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中财院八八队炮打中央文革穆欣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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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

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
根据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宣布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立。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名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中。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穆欣被信任与重用，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并借助《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为中央文革收集与反映文革运动动态与情况。
穆欣能进入中央文革，当然是因他表现出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左派”立场。文革发动之初，1966年5月8日，穆欣在其主管的《光明日报》发表关锋所写文章：《擦亮眼睛，辩别真假》，与同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互相呼应，公开打响了攻击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第一炮。
随着文革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央文革地位不断提升。到66年底，中央文革，被称为中央文革中的北京“四秀才”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已在红卫兵造反派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与威信。他们被视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他们的讲话，他们的态度，对造反派群众已有巨大的影响力，影响其在那段历史时期选择造反方向的决定作用，这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

二、穆欣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全国财贸系统
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
1966年，李先念，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务院财贸口，属有财贸办公室、财政部、人民银行、商业部、外贸部、粮食部、供销总社、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前进报社。财贸口有部属高校四所，即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
1966年，林彪国庆节讲话与《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国务院财贸口与所属高校文革运动的发展，和全国运动形势一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群众运动，自然波及向所属高校派出工作组的国务院主管部门。财贸口造反派批判矛头指向了李先念。
1966年12月23日，从下午3时起到晚8点，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先后在国务院紫光阁与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国务院财贸口各单位造反派组织代表与各单位造反派群众。姚依林、马定邦、吴波、王磊等财贸各部负责人均参予接见活动。在接见中，周总理表态支持成立“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支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总理说不但他要来参加成立大会与批判大会，还要帮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派代表参加。为此，周总理委派了人民银行行长胡立教、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为联络员。
经过紧张的筹备，“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于1966年12月31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国务院财贸口各部门及直属院校造反派群众代表5000多人。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出席大会。
穆欣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出席大会。
三、周恩来讲话后先行离场，突发部分激进群众
要求李先念摘下红卫兵袖章事件
成立大会开始前，周恩来、李先念、穆欣等人在休息室，先行审阅大会准备的“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宣言”、“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以及大会拟定的口号等文件。周恩来用铅笔勾掉了文件中有关批判李先念的字句与口号。周恩来对大会主持人，中财院八八队的敖本立说：“对李先念同志不能打倒嘛。他是支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并告诉敖本立，因还有其它活动安排，大会开始他先讲话，讲完话后要先行退场。敖本立表示按总理的意见办，并请总理讲完话后绕场一周，与群众见面，同时接受群众献戴红卫兵袖章。总理高兴地答应了敖本立的这一请求。
敖本立宣布大会开始，请总理讲话。周总理说：“同志们，我首先要祝贺你们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同志们，你们这个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是在有一天晚上，我和李先念副总理，他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道向你们建议，并且支持你们的。你们这个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是我们国家系统各个战线上，第一个在一个系统中成立的组织，联络的组织。李先念同志，他也是第一个批判了财贸系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周恩来在结束讲话时说：“我因为有另外一个会，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我已经晚到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接着，不可能再留下来，向你们表示歉意，但是我们支持了你们。”
周恩来结束讲话后，即带领李先念、穆欣，从主席台下到体育馆中间场地绕场一周，接见参加大会的群众。接见中，激动的群众代表跑进场中，给周恩来、李先念、穆欣三人献戴了红卫兵袖章。随后周恩来先行离开了会场。
周总理离场后，大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这时，会场一角，坐的主要是北京外贸学院造反派处，高呼起批判李先念的口号，并齐声呼喊：“李先念，摘袖章！”同时有许多要求摘掉李先念所戴红卫兵袖章，并声言如不答应其要求，就要造大会右倾的反，就要冲击大会主席台的纸条递上主席台，交给了大会主持人敖本立。事态严重，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如不能妥善处置，大会就开不下去了。
敖本立面临两难选择，很是着急。心想这时只有中央文革的代表穆欣出面讲话，才能劝阻群众的过激要求，保证大会顺利进行。敖本立于是将纸条送给坐在其旁的穆欣看，请他出面处置，按周总理的精神，劝阻这部分群众的过激行为。穆欣表情冷漠，迟迟不作表态。在敖本立的一再催问下，穆欣表示，他不好出面讲话，而要敖本立自己处理。
权衡利弊后果，敖本立只得转而去做李先念的工作，请他自己摘下红卫兵袖章，以免出现冲击大会主席台，危及他的安全的严重情况。脸色铁青的李先念考虑了下，就主动地摘下了红卫兵袖章。大会得以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完满结束。大会结束，李先念也得以安全离开会场。

