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帆 我的被“清查”往事

tuffy05

我的被“清查”往事（浙江）

我的被“清查”往事
作者：江帆

从1976年11月起，我所在的浙江日报社掀起以清查“攻击性言论”为中心的清查运动。报社大院、编辑部楼层内外，大字报、巨幅标语惊心动魄，来势迅猛。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一场接一场。形形色色的“学习班”一期接一期。　　

“清查”又叫“揭批查”，全称是：揭发、批判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浙江日报社相当一批人员都被列为清查对象，编辑部干部中的重点清查对象大约有近二十人，还有两名工人，大多被关进“住读学习班”，专人看管，实行隔离审查，“学习班”放出来后遣送农村或发配到报社内不同的岗位监督劳动；有的将其逮捕，如复员前曾在南京军区参与反对许世友的文教组（部）编辑高丕忠，就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狱（后释放）。运动后期，胡尧海、华一鸣、朱其梁、顾纪良等人被扫地出门，调离了浙江日报。　　

浙江日报社把追查“攻击性言论”作为“揭批查”运动最重大的突破口，成立了清查运动办公室，抽调了大批骨干力量组成专案队伍，发起强大的“政策攻心”，发誓要“办成铁案”，为全省特别是省级机关的“揭批查”运动创造了示范经验。省级机关连续在体育馆召开“宽严”大会，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对敌斗争政策。　　

在一次“宽严”大会上，外单位有的“反革命帮派分子”当场被戴上手拷，予以逮捕；浙江日报工交财贸组记者华一鸣，因交待、揭发了“反革命小集团”许多“恶毒的攻击性言论”，认罪态度好，故作为从宽处理的典型，让他在会上现身说法并陪斗。在另外一次体育馆大会上，推出了省广电局（原浙江日报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厉德馨进驻任一把手）的“宽严”典型：广播电台的徐力受到宽大处理，安排他在大会上做了坦白交待、自我批判的发言；陈绥之被拘留审查；另外，徐运灼被逮捕。徐运灼是我老师辈的一个老校友、系友，那时还没有谋过面。徐力和陈绥之这两个人我倒都认识，1975年“反派性”时，我们同是三台山“学习班”学员。在赶往体育馆会场的人流中，我同文化局的小马（马敬中）打了一个照面，他也曾被送上三台山“学习班”。此时，他从我的身边擦身而过，瞟了我一眼，连招呼也不敢打，赶紧走开，那种惊恐不安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后不久，听说，这个身材瘦小、面孔黝黑、不苟言笑、浑身上下质朴得像个农民（他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一样的小马，在“揭批查”中自杀身亡。　　

　1977年7月23日　，本报夜班编辑曹本皓在报社科技楼先割腕流血不死，后从三楼跳楼自杀身亡。据说现场很惨。后来又听说，从曹跳楼到推进太平间，他的妻子陈懋丽（本报财务工作人员）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不流一滴泪。张雪梅（报社党的核心小组二把手）不阴不阳地对她说，陈懋丽你真坚强！曹本皓的遗体火化后，据说连骨灰也领不回来。（参见胡尧海《曹本皓被逼致死33周年祭》）　　

在省出版社，新的社领导上任伊始，亲自将我爱人王瑞芳所在的文艺编辑组（室）批判为“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除个别同志外），吴战垒、陈天林等被关进“住读学习班”；夏春明因“攻击性言论”在省级机关“宽严”大会上被拘留审查。我们宿舍楼的邻居、在文革中被结合进出版社领导班子、同吴战垒等人关系密切的山东藉南下老干部索鹏飞，在关进“住读学习班”时在厕所里上吊自杀了。我记得这一天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老索的妻子、出版社编辑江莉莉以及他们的儿子、女儿也都很“坚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家人掉过一滴眼泪。　　

曹本皓与索鹏飞之死，还有前面说到的马敬中，仅我所知道的省级新闻出版文化单位这三起自杀死亡事件，从此就无事一样，烟消云散，讳莫如深，再也没有人提起。但在当时，这三条人命对我的内心震动却是很大，留下的阴影多少年后仍挥之不去。　　

