迟群、谢静宜。次日，李传达说：『迟群认为根本不行。谢静宜说差得远呢。』他们的评价像一盆冷水泼将下来，使我们很扫兴。我们小组只得继续修改。李家宽、王世敏与我们讨论了一次。王世敏认为写孔丘其人应概括孔子的几个特点。我们根据王的意见在文中列出五个小标题，又打印出一稿，发到各组征求意见。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李家宽又下达两条指示：『一、写一段孔丘压迫妇女的情况；二、要通俗易懂，不要超过三、四千字。』也就在此时，江青通过迟群催稿。她说：『我叫你们写篇孔子其人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来，我就叫别人写了。』三月十日左右，迟群又找写作小组谈了一次，他先逐一询问我们的姓名和原来的工作，然后，要求查一下孔丘父亲的名字，写入正文。他还说，看过修改稿后再提意见。隔了两三天，迟群对李家宽说，他对修改稿的意见已经对叶朗谈过了。原来，一天晚饭后，迟群在叶朗房间内，看到叶对《孔丘其人》打印稿批了很多意见，甚为欣赏。迟群认为，文章平得厉害。此刻，我已感到无能为力。何芳川却说：『我来冲一下，单独改一遍。』何的修改稿稍有改进，但仍未达到要求。（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李家宽鉴于单靠原写作组人马，难以完成任务，便调动大批判组各组力量进行改写或另写。一天，在会客室内，各小组宣读改写或另写的稿子。李家宽比较欣赏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认为改得较好，有新意。我提出以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为基础再去加工。杨克明等同志怕挫伤我们小组同志的积极性，建议仍由原写作小组继续修改。最后，李家宽决定除原写作小组范达人、何芳川、朱耀庭三人外，再加叶朗和张德两人，综合各组成果，特别吸收叶朗、杨克明小组的成果，写出一稿来。新的一稿，李家宽看后表示满意，铅印后送迟、谢。他们亦认为基本可以。迟群通过他的秘书庄昂告诉我两点意见：在『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一段后面，有点概括为好；另将第四部分『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三不会用兵打仗』中『三不会用兵打仗』删去。我们按照迟群的意见，作了改动。大约在三月二十曰左右，此文终于印成送审稿。李家宽除通过迟、谢上报外，特派我将稿件送《红旗》微求意见。他还给《红旗》负责人写了信。江青收到送审稿后，批给姚文元，姚立即通知《红旗》采用。《红旗》编辑黄达强告诉我：姚文元认为文章写得比较生动，决定在一九七四年《红旗》第四期上发表。《人民日报》随后转载了这篇文章。李家宽表示不悦，他说怎么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三版上。《孔丘其人》发表后下久，迟群秘书庄昂在大批判组所在地北招待所前对我说：『《孔丘其人》写得真妙，孔丘参加政变那段，正好合上李德生。』又一天，在大批判组会客室召开的一次会上，当谈到对《孔丘其人》一文的反应时，迟群说：『你看像谁就是谁。』同年六月，江青在人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说：『我叫迟群组织写一篇《孔丘其人》的文章，文章写得生龙活虎，但有一个缺点，外国人看了说，没有引孔丘的原文。』
    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为反对周恩来总理，主要依据是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却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学生要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鸣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贱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拚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一些人认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是影射周总理。这段话出自我手，后来成为本人的一大罪状。我从上海《学习与批判》刊登的《孔子传》中看到类似描述，然后查阅《孔子年谱》，进行核对，认为材料可靠且刻画孔子复辟形象生动，才加以采用。退而言之’当时总理根本不是『七十一岁重病在床』。
    人们认定『梁效』影射攻击周总理还有另一个依据，即叶朗等人写的一篇文章，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据当时在注释组工作的周一良教授回忆：
    关于反总理还有一段值得提及的插曲。『四人帮』把孔子与林彪拉到一起，不仅举『克己复礼』等口号为例，还想从生活上牵强比附，说林彪是儒家。其实林彪生活上倒确有一些怪癖。如他的衣服每件上都标有若干度的记号，他机械地按照加在一起保持多少度来穿衣，但这却与孔丘无关。大家知道，记述孔子生活的，主要为《论语乡党》一篇。因此，江青命令把《乡党》篇译成白话，供广大群众批判。这个任务当（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然落实到注释组。篇中讲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态，有一句『趋进，翼如也』，描写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几个人反复推敲捉摸，想不出恰当译法。魏建功老教授灵机一动，说『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张开两臂，形如乌之双翼。但直译『如鸟张翅』不太雅驯。不如说『端着两个胳臂向前急走』，更为传神。魏老说着站了起来，端起双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家连忙一致赞成他的说法，就这样定了稿。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学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两个胳臂』是影射周总理，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总是弯曲像端看(据说是在延安时，江青骑的马惊了，把总理从马上撞下受伤。)虽然总理只是端着右边一只胳臂，但批判文章对梁效欲加之罪，自然也就顾不得那些了。魏老当然多次被审讯，异常紧张。注释组的每个成员也都被提问。大家一致承认这句译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决无藉此攻击总理之意。退一万步说，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臂』呀!