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 周泉缨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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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缨的新书和他的“文革试错”论

卜伟华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周泉缨的新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全书４０万字。　　
这本书涉及了我感兴趣的清华大学“文革”的情况，这部分内容占了全书的约四分之一。其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清华大学早期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关于“四一四”成立的详细经过，以及清华园内“团派”与“四一四”的矛盾斗争，尤其是披露了他本人撰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和《炮打陈伯达之一》、《炮打陈伯达之二》的动机、经过和之后的遭遇。书中有些观点相当深刻，一些议论也颇具文采。例如在谈到红卫兵运动失控的根本原因时，作者正确地指出“是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内含着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又如在谈到关于毛泽东对待清华武斗的态度时，作者写道：“毛泽东主席关于武斗的策略，与他的夫人江青提出的关于‘文攻武卫’的策略是一样的，这个策略是有阶级性的。正因为如此，江青对清华两派武斗的性质的判定更为露骨，江青在毛‘７·２８讲话’中插话说：‘４１４也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总理、伯达、康老的，但他们还是群众组织，蒯大富要打掉它。’因此毛决不是泛泛地反对武斗，而是坚决地肯定左派对右派的武斗，而反对右派对左派的武斗。例如，清华团派对４１４派的武斗，这种武斗，在毛看来在必要时就应该打，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也没有关系；如果团派在武斗中彻底胜利了，那么毛就顺理成章地支持团派建立以团派为基础的清华文革政权；如果团派打不胜４１４派，毛就对清华进行军管，直接按照毛的意志在清华建立文革政权；如果４１４派将团派消灭或打跑了，那么毛就派解放军去清华包围４１４派，至此倘若４１４派顽抗，那么解放军就坚决彻底地消灭４１４派。”（见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Ｐ１４４，以下文中所注页码皆为该书页码）　　
周泉缨在书中提出的关于瑞典模式的“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的一些观点，与其他不少有识之士〔１〕对瑞典模式的认识一样，也很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借鉴。　　周泉缨的这本书和前不久出版的清华“四一四”派的第一把手沈如槐的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２〕参照来看，对了解当年清华“文革”肯定大有好处。遗憾的是，他们的对立面——蒯大富没能写出自己的回忆录来，如果有的话，那才是相得益彰，令人叫绝呢。过去倒是有传闻说蒯大富也要写回忆录的，最近听说蒯大富在深圳患轻度中风，令人担心不知以后还能不能看到他写的关于清华“文革”的回忆录。

◇　周泉缨其人　　

周泉缨原来是清华大学动力农机系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是清华井冈山兵团内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的总部委员，是一个智囊人物。１９６７年８月发表《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曾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３〕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４日和９月１７日，贴出《炮打陈伯达之一》和《炮打陈伯达之二》两张大字报，旋即被投入监狱关押整整一年后，作为“文革”犯错误的学生分配到河北省成安县农机厂当工人。１９７７年７月，因为在北京张贴《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大字报再次坐牢。两年半后被释放。〔４〕后来在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支持下，周泉缨得以入党、提干，先当农机厂的厂长，再当成安县经委副主任，１９８４年当了由武汉１０８所大专院校联合组建的“东湖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１９８７年后到中国汽车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工作。１９８９年９月因为“利用东湖公司副总经理职权挪用公款四万元五个月”案被撤职、开除党籍。〔５〕周泉缨在理论探索和反思文革上是非常执着的。由于被毛泽东称为“理论家”，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确实是块搞理论研究的料。〔６〕几十年来，他不论在逆境下还是在顺境下，都痴情地执着地进行理论思索和探求关于文革的问题。１９９７年，他自称在佛祖“缘起说”思想启迪下，顿悟创生了“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２００５年发表专著《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今年４月中旬的清华“四一四”聚会上，我见到了周泉缨先生，并作了简短的交谈。他虽已身患癌症，但看上去精神尚好。在他给我的名片上，印有三个头衔：佛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