运动前期宣布，我在本组（农村部）停职检查，责令交待问题。在差不多一年中，报社许多人都因“攻击性言论”先后关过“住读学习班”。我相信党的政策，尽力端正态度，争取主动，但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言论可以交待，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可以揭发人家，只是着重讲清自己参与的“帮派活动”。有时，也有其他人的交待材料需要得到我的旁证。　　
运动进行快一年了，从　1977年10月14日　开始，对我的清查措施突然间升级了，决定对我办一种比较特殊的“住读学习班”，责令继续揭发、交待，重点是“攻击性言论”，不关起来，但不准离开报社范围，晚上不准回家。需要到家里拿什么衣物生活用品，有一个指定的排字房工人可以代劳。这位工人还帮助我们夫妇俩传递过不封口的字条信札。　　

这段日子，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我俩此生中经历的最灰暗的时期。年近七十的岳母中风瘫痪，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女儿才两岁，还没上幼儿园；爱人又准备做人工流产。她因我的问题，同时，在本单位又因所在的文艺编辑组（室）是个“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双重牵连，要去参加批判会，处境可想而知。我硬着头皮提出请假回家一次，驻农村组一个姓吴的工宣队员竟说，不早不晚，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做人流！我怒视着他，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他缩回去了，但这个假照样不准。我有家难回。我爱人只好一个人去医院做了人流，“象个傻瓜似地从早到晚一声不吭地躺着”，受着极度的煎熬。　　

　10月25日　，她托那位排字房工人给我带来一封比较长的信（见附件一）。看了这封信，我真是欲哭无泪，心焦如焚。她在信中说：　　

精神依然极度紧张，越是躺着越要胡思乱想。今天是第八天了，白天没有睡过一分钟。每天早晨，怀着一个希望：今天民繁或许能回来。每天失望地送走黄昏。懊恼了蒙着被哭一场，看来是养不好的了。八天了身上还不干净，腰酸得厉害，偏头痛。上一次第几天他们就叫我去开会，而现在我除了吃饭洗脸还没有起来过。吃饭、洗脸，一动就是一头的汗。晚上借着酒助和白天的疲倦睡去，恶梦一个接一个，醒来也是大汗淋漓。所有这些主要是精神忧郁所致。我简直无法克制自己。我只盼着你早一天回来！你能在我受苦之时出现对我简直是拯救。我是个脆弱的不坚强的人，经不起波折。在运动进行了快一年之久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毫无思想准备，极不适应。我一直在抱怨你，为什么不设法回来看看我。　　

信上最后说：　　

唯一的就是你的解脱和归来。我并不是在给你施加压力，我只是虔诚地祈祷，愿记忆之神给你清醒的头脑和理智，尽快地把问题说清楚。解脱你，也解脱我。　　

但是，“记忆之神”对我无能为力，根本就拯救不了我，也拯救不了我的爱人。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1月中下旬，想不到又第二次升级了，突然有人把我带到吴尧民（时任浙报一把手）的办公室，二把手张雪梅在场，吴尧民亲自宣布，决定在报社外面对我办“住读学习班”，说是我有重大的“攻击性言论”没有交待，现在人家揭发了，再给我一个挽救的机会。我听了这个决定，一头雾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场，我被带到市区偏远的一个招待所住下，报社里安排了两名工人职工24个小时轮流看守，吃饭端到房间里来吃。这两位工人都对我很友好，常陪我聊天散心。　　

我的“住读学习班”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一连十天半个月，我写不出一份符合要求的交待材料，因为我搜索枯肠，实在是想不起来，我究竟和什么人讲过什么“攻击性言论”。我说，现在都什么形势了，政策都摆在面前，如果我能够想起我有什么“攻击性言论”，我何不尽快讲清楚，争取早日解脱呢！运动办公室的专案负责人谢亦华（农村组同事，后任浙报副总编）终于来了，他看我不象是在负隅顽抗，确实是记不起来，为了打破僵局，就给了我一些关键性的提示。他提醒说，我的 “攻击性言论”是对吴马山（与我同坐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一个人讲的，是在体育馆刚刚听了粉碎“四人帮”的文件传达散会以后议论的，是直接攻击“英明领袖” 华主席的，“攻击性言论”就只有这么一句话。他让我联系当时的思想状态，再好好回忆一下，把这句“攻击性言论”的材料写出来，只要与吴马山的揭发对得上号了，还是算我自己坦白交待的，就能争取宽大处理。可是，说老实话，他的提示如此明确，我依然还是想不起来，只恨自己对一年前讲过的一句“攻击性言论”竟然这样的健忘！　　