(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史学理论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还有人揭发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一行在天津时曾有人提到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据我所知，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在天津市委招待所内，王世敏给我们念一些文件，其中第一份是毛主席与李政道博士的谈话，第二份是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她在读世界对中国的评论时，的确念到『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与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斗争』的内容。当时，谢静宜说：『那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并要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妄评。在场的我和其它一些同志并未意识到是授意我们反对周总理。
    现在再回来谈谈《孔丘其人》这篇文章。有的人还认为我们借批判孔丘『述而不作』来影射周总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我们的文章在谈到孔丘是不学无术的寄生虫时，套用了毛主席『一下会种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用兵打仗』，将孔丘写成『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三不会用兵打仗』。迟群看稿时，删去了『三不会用兵打仗』。当时我还想不大通，认为一、二、三点连下来形容很好，为何删掉呢?迟群的用意，我不清楚，然而就我本人而言，毫无以此攻击周总理之心。
    我与《红旗》编辑王达强核对清样时，甚至特地在这篇文章引言『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中的『一类政治骗子』前加上『这』字，旨在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
    一九九八年一月，我曾向谢静宜问及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她说：『《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议写的。目的在于简明扼要地介绍孔子。我就此事专门请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写这篇文章。文章在公开发表前，我们曾将文稿报送毛主席和周总理阅审。』
    如果要问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么，坦率地说，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从内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骂他是『大恶霸』。一九七四年二月间，（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江青叫陈亚丁到她那里开会，她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理。』会一开完，总政就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李德生』。这事传到了『梁效』大批判组。在此影响下，我们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个『凶狠残暴的大恶霸』的小标题，影射李德生，这是实情。
    《孔丘其人》一文发表后，我们参与写作的人方得以松口气，稍事休息、调整。一天，我到二十一楼历史系教师宿舍去聊天，在郝斌房间内坐了一会儿，突然感到浑身下舒服，随即躺下，呈轻度休克状，郝斌忙问我怎么啦?怎么办?我使尽力气请他打电话告诉写作组。后来，李家宽派了辆汽车将我接回驻地。这次休克并非什么病症引起，而是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写《孔丘其人)的结果。在家休息二、三天后，我又回到了写作组。当时，我的工作劲头很大，曾说过『我们不能在这儿吃干饭。』这句话一度成了我的『名言』，后来则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批儒评法
    继《孔丘其人》之后，『梁效』所写的较为重要的文章是《读<盐铁论>一一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这是一篇《红旗》杂志的特约稿件。一九七四年四月初，《红旗》编辑部的邵铁真同志打电话给我，约我们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写一篇读《盐铁论》的文章。我将此事向李家宽作了汇报，李把这一写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小组。由于何芳川和我过去是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的，不太熟悉中国古代史，于是，我们便先把《盐铁论》原文找来仔细阅读，然后按照自己的构想，讨论出一个提纲。我们的主导思想是批判贤良、文学们所鼓吹的复辟倒退，肯定桑弘羊的革新进步，将两者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大约在四月五日左右，我们写作小组四人(范达人、钟成勋、何芳川、朱耀庭)到《红旗》杂志社与邵铁真、何望贤商量如何撰写此文。邵是《红旗》的老编辑，何则刚从湖南调来。邵铁真提出两点要求：一、强调中央集权。他说毛主席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措施，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二、批匈奴，影射苏修。关于霍光问题，（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我们提出，这个人物是儒家还是法家，看法有分歧，不好写。邵说，不好写，暂时避开也行，或者按你们的意见写上也可以。邵还给我们念了江青于一九七四年初对宣传口负责人关于儒法斗争史的讲话。
