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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4 22: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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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六十年 （六-八）
变迁的六十年（六）/关尔
14．我们的数学老师
开学后我们升级为二四班，教室搬到操场东南角一间独立的房里。一个姓潘的男生，和一个姓徐的女生告别了我们班继续留在初一复读。初二的班主任老师是不久前刚与我们前班主任候老师结婚的赵中奎老师。赵老师身高约1.75米，国字脸阔唇，上下嘴皮极薄，带着个象打靶纸那样有许多环的玳瑁眼镜。小分头虽比不上任老师的波纹曲线，也算很得体，典型的当时帅哥形象。他教我们代数和几何，他基础知识扎实，善于从教材中提取精华，五十分钟的课程，他讲十到二十分钟就能让学生明白，剩下的时间就给我们讲课外知识，他那两片超薄嘴皮上下一碰就是一个故事且谈吐幽默，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他讲课时间掌握得很精确，不管讲不讲课外话题，说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准响。他批评同学时也较刻薄，一次他课下批评了一个女同学，那个女同学不服气，上课时斜着眼看他，快下课时赵老师说：有的同学，对老师的批评不服气，这节课一直用“卫生球眼珠”看老师，对老师有意见可以提吗，你老拿“卫生球眼珠”看老师，我倒没什么，你养成这习惯，到时候那对“卫生球”再回不去了，“哈哈”那不就麻烦啦！
当时的教育方式并不是很完善，虽说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但老师们对“智”“德”偏重一些，教学方式也比较刻板，教育在这种定式思维的指导下老师不是根据男女学生的特点来发掘学生的特长启发学生的思路，而是根据教学大纲设定的模式“三好生”入队、入团等利益来约束学生的想象能力，教学大纲希望学生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月饼，老师缺乏第三面思维即换位思维。赵老师走出校门的时间不算长，还保留着不少学生思维的心态，这使他能读懂学生的心理，能根据学生的嗜好和特长因势利导。
他不久后组织学生成立了民乐组和写生组，加入民乐组要测试听力，我报名参加了测试，他弹钢琴让我听音，结果测出我是五音不全，他说给二胡定弦全靠耳朵，五音不全是天生的，后天是练不出来滴。赵老师说：你唱西北民歌还凑合，我那儿有个信天游唱片，待会儿你去我那儿，我给你放。我跟他到教研室，他找出唱片放在手摇留声机上，一边摇一边说，西北民歌正好缺两个音，一般五音不全的都能唱。上满弦，他把唱头往唱片上一放，就听见一阵由低到高的“啊”声，旁边坐着备课的老师都嚷起来：“小赵，干吗呢？待会再把狼给招来…”！我也觉得信天游不怎么好听，还真有点象狼嚎。没想到几年后去陕北听了935天信天游，大概也算是五音不全之命吧。不过当时我好沮丧，只好参加了写生组。
赵老师在我们班只当了20多天班主任便转业了，赵老师离任时大家都挺舍不得他，一些女同学还哭了。他在课堂上安慰大家说：“我现在要教两个班的代数、几何，每天要上四节课，以后虽不是你们的班主任了，但咱们还是天天见面啊！这次调动我也觉得挺意外，怪舍不得大伙的，不过吗，要知道尿炕就睡筛子里了…”。说到这儿他摘下眼镜，似乎有些伤感地揉了揉眼睛。他接着说：领导是综合考虑才这样决定的，我也要服从组织安排不是…。新班主任是个刚从师范毕业的叫周群英的女老师。
9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9月27日毛泽东在陈伯达的一封信上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的计委，另立机构。”毛泽东对于计划工作的周密性差感到不满，他大概认为计划工作过于保守，五年计划三、四年就完成了，这是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过于教条，不利于经济高速发展。其实60年来中国的高产出是建立在对资源高消耗、高浪费的基础之上的，单是吨钢的焦炭和水的消耗量就是先进国家的几倍到十几倍。当然这不是高层考虑的问题，他们想的是高浪费也是在凑GDP啊。但计划工作对各种细节因素及市场价值规律却不能不综合考虑，长期用“臆幻经济”的政治任务模式来指导计划工作，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革命化，忽略它的科学性，经济危机的到来是迟早的事。
9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就可以解决教条主义问题。27日毛泽东就教学方面在致陆定一的信中写到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直到此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的态度还是温和的，但也隐现了他对工、农业、科学、教学及文艺界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媚外崇古倾向的不满和又一次警示。大多数领导把此警示理解为：是要改进不良的工作作风问题。而上海的文痞们却嗅出了整人、折腾的另意！
12月20日下午在人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就党内是否存在“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大约12月25日晚，毛泽东自费宴请一些领导干部，入席前毛泽东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也许是玩笑，也许是发泄，但这可能是七千人大会以来又一个拐点、
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人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在京举行，会上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在这以后军队连续推出了欧阳海、王杰、麦贤德、刘英俊等士兵类型的英雄人物供全国人民学习。
1965年1月4日周一，下午放学后老师通知，全体学生不许回家，在教室上自习，等候收听重要广播。天黑以后，全校同学到礼堂集合。礼堂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传出“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声，李主任精神焕发地站在讲台上指挥大家站队。不一会儿中央台开始播送全国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广播刚结束，李主任双手举过头顶，以超过100db的声音高呼道：“刘少奇主席万岁”！这一声的确是表达了李主任当时激动的心情，可也正是这一声使他在文革初期受到一些冲击。
15.早恋的趣事
那时的中、小学生也并不都象现在有些作品描述的那样单纯老实，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就有一个张同学给一个单同学写情书，张同学写完情书后却不好意思直接交给单同学，他通过一个姓李的女同学转交，情书中除了表达对单同学的爱慕外还附言对李同学写道：只要你能把这件事办成，你要什么我都答应。结果由于李同学保管不妥，此信还未被交到单同学手里就不幸被一个姓周的男同学发现，并在班里大声宣读。
上中学后，第一年大家都还本分，第二年就有一个当时班里个最小的（当年1.43米，前面说过初一时与同桌女同学比脚丫的那位，几年后近1.8米了，）季同学与班里的一个姓N的女生秘密地好上了。据他四十年后解密，他们相好始于上初二的冬天。季同学说：知道N同学最早跟谁好的吗？我们说：不是和石良吗？季说：不对！最早是和我！上初二时，冬天早晨我们来学校的路上天还黑着呢，胡同里也没什么人，那时我们俩差不多高，一路上我天天搂着她一边走一边说悄悄话，我搂累了，她就搂着我。我一人上学觉得那段路特长，跟她一块走就觉得还没搂一会儿就到学校了。季似乎沉醉在恋忆中闭着眼晃着头接着说：那段时光真美好啊！嗨！季叹了一口气说：好景不长，后来我一不留神让石良这小子偷偷地把小N给戗走了。我们感叹地说：我们当年都很少和女同学说话，别看你个小，胆不小，还敢和N同学在黑胡同里搂着走！够“改开”的！季同学得意地乐了。虽然他俩最后都没能与N终成眷属，但也算是初恋的一段佳话，如今二位提起此事心里就乐不可吱。 他们就是这样在这条黑胡同里走
我们的新班主任周群英就是个政治老师，她个不高，短发，带个和赵老师差不多度数的眼镜。由于刚毕业她缺乏教学经验，还属于照本宣科阶段。一次她给我们讲士兵要保护首长的安全时说：“保护首长的命要紧”，这句话被我们班几个坏小子当成当时最“雷”的一句话，常拿这句话在上她的课时逗她，搞得她时常是哭笑不得。为此学校新提拔的教导处副主任赵维贞还把几个淘气的孩子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一通，赵主任以前是语文教研组的组长，个不高偏瘦，肤色略黑，眼球略显黄，以治学严谨著称。由于她厉害，大家都怕她，前几届的学哥、学姐们给她起了个“母狼”的绰号，文革期间学生们没少为难她，此乃后话。
小周老师教了我们三个月，实在降不住这几个坏小子在暗里捣乱，学校就给我们另派来一个叫周世华的老师。周老师当年36岁，二十年前就在四川参加了地下共产党，后来在铁道部政治部工作，是个老资格的政工干部。她个不高，头脑反应极快，善作思想工作，虽表面不显严厉，但对各类学生有一套工作方法，不久就把全班学生调教得服服帖帖。周老师与同学的关系也很融洽，她喜欢摄影，常用一台双镜头反光的120相机给同学们照相。 右边第一个是老周老师，右起第三个是小周老师
当时社会上政治风潮逐渐高涨起来，对家庭出身的要求已扩散到上大学、当兵、参加工作等领域而形成了一种对孩子们及社会人实际上的“歧视”；“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政治口号在媒体渲染的位置已是十分突出；忆苦思甜、突出政治及阶级斗争和反苏教育在语文和政治课本中的比重也加大了，文学作品也紧跟形势创作出不少与时俱进的戏剧如：评剧“夺印”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中国六十年来的政、经运动之前奏往往是由媒体制造舆论开始的，文痞们通过媒体发出咄咄逼人的喧嚣之时，离运动开始之日也就不远了。
65年3月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美？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要赶快刹车。邓小平当时算是敢说话的，就敢不与时俱进，就敢反潮流，但孤掌难鸣，那些趋炎附势跟风随潮的文痞们当时根本不把邓放在眼里，直到十三年后他们才更主易辙巴结邓小平，弄出了个总设计师的头衔给邓带上，使之笑纳。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一听到这帮文痞通过媒体对上阿谀献媚，就会感到文痞们将会忽悠鼓噪出对老百姓不利的佞语谗言。
下半学期开学不久，大概是三月初，天还很冷，学校组织我们去河北省的高碑店参观“四清”成果展览。那时铁路职工家属每年有两张免票，可以免费去全国任何通铁路的地方。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周老师领着我们班在永定门火车站坐火车去高碑店。客运段给我们学校的同学包了几节车厢，就像后来插队离京坐火车相似，一车厢的学生，大家叽叽喳喳的一刻也不安宁。记得在高碑店火车站到处是提篮叫卖豆腐丝的小贩，一毛钱一把，每把约半斤，香美可口。从火车站到新城展览馆大约有三公里，我买了一把豆腐丝一边走一边吃，吃到展览馆还没吃完。
记得展览是图文并茂，讲解员就像讲故事一样讲“四清”挖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各级基层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强奸妇女等罪行。这些干部要是和现在的腐败分子们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都可以算是基本守法的干部了。
社教运动算不算“折腾”不好说，我在农村插队935天，对农村的一些事有一定的了解，一些县、乡、村的基层干部在文革期间对上述的违法行为都照干不误，甚至就连女知青都不放过，就更别说比较宽松或改开时期了。可是根据中国搞运动的规律，一旦运动开始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文痞们就极力使之“深化”而推波助澜。高层说公鸡会打鸣，文痞们就会“深化”出公鸡会下蛋，到了基层就会有更多的庸吏跟着说：俄亲眼见，天天下，一天能下仨蛋！再加上大多中、高层人物缺乏个人思索能力喜好从众的心态来看，怕是长期搞下去，即使不发生文革，社教运动也会被“深化”出极端化、扩大化而伤及无辜，对高层他们投鼠忌器，对基层他们可不忌器。
16.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
大约是三月下旬，学校组织我们去市政系统参加劳动，整理城墙上下的垃圾。参加维护社会的劳动，一方面锻炼个人意志、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他人劳动成果的珍惜，另一方面使孩子了解社会为将来能承担社会义务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那时大家对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军人、科技知识分子都比较尊重，在上中、小学时许多人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产业工人、科学家或保卫祖国的军人。不像文革时期的学生激进得想当造反派，也不像改开时期的学生们势利得把当“奸商、投机者或贪官”当成自己的理想。
我们来到儿童医院东边豁口，在旧城墙东面，有个一边依城墙而建的市政施工队，一个市政的老工人指导我们沿着城墙铲土、搬砖，这回周老师和任老师也与我们一起上城墙劳动，从月坛一直干到南面的城墙。北京的春天风大，刮起风来飞沙走石，在城墙上更是无处藏身。不过大家在城墙上干活倒是感到很舒畅，因为不用费心熬神写作业了。休息时任老师给我们讲解飞机在左螺旋坠落和右螺旋坠落的飞行时应该采取的措施，任老师在航校时大概就是因为作这类高级飞行科目时由于采取动作不当出过事故。周老师还用她的120相机给我们在城墙上照了几张照片，只是这些珍贵的照片我没保留下来。
赵老师和候老师结婚后就住在西城墙根，一天下午收工后周老师带我们去赵老师家，是城墙边的一个小杂院，他们住在两间南房，候老师刚生完孩子在家休养，在她家的书桌上放着两张赵老师的自画像，画得极像，只是那小分头分的方向与他原人相反，大概是对着镜子画的。
文革前北京在良乡有个滑翔机学校，号称100中是空军飞行员的前期培训基地，该校每年从初中学生中选拔一些身体素质好的学生进行滑翔机培训。一天早上开始劳动前，周老师通知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下午去学校开会。我们问周老师：是什么事？周老师说：不知道。下午回到学校，校党支部书记康其真把我们和另外几个班的约十几名同学召集到一起，念了份文件，内容是滑翔机学校要招生，让我们明天早晨不许吃早饭，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第一次检查身体后刷掉约一半人。第二次检查是一个月后在万寿路一家医院，检查视力时用的是C字视力表，我的一只眼不达标，也被刷掉，我们班只剩下英语课代表王鹏。王鹏在接受反复几次检查包括放大瞳孔等罪后几乎要被录取，在征求家长意见时由于是独子，家长一听说宝贝儿子要开着飞机上天，觉得有点悬，就不太乐意，结果那年一个也没去成。
那时北京的中、小学校对调皮捣蛋但又未触犯刑法的学生也有一套惩罚的办法，就是先记过，留校查看，最后开除送到“工读学校”去集中教育。我们学校也曾有三个初一的男生赵同学、郑同学和岑同学被送到工读学校去了。这年春天，北京市副市长刘仁对北京工读学校的学生有一个讲话，后来在各校向学生集中传达。刘仁的讲话是校党支部书记康其真传达的，讲话很长大约近两个小时，刘仁的讲话很温和，态度几乎比学校的一些老师都好，他从学生要好好学习讲到政府如何关怀下一代。他说：尽管许多地方的建设资金都短缺，前几年许多项目下马缓建，但每年在每个学生身上补贴的钱却没有减少，经济条件刚有好转，国家对教育经费就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你们从小学到大学，看电影、汽车月票、火车票、看病，还有吃的菜国家都要为你们补贴。他对工读学校的学生似乎更关心备至而不是歧视他们，他对那些学生说：你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是祖国的花朵，只不过是蒙上了一些尘土，蒙尘的花朵清洗干净同样可以娇艳。