四、穆欣给敖本立打电话，要求
就摘袖章事件向李先念道歉
1966年12月31日晚，穆欣给敖本立打来电话，说：“敖本立，在今天的大会上，你们当众让李先念同志摘下红卫兵袖章，是对李先念同志的羞辱，是严重的不尊重李先念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中央文革是保李先念同志的。中央文革要求你们必须向李先念同志道歉。”
事后了解，在北京体育馆会场受辱的李先念，回到中南海住地后，大发脾气，并电话责问中央文革：为什么见其受辱，中央文革的人在场坐视不理？为什么不出面劝阻学生？中央文革无言以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责成穆欣给敖本立打电话，要求其向李先念同志赔礼道歉。
五、中财院八八队孙大圣支队
炮打“反革命两面派”穆欣
敖本立及八八队都无法接受穆欣要其向李先念道歉的要求，认为如果要道歉的话，也应该是穆欣去道歉。认为穆欣明知周总理保李先念的态度，事发时不表态，不劝阻，事后却追究，不能理解。并因此对穆欣不满，觉得应该进一步去查一下穆欣这个人。
1966年底，财政部与人民银行所属高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派出“孙大圣”支队，进驻《前进报》社造反。1966年12月28日宣布查封了《前进报》。位于北京虎坊桥的《前进报》社，与《光明日报》社隔街相望。《前进报》社当时的负责人常芝青，与穆欣曾是《晋绥日报》时的同事。通过常芝青对穆欣的情况有所了解。1967年过了新年，“孙大圣”支队就进入了《光明日报》社造反，得到了《光明日报》社部分群众的欢迎。《光明日报》社的一些群众纷纷提供穆欣与他妻子张卉中的材料。很快“孙大圣”支队就写出了批他有事当面不表态，事后做好人的两面派行为等内容的“反革命两面派穆欣十大罪状”的传单，并在《光明日报》社印刷厂排版上机开印了十万份，在北京街头广为散发，引起轰动与广泛反响，外国众多通讯社亦迅速予以报道。
文革运动来，还没有一张穆欣大字报的冷冷清清的《光明日报》社，此时立刻热闹起来，七层办公大楼贴满了穆欣的大字报。“孙大圣”支队与《光明日报》社的造反派群众，又致信中央文革小组，强烈要求穆欣回报社接受群众批判。中央文革接受了要求，将穆欣交回了《光明日报》社。

六、李先念高兴地告诉敖本立：毛主席
说：“有个‘孙大圣’，大闹天宫了！”
1967年1月12日，敖本立到中南海李先念住地，向李先念汇报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工作及财贸口运动情况，当敖本立讲到中财院八八队“孙大圣”支队，到《光明日报》造穆欣的反，并把穆欣从中央文革揪回报社批斗的情况时，李先念高兴地告诉敖本立：你们造穆欣的反，毛主席都知道了。毛主席说：“有个‘孙大圣’，大闹天宫了！”

七、陈伯达与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保穆欣过关

中财院八八队“孙大圣”支队炮打穆欣的行动，不但点燃了《光明日报》批斗穆欣之火，而且引来社会众多红卫兵组织的关注与参予。但事态的发展是不为“孙大圣”支队所能控制掌握的。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到《光明日报》贴出大字报，要揪穆欣的后台，矛头直指康生。
当时，北京、上海都出现了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康生、炮打张春桥的传单与大字报。
接着又发生了67年1月的“京西宾馆事件”，与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
1967年1月15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队的敖本立等人。戚本禹在讲话中说：李先念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保的。你们批穆欣也不能批过了头，他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是有贡献的。不能说穆欣是反革命两面派嘛。
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给《光明日报》的造反派组织“燎原公社”打电话，说：“我不保谁，一切人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考验，包括你我。”“穆欣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定的这个调子有没有把握？有没有证据？”“《光明日报》多年来工作是比较不错的，他发表了不少好文章，这样一下子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众怎么分别好人、坏人呢？”“不要轻信，不要没有虱子抓虱子。”
到了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穆欣的问题，并委派关锋、戚本禹到《光明日报》社接见群众，以保穆欣过关。
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关锋说：“前几天，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一次穆欣同志的问题，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顾问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和我们两位（关锋、戚本禹）都参加了。”关锋表示：他与戚本禹对穆欣的评价与讲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关锋说：“穆欣同志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同志。有缺点、错误，甚至某些错误是严重的，但有成绩，应一分为二。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我们赞成，但批评应是同志式的，不是敌人。他回来时，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对他讲，回去，是自己的错误，要检讨，不是自己的错误，不要胡说八道。回来一个多月，你们的材料《十大罪状》、《大事记》都看过了，那些材料，有很多没经过查对，单就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经过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不那么容易。”
戚本禹说：“我们认为，穆欣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我们认为，穆欣的问题，不是反革命，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两面派。”
戚本禹还说：“你们应当提高警惕，防止敌人钻空子。比如有人搞康老。有没有？有的。住在这儿的学生组织也有这个问题。”
关锋、戚本禹接见讲话保穆欣后，轰轰烈烈的炮打穆欣运动就偃旗息鼓了。“孙大圣”支队亦撤回了学校。


