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凱 造反派論文革:沒有文革史何來文革反思

tuffy05

劉國凱

編者按﹕本刊主編辛灝年先生曾致書本文作者劉國凱先生，坦承自己不贊成劉先生的「人民文革」理論，並以黑格爾的名言――「用別人的概念來標誌和證明自己的理論，極可能落入別人的陷阱」贈送劉先生，以為共勉。但是，劉先生認為「沒有文革史，何來文革反思」的立場是對的；反過來說，「沒有正確的文革反思，又何來真實的文革史」，則同樣正確，甚至更為正確。當然，根本的問題，還是「為何反思文革」與「反思文革什麼」？

一、「徹底批判」呼聲的意義及偏廢

　　文革四十週年已屆，文革反思之聲四起。何謂反思？就是事情過後回過頭去思考。分析事情為何發生；判斷事情的性質；研究事情的各種效果以及對今後有何借鑑等等。反思可以從整體著眼，如果事情的規模非常巨大，也可以就事情的某一部分、某一章節進行反思。當今，對文化大革命反思的主流話語實際上還停留於相當粗糙的層次。一場內容極為豐富龐雜的社會大波被官方極為簡單化地判定為「浩劫」、「動亂」。而這「浩劫」、「動亂」又簡單化地歸結為「皇權主導下的全民發瘋」。這個官方的「判定」和「歸結」得到所謂學術界以及民間大多數的認同。在此基礎上官方和學術界以及民間基本上都得出同樣的共識：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的壞事物。中共建政以來搞過許多政治運動。對那麼多的政治運動，官方與民間的評判總是大相徑庭。唯獨對文革，官方與民間竟有如此的共識，這到也真是咄咄怪事。不過，官方和民間還是有齟齬之處，那就是民間要求對文革進行更深入的批判，如巴金之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館」之類。但是官方卻要淡化處理、就此止步。官方的處理程式是，既要徹底否定文革，又要免談文革。這個齟齬的謎底何在？在於民間對文革作「徹底批判」的目的是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發動文革大禍的毛澤東，而官方儘管在高層內部對毛澤東發動文革微詞甚多，但卻絕不願在社會上公開批判毛。民間的「徹底批判」要求無疑有其重大的積極意義。因為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公開正面的批判一旦啟動，其深度、廣度將不會局限於這一點上，而勢必會導致對中共政治體制的重新評判。這有當年赫魯雪夫的批判史達林可作參照。它將導致共產黨政治制度面臨全面危機，這也就是官方為什麼拒絕「徹底批判」的原因。但是，民間的「徹底批判」呼聲儘管具有重大積極意義，卻也有其偏廢之處。文革固然給國家民族帶來一場大禍，可是在大禍之中有沒有閃光的東西？在這場大禍中民眾究竟都是毛澤東的奴才走狗，在助紂為虐，還是有些民眾在這場社會大波中借助種種契機去進行反抗，去爭取、維護自身的權益？文革大波有沒有造成共產黨神聖光環的暗淡？有沒有造成中國社會思想上的覺醒？而且「徹底批判」把矛盾鎖定在毛澤東身上是否全面？毛固然是罪魁禍首，但是文革中許多血腥事件是否都與他直接相關？如1967年3月的青海趙永夫大屠殺；1968年7月的廣西韋國清大屠殺。把「徹底批判」的矛頭只指向毛澤東，顯然將複雜的事情作了簡單化的處理，使許多慘案的直接主導者逃脫正義的審判。