同时，我也对自己的“健忘症”何以至此，深深地感到疑惑不解，特地在　11月27日　王瑞芳捎给我的信纸背后，暗自写着两行小字（时间注明为“12.1. 晚9:　20”　）： 　　

何至健忘若此？　　

只因先入为主。　　

毫无办法，无路可走，我只得像猜哑谜一样，揣摹着陆续写了几句“攻击性”的话，可是都与吴马山的揭发对不上号。后来有一句话，谢亦华说“有点接近了”，我开始松了一口气。最后，终于有一句话“基本对上”了，我如释重负。两位奉命看管我的工人，一直在旁边干着急，这时也为我的解脱感到高兴。三十多年过去了，其中一位还记得这戏剧性的一幕。他对人家说，江民繁只为了一句话，就被关了一个月！只是时过境迁，前尘旧事，随风飘散，这最后据以定案的一句“攻击性言论”，到如今又给忘记了，尽力回忆，还是记忆不确。　　

从接连两期、为期一两个月的“住读学习班”放出来以后，我和文教组副刊编辑刘瑞康一起，被下放到报社纸张搬运组劳动，为时一年左右。　　
尽管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已经宣告停止，全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但报社的清查还是没完没了。我被长期挂了起来，这一查一挂，就是三年。我从1979年3月开始记些日记，以抒发心中的积郁与苦闷（见附件二）。　5月21日　的日记这样记着：　　

今天换了一个环境（注：指劳动的环境与强度变了，从搬运组换到了食堂）。好处是，可以安心睡午觉了。　　

　魏金枝　先生在生前落魄之时，曾把自己比作一只挂起来的“板鸭”。我也在担心，某些人是不是在利用党的关于处理人要慎重的政策，尽可能地拖下去，把我尽可能长（时间）地挂起来，使我这只油水尚足的“板鸭”尽可能挂到风干为止！　　

在清查及“挂起来”期间，我的党员组织生活也自动停止了，但也有过两次支部大会让我参加。一次是　1979年6月4日　，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党纪处分决定。这一天的日记记下了我的心中不平：　　

晚参加支部大会。孙荩民料定我在这个场合不会去申辩，强加给我一通诬陷之词。　　

个别同事充其量不过是落井下石，在日记里，只是一个代表符号而已。这次支部大会由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农村组组长、党支部书记郑梦熊（后任浙江日报总编，1989年“六四”事件后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主持。其实，当时已经做出清查处理结论，我被定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按党章规定，需要走一下支部大会的程序，实际上是一次党内批判会。郑梦熊在总结时一改往日对我的温情脉脉，拉下面孔对我说：你总是以革命小将自居，总是以为自己年轻、单纯，历史清白，这一次，你的教训总够深刻的吧！你陷入“四人帮”反革命帮派体系，已经陷得很深了，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对这种政治错误的严重性你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深刻的反省！是党的宽大政策挽救了你，为了让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的档案将记上一笔，这是你政治历史上一个很严重的污点！这一番份量不轻的话，我没有写到日记中，却让我没齿难忘。　　

另一次支部大会，是专门批判我的态度的。前一天，农村部一个“揭批查”专案人员为一个什么材料的事找我查证，当听到他虎着脸还在教训我“态度要老实”时，我忍不住高声顶了一句：“老实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还是认为我态度不老实，那你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呛得这位同事说不出话来，下不了台，本来铁青的脸就更加铁青了。第二天，通知开支部大会（徐树蕃接任农村部主任、支部书记），众口一词，专门批了一通我“对抗运动”的态度。　　

说我“对抗运动”，我实在不敢。但对组织处理结论，我确实是一直想不通，一直认为过重了、过份了，一直持保留态度。进入1980年代，华国锋等人退出政局后，那时我已落实在理论部工作，恢复了组织生活。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跑到总编吴尧民的办公室（二把手张雪梅也在场），提出口头申诉，希望组织上能不能根据新的形势，对我的材料和结论重新复议一下。我的话还没说完，吴尧民断然拒绝，他说，你不能以现在的情况来否定过去的历史！意思是说，这个案你不能翻。　　

