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 1952年海南反地方主义

tuffy05

【作者: 叶曙明】
　　
　　
　　■一万多名老弱病残的琼纵队员，奉命卷铺盖回家。他们当中，许多人打了一辈子游击，家乡早已无人无房无田无物，复员意味着一无所有。原琼纵2800名女兵，一夜之间，从海南军区妇女队和农垦队中，扫地出门。
　　
　　■这些海南干部愤怒地说：“海南军区对琼纵地方干部的看法是这样的：两个连级地方干部也比不上一个大军的排级干部。他们对海南岛好像对殖民地一样。”
　　
　　■1952年春，省土委会认为海南基层组织，鱼龙混杂，“敌我问题未解决”，于是调派了172名南下干部赴琼，接掌土改领导大权，同时开始春耕整队。这些人权尊势重，对海南土改，不问情由，概行否定，反“和平土改”之风，瞬间刮遍海南。
　　
　　
　　 1952年反地方主义，海南岛也台风横扫的地区之一。其起因虽是土改问题，但还有另外一个病灶，就是琼崖纵队的复员问题。
　　 海南战役结束以后，按照全军统一编制的规定，琼崖纵队的指挥机构改称为“海南军区”，随后撤销了总队建制，把10个团按步兵团规定的人数整编为六个团（26、27、28、29、30、31团），直接归海南军区领导。海南军区的负责人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吴克之任副司令员，黄康任副政委兼主任，1950年底由陈德继任副政委兼主任，朱子修任参谋长。陈德、朱子修二人是野战军派来的干部。中央命令参加海南战役的四十三军所辖一二八师留驻该岛。
　　　　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更严厉的封锁禁运。橡胶被列为主要禁运的战略物资之一。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签订协议，在三年之内，种植橡胶800万亩，1959年开始向苏联出口橡胶。但全国能够出产橡胶的地方，只有粤、桂、滇、闽四个省区。
　　中央一声令下，各地紧急动员。1951年11月，作为华南橡胶垦植基地指挥决策机构的华南垦殖局，在广州成立，下辖广西、高雷、海南三大垦区。叶剑英兼任局长，冯白驹是副局长之一。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从1952年2月至1953年2月，开荒总面积420万亩，其中高雷垦区220万亩，海南垦区120万亩，广西垦区仅80万亩。
　　 政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抽调两万名解放军官兵，组建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团。林一师驻海南，林二师驻高雷，独立团驻广西。林一师的主力，即原琼崖纵队的人马。他们刚从剿匪战场下来，征衣未解，忽闻新令下，千营共一呼，马上又掉头转回深山老林，安营扎寨，开山筑路，垦荒造林，承担采集128万斤橡胶种子的任务。许多伤病缠身的人，最后累倒在布满山蚂蟥的草丛中，再也爬不起来。
　　由于全国范围的战争已告结束，剿匪任务也大致完成，1952年2月1日，军委发出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毛泽东对这些转业和复员军人说：“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
　　 夏天，广西宾阳军分区一五二师师部，奉调海南，组建林一师师部。林一师原班人马，分散到各团、营，最后实行集体转业，改为国营农场。由陈德主持遣散工作。8月，四十三军在大陆的部队，全部调防海南岛。这时，在海南有两个指挥机构（海南军区和四十三军）同时并存。鉴于海南是一个独立战区，这年秋天，中南军区向中央军委建议，把海南军区与四十三军两个指挥机构合并，改称“海南军区兼四十三军”，军委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进行了合编。由吴克华任司令员，冯白驹任政委，马白山任副司令员，陈德、谢堂忠任副政委，江燮元任参谋长。
