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棣：读陶洛诵《留在世界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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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花——读《留在世界的尽头》


作者：童话


文革尘埃落定的年代，我是一名返城知青，忙于奔文凭、就业、恋爱、结婚、育儿、家庭基本建设、调换工作、政治进取、评职称晋级……，自以为是文革的过来人，其实连遇罗克的思想和事迹都不曾认真了解过。三十多年来我更不知道姐姐的同学陶洛诵与遇罗克有关。直到二OO七年阅读《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一书我才发现了陶洛诵写的《我和遇罗克的一家》，读后非常震撼，又寻找她的其它文章，连夜读了她写的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

文革改变了陶洛诵姐姐生活的轨迹，她的命运是那样坎坷！我惊叹她把血泪凝结的故事讲述得那么率真，并不见多少哀怨。在不经雕琢的叙事里，她不仅以真实的文革场景触及到那场浩劫本质的邪恶，而且袒露了一颗在“革命”发端之时就识破鼓惑的自由的心。合上书本，我为她付出的代价而仰天长叹，心如刀绞！童年时陶洛诵姐姐站在一丛太平花前亭亭玉立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

院子里靠近二门的一角，有株盛开的太平花，树冠蓬蓬，在夏天微微的晚风里飘散着幽香。陶洛诵姐姐说完“伯母再见”，夹起书本，淘气地闻了闻太平花，洁白的裙子一闪就出了二门。母亲跟去关大门，返身总会赞许“多可爱”“真漂亮”“真是好学生”，有一次居然还说“会审美的孩子，曲线多美”。有时她顾不上考虑我姐姐的自尊，对着我又斩钉截铁地加一句“学学陶洛诵”。

那是一九六三年，十五岁的陶洛诵姐姐和我姐姐在北京女十二中同学。姐姐因事缺课，陶洛诵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在暑假里几乎天天到家里来帮助她补习。

陶洛诵姐姐肤色白皙，发辫乌黑，眼睛明亮。她高挑苗条，喜欢穿泡泡纱连衣裙，每次来都换一件。裙子总是浅颜色，洁白、天蓝或淡粉的底色上带着斑斑点点的碎花；式样也很漂亮，领口稍低，腰带别致，裙摆宽大，使她显露出可爱的脖颈和健康的胸脯。那时我只有八九岁，还不懂打扮，却也被她的美丽吸引了。我觉出了母亲说的“曲线”的优美。只是显露曲线需要勇敢，我姐姐正在研究束胸，我也常常含着胸需要母亲提醒。

陶洛诵姐姐在书桌旁边一坐，她吸引我的就不是衣着而是言语和神态了。她不慌不忙地比划着三角板、圆规，轻声慢语地帮助姐姐分析、演算、做图，神气活现的。我不由得凑近她们想看看纸上写的、画的。但是我姐姐用没好气的目光制止，我也就只好远远观望了。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经血弄脏了陶洛诵姐姐漂亮的白裙子，她从卫生间出来不知所措，很难为情，脸红红的，眼睛显得更加黑亮。母亲发现了，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这里没有男孩子，我们洗一洗。” 陶洛诵姐姐抱歉地朝我笑了笑，很羞涩，我的脸也热起来。她没有脱下裙子，站在那里让母亲拽着裙子，用清水为她洗掉了那一小片。然后，她站在院子里，撩起裙子轻轻地抖动它，让夏天的风吹。微风吹来了，盛开的太平花在她身后轻轻摇曳，满院都是香气。

要是母亲在厨房里或者在另一间屋子里，陶洛诵姐姐离开时也都要过去告辞。“伯母，我走了”，她彬彬有礼。母亲道谢，送行，然后会对我说，“你看陶洛诵姐姐多有教养”。在那个暑假里她简直就是我的楷模。

后来我听姐姐说陶洛诵姐姐考上了师大女附中高中。再后来，我的家搬出了有太平花的那座院子，姐姐去了北大荒。

《留在世界的尽头》封面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陶洛诵姐姐在文革中不顾安危地追随过为思想付出生命的遇罗克！

《留在世界的尽头》以记实手法讲述了主人公陈碧珅的经历，那实际上是陶洛诵姐姐的经历。

一九六六年文革一开始，陶洛诵姐姐在女十三中当教师的妈妈挨了打，被剃了阴阳头，在疯狂的人群前受到侮辱。那时有多少受辱受害的人，本人和子女忍气吞声，哪敢说一个不字。可是陶洛诵姐姐竟那么有血性和智性，仅这一件事就使她看清楚了顶着神圣光晕的革命其实是残害人的邪恶勾当而拒绝服从主流。

在师大女附中批斗同学、老师的斗争会上，陶洛诵姐姐听着众人的狂言疯语，“沉默得像一条鱼”；八月五日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次日革委会的头目在广播里宣布谁也不许往外说，恐吓大家“谁说出去谁负责”，陶洛诵姐姐却写了报告事实的求救信，穿过满城的血雨腥风，在八月十日那个雨夜里只身前往中南海，天真地与北门的卫兵交涉，要求把信交给毛泽东（未果）；在天南地北的大串联中，陶洛诵姐姐看清楚了那是用国家的钱游山玩水，很不自在，但是目睹了遍地的恶斗，她又坦然地说，比起打杀来，就是游玩也算是正当；望着滇池的一池碧水，她心里生起“我这是在干什么，我应该念书啊”的悲哀……，在举国的疯癫狂乱中，她的良心还会不断地说话。