一直到1983年或1984年，我已调到党刊部（《共产党员》杂志）工作了，正值第一次工资普调，象我这样在清查运动中受到处理的干部，要在组织结论上签字后才能够加到工资。当时吴尧民已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由郑梦熊接任总编、党委书记。从外单位调任副总编分管政工的周祖赓让我去签字，我表示对这个依然不动、坚持不改（只把“严重政治错误”中的“政治”两个字去掉了）的结论有保留，不愿意签字。但周祖赓爱莫能助，只是好心劝我还是签了算了吧。最后，经老周通融，我签上一句“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的话了事。回到办公室，我伏在案头，心潮难平，“揭批查”运动七、八年以来头一回失声哭了出来。记得当时有一两位同事在场，印象深的一位，是落实错划右派政策重新回到报社工作的钱祖吟。　钱老　先生看见我这个后生男儿有泪轻弹，自是一脸的茫然。　　

　 　
写于2010年7月　　

　 　　 　
本文作者附言：　　

那是一个被尘封的角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如烟往事，不堪回首，夫复何言！　　

那个特殊年月的那些事，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政治斗争缠绕纠结在一起，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但我赞同这个说法：拒绝遗忘，还原真相。其实历史从来就不会真的遗忘。历史都是后人写下的，当代人难以写出当代史。作为过来人，尽管只是社会的普通一分子，尽管一切都无可挽回，也照样有责任和义务在有生之年留下一点实情，对后人（包括子女）有一个交代。　　

还历史以真实，还历史以公道。让历史在记忆里复活，让历史去告诉未来。这就不得不说。　　

为了说清这段历史，不得不提及有些同志的名字，在此一并表示歉意！　　

　 　　 　

附件一：清查“学习班”期间夫妻互通的信札（略）　　

附件二：清查后期我的日记片断


　 　“清查”运动后期我的日记片断


江帆按：下面是我在1979年“清查”运动后期下放劳动期间的一段日记摘抄。“清查”又叫“揭批查”，全称是：揭发、批判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我当时是浙江日报社农村组（部）记者，被列入重点“清查”对象之一，因一句“攻击性言论”（据揭发与个别同事私下议论过华国锋），关进“住读学习班”隔离审查，后下放劳动。“清查”结论，我被定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报社以清查“攻击性言论”为中心的“揭批查”从1976年11开始，历时数年。至今，已经30多年过去了。那是一个被尘封的角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1979年　　

　3月21日　星期三　　

这些年来，弄得许多的人只有仇恨心，而没有同情心。　　

●江帆按：“清查”运动中，我所在的报社，夜班编辑曹本皓（文革初期为报社群众组织“造反兵团”成员）先割腕后跳楼自杀，据说现场很惨。一大批清查对象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有的留党察看，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关进监狱。我爱人所在的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组（除个别同志外）被打成“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有的被隔离，有的被拘留；我们的邻居、出版社老干部索鹏飞（文革中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在关进“住读学习班”后上吊自杀。　　


　3月22日　星期四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普遍的议论是：失败了。　　

也有的人认为，是胜利，不过是损失惨重的胜利。“损失惨重的胜利到底比失败的惨重损失轻得多。”　　

对于许多人来说，如今是噩梦醒来，我的思想被搞得很乱，因此依然是半醒半醉。　　

失败？胜利？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既是失败，又是胜利。　　

文化大革命呢？究竟如何评价？三中全会暂不作结论的做法是审慎的。　　

功过得失，是非曲直，其中有一些只能留待历史的法官去评判了。　　


　3月23日　星期五　　

到资料组去借书，看见一位青年工人也在那里借书。他求资料员给挑选；挑了几本都不合他的意。最后，资料员又递给他一本。　　

“这本书怎么样？”　　

“这本书大概好看——书是旧的，封面都破了。”　　

“书越破越旧越好看。”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书是旧的好；电影也是老的吸引人；古装戏的卖座率高于现代戏；如此现象，不乏其例。就文艺创作来说，认为新不如旧、今不如昔，这几乎成了公众的一种成见了。　　

其实，这也难怪公众的成见。像《流浪者》这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高超的艺术水平的电影，谁不爱看呢！人民群众是艺术成品的检验员。“新不如旧”的成见后面，反映出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艺术落后了。　　