二、沒有文革史何來文革反思

　　具有重大積極意義的「徹底批判」呼聲尚且有其偏廢之處，更遑論把文革大波一古腦判定為「全民發瘋」的謬誤觀點了。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偏廢、謬誤？在於時至今日中國還沒有真正的文革史。對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進行反思都須有個前提，就是反思須以事實作根據。否則反思就成了憑空臆想、盲目推斷。對文革作整體反思須以全國文革史作依據，對文革中某些重大事件作反思亦須以該事件的記錄為依據。迄今為止中國文革史修編狀況如何？就官方而言，僅廣西修編了一部內部讀物《廣西文革大事記》。其他就是某些文士的個人行為。如王年一的《大動盪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這些標榜為文革立史的書籍，其實史料片面、行文粗糙。基本上是按照中共高層的政治意圖對歷史作相應的切削。從這類書中，人們絕對看不到文革大波中民眾許多力圖掙脫，乃至已經掙脫官方羈絆的抗爭行動。一場內容極為豐富龐雜的文革大波，在他們的筆下就成了「清宮秘史」和「全民瘋狂」。另一部「文革十年史」，其作者是嚴家其先生。只是，此書走的亦是官方路線。(此書問世早在1986年。以嚴家其先生的民主理念，如果是近年問世，想會有大相徑庭的謀篇佈局。) 除了這幾本以史為名的書之外，就是某些官方名人如吳德、汪東興、徐景賢等人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的真實性、可讀性須作別論，但有一樣可以斷定的是，這類回憶錄將更深地把人們對文革的觀感導入了「清宮秘史」的死胡同。然而，文革大波決非只涉及社會上層的宮廷陰謀、名人角力。如果說以史命名的著述和名人回憶錄對人們有「秘史導入」效應的話，那麼更多的文學作品就在製造哈哈鏡，對文革大波作了極端歪曲化的描繪。在這方面，正直的文革史學家宋永毅先生作過相當完整的統計。他指出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把『造反』作為一個罪惡的公共貶義詞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當今流行於世、認為文革中的群眾運動系屬「全民發瘋」的觀點，以及造反派是林彪四人幫的走狗、是文革浩劫的製造者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是來源於這些文章的誤導。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文章並不都是官方直接手筆，有許多系來自獨立文人的筆下。甚至連我們尊敬的巴金老人都有所涉及。如果說在中國國內有中共官方有形無形的壓力和導向的話，那麼在海外應不致有曲意迎奉的動源，可為什麼在海外一些華文報章的文藝副刊上亦可常讀到這類文章呢？中共對海外華人報章固然作了相當的滲透，但那些文藝副刊當不屬中共「統戰」的主要目標。合理的解釋是，由於那1229型的文章產生了強大的戈培爾效應，使很多人對文革大波的瞭解都來源於那1229型的哈哈鏡中的歪曲形像。可見，儘管四十年歲月的流逝，使人們本來可以定下神、靜下心來反思文革，但是由於中國目前文革史修編的極端滯後，使反思非但可能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甚至更可能使反思誤入歧途、墜入陷阱。文化大革命各地走勢、形勢相較，既有其個性也有其共性。應予明瞭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以省級為單位的。一省之類，文革的走勢、形勢基本相同。省與省之間則有所差異甚至大相徑庭。故此，修編文革史應首先修編各省的文革史。在此基礎上修編全國的文革史。只有在真正能如實記錄當時社會各個領域、層面、側面的文革史問世後，文革反思才能有堅實的基礎，不至被哈哈鏡導入胡思。

三、中共扼制文革史修編的原因

　　一段歷史的修編有賴於史料的收集。史料來源有兩個途徑，一是口頭相傳，二是當時的書面文字記錄。口頭相傳會有無意誤傳和有意誤傳，而且還有輾轉相傳的偏離效應。書面記錄亦會因當時記錄者的不同立場、不同觀點而至有所側重取捨乃至隱匿誇大。故此，修編文革史是一件極為艱巨細緻的工作。四十年的歲月逝去。許多當事人已經作古。當年二十歲的小青年也年屆花甲。口頭相傳的史料漸將稀薄。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夏季鎮壓中結束後，(筆者持三年文革論)又持續有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在經年的政治清算和處決狂潮中，原來流落民間的文革書面文字資料大都在持有者的恐懼中銷毀、失散。中共當局當然掌握著一定數量的書面文字資料。但這些資料被共產黨視為國家機密，不准外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正直的研究者想修編不落當局話語系統的獨立文革史，恐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99年，海外的文革史學家宋永毅為修編文革史曾專程回國收集文革資料，不料被中共逮捕。罪名是竊取國家機密。後幸得西方學界大力聲援救助，共產黨在將他羈押近一年之後不得不釋放。於此可見中共政權對真正文革史的修編懷有多麼大的戒心。戒心之生系因一部真正的文革史對中共政權將發生摧毀性的作用。中共對文革的經典官方評判是「十年浩劫」、「十年動亂」。再由禦用文人，和某些心智昏亂的獨立文人把「浩劫」、「動亂」的罪責加諸到「造反派」民眾的身上。但這一切必須以中共的偽文革史為依據和基礎。一旦真正的文革史如實反映當時世事的文革史問世，情況將發生徹底變化。真正的文革史將會告訴人們，劉少奇、鄧小平這兩個至今仍裝成文革受害者的大人物，在1966年6、7月間怎樣翻臉無情地把許多共產黨省級大員打成修正主義分子以向毛澤東交賬；又怎樣心毒手狠地在大中學教師中、機關幹部中、大學生中、甚至工人群眾中大搞第二次反右，大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將會告訴人們，1967年早春各地軍方怎樣把大量民眾打成反革命份子，予以逮捕監禁。青海趙永夫怎樣喪心病狂、慘無人道地向手無寸鐵的女中學生開槍掃射。將會告訴人們1967年夏季的武鬥是哪些群眾組織挑起的，是怎樣加劇的。哪些群眾組織是濫施暴力者；哪些群眾組織是被動防衛者。將會告訴人們，湖南道縣、廣西賓陽一類大屠殺是怎樣發生的。屠殺者是誰；被屠殺者是誰。屠殺者為什麼要、為什麼敢去屠殺，被屠殺者為什麼被屠殺、為什麼不敢反抗屠殺。……真正的文革史還將告訴人們許許多多幾將被歷史塵埃所湮沒的故事。如湖南的張九龍、雷特超等人在1967年的文革高潮中怎樣密謀組織以推翻中共政治制度為目的的地下政治組織。廣州的曉兵怎樣單槍匹馬地在街頭絕食，為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被剝奪了居住、工作、生活權利的人們呼籲請命。最後他受盡折磨，犧牲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廣州幾千名學生、工人、機關幹部怎樣在烈士陵園廣場絕食，要求軍方釋放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群眾。這場持續幾天的鬥爭終於取得勝利。……於是，一部真正的文革史既揭露了共產黨的斑斑劣跡、猙獰面目，還記錄了民眾的反抗乃至許多可歌可泣的鬥爭事件――「人民文革」，這對當今民眾此起彼伏的維權鬥爭一定會起到借鑑和鼓舞作用。正由於如此，中共政權就絕對要扼制真正文革史的修編。

