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66年封闭《红卫报》(原《羊城晚报》)事件
叶曙明
文化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前沿。1966年10月,广州市委宣传部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市文化局常委书记兼局长华嘉,成为广州市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领导干部。10月10日,《广州日报》报道了揪出“本市文艺界起立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嘉的消息,并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是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对华嘉的批判,实际上从6月以后已经开始了,除了大字报的揭发批判外,“并在市委直属机关、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系统中,分别召开了声讨大会,进行了多次的批判斗争”。报道公布,经请示上级党委批准,已撤销了华嘉所担任的职务。
广东省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干部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田蔚。她是王匡的妻子。据田蔚的好友、中南局干部沈容回忆,“在全国解放以前,田蔚在新华社总社广播部工作”,“以后她一直在广东广播电台,后来又筹建了电视台。可以说广东的广播、电视都是在她主持下建立的。”“不幸的是,这时,她竟成了第一个在广东省报刊上被点名批判的,对‘文革’领导不力,‘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报上一批,她的下落也就不明了。”
到1966年底,造反派的行动逐步升级,变得愈来愈具攻击性和破坏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揪斗一两个“走资派”,而开始对机构、体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毛泽东曾把文革的任务归纳为“斗、批、改”,现在他们急不可待地自发地迈出了“改”的一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以为只是在文化系统,所以市委成立了一个文革领导小组,由管文教的书记薄怀奇当组长,我们那时是不管这些事的,当然作为市委来讲,总的还是要讨论,要研究,但具体的事情由他来管。后来到大串连开始以后,那就不光是文教系统了,整个单位都动员起来了,从省委到市委,整个单位来管了。
从开始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那时还局限于文教系统,后来,特别是8月以后,北方红卫兵南下来串连以后,已经扩大到工厂,扩大到农村,领导小组已经领导不了了。省委也好,市委也好,都不能不直接抓了。那个领导小组无形中就撤销了,不起作用了。全部由省委直接抓。
广州真正形成两派,是从查封《羊城晚报》开始的。那时候一个要封,一个不让封,就这么形成两派。以后一派“革命”更厉害一点,一派比较温和一点,就是所谓“保守派”。两派一搞起来以后,地方实际上就管不了了,那就要军队插手了。
《羊城晚报》是广州3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广州的文革是从批秦牧开始的,而秦牧曾经担任《羊城晚报》的副主编;中南局最早挨斗的负责人是王匡,而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一直是分管《羊城晚报》的。更重要一点,陶铸在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期间,对《羊城晚报》,一向格外垂意,呵护备至。因此,当造反派的重炮口开始对准陶铸时,《羊城晚报》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造反派对《羊城晚报》副刊《晚会》“放毒草”作了一个统计,“1960年毒草66篇;1961年毒草28篇,有严重问题的34篇;1962年毒草129篇,有严重问题的69篇。仅3年中,共计毒草223篇,有严重问题的103篇。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党和大跃进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
对《晚会》的作者,也作了一个统计,“《晚会》作者有150人。调查了110人,其中工农兵仅占4人,占3.7%;教授、讲师、医生、教师和研究生为43人,占39.1%;文史馆人员15人,占13.7%;新闻、电影、文艺工作者22人,机关干部22人,各占20%;无职业的4人。从已查明的40人的政治面目,反动军官、伪官吏、文人、反动党团骨干共有7人,占40人的17.5%;地、富、反、坏、右共6人,占15%;劳改犯和其他坏分子4人,占10%;被罢官和有其他问题的人15人,占37.5%。以上共占80%。”
按造反派的标准,大凡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多样性、地方性,都是抹杀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任何生活情趣、娱乐、消闲,甚至生活常识,都有可能成为“毒草”,诸如“薛觉先生活二三事”、“红线女温泉游泳”、“元代女艺人朱廉秀的知心朋友是谁”、“大象结婚”、“邮寄外甥女”、“五位幼女成了小天使”、“满塘彩色写金鱼”、“畅谈养生之道”之类,统统属于“无聊之极,庸俗之极,长期腐蚀广大群众”的毒草。而作者除了工农兵之外,其他全部是有问题的。
造反派认为,“不仅《晚会》上毒草大量出笼,其它专栏也是如此,如《五层楼下》,比晚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罪证之一,就是香港报刊多次转载过它的文章。“仅仅《五层楼下》一栏,被香港反动报刊《晶报》等转载的就有160多条,3万余言,有的还是只字不改全文刊载,成了香港的分店。香港最反动的《星岛日报》专门辟个‘羊城怪现象’专栏来转载《五层楼下》的黑文,仅1963年3月到1964年7月的10多个月中就转载了7.8万多字”。
《广州日报》原来是从《羊城晚报》分出去的,为了保住《羊城晚报》,陶铸在8月曾建议把两报重新合并,改名为《广州晚报》。但事实上,要合也不易,8月底,广州日报社的部分群众,贴出了炮打萧洪达(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丁希凌(中南局宣传部秘书长、羊城晚报社党委第一书记、社长)的大字报,导致两社的干部群众严重分裂,双方分庭对垒,激烈辩论,甚至爆发冲突,矛盾十分尖锐。
羊城晚报社内部,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矛盾的焦点,在所谓的“黄伟经事件”上。这也是后来红卫兵封闭《红卫报》的主要理由之一。支持封报的“封报派”和反对封报的“反封派”,对这一事件,各执一词。
“封报派”称:
黄伟经(出身贫农、党员)在运动的第二阶段首先贴了工作队和党委当权派萧洪达、丁希凌的大字报,并串连几个革命同志写信给中南局和毛主席,就因为这样,黄伟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其原因是:一、搞地下串连,组织反革命集团。二、反对工作组。三、反对党委。当然,把黄伟经打成反革命分子后,工作组还去搜集了不少“理由”,就这样,黄伟经被公安厅抄家,本人被突然扣留,隔离停职反省。他被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小房子里长达4个月。吃饭由人送,报纸不让看,大小便也得受监视。
“反封派”则称:
1、黄伟经何许人也?