我们现今的文学艺术落后，文艺作品失去读者和观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作品（如小说和电影）里的人和事脱离现实，不真实，不可信，形象是想象的形象而不是现实的形象，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吧。并不是题材的问题。为什么同是描写现代农村的题材，电影《李双双》那么感人，小说《山乡巨变》那么富于生活气息，而其他大量同一题材的作品却那样面目可憎呢？！　　


　3月28日　星期三　　

今晚电视节目，以曲艺为主。尽管有些节目并不深，但是还是吸引人的，引人发笑，在发笑中得到娱乐，受着教育。看来，曲艺还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3月30日　星期五　　

瑞芳带来一本内部刊物：《国外作品选译》（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印），1978年第2期，上面载有斯大林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著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未完），阅后颇有感触，兴味很浓，在小本子上摘录了两段文字。　　

　 　
　4月5日　星期四　　

清明节，从心底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怀念九泉之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浩气长存的革命英烈！　　


　4月14日　星期六　　

晚上同马丽到静慈寺看印度影片《两亩地》。虽然比《流浪者》稍逊一筹，但艺术表现也是细腻的。印度同我旧中国一样，广大农民实在太苦了！　　


　4月9日　星期一　　

生活中的幽默真不少。　　

瑞芳说：“办公室里他们说，现在有些人是向‘前’（钱）看。”　　

“嗯？”我没有听懂这话的意思。　　

“不是前后的‘前’，是钞票那个‘钱’。”　　

我不禁笑起来了，说：“是向‘前’看，向‘钱’看。”　　

瑞芳发表评论说：“我发现群众中的牢骚话是最有水平的，任何文学家都创造不出来。”　　

由“向前（钱）看”的幽默，我想起某些人的典型动作，那就是一面问“有没有这个？”一面做着点钞票的动作；又想起一句典型的语言，那就是：“还是‘花纸儿’（钞票）最实惠。”　　
　 　

　4月24日　星期二　　

小杨说，她看了《上海文学》上一篇小说《重逢》（载1979年4月号），很受感动；它为当年红卫兵说了几句话。　　

瑞芳也说这篇小说写得好，很深刻。她明天找来我看看。　　
　 　

　4月25日　星期三　　

小说《重逢》的主人公叶辉（叶卫革）是一个打、砸、抢罪犯。　　

下面摘录的是他的几段话：　　

“您犯了错误，可以理直气壮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犯了错误，却必须承认追随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这种惩罚是我长知识的代价——尽管它显得昂贵一些。”　　

“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后来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是他们在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后，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字不提，只谈受迫害的光荣……”　　
　 　

　4月25日　星期三　　

江南坐在床沿上，自个儿看书。她说：“妈妈，你看我用功不用功？”　　

一会儿，她又突然说：“鲁迅伯伯是干什么的，我长大了也要做什么。”她妈妈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那我也要做。”　　

江南躺在床上休息。我们发现，她一下子就睡着了，怀着学鲁迅的美好愿望睡着了。　　

　 　
　4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江南缠身，无法读书。索性带她到户外活动一下罢。来到六公园。江南吃着棒儿糖，在身边玩耍；我趁机把瑞芳推荐的小说《在小河那边》（载《作品》1979年第3期）读完。　　

《在小河那边》是这样结尾的——　　

啊，小河，人们知道你的源头了。你从天上的每一朵云彩，树叶上的每一颗露珠流来，你最清楚人寰的爱与恨，甜与苦。　　

啊，小河，人们知道你向哪里流去了。你九曲回肠，历尽艰辛，最终将流入浩瀚的大海，正如世途之有坎坷，人生之有曲折，前景之有光明。　　
啊，小河，你日夜淙淙低语，人们听懂你的话了。你在诉说：“愿死者得到永恒的生，愿生者得到永恒的爱，愿太阳发出永恒的光和热，愿人间充满永恒的温暖和安慰。”　　
　 　

　5月4日　星期五　　

从资料组借来《新文学史料》（一九七八年第一辑）。读完关于《活的中国》一组资料；其中，有一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活的中国》附录一]，是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佩格）以尼姆·威尔士的笔名写的。　　

