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力夫，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鬼见愁”对联问世后，他的思想异常活跃。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中学红卫兵贴出的对联，经谭力夫这名修养颇深的大学生一番升华，更是有了理论色彩，也更具有魅力。
1966年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震动，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长的时间里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硬性规定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内容。
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也有着血性青年的激情。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力夫善于言词，啃读过不少马列经典，对社会各学科的知识也掌握得比较全面。他引经据典，旁敲侧击，一幅正义在身真理在手的卫士形象。他的讲话让不少人认为有背景、有来头。有人猜测，谭力夫是高干子弟；有人议论，谭力夫是国务院新上任的年轻副总理；也有人传说，谭力夫的女朋友姓刘，是刘少奇的女儿，他的讲话稿是刘少奇帮着拟的。等等。谭力夫的名声越传越响。
谭力夫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4岁的谭力夫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8月上旬，他发起成立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并被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谭力夫认为，现在蜂涌而起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中，其成员有不少是建国后十七年受压的阶级敌人，他们要造反，就等于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谭力夫心里，对“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语，他十分反感。因此，“鬼见愁”的对联一经贴出，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鸣，并且很快把他推到了“血统论”首席发言人的位置上。
80年代时，谭力夫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些中学红卫兵错误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付对联，这是错误的。”
但是，谭力夫及其支持者们当时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心目中，红五类子女才会要求革命，黑五类子女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是不可能真心拥护革命的。
谭力夫的讲话传播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风越刮越凶，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出差、住旅社，对成份的要求更加严格。出身不好的人倒霉了，一次次被拦在路口盘查，被无数扇大门拒之于门外。聪明的人只好说说假话，编排个贫农、工人的成份，蒙混过关。没有熟人在场时，也戴上个平时没资格戴的红袖章，以免遭人白眼，受人岐视。
此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全国，究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其中多少也有谭力夫及其支持拥护者的一点功劳。用青春交付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他们才明白代价是惨痛的。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以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1月的一天晚上，谭力夫在家中接到了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约他到中南海去和关锋、戚本禹谈一谈。接到电话，谭力夫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他要在关锋、戚本禹面前全面系统地阐述“血统论”的种种观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解释；忧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多次不点名批评他了，这一次去中南海，也许凶多吉少。
戚本禹，这位文革中暴发的新贵，身穿绿色军大衣，双手抱肘，斜倚在椅背上，显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派头。他眯缝着眼睛，不耐烦地听着谭力夫的辩解。未等谭力夫把话说完，话头就被戚本禹打断了：“你用不着解释，你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要不然，能一个电话打到你家里？有些事情，即使我们这些小干部不了解，康生、伯达同你们家都很熟，他们都是清楚的。”谭力夫申辩：“有些问题，恰恰连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弄清楚。”戚本禹提高了声调，大声说：“你不要老是纠缠一些枝节问题。”谭力夫仍不示弱，反问道：“那么，什么是本质问题？”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员，其显赫的地位足以让许多相当级别的干部也不敢小看，可谭力夫觉得戚本禹的态度太傲慢，完全是以势压人。谭力夫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反驳道：“如果要求我在本校的一次发言对全国负责，我情愿到任何‘血统论’问题严重的地方去检讨，去消毒，去现身说法，去挨批斗。”
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关锋始终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这场舌战，当看见戚本禹有些招架不住的时候，关锋以一种安抚的口吻开腔了：“你不要太激动，年轻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以后的事情就好办。现在，还不到谈这些问题的时候。”说完，关锋侧过身子，和戚本禹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商议了一阵，继续探问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戚本禹换了一副温和的面孔，和颜悦色地追问谭力夫的后台：“你同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孩子、贺龙的儿子等人认不认识？运动中有没有什么来往？”谭力夫承认同他们认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来往。戚本禹又问：“林枫、李雪峰他们，对你的观点有没有产生过影响？”谭力夫一愣。林枫、李雪峰是父亲的老朋友，1961年他父亲病故之后，林枫、李雪峰依然常来他家走动，关系甚熟。但是，自己关于那副对联的讲话，与林枫、李雪峰等人毫无关系，那篇讲话，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谭力夫将情况如实相告，并再三声明，他的讲话由他自己负责，不涉及任何人。但是戚本禹、关锋根本不相信他的表白。
过一会，戚本禹突然提问：“你父亲是湖南人吧，他去世后，湖南省委对你们家不是很关照吗？”谭力夫回答：“我父亲在中央工作，和省里没有来往。”关锋继续问：“张平化不是你干爹吗？”谭力夫愕然。张平化是湖南省委书记，和他们家无任何往来，他不明白关锋此话从何谈起。气愤的谭力夫眼睛盯着关锋和戚本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关锋见空气紧张，只好出来收场了：“我们不过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受首长委托和你谈谈。戚本禹同志对你的批评严厉了些，那也完全是爱护你。康生、伯达都很关心你，要我们对你严格要求，你真正认识错误之后，就完全理解我们的苦心了。”
此次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可是，事隔不多久，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依然被逮捕，投进了监狱。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总希望发现一点谭力夫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借以将他们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继而彻底打倒。