    我们小组返回驻地后，就分头起草。由于我当时健康状况欠佳，商定由何芳川起草开头和第一部分；钟成勋起草抗击匈奴部分。何芳川在草稿中把霍光写成儒家。我记得他当时的根据是：一、《汉书》一个传内说霍光是支持召开盐铁会议的；二、桑弘羊是被霍光杀害的，他们是对立面：三、汉宣帝是法家，他视霍光『如芒在背』。我们在通稿时同意何的意见。文章初稿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送到《红旗》。一、两天后，邵铁真和何望贤又找我们谈了一次，他们认为初稿不太理想，要改写，并且对第一、二部分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还要求增加第三部分，谈谈儒法两家思想、路线方面的对立。我改写了第一段中关于批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部分，何芳川增写了第三部分。我们四人集体通稿一遍后，将定稿送到《红旗》，《红旗》认为可以，略作了一些修改。关于霍光的一些提法便是《红旗》加上的，如『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此文发表在《红旗》一九七四年第五期上。文章发表后，受到了江青的称赞。她曾两次提到这篇文章。一次在天津万人大会上，江说：『《红旗》杂志的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另一次她说：『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比较平，我看到《红旗》上有一篇《读<盐铁论>》的文章，还写得不错。第一次讲到儒家是对外投降的，是卖国主义的。』这里就引出了卖国主义的问题。我们的文章是这样写的：『匈奴是西汉北方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它拥有几十万骑兵，奴役压迫着当时几十个小邦，俨然是北方一霸。由于西汉社会制度比匈奴进步，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先进农业国，匈奴更是垂涎三尺，把西汉看作是一块肥肉。他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西汉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匈奴和西汉的矛盾，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和西汉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和新兴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因此，汉代对匈奴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我们把西汉反对匈奴的战争，说成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我们系(北大历史系)有些人读后有不同意见，引起了争论。他们的观点是不能将匈奴说成外国，因为它的一部分后来并入了中国版图，怎能将其视为外国，将西汉与匈奴的战争称作是反侵略呢?我们对此进行了考证。当时的匈奴占地很广，有一部分人后来归到中国版图内，一部分人则往西迁徒，走得很远。据此，匈奴所包括的民族和所占领的地盘，不能完全说成是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汉和匈奴就是两个国家。所以我们说，（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西汉对匈奴的战争是反侵略战争。
    所谓卖国主义问题，我们是指贤良、文学们反对对匈奴作战。贤良、文学鼓吹『抗战亡国』、『领土无用』论；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什么『大军之后，累世不复』，『田地日荒，城郭空虚』，什么『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把一场正义战争描绘得凄凄惨惨。我们认为贤良、文学们主张罢兵休战，『两主和好』，拆除防御工事，用重金与匈奴讲和，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我们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们的后台一一霍光之间的斗争，认为是儒法斗争。于是就有人认为，我们批霍光就是批周恩来总理。就我个人来说，在写每篇文章时，均未想到要用它去攻击、反对周总理。记得此文初稿中有一句描写霍光『小心谨慎，唯恐有过』的话，我改稿时删掉了。
    还有人说，我们文章中的『反对封建割据』是影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我们的文章中确有『在历史上，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割据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投降主义者』这么一段话。我认为毛泽东当时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用意就是为防止出现山头主义。他倡导大家读《盐铁论》，赞赏桓宽的《盐铁论》这一本书，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红旗》编辑在与我们一起讨论稿件时，何望贤曾说：『要强调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今天八大军区司令员也调动了嘛。』我们在写《读<盐铁论>》一文时，确想使文章含有这样的寓意。『吴王刘濞把持了海滨，大官邓通霸占了西山。这些人役使大批贫苦农民，使用大量奴隶劳动，大发横财，有的甚至富埒天子，财过王者，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私门成党，逆节之心作，大搞分裂割据活动，一再发动和参与叛乱，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祸根』。这段话的含意是很清楚的，就是要防止封建割据、山头主义的出现。至于是否具体有所指呢?否。
    我们写完《读<盐铁论>》后，迅即着手写《论商鞅》。这也是一篇《红旗》杂志社的约稿。约稿人是黄达强和余征。他们要求全面介绍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肯定他的历史功绩。系统阐述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和斗争过程。他们还说，《红旗》以后要逐一介绍法家人物，下期将刊登中央党校撰写的《荀况》。
    《论商鞅)一文由何芳川、钟成勋两人同时起草第一部分，朱耀庭起草第二部分，我起草第三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红旗》曾要求我们查查苏修攻击商鞅的材料并可以有针对性地批判几句。五月中旬，文章初稿写成，经李家宽、王世敏、宋柏年审阅后送《红旗》。余征认为写得一般，理论分析不够，我们又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此文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红旗》第六期上。我写的第三部分从初稿到定稿无大变动，它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认识，现附录于后：

