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默波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

tuffy05

高默波教授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大学从事中国研究，兼该校孔子学院的院长，著有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以及 The Battle of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此书评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的中文而做的。我本想在书评中把英文版本跟中文翻译本对照一下，但是因为时间安排不上就算了。这是剑桥中国史的第十五卷，共有十二章，许多章节是由世界顶尖级学者（如果真有这么回事的话）分别撰写的。第一章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斯图特。施拉姆写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二章士哈里•哈丁写的；同样是关于文革的第四章是麦克法夸尔写的，文革和经济的一章是珀金斯写的，文革和教育一章是苏珊娜•佩斯写的；文革与文艺一章是杜韦•福克写的。有关农村的第九章是理查德•马森德写的；城市是马丁•金•怀特写的，还有一章关于台湾的是拉尔夫•克拉夫写的。总编辑是以研究文革著称的麦克法夸尔和大名鼎鼎的费正清。
毫不奇怪，本卷描述和讨论文革的篇幅很大，因为所谓的文革十年就在这段时期中。从书目的副标题“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可以看出，不管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如何，作者们还是把文革称为革命的。这跟中国的右派精英和复辟精英有差别；因为后者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或是“十年动乱”，或干脆称为“整人“ 的残酷斗争。虽然如此，这些国外学者在撰写他们章节的时候很明显地要引用中国和由大陆背景的旅居国外的中国人的声音和文字记载，比如高皋和严家其，金春明，王年一，梁衡，高原，郑念。由此西方学者们的理解和解释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国知识和党政精英的记忆和回忆、理解和解释的影响。比如第八章的杜韦·福克就说文革对文艺界人士的迫害跟斯大林三十年代的镇压和纳粹德国的大屠杀相比并不算夸张。不过，明显的是，中国全面反对革命（比告别革命更勇敢）的思潮在本书作者撰写的八十年代中期还没有达到高潮，因为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还没有爆发，指导全世界思想的美国的知识库还没有发出 “历史终结”的号召。这就使我想起一个难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关于1966至1982年的中国有价值吗？是否要等到二十一世纪再写关于1966至1982年的中国才有价值？
虽然本书列的书目有一千六百多条，但是真正中文的学术专著或是有大陆背景学者的学术专著很少。不是本书学者的疏忽或无知，而是确实很少。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控制，这包括对资料的控制和对文革研究题目本身的控制。另一个原因是真不受情绪和潮流影响的研究文革的中文著作那时还没有问世。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书中很多史实错误。错误之多是令人吃惊的。比如张志明2003年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若干史实辩证”一文中就指出不少史实错误（http://wwwcreaders.org/forum/politics/mesages/501080. html）. 另外，当时很多中国人，特别是精英阶层，对毛泽东时代还是处于本能的反感和厌恶时期，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的后果还没有显示出来。普通中国人对毛泽东时代和非毛泽东时代的对比还没有可能。因此，批判和反对反文革的思想还没有出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权威的剑桥史除了总结届时已经发表的西方研究成果外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
下面我抽出几个主题来谈谈本书的问题。先说毛泽东吧。施拉姆应该是研究毛泽东思想最有成果的权威之一。但他也觉得，他很难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特别是他晚年的思想结构，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他觉得，毛泽东坚持诸如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关键口号是为了显示他对苏联的忠诚。另一方面毛又把“大同”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词。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是错误的，并以这个“错误“为例子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种错误不仅导致了打倒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文革运动，也说明毛泽东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第一，对毛泽东思想如何定位归类对施拉姆，甚至对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都是个问题。把毛泽东当作一个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来研究对很多西方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第二，连施拉姆这样严肃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也会滑进毛泽东热衷于个人权力斗争的泥坑。比如他说，毛泽东向艺术，文学，哲学和教育领域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发动进攻不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斗争的乌托邦，没能全心全意执行他的指示。施拉姆说，在毛看来，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施拉姆还说，毛不惜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40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除他的敌人。我为施拉姆对文革真正目的和意义的缺乏理解而吃惊。我觉得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确实应该受一些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教育。
再说文革。哈里•哈丁承认，由于材料不确切，加上对发生不到二十年的文革事件缺少从历史角度进行总结的材料，所以公正的评价文革“异乎寻常”的难。正因为如此，在他撰写的一章里，哈丁只好把一位逃到香港的原红卫兵说的话作为总结，并宣称说这位原红卫兵的愤怒和失望代表整整一代人。那位原红卫兵说，他在农村生活时，农民向他抱怨，毛泽东时代比国民党统治还差，他们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泽东。这个原红卫兵能代表整整一代人吗？那个阶层的一代人？中国的农民真是如他所说的吗？那个地区的农民？