◇　“文革试错论”　　

周泉缨认为，在他之前，“作为社会舆论的主导潮流，否定文革的理论观点不外乎两种”：即“文革错误论”和“文革浩劫论”。　　
“文革错误论”“实际上也是官方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主要是领袖毛泽东主席个人失误引起的、被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林彪、四人帮利用的历史性的严重错误。”　　
“文革浩劫论”“认为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合理的，文革失败主要原因是造反派红卫兵的素质低下、派性严重、不能团结大多数群众、从而坐不稳文革打下的江山的缘故。”“造反派恶魔”“搅得整个中国昏天黑地几乎难以收拾，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动用铁的手腕将造反派这帮恶魔捏得粉碎，文革也就只好以彻底失败而收场。”　　周泉缨很武断地下结论说，“文革错误论”“代表了试图‘打下天下，坐天下’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文革浩劫论”“实际上代表了两极冷战期间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者说代表了经济上被消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文革试错论”是“现代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代表了现代社会诸阶级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利益和政治倾向，这种利益和政治倾向就是现代人类在现代知识阶级必然主政的知识阶级领导下构建和谐世界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总论，P２－３）　　
在否定了“文革错误论”和“文革浩劫论”以后，周泉缨提出了“文革试错论”。他是这样表述的：　　
“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两极冷战之必然；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民族与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相互残杀和政权暴力更替恶性循环之必然；文革决不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是人类社会不记取历史教训从而重复过去老错误的浩劫，而是类似古罗马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古中国陈胜吴广农民暴动、近代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现代的十月革命那样，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因此，没有文革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改革开放，没有文革世界就不可能迅速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迅速走出两极冷战的误区；没有文革人类就不可能迅速认识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之本质，从而迅速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所以，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文革为人类的未来而勇于试错的探索精神，将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永葆青春！”（总论，P３）　　
“试错”一词，在概念上，是指科学界为了寻找正确理论，用实验的办法排除可能的理论错误的意思。周泉缨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的意思，指“文革”是人类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必然的探索过程。　　
我认为，从广义上说，特别是在科学实验领域中，试错论是可以成立的，在一些经济领域中或在一些微观的社会学领域中可能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将他用之于宏观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则可能导致极大的谬误。　　
周泉缨从“文革试错论”出发，就得出了一些极为荒谬的结论。下面试举几例：　　
将“文革”称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娃娃”。他说：“没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们这一代革命者，没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在，没有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同志们、战友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决不能在泼掉‘四人帮’理论这盆脏水的同时，把文化大革命这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娃娃泼出去呀！”（P４２５）　　
坚持毛泽东关于“走资派”的说法。“文革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国际共运。文革的目标是解决共产党干部和平演变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当权派问题。关于走资派的提法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甚至到今天连共产党自己对走资派的提法也不认账，我认为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事。铁的历史证明，如果讲走资派的提法，在文革中是一种天才的正确提法，那么今天则是普遍正确的提法，试问当今的中共当权派有多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发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言是天经地义的。”（P４７３－４７４）　　
将毛泽东发动“文革”称为“不可磨灭的功勋”。“毛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拥有过时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错误的文革思想与文革路线，毛的伟大主要是他的为民族复兴的拼死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探索实践，为我们民族，甚至也为人类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P２７５）“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原则上是继承和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典范。”（P２４３）　　
说“文革”没有侵害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利益”。“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决不是希特勒发动的二次大战……事实上文革不但没有侵害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利益，相反文革为人类提前结束世界两极局面作出重要贡献。所以，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民族的英雄、是世界的伟人。”（P４９４－４９５）　　
高度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极左思想。“毛泽东是我唯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我认为毛是共产党内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真正吃透的为数不多的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有自己理论理想的人。毛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认为这句话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实质，也高度概括了文革的理论实质。”（P４４０－４４１）　　
认为“文革”是中华民族渴望崛起的必然。“历史证明，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素质，包括他集中国法家帝王之大成之治国术在内，都是发动文革和展示文革实质的绝妙和高效的领袖载体，同样中国九亿民众万众一心响应毛的号召参加文革实践的历史事实，也说明现代的中国老百姓也是展示文革实质的绝妙和高效的载体的民众载体。而领袖和群众双方都是文革绝妙和高效的载体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众万众一心试图通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让自己的共和国在世界历史上万年牢，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渴望崛起的必然。”（总论，P２５）