四、中共的反思遠優於民間的反思

　　中共政權雖然扼制真正文革史的修編，但它卻不動聲色地在進行反思。它的反思與民間的反思取得了一個共識，就是再也不要搞文革了。中共控制著大量文革資料，自然也從中提取了許多思緒。而且，由於中共高官「站得高、看得遠」，他們從自身的和其他高官的文革經歷，深知文革對共產黨政權危害之大。他們從慘痛的經驗中得出結論：共產黨內部無論有什麼矛盾鬥爭，都必須黨內話黨內說，黨內矛盾黨內解決。絕不可象毛澤東那樣把黨內矛盾拿到社會上，去借用民眾的力量來解決黨內鬥爭，以至讓民眾中的膽大妄為、居心叵測、仇視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者逮到興風作浪的機會。民間的反思也表達為不要再搞文革了。民間出於對「破四舊」的反感；對「紅色恐怖運動」的憎恨；對群眾之間武鬥暴力行為的反對；對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厭惡；對大人物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操縱、利用、拋棄、鎮壓民眾的深惡痛絕，如果文革分期定為十年的話，民間還有對「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迫害運動的極為恐怖的記憶，所有這些而至民眾提出再也不要搞文革了是很可理解的。但是，這一基於殘缺不全的史實所作出的反思也是片面的。因為它沒有看到文革大波其實有很不利共產黨政權的一面。民間的這種淺層次的反思實際上把文革看成一個不可分解的整體。不知道文革這個化合物可以分解成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兩個內容。而且官方文革還可以進一步分解為毛澤東的文革清洗和地方官僚、軍方的文革鎮壓。如果說文革絕對不要再搞，那應是指官方的那個文革。至於人民文革，歷史當然不可能簡單重演。存在於1966年秋冬到1968年夏的人民文革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再發生。但是，那種趁著共產黨內鬥而造成的歷史契機，利用共產黨內部矛盾所造成的縫隙，去撕裂共產黨的政治結構；去打擊共產黨的統治秩序；去維護爭取民眾應有權益的鬥爭精神和鬥爭策略，是應予以去借鑑和繼承的。從這點意義上來說，人民文革應該再搞。兩相比較可以發現，當今中共官方對文革的反思遠優於民間對文革的反思。中共官方反思到了點子上。而民間的反思是跛腳的。共產黨在大罵文革時，它心裡面實際上是在罵人民的那個文革。而官方文革鎮壓民眾的那一套它還在實行。拼命叫嚷要「徹底否定文革」的鄧小平不是在1989年搞了比當年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更大規模的大屠殺嗎？同樣聲稱「絕不再搞文革」的當今中共領導人不是又在訕尾開槍殺人嗎？毫無疑問，中共政權在「絕對不要再搞文革」的表面宣稱下，實際上仍在使用官方文革的手段。它「絕對不要再搞文革」的真實目的是通過這一宣稱來從思想上繳民眾的械，震懾民眾不可使用文革時期民眾使用的抗爭手段。反觀民間的反思，竟也附和著中共的調子，高叫絕對不要再搞文革。可是官方才不聽你那一套，它照搞它官方文革那一套無誤。而民間則在這個高叫中自動解除了思想上的武裝，不去研究借鑑人民文革那種借助各種歷史契機去衝擊共產黨政權，爭取維護民眾的權益的鬥爭策略。