他是《红卫报》经济部副主任(中层骨干),中共正式党员。在运动中,群众揭发他的大字报多达167张。据调查他是王匡、杨奇(羊城晚报总编辑——引者注)、秦牧、何军等人的忠实走卒,被列为《红卫报》的八大尖子之一。像这样的人算不算革命群众或一般的干部?
2、黄伟经的主要问题:据我们向有关部门和群众调查,悉知:他和苏修分子格里曼(该人系苏联工程师,极力吹捧赫鲁晓夫、吹嘘二十大、反对莫洛托夫,谩骂中国妇女代表团)通信长达9年之久,没有向组织反映,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被揭出来,他还经常向苏修索取文章准备翻译……
黄出国访问归来后,给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二联驻穗办事处的人作报告,还在前《羊城晚报》发表两篇文章,严重地泄露了国家机密,××领导机关曾就此案作了追查。类似泄密现象非止这些,由于关系到国家秘密,我们不便在此多谈。仅从这点黄早就构成犯罪。难道公安机关对这样的人施以专政还有什么过错吗?
红卫兵还指控《红卫报》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今年“直至6月6日到7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5天没有刊登毛主席语录”;另外一项罪名,今年3月间,以“二盏路灯”为题,刊登了暴露性专题报道,“以广州一条小街缺路灯为名,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份题为《坚决改组〈红卫报〉!彻底清算前〈羊城晚报〉的滔天罪行》的传单里,7个红卫兵组织(其中两个是外地的)联名质疑《红卫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今年5月至现在,半年来《羊城晚报》对整个中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推动不促进,除发表过一篇社论,‘向英雄的红卫兵致敬!’之外,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评论、社论。以10月份为例,10月2日《红卫报》转载了《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以后,这一个月里,仅仅在6条消息中简单提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根本不报道、不宣传中南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好形势。”
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包括“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第四野战军广州地区联合造反兵团”、“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团”等,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
一、封报期间,《红卫报》暂时由工人、红卫兵和革命干部接管;
二、封报期间,不准以任何借口,调离该单位的一切工人、行政干部和记者的工作岗位;
三、封报期间,不准以任何借口把当权派调走,回避运动,逃避斗争;
四、封报期间,一切工作人员的工资照发;
五、必须彻底改组《红卫报》报社,在未改组以前,不准以任何借口擅自复刊、迁移;
六、封报期间,原《红卫报》的订户问题由中南局负责处理;
七、以上各条,必须遵守,如有违抗,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全部由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
同时,这些群众组织还在当天下午2时30分,发表《就〈红卫报〉(前〈羊城晚报〉)被封告中南地区革命人民书》:“不封《红卫报》行不行?我们说:不行!不行!!《红卫报》(前《羊城晚报》)必须进行彻底改组。实际上《红卫报》(前《羊城晚报》)已经混不下去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今天封闭旧《红卫报》,宣判它的死刑,就是为广大革命同志明天能够看到真正宣传、传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红卫报》,看到真正起到教育人民群众,组织和鼓舞人民群众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新《红卫报》。”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首先作了书面表态:“我只代表我个人支持革命同学和红卫兵们封闭红卫报的革命行动。”同时,他向报社作出3点指示:一、报社职工要支持封闭《红卫报》的行动;二、封闭期间,工资照发;三、职工们要等待分配工作。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了停刊通知。
一石激起千重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组织严重分裂。一部分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则强烈反对。“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大专院校总部”、“广州发电厂红旗战斗队”、“广州重型机器厂红色战斗兵团”、“广州红江织布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广州纺织机械厂红色工人战斗兵团”、“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人赤卫队”,联络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电业局、广州市果品公司和一大批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了“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联络总部”。
12月23日,一份题为《就〈红卫报〉被封和停刊事件,告中南地区人民书》的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传单指出,“《红卫报》拥有37万多订户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封闭者无视广大革命群众迫切需要通过党报倾听党中央的指示,倾听毛主席的声音,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大事,单方面地悍然强行封闭《红卫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的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由于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12月28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都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对事件作出解释,并重申支持立场,否定了启封和复刊的要求。
中南局一封《关于〈红卫报〉问题给革命群众的公开信》称:“今年2月份以来,《红卫报》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推动中南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应当肯定。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陆续发生了不少重大错误;在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南局派去的工作组和报社领导也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些,中南局是负有责任的。报社的这些严重错误,一直改正得很迟,很不得力,因而激起了革命小将们的愤慨,采取了封报的行动。革命小将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他们这一革命造反精神,我们坚决支持。”
尽管《红卫报》是面对中南5省的,但只有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向广州市人民作出了公开表态,完全肯定了封报行动。“省委、市委认为,24 个群众革命组织封闭《红卫报》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决的支持。”
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想平衡两方,在黄伟经问题上,他们站在报社党委和“反封派”一边,支持对黄伟经实行隔离停职审查;但在封闭报纸问题上,他们却站在“封报派”一边,支持封闭《红卫报》。然而,黄伟经问题,毕竟在社会上影响不算太大,而封闭报纸,可就兹事体大了。因此,事情的结果,是使天平的一端向“封报派”那边沉下。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直到13年后,文革已成陈迹,1980年2月,《红卫报》才重新以《羊城晚报》这个老招牌正式复刊。
选自《广东史志》2002年第4期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t=950 |
|
发表于 2010-9-9 02:0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