从刘仁副市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方针尽管有种种纰漏和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应试教育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一些历史教科书对历史，由其近代史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起到误导学生的作用，政治课融入过多的阶级斗争说教等，但总的教育方针和策略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文革后四十多年里好像还没有一位副市长如此推心置腹地对学生谈过话。
那时每年春季各学校都要组织校运动会，一方面使学生们都参加体育活动，另一方面为市少年体校输送人才。我们平时早7点到校，然后排着队沿马路慢跑到中央音乐学院南面的太平湖公园，到公园后大家就围着公园的小径开始练短炮、跳跃等项目。我们班有个马同学是回民，住在崇文门，每天早晨腿上绑着沙袋从崇文门跑到学校，足有五、六公里。这次运动会以后，我们班的陈设和逯同学被选送到官园体校，还有一个王同学，就是那个在城墙上问警察“是厕所还是食堂”的那位，他在运动会上跳高达到1.43米，取得第三名，第一名是高我们一届的一个混血儿，我们叫他二毛子的大个。可是王同学跳高的姿势太特别，跑到杆前一蜷腿蹦过杆，我们叫他“王母娘娘驾云式”。到体校人家教练一看跳得倒是挺高，就是这姿势没法和国际接轨，别的姿势他还不会，体校教练只好忍痛割爱了。
逯同学还被选进校篮球队，校篮球队有十几个队员，经常和外校的球队比赛，球队有一个嘴朝一边歪的同学，大家都叫他歪子，别看他嘴歪，投篮可特别准，尤其单手勾蓝，罚球线以外三米，勾十个能进九个。
五一前各班都在排练节目准备参加“五一”游园活动，我们班男生准备排练个叠罗汉的节目，下层三个大个，中层三个是我和另外两个中等个的同学，上面是一个小个同学，就是石良。节目一直排练得很好，在五一前两天审核节目时却发生了意外，三个大个蹲在地上等石良在我们的肩上站好，大个开始起身。平时他们喊一、二、三一起站起，那天却有一个没站起来，石良在上面晃了两晃，一个倒栽葱摔了个三魂出壳，躺地上动不了窝了，结果我们的节目被校领导认为是危险动作不由分说给毙了。
中国这时的国民经济在许多方面似乎已达到49年以来的顶峰，这也许是变迁在这时加快拐点速度的一主要因素。六十年来只要经济略见成效，就有一批混混耐不住寂寞想折腾一下。前些天中国的经济主流派混混们不又因为中国的GDP居美、日之后而大放狂言吗！你倒看看中国和欧、美等国GDP的内涵组合及科技含量再忽悠啊，做一亿条裤子赚的钱和一架波音747价格倒是相当，可科技含量也相当吗？难道战场上用长矛、大刀与人家的机关枪对阵也值得骄傲？这些主流混混还津津乐道地吹嘘：中国每年为全世界平均每人做了多少条裤子，多少双鞋，倒好像中国不做这些全世界的人都要精沟子（光屁股）光脚丫似的。也许在他们眼里是造机不如买机，买机不如租机。其实这口号在建国初期应该说是正确的，那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实在太落后了，可一嚷就是六十年是否有点像“蜀之鄙”之富僧啊？美国从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雏形飞机到生产大型客机，到1954年推出了波音707喷气式客机，不过三十到四十多年的时间。中国从仿制安东诺夫系列客机到1982年设计制造出“运十”喷气式大型客机也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可中国飞机制造业在造出两架“运十”后（一架做静压试验）却因为三千万元的经费而流产了，看到电视片里工人在砸毁只生产了两袈“运十”生产线的镜头我真心疼！如果美国政府也像中国当时的高层一样无远见就好了，也许就不会有波音系列产品，也许更不会有F117和AH-64武装直升机，这样至少不用说美国人太狡猾，或是不用说30年来我们的高层和经济学混混太无能了。
军委三总部又发布命令，全国陆海空三军65年6月1日更换新军装和帽徽、领章等军衔、兵种标志，这是49年以来第二次更换军服，媒体也跟进宣传军衔制如何不好。后来84、88、98、2007又有数次的全国军人更衣，媒体也改口说军衔制何等好，像解放军这样频繁更衣的国家似乎在世界上都是凤毛麟角。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大国好像建军以来几乎就没改变过军装式样和军衔标志，人家一劳永逸，拿这笔纳税人的钱研发军事装备，而中国的高层用这笔税金没完没了地开发军装产业，可能太喜于讲究独创或另一个极端“模仿”了！保镖都是自己的好，军装还是人家的好。
17.拐点多次出现
65年学校对家庭出身问题已是相当重视了，我们班入团的七女二男中有五人是工人出身，一个是干部子女，三个是职员家庭出身。有一个姓白的女同学家庭出身是富农，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政治表现也很积极，入团申请书写了不止一份，可就是一次次地被关在团的大门之外。那时像地主、富农、资本家都归属于剥削阶级，他们的子女在入团、入党、上学、就业都难过政审关，在法律面前也要低人一等。就像现在有钱、有权能在各种暗中交易场合中显示一种明显非法的优势，上学、找工作，甚至蔑视法律到监狱里捞人，只要钱花到，问题迎刃而解，有些部门有句俗语：没有花钱的不是！那时出身好在临近文革时逐渐在社会上显露出优势，这又是一个拐点，这次拐点已开始涉及到平民从怀胎之际在政治上的权利就被不平等了。
这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那时虽然经过“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和苏联关系已比较紧张，但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日子里，中国大概是为了颂扬斯大林，也举行了一些官方庆祝活动。并从四月底到五月底，在北京各影院公演许多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法西斯战斗影片：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基辅姑娘、华沙一条街等。我和陈设经常放学后自习课也不上就开溜，跑到首都影院或西单剧场看苏联战斗片，那时学生的电影票一毛钱一张。没几天我们的行踪就被周老师发现，她马上派班里的学习委员严同学每天下午放学后看住我们俩在学校上自习写作业，周六除外。周老师算是击中了我们的软肋，害得我们数场电影没看成，鉴于当时的中苏的关系，那电影可是过期不演的。
这年夏天，由于我们初二时新搬的教室略小些，另外由于不少男生都长个了，候老师一年前的诺言被周老师实现了，她只把几个还没长个的男生：小季、石良、张同学等留在教室和女生睡午觉，把我们这些在这一年中长个的男生全轰到礼堂去睡通铺了。有几个男生还不乐意去，认为老师歧视他们，周老师又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把他们说服。我们到礼堂一看，那通铺是用体操垫在木板上铺成，比在教室睡光板桌、椅舒服多了，而且礼堂高大凉快，男生们在礼堂睡了一中午后，打死也不回教室睡了。
6月10日毛泽东接见华东局书记处的同志时谈到：…什么曹操、赵子龙、张飞，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帜跑龙套。现在可要改一改, 让劳动人民当主角在台上跑。让旧戏里的帝王将相根本一风吹，这样才符合我们的现实情况。这个拐点似乎不太平滑，文艺界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一锤定音，废陈独新。也许毛泽东并不太在意现代戏一定要完全取代古装戏，使他气愤的是说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有人阳奉阴违和他对着干！这预示着一场拿文艺界开刀的运动将降临。邓小平在3月2日说的“革命派”实则是掌握话语权的文痞们开始探头探脑磨刀霍霍了，此时上海的文痞写作班子已经组成。
6月26日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六•二六指示。不是挤兑各位古今高层人物，敢提出这个口号并且能办到的，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层人物中除了毛泽东至今恐怕还没有第二人！从那以后到“改开”前，解放军的军医和城市各大医院的主治大夫们轮流跟随医疗队到偏远农村为农民治疗疾病，培训医护人员，有些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宴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平民教育。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一举措是功盖千秋的，一方面给缺医少药的农民治了病，另一方面培带出一批村、镇、县卫生院的医疗骨干，如长期不懈搞下去，将会对改造农村提高全民体质起到用革命化等说教难以起到的作用。这才算是医改，才算是业绩，业绩是什么？不是浮躁虚夸的GDP，不是看你盖了多少豪华饭店或培养了多少腐败分子，而是看你做了多少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可惜的是中国高层和文痞们太难容忍这类改革了，宴阳初的教改功亏一篑，毛泽东的医改在“改开”后也半途而废。
65年继大庆后，相继建成胜利、大港等油田，原油年产量已达千万吨，有了油化工生产也逐步发达起来，这年我国自制第一座维尼纶厂建成投产，缓解了人们对纺织品需求的压力，第一套年产4万吨尿素的设备在上海吴泾化工厂试车成功，制造出第一批高效化肥。
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设。1965年，开始了以成昆、湘黔铁路攀枝花、酒泉钢铁厂和重庆工业基地为主的铁路、冶金和国防工业建设。计划至1971年初步建成一批国民经济骨干企业，以改善我国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步局。提高我国综合国力。这时彭德怀元帅被委任为三线副总指挥。64至65年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的工资也得到增长，在这以后的十二年中职工的工资一直未动，因此有了“五八二”之说（58年参加工作一直是二级工的工资）。
7月我国的第一条地铁在北京破土动工。毛泽东在1965年2月4日审查了地铁网路规划，并作了“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的批示。这条23.6公里长的地铁全程采用开膛挖掘式，以致于使北京城南沿线的古城墙几乎全部拆毁。当时的工农业的发展的确算是比较平和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先吹后干，边吹边干，吹得响干得差的作风。
那年夏天很热，下午放学后我和赵同学、许同学、王同学等常到西便门的护城河的水闸附近游泳。那是个永定河引水渠和外城护城河交汇的地方，有座桥，桥下是天然 65.7.1朱德、彭真等为北京地铁奠基
更衣室，每次我们都尽兴地游到日西坠时才回家。这事不知怎的让周老师知道了，一天晚上周老师挨个到这几个同学家里家访，到我们家时已是晚上10点了。当然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对周老师的“告状”是不满意的，我和陈设密谋由我执笔给北京晚报体育部写了一封信，数落了一番老师不重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并给校领导扣了顶：“不支持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江河湖海，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帽子，信署了我们俩的实名。没想到晚报给我的的回信却落到校领导的手里，并交给了我父亲，以致于使我十年后才看到这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反映情况悉知，来信已转交“北京市体委游泳办公室”，请与他们联系云云。
毛泽东对教改也是比较关心的，7月3日他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信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毛泽东的确对中国的科举式的应试教育感到不满，他甚至主张：学生可以上课看小说、睡觉。他有那种启发式教育的概念，不赞成读死书，主张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从他的诗词中也可以看出他自信人生，不愿沽名，傲视群雄而独树一帜的气魄。但他此时却无暇组织得力人员探讨启发式教育的奥妙和实施，倒是组织了一帮文痞在批判上颇费了一番心血。
18.第一次听说了“插队落户”
1965年8月铁道部组织干部到一些部直属工厂搞四清，我父亲也被派到“山海关桥梁厂”参加四清工作组。这次“四清”由农村扩展到企业、高校大概是根据：1964年9月11日中央根据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而发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而升级的。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64年4月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先搞扎根串户，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以”社教”为内容的“四清”此时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了。社教运动被升级了，这次拐点非同一般，有高层夫人身影的定格，这也许为江青走向政治舞台打下了铺垫。高层夫人们以为搞阶级斗争比搞她们的专业更体面，人前一呼百应，会场居高临下，指示直传下达真是何等的威风，也许还能载入共和国的史册，以她们的智商不难琢磨出一些连毛泽东都难以想出的使运动升级的高招。
阶级斗争该不该讲？这好像个惯例，历史上中外的老祖宗都讲，而且刀光剑影杀得血流成河，六亲不认。但怎么讲？则其奥妙无穷，社会主义国家虽自诩是根据马克思理论来指导建设的，但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似乎远不及欧美等国的理论家和政客深刻，我们对解放全人类倍感兴趣而搞武装斗争之时，他们却承认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但也不乏其理论间的漏洞，他们不等无产阶级砸碎锁链，就主动放松或解开锁链，从二战以后，对无产阶级平民的残酷剥削、武装镇压激化矛盾，改为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民主人权、增补和修正法律等措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逐步缓和、化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的改变可能使赫鲁晓夫领悟到他的冷战方式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因此他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了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搞武装斗争”。这也许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漏洞在“打补丁”，但在中国他却闹下了个“修正主义”的恶名。而中国的阶级斗争却不知道被哪位顺杆爬的文人从“年年讲，月月讲”升级到“天天讲”。