五、「人民文革」論的構建以史為據

　　在文革四十週年即將來到之際，我完善了「人民文革」之說。此文在《北京之春》06年元月號上發表後，立即掀起軒然大波。有人極表贊同和支持，也有人情緒極為激動，迫不急待地來進行反駁。坦率地說，對此我胸有成竹。因為我的反思是建築在真正文革史的基礎上。那就是我1971年秘密撰寫的《文化革命簡析》；1996撰寫的《廣州紅旗派的興亡；2005年撰寫的《基層文革泥濘路》。這三部共四十六萬字的著述雖遠不足為文革立史，但其記述的許多史實用以支撐起「人民文革」說力度尚屬從容。本來，對歷史問題進行研討；對觀點進行商榷是有積極意義的事情。可是，細讀近期的一些反駁文章，不難發現它們都不是在作嚴肅鄭重的討論，而是在發洩一種情緒。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不屑於以史實為據而輕率地妄下結論。除了下筆之心氣浮躁、思緒混亂；行文之不著邊際、雜亂無章外，文章的作者們大都是自話自說，並不能對「人民文革」作出針對性評判。稍微能談得上是觀點的，如「反官僚不反體制毫無意義」論、「專制統治者與人民合一」論、「專制政權下反迫害無正義」論等等其實都不堪一駁。在較正常的駁論不能達其目的後，文章作者常求助於胡攪蠻纏的詭辯。如筆者明明在鞭笞伐撻官方文革，肯定人民文革，而那些文章的作者們在羅列官方文革的種種劣跡後，再突然氣勢洶洶地轉過頭來責問筆者，這樣的文革你還再要搞一次嗎？鑑此，筆者更加深悟「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一語是何等的言簡意賅。對堅持偏見者已沒有必要與之再作理論。共產黨的名言是「相信群眾、相信黨」，這無疑是半虛偽、半含玄機的政治套話。而筆者則說：相信人類歷史、相信社會正義。筆者七十萬字的文革史論，白紙黑字、存留人間。一切留予歷史和社會去評說。

六、歷史之錘在敲打撰史者的良知

　　翻閱幾本所謂的文革史著，不覺感慨萬千。這些號稱數十萬字的著述竟然連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的第二次反右，和1967年2、3月遍及全國的鎮反運動都不予提及。這是偶爾的疏忽嗎？當然不是！真實緣由是什麼呢？是鄧小平及鎮反運動的實行者、或他們的繼承人都位高權重。而且這位高權重的人們正在給作史者以優渥的待遇。由此筆者不禁想起一個史學界裡眾所周知的歷史小故事。西元前548年齊國國君與大臣崔杼之妻私通。崔杼憤而殺之，並另立國君。齊國史官伯據實記錄：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弒君。崔杼見文怒而殺之。伯之弟仲繼書「崔杼弒君」。崔杼再殺之。其弟季繼而再寫。有南史氏聞崔杼已殺兩人，推想弟季亦將遭不測，遂毅然進京，繼死難史官兄弟之業。半路得知崔杼不敢再殺弟季始折返。這是上古，近古亦另有一故事。明成祖朱棣靖難奪權，此行為堅持正統名分觀之文士所不齒。朱棣為正其名分、制服天下名士，令最負盛名之文士方孝孺為之撰詔。方孝孺拒之。朱棣怒曰：「不從誅爾九族！」方孝孺凜然答曰：「便誅十族奈何！」於是一場誅十族之大禍由此而生。看看中國古代文士之傲然風霜、錚錚鐵骨，再看看當今中國文士之趨炎附勢、奴顏媚骨，不覺仰蒼穹而長太息！然而，中國正直文士之風骨幸而未絕。宋永毅先生回國搜集文革資料被囚而矢志不改。最近又在籌畫「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之大型歷史作業。為撰真正文革史作厚重鋪墊。想中國文革史卷將由此開啟新的一頁，人間正氣、社會正義由此伸張，國家民族當受益匪淺！


源自《黄花岗杂志》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