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2888|回复: 1

张耀祖  新中国60年工人阶级的演变和发展

[复制链接]

0

主题

8173

回帖

13

积分

管理员

积分
13
发表于 2010-9-14 19:54: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自 文革研究网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7655

新中国60年工人阶级的演变和发展

张耀祖(中国工人研究网,北京)

摘要: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到自为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中国工人并不是刚建国就成为了自为阶级,一开始并没有完整阶级意识,而是在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中逐渐成熟的。经过两个三十年的历史,中国工人阶级对要争取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以及反面制度资本主义有了清晰的认识,由此产生了完整的阶级意识。

关键词:中国工人阶级,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阶级意识的形成


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同资本发展相关联。前三十年,随着城乡资本力量的减弱,工人阶级的地位逐渐上升;而后三十年,随着城乡资本力量的扩张,工人阶级的地位逐渐下滑。

总体上,中国工人阶级有三个区别于外国工人阶级队伍而独有的特征。第一,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比资产阶级要早,而且一登上政治舞台就产生了自己的政党,并最终取得了国家政权。作为一个阶级集体亮相,1919年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随后马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不少,但产生后能够夺得政权,中国工人阶级是其中之一。第二,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完整的阶级意识,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在建国前三十年充分认识和发挥了自己的巨大力量,找到了自信,释放了潜能;但是如果只有毛主席的30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完整的。前30年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当家作主是什么感觉,后30年知道资本力量是什么,做鬼是什么感觉。经过这前后三十年的正反教育,中国工人阶级由此产生了完整的阶级意识,对这个阶级要争取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以及反面制度资本主义有了清晰的认识,中国工人阶级成为最先进的阶级。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可能发挥出来巨大的能量,将来大家会一步一步看出来。第三,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巨大。60年前中国工人有800万人,400万就业、400万失业,今天保守估计有3个亿,增长了近四十倍,比美国的人口多。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大,人数最集中的工人阶级队伍。

1第一个时期(1949-1956年)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从自在向自为转化。工人阶级不是毛宣布新中国成立就自为了,不是这样突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搞清历史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共产党宣布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这种说法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怎样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仍需客观的看这一历史。建国以前,有人对工人阶级的作用就表示怀疑,提出从农村转入城市后,在城市依靠谁?他们不相信工人可以领导,认为工人没有参加革命并取得胜利,而是被解放的,同时工人意见多、不好管,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建国初吸引工人入党、组织工会等方面,对工人都存在关门主义的问题。现在我们去调查会发现很多工人理论水平很高,也很重视动员群众,但他们都没有入党,这就是当时关门主义所导致的结果。针对这种错误认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宪法说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具体实现是通过共产党,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什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这是由共产党性质决定,同时还要考虑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只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而没有把工人阶级确定为是领导阶级,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还不是自为阶级,数量和觉悟都还不够充分。中国工人从1949年的800万发展到1956年的4651万,到1958年发展到5600万,从农村中发展了大量工人,数量上有了巨大的增长,并且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教育,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主人翁意识的有觉悟有经验的新工人,整个工人阶级队伍的自我觉悟都得到极大提高,这使工人阶级担当领导阶级成为可能。1954年宪法从根本大法上确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这7年时间也是工人阶级同政党的磨合期,从56年开始跟官僚主义斗,56年当年全国各地有1000多次罢工。

2第二个时期(1956-1976年)

社会主义建设的20年是工人阶级发挥潜能的时期。第一件事,我们要研究一下57年的整风运动,是共产党欢迎知识分子来帮助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三风。建国后,共产党是被崇敬的化身,普通人很少怀疑共产党有什么问题,大部分工人都抱有感恩思想,在伟大的党的指导下拼命工作。57年时的知识分子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薄一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反右中知识分子提出的观点90%都是正确的,但很多官僚向毛主席告状,毛要求他们听从这些意见。王绍光说这是新老精英的矛盾,部分老精英犯了右派幼稚病,要求轮流做庄,说国家很复杂,必须由专家、知识分子来掌握。新精英,即官僚主义者,找到了反击的机会,此后又有了反右扩大化。反右很复杂,例如河南商丘,一个女孩很好看,被一个干部子弟看上了,但她的男朋友在部队,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部队战士的女朋友不能撬,所以200多人签名反对这个干部子弟,结果反右的时候这200多人都被定为右派。新精英为了保护自己,打击了很多知识分子和群众。李敦白说当时知识分子提意见,工人是不赞同的,“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如果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1]普通工农认为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只是策略,目的是夺取领导权。