◇　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辩护　　

周泉缨为毛泽东犯的错误进行辩护的方法其实是挺拙劣的。他非常简单地用是否有先例来区别“英雄”和“罪人”。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与历史的罪人的人生，在社会价值上是有质的差别的，这种质的差别，表现在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所犯的错误是他们的先人没有试过的错误，而历史的罪人所犯的错误是他们的先人早已经试过的错误。所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在历史的最前面拉着历史前进的人，而历史的罪人则是在历史的后面拖历史发展后腿的人。正因为如此，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之中判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打江山一样，都是证明毛泽东是历史的英雄的历史证据，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试错，是现代人类证伪马克思主义之必然和必须，所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为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福音。”（P５００）　　
周泉缨这种不论所犯什么错误，只看是否有先例的区别“英雄”与“罪人”方法真是太离奇了。但更为离谱的是周泉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说法：“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坚持冷战的压力，共运内部中苏分歧的压力，国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的压力，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越来越在党内外得人心的压力，中华民族急切赶英超美的压力，毛泽东个人决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人的责任和压力等等因素，全部聚焦到发动文革这一点上。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冒着‘砸得粉碎物质不灭’的决心发动文革进行他人生最后的一搏，原则上确实是历史之必然。反过来讲，任何一个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的理论信仰的知识分子，处在毛泽东当时的地位，都必然会孤注一掷发动文化大革命。”（P４９５－４９６）　　
于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充分体现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理论信仰坚定的完全正当的行动了。　　
周泉缨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三大阶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都不可能正确认识“文革”，而只有知识阶级才可能正确认识“文革”。周泉缨为“文革”辩护，因为他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最后的报应”、“是人类社会非主政阶级的自救行为，是落后民族探索自强之路的伟大尝试”，“文革为人类提前结束世界两极冷战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泉缨为“文革”辩护的一些基本概念，可以从下面的这段话反映出来：　　
“对被文革镇压的资产阶级而言，文革当然是大劫，毛泽东当然比希特勒还不如，所有这些看法对资产阶级而言是无可非议的。而对无产阶级而言，现在虽然也无法否定文革的失败，但他们出于本阶级的需要，当然要把文革说成是失误，而且总是企图将文革的责任推给毛泽东个人，以便为本阶级的信仰或主义开脱责任，这叫舍车保帅。最后，现代知识阶级一旦觉醒成为独立的阶级，就不再以上述两大阶级的看法为自己的看法，现代知识阶级对文革的看法要点如下：　　
第一，否定文革必须从否定国际共运的指导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出发，其他任何否定文革的理论认识都不可能是正确彻底的。　　
第二，如果说文革是浩劫，那么它追根溯源是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最后的报应；如果说文革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所致，那么毛泽东之所以有权发动文革，拿无产阶级的还相当稳定的大好江山做马克思主义的试验品，是因为毛在打下无产阶级江山过程中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资产阶级在文革面前必须认清过去企图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完全依靠暴力革命去改变自己的历史地位是不可能的。总之，文革是人类每个阶级自作自受的必然的产物，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无须在文革问题上怨天尤人。　　
第三，文革最明确地告诉人类，任何阶级企图通过消灭、剥夺或改造其它阶级来改变自己的历史地位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人类社会的三大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知识阶级唯一真实的出路，是坚决停止任何损人利己甚至相互残杀的作为，全心全意团结在现代知识阶级的周围，顺应社会发展规律之大势，各守已责，相互合作，永远走共同发展之路。　　
第四，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决不是希特勒发动的二次大战。文革追根溯源是无产阶级与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原始积累过程中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最后的回报，是人类社会非主政阶级的自救行为，是落后民族探索自强之路的伟大尝试。而从人权的基本原则出发，文革即便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情理上是‘造反有理’的。事实上文革不但没有侵害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利益，相反文革为人类提前结束世界两极冷战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民族的英雄，是世界的伟人。”（P４９３－４９５）

