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案研究】记忆47期【编读往来】

祭园守园人

【卞案研究】记忆47期【编读往来】


     丁东来信
《记忆》47期，我觉得很有份量。收到以后，我就主动转发给资中筠、唐宝林、章诒和等人，因为他们都曾关注过卞仲耘和宋彬彬。
研究文革史，我最关注的首先是史实，其次才是对史料的分析评价。面对同样的史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是正常的。但首先是要把史料呈现出来，否则连评价的对象都没有。
宋彬彬在文革初期非常出名，无疑是一位重要历史当事人。《记忆》能够独家发表宋彬彬和刘进等参与的对话录，对于深化这段历史的研究颇为有益。人们可以不同意她们的说法，或对她们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但绝不应要求媒体让她们噤声。80年代，王力接受采访，有人就质疑“江东子弟今何在？”近年朱永嘉在博客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受到严厉的批评。有的批评者似乎责备媒体不该让他们出声。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曾经红极一时后来又沦为阶下囚的历史当事人，应当给他们提供发言的机会。官方的媒体做这件事风险很大，《今日名流》就因为发表了徐景贤的文章而停刊。《记忆》作为一个研究文革的独立学术平台，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请历史当事人说话，而不管他们的说法和人们既有的看法是否吻合。有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不愿意开口，如沈崇，其实是史学研究的莫大遗憾。

     （美）陈闯创来信
早上收到新一期《记忆》后，我首先关注的就是编读往来中对47期内容的讨论。
1.我完全同意印红标先生的看法：真正有力的批评必须建立在准确的史实基础上。
2.果不其然，有人指责贵刊有违公正的原则，接着我很高兴地看到编者对此指责做出了有理有力的回应。虽人微言轻，我要表示对二位选择的支持，我期盼着反对者的撰文和第二辑的面世。
再多说一句，冯建军先生的批评真是让我大跌眼镜，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叶维丽如今能当上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不也是沾了太子党的光，走了后门吗？”这样的话。
3.对于5人谈中未能点出直接打人者的名字，我感到无奈且遗憾。
4.宋彬彬女士将自己在1968年的被软禁归于“四人帮”亲信（即毛远新）所为，我想这也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吧。即使是把1968年的毛远新称为江青的亲信都有点难度吧，更何况当时王洪文也才只是个与毛远新平级的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另外，至1974年方为毛泽东所命名的“四人帮”到底是何时形成的？官方史书及后人总是把文革前期的各项坏事情都一股脑的推向尚未成型的“四人帮”头上，实在是恼人。
归根到底，第2.3.4点源自以下事实：“被官方三十多年来曲解的文革历史说法给洗了脑”（陈益南先生语）。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把事实搞清楚”（印红标先生语）。顺便一提，清华毕业的叶志江先生对上一期内容做出个较好的评论《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这也可以对应戴为伟女士的读后感。

     （美）丁凯文来信
读了贵刊第47期有关文革初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一案的研究和48期读者来函，深感贵刊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历史研究强调的是追求事实的真相，尽力还原历史的过程，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批判不能代替历史的研究。然而，历史的过程又是复杂的、多元的，绝不是非黑即白那么单纯，更何况研究者们做研究角度会有不同，因而不能强求一致，更不能要求历史研究只有唯一的一种解释，谁都没有垄断就某一问题发表独家看法的权力。
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切忌只有一家之言。目前国内学者们大多只能在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下作研究，其结果可想而知，这反映出来的就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那些稍有与官方观点相左者的研究只能到海外发表或出版，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有鉴于此，作为民间的文革史研究者，我们要大力提倡多元化的研究，鼓励不同观点和思想的交锋，尤其要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历史只有真实方具有生命力。因此，本人对“真相在细节中”这一观点深表赞同。此外，具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还要切忌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将对方划为“敌对势力”，那种将《记忆》的编者也牵连进去，指责编者“立场错误”的看法就更不可取了。真诚地期望那些不同意叶维丽教授等人观点的朋友们也能本着求实的精神，就事实来辩论，正如《记忆》编者所言：如果能借此机会将讨论上升到历史研究方法的层面，那么对读者、对文革研究都将是大有补益的。