第二件事是58年大跃进。很多人嘲笑超英赶美,刚刚建立一个新国家,怎样超过英国?事实上15年后资本主义世界遭遇70年代的危机,英国钢产量减少了,中国就超过了。大跃进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钢和粮棉。钢是基础,强国必须有钢;粮棉是人民生活的条件,富国必须增加粮棉产量。当时中国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这个指标,蒋介石干脆放弃了军事上反攻大陆的打算,转而提出以“三民主义”来“光复大陆”。对于钢产量这个目标,如何定的,毛泽东没有热到媒体宣传的这个程度,可以看薄一波回忆录,薄一波在其中也轻描淡写的谈到自己错误。最让人嘲笑的是土法炼钢,当时确定1070万吨钢目标时,外国舆论不相信,到58年7月底钢产量达到380万吨,还差700万吨,大家都慌,怕完不成指标,后来中央采纳陈云的建议,土法炼钢。解放东北,就是靠东北人民土法炼钢。为什么解放东北时土法炼钢没有嘲笑,而大跃进时就遭到嘲笑?从精英路线的角度,一切必须学英美,炼钢要按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设计才行。凡是以群众运动方式搞的,都被精英所蔑视。在精英看来,土法炼钢神经错乱,人都跑到山上,还破坏了植被。反过来看,现在富人买车,教授已经买了40万的车,看到别人买80万的车,自己也去赶紧换新车,这种盲目攀比在工农看来也很可笑。大跃进期间通过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最后完成这个指标。完成这个钢产量,极大增长了中国劳动人民建设新社会的自信心。大跃进对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妇女解放。今年8月份,新京报发表了一篇《1958年大跃进:民众捐出锅盆大炼钢铁》,访谈了一位普通女工,在58年参加工作,报了扫盲识字班。大炼钢铁时她把门锁拿去炼钢,她后来给儿女们讲这段故事,孩子问:家里没了锁,东西不丢吗?她说:“那时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里没有一把锁,但东西从未丢过”,锁已经没用了。当时群众认为,之所以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是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在58年,妇女解放的口号已经提出很多年,但外面的世界还是男人的,如果街上能看到妇女骑自行车,大家都看着,觉得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韩玉竹认为大炼钢铁改变了一切,男女都一样干活,对妇女的解放作用非常大。韩玉竹说炼钢使自己走出家门,从劳动中理解出了什么叫平等。[2]正因为有了58年大跃进解放了人的思想,焕发出了工人阶级的能动性,有了这个条件才有了鞍钢宪法。一些知识分子研究鞍钢宪法太学术化,鞍钢宪法不是毛一个人创造的,是大跃进条件下工人阶级创造的。鞍钢宪法是迄今为止最有利于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企业管理方式,这是工人阶级作出的伟大创造。当然,鞍钢宪法后来实施过程中,也出现同官僚的矛盾问题,有韩国人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第三件事是66年开始的文革。以重庆为例,一开始工人很难接受,学生去南下宣传,党政干部号召工人起来,说学生造反,工人也可以造反,于是成立工人纠察队,反对学生[3]。今天还有很多工人提起此事脸还很红,因为他们当年做了保守派。当学生提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很多重庆工人都觉得不可能,学生说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出现?工人才逐渐接受了这一观点。研究了文革,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是迄今为止工人进行组织的最大规模最彻底的一次尝试。许多人都觉得工人阶级很可笑,那嘲笑自己吧,小孩学路也要经历无数次跌倒,每个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文革时期工人阶级形成了两派,保守派说党是伟大的,怎么能踢开党委闹革命,党怎么可能犯错误;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当然成分也很复杂。建国后工人翻身做主人,工人也没有完全看清楚官僚主义者的本质,很多工人都认为在党组织领导下好好干活就可以了。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随后工人阶级的地位逐渐上升到顶峰,这符合我国要建设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目标。毛说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不但要有享受福利的权利,还要有管理工厂、企业和上层建筑的权力,很多普通工人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工人就是干活的。现在工人阶级相信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但当时工人阶级不太相信自己可以当家作主。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最后发展成派性,形成两派武斗。现在看当年的保守派、造反派,总体上目前保守派水平更高,因为保守派今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总结了自己的历史;一些造反派从来没承认错误,自己没犯过错误,错误都是d的。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到现在都正确,说自己60年都正确,这个人也很有问题。很多造反派朋友都有文革情结,不能用理论说明。所以在跟工人谈时,要问清楚他当年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现在保守派更加可爱,很多劳模都是保守派,现在他们更广泛的参加到激烈的改制斗争中,也懂策略。文革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不是毛在玩手腕?不是的,毛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工人阶级的国家,最后达到无阶级的社会。一方面反映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老是通过共产党,最后发展到什么样也看到了。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开始进行改造,客观存在着非工人阶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工作。农民大部分通过集体化成为农业工人,一部分招工进入城市;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也要参加生产;企业实行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一切都是要把其他群体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不是干体力劳动就是工人阶级,成为工人阶级要具备阶级意识,相当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不接受毛的改造,但大多数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很欢迎改造。当时在国家强制力量支持下,不改造也不行。今天看到,很多人有了表达的机会,表示自己不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仍然谋求与工农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经过30年,资本的发展再次将知识分子推向工人阶级一方。现在90%的白领是装忙族,很多大学毕业生痛恨自己的工作,更痛恨加班,有很多应对领导的办法,总有一天这些人也会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不人道、残酷等。对于农民,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改造农民,没有其他的社会主义改造途径。