    三
    在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极其激烈的斗争。商鞅的一生就是在与奴隶主反动势力顽强斗争中度过的。
    变法前，在秦孝公面前，商鞅与旧贵族政治代表甘龙、杜挚就『要不要变法』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论战。斗争的结果，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革新理论，击败了儒家鼓吹『法古』、『循礼』的陈词滥调，从思想理论上为变法扫清道路。变法刚开始，奴隶主贵族利用传统习惯势力，煽动成千成万人在首都闹事，『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妄图一举扼杀初试锋芒的变法运动。后来，他们又唆使太子犯法，公开挑衅，蓄意破坏变法路线的贯彻。面对着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商鞅没有被反动保守势力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也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敏锐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指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史记秦木记》)决心狠狠打击那些破坏变法的顽固派。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劓刑)，在公孙贾脸上刺字(黥刑)，严惩了太子的两个师傅一一真正的幕后策划者，还杀了犯法的奴隶主贵族祝权，并把捕获的七百多个（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破坏变法革新的反革命分子全部在渭水边镇压了。商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对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实行专政，对旧社会旧势力的垂死挣扎实行革命镇压’充分表现了商鞅作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政治代表敢作敢为的战斗精神。
    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纠集一小撮死党，继续策划反革命活动。一些本来『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的旧贵族改变策略，装作奉公守法的样子，挤出一副笑脸，竟娓娓动听地论起变法的好处来；而反动儒生赵良则是另一副面孔，在奴隶主贵族指使下，赤膊上阵，舔起儒家唾余，跑到商鞅跟前，歇斯底里地咆哮：『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指责商鞅变法不得人心，要商鞅弃政下台，隐退归田，否则就要来收拾他，反动气焰嚣张已极。阶级敌人软硬兼施，又是阿臾奉承，又是威胁讹诈。商鞅头脑清醒，坚持了法家路线，他痛斥那些『当面捧场、背后骂娘』的旧贵族是『乱化之民』，把他们统统迁到边城去，摧垮这伙地头蛇的老巢；并断然拒绝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最后通牒』，以把变法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行动，回敬了赵良这帮反革命侏儒。
    然而，商鞅变法毕竟是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与旧贵族勾搭在一起的太子驷上台执政，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牛鬼蛇神纷纷从阴沟里爬了出来。公子虔们立即大肆造谣，诬告『商君欲反』(《史记商君列传》)，秦惠文王(即太子驷)下令逮捕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反动派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这个杰出的法家战士。商鞅以身殉职，为新兴地主阶级革新事业献出了生命，结束了战斗的一生。
    杀害商鞅，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反攻倒算，是继孔丘杀少正卯，楚国旧贵族乱箭射死著名法家吴起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暴行。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儒家与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没有调和的余地。苏修叛徒们宣扬儒法合法论，说什么儒法两派『追求同一目的』，这种拙劣的谎言，卑鄙的伎俩，既不能抹煞血迹斑斑的历史事实，也丝毫无助于掩盖他们自己今天对革命力量的法西斯暴行。
    商鞅被害后，秦惠文王推行了一条排斥法家、信用旧贵族的政治路线，泰国的政局出现了暂时的反复，这说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然而，『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商鞅被害，『秦法未败』，商鞅的路线和事业并没有被消灭。这一点，值得分析和研究。
    列宁说：『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商鞅在变法期间，从开阡陌封疆、奖励耕战到废除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从建立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到『燔诗书而明法令』，总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深深地掘了旧地基，给奴隶主阶级以强有力的打击，使新兴地主阶级成为左右秦国政治的强大力量，使商鞅之法的继续推行有了一个牢固的阶级基础。同时，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比较注意宣传，他认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商君书定分》)。因而使得『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人民群众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变法革新的好处，就成为抵制和反对旧制度复辟的巨大物质力量。总之，秦法之所以未败，根本的原因在于，商鞅之法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复辟势力只能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倒转历史的巨轮，决不能改变封建制度必然要代替奴隶（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制度的历史规律。