附：戚本禹、关锋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戚本禹关锋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戚本禹同志讲话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光明日报》社的同志们问好。（众呼口号）你们这儿真对立啊！喊口号都分成两派。

　　穆欣同志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家可以相信，中央文革小组对自己的成员，是讲原则的。

　　最近文革小组开会，在京的同志也有些议论，作了讨论。文革小组决定派我和关锋同志向大家表明态度。下面我讲一些意见，总的是对穆欣问题的看法，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的；许多具体问题，只能代表我和关锋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商量过。但总的对穆欣的问题怎么看，是经过我们小组讨论过的。

　　一、对穆欣同志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总的来看，穆欣同志到《光明日报》以后，报纸不是比过去办得更坏，而是办得更好，（关锋同志：这是小组的意见。）《光明日报》几年来工作有成绩。报纸的方向，总的来说，几年来是代表无产阶级说话，还是代表资产阶级说话？这不仅关系穆欣一个人的问题，也关系到大家。你们辛辛苦苦办报纸，究竟为无产阶级办报纸，还是为资产阶级办报纸？是《北京日报》那样的资产阶级报纸呢，还是无产阶级的报纸？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希望大家排除各种其它因素，站在正确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光明日报》原来不是无产阶级报纸，是资产阶级报纸，而且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报纸，民主党派机关报。特别是在五七年右派进攻时，储安平、章伯钧利用这个阵地向党进行猖狂进攻，我们反击，把阵地夺过来，派穆欣同志来夺取这个阵地。这几年，是否又变成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喉舌，还是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喉舌？我们看，这几年总的方向是无产阶级的。我们认为这是《光明日报》全体同志的光荣。（热烈鼓掌）归功于全体同志，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但是，这里面也有穆欣同志的一份功劳。我们希望不要抹煞这一点。

　　为什么说《光明日报》的方向基本上是对的，是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见呢？在整个文化革命中；几年来，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光明日报》是站在比较前面的。你们可以排队嘛。（《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有很多缺点，错误，特别是穆欣同志有许多缺点、错误。但是这几年斗争相当激烈，《光明日报》在斗争中是站在前面的，支持了左派，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几个大的斗争，如对“合二而一”的斗争；京剧现代戏的斗争，有缺点、有错误，但整个来说是好的；农民战争问题，翦伯赞、范文澜、蔡美彪坚持帝王将相，而关锋他们的文章（论农民战争）、《人民日报》不登，甚至《红旗》杂志也不登，当时的副总编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登，《光明日报》，穆欣同志这儿登出来了，地位还很显著，这是很不简单的。

　　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斗争更激烈。穆欣同志站在哪一边？还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他基本上还是站在左派一边的，当然不是那么坚定，有弱点。你们一个记者到我这儿来，听到我的观点，穆欣同志就派人找我写文章，送给我很多书，很多资料，积极参加战斗。不仅找了我，还找了关锋、林杰同志。我趁此机会向《光明日报》全体革命职工表示感谢。（热烈鼓掌）当时别的地方不登我们的文章，你们《光明日报》登。我水平不高，文章一改再改，《光明日报》排字工人不厌其烦。我向《光明日报》的排字工人表示感谢。

　　《光明日报》在这些斗争中，没有迷失方向，站到毛主席一边，不可抹煞。考虑穆欣问题的性质时，应当正视这些问题。

　　穆欣同志自己呢？应当承认，他在文化革命中起了作用，亲自参加战斗。六一～六二年，有一个美化叛徒的反动思潮。他坚持原则，写了批判《桃花扇》的文章，还写了批判《赛金花》的文章，批判“国防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好的，是革命的，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容易的。