也是在8月毛泽东审定了以江青为首，由姚文元主笔的上海帮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写的批判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并批准在晚些时候发表。此文直到三个月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之时，中共政治局常委、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都一直被蒙在鼓里。毛泽东说他自己只搞“阳谋”，可这次大概算不上很“阳谋”了吧！
前面说过：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比工、农、文化界受乱指挥、浮夸风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同样这时中国的科技界还未受到“四清”升级的干扰。中科院生化研究所、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及北大化学系，从1958年开始由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花、季爱雪、邢其毅、汪猷、徐杰诚等人在前人对胰岛素结构和肽链合成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用化学方法合成胰岛素。过七年的努力于1965年9月获得了用人工方法合成的、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实验室中用人工方法合成的蛋白质，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牛胰岛素是牛胰脏中胰岛β-细胞所分泌的一种调节糖代谢的蛋白质激素。
第二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专程来到中国，研究评选有关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中国科学家获奖事宜，并获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提名。这是中国科学家的光荣，也是建国六十年中，中国的科学家在国内为世界科学界作出的两项贡献之一，另一次是10年后的陈景润。他们和世界上获奖的科学家一样，从开始研究课题那天起，就抱定了为科学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从未考虑过与诺贝尔奖的缘份。
最可笑的是，如今中国的经济学混混们却屡次抱怨国际经济学界不把诺贝尔奖施舍给中国的经济学文痞，最后这帮混混大概是实在耐不住了，凑上帮奸商大款之流的乌合之众赞助了几个 “山寨诺贝尔”经济奖。既然咱的“国经混混”脑太潮，那咱就发扬回“山寨版的自力更生精神”自己给自己发奖。你有一个诺贝尔，我也能凑它十个、八个名目的经济奖，你生一个西施，俺能养十个东施，咱来个：东施效颦，混混顶。咱这奖叫：名气不够，数来凑。你们发明了“自助餐”，我们就照葫芦画瓢来他个“自助奖”。于是2009年岁末又一个“山寨诺贝尔”经济奖现眼了，给个北大的“商、御两用经济文痞”发了五十万元人民币奖金。想不到当年阮籍哀叹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竟然经久不衰！
那时学校在放暑假期间都有两个返校日，返校日学生都到学校来，老师要检查学生的假期作业完成的情况。这年的返校日学校组织我们在礼堂参加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欢送几个六五届毕业的校友去山西曲沃插队落户。那天，那几个自愿报名去插队的校友带着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每个人都被突击批准入了团。鼓号队在台下奏乐，好像区教育局的领导也来了，并讲了些“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之类鼓励的话，那些校友也情绪激昂地表了决心。从那时我们知道了“插队”这个新词。
初三时我们又换了个班主任，是个叫孙宏年的男老师，孙老师是物理老师34岁个头不高，走路时腰板挺得很直，显得很精干，还有一门生理卫生课也由孙老师教。初三还开了一门化学课是个叫董式萍的女老师教。董老师短发，身材匀称，面似观音，有副像评书演员刘兰芳似的嗓子，较随和，说话也较幽默。我们班的男生是买柿子捡软的捏，上课时常有意无意地逗董老师生气。我们的教室由于比较旧，顶棚上有些虫子，一次一只大蝎子从房顶上掉下来。陈设用铅笔盒把蝎子逮住，上化学课时，陈设扒课桌上不时地把铅笔盒开一条缝逗蝎子着玩，董老师见他不认真听课就说他，见是只蝎子也吓得够呛，让陈设下课赶紧把蝎子扔了。等回到讲台，董老师说：你们净气老师，刚才讲哪儿了？我都忘了。这时石良在底下小声地嘀咕了几句。董老师听力还挺好，听见后指着石良生气地说：听听他怎么说老师呢…！我们也没听清石良刚才说了什么，就七嘴八舌地问：这小子说什么了？董老师提高嗓门生气地说：他说老师‘记性不大，忘性不小’！全班同学“轰”的一声全乐了…。
下课后董老师回到教研室把蝎子的事与其他老师一说，把教生物的张瑞芬老师高兴坏了，她忙跑到我们班找到陈设把蝎子要走。要说张老师胆也够大的，她回生物陈列室，一个人用福尔马林把个活蝎子泡了起来做成标本。后来上生物课时她表扬陈设逮了一只少见的大蝎子，并把制作标本的过程给我们讲了一遍。
19.生活水平提高
尽管阶级斗争的理念正在逐步向平民的日常生活中蔓延，但那几年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和消费水平的确也有不少提高。其原因之一是64年后全国大多数职工得到长级，那时是八级工资制，非技术工种按工龄升级、涨工资，技术工种可按其掌握技术情况升级、涨工资，这也是鼓励青年人学习技术的一种方法，如技术考核达到更高的技术级别，就可以跳级增涨工资，当然这样的青年工人在当时也是少数。由于国内经济情况持续好转，64－65年多数工人的工资增涨约20－30％，知识分子工资增涨20％左右，知识分子工资基数高，长一级相当工人涨二到三级的工资。其二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出生的一批人有不少也参加了工作，这样的家庭总收入增加得更多。当时在职职工加上奖金人均收入达60多元，比50年代末增涨约25％。那时涨工资不涨物价，比改开后期物价涨得比工资快的情况要好得多，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那时日用商品价格低廉而工业品价格相对较高，如：自行车每辆150元相当于人均月收入两个半月的工资，六电子管三波段收音机每台近100元，相当人均月收入的一个半月工资。此时市场上已经有由济南出产的“轻骑”牌两用轻便摩托车，售价大约在608元左右，相当人均收入10个月的工资，这也是中国民用机动车的起步，如果中国工业和经济按此轨迹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工、农业及科技发展恐怕会比“改开”的今天要好得多。
当时北京有许多无线电爱好者都在自己动手攒收音机、电视机，还有一本月刊《无线电》在青年人中很受欢迎。北京少年宫也有无线电小组对青少年普及无线电知识，还经常在野外搞无线电测向活动，无线电测向仪也是学生们在辅导员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攒的。
届时正品电子元件较贵，像功放管6P1、6P14等约4元左右，双三极管6N1约两元左右，可在西四电子物资处理商店这些电子管才0.1－0.15元一个，自攒收音机能节约三分之二的资金。那时的晶体管收音机已开始在民间推广，但由于国产晶体管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国内还未形成自己的晶体管完整的序列编号，而是沿用苏联的晶体管序号。当时我们这样的学生受经济条件所限一般都从自攒单管晶体管收音机起步，一只苏制П401高频晶体管大约三元左右，攒一个单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成本大约需10元左右，有时调偏流时一不留神还容易把管子烧了，那样成本就更高了。那年陈设的父母调到南昌铁路局景德镇去了，陈设一人在北京上学，家里每月给他20元生活费，每月除了一日三餐及生活费用外还能结余几块钱，所以他是我们班第一个玩晶体管收音机的。
国庆前后中国的外交方面在国际上颇显亮点，9月29日外交部长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外长的这次讲话被日本NHK称为“相当轰动了世界”美联社称之为“热情奔放的接见”。
1965年9月30日晚11点由印尼总统警卫团的翁东•山苏里中校发动政变，扣押了总统苏加诺，并处死了几名军队将领。不久军方少将苏哈托控制了政权，并指控9•30政变是由印尼共产党发动的，由中国支持的。于是在印尼国内发动了一场对华侨的屠杀和驱除，并对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进行了多次骚扰。中国不久派船接回大批印尼华侨，安置在两广。这似乎是建国以来，中国在外交上遇到最大的挫折，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八届七中全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请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给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吴晗用刘勉之的笔名于6月1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不久又写出《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速度之快也算是发扬了历代文人的一些附势之传统，但这次的附势是他有意想不到的福兮祸所伏。1961年初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并公演，毛泽东当时还是很满意的，他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可变迁的六十年中的这次却是“一声寒雁叫，唤起未惺人”。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她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戏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公演。”毛泽东当时却不在意地对她说：你还是多读点书吧！其实毛泽东明白，就是借给吴晗这样的文人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和毛泽东作对！
拿吴晗开刀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挨刀的人选定了，敲山震虎的行动也就开始了。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以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并指令北京各报不转载姚的文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认为，这是把学术问题硬拉到政治问题上，也不予转载。
有人把彭真的言行报告到上海，江青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毛告诉江青：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有毛泽东撑腰，江青当然心壮胆大，她火上添油地说：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毛泽东气愤地说：我偏要摸！结果夫妻俩揭开了“史无前例”的序幕。
要说姚文元的批判稿虽洋洋万余字，但不过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偷换概念、乱扣帽子的四段组合，虽其历史底蕴丰厚也不过是些熟读经书搬弄是非的文痞而已。四十年后这类文痞又胡赞了一次“改开”运动，其关于腐败、医、教、企、房改及GDP的谬调基本也是世袭老四段的手法。
军方高层这时的斗争似乎也激烈起来，林彪及一些老帅对罗瑞卿一些行为表示不满并对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揭发。毛泽东于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等罪名，决定对罗瑞卿进行“隔离审查”。会后，罗瑞卿被调离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由杨成武代总参谋长。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427
变迁的六十年（七）/关尔
20.上海帮初露锋芒
这年的下半年解放军海军部队和台湾国军海军部队进行了两次海战，即“八六”海战和“11.13乌丘”海战。国军在“八六”海战中被击沉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和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在乌丘海战中被击沉护航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猎潜舰“永泰”号。自此解放军海军基本掌握了沿海一带的制海权，这也使1962年10月以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彻底破灭。“八六”海战出了个战斗英雄“麦贤德”，在脑部受到重创的情况下，还坚守岗位直到战斗结束。继雷锋、王杰、欧阳海之后，为全国人民大学解放军活动中又添了一位人物。
那时学校对英雄人物事迹的宣传和学习还是很有热情的，由其是解放军中的人物，学习英雄人物的目的还是鼓励学生们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因此学校的教学秩序并没有因为社会上的批判风潮而受影响，大家每天还是上课、锻炼、自习，每天上下午集体做两次眼保健操。因为我们是毕业班，大家都在努力学习准备考高中，所以显得学习比前两年略紧张一些。
不知是学校学习克格勃，还是什么新的教学方案，老师把班里的几个团员和班干都安插在几个比较淘气的男孩座位旁。我身边安插了两个女团员：郭同学和二付。起初我们没有意识到老师的用意，直至几年后到干校时我和二付家成了临时邻居，她小弟发现了二付的一个笔记本里记录了不少我当初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显然不是关心我，而是直接汇报到老师那儿，给老师批评我提供旁证。又过了些年，一次同学聚会时我问她：上学时为什么整我的黑材料？她倒理直气壮地说：你怎么老记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在《在河南息县铁道部五七干校的知青》16中详细介绍过此事，这里就不累述了。那时还算幸运的是老师并未依据她提供的“黑材料”批评我。班主任孙老师还是很关心我们的，他曾送我一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并赠言：希望我努力学习，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
这时上海派出不少人到北京各机关征集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在张春桥的撺掇下戚本禹火上添油于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上采取不点名的方式发表批判翦伯赞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后来有些刊物透露毛泽东说他自己当时实际上已被架空，在北京不能发表文章，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在上海发小册子。毛泽东在1967年2月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来，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 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可当彭真听到周总理说：此文是毛泽东的意思时，虽不情愿但还是于11月29日在《北京日报》转载。《解放军报》也在29日转载，并附加编者按上纲说：“1961年吴晗同志写了一本《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此事罗总长曾在11月25日给彭真打招呼说：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拐点这时被加剧了，连续性似乎被破坏了。虽军报表现更左，但毛泽东似乎并不欣赏，两周后罗总长被隔离审查。接着《人民日报》30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等其他报纸也跟着转载。就此来看即使是在当时，也并非毛泽东不能在北京发表文章，而是被毛泽东暗中支持的上海帮的文章受到北京市委的抵制，这在当时也属正常范畴，你上海不打招呼胡上纲乱上线的文章我凭啥一定要转载？