　　 原琼纵的大批官兵忽然接到一纸复员命令。据省委1956年派出的琼纵问题调查组称，原琼纵离队的排以上干部2069人（其中转业的1106人，复员的680人，请假不归的54人，退职的26人，逃跑的二人，其他原因的一人）。离队后在区以上党、政机关、企事业部门工作的有913人，垦殖系统584人，乡社干部111人，工人50人，农业社员373人，试用人员六人，无工作的30人。
　　 在1105名转业干部中，调查了1050人转业后的级别调整情况，其中转业后提四级以上的三人，提三级的25人，提两级的154人，提一级的415人，保持原级的305人。低于转业时级别的148人，主要是因为这些人表现不好，或者犯了错误所致。“全国解放后，中央曾两次拨款专门解决琼崖纵队的问题。仅1956年冬第二次拨款就达50万元。”但报告没有说1953年琼纵开始复员时，究竟发放了多少复员费。应该注意的是，这份调查报告写于1956年，它所列举的数据是1956年的数据，而琼纵大规模复员则是1952年的事情。
　　 更重要的问题是，调查报告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是否准确？从当时的反应看，大部分海南干部对此都持否定的态度。1957年，新华社广东分社一位记者曾经写过一份关于海南问题的内参，引起极大争议。其中关于琼纵复员一节，是这么写的：（1）“到1953年，林业一师全部撤销建制，有些参加垦殖工作，有些复员。至此，原来琼崖纵队的武装力量90%都没有了。（2）琼纵整编和复员没有保留原有的干部。现在，有1000名左右的班级到营级干部复员没有工作做，意见很多。（3）琼纵的女同志处理也有问题。全纵队共有1448名女同志，解放后开始大批复员。到1952年，留下的约有100人，他们大部分是干部爱人。在复员过程中，不管愿意与否，一律要走。海南岛妇女参加革命的人，一般都是和家庭不和才出来革命的，因此，要回家去是有困难的。”
　　 原海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李英敏（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直到1996年在谈到琼纵复员问题时，仍然认为当年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处理不当：
　　
　　 第一，琼崖纵队有二万余指战员，整编时只准留一个团（我们有三个总队[师]10个团以上），几经交涉无效，只好请示中央，才给两个团的编制。第二，琼崖纵队有3000多女战士，领导指令一律复员回家，许多妇女战士是无家可归，再三请求分配到地方企业单位，一律不准。他们宁可在新区招女工，也不用复员的女战士，把人逼上绝路。
　　
　　 一万多名老弱病残的琼纵队员，奉命卷铺盖回家。他们当中，许多人打了一辈子游击，家乡早已无人无房无田无物，复员意味着一无所有。原琼纵2800名女兵，一夜之间，从海南军区妇女队和农垦队中，扫地出门。她们大部分没读过书，目不识丁，过惯军伍生活，一旦置身社会，谋生乏术，又无家可归。“特别是琼纵的女同志强行复员之后所处的惨境，叫人心痛，”曾任琼崖纵队总队参谋长的伍向华在1996年指出，“还有不少指战员，留落各地，至今年老病死，得不到应有的关照”。
　　 至于省委调查报告中所提到对琼纵复员军人安置，不少海南干部也认为，那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在1996年出版的《冯白驹传》，其中一名作者是琼崖纵队的作战参谋，书中写道：“林业工程第一师集体转业，各团改为国营橡胶农场，因年老体弱的原琼纵10000多人，被复员回家。不少人连一纸复员军人证书也没领到，安家费也没有。”
　　 女兵们掩面痛哭，离开她们视为家庭的部队，在前面等着她们的，是极悲惨的命运。有的流落街头，以行乞度日；有的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肉体；有的索性投河上吊，一死了之。情形不胜凄凉。有的复员女兵向军区寻求帮助，但听到的全是冷若冰霜的回答：“你们不是军队的人了，有事不要找军队，找地方去。”
但省委的调查报告则声称，所谓复员女兵自杀和做妓女的事情，全属向壁虚构。报告举了几个例子：