　　《光明日报》，穆欣同志和旧中宣部，旧统战部也是有斗争的。特别是旧统战部，一直是打击，排挤他的。旧中宣部还支持旧统战部打击他，这点是很清楚的。在打击最厉害的时候，他找过我，找过关锋同志，要求我们帮助他，很困难，他当时情绪很低沉。你们说他是统战部黑线，无论如何说服不了我，如果是黑线，统战部应欢迎他，为什么打击他呢？

　　他在领导报社的工作中，还是比较注意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在全社革命职工支持下，对坏人坏事进行了斗争。

　　因此，我们认为，穆欣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我们认为：穆欣的问题，不是反革命，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两面派。

　　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呢？第一，他没有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第二，没有反对毛主席；第三，没有反对林彪同志，也没有反对中央文革。

　　其次，穆欣同志是有缺点，错误的，有些错误还是比较严重的：

　　第一、政治上不够坚强，在有些原则问题上有动摇，在有些问题上没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在对旧中宣部的斗争中，是不坚强的。旧中宣部整他，他还傻乎乎地，传达旧中宣部的东西，不抵制，有时传达很带劲。

　　登了一些毒草。毒草可不可以登呢？毒草是可以登的，但思想上必须明确。登的时候，要准备除草。穆欣同志有时候不明确，稀里糊涂放出去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人家说是毒草，才知道是毒草。“合二而一”登出来了，关锋同志讲了话，他跟得很紧，马上组织文章批判。有的没有批判，有的不清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还登了夏菊花的文章，而且在头版头条。为这事，关锋同志批评了他，我也给他提意见，他接受了。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政策有错误。批了一些不该批的人，点了一些不该点的名。打击面过宽，有的不准，应打击的未打击，不应打击的打击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当讲在报社也有反映。这里有穆欣同志的责任。有些做法起着压制群众的作用。军委指示没有及时传达。使运动冷冷清清。所有错误都与穆欣同志有关，应该好好认识错误，向群众检查。

　　第三、民主作风差，甚至对提过意见的人有打击报复行为。他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给他贴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说明老虎屁股不大好摸。外面学生来，外面学生一冲，七层楼都是大字报，而且提得很高。你那么不民主，压，走向了反面。这个问题穆欣同志应自己检查，不应埋怨群众。刚才我看了他的检讨，怕群众，谁说他一个不字，心里就紧张。我亲自看到这一点。大字报有什么关系？革命的大字报，就是提错了也没什么。坏人贴大字报是个暴露。革命就会有反复，要准备牺牲。检查还不够深刻，还得检查。

　　对家庭缺乏教育。爱人张××，张××来了没有？（回答：来了。）我今天要批评你。你这个人有点不大象话，打了你的小孩，你可以骂他一顿。为什么斗争呢？你说是批评会，站凳子，怎么叫批评呢？斗小孩这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认识错误。我问你，你说有错误，很抽象。不能允许！任何人不能这样做。没有叫你入党，我看对的，不够一个党员。你这个人还好吹嘘，你说穆欣长穆欣短的。这些事由我们来说嘛！你尽帮倒忙，很不高明。穆欣也有责任，在有些问题上，无原则地听从她的意见，耳朵比较软，这点应该检查。我们应当有原则的。合乎原则的话听，不合乎原则的话不能听。但也不能把张××的错误拉到穆欣身上，张××斗了小孩。不能讲穆欣斗了小孩。当然也有责任，对张××管教不严，没有进行批评和教育。（问穆欣）你批评过她没有？（答：批评过。）批评不够。（台下有人说：没有当众批评！）应该当众批评。

　　除此之外，生活上还有低级趣味。

　　主要缺点、错误就在这三点。

　　那么！现在这场大争论怎么办呢？有几点意见。请同志们考虑：

　　第一、希望各战斗组实事求是地讨论一次穆欣问题的性质。究竟穆欣同志是什么性质？我不强迫大家接受我的意见，但希望考虑我们的意见。要多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我们也是调查研究了的。我们听了你们一个多月的意见，你们听我们一个钟头的意见，但是你们研究半天，对我们的意见不能接受，也可保留你们的意见。