中媒的吃男商女最喜欢干的三件事是其一：念批判稿；其二：念讣告；其三：说假话蒙老百姓。12月电台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播着姚文元的文章，播音员声韵阴阳顿挫，语调气势汹汹，倒好像这些吃男商女们与吴晗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开始时还有“吴晗同志”之称，不久“同志”二字就被省略了，很快他就被加上“反党”的帽子。当然不能用做人的底线来要求这些吃男商女，他们的代表倪萍不是说了句实话：“我从不添乱，从来都投赞成票，不投反对票…”。当然要允许人家混吃混喝！也许他们比那些政、经混混要好些，不过替那些混混代言，说他们是“替人添乱”也不为过。再说他们哪有添乱的胆量啊！自从中国有电台以来不论日伪也好，民国也好，六十年来也好，还没听说过那个国内电台的吃男商女中出过抗日英雄、反蒋播音或对六十年来的错误决策有过只言片语的不满，哪怕是语气上的！
有人把人的政治思维倾向分为：左、中、右派系，并论证了应该是中间派占大多数，可中国的文、史圈里却是一头倒，要不极左，要不极右，中庸者倒是极少。这也难怪毛泽东对中国文人的作为及的教育制度不满，总产生“文化革命”的想法，从四十年代在延安的文艺座谈会到1964年7月成立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毛泽东一直号召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要写工农兵。其实这也是当时的历史趋向，美、欧、苏等国的作家和记者都在深入民间，甚至战场最前线。许多珍贵的现场照片的抓拍和真实的小说、影视的情节不长期深入生活是得不到的。可中国的记者绝大多数只会事后摆拍，作家也是胡编乱造的占大多数，还有些媚外、御用或只会歌功颂德的文痞就更别提了。
毛泽东希望改变目前的教育制度使之能培养出不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时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事做试验，但也要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从理论上说毛泽东的想法是符合国情的，在当时一些西欧国家如德、法等国也正在这样做，但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好东西一旦经过中国官僚的手就变味了！
当然，那些表面顺从，喜欢闭门造车的文人对毛泽东也是不满的，他们也希望按自己的思路和为使自己或自己的阶层获得最大利益的目标在明里或暗里来和毛泽东斗法，毛泽东肯定视这股力量为心腹之患，在“何以解患”和用“何人解患”的问题上，使他思虑良久。
1966年的春节是文革前最后一个春节，可能也是几年来物资供应最好的一年。这年冬天气候较暖，1月24日，正月初四下午我和许同学、甄同学一起去玉渊潭后湖滑冰。滑野冰的人很多，看样子多是中学生，我们换好冰鞋就在岸边附近滑。后湖的湖心有一个大约三十多平米的冰窟窿，淡淡的水气在冰窟窿上浮荡着。有一个带棉帽子的孩子在冰面上练骑自行车，好像还骑得挺快。那孩子可能技术不佳，当他骑到冰窟窿附近时大概拐不过弯了，我看见他直奔冰窟窿去了，悲剧在瞬时发生，他连人带车扎进了冰窟窿，自行车立刻就看不见了，那孩子扑腾了几下趴在冰沿上，挣扎了几次想爬上冰面都失败了。有人喊道：快救人…！
一个穿跑刀带眼镜的高个学生立刻向冰窟窿飞快地滑去，可冰窟窿边缘的冰太薄，他刚在冰窟窿边停住，冰面就塌了，小伙子也不幸落水。小伙子一定是常参加体育锻炼，而且心理素质好临阵不慌，只见他双手按住冰面，稍向上一纵，右腿抬出水面，用跑刀的后刃磕住冰面，左腿在水下向后一摆借水的反作用力侧身一滚就滚到冰面上来。小伙子在冰面上爬了好几次才爬起来，此时他已是自顾不暇，只好急忙往回滑，滑过我身边时我见他把冻得通红的双手抱着空心拳放在嘴边哈气，浑身上下透湿。
21.李新仁玉渊潭舍身救人
我也赶快滑到岸边换下冰鞋准备参加救人。就在换鞋这功夫，一个身材不高的孩子匍匐着爬到冰窟窿边，他趴在冰面上解下围巾甩向冰窟窿里的孩子，甩了几次，那孩子才抓住围巾，救人的孩子用力一拉，水里的孩子没上来，倒把救人的给拖下水了。此时他俩都趴在冰沿上，水面上只露出两个顶着棉帽子的脑袋。
我换好鞋也向冰窟窿跑去，这时冰窟窿东侧的冰面上已有七、八个人向冰窟窿靠拢，靠近冰窟窿时，脚下的冰面响着炸裂的声音，大家都趴在冰面上向前爬去。一个约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内衣，脚下穿着袜子，拿着一根粗绳，向冰窟窿跑去，嘴里还喊着：大家快！快！时间一长人就完了。他把绳的一端交给冰面上的人，他抓住绳的一端跳进了冰窟窿。他抱住那个先落水的孩子，把绳子系在他的腰上，他把孩子往冰上推，大家奋力往上拉，可是冰太薄了经不住穿着湿棉袄孩子的重量，冰面一块一块地塌陷着，他在水里奋力托着孩子，大家随着冰面的塌陷往后退着，眼看中年人体力不支了。中年人喊道：有会水的没有？再下来几个！立刻有好几个人开始脱衣服，我也把衣裤脱下来扔到冰面上。这时有两个脱光了衣裤的小伙子穿着裤头跳进了冰窟窿，一个小伙子游到救人的孩子身边伸手抓他，可却只抓到一顶帽子，人已经不见了。小伙子踩着水举着帽子说：人没了！
这时玉渊潭的工作人员抬来一只木船，几个小伙子把船放在水里一边砸冰，一边向冰窟窿撑船，只是船撑到离岸不远处就漏水沉了下去，船上的人一个个落汤鸡似的又游回了岸边。
冰面上这时又来了一些增援人员并拿来一个长竹梯子。由于我脱掉了衣裤只穿着条裤头，就一马当先来到冰窟窿边，想帮着水里的人捞那孩子，虽说我已有下水的准备，但说实话大冷天的不到关键时刻还真不愿意下水，我扶着梯子往水下插，这时冰面又塌了一块，一下连我也掉进水里，就听见后面有人喊：又下去一个！小心点！那冰水的滋味可不太好受，还好我就在梯子边，抓住梯子一翻身就上来了。我们把梯子插在救人者和被救者的身下，大家齐心协力拉梯子，不一会儿就把溺水者和下水救人的全部捞上来。那个最先下水救人的中年人已经冻得走不了路了，大家抬着他和溺水者向岸边走去。这时的冰窟窿已经超过一百平米了。
由于救人时水漫上冰面，我放在冰面上的衣裤也都浸湿了，我只好穿着裤头抱着湿衣裤向岸边走去，一边走一边想，衣服都湿了，怎么办？这么冷的天难道穿着裤头回家？这时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拿着一件皮猴走过来说：小伙子先穿上，别冻着！当时我并不觉得冷，可是当我想说“谢谢”时嘴却哆嗦得说不出一句整话来，穿上皮猴才觉得好了一些。
我走到岸边，一个小伙子朝我走来，他对我笑着说皮猴是他的。我正准备脱下来还给他，他忙挡住我说：没事！你穿着吧，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明天到你家去取。说着他从皮猴兜里把他的钱包取出来放进他的夹衣兜里，我哆嗦着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他，他记完后说了几句关心的话就走了。这时几个玉渊潭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他们的办公室烤衣服，并买来二锅头让这些下水的人喝。
后来获悉，被救的溺水者和那个用围巾救人的都壮烈了，那个骑车落水的是北京四十四中初二的学生，救人者是北京八中高三的学生叫李新仁。4月北京日报为他的事迹印了一版专刊，发至北京各中学作为学习资料，可是报纸上对救人情况的描述却和实际大相径庭。
据我在现场观察，参加救援的几十名男女老幼中虽然可能都互不相识，也没人组织指挥，但大家都团结一致，精力全部集中在冰窟窿的落水者身上，真正下水救人的虽只有三人，第一个中年人是在“快救人”的喊声中跳下冰窟窿的，后两个是在中年人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喊了一句“有会水的没有？再下来几个！”后跳下冰窟窿的。但冰面上的人也都冒着冰面随时会塌落而落水的危险在奋力援救。是什么思想支配他们这样做？我想如果没有文人想当然的胡乱加工的话，他们大概当时只有“尽我的能力救人！”的想法，包括那第一个穿着冰鞋去救人的带眼镜的学生，别的想法应该说都是多余的，不管当时援救人员在平时生活中的想法如何，那些在现场普通人的行为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多数人的道德水准，如今“伪商品化“时代不给钱恐怕很难有人冒险去救人了，湖北荆州见死不救勒索钱财的见闻恐怕只是管中窥豹之一例。至于说当时有那些“光辉”想法的文人即使在现场，恐怕也是站在岸边的人群中编戏吧。
事后除了中年人因在冰水中时间过长，身体关节部位还在恢复中而留在玉渊潭的办公室里外，其他救人者在烤干衣服后都默默离去。
玉渊潭的游人忙着救人之时，祸害百姓的人似乎也挺忙乎，姚文元这一石激起了中国文痞的千层浪，1966年开始中国的文痞们恨不能每人都找上一部小说或影剧来挑上些毛病批判，此风沿袭着一百多年前鸦片传播的途径，由南向北扩散开来。国媒（中国媒体）总夸南方的文痞有政、经头脑，的确六十年来一直表现的很突出，见老姚歪批《海瑞》实批彭德怀，他们当然个个心领神会不甘落后，他们得知毛泽东说老姚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广州的文痞则另辟文径，66年1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康濯的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并把柳宗元也和彭德怀挂靠上了，他们可能指望毛泽东改口说：彭德怀也是“柳宗元”。电影《怒潮》《林家铺子》等几十部电影也遭到莫须有的批判。
为了保护吴晗2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11人。会议由彭真主持，讨论了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将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限制，但为了让上海帮看着舒坦，还是没少违心地往“纲线“上靠，其实人家想整你，即使是鹌鹑蛋里也能给你挑出几两骨头。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提纲”。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中央台播出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此文是由穆青组织写的，这是六十年来由新华社发布的，难得的两篇好文章之一，另一篇是12年后的2月1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由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22.天灾的警示
这一年的3月8日5点29分14秒在邢台地区隆尧县发生里氏6.8级地震，这次地震给北京居民造成恐慌，当天晚上住宅区里有许多居民一直到深夜还在院子里坐着聊天。有传闻还要发生更大的地震，许多人把家里值钱的坛坛罐罐都放在桌子下方或干脆搬到屋外。
3月22日那天，天气晴朗，下午听完对中学生时事广播，孙老师正在给我们讲话，突然我觉得后面的任同学在踹我的椅子，我刚要回头就感到身体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这时孙老师一个箭步窜到门口向我们一摆手大声说：大家快出来，地震了！就听见一阵撞桌子碰椅子的声响，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朝西北角的教室门口挤去，我和任同学坐的位置在教室的东南角，离门最远，房要是真塌，不等我们跑到门口就得被捂底下。我赶快钻到课桌下面，等了会儿觉得不晃了才钻出来，抬头看看房顶没塌，就是四个日光灯在房顶上来回摆动着。
后来获悉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地区宁晋县（北纬37度32分，东经115度03分）发生里氏7.2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0度。两次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000人，经济损失10亿元。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邢台地区漫天飘雪。
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从3月8日邢台地震到5月16日，即多数人认为文革启始之时是两个月零八天。十年后震惊中外的7月28日唐山地震，距10月6日，即四人帮的被逮捕，文革实际结束之日，也正好是两个月零八天。其河北地区大地震的周期竟然与文革的周期一样长，以地震启始又以地震收场，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周恩来总理曾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嘘寒问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讲话，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
我们初三时代数老师换成了粱老师，几何老师是周百怡老师，粱老师个不高，嗓音浑厚属于女中音的嗓子，长相有些像那个最早提出：热只是物质微粒运动结果及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观点的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我们背地里都叫她罗老师。周百怡老师曾是付作义部队的炮兵连长，后随付作义起义参加解放军。那时学校的老师执教水平都是较高的，对学生也很负责，特别是初三准备考高中的学生，几位教主课的老师常加班给学生上辅导课，不知道当时学校是否发给老师加班费，反正学生没额外交过辅导费。
石良常说我的纪实忽略男欢女爱间细腻的情趣，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成全一下你和小N的情趣？石良不置可否，这里就略表一二石良和小N的情缘。前面表过四十多年后小季解密时说：一不留神小N被石良戗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初三时石良当了数学课代表，有时小N有些数学题不会做，石良见后就主动上前帮着讲解，小季对此倒也并未在意，还以为是同学间的互相帮助。四十多年后石良解密时承认：当时属于虽自己有心但N同学却无意的状况。后来老师在分配座位时无意中助了石良一臂之力，把石良和小N分到了同桌。石良心里美得那劲就别提了，成天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欢实，课间休息时也不出教室活动了，成天腻在小N的旁边伪装讲题。小季这时还傻呵呵地没看出人家在明讲数学，暗戗小N。不过石良心中有数，即使小季看出来，就凭着当时的学校纪律小季也不敢公开说什么，何况小季当时说话还有点磕巴又是班里最矮的一个小男生，文的、武的都不是石良的对手。石良权衡利弊制定出了攻心为上的步骤，初中的女孩天真单纯，哪抵挡得住石良的糖衣炮弹，不久小N就改辙易帜了。等小季看出迷端时，人家小N已是弃季投石了。
石良给小N辅导大多在放学后，同学们作完作业后都回家了，此时就剩下二位，石良倒坐在课桌上，在垂直能看到小N作业本的方位，一对一地给小N辅导。石良有较重的鼻窦炎，平时还能控制鼻涕下流，这时不知是让小N的异味给熏的还是心猿意马没留神，两股就像冬天房檐下挂着的晶莹剔透的冰溜子似的鼻涕，以重力加速度坠落在小N的脑囟门上。小N觉得有东西落到头上，想起那回房顶上掉下的蝎子，吓得她尖叫着拨浪鼓似的晃着脑袋。石良一边用袖子抹着自己的鼻子，一边说：别怕，是我的…！小N说：是你的什么？我还以为是蝎子呢！石良说：我在你上面，蝎子掉下来也先掉在我头上！等小N明白了落头上的虽不是蝎子但也不比蝎子好多少的尤物时，气得她粉面通红一边抡着王八拳捶石良，一边骂道：讨厌，真恶心！你给我洗头去！石良却并不躲闪，他接住小N的拳，轻轻地抚摸着说：别生气，我这就给你打水去。小N说：要热水！石良哪敢怠慢拿着盆、提着壶屁颠颠地朝锅炉房跑去…。