　　 例一：“第三批女同志回家后有文昌籍的十来个女同志在该县上宛河集体投河自杀”，另外“妇女学校转业的女同志又有几人于北昌河下游（铁桥附近）投河自杀”。经慰问组派有同当地政府向人民群众调查证明这两个事例全系虚构。
　　 例二：“澄迈县金江也有五个琼纵复员的女同志投河自杀”。经调查，金江自1950年解放以来没有发生过复员军人或老百姓投河自尽之事。在1951年10月有复员女同志王环凤等五人声称人民政府对她们生活照顾不够假装投河自杀（每人将一双木拖板鞋放在岸上，然后到一炮楼上睡了两夜）以威胁政府。现在这五个女同志都活着，其中有三人同调查材料的人见了面。
　　 例三：“文昌县有一个叫邢业丰的复员军人，原是部队营级干部因生活困难自杀了”。经调查，此人早在1947年8月公路战斗打伪保六团时就牺牲了。
　　 例四：关于海口市有琼纵复员女同志陈凤娟、陈环二、陈环四、陈瑞玉等四人因生活所迫当了妓女的情况调查：陈凤娟现年28岁，化名有三（陈环二、陈环四、陈瑞玉），文昌县人，现居海口市新兴街，以洗衣为业，暗自为娼。她并非复员军人……
　　 现在没看到针对调查报告所列举具体个案的反驳材料，但当年的琼纵干部非常肯定地指出，这类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决非虚构。下面引自1956年在省委讨论海南问题座谈会上，海南干部的发言：
　　
　　 对琼纵的女同志处理问题，这些女同志是长期在队伍中过着艰苦工作、生活的，解放后有千多人强迫复员回家，初解放时海南军区指派科长韩潘元同志向集中在府城的女同志传达复员指示时说：“集中起来学习文化。”但传达是复员，这些女同志都闹起来，不愿回家，甚至发生投河、上吊自杀等事情。军区看见情况不妙，却把这些传达内容说成是韩潘元同志自作出来的（实际是军区决定的，因为说解放后军队一概不容女同志了）。为了缓和女同志的愤怒，51年便成立一个文化学校，这个文化学校原来是提高女同志文化水平，但实际上是透过这一逐步动员回家。因此，在文化学校内又相继发生自杀事件，后来动员一部分到各个师去嫁干部，但一部分仍是强迫复员，据我们所知道的榆林和府城、三江三地就自杀不少人。
　　
　　 这些海南干部愤怒地说：“海南军区对琼纵地方干部的看法是这样的：两个连级地方干部也比不上一个大军的排级干部。他们对海南岛好像对殖民地一样。”
　　
　　 和广东大陆一样，土改问题，在海南也成了政治生活的风暴眼。
　　 海南各县的土改，是从1951年1月开始的。冯白驹作为海南土改委员会主任，要求土改“不宜急于求成”，要注意维护华侨、爱国民主人士的利益。经过两个月宣传、动员、筹备之后，3月，冯白驹欢送第一批土改队下乡。他在海南军政委员会的会议上，做了《关于海南土改工作计划》的报告，除了重申清匪、反霸、减租、退租、退押、镇反这些必行之道外，特别强调海南土改，须与国防建设相配合。
　　 海南的土改，分三个阶段进行。按海南军政委员会公布的海南区土改工作计划，第一阶段由1951年2月起至当年夏收前，为重点试行，要求完成60个乡（新编乡）约20万人口的土改；第二阶段由1951年夏收后至年底，在试点的基础上，完成300个乡约90万人口的土改；第三阶段由1952年春至夏收前在全岛范围内全面开展土改，要求在全岛地区内基本完成土改。
　　 据《冯白驹传》一书说，海南土改进度较预期为快。1951年6月至年底，海南全岛，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完成了土改。然而，在当年批判冯白驹的材料里，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直到1952年8月，海南才完成了76个半乡，约二万多人口的地区的土改，划了0.6%的地主。 两者相差甚远。
　　 1952年春，省土委会认为海南基层组织，鱼龙混杂，“敌我问题未解决”，于是调派了172名南下干部赴琼，接掌土改领导大权，同时开始春耕整队。这些人权尊势重，对海南土改，不问情由，概行否定，反“和平土改”之风，瞬间刮遍海南。
　　 乡村基层组织，一律被斥为“旧基层”，与国民党的乡保甲等量齐观。一大批中共党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稀里糊涂，中箭落马。许多战争时期支持过中共的“老屋主”、“堡垒户”，被定为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没收财产，一轮围追堵截，乱斗乱杀。