当时，“血统论”的狂潮猛烈冲击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对黑五类、黑七类的专政不断升级，打人杀人事件经常发生。如果能在这时候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他们必然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然而谭力夫已经在斗争中锻炼得很成熟了。在监狱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所以，谭力夫没有提供任何证词。虽然，这一辈子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进监狱，可一旦被投入监狱之后，他也并不感到害怕，倒是被胸中的一股子精神气鼓舞着，认真地表演了一番。
为了证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理论，谭力夫拖着受伤的身体，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下了《铁窗歌》的诗篇：
铁窗孤影对，
深夜寒风吹。
生当共产党，
死作革命鬼。
纵死亦含笑，
问心无大愧。
敬爱毛主席，
万岁万万岁！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后来，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谭力夫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1969年，谭力夫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应征入伍，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军官。
血统论之争（三）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
“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狂泛滥之际，24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位卑未敢忘忧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荒诞的一切。
阿拉伯人有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则有另一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怒。”上帝发怒的结果就是一场残酷悲剧的开始。遇罗克当然无法逃脱这一场悲剧。
诗人北岛有一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烈士》，诗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苍凉的诗句震撼着人们的灵魂。难道说真的只有死亡才能让人惊醒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一类血的教训太多，象夜空中的星星，永远睁着含泪的眼睛，不屈服地注视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
※※※
遇罗克，1942年生，他和“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同年。在同一时空，他们一同降临人世。但是，一个是将门之后，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血液；另一个则天生是“贱民”，母亲是被专政的资本家，这就决定了遇罗克只配当街道工厂的一名学徒工。
两种不同的环境，两种不同的社会待遇，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当共和国诞生之年，他们都作为祖国的未来跨进小学校门，20年后，一个成了共和国的军官，另一个则在共和国的枪口前倒下，长眠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而他们两种不同的命运，是因为一个坚持了真理，一个宣扬了谬误。宣扬谬误的人活下来，坚持真理的人却倒下了。
※※※
翻开共和国沉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遇罗克这样优秀的青年而倍感悲哀。他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在那政治晦暗、唯出身论的年代里，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只能当个逆来顺受的“贱民”。偏偏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他的个性、不合适宜的思想和言行，将他一步步引向刑场。
在北京东四一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遇罗克聪明好学。课堂上规规矩矩坐着听课，下课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都少不了他的影子。除此之外，他还爱看课外书藉，爱写点什么，同学们亲昵地称他“小学究”。
在学校，他是老师们的好学生。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弟妹们的好兄长，是姥姥的好孙子。认识遇罗克的人都这么说：他确实是个优秀青年。
上初中了，刚从金色童年走来的遇罗克满怀信心，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然而，他的履历表中操行栏却由“优”降到了“中”。是他的操行真的下降了吗？不，进初中后，遇罗克在各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自觉地制定学习计划，有步骤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规定每天必须读完50页书才能上床睡觉，并且每天都坚持做读书笔记。他的操行上升了，表格中却下降了，是有另外的原因。
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定为右派，撤职劳动。从此，遇罗克的操行一栏又降为“中下”。接着，入团无望，高考落榜，参军没有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此时，真诚善良的遇罗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国，有着相当一批数量的“贱民”，他们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不幸的开始。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遇罗克昂起他那颗高贵的头颅开始思考了。在北京四合院里，他开始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读高中时，他开始钻研哲学，从孔子孟子到柏拉图，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成了他桌上的常备书，他颇有气魄地说：“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旧报纸糊顶棚的小屋子很简陋，自己动手钉的小木桌摇摇晃晃，但是遇罗克酷爱他的这间“书斋”。用旧白布缝成桌布，上面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份作息时间表和周密的学习计划。床的上方，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墙壁上，贴有鲁迅的黑迹和徐悲鸿的《逆风》、《奔马》等字画。这一切，像一束束光亮投射到陋室之中，照亮了他将要探索的真理之路。如果不是在中国，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这里也许会诞生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
高考落榜后，他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1960年底，他响应政府号召，去京郊红星公社当了个农业工人。尽管那里条件艰苦，但他仍忘不了不断吸取知识。在集体宿舍里，自制的床头灯和土台灯出现了，新的探索也开始了。
1963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其影评文章《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评影片〈刘三姐〉》虽然只在报刊上占了很小一个位置，但他内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多少次退稿后，现在终于有人开始赏识了，他为之一振。高考落榜的阴影渐渐消散，他似乎又看见了新生活的一缕阳光。
1964年，遇罗克从京郊农村返城，进工厂当了个学徒工。此时，他除了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自修俄语和日语，在知识的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求。然而，无情的历史却在前方设置了更大的不幸，像只凶猛的野兽，正等待着这位二十多岁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
※※※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姚文元是“红秀才”。作为在北京工厂最底层当小学徒的遇罗克，当然不可能知晓其内幕和背景，仅仅凭直觉，他嗅出异常的味道，提笔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