毛泽东在3月28日－30日在杭州3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撰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4月10日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在2－3月间毛泽东曾3次审阅、修改。4月16日—20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革小组。毛泽东这次是真的发怒了！使出了全套战略、战术，步步为营，逼敌就范，围而歼之。这恐怕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最大的拐点，这个拐点不久就导致了文革的大潮。
23．最后的宁静
中国的资深文人就是机灵而且政治嗅觉灵敏，当然也不排除有人事先给他打招呼，4月14日勘称中国文豪的郭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即席做了自我检讨，他宣布要“焚书”，他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好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即使在当时来看他这话也属随潮跟风的，不知道郭老写文章一直是按什么标准写，但“今天的标准”把郭老吓坏了，这更验证了鲁迅的一句名言的正确性：中国的知识分子缺钙。
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老的这篇检讨。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郭老的检讨一经公开发表，国内知识分子一片哗然，投机心理健全的赶紧跟着“呼赞”随风逐流，认真做学问良知尚存的瞠目结舌，他们深知擒贼先擒王，实事求是的底线瞬间土崩瓦解。国外舆论更是轩然大波：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老支持焚书坑儒？这在国外同行看来中国文史哲的文痞们根本就没达到做人应有的底线。
4月29日中午11点50分，在东华门附近的友谊商店发生了一起刀劈外国人事件，马里的新闻代表团团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秘书的夫人分别被人用刀砍伤。持刀行凶者叫杨国庆，据说杨国庆的父亲解放前是地主，并且还做过国民党还乡团团长，解放后被枪毙。当然就凭此出身，杨国庆在那个年代肯定从小就受到歧视。一般青年人争强好胜，一旦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对前途失去期望，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心理承受力强的尚能苟且偷生，心理脆弱的极易产生精神障碍或导致精神崩溃。从杨国庆被逮捕后表示：“就是想给国家捅个大娄子，破坏中国的国际威望。”的精神状况来看，是属于受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刺激而产生报复的心态。这种不计后果的孤独一掷的做法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是极不正常的，包括这次四•二三福建南平砍杀儿童事件。就其原因来说，只有当社会出现某些极端变异，过多不正常因素导致社会发展轨迹出现突变和混乱时才会导致这类事件增多，用行为人多反动或多残忍来解释敷衍，只会掩盖社会的弊端，使之弊端泛滥，也许会引起更多的事件。
中国一向对涉外事件极其重视，中国大陆一直都在与台湾争夺国家被承认权，出了这样的事件，当然会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杨不久就被枪决。那时有句话“涉外无小事”，对国外元首级人物来访都要举城夹道欢迎，欢迎仪式非常隆重，长安街的灯杆上都插着两国国
旗，并拉上写有中外文字的欢迎横幅。欢迎队伍在道路两侧各排成四路纵队手持彩旗花环，从建国门一直排到玉渊潭宾馆，欢迎队伍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学生。由其是五一、十一前夕外宾来访密度大，有时一天需欢迎两、三次，我们学校的欢迎地点基本定在民族宫附近，同学们经常能看见周总理与外宾站在敞篷轿车车厢里从我们面前缓缓驶过，并微笑着频频地向欢迎人群挥手，当时用的礼宾轿车已是五八年研制成功的国产“红旗”牌轿车。
[size=font-size: 12pt,12pt]五月上旬，学校仍按计划组织我们去南大荒参加劳动，半年的时间南大荒农场变化不小，盖起了几排新的灰色砖瓦房，这次我们都住在新房里。这次劳动是给葡萄施化肥，而且是男女搭配，男生用铁锹在葡萄根附近挖一锹土，女生用手抓一把化肥撒在坑里，男生再用土把化肥盖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农场给我们定的三天工作量，我们两天就完成了。
[size=font-size: 12pt,12pt]这次劳动学校组织同学们进行了两次参观，一次是参观首钢（那时叫石景山钢铁厂）的机械化制砖厂，另一次是首钢的转炉炼钢车间、轧钢车间和炼焦炉。制砖厂的厂长向我们介绍说：砖厂设备是五八年从苏联进口的，可以用首钢炼钢后的废料煤渣、焦渣生产建筑用砖，这样可以废物利用节约土地。当设备刚准备安装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了大部分图纸。中国的技术员和工人在缺少图纸的情况下，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安装调制了全部流水线设备，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有一名技术员因为劳累过度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还对设备不合理处进行了改进，比如，苏联的砖个头大，要生产适合我国的建筑用砖就需要对设备改装，这可不像做月饼，把模子改小就行了，这需要对设备结构动手术。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我们现在的产品质量和产量都已经超过了设计标准。
[size=font-size: 12pt,12pt]1966[size=font-size: 12pt,12pt]年5月4日[size=font-size: 12pt,12pt]至26日在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size=font-size: 12pt,12pt]停止彭陆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部长职务。同时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size=font-size: 12pt,12pt]并于5月16日通过[size=font-size: 12pt,12pt]《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指责《二月提纲》及作者“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size=font-size: 12pt,12pt]5[size=font-size: 12pt,12pt]月28日[size=font-size: 12pt,12pt]成立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在[size=font-size: 12pt,12pt]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中的实际指挥机构。对于是否是搞运动的重要标准之一，可从是否授权文痞组建权利极大的机构及滥用媒体进行邪恶蛊惑，扭曲人们正常的思维概念来判断，文革小组的文痞之权力曾凌驾于当时所有部委之上并垄断话语权。十四年后成立的“体改委”与“文革小组”有太多的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可以说“改开”基本上也是以搞运动的形式开展的。
[size=font-size: 12pt,12pt]
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447
变迁的六十年 （八）/关尔
24.小乱开始
五月下旬虽然媒体在不断煽惑，可我们学校还是在正常上课，当时社会上有这样一句话：铁一土；铁二洋；铁三出流氓。说明铁一中的学生都比较老实，学生素质高于社会道德的平均线，在文革中折腾、造反的人也相对较少。就我们班来说，真正动手打过老师的只有两个人，在外随其他学校红卫兵抄过所谓“地富反坏右”家的约15人，不足班里总人数的42％。有些中学可不像铁一中的学生这样老实，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的张同学用“红卫兵”的落款贴出了大字报，不久又在一些中学以“红卫兵”的名称成立了以“血统基因”为基础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成立之时并未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他们就到各中学散发油印传单以争取校外出身红五类同学的同情。从七千人大会以来一系列的拐点终于逐渐发展到从党内到全民的被指导下的突变，北大又一次充当了扬尘布烟的首魁！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名党员贴出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据聂元梓说是根据“516精神”写的，但在6月之前基本上属于小乱。
小乱始于1966年6月2日。6月1日中午，毛泽东看到了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他给康生打电话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又说：“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 在5月31日晚，陈伯达已率工作组接管了人民日报社。6月2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副题《“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全文刊登了北大七人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及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文章，号召人民“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于6月1日晚8点在中央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广播。6月2日北京市的学校乱了。
6月2日上午我们学校还在上课，大约快到中午了外校的一些学生来校串联，见我们还在上课，他们似乎不可理解，折腾了一阵他们走了，我们学校乱了。记得中午吃完饭，我们在教室酝酿写大字报，孙宏年老师来到教室让我们睡午觉。大家都不听他的，还拿着毛笔在纸上乱划。孙老师大概也预感到了些什么，说了句：大家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为革命学习，要业余时间写大字报。后就走了。
6月3日北京也乱了，中央宣布，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彭真、刘仁等一干人被罢官了。
随后几天，媒体生怕老百姓乱不起来，《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以及《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社论，使造反之火烧得更旺。
同时媒体还大造舆论，大量刊登和广播批判文章和革命群众来信。这些文章虽文理水平不高但却相当激进和具有煽动性，如：《再接再厉乘胜追击》、《谁要反党就坚决打垮他》、《向资产阶级“权威”开火》、《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他》…，传媒的大力宣传，把造反的泡沫越吹越大。
教学程序已完全瘫痪，学生们都不上课了，大家把教室的课桌靠着墙摆成一圈，趴着桌上比赛写大字报，学校的墙壁上被学生们贴满了大字报，校长胡光也写了一张大字报，从字体上看校长的书法相当不错。他的大字报贴出不久，就遭到一些学生写的大字报的批判。大家还写声援信，骑着车送往外校，学校的一些同学也在校门口敲锣打鼓欢迎前来送声援信的外校同学。我和几个同学还到北大参观，北大那时比王府井逛街的人都多，道路两边用芦席搭起的围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在一个大水坑里有十几个光着脚挽着裤腿的男女在拔草，据说都是“黑帮”，几个带眼镜的大学生在树荫下监督，一个约五十岁的男“黑帮”要上厕所，他低着头走到一个带眼镜的同学面前，象军人那样立正报告，被批准后才穿上鞋离开。
美国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为美国的四大自由。在中国也有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957年被提出，1975年写入宪法。大字报当时作为没有话语权的老百姓来说也许是唯一公开发表见解和言论的一种方式，但如运用不当，由其是在一窝风的国策下也会造成混乱，白纸黑字弄不好让人家抓个现行更是吃不了兜着走，并浪费纸张和其他原材料。在中国几乎一切好东西渐进到一定程度就会中断向高阶段发展而拐向极端，也许中国人对一种事物的思路只限于跟潮、与时俱进而不善于探索事物的内在曲直，更不善于改进提高，这里不和牛顿或爱因斯坦比，就与一衣带水的日本人比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中国人对外来东西不问原理拿来就用或照猫画猫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地模仿，日本人对外来东西虽是崇洋但不媚外，他们对国外技术总要仔细分析其结构上的优劣，去粗取精为己所用，而且不断有技术更新，算是自力更生的精神吧？现在国人谁还敢说他继承了“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这也是近百年来日本的轻重工业总能不断创新，社会制度不断完善，也是对中国屡战屡胜的原因之一。也许前十七年发展的方式更能激活中国人的内在潜力，但经历了一系列的拐点之后，中国人好像人人都成了丧失了个性的政治家，大多数“政治家”们都争先恐后地投身到文痞的行列中去了。
25.欲擒故纵
由于媒体对“北大事件”无节制的吹捧和赞颂，给北京乃至全国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刘少奇于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同意北京市委在汇报中提出的关于运动的八条要求。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因此，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秩序，要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邓小平也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10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鉴于北京市委领导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决定向北京市的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
6月10－12日，刘少奇、周恩来等前往杭州，两次参加毛泽东主持讨论“文革”运动的会议。毛泽东在议论过程中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过早地派工作组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利。可见，毛泽东对派工作组表示了异议，但也没有要求把北京已进校的工作组都撤回来。6月1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1966年高等学校推迟半年招生。听到通知后，当时我们还挺高兴，可以无忧无虑地玩上半年了，谁知这一推竟是十年！