◇　与“三个代表”套近乎　　

本书内封前面有三句口号：　　
“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　　
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路线，　　
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　　
非常奇怪和滑稽的是，这本宣称已经成功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书，却偏要和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现今倡导的“三个代表”套近乎。从字面上看，“三个代表”和周泉缨所发现的“社会三位一体稳定发展规律”〔７〕似乎有某种相近的东西。在“三个代表”刚刚提出不久，周泉缨即认定：“江的‘三个代表’思想与我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经过８０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划时代地引领中华民族穿过了两极冷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误区，进入‘三个代表’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空前伟大的时代。”（P２０５）　　
“从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起，我在网上无条件地拥护和支持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并在理论上向一切试图对抗‘三个代表’思想的势力进行坚决和有效的反击。”（P２０５）　　
周泉缨认为他的理论与江泽民、胡锦涛的理论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而且他的认识总是要比中共领导人的认识要领先一步。他说：“在中国官方发表划时代‘三个代表’思想之前，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内核的‘阶级合作理论’，已经完整地由我在１９９７年顿悟的‘统一论哲学’推演出来，并同时在《广东佛教》上发表，后又于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在江泽民主席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讲话发表的同时在网上系统地发表。”“在中央发表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提法发表前，我已经依据‘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明确揭示，现代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是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全社会诸阶级通过等强度的和谐制衡，去共同适应历史和国际大环境，从而谋求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发展。”（P２１４－２１５）　　
为了与“三个代表”套近乎，周泉缨还把现代政治与多数人极为陌生的佛学概念搅和在一起，其说法更可令人瞠目。　　
“从佛学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属于阿修罗神的范畴，而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则属于佛和菩萨的范畴，虽然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普度众生，但是他们普度众生的逻辑和法则是有质的差别的。从治国的方略看问题，毛和邓的治国方略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纵然邓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国策，最终目标还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江和胡的治国方略则是现代理想社会的治国方略，本质上就是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治国方略，即全社会诸阶级在知识阶级的领导下等强度制衡和共同发展的治国方略，具体到中国就是一句话：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路线，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P２０６）　　
看了周泉缨的这些高论，令人哭笑不得，我想送给他一句成语：风马牛不相及也！

