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关于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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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丁凯文

　　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是西方学者近年来就中国文革史研究的具有独特意义的专著。该书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史料，同时也吸取了不少这些年来史学界有关文革史的研究成果，详细地解析了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作为西方史学界研究文革的代表作，该书对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无疑会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书中论述的“林彪事件”是笔者关注的重点，研读之余，感到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１〕关于毛泽东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一事，作者认为毛泽东真实的意图是传位于江青和她的亲信，而非林彪。作者指出：“林完全可以怀疑，主席之所以决定将其立为接班人，只是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让另一位毛派的狂热信徒顺理成章地接班。否则，主席为什么要建议林，林自己也应该指定一个接班人，并且点出了张春桥的名字，而让林大为尴尬呢？尽管毛没有公开力图推动他的建议，但至少表明了：在毛看来，他的妻子及其亲信才是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接班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星克尔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４月版３２７－３２８页，以下简称该书并只标明页数）

　　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彪在庐山上主动发起的针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斗争，使毛泽东赫然发现，林彪在党内竟然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而文革极左派张春桥一伙又是如此不得人心，林彪的一篇讲话就几乎置张春桥于死地，如非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极左派们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而毛泽东倾其后半生发动的文革运动就有可能在其身后被否定被清算，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由此而观之，林彪绝非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而江青、张春桥们才是毛真正意义上的衣钵传人。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力扶植江青等文革极左派，尤其是让这伙人逐步地掌控军权，张春桥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常委，而这在林彪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江青、张春桥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也只有他们才能在毛身后继续推行毛泽东那套乌托邦的理论和实践。该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看得是很准确的。

　　〔２〕关于林彪是否有“篡党夺权”的意图，作者对此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作者指出：“尽管中共的党史学家是如何受到鼓励去批评文革的观念和必要性，但是还没有什么人愿意说：主席为了搞文革，无情地密谋打倒其过去的亲密战友。一个晚年误入歧途的战略大师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暗地里策划卑鄙手段的黑帮头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划了第一任接班人的倒台，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从而部分地降低解放军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导份量。文革后，国家主席问题被当作是林彪图谋‘夺取最高权力’的证据。这样一个罪名会不会是毛给林构陷的呢？人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动机仍然晦暗不明。但是，为什么毛就在自己还在准备林彪的罪状、林彪还没有逃跑和死亡的时候就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呢？”（该书３２９页）

　　有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早有大陆的学者予以论述（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见《重审林彪罪案》上册，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在“９１３事件”前，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至多是对毛泽东的劝进，希望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时出任国家主席，林彪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一致赞同。文革极左派的重量级人物康生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５月版３８７页）而最先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者却是毛泽东自己，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８月南巡途中，指责林彪“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急于夺权。”可毛泽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该书作者看到这一关键的问题，指出：“既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叶群的野心，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希望得到这一职位。”（该书３２９页）事实上，“９１３事件”后中共拿出来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在关押期间的交代，即“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摆？”但是这唯一的证据也被吴法宪日后所否定，指出那不过就是专案组“逼供信”的产物。由此可见，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不过就是毛泽东的构陷，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法理依据完全是向壁虚构。

　　〔３〕关于林彪是否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发动一场旨在推翻毛泽东的“政变阴谋”，该书作者明显持怀疑态度。作者指出：“正是由于９月１２日至１３日事件的戏剧性，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材料和中国史学家叙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质疑。”“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参与了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所谓阴谋，还是被动地听天由命。９月１２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药后已经上床睡觉了。在其妻子和儿子把他推进汽车，风驰电掣地赶往机场时，他是否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此也完全有理由产生怀疑。”（３３９页）