总体上,在1956-1976年的这20年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国家的进步发展、企业管理制度创造等各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由虚弱发展到强大,主要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才得以实现的。但当开始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服从党的时候,又开始向另外一个方向变化。如果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讲,建国前27年无产阶级还没有最终形成使之成为自为阶级的意识,还缺乏对资本的认识和警惕。但在前27年,中国工人阶级是伟大的,这个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3第三个时期(1976-1978年)

在三年过渡时期,工人阶级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前一个时期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变为“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4],实际上这是资产阶级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基层工厂和单位里,服从党的领导变为了就是服从党委书记。华国锋时期,党也变成了驯服工具,变成了刘少奇的党。很多的工人阶级领袖被抓或被调离岗位,工人阶级的言论被堵塞;同时,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为理由加强工厂专制,强调服从,实行利润挂帅进行物质刺激[5],这个措施迅速瓦解了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个人收入是多少而不再团结。通过肃清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减少左派影响,工会也演变成驯服工具,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现在工会连吹拉谈唱都没有了。
4第四个时期(1978-现在)

这一过程大家都很熟悉,主要就是城乡资本力量的扩张,工人阶级地位下降的过程。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好像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么丑恶,相反却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资本被人描述为一种美好生活,没有引起人们的害怕和反对,不论党员、干部、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人们对资本还没有深刻的认识。随着资本逐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后,中国工人阶级才意识到资本对劳动者的作用,被资本“温水煮青蛙”了。

80年代资本度过自己的蜜月期。改革先是从农村开始,通过破解集体经济,释放出剩余劳动力,然后使其变成劳动力商品。让这些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与拿着“铁饭碗”的城市工人进行竞争,这实际是对城市工人形成了一种包围姿态。之所以从农村开始,就是因为在改革之初最难改革的是城市,以雇佣劳动化为导向的新政策在城市企业里往往很难推行下去。