     陈家琪来信
    今天是5月16号，2010年的5月16号，距离1966年的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44年。44年前的这一天，由于要清理城市人口，我和我的妈妈坐一辆三轮小汽车离开了西安市，去一个叫华县的地方落户，两地距离大约将近一百公里的样子，记得我们是上午9点左右动的身，一直开到晚上才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县城，那就是华县。
当时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日子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具有什么意义。我和妈妈坐在敞篷中，妈妈不说话，我贪婪地看着外面的一切，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城市，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落户了，一切对我来说都十分新奇，自己也充满着莫名的豪迈，似乎去上前线或投身革命洪流一样。
   多的话就不说了。到底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看待我们这个国家60年来的历程？这是一个问题，也许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去把它转化为理论的思考；我们这代人能做的大约只有把自己的经历、记忆以及对此的思考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作为思考的材料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我们曾这样思考过此类问题。
    1949年，作为一个事件，一个改朝换代的事件，与传统并未断裂；过去是怎么发生的，现在还是怎么发生了，尽管原因上有许多不同，但中国依旧按自身的逻辑完成了这样一轮循环；但就意识形态和人们观念上的改变而言，断裂真的发生了（也许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发生着这样的断裂），因为这次革命的口号、组织原则、理想、目标都与以前不同，它属于现代性的追求，因为我们的前面有美国，也有苏联，学哪一个是次要的，重要的只是要赶上它们或超过它们。我觉得这一点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
    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这就是美国的思想家谢尔登•沃林在《政治与构想》中所谈到的社会的“组织化”。共产党或毛泽东第一次把人民组织了起来，特别是农民。于是传统的家国矛盾就不存在了，制约、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乡绅、氏族、宗法等等）也化解了。组织，既体现着类似于国家的权力、强权，也如传统的社会一样用亲情、友谊（可以说成是同志情、战友谊）把大家凝聚起来，所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如一个大家庭（革命大家庭）一样。敌人就是组织外的人，如“黑五类”。越有敌人，组织内部就越团结。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这是毛最精熟的一套观念与手法，它本身也正是现代性的体现，在西方，体现为大的公司、财团，其权力高度集中，但在下面又要求献计献策，高度团结。谁都希望自己能在这样一个团体中生活、工作，它寄托着人类的理想。我们的党从苏联那里学到了建党的思想，并把西方的用于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一套方式用于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并借助于组织去完成思想、文化等所有领域里的跃进。如果说在毛的时代，还有理想、信念，知道借助于组织的力量要达到什么目的（用组织的力量去与敌人斗，在斗中把自己组织的人团结起来，让它自身具有一种生命力、活力）的话，到了邓时代，由于不提阶级斗争了，于是组织就只剩下了一个如何管理、如何经营的问题，类似于西方的公司或财团，但这样的组织又不仅仅只进行经济活动，它是权力的体现，所以权力就与金钱结合到了一起，前提是有了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大家加入组织，不再谈信仰、理想，看到的只是实际的效益，就如人们去找一家公司去上班一样。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群众组织，是最有活力、最能自生自长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离不了组织，也都意识到只有借助于组织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那时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一旦共产党这一最大的组织被冲垮了，群众的力量与热情就获得了空前的爆发，那也是一种疯狂，就如永远在与敌人打仗一样，不怕死，能吃苦，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其实也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状态，说明文化大革命并非空穴来风，它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这套逻辑建立在扭曲了的理想之上，所谓扭曲，就指的是它把人只当成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组织本身就是一部机器上的部件，个人更是部件上的螺丝钉，虽说不能缺少，但也只是在你有用时才用得上你。把人当成手段、工具，这话还说过分了，因为连手段也不是，只是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完全可以通过增加人口生育来不断替换零件。我们因自己是一颗螺丝钉而自豪，这也说明启蒙本身就包括把人说成是机器，说成是螺丝钉。整部机器只能有一个舵手，意志统一了才能与敌人作战，所以我们也一直生活在战争状态之中。组织已经取代了家庭，我们把家里能用来过日子的东西都上缴了，都打碎了，那种豪情无论今天想来多么荒谬，在当时却认为理所当然。于是，就发生了那么多悲惨的事。当然，有组织替我们承担，我们自己也并不负责。把精神上的个性追求全都抹去，只是一个当机器运转起来就立足于本职工作的螺丝钉，怎么把一个社会组织成这个样子，那套导致断裂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与中国的传统，与我们的现实与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这是研究文革的一个真正的理论问题。当这套组织的目标失去但组织本身依然还在，而且更多介入经济活动时，它到底会怎样，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的“群众组织”这种当时的社会结构形式是应该好好研究（在我们的社会中，最怕的就是出现组织）。“群众”（人民）与“革命”（造反）成为最高的正当与合法，而一个“革命者”又只能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组织中的成员，所谓真正的“逍遥派”就是不参加任何组织的人，这在当时与今天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在给你的信中，谈到相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断裂只发生在意识形态上（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那么，今天的对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这套意识形态而来的；但事实上，没有这套意识形态，就没有现代中国。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至于事实上的“循环”，即传统的延续，大家只有认可了，或无可奈何。为什么最具有颠覆性的这套意识形态会在“人民”（群众）与“革命”（造反）的口号下成为事实上的“循环”、理论上的目的论（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也是一个问题。
今天是“5•16”，一早起来，就想写一篇日记，看到了这期《记忆》，就觉得干脆把回信当日记写，于是也就写了这么多，信手写来，可说明的地方还太多，但作为一篇日记，恐怕就只能先说到这里。