    商君身死法未败，秦皇终奏统一功。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秦国还是继续沿着商鞅变法的法家路线前进。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卫书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颁布『使黔首自实用』的法令，乃至采取焚书坑儒的坚决镇反措施等等，都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基础上，成功地实行和发展了商鞅等人的法家路线并沿着这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路线前进，秦始皇为祖国统一、历史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封建社会的『千古一帝』。
    对于商鞅这样一位在历史变革激流中斗争一生的人物，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褒少贬多，但却营垒分明。历史上那些主张革新的进步人们，大都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战国末年的韩非在自己的出色著作中，记述了商鞅的英勇业绩，发展了商鞅的先进思想，成为法家理论集大成者。西汉著名法家桑弘羊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丰富了商鞅的学说，他针对儒家贤良文学攻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的谬论，指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桓宽：《盐铁论非鞅》)。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顽固党对商鞅一片咒骂声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写出了『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的战斗诗篇(《商鞅》)，并在变法实践中，贯彻商鞅的理论。与此相反，历史上那些守旧、复古派则从反动的政治需要出发，往往大骂商鞅变法。西汉的『孔老二』一一董仲舒就恶毒攻击说，秦国『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造成了祸国殃民的后果(《汉书食货志上》)。宋代保守派苏轼，攻击商鞅变法使老百姓『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藉此发泄对王安石革新事业的刻骨仇恨。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伙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手中没有真理，只得捡起这些儒家骯脏武器，妄图借攻击商鞅，来诋毁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看，这批马列主义的叛徒，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儒家的对立面法家。正确评价和阐述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和尊儒反法思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原载《红旗》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宣扬法家的文章还有一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这篇文章也出自我们写作小组之手。后来，有人批判此文名焉颂扬武则天，实则吹捧江青。一九七四年六月底，当我从天津返回北京时，何芳川立即告诉我，各组都在写法家人物的文章。我们决定按原计划，介绍和评论唐朝女皇、法家武则天。何芳川已开始阅读有关唐史的资料。由于我对唐史所知甚少且又比组内同志晚看了几天，所以我们商定，由我起草开头和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和谈谈当时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何芳川起草斗争内容和局限性，即第二、三部分。文章写成后，我们两人通了一遍稿，由我执笔。题目定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初稿打印后，曾拿到大批判组范围内讨论过一次，杨克明等人认为此文写得一般，陈先达不同意文中『阶段性转折』的提法。按照大家的意见，我们又进行了修改。最后，李家宽将文章题目改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经迟群审稿后送到《北京大学学报》和《教育革命通讯》发表。这篇文章仓促而成，质量不高。李家宽曾专门拿来一篇清华大学幼儿园老师写的文章，题为《谈谈对武则天的几点看法》，说我们的文章还不如她们写得好。（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后来，清华大学幼儿园的那篇文章与我们的文章同时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四期上。
    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江青曾在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讲到武则天。我未参加那次会议，江的谈话内容，我是事后听传达得知的。她说：『当时二十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嘛，这一定有她的社会基础，她的政策符合更广大的地主阶层。』后来，在天津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又一次提到武则天，内容与前次相仿。我们在起草《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时，将江青的讲话视为『精神』，贯穿在文章之中，但无意把武则天与江青作历史的比拟，在我们看来，封建皇帝武则天和毛主席夫人是不能比附的。另外，文中点出武则天的局限性与过失，亦非影射江青。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江青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再次谈及武则天。她说：『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何以批『小国师大国』?