◇　作者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在１９６７年看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时，我们不少人都佩服作者的思想敏锐和文笔犀利，认为他是一个能在混乱的环境中保持清醒头脑看问题的很有理性的人。四十年后看到其新书时，却觉得他是个快要走火入魔了的狂人，信口开河，出语狂妄，所发议论和断语往往大而无当，不着边际。其高谈阔论中往往夹杂着一些佛家的即宗教的词语和概念，令大多数人如堕五里云中，不知其所云。总的来说，过去那个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早已无影无综。　　
周泉缨在书中反复告诉读者，他是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迪下，通过“顿悟”创生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从而彻底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破解了文革奥秘，并解决了有关的涉及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简介）极端自负的他，说起话来口无遮拦，根本不给自己留下丝毫的退路。例如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他说：“我自从１９９７年顿悟‘统一论哲学’起，毛泽东的一生在我心中已经盖棺定论了，而且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与世界上所有唯物和唯心地评论毛泽东的观点是不同的。当然人们可以赞同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也可以反对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但是当今世界任何人都无法在逻辑上证伪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相反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及其内在的逻辑，能够证伪当今世界上任何与我评论毛泽东的观点相悖的观点。这就是我的‘统一论哲学’和世界观‘笑傲江湖’的时代特色。”（P４９８）　　
我想，作者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要使用那些让人生厌的自卖自夸的极端词语，这不是自毁形象吗？或如古人云“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就是要用这些极端的词语来引起人们注意。但也只能是适得其反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太多的极端化语言折磨的过来人，一看到类似的形容词就会条件反射式的大倒其胃口。　　
现在的作者早已不是当年写《四一四思潮必胜》时的作者了。文革后十年，作者说：“通过在中国社会农业县基层的摸爬滚打，使我真正体会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实际生活和大量的社会考察使我几乎百分之百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有效监督机制的一元化的执政党，其自发的倾向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领导集团的自发倾向一样，必然走向腐败。”“我已经完全背叛自己在文革中坚持的较右的‘四一四派’的立场，倒向了极左的‘团派’一边。”（P５３４）“这种严酷的现实使我非常痛苦，我在成安的十多年中经常想，历史的发展趋势似乎在证明蒯大富对共产党的总估计是正确的，而我们‘四派’似乎估计得过份乐观。看来基层的实际情况证明，对共产党来说要不变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不断造反，不断搞大翻个儿，即不断地改朝换代，否则共产党要不变是难上加难”。　（P４４９）　　
虽然周泉缨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这并不影响过去的周泉缨和他当年撰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的历史地位。我仍然认为《四一四思潮必胜》是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它集中反映了相当大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状况，是今后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章。　　
我不同意周泉缨的“文革试错论”，但支持他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和对“文革”的反思，即使在探索和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也可供世人讨论和借鉴。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对“文革”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虚无主义的表现是无视“文革”历史的存在，对惨痛历史教训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的态度，压制人们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和反思，封锁人们了解“文革”历史的渠道。历史决议否定了“文革”，但不能一否了之，反思和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任务还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需要全民族认真对待。在虚无主义倾向的影响下，一些歪曲历史，赞扬“文革”的奇谈怪论频频出现，还有人借尸还魂，时不时把所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那一套说词拿出来招摇过市，用以掩饰“文革”的罪恶和阻挡人们对“文革”的声讨和批判。唐朝杜牧有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对“文革”的教训，也是这样。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２日

注释：
〔１〕如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最近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２〕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
〔３〕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曾谈到周泉缨和他的《四一四思潮必胜》：“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也有人将这篇《四一四思潮必胜》与《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今日哥达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等并称为“文革”中的“五大毒草”。
〔４〕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周泉缨的审查结论》（京公予复字第５２４号），全文如下：周泉缨，男，３７岁，浙江诸暨县人，商人出身，学生成分。捕前系河北省成安县磷肥厂技术员，住该县中学家属院宿舍。因来京贴大字报，１９７７年７月８日拘留，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９日被逮捕。经审查：周泉缨１９７７年４月至７月四次来京串联，在清华大学、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对面墙上贴大字报，反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有关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干扰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在当时拘留审查是必要的。经审查：周虽然有错误，但尚属思想认识问题，按反革命罪逮捕是不妥的。现决定将周泉缨释放，回原单位安置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补发关押期间工资壹千五百肆拾五元整。
〔５〕关于此案，周泉缨在书中为自己作了辩解，并认为此案是当时湖北省的领导人关广富等人“企图通过搞我的所谓问题，向胡德平发难，并最后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胡耀邦”。（P１７４）
〔６〕周泉缨在书中说：由于毛泽东的关注，“使我第一次真正自信地认定，自己的哲学才能和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说毛主席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的人。”（P５０９）〔７〕周泉缨在书中对“三位一体稳定发展规律”的解释是：“从宇宙从大爆炸产生最简单的氢原子起，到今天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为止，宇宙间所有的事物或系统，其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都必然都自发地倾向于由三个要素形成三对连环式的矛盾组成的三位一体形态，因为现代应用科学证明，三位一体的形态相对而言能耗最低、效率最高、稳定性最强。（总论，P７）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八）
（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http://www.cnd.org/HXWZ/ZK07/zk574.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