　　
　　 1952年土地改革的整队，把几乎全部县一级的县书、县长、局长都整垮了，其中陈生被押入监牢，“罪”状是“有敌情嫌疑”和“思想作风恶劣”，林庆墀、陈秀群、吉中桂、王宏进、王月波、王镇光、方克、颜俊民、范文山、吴忠、李光邦……他们中有的开除了党籍、留党察看、当众警告；有的撤职降级，所有被严厉处分的同志，都无例外地被斗霸的方法斗过；反对地方主义和反暗流以后，整个海南都进一步陷入沉闷状态。
　　
　　 这里所提到的人物，均为海南地方干部。冯白驹被指控为“土改右倾”、“保留私人势力”、“包庇地主富农，敌我不分”和“反对南下干部挂帅”、“拒绝先进经验”等等，不一而足。据中共海南区党委一份文件承认，在这次春季整队中，“清除了498人，记过、撤职99人，占队伍总数（6371）9.01%，打击面既大，作法又不甚好，不安心土改工作的也清除，特别是‘整’的方向只是‘整’下不‘整’上。”
　　
　　 我们的干部队伍目前存在着的严重情况是：敌我不分、丧失立场、违法乱纪、腐化蜕化、内奸分子的活动和破坏。这种情况不但乡严重，县区也同样严重。根据我们手头零碎材料和文昌、琼山、定安、新民、陵水、万宁、乐会、琼东、澄迈、昌感、崖县、临高等13个县初步的反映，县一级机关不纯的情况是严重的。
　　
　　 因此，到了夏季，又进行第二轮更猛烈的整队。在6月底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冯白驹也不得不作了检讨。但他始终弄不懂什么叫“地方主义”，谁是“马尔托夫”。层出不穷的新名词，搞得他头晕眼花。只知道消灭地方主义的最佳方法，就是把各县、市、区委的大权，交与南下大军干部。
　　从7月11日开始，海南区党委成立整队委员会，召集海口市、各县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和土改工作队正副队长614人，进行了为期21天的“整顿干部队伍”（原定整15天，后来因时间上与区党委扩大会议冲突，延长至21天才结束）。曾孤悬海外20年海南党组织，初尝政治运动的滋味。
　　 在这急风暴雨的21天中，一共有80人受到清查，“其中存在严重问题的坏分子有43人。”一份事后的总结报告在谈到整干的收获时说，“这些人中，有七名是内奸分子，严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的11名，严重违法乱纪的14名，严重贪污腐化、堕落蜕化的11名，其余的45名是属于一般的错误。”
　　
　　 海南区党委扩大会议，完全是分局扩大会议的海南版。在一种危疑震撼的气氛下，对冯白驹展开全面发难，包括他的许多老战友和老同事。李英敏后来回忆说：“最先发难的是海南军区，那位陈某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引者注）为了讨好陈德，组织一次对冯白驹批斗会，我忍无可忍，起来批驳，陈某某说我是冯白驹的奴才走狗。” 不能肯定，李英敏所说的“批斗会”，是不是这次扩大会议，但在这次扩大会议上，确实充满了火药味。
陈德首先发言，他说：“冯白驹同志过高地估计海南的斗争历史和自己的功劳，似乎海南是长期斗争打出来的，大陆是和平得来的，孤立地看海南的斗争，因此，就不重视大陆、先进经验和大军及南下干部，同时又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我曾向冯白驹同志报告，海南军区部队（即原琼崖纵队——引者注）问题很多，但冯白驹同志却不甚相信，他认为海南部队如何如何的好。在军区党委，我曾提意见派干部到一二八师学习或到大陆去学习，但党委通不过。在区党委会上，我提出依靠大军的问题，只有何浚、黎明两同志同意，但冯白驹同志则有些思想抵抗，他说：‘大军不懂话。’‘海南大军并不多，’‘海南情况与大陆不同，’‘海南不一定要依靠大军’等，这就说明冯白驹同志对依靠大军的问题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的。”
　　 何浚是海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黎明是党委委员。他们都是在战争年代，就一直和冯白驹共事。这时他们都坐在会议席上。