　　该书的作者在此并不盲目地轻信大陆官方长期以来的一贯说辞，而是采取客观的态度质疑官方的观点。作者进一步指出：“总之，有难以计数的、疑窦丛生的问题。”（该书３３９页）大陆官方在“９１３事件”后指责林彪和叶群密谋策划了针对毛泽东的“武装政变”阴谋，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在前台发动这场政变，并将林立果周围的亲信的“供词”作为林彪涉案的证据。然而迄今为止，世人所知的由官方披露出来的林立果在北京策划的所谓“杀毛”大计，皆为中共官方公布的“批林”材料，应属刻意地加工，突出渲染了所谓林彪要谋害毛泽东的种种罪行，而内容皆属于林立果周围个别亲信人士在“９１３事件”后的口供，其真实性和可信度殊为可疑，在那个年代里官方可以任意制造出他们需要的“口供”，这早已被太多的史实所证明。尽管如此，林彪涉案的直接证据却几近于无。退一万步说，即使官方指控林立果策划“政变”的设想完全属实，亦无证据将林立果的言行与林彪直接划上等号。由此而观之，那个所谓的“杀毛”的设想仅仅是林立果的一厢情愿，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未付诸实施。根据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向专案组的交代，林立果把“杀毛”这件事看得很轻松很简单，似乎可以一蹴而就，马到成功，根本没有任何周密系统的计划，诸如如何指挥、调动相关的部队，如何负责侦查与情报，如何具体准备枪支、弹药等武器设备，如何策划组织和宣传工作，特别是作好相关人士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进行善后事宜等等。所有这些均付之阙如。如此之“杀毛”设想焉有成功之理？这只能是林立果这位从未上过战场、从未指挥过军队打仗的年轻后生的异想天开，其设想的流产也是必然的。笔者认为，以中央专案组多年来在林彪一案上制造伪证、假供等种种劣迹来看，对林立果的相关指控也不排除是专案组人为制造逼供信之后的产物，所谓林立果策划“杀毛”一事应可存疑，指控林彪涉案就更是一个天方夜潭。笔者期待相关档案的解密和有关当事人披露出更多的真相。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是，林立果确实想通过非常手段打击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林立果曾对江腾蛟等人提及林彪痛恨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此一点应无疑义，否则林彪也不会在庐山会议上“太岁头上动土”公然打击毛泽东的心腹张春桥。

　　笔者还想对该书中就林彪事件的某些看法提出不同意见，就教于方家。

　　〔１〕有关“国家主席问题”，该书作者设有专门一个小节予以论述。作者说：“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在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主席，显而易见，这个职位并不是一个革命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此外，毛曾经担任过那个职务，他讨厌它的繁文缛节，而且他不需要权力的装饰。”（该书３２８页）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权结构与苏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某种不同。其相同之处是，两国都是以党领政，党中央总书记（苏联）或党主席（中国）居于绝对领导地位，是最高权力的核心和领导者，而党的最高领导者不必非兼国家主席不可。中苏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苏联虽然没有设国家主席一职，但不等于苏联没有国家元首。苏联的国家元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１９３８年前先后称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１９５９年以前毛泽东身兼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于一身，搞的是大权独揽，而列宁与斯大林没有兼任这一职务，只说明他们在权力上的独裁程度尚逊于毛泽东。虽然国家主席一职在中国纯属政治上的摆设，但毕竟还是出现了“天有二日”的现象，文革中的毛泽东铲除刘少奇后吸取了让位于刘少奇的教训，这一次毛无论如何都不愿重蹈覆辙，毛自己则不好重新拾起刘少奇戴过的这顶帽子，又不愿交予他人——包括他的“接班人”林彪，所以毛干脆提议将该职废除，而其所持的理由皆为强词夺理，无以服人。毛泽东的这一阴暗心理，聪明如林彪、周恩来者都不曾看透，更遑论其它人了。因此，该书作者认为“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并不准确，因为那实在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了。

　　毛泽东真的不需要“权力的装饰”吗？１９７０年９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该草案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即称：“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对此笑纳，甘之如饴。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革命国家”还是民主社会，国家的宪政体制都需要有一个国家元首。庐山会议通过的这部宪法其最后的定稿恰恰说明毛泽东需要这么一个“权力的装饰”。换句话说，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毛泽东都要占上，还要对社会、大众有个交代。正如文革史史家余汝信所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不就是‘国家元首’罗嗦一点的说法吗？这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１９７０年宪法草案的一个创造性提法，它更类似一个尊号，无须履行任何实质性职权。国家元首的部分职权，实际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完全浸透于宪法条文之中；与现代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以人入宪，以接班人入宪；毛泽东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并无具体职务但仍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国家元首的部分实际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但却无国家元首的名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改称主任而无实际职权，这些，都是１９７０年宪法修改草案首创的‘特色’。”（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１９７０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５９７期，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１日）因此，说毛“讨厌它的繁文缛节”不过就是其表面现象而已，废除了“国家主席”一职，使毛泽东既可享有“国家元首”之实，又无需担心大权旁落，真可谓一举两得。