我们学校大约在6月10日前后由北京铁路局派遣的工作组进驻，工作组好像是六个人组成，组长叫高狄秋。工作组进校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大约9点多的样子，一个同学跑进教室气喘吁吁地说：传达室的李老头上吊自杀了！大家扔下手中的毛笔跑向传达室。跑到传达室时见李老头正从传达室里走出来，与跑在前面的张同学来了个脸对脸，张同学这下可吓得不轻以为遇上鬼了，他盯着李老头，恐惧地侧歪着身子向后退了几步，小黑脸顿时变得煞白，转身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李老头诈尸了…”！
不一会儿大家很快弄清了，是总务室主任强洪乔在学校礼堂里舞台旁的小屋里上吊自杀。大家又拥进礼堂，工作组已经派了几个老师和学生把礼堂里的小屋围了起来，一个初二学生唐同学抱着已经断气的强洪乔从绳子上解下来并放在礼堂舞台上，礼堂的条桌上还放着一张强洪乔刚写了个题目的大字报：“赵维贞你想干什么…”。从此教导处副主任赵维贞就成了工作组重点审查和批判的目标！
四十年多后，我找到当时学校的团总支书记朱凤云了解到强洪乔自杀的大致原因是：强洪乔胆子小，他在49年前当过几天警察，头天在学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时就表现得精神很紧张…。朱老师说：强洪乔只当过几天伪警察。其实他什么事都没有，又不是“走资派”，那点历史问题，别人还没提出来，他自己倒先害怕了。我问：他是在日军侵华时期当的伪警察吗？朱老师说：不是，是在解放前国民党时期。我说：在共产党未解放北京以前，当时国民党政权是得到世界承认的中国正式合法政府，当时的警察不应该叫伪警察，应该叫当时的国家公务员。张老师说：是的，可那是文革期间啊！据资料显示，我校强洪乔也许是文革运动开始后北京市自杀第一人。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在6月18日发表的。社论发表的当天，北大又一次把自己颠至到领衔的浪尖上。他们设置了“斗鬼台”“牛棚”，将校内的40多名干部和教授、学生揪上去批斗，将其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搞“喷气式”。驻北大的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予以制止。当天下午和晚上，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认为学生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将“6•18”事件定性为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这当然引起了那些激进分子的不满，他们以极左的论调鼓噪学生们和工作组在政治上对立，一些学生写出驱赶工作组的标语和大字报。
6月20日，刘少奇同北师大一附中部分工作组成员谈话。主张发动多数师生支持工作组。要把讨论反工作组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6月21日，刘少奇提出：特殊情况下，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这不能允许，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致信毛泽东：“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准备在“七一”党的45周年纪念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阅后说：在党内发表就行了，暂不公开发表，再等一年。
市委召也开工作会议，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6月23日说：“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随后各高校都进行“反干扰”。在近一个月的“反干扰”运动中，北京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在这一段时间里大概是沿袭了五七年的“反右”套路，对学生的一些过激行为采用了扩大化打击手法。刘少奇并不完全赞同这样做，7月11日，刘少奇听取了进驻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后指出：对于犯错误的青年学生，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你们要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对于老师，批评一下，改一些，还可以用。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学校的活动基本是在工作组的指导下进行的，虽然不上课了，但还是天天来校学习社论、文件、写大字报等，还组织了“护校队”天天昼夜在校值班。7月下旬北京组织中学生到外地军训，我们班的严同学、陈设、张同学、王同学、甄同学、赵同学、逯同学、任同学和我及几个女生被批准去邢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训，这些同学被编成一个班，严同学是副班长。7月21日下午发枪，每三个人一只苏式7•62步枪，还有两只苏式53冲锋枪。7月21日大约晚9点约一千余名中学生在永定门火车站乘专列直发邢台，在车上大家一边玩枪，一边聊天，几乎一宿没睡。到邢台天刚亮，邢台车站的站台上列队站着不少解放军战士，我们下车后也排好队，由几个军官给我们每个班配了一名军人任班长，我们班的班长叫康凤珊，河北人23岁，身高约1.7米，黑黑瘦瘦的，看样子挺机警，班长也是个性格开朗喜欢说笑的人，军训期间与我们的关系很融洽。
好像是向东行军约5公里到了军营，是个坦克兵部队，用红砖墙围起的营区很大，营区内有礼堂、操场、坦克车库等，大概是个师级单位，原住在营房宿舍的军人们为了给军训的学生腾地方都搬到坦克车库里去住了。营房宿舍很干净，都是双层床，由于一整夜几乎没睡，大家铺上褥子就躺床上了，刚躺下，康班长就进屋命令我们起来集合，并告诉我们：白天不许躺在床上。
同学们在宿舍门前的空地上按军人标准列队，由连长训话，连长除了向我们问候和强调纪律性外，还向我们公布这一个月的训练安排，连长还告诉我们：大家的伙食标准是陆军一等灶，每人每天是四毛二分九（0.429元），饭菜管够，听到军号声后，以连为单位整队去食堂吃饭，回民同学到班长那儿登记。我们学校和北京外国语学校编在一个连。
26.夭折的军训
从7月23日开始学生们进入了正式的军事训练阶段，走步、跑步、持枪卧倒、预备用枪…，还真够累的，大约是25日中午报纸来了（部队还给军训学生每班订了一份报纸），我拿着报纸一看，头条新闻是毛主席于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并配有大幅照片。我跑回屋里似乎有些激动地向大家宣布，大家也争先恐后地来抢报纸观看。我觉得那时大家对毛泽东还只是处于热爱的范畴，虽比以前的热爱程度有所升级，但似乎还未与崇拜接轨。但就在十天后这轨却被媒体忽悠上了。
一天上午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给我们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事报告，我对冗长的报告一般不太感兴趣，根本也没认真听，我的几个同学听的倒是认真，并挑出了毛病。休息时赵同学和张同学找我问：他刚才说“要打倒一切权威”。难道也包括无产阶级权威？我说：他大概少念两个字，应该是“要打倒一切反动权威”。他们大概嫌我阶级观念模糊又找严同学争论无产阶级是否有权威的命题去了。
第二天部队请吕玉兰给我们作报告。吕玉兰当时是邢台临西县下堡寺公社东留善固村的党支书，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1966年曾发表了闻名海内外的“十个为什么”的文章。报告中间休息时许多人拿着笔记本围着吕玉兰请她签名留念，我们班的女生左同学和徐同学也挤到前面请吕玉兰签了字，她把笔记本拿给我们看并让我们也去，我看了看主席台上被学生们层层包围吕玉兰说：要是毛主席签字还差不多。左同学说：呸！想什么呢？美得你！军训期间还组织我们在附近的一个生产队参加了一次农业劳动，好像是给红薯锄草。
7月31日部队组织我们去邢台市参观“邢台地区抗震展览”我们刚走到邢台市区，突然从后面来了一辆三轮跨斗摩托，车开到营长面前停下，一个士兵跳下车向营长敬了个礼，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营长，营长看完后马上把军人班、排、连长都召集到一起说了几句话，各连连长回来后立即命令我们向后转，后队变前队跑步回营房。
回到营房见学生们已在大礼堂前列队站好，部队首长也已经站在台上，看到我们进入会场后他马上开始宣读北京市的一个文件，文件说：鉴于时下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参加军训、集训的同学马上回各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读完文件他又告诉我们乘明天下午2点的专列回京，并让我们回营房马上把枪缴到一个库房里。
第二天是“八一建军节”，这几天大家还排练了一些节目，准备和驻军一起庆祝“建军节”，这一下都泡汤了。后来了解到我们提前结束军训的原因：7月28日晚在北展电影厅开全海淀区左派学生与海淀中学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周捷辩论会。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等出席了此会。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后读了三篇“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江青发了言，表示支持并同意这些激进学生提出的撤走一切工作组，立即召回军训同学的要求。清华附一个姓邝的学生把论造反的大字报底稿递交江青，还写了张给毛泽东的纸条。大意是请毛看一看这些大字报是不是反动的。毛泽东于７月31日回信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此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
8月1日晚将近9点专列到达永定门火车站，学校的一个工友张学增带着几个同学到车站接我们，一辆卡车把我们拉回了学校。刚进校门就见石良跑出教学楼显得很亲切地和我们班男生挨个拥抱，并不断地唠叨着：你们可回来了，想死我们了，等会儿到我们组织开的座谈会。我们惊愕地问：你还有组织？不是反动的吧？石良急了，他大声说：你们出去军训十天，都把你们训傻了吧？你们知道这几天北京的革命形势发展得有多快吗？全北京的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出身不是红五类的还不要呢！我们的红卫兵组织现在是最、最革命的…！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永远捍卫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是想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我的天啊！那时就是借谁八个胆，他恐怕也不敢说他不革命。看样子想不参加他们的座谈会都不行了。
石良、小季、郭同学和我们学校的几个“红五类”男女组织了一个“7•29红卫兵”，并占领了学校的教导处作为他们组织的办公室。大概搞得太左，学校里支持他们的人不多，石良看军训的同学回来，想拉拢几个扩充队伍。我们来到教导处，石良开始给我们介绍这几天北京发生的情况。
他说：毛主席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7月24－26日 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毛泽东认为全国90％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以清华附、北大附等学校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开了一天的辩论会，晚上又在北展电影厅接着开。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都出席了辩论会，江青同志还发表了支持红卫兵小将的讲话…。说到这儿石良似乎有些激动，他站起来立正双手正了正军帽，然后双手叉腰接着说：江青同志的话就是代表毛主席的，我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为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
这时有个同学说：别激动，慢慢说，后来又怎么啦？石良倒了口气，拿起杯子喝了水接着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主席曾到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肯定了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同志”。但也有不少工作组阻碍学生搞文化革命，造走资派反的行为。这次会议上，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石良说：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7月29日成立的，所以叫“7•29红卫兵”，欢迎出身红五类的革命战友们积极报名加入我们的红卫兵，一起造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红五类的革命战友们一定要支持我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把资产阶级在咱们学校的残渣余孽揪出来，打倒、砸烂；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石良说得吐沫星子乱飞，我是越听越别扭，这叫革命吗？周总理还说过：出身是没法选择的…；毛主席也说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你可倒好，这不是典型的封建帮派残余思想吗？反正我出身也不是红五类，没那耐性听废话，我假装上厕所回教室休息去了。
27.中乱开始
小乱于校、中乱于市、大乱于国，从六月初到七月底基本上是大、中学校乱，机关、厂矿绝大部分还是在正常运行中。由于工作组的介入，各校之间的声援也在逐渐减温。大约是七月初，我在护校队期间接待过一男一女，男的好像是三十一中还是三十三中红卫兵组织的，女的是另一学校的，他们请求我们学校去声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男的带眼镜，嘴挺能说，他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是红五类的革命组织，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现在受到工作组的压制和打击，希望广大的革命师生支持他们。他们给了我一封求援信，让我在学校张贴。他们走后我把信交给几个爱写大字报的同学给贴出去了，但没引起什么反响。
在文革初期小乱之际我们的热情还是真高，小学同学李、秦、陈等同学找到我，说是准备到小学母校造反，给小学老师贴大字报。我们在李同学家策划了一下午，写了一张大字报，准备第二天下午贴到象鼻子中坑小学去。可巧第二天下午我们学校要开会，我没去成。过后他们给我述说：那帮学弟、学妹们一个个的也不是善茬，早把学校闹得鸡犬不宁了，而且还有几个我们这届的学生早于我们回学校贴过大字报了。
中乱应该始于66年7月的最后几天。军训回来的当晚我们就住在教室，第二天早晨我和赵、张同学去吃早饭时才发现北京这些天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我们学校东面约一百多米是南闹市口，那儿有两个小饭馆，我们在走过这段小马路时，我们还以为是鬼子进村了。马路上有许多穿军装、腰系皮带、左臂带红卫兵箍的男女中学生。女生更嚣张，一队约十几个大概是女八中的女红卫兵排着队，排头女生还举着一面印有红卫兵的红旗，她们一边挥舞着毛主席语录，一边唱着歌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要想革命你就跟我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唱完歌又齐声念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路上的行人都诚惶诚恐地躲闪着她们。