为了化解改革阻力,陆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81年厂矿武装转归县武装部保管,资产阶级掌权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武装。82年修订宪法,取消罢工权和四大自由,强化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我问老干部为什么当时会取消罢工权,韩西雅说当时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哪有说工人阶级罢工反对自己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罢自己的工属于同义反复,是废话,应从宪法中去掉。83年,针对工人的过激抵制,进行了严打。严打很厉害,我体会很深,城市工人子女在街上提录音机,留长头发、穿喇叭裤,像二流子。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迅速变化,突然之间公汽开始挤了、打饭的人也不排队了,出现了农村进城的个体户在街上摆摊,当时很受歧视。严打是第一次有规模的对城市工人阶级的镇压行动,我们那一个工人摸女孩一下被判10年,刑罚没尺度,政府宣传把流氓枪毙有什么可惜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会沦落到“工会是条狗,挨打还得跟着走”的境地。推进干部“四化”,把南下干部退到调研员,成为第二梯队,培养年轻干部,老同志退居二线。退居二线后就失去了管理企业的权利,老干部过半年再去工厂做顾问,问都不让问。新上来的年轻干部用92年后的话说,“胆子要大”,基本上都是胡整。84年又对工厂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获得了巨大的管理企业的权力,几乎就是一个工厂的“太上皇”。由此党委书记和厂长尖锐冲突,舆论上把党委和厂长比作两口子吵架,实际上把党的地位降低,要把党从企业中搞出去。赵紫阳主持下,最后“让党委退出管理负责舆论思想宣传工作”,彻底让党委失去了对工厂的领导权。官僚主义者对厂长负责制情有独钟,可以追溯到工业70条,喜欢一长制。厂长可以决定干部任免、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奖惩职工。厂长有了这么大权力之后,引起了很多矛盾,东北出现好几起刺杀厂长事件,所以出现武警,以此来为所谓“改革”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到80年代末,砸三铁,“干部的铁交椅、用工制度铁饭碗、分配制度铁工资”等,很多制度都被废除,但这些大都是针对工人的,对干部却没有什么触动。再到89年,不但镇压自由派,也把工人的造反情绪压制下去。

要回答一个问题,有教授写文章说工人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也有工会老干部说工人阶级是反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两种观点相比较,后者更有真理性。为什么工人改革之初不反对?尽管老工人大部分对企业改革是抵制的,觉得这是资本主义回潮,但国家实行了子女顶替制度和干部退休制度的政策,以替老工人解决下一代青年就业为名让子女顶岗代替,让一批反对改革的老工人离岗退休到二线。全国办理退休制度1225万,其中子女顶替900万,占80%。这个阶段上,家家户户都有失业的,很多工人子女没工作在街上耍,但如果退休,不但自己发全额工资,孩子还有工作,不再当流氓,此外当时乡镇企业大发展,老工人有手艺,退休后再去乡镇企业或去个体户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这是对老工人的收买。在改制以后,船一沉往往是一家子,因为顶班制度使两代工人都在一个企业里。当时社会上有权力的人让子女去当兵,没权力的都是让孩子到工厂,国企不行到大集体,要进工厂还都得走后门,孩子拿到工资以后又拿奖金,全家都很高兴。那时我们家在一个工人社区,一到星期六,工厂门口都是卖酱猪蹄的,生意很火。工人发的工作服都是西装,动不动就发东西。所以改革之初像过蜜月,你啃骨头我喝汤,都高兴。

90年代初步确定资本主义制度。92年南巡后,93年出台公司法,95年出台劳动法,建立了产权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在90年代后期基本完成国企的用工招工制度改革。从86年就开始同工人签合同,合同只有一份,签完不给工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农民工想要一份合同很难,管理人员答复说“要那个干什么”,资产阶级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受疯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大中型国有集体企业实行大规模破产,私营经济发展挤压掏空了国有和集体企业。同时,出现民工潮,新的一个雇工队伍开始出现,而中国的老工人阶级则处于被动挨打状态。1997年实行国有企业改制,主要做了两项改革,一是实行企业产权置换,换成清晰产权私人的或股份的,二是工人身份实行置换。所谓改制实质上就是把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改为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让生产资料所有权改为私人所有或者国家官僚所有,让职工成为雇佣劳动者,并建立劳动力商品市场,实行劳动力自由买卖。而马克思说过,确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制度,改制后我们完全符合。改制的一个后果,就是产生了今天城市房地产资本家。因为当时大量企业改制腾出工厂土地,就是要大力发展房地产。过去是工人破坏工厂、机器设备,官僚和资本家保护;而现在恰好相反,是官僚和资本家破坏工厂和机器设备,工人来保护。有人将这个过程称作“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构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方式。资产阶级把工厂有效的设备转移到农村,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建厂,让农民到城市打工,在原有工厂土地上发展房地产这一个暴利行业。同时在改制过程中,实行买断工龄的政策,而下岗工人仅有的收入又在大起大落的股市中被洗劫一空。上世纪末,石油工人、建设银行实行买断,那时股市正好不错,投进去就赚钱,很多工人觉得不受你领导的气,我拿钱走去股市翻番,结果亏的血本无归。工人把资产阶级想的太简单,几万块能白给?股市一卷就走。