　　〔２〕该书作者在提及设立国家主席问题时说：“事实上，在７月下旬，据说毛让其秘书打电话告诉林彪办公室：‘我不当，你也不当。让董老去当，让几个年轻人当副主席。’”作者进一步推测说：“这也可能是一种挑衅：让年轻人担当此职，有可能就此威胁到林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林彪还会继续拒绝担任此职吗？”（该书３３１页）

　　该书作者在这里的推测应该是对毛泽东原意的误解。作者此处所言的时间有误，毛让秘书给林办打电话的时间不是１９７０年７月，而是当年的４月份。４月１１日，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几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的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中央政治局。这是林彪第一次就“设国家主席”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毛泽东的秘书高必成打电话给林办，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于运深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舒云采访林彪秘书于运深笔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５日。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２２１－２２２页）另据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回忆，陈伯达说：“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可以让陈永贵当。”（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６月版３７８页）从中共高层互动的情况来看，包括林彪在内的政治局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毛泽东是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毛泽东出任这一职务。林彪提议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应是揣摸毛泽东的心态而提出，“劝进”总比贸然响应更为稳妥。毛泽东口中所言的“董必武”或“陈永贵”可当国家主席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很大程度上说的是“气话”——毛的不满是因为林彪、周恩来等人竟然都不理解毛泽东推辞国家主席职位背后的真实含义与动机。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本意是，毛泽东决不可能去接被打倒了的刘少奇的班，那么既然毛泽东自己都不当，其它任何人也都不能当！国家主席一职在中国意味着国家元首，名义上对军队有统率权，即使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毛泽东也不会再让给别人了。正是因为毛泽东很在意这一“装饰品”，故毛泽东必须对此坚持到底。从中共的组织原则来讲，中共当政者的实际权力来自于执政党——中共中央，中共历来坚持的是，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这个党主席从来以“中央”自居。刘少奇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国家主席，而是来自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因而才可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倒台后，由毫无实权的董必武任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甚至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需要时才出来应应景，平时几乎是无事可做，因此“国家主席”在当时仅仅是个政治上的花瓶而已。毛泽东口中的“年轻人”——纪登奎、汪东兴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构成对林彪地位的威胁，林彪又何须对此担心呢？林彪本人是中共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是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只须韬光养晦、按部就班即可接下毛泽东身后的大位，林彪有何理由和必要去追求这个毫无实际权力的国家主席职位，步刘少奇的后尘呢？

　　〔３〕该书作者认为：“……因此，不管是林彪在‘紧跟主席’，还是叶群出于家庭的野心主动争取，他们都在催促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军方成员（吴法宪将军和李作鹏将军）坚持设立国家主席。”（该书３３１页）

　　该书作者说林彪和叶群（出于“野心”？）都在“催促”吴法宪、李作鹏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并没有事实依据。该书作者有可能受到汪东兴等人日后根据政治形势批林的需要而“回忆”的影响，如汪东兴回忆说：“据吴法宪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交代说：１９７０年５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７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版２５－２６页）林彪在当年的４月１１日从苏州通过电话向毛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彪还表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周恩来年谱》下卷３６１页）４月１２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林彪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１９７０页）显然，政治局多数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见。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的８月２２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上他的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周恩来年谱》下卷３８６－３８７页）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比林彪走得更远、也更积极。汪东兴特别突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无非还是想证明林彪有野心，林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至于叶群的那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已经被证实，那不过就是中央专案组制造出来伪证而已。

　　〔４〕该书作者说：“８月１３日，庐山会议前夕，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此分成两派。此次争论的是宪法中要不要写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该书３３１页）

　　此处的叙述不够准确。吴法宪、张春桥等争论的是，要否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写进宪法草案。（《周恩来年谱》下卷３８５页）

　〔５〕该书作者说：“为了尊重毛对担任国家主席的反复推辞，林用了一个不大正式的术语（“国家元首”）以表达毛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意思。”（该书３３３页）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原话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２００６年版）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２日，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定稿。林彪在８月２３日讲话中称毛为“国家元首”就是依据草案中称毛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而来。这一用语实为中央正式通过的对毛泽东的称谓，并非林彪自己独创的“不大正式的术语”。当然，作者的这一说法总比某些人坚持的林彪提“国家元首”是“改换另一种用语，表达他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２１０页）明智得多。（可参阅余汝信《１９７０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６９２期，２００９年３月９日）