我们吃早点时看看周围没人就小声议论着：咱才外出十天，这人怎么都“失其本心”了？挺水灵的小姑娘，看着也不像神经病啊！怎么就敢在大街上集体撒泼？连“滚他妈的蛋、好汉、混蛋”这类骂街的话都张嘴就来？这算什么“文化革命”？倒像是土匪进城了！还是女土匪！
吃完早点回到学校更使我们开眼了，只见校长、书记还有几个老师在几个初二男生虎视眈眈的监督下站在校门口，对着毛主席的挂像低着头正在唱一只曲调很怪的歌，歌词大意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据说此歌的词曲是中央音乐学院马某所作，在文革初期流行甚广。从昨天下火车到现在还不到十二个小时，其耳闻目睹之变化已使我们瞠目结舌，此时我虽看不惯这种乱糟糟“新生事物”的突起和一些同学的与时俱进，但嘴上却不敢再多说一句表示不满的话了，只是暗中思考，难道他们这是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8月5日中央正式发下（1966）395号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那是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反干扰的文件。毛泽东这天的心情大概是特别好，他挥毫泼墨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的沮丧就不光是心情上的了，他有些不明白了，自己时时按共产党员要“委曲求全”的标准办事，处处维护和树立毛泽东的伟大形象，为国富民强呕心沥血。为何总是出错？难道我反右反得还不撤底？不会吧！五七年反右、五九年批彭，我都是很坚决的，这次真的把“左”派当右派反了？真的跟不上形势，不能与时俱进了吗？与主席的争论都是工作上的，我向来没敢想组织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啊！真是冤枉啊！想到此，他似乎幡然醒悟，难道当年彭德怀的“反党军事俱乐部”也是冤枉的…？唇亡齿寒…！大概我也难逃此劫…！也许就在刘少奇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北京的中学生已是大开杀戒了。
正是这天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被她的学生——一群女红卫兵在批斗中给打死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1966年八、九月间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职员工还有：女三中校长沙坪，女四中语文老师齐惠芹，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中学教师孙迪，101中陈葆昆老师，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八中负责人华锦，师大二附中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师吕贞先，北京六中校工徐霈田，师范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１３８中书记张冰洁，二十五中语文老师陈沅芷和一名工友，人大附中的杨俊老师，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等，这还不包括那些因受辱而自杀的老师。
大约是8月8日前后，街上出现一些“海报”，内容是：各校红卫兵下午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开辩论会，辩论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对联。由于我们学校离音乐学院很近，下午大约三、四点钟我和赵、张同学一起往音乐学院走去，不宽的鲍家街上有不少男女红卫兵的队伍，他们高唱“造反歌”，高呼着那个对联也奔向音乐学院。
28.如此辩论
这个对联据说最早是由一些红卫兵所编，7月29日被北工大学生谭某以对联的形式贴出，并加上“基本如此”的横批和“鬼见愁”的署名，后来被更左的红卫兵们升级为“绝对如此”。此对联很快就风靡全国，成为全国许多无辜者被打被杀的一条以血统取决人生命的野蛮依据，当时甚至到医院看病都要先报出身，那时没个好出身有病您就得扛着，三十年后没钱有病您还得扛着。媒体、广播当时赞颂“红卫兵、无产者、文革小组”词组出现的频率，与后来改开时期，还是那些媒体、广播所赞颂“白领、资产者、体改委”词组的频率差不多。正是“前有文革，后有改开”，重复轮回。
我们来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辩论会正在进行，我们溜边坐下。音院的舞台算是个比较豪华的舞台，舞台靠后一些摆着一张条桌，桌子后面坐着几个大会主持人。舞台两侧贴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对联，舞台的横眉上贴着“基本如此”的横批。舞台上靠前放着一个摆有麦克风的讲台，一个戴着绿军帽穿着肥大军衣的苗条女红卫兵正在念稿，是赞颂对联的，我数了一下，大约十来分钟的发言中“他妈的”“混蛋”“狗崽子”等“革骂”（文革一些红卫兵的口语）有23处之多，念完后博得了台下的一阵掌声。接下来是个男生发言，这男生站在话筒前刚说一句话，台下就传来几个粗嗓门的吼叫声：什么出身？发言者似乎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地说：“职员”。台下传出几声阴阳怪气的奸笑，他抬头望了一眼台下，又接着读他的发言稿。他的观点是既不否认，也不拥护“对联”，只是讲出身不能选择，出身不好的同志要坚持世界观改造。
接下来的发言多是拥护对联的，表示反对的态度也不太鲜明，还遭到台下一些人的起哄，只有一个出身革干没戴红卫兵箍的女同学明确反对这副对联的发言，她旁边还站着一个女生，大概是在给她保驾。这些人发完言后，会场主持人走到话筒旁说：下一位由刘诗昆同志发言。从台下走上一个戴眼镜穿白衬衫的高个青年，他来到话筒旁也不用发言稿，嗓音洪亮地开始发言，他是坚决反对那副对联的，台下又开始问他的出身，刘诗昆毫不理睬，用他雄辩的口才继续宣讲，台下有几个男红卫兵见刘诗昆不理他们，似乎有些恼羞成怒，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冲到台下继续大声质问刘诗昆的出身，这时会场女主持人走过来对着话筒说：刘诗昆同志是民族资产阶级出身，他的家庭为革命作出过贡献，请大家回到座位上继续开会。
刘诗昆似乎急着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他继续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地说着，他引经据典广摘博论对这副对联的批驳很有理论上的说服力。他的发言激怒了一些红卫兵“好汉”，台下“狗崽子”“他妈的”“滚下去”的叫骂声不绝。一群“好汉”爬上舞台，对他连推带打，一眨眼他的衬衣被扯开、袖子被撕破，眼镜被打掉，鼻孔也流出了鲜血…。主席台上坐的几个主持人（大概是音院的教师或学生）赶忙上前拦住打人的红卫兵，并把刘诗昆护送到后台。
会场呈现一言堂的趋势，已经没人敢就对联提出哪怕是温和的反对。几个人发言后，穿着被撕掉半截袖子并沾着一些血迹的白衬衣，戴着少了一条腿眼镜的刘诗昆又出现在讲台上。他用手把住话筒，仍然是嗓音洪亮地说：刚才有些人打了我，但我不记恨他们…，我要继续阐明我对那副对联的观点…。更多凶神恶煞的“好汉”们冲上台来，刘诗昆被推打得讲不成了就高喊着：毛主席万岁！那些恶棍们可不管你是否热爱毛主席，只要你不热爱这副对联他们就敢打你，不单用拳头，还用武装带抽。我对赵说：太不像话，既然是辩论会，怎么不让人家说话！咱们上去劝劝！赵瞪了我一眼说：现在上去不得连你一块儿打！那天估计刘诗昆第二次被打得不轻。这种敢于在公开场合坚持真理并面对暴力威胁不屈不挠的人，在文革中我亲眼见的仅有刘诗昆一人。
8月1日－12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刘少奇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带着几个卫士来到中南海西门，当时中央在此设立了群众接待站，这是一次事先没有安排的行动，当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前来庆贺《十六条》的人群面前时，群众欢呼雀跃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冲向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在几个卫士的围护下与一些群众握手并用他特有的湖南口音向大家问好，他还向欢呼的人群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毛泽东大概是想亲身体验一下群众对文化革命的热度有多高，所以他临时决定让司机把车开到西门，这下可忙坏了海里的警卫部队，还愁煞了没有得到通知的记者，惹得大多数记者都来不及拍下这次会见的照片和摄像。媒体在第二天及12日的《人民日报》都把这次会见当作喜讯来渲染。
随后的几天中红卫兵整老师嫌不过隐，开始到社会实行所谓“破四旧”，他们烧书、砸毁文物、打小偷、打流氓、打“牛鬼蛇神”，在这方面一些女校比其他学校更疯狂。如师大女附中附近一家饭馆的女服务员，一个18岁的女孩。她被红卫兵抓到学校里绑在化学实验室里的柱子上，罪名是“流氓”，几个女红卫兵用武装带抽打她，女孩的惨叫声传到校外，来往行人都能听到，最后女孩被活活抽死。中国的一些孩子在血统邪说的忽悠下居然在几天之内都疯了！这是中国文化、道德教育的失败，还是政治思想教育的成果？
我和班里的几个男同学当时都是反对红卫兵的，石良想拉拢赵同学等加入“7.29红卫兵”的企图也没能实现，我和赵、逯等同学还是常在一起逍遥，那时我们每天也不回家了，教室成了我们的宿舍，看到红卫兵的胡作非为我们感到很气愤，我们曾私下议论：毛主席肯定不知道红卫兵这样瞎折腾，等毛主席了解情况后一定会解散他们…！直到8.18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是我们错了！
8月17日晚学校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通知：明天到天安门集会。8月18日凌晨大约3点多，学校的广播喇叭就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着马上到操场集合的通知。我强睁着睡意正浓的双眼来到操场，见操场上几个红卫兵在指挥大家排队，我看了看觉得天还没亮，开什么会，就又回到教室睡觉去了。刚睡了一会儿，赵同学跑进来，一看我还在睡觉就嚷起来：我说到处找不着你，怎么又睡上了！我闭着眼说：太早了，我不去了，我再睡会儿。他过来连拉带拽把迷迷糊糊的我拖起来，我们来到操场，队伍已经出校门了。
到天安门时太阳刚升起，那天是个大晴天，天空清澈，彩霞飞渡。我们的位置就在离旗杆不远的西侧，大约8点，听见许多人在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看见有一些穿军装的人影在天安门城楼上晃动，赵同学的视力比我好，他单手遮挡住斜射的阳光定睛看了一会儿，对我们说：真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这天由师大女附中等校的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一行高层人物带上了红卫兵袖标，这预示着红卫兵的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另有一男红卫兵准备给毛泽东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标时，毛泽东看了看上面的字，用右手把刚套过手腕的袖标拔拉下去，可能是表示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刘少奇站在离毛泽东较远的东面，神情显得有些郁闷，红卫兵给他带红卫兵袖标时，他没说话，也用右手向下拔拉，那个红卫兵只好作罢。在这次大会上林彪讲了话，并首创对毛泽东运用了“四个伟大”的词组，对红卫兵也加以“小将”的冠冕，以示支持。
8.18之前的媒体广播中虽是把“文化革命”炒得火热，但对“红卫兵”组织却之字未提，似乎党中央并不支持它。从8.18下午开始“革命小将、红卫兵”的称呼成为媒体热炒的节目！就连“央电”都把传统的“对少年儿童广播节目”改为“红卫兵节目”，“对学龄前儿童广播”改成“红小兵节目”直到十年后方得恢复。
后来这一天成为：“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和非红卫兵（我们班的一些人始终未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日子，此后至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共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
29.大乱开始
8.18的拐点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举足轻重，那天绝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真挚热爱转变成了崇拜，并在媒体的鼓噪下达到了一个盲目疯狂的高潮，曾幻想靠毛泽东发话来制止混乱局面的人们撤底失望了。一些八小时之前对红卫兵还不屑一顾的同学也扯旗易帜了，国人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比汽车调头还快，居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与时俱进了。那天下午几乎所有老师的办公室都被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占据，教室里就剩下我和许、严等几个出身职员的同学。
从那以后，取得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更是有恃无恐地杀向社会，并开始了名曰“煽风点火”的全国大串联，从此天下大乱！开始了建国以来第二轮的“砸烂”浪潮。十几年后还有第三次“砸烂”的浪潮，此乃后话。全国的媒体在8.18之后也统一了声音，报纸除名称还用自己的外，内容全部抄袭《人民日报》。广播全部转播中央台的节目，那时可以说只要有一台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就可以收听到全国广播电台的节目。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在8月2日曾指出：谭某贴出的对联是封建社会血统论的翻版，但大多数红卫兵仍然固持己见。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开始打老师了，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手较黑，初二的学弟手更黑，他们抡着板带真下得去手，把初三二班的班主任潘玉珊老师、初二三班的班主任史伦山等一些老师抽打得满操场跑。体育老师房庭华因为曾经说过解放军是挖地道解放天津的，红卫兵就策划批斗他。那天大约下午五点钟，房老师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从天津回校，还未进学校大门，就从学校窜出几个初二的学弟，抡着皮带就把他暴打一顿。他们还给党支部书记康其箴（女）剃了个阴阳头，并往她头上浇墨汁、浆糊，她的肋骨也被打断了两根。
还有些同学与外校红卫兵合作，根据“街道积极分子”提供的名单到处抄家，其中有不少属于挟私报复的，邻里不和就有人暗里撺掇红卫兵借刀杀人。街道的小脚积极分子对这类事最感兴趣，她们常主动到附近的学校找红卫兵组织告密，给红卫兵带路，一边走一边数落：这家是地主出身，那家是右派。到了门口她躲一边，红卫兵进去连砸带抄，被抄人家的男女老幼们大多低头箴言龟缩在一旁，听任自家被红卫兵翻箱倒柜，财物被砸得叮咣乱响。
也有个别人反抗，我们班的任同学在参加一次与外校联合行动时就遭到一次被抄家的事主奋起反抗，那家的老爷子据说在国军29军当过兵，当年跟日本鬼子拼过大刀。红卫兵听街道老娘们说他当过国民党军官，进门就开打，老爷子被打急了，不知道从哪儿抄出一把菜刀，颤颤微微地抡着菜刀，心里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冲到院里照任同学的脖子就是一刀，怎奈事主年老体弱、气衰血亏，当年驰骋疆场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雄风早已不复存在，且刀锋钝滞，只在任同学的后脖颈子划破点皮连血都没出。但老人却遭到一群红卫兵的暴打，当即在砸烂砸碎、死有余辜的口号声中被打得命归黄泉，也算是替当年死在他刀下的日本鬼子报了仇。此事被说成是阶级敌人疯狂反扑的事例还印成传单到处散发，任同学虽是北京市红卫兵因抄家的第一负伤者而受了点皮肉之痛，但却因祸得福，得到了一系列令其他红卫兵垂涎的露脸机会。