　　 陈德继续尖锐地说：“冯白驹同志的地方主义已从思想上发展到企图在组织上向华南分局闹独立性。这点在方方同志的地方主义中找不到。如冯白驹同志竟然公开向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案，把海南割归中南直接领导，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企图在组织上向华南闹独立性的问题，是党的组织纪律不能允许的。冯白驹把这样大的问题在海南协商会议提出讨论，而后向全国政协会议提案，既不在区党委讨论，又未过向分局，这是告党的状。冯白驹同志企图通过人民代表机关来威胁党，这是破坏党的统一性和纪律性的行为。”
　　 冯白驹的海南建省构想，比孙中山迟了40年，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早了35年。不过，只有他一人因此而获罪。据何浚说，“海南割归中南领导问题，冯在海南政协提出后我曾对冯谈过，这是党内问题不要提，在海南政协会上我提出海南主要的是加强国防建设问题，这些问题我提被冯制止，冯坚持他意见要提，后我不同意，这问题也不经常委讨论。这问题我在分局对方方同志谈，方说不要提，提也不能解决。但问题带到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同志（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引者注）说不提问题难带回去。总是提上中央讨论，周总理说要考虑，不同意。”
　　 显然，人们把海南建省和把海南区党委归中南局直接领导，混为一谈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指责也并非完全无理，因为在1950年代，党政基本上是不分家的。
　　 黎明也作了发言。他说：“在排外问题上，最重要的有三件事：一、依靠大军问题。依靠大军是政治性、原则性问题，是毛主席规定的，但冯白驹同志在思想上对毛主席这个规定，是采取不定的态度，这从他认为一二八师无什么可依靠与错误的将依靠大军解释为依靠自己（海南军区部队）把对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与解放海南、保卫海南的头等重要意义的大军当作一般看待，因而不主动的去团结大军，照顾大军，这是政治上的错误。二、对南下老干部采取不重视、不信任，不愿看他们的优点，只强调他们的缺点，来了，就干吧，不主动去团结他们；去了，不挽留，好似走了一个少一个负累。这种例子是不少的，一连串的，不是偶然一二个人，充分表现怕新的东西，新的人物来了，会对自己旧的一套不利似的。三、对土地（改）的各种经验，没有在党内组织研究和学习，认为还不如自己的一套还好一些，这完全（是）抗拒前（先）进经验，闭关自守的思想。”
　　 曾经担任过琼纵政治部副主任、中共琼崖西区地委副书记的陈青山，则披露了在整编琼纵问题上，冯白驹与邓华之间的一次争执。“从部队的一些材料来说，比如对海南部队的地位和建制问题，解放后，邓华司令提出取消纵队，直接领导团，这是符合党中央整军的方针的，而冯同志不从大局出发，却顾虑海南地位会因此降低，坚持保留师或分区，华南军区不同意，则认为华南看不起海南，曾表示顽强不满的态度，提出要求直接派人与中南交涉。以后中南通知吴克之同志前往讨论部队编制问题，认为上级一定会同意我们意见，不等吴回来，便擅自整编部队，成立两个师，结果中南仍不同意……另方面在部队的人数上也伪报夸大，企图保持原有数目。总之，就部队编制问题，强调特殊，不执行上级决定，坚持己见，打一年多官司，给部队的建设影响很大。”
吴克之是冯白驹的老搭档，原琼纵副司令员，海南军区副司令员。而陈青山在发言中，则没有提及整编部队，大批琼纵队员复员，对部队和社会的巨大影响。
　　 李英敏是冯白驹的老部属，也即《琼崖人民领袖冯白驹》一书的执笔者，这时也不得不发言了，他说：“和闹独立密不可分的，冯同志在海南党组织内外，建立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家长统治，抑压党内民主，自封领袖，不正确的宣传个人，宣传海南功绩，造成党内很大的盲目性……《琼崖人民领袖冯白驹》这本东西是我写的，这是我的严重错误，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迎合性的恶劣作风，可是这本书每一件事实，都是冯同志口述给我记录，这可见冯同志的领袖思想。”