    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后不久，江青于十月二十四日，将迟群、谢静宜和中央党校的武葆华召到她的住地，指示『梁效』和『唐晓文』写两篇文章，一篇批判『因循守旧』，另一篇评林彪的『小国师大国』的卖国哲学。她特别强调说：『我别的什么都不管，这两篇文章我要亲自过问。』后来经过协商，把批判『因循守旧』的写作任务交给了钟哲民小组。他们组内有梁英明、龙协涛等人，中央党校也派了一人到钟哲民写作组协作。评林彪『小国师大国』一文的撰写，就交给了我们小组。当时，我们组内还有何芳川和钟成勋。我们两组承担了撰写上述两篇文章的重任，特别是那篇批『因循守旧』的文章更为重要。因为在这篇文章中要反映出『中央的精神』，要继续与保守、复古的现象作斗争，保障革新的顺利进行。
    批『小国师大国』是与『风庆轮事件』有联系的。当时，『风庆轮事件』已在我们内部传达。风庆轮是一艘国产远洋货轮。一九七四年，该轮出航罗马尼亚。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一名副处长和一名宣传干事，奉命到风庆轮上协助首航欧洲。前者任政委，后者任政治干事。后来，有人写信告状，说他们两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告状人将两人的想法称之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江青在状子上批示：『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张春桥、姚文元指责他们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洪文命令『交通部必须对×××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我们写『小国师大国』一文，也就是要批判『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哲学』。相比之下，上面对『小国师大国』一文抓得不是很紧。他们集中力量抓钟哲民小组写的那篇文章。不过，这两篇文章均在四届人大之后刊出。
    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梁效』还写过一篇《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这是另一写作小组起草的。初稿写成后，在『梁效』大批判组范围内讨论过。我也仔细看过他们的稿件，印象深刻的是文章中一段话：『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象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按既定方针办』
    粉碎『四人帮』后，《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被定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动员令。因此，起草这篇文章的我们小组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
    毛主席逝世后，《光明日报》向『梁效』约稿，要我们写一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主要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李家宽问我们组能不能写。
    对毛主席逝世，我个人已在北大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悼念文章，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
    历史系教员范达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踏着沉重的步履，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这里，我瞻仰了最崇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容；在这里，我悲痛万分，放声大哭；在这里，我立下了毕生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不息的誓言。回到大批判组，打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寄托我的哀思，表达我的决心：红日灿灿照心间，伟绩永存载史篇，含泪攻读遗雄文，革命登攀志更坚。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为我们树立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在这举世哀悼的悲痛时刻，我怀着对毛土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回忆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我的无比恩情。
    我清楚地记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唤醒了我，激励了我，使我一个无知少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我一定要更加刻苦地攻读您的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沿着您指引的革命道路，永远走下去，直到生命最后的一息。
    我终生难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上解放出来，使我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拿起笔作刀枪，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猛烈开火。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我一定牢记您老人家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教导，坚决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誓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的党内资产阶级斗争到底!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正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们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撰写批林批孔、批邓、反击有倾翻案风的战斗文章。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宣誓：不管今后征途上有多少艰难曲折，有多少险风恶浪，我一定要继承您老人家的遗志，把您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奋斗终生!