算上六月强洪乔自杀，北京铁一中两个月中已两次创下北京市文革伤亡之冠的记录。据有关资料显示1966年8月下旬西城区被红卫兵打死的约333人，从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约有1772人被打死。这还不包括像平民文豪老舍这样不堪受辱而自杀的人数。
老舍先生8月23日在北京文联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批斗凌辱后，8月24日就在新街口豁口附近的太平湖投水自尽。老舍先生曾说过：“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却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老舍先生是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可又有谁不赞颂他是个比将军更有贡献好小卒！想想现在的文艺界出了多少想当将军的戏员，也许并不一定是好戏员！
红卫兵当时改革的权利有多大呢？大概能与当时的“文革小组”及十余年后“改开”中的“体改委”媲美，可以说几乎大于人大常委会，称之为毛泽东之下，亿万人之上也并不过分。从马路、胡同、医院、商店的改名到警察服装、国家宪法，他们想改就改，就连国际通用的红绿信号灯都在他们的改革预谋内，只是因为周总理出面据理力争才使之这种荒唐的改革企图破产。许多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都有过曾用名如：要武、卫东、东彪、红卫、红兵等，多是那时为追随潮流，与时俱进而改的，文革结束后有一些人又来了一次与时俱进，恢复了父母所赐原名。
对于这种一窝风式的激烈革命和改革我是极其反感的，我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就很少去学校了，和几个不喜欢凑热闹的同学采取“你革你的，我玩我的”的措施，到玉渊潭游泳，去郊区逮蛐蛐，学习无线电理论，到无线电商店买半导体零件组装晶体管收音机，虽然那时全国的电台都是一个声音，但我攒的单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灵敏度极高，晚上在中波段550KHZ附近能用耳机清晰地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节目，这也算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听到的不同声音吧！当然是秘密地收听，这个秘密就连我的父母当时都不知道，如果此事当时被泄漏，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组织我们这些还没有外出串联的同学与那些被批斗的老师和批斗别人的老师去大兴县的后高米店参加秋收劳动，这才结束了这段消遥自在的日子。
30.农村也折腾
中国的媒体还是继续着添乱的蛊惑，他们还嫌社会上的血腥味不够浓，居然把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称为“红八月”！是对资产阶级的“红色风暴、红色恐怖”。这些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界的所谓“精英”们发表的文章和口号是一篇比一篇左，就像当年大跃进时互相攀比着放卫星。文革结束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说自己遭到了迫害，其实也并非如此。当初三十五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出身大多属于非无产阶级，是红卫兵的革命对象。
解放前的教育制度与“改开”后的教育制度差不多，也可以说“改开”不过是一些人的复辟行为。把国民教育市场化，有才没钱进不来，改开的“教改”倒退之步伐甚至倒超了六十多年前教育制度，六十多年前师范学院免费并发生活费，“改开”的教改是“一刀切”抛向市场，不论大学、师范，不掏钱谁也甭想进，当然改开后期，高层也发现了这点，并作了一些修正。由于血统论的原因，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在文革初始非常恐慌，有些海归科学家为了避免麻烦甚至把自家的美元都成捆地烧掉，他们在文革期间，的确在精神和身体上受到了非人道的待遇，另一些工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多成了造反派。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大致分三类，一类是迫害别人，这些人以研究文、史、政、经类的多，历史由他们呼悠，朱德的扁担能呼悠成林彪的，他们最不安分，大跃进、文革、改开就数他们折腾得欢。一类是被别人迫害，大多是理工科的研究人员，这些知识分子不缺钙，科学逻辑思维的头脑使他们不愿与时俱进地说瞎话，被称为历届政治运动的“运动员”，是中国真正的精英人物。还有一类是涉政的“文痞”，古有秦桧、忠贤、和珅，如今“文革”期间有春桥、文元，及“改开”期间的以宁、维迎、于轼等人，他们积极参与运动并搜肠刮肚地卖弄文采写一些赞改贬昔、歌功颂德的吹捧文章，也参与打击、迫害别人，有时一不留神拍错了地方，跟错了人，则由桌上客瞬间变为阶下囚，又被别人所迫害。其实他们不过像妻妾成群的阔佬之后几房弄姿争宠献媚吃醋的姨太，个个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但为博得高层青睐的唯一手段就是把真理极端化为谬论，在这个一致性的政治目标凝聚下，虽是同床异梦，但也使他们能在一段时间内各献其艺，极力在人民中呼悠出一种近乎于迷信的盲目崇拜。中媒（中国媒体）的吃男商女们，常对着麦克，用激动的语调传播所谓“发自肺腑的时代之音”从“万岁－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总设计师－xP你好”等，几乎都是这类知识分子为搞全民“崇拜”而呼悠出来的，他们希望自己的行为被领袖相中，一旦那样就有飞黄腾达的期望，一步登天不说还能带上鸡犬。所以说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性质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真正被他人诬陷迫害，像老舍、黄万里等，这样的知识分子名垂千古。有些知识分子受迫害则是因果报应！是上帝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他们的惩罚！
地铁工程已经开挖到城墙边，开始只是沿着护城河的河道挖，护城河在64年被改成暗河，那暗河河道约3米高、宽的样子，在还没放水时我们曾从长椿街附近钻下去玩，一直走到宣武门上来。地铁那时是开膛挖掘，一公里造价约200万，打桩机不分昼夜把工字钢往地下砸，响声两公里外都能听见。地铁沿复兴门护城河道挖了不远就开始拆城墙了。粱思成夫妇是坚决反对拆城墙的，二人曾与“拆派”副市长就“拆”还是“保”北京古建及明城墙有过激烈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拆派”背靠大树底气足，论点有来头，锋芒毕露，粱思成夫妇虽势单力孤，但“不缺钙”！不过“拆派”副市长一不留神没迎合好，也顶了雷。想想也对，一个研究历史的学家，不凭自己的良知坚持真理为保护历史文物尽力，却违心地迎合高层，顶上雷也是迟早的事！
这次下乡劳动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真正的农民并睡上农村的土炕。我们以为京郊农村比市区要好一些，虽然村里也有贫下中农的群众造反组织，但人家明白咱是靠工分吃饭，光造反那粮食能从天上掉下来？而且乡里乡亲的全村好几百人就两三个姓，不沾近亲就靠远亲，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一定不会像城里造反派那样打砸抢抄的折腾。
有资料显示当时的工人和农民对红卫兵运动是持反对态度的。毛泽东在9月7日 写信给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说：“…组织工农反对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也许毛泽东此时还不想把工人、农民搅合进文化大革命，毕竟他们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让青年学生折腾几个月全国也乱不了哪儿去，而且青年得到了锻炼，那些不走正道的干部也得到了教训，到时候我一声令下他们还不得乖乖回学校上课去？但这是第二次“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班几个男生许、马、甄、严、张、王、陈同学住在一个姓王的农民家里，他家有两个男孩，小全15岁和小才13岁。我们管小全叫“小拳头”，管小才叫“小财迷”。京郊的农村比较富，农民住的都是砖房，村里骡马成群，每个工约1.5元。后来我们与小全、小才混熟了，他们告诉我们：从8月27日到31日大兴县内有13个公社发生了对“黑五类”全家满门抄斩事件，杀死了二、三百人，都是本队的干部带着贫下中农造反派干的，用铡刀铡、铁棍打、铁锹拍、绳子勒，男女老幼一个活口不留，被打死的最大的七、八十岁，最小的刚满月。这消息使我们听的目瞪口呆，这么残忍？都赶上南京大屠杀了！没想到农民更能折腾！
31.秋收后的“串联”
高米店大队在永定门以南大约13公里，分前高和后高大队，我们在后高大队劳动，后高大队比较平静，老乡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去时正赶上收玉米、白薯和花生，在用镰刀砍玉米秆时一不留神还把我自己的小腿砍了一个口子血洒后高，至今伤疤犹存。
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目们大概是想显示思想境界高于我们，不想与我们这些逍遥分子同流合污，隔了好几天他们才下到村里，他们一来也带来造反派的气息。一天吃完晚饭，石良把教导处副主任赵维贞揪到我们宿舍批斗，其实就是寻开心，赵老师站在炕边的地上，我们坐在炕上、板凳上围着她，大家轮番提问题让她回答。石良嘴快提问最多，赵老师回答时忙中出错，石良说：你到现在还在顽抗！说着他抬脚照着赵老师的脚狠狠地跺了一下，赵老师疼得“唉呦”一声惨叫，身子一歪靠在了炕沿上。石良乐着问赵老师，刚才谁跺的你？赵老师也晕了，她头也不敢抬地说：“好像是张同学”！坐在一旁的张同学气得大叫起来：你他妈的瞎啦？我坐这儿压根就没动窝，你血口喷人，真不是个“绺子”！石良倒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他嬉皮笑脸地对赵老师说：看清了！是老子跺的！说着他抬起脚要跺赵老师的另一只脚，吓得四十多岁的赵老师像孩子似的抱着一条腿在地上乱蹦。
由于我的腿被割伤，生产队长怕再出事就派我们班几个男生跟车装卸去了，车把式在农村可是让村民羡慕的活，由其外出拉活中午来不及回村，每天还能补助午餐费0.3元（相当于现在20多元）。我和陈同学跟一个大约有50岁的车把式，我们叫他“县太爷”，他挺能侃，我们到卢沟桥拉沙子或到城里拉土豆，早晨4点就出发，一路上县太爷就像说书一样给我们侃大山，天南海北没他不知道的。
“县太爷”心眼不错，那时队里收完花生，组织社员捡两遍后，就允许社员私人早晨上工前捡。早晨大约5点队长就在线广播里喊起来：社员们现在可以下地捡花生了！大家早就穿好衣服拿着手电提着口袋坐在门口等着队长这一声招呼，县太爷也带着孩子拿着个面口袋一溜小跑奔地里去了。第二天晚上“县太爷”把我们几个叫到他屋里，他拿出一笸箩刚炒好的五香花生米。他说：来！尝尝大爷的手艺怎么样！我抓了一把一尝，呵！真盖了帽啦！此后四十多年就没吃过那么香的花生米。“县太爷”说：捡了两口袋花生，新买的两节电池也用得没电了。他又给我们讲这花生米的做法，记得他说好像是用火炕烘干的。
我们班的马同学是回民，我们都叫他马老弟，他干活不惜力吃苦耐劳，他是九月底生日。我们几个琢磨送他点礼物给他过生日，正好那天许同学在门口的草堆里逮着一条小草蛇，大家一商量干脆就把这条蛇送给马老弟过生日吧，要万一是条“美女蛇”，马老弟这便宜可就赚大了。马老弟得到那条蛇还挺高兴，没想到的是当我们十月下旬离开村子帮马老弟收拾东西时，发现那条“美女蛇”居然还在马老弟的枕头下压着呢！
这次秋收在村里干了一个多月，临走的前两天，队长说：大家这一个多月来和贫下中农并肩战斗辛苦了！队里决定慰劳大家，明天晚饭吃猪肉馅的大包子，大家敞开吃，管够！这队长可不是省油灯，想多吃？门也没有！那包子好像是面没发起来，倒是个大馅多，不过大概是一斤馅、半斤盐，骺得尝不出肉味，就这样我们班的甄同学还连吃了八个，至少有两斤！到晚上房东家水缸里的凉水又被他喝下去半缸。
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讲话：文革是中间大，两头小，“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省，“怕”字的是多数，“反”字的还是少数，文革最少得5年才得出经验。同日，他对陈伯达送审的，在10月16日作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作了批示：“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可见毛泽东对前一天刘邓检深刻讨后并不准备结束文革，还有比刘邓更隐蔽的团体需要肃清，可是对文革怎么搞，预期前景如何他自己也是心中无数，准备“摸着石头过河”，先搞5年再说。但他对文革将会出现因为乱而影响生产的现象也是有所顾忌的，既不能给工农高涨的激进情绪泼冷水，又不能耽误生产。陈伯达10月16日的报告虽然对了他的思路。但对两者间的取舍他还是把天平压向“抓革命”一边。敌已定，友未明，不抓革命难以引友批敌，不自出力。林彪虽在文革初期就位升副统帅，但在72年公开的毛泽东在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亦流露出对副统帅的猜疑，也算是“未明”之友吧。既要用，又需疑，让他们“戴疑立功”！要达到此目的只有不断“抓革命”！
第二天他对时下革命形势进展赞颂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其实他应该料到，没有他的支持，那张大字报是不可能被广播的，没有那帮文痞的忽悠，全国也不会轰动。只能说他未预料全，他没有预料到国民的“一窝蜂效应”的“水平”是如此之高，不管真心的还是违心的，没一个人敢说个“不”字，要不是刘邓被列入打倒的行列，他俩不也得跟风与时俱进？前几天有位朋友送我本勒庞写的《乌合之众》，也许勒庞在一百余年前就感触到了这点：“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六十年来“一窝蜂效应”在中国屡战屡胜，“大跃进”全民炼钢；“文革”全民造反；“改开”后的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造假、全官贪腐…！今后我们是否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窝蜂全民运动还不好说，有受高层青睐的文痞呼悠，有媒体的传播，我想出现的概率一定不会低，走着瞧吧！
那时各地红卫兵都来北京串联，由于接待的场所有限，就把一部分人分散到居民家去住，我回家后发现，家里也住进了三个沈阳铁中的女孩。我一想，外地的来北京，那咱就去外地。正好赵、张同学也找我商量外出串联，张同学这会儿被学校红卫兵推荐到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当了一名西纠队员，每天带着一个多半截袖子宽的“西纠”红箍好不神气。
大约也是10月24日傍晚，我们来到北京站。那时外出串联需要用某造反派组织的介绍信领取车票才能进站上车，赵同学是我们学校“北京红卫兵”的头头，拿了几张他们组织的介绍信，但凭这种介绍信在北京是领不到车票的。张同学说：“西纠”控制了几个北京站的出入口。他带着我们转了几个弯就来到站台。站台上的列车都被红卫兵们挤的满满的，连行李架上都坐、躺满了人，站台上也是摩肩接踵的红卫兵。就在这时一列空车进站了，我们三人跑到刚停稳的列车门边，也不管车是到哪儿的，上去再说。上去一看，这节车厢是软座车厢，太棒了！我们赶紧在离厕所最近的那排靠车窗的沙发上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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