她向往有意义的生活，自己办了油印报纸《中学生动态报》；后来又辗转找到了《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与他以及《中学文革报》的几个青年思想者结交，肝胆相照，卖报、组稿，去挑战甚嚣尘上的血统论，为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群声张权利。在遇罗克即将彻底失去自由的危难关头，已经没有人敢上遇家的门，她却依旧是遇家的客人。她勇敢地选择了与朋友患难同舟，竟然不惧罹难去给陈毅送信求救（未生效）……

等待陶洛诵姐姐的还会是什么？！遇罗克祭上了二十七岁的生命，她也身陷囹圄，在监狱里度过了八百三十三天，因此而改变了一生。

监狱对于如花的少女是怎样的地方啊！即使是那样严酷的岁月，也难于摧毁陶洛诵姐姐的尊严。在狱中与难友讨论人生，她说，“……我认为生命是一个过程，引导我行动的是我的良心和感情，重要的是自己感到满意，对自己的一切满意”。为打击她的傲慢，狱方给她上了背铐，对她动用了令人发指的刑具“约束带”，一捆就是两天一夜，她的“双手肿得像戴了拳套一样”，成了“面包手”，但她从容地回答审问她的人：“你们就知道反革命，反革命集团，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理想、幻想、希望？为什么批判血统论的人被处死刑，杀人的红卫兵暴徒却逍遥法外？我是给遇罗克送过信，如果为此我就成了反革命无所谓，我懊悔没能救成他的命，他的死是有价值的！”面对“宽”与“严”的“政策攻心”，她想：“什么叫态度好？”“这套狗本领我没有，也不想学。他们的所谓态度好，就是放弃独立人格，看他们眼色办事。如果放弃人格，不再坚持自己，活着也不过是具僵尸。所谓态度好，就是让‘我’死。”

她这个学校里昔日的优秀生，被带着镣铐押回了师大女附中接受批斗，名字上打了红叉子，前边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可是，凭着理想、凭着爱情，她活了下来。她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被定性为“政治审查”而获释。

不太一样的是，文革后遇罗克的名字家喻户晓，被公认为民间英雄和思想家，这使人多少有点欣慰；而祭上青春的陶洛诵却从人们的视野里悄然淡出，这又是多么无奈。

陶洛诵从不拔高自己的境界，她只说“我是凭感情做事的人。”我理解她的意思，她是说自己在顺遂良心发出的声音。她写到：“谁应对她（指自己）今天无家可归负责？如果妈妈不挨红卫兵的打，如果外婆不被轰走，如果那么多人不受难，如果出身不同的人能被一视同仁，她何必要去斗争。可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平，一桩桩，一件件，就发生在她的眼前，让她怎能无动于衷，她又怎能装聋作哑？看着别人斗争，自己坐享其成，陈碧珅（《留在世界的尽头》中的化名）就不是陈碧珅了。”

文革结束已经多年。现在，据说陶洛诵姐姐在澳大利亚，生活并不顺利，身体也不太好。据说她一直不使用电脑，写文章需要雇人打字，想必困难重重。但她不停地写作。从她的文字中看，她的心还是那么豁亮，对故土、故友充满了爱意，真诚地希望祖国更好。

《留在世界的尽头》是文革亲历者写下的宝贵文学作品之一。我不会忘记作者陶洛诵姐姐和她的故事！

我后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再看见过太平花，才知道那花瓣犹如白玉，花蕊犹如金杯，香气沁人心脾的花木很名贵。说起 “太平花”，知道的人也并不多，甚至有人怀疑我编造了花名，说世界上大概没有这种花。可我分明见过它，繁花满树，芬芳飘溢。我想到如花的陶洛诵姐姐，她是那样卓尔不群，一瞬青春精彩得让人难以置信。走出黑暗年代的时候，她遍体鳞伤，惟独良心完好。

我想，如果母亲还活着，知道了陶洛诵的遭遇她会还说“学学陶洛诵”吗？我向远在重庆的姐姐说了陶洛诵的事，她惊讶、难过、惋惜之余，却嘱咐我“人要学会把握自己，你也注意呀”。是啊，我们为了生存而驱利避害，随波逐流，这并不该受到责备。我明白，缺乏土壤、阳光、空气、水分，太平花注定稀少，又容易被扼杀。

《打麻雀》（卓志、时梅摄）

我怀着对陶洛诵姐姐的思念找到了《留在世界的尽头》中提到一张照片《打麻雀》。那是一九五八年第六期《中国妇女》的封面。那时的陶洛诵是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希望这篇文章和我找到的童年照片给远离故乡多年的陶洛诵姐姐送去安慰。


2007年初稿

2009年9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