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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恶活动大事记(1949——1966)
原北京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批彭联队编
1967.08.12
最高指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 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前言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挖出了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是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北京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无 产阶级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伟大祖国的首都。但是，解放十七年来，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 团，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庇护和支持下，窃取了北京市党、政、财、文大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 东思想发动了猖狂进攻，把北京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变成他们阴谋篡党、篡国，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为此，他们一 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毒地攻击、贬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扼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同 时，却肉麻地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们自己，大肆贩卖黑《修养》和他们的反革命黑纲领《前线》发刊词，直至秘密策划惊心动魄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为发动反 革命政变做准备。他们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鼓吹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和破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庇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各条战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 本主义复辟。他们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大放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毒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 备。他们一贯实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安插亲信，重用坏人，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地下活动，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总 之，一句话，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一小撮隐藏在党内的大党阀，是骑在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大恶霸，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阴谋篡党、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十分危险的“定时炸弹”。他们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 之波，流恶难尽”。
我们怀着对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强烈仇恨，编写了《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 修正主义集团罪恶活动大事记》，初步揭露和综合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罪行。在此之前，我们曾编写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罪恶史》，所列彭贼罪 行，有些在本文中未述或简述。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掌握材料有限，遗漏和错误之处，希望革命同志批评指正。
原市委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
批彭联队
1967．8．12
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支持下，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篡夺了北京市的党政大权。这个黑班底一建立，就极力地反对毛主 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紧跟它的黑主子刘少奇，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奔走呼号。
1月31日，在我们 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林彪同志亲自指挥平津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北平宣告解放。
在中国赫鲁晓夫刘 少奇的支持下，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篡夺了北平市党政大权。
彭贼由于在东北战场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同 志，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罢了官，此时一一跃而为北平市委书记。他精心谋划的旧北平市委的班底，大多数是其在晋察冀、华北局城工部的亲信。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赴振声(即李葆华)任付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徐冰(叛徒)、谭正文(已死)、肖明(已死)、王鹤峰(叛徒)、张秀岩(彭贼的妖婆张洁清 的姑姑，其丈夫李铁夫是大叛徒)、韩钧(叛徒)等为市委委员。惯于搞阴谋活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和大叛徒“理论家”邓拓更是彭贼的左右手。刘仁早在 晋察冀时,就是彭贼的老部下，心腹干将；后来掌管城工部，进城前被彭真安插为市委组织部长，掌握人事大权。邓拓在晋察冀时紧紧追随彭贼，被封为《晋察冀日 报》社社长，深得彭贼赏识，进城前被彭贼提拔为市委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掌握宣传大权。进城后，刘仁乘机大肆提拔安插城工部的亲信，把反革命修正主 义分子范儒生、冯基平、刘涌、孙国梁、辛毅、张青季、陆禹、张彭、赵凡、王汉斌、项子明、张大中、彭思明、任彬、李晨、宋汝棼等安排为中层领导干部，并委 派亲信把持了各区委、各大工厂、各大学的领导权。
3月上旬，旧市委在肃反工作中借口怕引起“群众恐 慌”，提出“缩小范围”的错误方针，保护一些所谓“有社会名望”的反动分子。同时，提出对“思想落后，甚至反动”、“有工作能力”的旧人员仍然录用，并规 定所有留用人员待遇“按原职原薪”发给生活费。这些规定当即受到中央批评。
3月，旧市委大办党训班、工 训班、学训班，彭真、刘仁亲自讲“党课”，大肆贩卖刘少奇的黑《修养》，宣扬反动的“驯服工具”论。
3 月5日—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召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划时代的重要报告，英明地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 国内的基本矛盾，严肃地批判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并且制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 命的道路。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竭力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力推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旧市委在向中央写的传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情况的报告中，竟闭口不提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却说什么“根据少奇同志关于城市工作的报告，确定了 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为北平工作的中心，一切工作围绕着这一工作进行”。