　　〔６〕该书作者认为：“林立果是一名军官，尽管年轻，却已在吴法宪的庇护下，执掌空军大权。”（该书３３７页）

　　该书作者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大概也是受到中共官方多年来夸大宣传的影响。中共官方在“９１３事件”后指控吴法宪“将空军的大权交给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等。但是，试问林立果在空军执掌了哪些大权？是指挥了空军战斗部队，还是任意调动了空军部队？吴法宪曾经在私下里对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林立果说过这番话，吴自己承认那不过就是为了讨好林彪，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将空军的大权交给林立果。吴法宪说：“事实上，关于空军的领导权、调动权，我从没有交给过林立果，林立果在空军里也没有一分钟是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凡是懂得我们党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版９８１页）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的几个秘书和他周围的几个亲信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林立果最多也只是利用了一架２５６号专机，其实那也还是在空军专机师正常的专机调动业务范畴之内。

　　〔７〕该书作者在林彪事件一些问题上持有西方学者经常持有的“阴谋论”的看法，但是“阴谋论”大抵都是想象和臆测，与事实相距太远。我们不妨再予以详尽的辨析。

　　（一）有关毛泽东为何同意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那番讲话，该书作者说：“毛为什么要同意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煽动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们的批评导致了１９６７年的‘二月逆流’。他是不是希望现在激起类似的反应，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庐山上的行为也同样让人想起了１９６６年他对彭真的处理。当时他赞同后者的《二月提纲》，但是不久后又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次距离他的愤怒反击只有４８小时了。”（该书３３２－３３３页）该书作者怀疑毛泽东在庐山上为林彪设下了一个圈套，静等林彪上套，从而一举收拾林彪及其同党。然而，怀疑归怀疑，但却于史无据。

　　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的直接原因是，吴法宪与张春桥在宪法修改草案会议上的争论。在８月份张春桥主笔宪法修改草案时，张对已实行多日的官方“标准政治用语”进行了删除，即“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原本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一些文章当中。在１９７０年的８月１３日的政治局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１５６９－１５７０页）

　　张春桥为何敢于向林彪作挑衅，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张春桥自忖其背后有江青的支持，而江青的背后当然就是毛泽东。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中央工作格局的不满，江青等极左派们认为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斗争中他们出力最多，本应取得更多的权力，但实际上九大之后他们权力仅仅局限在文化宣传领域，政治方面的权力却十分有限，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周恩来手中，而周恩来又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张春桥等人即使执掌了文宣方面的权力，但依然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制约，想发个中央文件都不能如愿以偿。面对九大后的政治局势，江青等人当然心不甘、情不愿，一有机会就要发难，只有不断挑起新的斗争，才能将已经大大趋缓的文革运动再次推向新的高潮。林彪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针对张春桥的批评的讲话，就是要对江青等人的为所欲为有所节制和批评。正如文革史家程光所言：“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们，是前不久‘八一’社论和十天前吴法宪和张春桥争吵的继续，是林彪直接对江青等人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是对文革派在‘九大’后抵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干扰和破坏团结的批评。事情是文革派挑起来的，对江青不便明着说，只好指向张春桥。庐山之争已成必然，只是以什么题目、用什么方式爆发出来而已！”（程光《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版，还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毛泽东不可能预见到吴法宪和张春桥会在宪法修改草案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也不可能预见到林彪会站出来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因而毛泽东不可能预设圈套让林彪来钻。事实上，林彪自己是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张春桥也还有些犹豫，而在陈伯达和叶群的鼓动下，林彪终于站上了批张的第一线。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丁凯文《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载《记忆》第１１期，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１日）林彪在讲话前向毛作了请示，得到毛的许可。据陈伯达回忆：“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它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商量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３７４页）吴法宪从叶群处得知，开会前林彪请示毛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而毛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吴法宪说：“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７９３页）以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在开幕式上从无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都不发表讲话的先例。林彪要求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乃合情合理之事，并非什么“突然袭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林彪一提他要讲话的内容，毛泽东马上就意识到林彪的用意，随即表态“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可见，毛泽东并非不同意林彪讲话，毛关心的是不要“出格”——即“不要点名”，要将“批评”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是毛泽东预设圈套的话，应该是毛泽东鼓动林彪讲话，要求林彪去批评张春桥（事实上，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当时的政治情势），而非反过来林彪向毛表示要发表讲话。因而，“阴谋论”一说在此是站不住脚的。