整体来看,90年代是资本进攻时期,工人被动防守,偶尔也有散兵游勇,但队伍涣散,结果都是鬼哭狼嚎。新世纪出现工人护厂斗争,基本都是失败告终,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为什么往往没有比较有效的抗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力量还比较弱小。二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中有很多敌人,尽管宣传建设社会主义,但实际很多人有严重的私有制心理。三是和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成熟度有关系,工人阶级第一次管理国家缺乏经验,主要是通过政党来进行管理。在演变的过程中,都是由党的名义进行的。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修正主义”。不防资反修,社会主义政党里的叛徒,必然把这个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要想防止这种演变,就要像毛泽东所要求的,把权力交给人民,全民武装,并且让国家尽快消亡。因为如果由少数人掌握了国家机器,就有可能向资本主义或法西斯演变。

最后走到今天,资本力量远远超过工人的力量,工人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状态。据官方报道,现在私营经济已经占到了63%,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体。私企中,就业的劳动者已占70%,也就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70%变为完全任资本自由驱使的雇佣劳动力。国企中,在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企业领导想如何就如何,工人无可奈何,被逼急了才采取一些极端的反抗手段,结果工人领袖还是被抓,反抗也没有任何效果。工人阶级变成这样的状态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应该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这是资本发展的代价,工人阶级队伍也是与资本的对立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强大的工人阶级不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只有经过大规模的斗争才能塑造坚强的工人阶级。

工人现在的状态可以概括为“愤怒和绝望”。绝望是因为他们一直期望着左转,期待着回归社会主义,朱镕基三年搞好国企,实际上搞垮国企,结果越来越绝望。但绝望也是向希望转化的过程。2003年以来,新工人罢工开始逐步增多,国企工人也日益觉悟并团结起来。以2009年的依棉事件、通钢事件、苏州工业园事件等为标志,工人阶级开始找到一些抗争的有效途径,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防御状态。套用毛泽东的“防御、相持、反攻”三个战略划分,这几场阶级斗争仍处于防御阶段,但是是由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转化。在此之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工人对改制无招架之功,知识分子精英大谈计划经济多糟糕、市场经济怎么好,说现代企业制度有效率,改制以后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原先企业亏损都是工人吃大锅饭吃垮的,从企业改革后很多国企工人都消极怠工,所以工人也觉得有道理,从精神上无还手之力。往往调来一个市长,决定改制就开始改,工人被逼急了去堵路或上访告状,这是很被动的方式。现在变化了,通钢事件发生后,全国工人一片欢腾,反应强烈,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打死的太少”。更典型的就是河南一个企业直接打出横幅“向通钢老工人大哥学习” “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的阵地”。全国总工会发文表示改制如果没有经过职代会同意视为无效,但是还没有说该怎么处置。这个事件对政府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很多政府和大型国企都召开了维稳会议。工人阶级的思想也发生变化,不再认私有制有效率的理。此后很多钢铁企业,职工都不欢迎私企去兼并,都希望大型国企兼并,河南林钢职工让安阳钢铁兼并,日照钢铁也让山东钢铁兼并。从斗争手段上,开封的工人提出了改制方案,政府不答应,工人把厂门焊死,同政府处于相持状态,当地领导让警察保护,怕出群体性事件。

未来对工人阶级成长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观察的过程,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从阶级大视角来看,尽管老工人和新工人有矛盾,但是一旦发生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们都会建立自己的队伍,联合起来进行对抗。有些人觉得老工人已经老了,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没有用了。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通钢事件就是一个72岁老工人发动和领导的、老中青工人结合共同取得胜利的斗争。老一代工人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发挥着他们的引导作用。中国老工人的政治素质是最高的,因为经历过这正反三十年的教育,虽然年老体弱了,但是政治头脑很高;而新工人则相反,年轻力壮、能打能斗,但是欠缺政治意识。现在新老工人已经同处于雇佣劳动地位,甚至在同一家工厂里打工,未来他们必然会走在一起。工人阶级的成熟与所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关系很大。在以后的工人运动中,随着新老工人的逐步融合,老工人必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在其带领下,新工人也会产生西方工人跨越百年才具备的成熟的阶级意识。通钢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在这场非常激烈的冲突中,老中青整合、各有分工,同对面的官僚和资本家进行较量,这是阶级成长壮大的表现。如果新工人学习到通钢事件的经验,了解了工人怎么斗争的,他就会觉得老工人胆子大,能整出这样的事情,能使省委书记都害怕,而他们只会找保安斗、找老板斗,他们会向老工人学习。通钢事件也对左翼认识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左派普遍比较振奋,因为过去几乎都认为老工人将无所作为了,这个事件后,很多左派也由此更加关注老工人。
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继续深化,无产阶级化进程将加快推进,底层群众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幻想会逐渐破灭。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工人会认识到不可能通过拼命工作或者个人单打独斗就使自己得到解放,必须参加到阶级斗争中来。在未来冲突中新工人会形成一种团结意识,这种意识会使得他们和老工人进一步结合。资产阶级也会不断培养无产阶级,使他们越来越有觉悟,认识到自己的阶级身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于当代的工人阶级来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为中国人民找到出路,为社会主义找到出路,才能为自己找到出路。