中国的对外关系占了这一卷很大的篇幅，主要是中苏和中美关系。我想就这个领域谈谈我觉得是外国学者和中国批毛反共精英的一个一致的观点。这观点是，中国人，中国政府和中共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国人挡在国门外。在文革期间，这锁门闭关更是厉害；只是到毛去世，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才把大门打开，所以叫改革开放。这个观点在事实的审查下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时期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确实有计划地剥夺了外国资本家的财产和他们存在的基础；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拒绝与外国的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国一直争取进入联合国，只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反对才拖了那么长的时间。中国没有武力“解放”香港也是中国争取与外界联系的好例子；因为在冷战的环境里，这是中国唯一的对外窗口。北京在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这也不是闭关锁国。六十年代和苏联的破裂是有意识形态分歧和中国为了保持独立性两个主要原因。在高度冷战的当时，中国始终处于守势，是弱者，处于攻势的是美国和它的同盟。朝鲜战争是强加给中国的，越南战争也是强加给中国的。除非中国投降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象日本，台湾，南韩，新加坡一样，成为实质上的半殖民地，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只能做它所做的。在同样的条件下，历史如果重复的话恐怕也只能是这样。当冷战和国际形势有了变化后，中美关系才有了和解的可能，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才能使尼克松访问中国。如果开放是指和美国改善关系的话，七十年代初中国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开放了。如果开放不是指与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和解，那又指什么呢？只有当美国发出和解后，它的附庸国象日本和澳大利亚财敢于跟中共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说明不是中国阻止对外交往。是东南亚国家的反共立场而不是中国政府阻止了这些国家的人们与中国交往。 为了使这些国家降低他们反共反华的喧嚣，中国政府特地作出决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即，成为外国公民的华侨不得持有中国护照。当然，中国政府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支持过东南亚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共产党和游击战争活动。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它的安全和政权性质立场上来说，这是符合逻辑的。美国也支持和扶持反共的政府和力量，到现在还是这样。冷战时期对中国是多么的困难可以从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看出来。苏加诺政府是当时不反华反共的政府，结果是他的政府被推翻。苏哈托利用共产党搞政变为借口搞了个所谓反政变的政变；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支持和默许下屠杀了几十万，或许到百万的无辜民众，很多被屠者都是华裔。这应该是公开的秘密，可是我现在评论的这本书竟然把这样大屠杀的责任巧妙地推到中国的身上。
本书还有很多观点也是很难成立的。比如，说1969年文革“活跃期“的结束使因为俄国人对珍宝岛事件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还有，说林彪是反对和美国和解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谈到中国国内政治发展时，本书毫无证据地夸大美国的能动性，说是由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扰使毛泽东迟到1966年才发动文革，而不是预定的1965年。在谈到中美和解时，也把中国说成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对美国的建议和善意要么是不反应，要么是拒绝。于是”乒乓球外交“也就不算什么事件了。本书当然要大肆渲染文革期间在短时期内造反派激进分子围攻外国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是不幸的突发事件，是少数年轻人的无知和狂热引起的，跟文革期间的外交的目的和政策没有关系。还有，把1962年中印边界事件说成是中国的入侵也是不公正的。还有，说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会在1971年前好几年就能获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也是没有根据的。
我觉得，苏珊娜•佩珀写的有关教育的一章是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和公正的一章，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关于文学和艺术的一章没有谈到文革时期（权作十年吧）的地下文学是很可惜的。当然这不能过度地责备作者，因为在作者撰写本章的时候，有关这方面的史料还没有出来。
最后我想谈一个研究中国的困难来结束这个评论。这个困难是，不管怎么样，研究中国还是需要查阅中国发表的中文资料。这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中文不是世界上最容易读写的文字。要求西方学者象读拼音文字那么容易的读中文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查阅中文资料很难超越学科。不做跨学科的阅读很难使研究者有深刻和广阔的视野。第二，中国政府控制文字的能力和效力很大，这有历史的继承也有政治制度的原因。于是挖掘可靠资料很难。第三，由于中国政府的不安全感，它倾向于为自己吹牛和说好话。西方学者对这个很有抵抗力。正因为这样，一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说自己坏话的时候，西方学者就容易被折服；有可能在心理上没有抵抗力，容易选择”这下中国人可是说真话了“的态度。当中国人开始说文革怎么坏怎么坏的时候，西方原来赞扬中国的左派就无地自容，有的变得比右派还右。而原来的右派则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早就告诉你了“。
那么，学者有没有左右之分呢？请读者你们自己鉴定吧。

《中国左翼评论》2010年夏季

Summer 2010

回望集体时代的中国农村—反思海外中国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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