　　（二）该书作者另一处“阴谋论”是，“汪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在毛盘问他关于国家主席的事时，他的解释是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后昏了头。人们会怀疑：为什么毛会在与自己如此密切的关键岗位上保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官员。主席将痛斥陈伯达。为什么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即煽动起人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们的情绪，让毛有借口打掉忠于林彪的军队派系”（该书３３４－３３５页）该书作者似乎认为，汪东兴在庐山上被毛泽东当了枪使，被毛所利用，毛泽东不仅给林彪预设了圈套，还利用了汪东兴诱骗众多的中央委员们上当，参与拥护林彪打击张春桥。然而，这一“阴谋论”依然于史无据。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后所扮演的角色，笔者曾有专文予以论述（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文革史家余汝信也撰文予以论述。（余汝信《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载《记忆》第２３期，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又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７０４期，２００９年６月８日）汪东兴曾经是铁杆的林派，不仅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有密切的来往，思想上有共鸣，且积极参与了庐山会议上的倒张活动。可以说，汪东兴几乎就是林彪在毛泽东身边的“卧底”，毛泽东及其周围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会由汪东兴传达给林彪。有意思的是，汪东兴这个“卧底”并非是林彪有意发展出来的，恰恰是出于汪自己的主动。因此，汪东兴实为林彪为首的军队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是否事前就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之间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在庐山上为何放过汪东兴而将陈伯达一举打倒？

　　笔者认为，毛泽东从事政治斗争的经验极其丰富，炉火纯青，在抓大的问题和主要矛盾方面尤其老道。庐山会议上针对张春桥的斗争，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是由于林彪讲话而引起，下面搞得沸沸扬扬，根子却在中央。对于张春桥，毛泽东必须加以保护，否则一旦毛泽东松口，张春桥立即就会倒台，连带着张春桥从事的活动以及其它文革极左派也可能落马，文革成果由此不保。对于林彪也不能贸然予以批评，林彪是毛泽东自己在文革中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批林会导致思想上更大的混乱，对于政局的稳定尤其不利。而陈伯达是唯一可以被牺牲的人，陈伯达是从文革极左派分裂出去的文人，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实力，转向林彪的军队一方更多的是因为政见上的共鸣。为了抑制这股反文革极左派的浪潮，拿掉陈伯达是代价最小、见效最快的办法，毛泽东不缺“秀才、文人”，张春桥、姚文元都可以随时取代陈伯达，打掉陈伯达对林彪也是一个警告，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因此，陈伯达成为庐山会议上首位蒙难者，这完全出于毛泽东的政治考虑。毛泽东为什么会放过汪东兴？笔者认为，毛泽东并不清楚汪东兴与林彪方面的密切关系，一来，汪东兴并未卷进政治局内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争论，未曾与张春桥等人形成直接的对立和斗争；二来，汪东兴也从未涉入政治局内具体的工作，自然也不会与张春桥等人发生冲突。汪东兴是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枢纽，是个负责上传下达的“御前行走”。毛泽东本人又有先入为主的习惯（这一点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有很传神的叙述），汪东兴主动检讨，推卸责任，洗刷自己，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另外，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毛泽东还非要汪东兴去办理不可，故毛泽东放了汪一马。这点，江青曾予以证实。据参加庐山会议的徐景贤回忆，王洪文曾问江青：“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江青则说：“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２１９页）江青在自己圈子里讲话不必藏藏掖掖，是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在庐山上向毛泽东告的状，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如果江青和毛泽东知悉汪东兴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汪东兴。日后汪东兴积极与军委办事组划清界限，嫁祸于人，李雪峰、郑维山的倒台以及王良恩的自杀都与汪东兴有密切的关系。“９１３事件”后汪东兴更是落井下石，积极主动地要求抓捕黄吴李邱，并充当林彪专案组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汪改变了毛泽东对黄吴李邱采取软禁的作法，而将他们关进秦城监狱，将党内矛盾变为敌我矛盾，这些都是汪东兴为了掩盖自己行为所采取的卑劣手段。由此而观之，汪东兴在庐山上的言行是主动的，自觉的，是庐山上斗争张春桥的主角之一，绝非是被毛泽东当了枪使。因此，“阴谋论”在此是说不通的。