[1] 王绍光. 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南风窗-威虎网

[2] 1958年大跃进:民众捐出锅盆大炼钢铁(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8-14/141218436048.shtml). 新京报,2009年08月14日

[3] 黄廉. 重庆文革口述史

[4] 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 109-112

[5] 邓小平. 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 邓选2卷,1978年10月11日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173

回帖

13

积分

管理员

积分
13
 楼主| 发表于 2012-1-28 00:48:52 | 显示全部楼层
No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Zhang Yaozu

http://chinaleftreview.org/?p=474

Zhang Yaozu, former editor of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nd chief editor of Chinese Workers Research Website. He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conditions and future of Chinese working class and engaged in cheering for their cause. He is a well-known activist for workers’ rights in China and has authore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and Rural Capital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i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Ranks of Workers etc.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working class has been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1979),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working class gradually rose due to the weakening of capitalist power in the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in the second three decades (1979-presen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power, the status of the working class has dramatically declined.

Overall,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iating it from the working classes of other countries. First, the appeara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was earlier than the appearance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in China, and once it entered the political stage, the working class established its own political party and eventually gained control of the country. Second,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has achiev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has become the most advanced revolutionary class. During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achieved awareness of its power, gained confidence and developed its political potential. But this thirty years under Chairman Mao was not enough for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to complete its awareness. This thirty years gave them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ism and of being the leaders of the nation, but the second thirty years gave them knowledge of the power of capital and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tricked and cheated. This sixty year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ducation has produced within the working class a relatively complete class consciousness–it ha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t fought for and the capitalism that it is its opposite. A number of researchers on work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ave argued that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is the most advanced working class in the world. We will gradually see whether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will be able to give play to its great energies. Sixty years ago, China had eight million workers, among whom four million were employed and four million unemployed. Conservative estimates now hold that China now has three hundred million workers, a forty-fold increase, now numbering more than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ncentrated working clas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has gone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class in itself to class for itself. Chinese workers did not have complete class awareness from the beginning, but gradually became mature through the practices of p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king class since 1949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was from 1949-1956, cove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era of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During this period the working cla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ransformed from a class in itself to class for itself.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Communist Party completely depended on the working class, but did not firmly establish the working class as the ruling class. This was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was still not a class for itself due to its insufficient size and class awareness. The number of workers increased from eight million in 1949 to forty-six million in 1956 and to fifty-six million in 1958. The working class absorbed new members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educated them to be new workers who had class awareness, experience, and consciousness of themselves as the leaders of society. These changes opene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working class to take on leadership. The 1954 Constitution enshrined the working class as the leading class. At the same time, some frictions developed betwee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Party. The struggle against “bureacratism” began in 1956, and in that year there were over one thousand strik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second period, from 1956 to 1976, covers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during this time the working class was able to develop its political potential. There were several incidents worth discussing here. First, in 1957, the Communist Party initiated a rectification campaign [the Hundred Flowers movement] which invited intellectuals to correct the subjectivism, denominationalism, and bureaucracy within the Party. After 1949 the Party was extremely highly regarded, and average people very seldom came to think that the Party had any problems. Most workers were extremely grateful to the Party, and thought that they should work hard under its leadership. Most intellectuals in 1957 were intellectuals who had been brought up in the old society. Some of the old intellectuals argued that the business of managing the state was complicated, and that experts and intellectuals should take command. The new elites, that is, the Party bureaucrats, seized the chance to attack the old intellectual elites. At that time, most workers and non-intellectuals did not see intellectuals’ attacks on the Party as heroic gestures, but on the contrary saw them as self-interested and ungrateful. Many workers and peasants worried that intellectuals demand for democracy was a ruse aimed at winning power for themselves, and that once intellectuals gained power the common laborers would lose their newly-won stable salaries and land.