3月17日，彭真指示大叛徒邓 拓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这是旧市委有意歪曲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反党黑纲领，它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在城市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 教导，宣扬依靠资产阶级去建设资本主义的大城市。它违背毛主席提出的“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 的重要指示，只讲生产，闭口不提阶级斗争。
4月16日，旧市委召开会议。制定了《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 作的决定》和《关于生产与工会工作的初步计划》，竭力提倡恢复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胡说什么不给资本家利益，就会“使劳资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诬 蔑这是“一种损人而不能利己的自杀政策”。在企业干部会上，彭真大讲什么“城市的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
4月20日—21日，彭真两次召开私营企业职工代表“座谈会”，要工人接受资本家的“指挥”，“不咎既往”，一心合 作。
4月21日，刘少奇开始臭名远扬的天津之行。在天津、唐山等地，他公然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 讲话大唱反调，极力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奔走呼号。彭真派亲信张文松随行，把刘少奇的谈话、讲话整理送回旧市委，打印发给旧市委的头头学习、执行。彭真还 在许多场合进行传达和贯彻。
5月15日，彭真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大肆吹嘘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 “对平市有很大影响”，“现在较大工厂的资本家，对于我党现行政策的顾虑，已大部消除了”，资本家中“出现了一批愿意与我合作的积极分子”，并吹嘘北京 “解决了劳资关系”，“安定了资本家的情绪”。
5月19日，刘少奇从天津回到北平后，彭真立即召开北平 干部会议，让刘少奇系统地贩卖他在天津鼓吹的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还接连五、六天带着妖婆王光美，到旧市委听汇报、作指示，故意混淆阶级阵线，提出凡是靠 工资生活的脑力劳动者，包括资产阶级教授都是工人阶级，应该组织教育工会。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立即照办，把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吸收进工会，让右派分 子钱瑞升担任教育工会主席。
5月31日，彭真伙同大叛徒邓拓炮制《关于北平市辖区农业土地问题的决 定》，不提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的和半封建剥削制度，却反复强调要照顾地主农富的利益，什么规定，“经营地主与农业资本家的土地也维持原耕、原用不 动”，“凡使用机器耕种之土地，不论其土地所有权有无变动，一律原耕不动”等等。极力保存地主、富农经济。此《决定》经刘少奇批示，在报上发表，留毒全 国。
旧市委为贯彻这一《决定》，专门成立了郊区土改委员会，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柴泽民任书记。选点试 行三个月之后，十月中旬全面推广。在执行时，旧市委进一步放宽尺度，让地主、富农保留大量树木、耕地、房屋等，还规定对反动地富不搞面对面斗争，胡说这样 可以避免乱打乱斗。
6月30日，毛主席发表伟大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且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英明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唯一的路是经过工 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旧市委对毛主席这部光辉著作极力抵制，要全市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列昂 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彭真并指使邓拓主编《政策选集》，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饶漱石的毒草和旧市委的一些修正主义黑货塞进去，冒充“经典”让干 部学习。
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为戏曲改革写的题词“推陈出新”，为戏曲改革，为社会主义 文化革命指出了方向。彭真专门把旧戏班子找到旧市委演〈贵妃醉酒〉、〈红娘〉，并猖狂地说这是有意干的，让反对演这些戏的人知道市委不赞成禁演这些戏。
8月9日—14日，北平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十三日下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主席指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任务是：“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号召 “北京的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彭真在总结报告中，只字不提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却大肆贩卖刘少奇的“阶级合作”的黑货。他还别有用心地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歪曲成资产阶级议会式的“经常协议机构”，把毛主席“建设人民的首都”的伟大号召篡改为“建设新北平”。
9月8日，叶剑英同志赴两广工作，市长由聂荣臻同志担任。
彭真反革 命修正主义集团借组织南下工作团之机，排斥异己，把旧市委中不是他们部下的老区干部，排挤出去。同时，以兑换金园卷为名，把城工部的几百名干部留在城内， 抵制南下，并提拔刘仁为付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友渔为付书记兼付市长，反共老手吴晗为付市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邓拓、冯基平、程宏毅、廖 沫沙为市委委员；罗瑞卿兼任公安局局长，廖沫沙兼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和宣传部付部长，王甫(现西北局组织部长，已被揪出)为付秘书长，项子明为学委书 记，李昌为青委书记，李伯钊为文委书记，张晓梅为妇委书记。
一九五○年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续在城乡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国营企业中，推行“生产第一”、“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镇反工作中，贯彻执行刘少奇的“宁右勿左”的反动方针。
2月2日，旧市委举行庆祝北京解放一周年大 会。彭真在讲话中，继续散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谬论。
2月6日，旧市委召开北京市首届工人 代表大会，彭真在会上提出：“工会当前的中心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企图把工会引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不搞阶级斗争的邪路。
5月25日，旧市委以彭真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竟然提出发展私营工商业，靠三条“措施”：第一，强行压低工人的工 资。当时有的工厂被压低了百分之九至百分之三十九。第二，加强工人劳动强度。有的工厂把工作时间从十二小时提高到十三小时。第三，对资本家采取免税、减税 或缓征的办法，“予以照顾”，计有两千五百五十五家工商户获得了减、免、缓的待遇，共计约合税款二十九亿元。可见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发展资本主义多 么卖命效力。
6月9日，旧市人委党组也根据彭贼的“指示”，搞了一个“关于税收和工商业问题”的报告， 跟资本家一个腔调，叫嚷工商界“税重”，是“杀鸡取蛋”。规定粮、布、盐、煤、油、煤油，大部分批发给私商出卖，并责成市工业局监督和督促有利于资本家的 合同的订立和执行；责成贸易公司援助私营工商业解决供销问题；责成国家银行“贷款扶植”，等等，为发展私营工商业费尽心机，广开门路。