　　（三）该书还有一处“阴谋论”是，“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人们有理由怀疑毛希望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一事捉到林彪的马脚，即假定林以为自己作为接班人，也应该像刘少奇那样担任这一职务。这种可能性得到下述材料的佐证。……”（该书３２９页）“从毛对待彭真、刘少奇、邓小平和其它人的政治游击策略来看，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主席有意诱使林彪接替国家主席一职，让其名声赶上毛的地位，自己先表示默许，日后还可以斥责其人是野心家，即垂涎于国家主席的宝座——林彪死后，批林的材料给林按的正是这个罪名。由于林彪坚决拒绝这一职位，这一计谋没有奏效。在庐山会议上，毛继续实施这一策略，对林彪大加勉励，并做出了有关张春桥和江青的暗示。”（该书３４０页）

　　毛泽东有无引诱林彪出任国家主席的意图和言行？目前并无任何资料可以支持，于逻辑也不通。诚然，１９７０年３月，汪东兴曾代毛泽东传话给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随后汪东兴请军委办事组诸人去汪家闲聊，汪再次说起毛泽东的话“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说者和听者都很兴奋，都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关怀。（《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７７５－７７６页）但这绝非是毛泽东的真心话，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在后来改口说可以让董必武、陈永贵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几次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一来自己不必出任这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二来也堵死了其它任何人对该职的觊觎。文革史家余汝信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的辨析：“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但国家元首的位置不能空置。《草案》给予毛泽东一个国家元首（条文中称之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的名份，毛是欣然接受的，否则，由一个党的主席统率国家军队，在国际上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惯例的，真真正正是‘名不正，言不顺’。”“毛泽东只是说不设国家主席，但他从来没有说不要国家元首，且他心目中的国家元首永远是他自己。……在毛看来，国家元首代表了国家军队的统帅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林彪虽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但并没有被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副元首’的尊号。元首是唯一的，仅仅就是毛一人。”（余汝信《１９７０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６９２期，２００９年３月９日）

　　事实上，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庐山会议前后，并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不过就是宪法修改草案当中诸多议题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就宪法修改草案准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有国家主席条款，另一个是没有国家主席条款，最终通过哪个版本的草案要视毛泽东的态度而定。连大陆的党史教材也不得不承认“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本是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不能因为毛泽东讲了不设，别人就不能有不同意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２０８页）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亦未曾主张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事后毛泽东猛烈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回京后被迫作检讨也与国家主席问题不沾边。事实证明，“设国家主席”绝非林彪的什么“政治主张”。

　　毛泽东视自己为国家元首乃天经地义，这也得到其它中央领导人集体的拥戴，毛完全没有必要对林彪来个“引蛇出洞”，毛泽东将自己担任国家主席比喻为“放在炉火上烤”，难道林彪就不会这样认为吗？毛又有何把握林彪一定就会上钩呢？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出乎了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对林彪问题的重视始于此次会议，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遂逐步采取措施压迫林彪一系军人作检讨，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的办法拉出来、打进去，予以分化瓦解。说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不过就是１９７１年８月毛泽东南巡途中给林彪量身订造的罪名。正如余汝信所言：“所谓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议，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才着力渲染出来的！”“将党内正常的不同意见归结为某一位领导人的‘反党政治纲领’，是毛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手法。显然，国家主席问题，不过是林彪事件之后用以打人的一个工具。今天回过头来看，国家主席问题，不是林彪的心病，恰恰是毛泽东自己的心病。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声称‘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恰恰反映了毛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刘少奇当过的，毛决不会再去当，毛不当，别人也不能当。总之，中国只能有一个主席，不能有两个主席，文革前曾有过的两位主席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并列的情形，不能再发生，不管那另一位是姓刘、姓林、抑或姓其它什么！”“所以，指称‘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无非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余汝信《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史上的一次大倒退——１９７０年四届人大的筹备与夭折》，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５９７期，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１日）因此，该书作者所持的“阴谋说”并无坚实的证据和合理的逻辑。

原载《记忆》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