The second incident worth noting i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f 1958. Today many people mock the movement’s goal of “Surpass Britain and catch up with America”–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for China to have realized this goal? In fact, fifteen years later when global capitalism encountered the crisis of the 1970s, production in Britain declined and China surpassed i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ainly tried to solve two problems: stee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cotton and staple grains. Steel was the foundation required for furth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re necessary for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o reach the production goal for steel, the masses were mobilized to construct makeshift refineries. Intellectuals scoff at this approach and claim that it caused much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However, the production goals were eventually realized, and this significantly boost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ir efforts to build a new society. Aside from this, women were for the first tim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steel alongside men, and according to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nts thi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liberating women from traditional roles and advancing gender equality. It was the mobilization and increased confide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of 1958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ngang Charter, which until today is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method most conducive to the workers leadership ever developed, and a shining accomplishment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third incident w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inning in 1966. Students spread the news that some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had called the workers to rise up, saying that the students had rebelled against the power-holders and that the workers should as well. The workers found this difficult to accept and they organized their own pickets to oppose the students. Today many workers are embarrassed at the mention of this movement, as at the time they joined the conservatives to oppose the rebels. Students said that the Party Center had become revisionist, and many workers thought this was impossible. The students countered that the Soviet Union had produced a Khruschev, why couldn’t China? Now many workers have come to accept this idea.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ould lead on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thoroughgoing attempts by workers at self-organization. Many people tend to laugh at the mistakes of the working class, but everyone goes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making errors during a learning proce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workers broke into two factions. The conservative faction held that the Party should be revered and that it could not make mistakes. How could one bring down the Party Committees and call for revolution? The rebels answered Chairman Mao’s call to rebel.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the workers took on leadership, many workers did not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tism, and thought that if they worked har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verything would be fine. Mao Zedong raised the slogan of “Everythi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following this the pos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gradually achieved its apex. This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oal of creating a stat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working class. Mao said that under socialism workers should not just enjoy the right to social welfare, but they also had the right to manage factories and enterprises. Many workers wondered how this was possible, as workers had to be busy with production. Many people question whether Mao’s statements on the working class were sincere or just a Mao’s political tactic. In truth, Mao’s goal was to build up a worker’s state and eventually realize a proletarian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this goal reflected the effort toward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aimed at guarantee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By turning peasants into rural workers through collectivization and involving intellectuals in production, Mao tried to transform other social groups into members of the working class with complete class awareness. At that time, some cadres and intellectuals did not accept Mao’s plans, but most lower-level cadres and intellectuals welcomed the changes. Thirty years later,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has pushed many intellectuals towards the side of the working class again.

Generally speaking, during the twenty years between 1956 and 1976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the progress of China’s development,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factory management regime, and truly took ownership of the state. The working class progressed from a weak class to a mighty one, for the most part du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even as we note this, we should emphasize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workers did not develop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or vigilance toward capital.

The third period was from 1976 until 1978. During these three years of transition, the status of the working class began to change from “exercising leadership over everything” to “defer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is proved indispensable for the future victory of capitalism. At the local level, following the Party turned into following the local Party Secretary. In fact, in this period, the Party became a tool for taming the people. In factories and work units, many worker leaders were demoted or even imprisoned, and workers’ channels of expression were blocked. Meanwhile, factory despotism was strengthened,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were provided to workers to fragment them and shift their attention to material gains rather than class unity. The labor union became a tool for taming the working class.

The fourth period is the thirty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veryone is aware that this process has entailed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t power in the countryside and cities and the declining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working class. Marx said that capital comes into the world “dripping from head to foot, from every pore, with blood and dirt.” B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era, capital did not seem to be as ugly as Marx had said, but on the contrary, it was welcomed by everyone. Capital was portrayed as that which would bring a beautiful life, and neither Party members, cadres, workers, peasants or intellectuals feared or opposed it. As capital slowly revealed its true nature, workers finally realized their function under capitalism. The decade of the 1980 was capitalism’s honeymoon. This is because people did no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ism. The reforms began in the rural areas with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turning of surplus labor into a commodity.