　　 和方方一样，冯白驹现在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他的老朋友、老部下，在公开场合，纷纷划清界线，不是落井下石，就是洁身远避，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当然，也有许多人，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作出违心批判。即使同情他的人，即使最有骨气的人，现在能做的，也只有“沉默”。但冯白驹不能沉默，他必须表态，那怕是违心的表态。
　　
　　 地方主义这个问题，（终于轮到冯白驹发言了，他说）在我们海南来说是存在的，且严重地存在着，比广东大陆还加严重。这点应首先肯定下来的。陶主任说海南的地方主义比广东大陆还严重，这是正确的。然而要反掉海南地方主义，首先要由我开始，因为我是海南地方主义的代表者，是头子，且是严重的海南地方主义的代表者，严重的海南地方主义的头子。这一着得不到解决，海南地方主义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叶主席说广东大陆地方主义以方方为代表，反地方主义应以方方开始，海南的地方主义以冯白驹为代表，反地方主义应以冯白驹开始。这一指示是非常中肯与正确的。
　　
　　 “要讲领袖，”冯白驹接着说，“全国全党除了毛主席外，再没有第二个，但我在这方面却看自己是领袖，犯了错误。事实的具体表现是：（甲）个人领导，个人超出组织，个人代替组织，不民主，家长，什么事情，个人可以独断独行，造成干部盲目服从，崇拜个人，特别是我在海南长期居于领导地位，更助长了个人领袖思想的发展。（乙）解放后在区党委礼堂旁边挂我自己的像，解放前也间在开群众大会时挂我的像，抗日战争时期，特委宣传部编我的历史作为党内教育材料，李英敏同志写的那本小册子，不但内容没有群众观点，且册面上写‘海南人民领袖冯白驹’。这些例子，明显地暴露了个人领袖的思想。（丙）在游行示威时有人抬着我的像，在开会时有人喊‘冯白驹万岁’，‘冯白驹是海南人民救星’，‘中国人民救星’，在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仅懂得冯白驹，不懂得毛主席，在南洋群岛有人把我的像映卖，组织援冯委员会等，这些事情虽然不是我主动去组织与布置的，但我知了（实际上有些我也不知）却不正视，不但不严加克服与制止，反而觉得对自己有利，有点好味道，这与个人领袖思想也是分不开的。”
　　 不过，与方方不同，冯白驹性格更为倔强，不肯完全就范，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排斥南下大军干部，不承认拒绝先进经验。在当年10月的一份自我鉴定中，冯白驹仍坚持己见：
　　
　　 分局对我的鉴定，其中“排斥南下和大军干部，也拒绝先进经验”，这一点，我坚决不能接受。假如要这样下结论，请从事实上给我指出，并做实际检查。自然，我有地方主义，从地方主义思想上可能存在这个成份，但表现在排斥南下和大军干部，拒绝先进经验这一点上，如果要从实际出发来看，在我自己的检查中是很少可能存在，甚至没有。所以，这个结论，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要是不然，请组织给我事实检查。
　　
　　 叶剑英离开广东前夕，让人转告冯白驹，海南的土改，是按照分局部署进行的。海南1950年才解放，1951年开始土改，不算慢了。责任在我，不在冯白驹。政策是按“土改法”制定的，不是方方定的，也不是什么人定的。叶剑英用心虽然良苦，但这时他自顾不暇，连广州一隅也守不住，要入京静养，海南更是鞭长莫及了。

（完）

http://ysm2001.blogchina.com/44139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