《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被《红旗》杂志社退回来了。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另一篇文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上登了出来，然而，遇罗克很快发现，从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被逐渐发动起来，进入1966年5月以后，局势变得明朗了。遇罗克发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上。到了1966年8月，破四旧兴起，北京市抄家风甚烈，遇罗克敏感地意识到，他平时记下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一旦落入抄家者手中，自己的厄运将可想而知，也许还会株连九族，牵累家人。经过一番痛苦的决择，他将自己心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全部付之一炬，只留下那本蓝皮的“北京日记”，舍不得烧。因为那是他近期思想的精华，是他思考得较成熟的那部分。
遇罗克想起了自己已懂事的小妹遇罗锦，他找来了小妹，告诉她自己的打算，希望她成为这些日记和读书笔记的唯一读者，成为最早了解自己思想的人，并希望她帮助藏匿那本蓝皮封面的“北京日记”。
然而在藏匿“北京日记”时却出现了痛心的失误。那天晚上，遇罗锦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放心相托的人，天黑了下来，她情急之下将那裹着日记的花布包藏放在她从未见打开过的文化宫大门内侧，准备第二天来取走，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可是第二天，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广场上人潮滚滚，水泄不通。北京市很多地方实行戒严。到下午戒严取消后，她赶到文化宫时，只见那打开着的大门空空荡荡的，像是张开的一张巨大的口，在无情地嘲笑着她。她遍地寻找，哪里还有什么花布包的影子？
遇罗锦回到家里，在父亲“愚蠢，真愚蠢！”的责骂声中，她轻声啜泣起来。她很清楚，自己犯了多么大的过错！“北京日记”中写着哥哥对姚文元、陈伯达等人的看法，写着哥哥对社会的种种批判。她在惊恐万状之中，遇罗克走过来，只轻轻说了一句：“小妹，我不怪你。”说完，遇罗克默默走回房间去了。
那本蓝色封面的“北京日记”被一个红卫兵拾到了，他交给一家派出所。警察翻看日记内容，无异于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部分内容：
※※※
（1966年）1月23日
完成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近来报刊上显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论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系陈伯达所作。……但陈亦不可称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诚大难矣！
2月7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2月10日
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的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上面划得满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读了一遍，又给日报寄去了。
2月15日
……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我的文章。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成了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般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是《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10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5月13日
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如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同样会敲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骗局而已。
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么不正常，即可以作为明证。
6月26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而今天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划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袖章……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呢？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8月21日
这个星期着力写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份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完全被砸了。据说，红卫兵砸了别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他们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
从今天的角度看，遇罗克的这些日记无非是说出了一点内心里的秘密，可是在长期残酷政治斗争的挤压下，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形了，能说点真实想法的人太少。而且，从常识上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作者自己同自己的谈心，别人无权干涉。但是在政治并非修明的时代，阳光被强行垄断，真理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在经历了1957年反右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缩头乌龟，小心翼翼倦缩在一个并不坚硬的“硬壳”里。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一场大风暴在即，习惯于缩头的中国人更是将头死死埋下，并美其名曰：以静制动。遇罗克这时候出头，无异于飞蛾扑火。飞蛾扑火是为追求光明，却只能落得个烧得焦糊的下场，这是中国人一场永远的悲剧。
※※※
日记事件发生后，遇罗克被他本厂的一帮红卫兵带走，在学习班里检讨批评。
风波渐渐平息，如果遇罗克就此放弃他的探索，那么他完全可以活下来，在中国后来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充当一名勇敢的冲浪者。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即使前面是带血的刺刀，他也迎着寒光闪闪的刀尖勇敢地走上前去。
随着运动的升级，红色恐怖之风越刮越猛，一些饱受岐视的狗崽子们，连最基本的自下而上权也被剥夺。当遇罗克听说北京大兴县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开杀戒，甚至连出生才38天的婴儿也惨遭杀害的消息时，他震惊，他愤怒。闪烁的眼镜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因痛苦而微微闭上，心在抽搐，滚过一次次阵痛。小时候他看电影《流浪者》时，为拉兹的不公正命运掉过眼泪，如今他为自己国家千百万拉兹掉眼泪了。难道说“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鬼见愁”对联的出笼和“血统论”的全面泛滥，促使遇罗克迅速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他把自己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限度，从每月的18元学徒工资中节约出钱来，买蜡纸、钢板、铁笔和白纸，将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刻印出100多份，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分头寄给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然后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在传单贴出的地方，总是围着大群的人群，议论纷纷。
《出身论》指出，“鬼见愁”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说穿了，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具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藉、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遇罗克在文章中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论》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的影响和伤害，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不少大学几乎不招黑七类”，社会上有“禁止黑七类串连的，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在工厂，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农村中，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财会、行政、保管等各项工作，也不能外调……”