Many measures were taken to undermine opposition to the reforms. In 1981 the armaments kept by factory militias were handed over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e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for the capitalist class after it takes power is to disarm the workers. In 1982, the revised Constitution repealed the right to strike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romoted educational efforts emphasizing law and discipline. I have asked old cadres why at that time workers’ right to strike was eliminated. Han Xiya said that at the time the propaganda was that “the working class is the leading class—why would the working class call a strike in opposition to itself?”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striking against one’s self was absurd and should be eliminated from the constitution. In 1983, the “strike hard” campaign was launched to counter workers’ resistance, and this was the first large-scale suppression aimed at the working class in urban areas. In 1984, the factory regime was reformed into a system under which the factory director assumed full responsibility. This system emphasized the authority of the factory director and weakened the role of the Party branch secretary. In the late 1980s, many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were eliminated such as the iron rice bowl, stable wages, and the like.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capitalist regime was beginning to be consolidated. After Deng Xiaoping’s famous 1992 trip to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the south and other areas promoting the reforms, the 1993 Corporate Law and the 1995 Labor Law established the new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wage labor system. From 1986 on workers were given contracts for employment, but there was ever only one copy of the contracts, and after the workers signed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keep them. This situation continues to this day,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igrant workers to obtain copies of their labor contracts–when they ask for the contracts the managers repeatedly reply, “What do you want that for?” There is a continuity in the practices of the capitalists.

Influenced by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y, man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collective corporations went bankrupt. Meanwhile, migrant workers poured into the cities looking for jobs, and the job security of senior workers was seriously undermined. In 1997, large-scale SOE reform was launched, consisting of two principle measures: to give the property of the SOEs to over to privately-owned or joint-stock enterprises, and to turn workers into wage laborers and establish the market for labor as a commodity which could be bought and sold freely. Marx had said that two marker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apitalism was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age labor system. The Chinese reforms are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Factory managers began to sell off their properties to enter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the past when workers destroyed machinery and damaged factories, the officials and capitalists would rush to protect the property, but now it is the opposite—officials and capitalists destroy the factories and the workers try to protect them. The capitalist class moved production facilitie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began to take on tremendous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Meanwhile, the original older workers were given meager cash payments or stocks as compensation for losing their factories. While many workers were originally pleased with the value of the stocks, when the value fell many were left with nothing.

Overall, in the 1990s the power of capitalists rapidly expanded and workers defended themselves only passively. Why couldn’t the working class effectively resist again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m into capitalism? Several factors account for thi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as still immature and its power was still weak. Second, there were many enemie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even many who argued for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were in fact committed to the private ownership system. Third, the working class still lacked sufficient experience in managing and controlling the country, and most policies were promulgated via the Communist Party. However, if only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maintain control of the state apparatus, it has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orming into capitalism or fascism.

Today the power of capitalists far exceeds that of workers.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the private economy makes up sixty-three percent of the whole national economy. Seventy percent of workers work in the private economy. The state of workers can be generalized as “rage and hopelessness.” Since 2003, the number of strikes organized by new worker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Meanwhile the awareness of SOE workers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working class has begun to find some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shifting from passive defense to active defense. Many incidents, such as the Yimian incident, the Tonggang incident, and th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cident, reflect this change.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observe how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including both old and new workers, grows and develops in the future. Although a divergence exists between old workers and new workers, once large-scale class conflict occurs they will shore up their own teams and unite to resist the common enemy.

With the deepening of capitalism’s internal conflict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proletarianization, the poorer classes will gradually lose their illusions concerning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market economy.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class awareness of the proletariat will be gradually develop and more and more workers will realize that working hard as individuals will not lead to their liberation. In the conflicts ahead the new workers will develop a consciousness of solidarity, and this consciousness will lead them to unite with the older workers. The capitalist class will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proletariat, and cause them to develop their own awareness sense of class identity. “The proletariat can only emancipate themselves by emancipating all humanity.” Likewise,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will blaze a path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socialism, and only in this way will they be able to lay a path for themselves.

January, 2010

Translated by Wang Chen, a graduate student in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UCLA Luski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Saul Thomas helped with proofreading the translation. Thomas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2334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GMT+8, 2024-5-28 19:56 , Processed in 0.015743 second(s), 19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