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案研究】浅谈“暴力文化”——读《记忆》总47期有感

祭园守园人

【卞案研究】

浅谈“暴力文化”

——读《记忆》总47期有感

王  锐

读完《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不免让人感触多多。笔者觉得，这无疑是《记忆》编得最好最有震撼力的期数之一。 愿《记忆》编者沿这路子继续走下去，越办越好。

要说探讨“卞案”悲剧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编者按”中直指的“教育制度”本身，应当可算是因素之一。不过，最根本的恐怕还不在这里。笔者认为，“文革暴行”（卞案仅是其中引人瞩目者之一）深层原因有三：一、体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二、文化（被鲁迅等先驱一批再批的国民性）；三、人性弱点（人身上固有的“兽性”基因，不分国度，也不管东西方）。文革特殊环境令此三者作用在一起，形成空前惨烈的“文革暴力”，以及为之张目的“暴力文化”。这种“暴力文化”如不彻底清算，难免有一天，中华大地在合适气候土壤下会“再来一次”。这绝非笔者危言耸听。“暴力文化”张扬的时候，尤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狂热支配下，不管是“花季少女”，还是“白发老翁”，甚至是未谙世事之少儿（比如现今非洲某些杀人“童子军”）都会作恶，都会毫不手软实施暴行。因之，最重要的是清除（或是清算）这种“暴力文化”的土壤。

读了这期《记忆》，对真实的宋彬彬多了一份了解、理解，甚至同情。当然，从广义上来说，“宋彬彬们”也是受害者。不过，这种先是施害者，后是受害者的情况，在文革中可谓“多乎哉也”。就是被视为“文革最大受难者”的刘少奇，在文革之初，在靠边之前，也是“施害者”。若文革按他的设计，是大抓“右派”，大整党内外（包括高层）持不同见解或他等看不惯的人。他施起害来也毫不手软，整几十万几百万都不会在乎。

因此，宋彬彬们在文革后期或现在受点误解委屈，挨点“砖头”也是正常的。这可以看作是为当年的出格举动收获的“代价”。这没有办法。“宋彬彬”此时已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红卫兵）。试想，假如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同“党卫军”的风行得势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社会，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又假如，不幸又留有向纳粹领袖希特勒佩带“党卫军”袖章的照片于世。这个照片上的人，肯定会被后世钉在历史那根不光彩的柱头上。不管他（她）当年的动机如何，有心还是无意。

况且，据笔者看来，那批“革干”、“军干”直到现今仍是在收获政治、经济、文化的“红利”。“宋彬彬们”仍是理所当然地占据社会主流。一个例子就是，2007年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举行盛大90周年校庆，宋彬彬本人得获“知名校友”荣誉称号，其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赫然陈列于校庆展厅。引来卞仲耘校长八旬丈夫王晶垚先生当场抗议，主办方毫不理睬。而同是该校学生，文革思想者之一的闻佳（被“反革命罪”判20年刑）等，连纪念文章上校庆文集的资格都没有。可见，“宋彬彬们”在主流价值观影响下，相当时期内仍有政治红利可收获，许多同辈人天壤之别，望尘莫及。

最后一点，不管是叶维丽女士，还是刘进，、宋彬彬等，探索“卞案”真相，或说出事实真相，都是值得欢迎的。既是探索真相或是说出真相，就不必用“某班几名女生”之类。对当日为首的施暴者，或特别卖力的那些女生，点名说出来最好。以免这些人几十年了继续沉默，甚至装作“无辜”。起码让参与暴行者受到“道德的审判”。

201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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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qiangqiang

“文革暴行（卞案仅是其中引人瞩目者之一）深层原因有三：一、体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二、文化（被鲁迅等先驱一批再批的国民性）；三、人性弱点（人身上固有的“兽性”基因，不分国度，也不管东西方）。”

yangharrylg

这些都是离题万里连卞案皮都没碰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