文章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用《出身论》来抨击“血统论”，对于那些生下来就低着头的狗崽子们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他们在一望无边的沙漠中跋涉，忽然看见了一丛绿树、一口清水井，他们多么欣喜！然而心里头也隐隐有一丝担忧，担忧暴虐的烈日会毁掉那丛绿树、那口清水井。
《出身论》的文章出现后，人们争相传抄，纷纷议论，影响迅速波及开来。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他们找到了作者本人。遇罗克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请入陋室就坐。遇罗克说，他开始《出身论》方面的思考，源于他的出身和个人不平静的经历，也源于他对各个学科知识的不断汲取。他之所以取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是因为他不喜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而启用这个名称，是希望能启发全国亿万个家庭，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思考，研究一下出身问题。一番交谈，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遇罗克的崇敬之情又添了几分。经过商议，决定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
短暂的筹备和忙碌后，《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上登出，首期X份被一抢而空。有一次，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在卖报时，发现买报的队伍有骚动，为避免被哄抢，就收了摊，抱着未售完的《中学文革报》就跑。跑着跑着，一回头，后面跟着一长队想买报的人群。
和传播谭力夫的讲话一样，《出身论》迅速向全国范围内幅射，引起了一阵阵强烈的反响。在此期间，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记者、工人、学生等纷纷来访或索报。50年代以来一直不敢涉及的出身问题，现在被公开捅到了社会上，并且有人站出来公开为出身不好的“贱民”说话，使不少“贱民”受到了鼓舞，感到振奋。来访的人群中，那一张张焦灼痛苦的脸，使遇罗克也感到痛苦。他不断出击，先后在《中学文革报》的后几期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批判。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胆敢如此大胆的公开挑战，感到怒不可遏。经常有人叫阵，点名要同遇罗克辩论。每每有“血统论”观点的大群人，围着遇罗克辩论，进行口舌围攻。但是每次都被遇罗克雄辩的能力所遏制，被支持《出身论》观点的另一派群众得以解围。
在辩论台上，遇罗克像是真理的卫士，词锋犀利，言辞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有时候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甚至不屑于同谭力夫之流辩论。因为辩论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蔑的过程。这样的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说明他们不是个混蛋而已。”有时候，他又会异常严肃，脸色铁青地论证道：“‘鬼见愁’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处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遇罗克还不知道，他的面前，是一场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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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为数不少的《出身论》的支持者——包括遇罗克本人，都曾天真地希望毛泽东能读到这篇文章。他们的“希望”并非凭空而来，在“八•一八”大检阅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之后，在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出身论》的拥护者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希望”。在他们尚且纯真的心灵中，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一定会奇迹般地“表示热烈的支持”。因为，据说毛泽东家庭出身也是富农，毛泽东一定会同情、理解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于这种“希望”，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泽东写信，呈上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他要求给一个机会，让他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阐述《出身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信一封封发出去了，他和同伴们耐心地等待着。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发生。倒是等来了另一个坏消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戚本禹的表态，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遇罗克随时都面临被“专政”的危险。
面对冷酷的现实，遇罗克无声地低下了头，他失败了。真理又一次输给了邪恶，又一次输给了权势。他的失败，意味着正义被污辱，意味着亿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将坠入更黑暗的深渊。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罗克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他已经预感到了前途不会平安，遇罗克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论》会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们怀疑在遇罗克的身后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纵。于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跟踪、盯梢、邮件屡屡被检查。凡是与遇罗克有关系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帮助”。
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带给遇罗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礼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亲自批准逮捕了遇罗克；1月5日，一辆囚车开过来，在阵阵凄迷的警笛声中，遇罗克被投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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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最优秀的儿女，被共和国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这么辛酸。历史就是这么沉重。
遇罗克却依然那么执着，他还是坚持他的真理。
在狱中他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决死刑，立即执行。”一声枪响之后，大地也在抖动，山河也为之呜咽。
追求真理，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难怪在这个国家追求真理的人总是少得可怜。为追求真理，失去生命的何止遇罗克一人！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现在已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了。
悲凉吗？惨痛吗？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悲凉、惨痛的人间戏剧何其多，遇罗克的悲剧，只是无数幕悲剧中的普通一幕。让我们以生者的名义请求历史记住：人类曾有过这黑暗的一页！人类不应该再出现这黑暗的一页！
发表于 2010-9-9 02:4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