    (原载《新北大》1976年9月16日)

    当时我崇拜毛泽东，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尽管『文革』初期，我受到冲击，遭到批斗，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的思想逐步被其征服，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论。我认为毛泽东知识渊博，文史哲造诣深，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对世界亦有广泛影响。他的逝世，犹如巨星殒落，令我悲痛不已。那篇悼文充分表达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心情。
    对《光明日报》的约稿，我却兴趣不大，因为此时我正准备赴波兰工作，整天在学习英语，念『九百句』。现在，李家宽既然找到头上，那就写吧。我便将此事告知两位组员何芳川和陈先达，他们也是持『要写就写吧』的态度，不甚重视。不久，《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孙关龙应约来到『梁效』驻地北招待所，与李家宽和我们小组的同志一起讨论文章的主题。孙一开头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项重要指示，因为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句话用粗体字刊出。』我对此也深信不疑，早在八月份，我已从《人民日报》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两点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曰上午九时，汪波清、孙关龙在《光明日报》社对范达人、陈先达、何芳川等人谈了对该文的要求。孙关龙说，我们理论部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伟大意义，这六个字，字字干金，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接着，孙关龙对文章的路子、内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提纲：首先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管我们这一代、下一代，还要管世世代代。违背这一点，党就变修，国就变色。然后谈谈为什么必须『按既定方针办』。回顾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已经为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歌颂主席思想的伟大发展。违背就失败，遵循则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按党的基本路线办。再谈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一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当前，在国内要批邓，在国际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最后要强调，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要树立必胜的信念。汪波清补充说，最有说服力的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蓝图已绘好，问题是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另想一套。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还是这样，要鼓舞必胜的信念。孙关龙还谈到国际共运史的经验不太好写，马恩逝世后，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斯大林逝世后，出了赫鲁晓夫。汪波清说毛泽东思想现在深入人心，马恩那时两个人，现在八亿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在讨论结束前，汪波清把师海云找来，请他念了一遍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传达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孙关龙和汪波清还给我们看了新华社内参关于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应。
    文章大意明确后，我对何芳川说：『你先起草，然后我们大家修改。』那时我只想尽快赴波，已经心不在焉。何说：『行，我起草』，并说：『这不是什么大块文章，几千字就行了。』初稿完成后，由我执笔修改，我未作大的改动，只作了一点非实质性的文字润色。这篇文章便于九月二十四日左右定稿。经李家宽等人同意后送《光明日报》。九月三十日下午，迟群电话告李家宽：『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包括《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同日，《光明日报》排出清样，让我们再审一遍。清样复审后立即退了回去。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该文的标题是我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就是如此，并非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
    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责令我们写作组交代『四人帮』是如何授意写作此文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报刊文章把这篇文章定性为『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矛头指向华国锋主席』等等，真是令我啼笑皆非。后来，上面还要《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和他的副手孙关龙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此事审查了多年，也没查出『四人帮』与这篇文章有何直接关系。
    当时，对我们施加压力最大的莫过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这位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一口咬定我们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他的。这就立即将我们置于反党反革命的绝境。
    据我所知，华国锋，山西人，一九二一年生，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一九四零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担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之后下久担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一歌便由此而来。一九五二年华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不久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一九五四年起为湘潭地委书记。一九五五年，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和《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特邀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不久，华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一九五五年夏，华国锋妥善地安排了毛泽东阔别三十二载的湘潭之行。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亲自提名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三年十月，华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颇为欣赏，批示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一九六八年四月，华出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林彪事件后，华到中央任公安部长。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上，他当选政治局委员。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成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显然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毛泽东逝世后，华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三项要职，权力如此集中，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无先例的。毛泽东曾多次夸奖华国锋，说他是个老实人，不蠢。当时，我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尊敬，同样也信任和尊敬华国锋，拥护他出任上述要职，丝毫没有反华之心。甚至在修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时，我还按照华国锋所致悼词的提法，作了变动，如第四段『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文章的第十二段，我加了一句：『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暴风雨中考察和锻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通稿时，我举例说：『譬如华国锋同志就是久经考验的，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我拥护他还唯恐不及，又怎能去反对他呢。然而，外表敦厚的华国锋却武断定性，置我等于死地。华国锋在这件事上，还玩了一次文字游戏。『按既定方针办』追根溯源，最早是由他向下传达的，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后刊载在新华社《内参》上。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联合发表社论，用粗体字刊出这句话。华国锋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但到九月三十日，乔冠华在联大的报告引用了这句话(据章含之在《我与乔冠华》一书申称，事实上乔在作报告时已根据国内电示删去了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发表时没有删去)之后，华国锋则指出：『六个字，错了三个字。不是『按既定方针办』，而是『照过去方针办』。更为可笑的是一些报刊文章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修正主义，而『照过去方针办』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云云。我看不出，想必一切思维正常的人也分辨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何实质区别。（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连彭真后来都说，什么按既定方针办、照过去方针办，咬文嚼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人们从范硕所写的《『四人帮』覆灭记》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端倪。该文称『叶剑英等许多老革命家忧心如焚，正思考和酝酿着除害救国的战略决策』。王震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早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就常在邓小平、陈云之间沟通消息，议论朝政，在此期间，王震还多次到叶剑英家里密谈。一次，王震问叶帅：『为什么他们(指『四人帮』)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他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王震一下子怔住了。叶剑英向他点了点头。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这个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主席已逝世，时机来到，华国锋等人便将十月四日《光明日报》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借口。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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