     可父来信
    贵刊连续两期就发生在1966年北师大附中卞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事件的文章及读者来信。我惊讶贵刊的影响力；也惊讶这么多知情人关注这段历史。
   说实话，卞的死在那个时期并非个案特例。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有了宋彬彬才让这件事变得是件重大事件的。如今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追究所谓凶手应该只是道德层面的意义了。既然大家都认为应该对当年发生的事情担当起探明真相的责任，才在包括贵刊在内的刊物上撰文回忆讨论。因此，不应该出现搞乱事实的状况。
一些人把“写历史”又作为自己向社会索取的手段，是很龌龊的。那些争辩已经根本不属于学术范畴了，我以为贵刊没有必要一一登载。

     范世涛来信
    我很惊讶对上一期的文章有这么多批评。我觉得那一期编得非常好，读的时候很感动。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不少沉默的当事人不再沉默，就一个严肃主题发言并对话了。这种对话有助于逐步消除文革重要当事人之间的深刻隔阂、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也有助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对事实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很钦佩访问主持人和发言的人的勇气和努力，他们在实实在在地促进和解。
     对宋彬彬的发言，不少读者表示反感。既然宋女士文革中就已经遇到许多这样的情况，这对她来说大概没什么稀奇的。我觉得宋女士和批评者如果提供更多的事实，更有利于大家更深地认识真相和达成共识。比如宋女士如果愿意解释在给主席戴袖章之后的活动，大家就更能明白她的处境和选择，而不致因为披露的情节过于简单而觉得有些戏剧化。对于认为宋亲手杀过人的人来说，需要提供坚实的证据（被害人姓名、时间、地点、旁证或其他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认为她杀了人，那和文革中盛行的“疑罪从有”做法有什么两样？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亲手杀人是多么严重的指控啊！正因为怀疑者没有提供证据，我更同意宋彬彬的解释，并对缺乏证据的义愤填膺有些惊讶。至于报纸上署名宋彬彬的文章，因为当时报刊上大量署名文章都并不真的是作者写的，只是作者无法或没有辩解就是了，所以我认为宋的解释是合情入理的。再退一步说，即使（！！）宋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并发表在党报上，该篇文章造成的大量负面影响也不应由作者负责，而应由党报和公检法机关承担主要责任。我不觉得一个普通人读了一篇表示可以动武的文章就会动手去打无辜的人，那把文章的影响也说得太大了些，所以最大的责任还是动手的人；其次是公检法没有制止和制裁；第三是党报有严格的审稿发稿程序，为什么把这样的文章放到宣传主旋律的报纸上；最后才是作者的责任，不管作者是谁，我觉得他的责任其实很小。
    有的读者怀疑编者屁股坐在了一边，这听起来像是文革时候因为某杂志或报纸发表了某篇自己不同意的文章，就把作者和编辑部说成一丘之貉的“黑线”或“黑帮”一样。
                                    
     刘进来信
谢谢转来范世涛的来信。
既然我文革初期有了那些经历，经历了就有了责任，几十年来虽未曾忘却，可一直没有机会说，也不敢不调查就说，所能做的就是把有关事实记录下来，尽当事人的责任。责任是责任，机会是机会，可能这辈子也没有机会，那只能留存记录了。
在校友、老师的推动帮助下，经过几年调查，我终于写出《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交给母校存档。之后，《记忆》又给了我们说话的平台，这是争取很久而未得的机会，让人珍惜感动。只有更多的人愿意回忆和有机会说话，事情才会切实推动。这是《记忆》总47期刊出后，很多校友来信来电话主动回忆文革初期学校情况时我的感受。
我知道当事人必须尊重事实，自己干的事情，不管好坏对错，该承担的就得承担。当事人也应核准质疑，该澄清的就得澄清，对关键问题不核准不澄清就不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此外，我不想多说。至于传言和情绪化的谩骂，那都是在骂文革，我相信这只是反思文革过程中的现象，不会也不应该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我特别赞同范世涛的观点，对话有助于消除深刻隔阂、重建彼此信任，实实在在地促进和解，使局外人对事实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位70后的小伙子，其见解和眼光令人钦佩！真希望有这样见解的人能越来越多，那样我们的民族就会离文革这样的灾难越来越远。
读《记忆》总48期“编读往来”，各种评论意见都在意料和情理中，最突出的感觉反而是《记忆》太不容易了！

     胡泊来信
正本清源或有必要，但过度考据亦容易歧路亡羊。中国近代以降不乏考据，然纠缠考据亦成风尚。考据诚可贵，全局价更高。信口开河者缺考据，沉迷枝节者缺全局。

     钱大川来信
看了47期，感觉很好。宋彬彬们肯于对话，澄清真相，应该欢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叙述自然不同，这是个典型例子。这样下去，自然会不断接近真相。
下面是四中，很好。再下面应该是六中。陈行之先生是六中学生，看他的文章和董必武儿子（叫董良翮吧）在凤凰卫视的讲话，相差太远。如能请他们从历史角度撰写文章就全面了。
此外，北京师大附中也很重要，但缺乏资料。该校红卫兵领袖陈永康（咏康）现在是职业作家。我见过。他的回忆录《红色季风》中有用材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