　　伯达同志两次电话：第一次，我不保谁，不要先定性质；第二次，怕给群众泼冷水，说可以揭发批判，彻底揭发批判，但不要先定性质。定错了就不大好办。你们材料还没有，就要定性，不合适。你们的《大事记》就不好，写了电话上半段，下半段“不要定性”就没有了。而且伯达同志讲他的意见不要印，你们印了。

　　今天停止争论，各组回去讨论。

　　第二、希望你们能够给穆欣同志一个检讨自己缺点，错误的机会，保证他的工作条件。“喷气式”是不对的，给他充分时间让他检查，让他充分把话讲完。同时，还要保证他的工作。他还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红旗》并没有撤他的职。

　　第三、要保护革命群众。革命群众即使讲错话，但他主观的意思还是好的，很多革命同志是从保卫党的利益出发，讲错了，革命群众无罪。不要这一派整那一派，说他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应有这个气魄。不能把矛头转向革命群众，任何人矛头转向斗争群众都要犯错误。这问题没有特权，穆欣转向群众不对，别人转向群众也不对。

　　如卢××，一边喊打倒，一边帮穆欣说话。他动机还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但也有点软弱，不喊“打倒”不行。

　　穆欣更不能乘机整群众，如果这样，我们就要干涉。

　　第四、建议你们改选文革和领导班子。按巴黎公社原则，改选革委会。你们《光明日报》领导班子不是资产阶级的。夺权，不发生象《北京日报》那样的，应该领导同群众相结合。领导班子要与伯达、王力、关锋同志商量，批准。（关锋：夺权还有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五，建议张××同志调离工作。因为她有很多错误，但还不是敌人，不要歧视她。今天问了康老，康老也同意。至于调什么机关，还要研究。因为还要经过很多手续。她自己也不要觉得难堪，对她也有好处。事情就有个复杂性，你自己也会心情舒畅些。

　　第六、希望大家很好地认识《光明日报》的复杂性。刚才问：对穆欣可以不可以继续揭发？可以，只要是他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光明日报》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斗错的群众应当平反。但也的确有反党分子，还有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张××有错误检查。有些事情，你们比我清楚。对牛鬼蛇神，要同他们作斗争。你们应当提高警惕，防止敌人钻空子。比如有人搞康老，有没有？有的。住在这儿的学生组织也有这个问题。《尽朝晖》（中国剧协）就不好，为首的反革命已逮捕。但这些人只有一小撮，不多，不要打击面那么大，不要伤害群众。

　　对《兵团战报》，我们很重视。打了三次电话，你们不支持。这是错误的，你们应该检查。



　　关锋同志的讲话



　　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他的讲话完全符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穆欣问题讨论的精神。

　　前几天，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一次穆欣同志的问题。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顾问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和我们两位都参加了。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符合那个会的精神的，我完全同意。我补充几点：

　　一张条子说：根据大字报揭发材料，超过所有北京黑帮的材料，如穆欣无罪，其他黑帮分子都不能定案。这个条子，我们是不同意的。事情不是这样，穆欣同志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同志，有缺点、错误，甚至某些错误是严重的。但有成绩，应一分为二。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我们赞成，但批评应是同志式的。不是敌人。他回来时，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对他讲：回去，是自己的错误，要检讨，不是自己的错误不要胡说八道。回来一个月，你们的材料《十大罪状》、《大事记》都看过了，那些材料，有很多没有经过查对，单就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经过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不那么容易。

　　我想补充一点情况，从反右派以后，穆欣同志来了以后，由于上级党中央有些负责同志的领导，由于报社全体革命同志的努力，加上穆欣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光明日报》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报纸。有没有错误呢？当然有错误。发表了一些坏文章，但也发表了好多好文章，对他们进行了批判，进行了斗争。这几年理论战线几个大斗争，如批判杨献珍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光明日报》做了工作。特别是六二年闹包产到户，在理论上就来了个反攻，反攻倒算。当时还是在《光明日报》发起了反击，虽然今天看来还没有力。当时我同穆欣同志不熟悉，发表了三篇文章与于世诚辩论。于世诚不是于思诚，是杨献珍的代言人，杨献珍是资产阶级代言人。

　　批判“合二而一”，我是知道的。当时发这篇文章，报社没有意识到。但出来后，听到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后，很积极。特别是反映情况。比哪家报纸都积极。