中国何以产生不出深刻反映当代社会历史的里程碑式的文学巨著呢？尼姆·威尔士文章中有两处文字是分析这一问题的。　　

她认为，这是“由于写作及探讨的自由受到压制”，“而这种压制本身就是一股辩证的力量，不久必然会以巨大的爆炸力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她认为，差不多每个中国创作家都试着写各种体裁的文学，这种才能的浪费、精力的分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原因。　　

前者恐怕是主要的障碍吧。　　


　5月21日　星期一　　

今天换了一个环境。好处是，可以安心睡午觉了。　　

　魏金枝　先生在生前落魄之时，曾把自己比作一只挂起来的“板鸭”。我也在担心，某些人是不是在利用党的关于处理人要慎重的政策，尽可能地拖下去，把我尽可能长（时间）地挂起来，使我这只油水尚足的“板鸭”尽可能挂到风干为止！　　

●江帆按：“换了一个环境”，是指停职期间下放劳动的环境与强度变了，从原先在报社纸张搬运组劳动，换到了职工食堂。　　

　 　
　6月4日　星期一　　

晚参加支部大会。孙荩民料定我在这个场合不会去申辩，强加给我一通诬陷之词。　　

●江帆按： 这次支部大会是“讨论”对我的党纪处分。当时已经做出“清查”结论，我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一年。我一直想不通。最后结案时要我签字，只好签上“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　　

　 　
　6月14日　星期四　　

“尽管这次代价付得太大，　　

人生曲折复杂的道路我走过来了。”　　

（陈沂：《严峻的考验》，见于《诗刊》1979年第五期。）　　

　 　
　6月30日　星期六　　

（复旦大学新闻系）　叶春华　老师来杭讲课。今晚他来家玩，送了一只小糖盒给江南。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　叶　老师无辜受隔离审查。他从隔离室出来时，脸色苍白、浮肿，自尊心受到极大损伤。那一天，我当着众人迎上前去，若无其事地说：“　叶　老师，我们打球去！”事后，叶（老师）对章岳龙等（同学）说：“江民繁这句话真叫我感动！”　　

　 　
　9月5日　星期三　　

“不管今后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我们当时是怀着反修防修的崇高责任感和红领巾起开始形成的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崇敬、信赖和热爱投身到洪流之中去的。　　

“在有的文艺作品中，‘暴徒’和‘凶手’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代名词，一个个不是面目狰狞，便是尖嘴猴腮。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没有人去嫉妒他们充满颂歌和玫瑰花的结局，但是他们不应该对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而抓住普通群众和青年人的错误不放。青年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他们的。　　

“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人许多都是思想单纯、信仰专一的诚实人。诚实的人受了欺骗本来已很痛苦，如果再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嘲笑，那么只好大家都别再做诚实的人。把今天的社会风尚同文化大革命前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那种诚实该多么可贵呀！　　

——以上所引，是金近在《我为什么写《重逢》》一文中的几段话，该文载于1979年第8期《上海文学》。　　

　 　
　9月19日　星期三　　

瑞芳问：“江南，你昨天晚上为啥老是不睡？”　　

江南答：“我有点紧张——房间里那么黑，就我一个人。”　　

***　　

这几天，江南从幼儿园回家，不时地哼唱着：“华主席，我爱您。我把大红花送给您。听您的话，做个好孩子。”但是，她唱得荒腔走板，不成调门，引得我们发笑。严格地说，她连一首歌也不会唱。看来，她并没有从她妈妈身上继承音乐天赋，倒是我的遗传因子传给了她。　　

　 　
●      江帆按： 她妈妈喜欢唱歌，那时有一段日子，晚饭后我们夫妇二人在家里大唱革命老歌，结果被出版社领导批判为“发泄不满情绪”。　　

　 　
[附：] 浪淘沙一首　　

　 　
窗外雨霏霏，　　

云重天低。　　

心神恍惚无凭依。　　

娇女不解人间事，　　

梦里嘘唏。　　

　 　
有家不得归，　　

何处觅伊?　　

为怕人问掩重帏。　　

一枕离愁伴孤影，　　

心却相随。　　

　 　
●江帆按：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年近七十的岳母中风瘫痪，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女儿才两岁；我被关进“住读学习班”后，爱人只得一个人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她在单位里也受到牵连，处境可想而知。我从“住读学习班”放出来以后，写了这首《浪淘沙》词送给我爱人，描述的是她当时的窘况。　


转自 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