　　六四年，农民战争问题。翦伯赞、范文澜、吴晗对我们发起围攻。当时《人民日报》在吴冷西、陈浚手里。《人民日报》转载我和林聿时的文章，先组织了大汉奸孙祚民的文章批判我们才转载的。当时能发表我们文章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哲学研究》；一个是《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掌握在翦伯赞、邓广铭手里。专刊发（？）文章，在整版上发表批判文章，批得翦伯赞哇哇叫，就：“《光明日报》打我的屁股。”当然不能全归功于穆欣，首先是党的领导，其次是大家的努力，但也有穆欣的功劳。

　　去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权了，这个夺权是不登报的。在六月一日以前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比较一下，哪一个好？

　　文化大革命以来，穆欣同志有错误，不坚定。但他是跟毛主席走的。正是“二月提纲”下来前后，我和戚本禹找他，当时我们是秘密串连，先还不敢相信，后来见他的《评赛金花》的文章，才跟他讲心里话。这篇文章被阎王殿扣压了一年多，中央负责同志支持发表。阎王殿压，穆欣同志对阎王殿没认识清楚，我也认识不清楚，你们认得出来？你们说他是阎王殿的“走狗”我不同意。就拿当年春天，有一篇社论，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送许立群审。不能不送审呀！许立群不叫提。他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说怎么办？”他说：“你的意见对，我把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原话引上，再送审。”许立群才不得不同意。

　　同志们，当时我们正处于困难的时候，戚本禹，我同林杰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陈伯达同志不在家，我是《红旗》的人，文章却要拿到《光明日报》来排。当时发表文章好难，卡着脖子不让发，穆欣很想发，但彭真、阎王殿不让发。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注明写于×月×日，我和林杰的文章就不能写，就被圈了去。

　　后来揭发彭真、阎王殿，我们写过材料，穆欣也写过。统战部整穆欣，到去年六月还整。不但整穆欣，还整我、林杰……说我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泄密合作社”。穆欣同志可能对统战部的认识比对中宣部还清楚（因为统战部是顶头上司），统战部要把他挤掉。不是说穆欣同志没有缺点、错误，但看人要全面。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教导。

　　有人提到几篇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水平低，有错误，我同意；但说与《十六条》唱对台戏，我不能同意。和《人民日报》、《红旗》比，不如他们，可能。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

　　同志们看问题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看，不能离开地点、时间，几年前对彭真就认识清楚了？对中宣部也只是感到蹩扭。“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要求穆欣当时那样认识清楚，不可能。以同志的观点要求他更坚定，认识问题更清楚，是可以的。

　　再一个条子说，直到现在，这里还未平反，希望指示。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和中央的补充规定，因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还是什么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真正的牛鬼蛇神不能平反。报社的情况不了解，由革命群众来平反。《红旗》也打了几个反党分子，不能平反。

　　我们希望同志们考虑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也希望考虑我们提供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一发火，就听不进去了。

　　林彪同志提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三性缺一不可。要有革命性，但也要适当提倡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红旗》评论员文章是针对现阶段革命需要讲的。为什么去年六月不讲，因为那时反动路线不让革命群众起来。

　　有件事与我有关，有义务讲一讲，我用何明、庆云写的文章，穆欣送材料给中宣部。我的文章有错误，彭真在去年二月要整我。根据我了解，他是送到保护左派的领导那里去了。中宣部要他送，他不敢不送，当时阎王殿还没有暴露。主席说：人的认识受到事物本质没有暴露的局限。我们这些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并不那么完整。人的认识也受到客观矛盾未暴露的局限。说穆欣骂过关锋有什么关系，因为不了解嘛！

　　刚才戚本禹同志提的几个建议，我完全同意。有不同意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才能说服人。年青同志要考虑，材料是谁提供的，这边这么讲，那边那么讲，是怎么回事？要考虑。

　　在这里，对我们的革命同志，革命群众，无论讲了什么过头的话，都不能计较。如街上贴了打倒穆欣，我不赞成打倒，有错误，可以批评；反过来，穆欣也不要打倒他们。我们追求真理，不是争一口气，要争无产阶级的气。

　　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该夺权的地方，一定“三结合”夺过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治，应当夺权。《红旗》十二期社论就已经讲了，对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打倒，对无产阶级当权派要支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可估计过多，否则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我们国家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就是证明。希望同志们很好考虑，这不仅是《光明日报》，一概而论应该是这样，好了，我的话讲完了。

　　祝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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