6月7日，旧市委把北京郊区“三个月试点、五个月完成”的“和平土改”写成总结“报告”上报。“报告”中说，郊区土改 的“经验”是：工作组领导一切，规定“凡工作组尚未到达的村庄”，“不许动手”，诬蔑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会“把土改搞乱了，难以收拾”；宣扬“生产第一 和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召开“包括有地主、富农参加的村群众大会及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以“安定民心”，实际上是抹煞阶级斗争，实行“和平土改”；强 调保护富农，“和缓与富农的对抗”，从而“扩大和巩固了统一战线”。由于郊区土改中实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地主和富农的威风没有被打倒，广大的贫下 中农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在土改后仍然很猖狂。
下半年，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在高等院校实行“教授治校”，决定在清华、燕大、北大、师大等校，不派党的干部去领导，由资产阶级教授选举“校务委员会”领导。
11月19日，旧市委向中央写报告，极力掩盖它在镇反工作中的右倾错误。由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执行了刘少奇的 “宁右勿左”的反动方针，在镇反中，犯了“宽大无边”的右倾错误，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旧市委在假检查中，只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个时候狠得不够”，“该杀 的末及时杀”，“不够彻底”等。
12月22日，旧市委召开北京文艺干部会，彭真作报告，为反动戏、黄色 戏大开绿灯，叫嚷“不要这一出也禁唱，那一出也禁唱”，“尺度还是宽一些好”，“戏不要禁那么多”。污蔑旧剧改革是“强迫命令”。
一九五一年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利用抗美援朝之机，大力 扶植发展私营工商业；在镇反中继续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抵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极力阻挠和仇视干部、群众学习本年出 版的光辉灿烂的伟大著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年初，彭真兼任市长，把北京市的党政大权都揽在他一 人手里。他曾对其亲信说过：“我在晋察冀时，遗憾的是没有兼政委，抓军权，是聂荣臻抓了，军队在他手里。”又假惺惺地对其亲信说：“我一再给主席说，不兼 北京市的职了。”他的亲信献计说：“书记还要兼，市长可以不兼。”彭贼马上说：“市长活动范围广，国际国内，这个不能不当。”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
1月9日，旧市委在关于工商界抗美援朝的情况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大肆美化资产阶级，说什么资本家在抗美援朝运 动中，“确实够得上是‘四个朋友’之一了”，“和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普遍感到受到了重视，当了‘主人’。”还歪曲事实，为资本家施放五毒打掩 护，说资本家“内部相戒，不要出现坏分子，搞投机倒把、囤集居奇的丑事”。甚至吹嘘资本家“在稳定金融物价中，也起了若干保证作用”。
5月11日—25日，旧市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李维汉在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对资产阶级只强调联 合，不讲斗争，只强调利用，不讲限制和改造。还说什么对工商界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现“要有足够的认识”，不能“认为是假的”。
由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大力扶植私营工商业，资本家念念不忘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是他们的“黄金 时代”。
上半年，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全国展开了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五月廿日，《人 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那些称赞和歌颂《武训传》的党内走资派，并严词责问：“资产阶级的反 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二、三月分曾在北京大放反动电影《武训传》，观众达十几万人次，并让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纷纷出来捧场，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胡说什么这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 等。而在毛主席发动了这场大批判后，他们则消极对抗，既不向党员、干部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也不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参加这次大批判，更没有发表什么像样 的批判文章。
本年，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全国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毛主席和党中 央多次指示：直到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还未认真地大规模地实 行。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镇压反 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镇压反 革命运动中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三月十五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人民政府“惩治反革命条例”时，到会代表就严肃地 批评了北京市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右倾错误，说人民政府“敌我不分”，“姑息养奸，遗害人民”，一致要求政府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再宽大了”。彭真反革命修正 主义集团，却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右倾错误辩护，彭真在这次会上大肆吹嘘，说：“两年来北京的公安工作是有成绩的，它摧毁了反革命残余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分 子的活动。”三月二十日，旧市委在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又借政协委员的所谓反映，为自己涂脂抹粉，说什么他们反映“首都的领导也是强的，在执行政策上 又一向是慎重的，相信我们不会搞乱”等等。彭真还利用旧《工人日报》的报道，无耻地吹嘘自己，说北京市于三月二十四日召开五千人大会镇压反革命时，群众在 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同时，高呼‘拥护彭市长”。
伟大领袖毛主席五月十五日再次指示：“对于有血债或其 他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彭真在毛主席指示后第五天，在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 联席会议上，公然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胡说什么“有血债的为人民极端痛恨的……不能都枪毙，有些可以关起来进行劳动改造；有些可以加以管制，监视他们， 加以改造。”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又及时指出：杀人不可不杀，也不可杀得太多。对一部分 罪当处死的可以判处死刑缓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竟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说“这是要刹车”。彭真还说什么“这次刹车很及时，苏联专家很称赞，说这 样收得好。”七月五日，旧市委在转报市公安局的报告中也提出：“此后即暂不大杀”，也“不拟再捕”了。
5 月，中央决定大专院校学生毕业后，必须由国家统一分配，不得私自抽调。旧市委闻讯后，马上抢在决定下达前，从大学抽调了三百多名即将毕业的学生，集中到旧 市委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京市各单位。与此同时，各区委也从中学抽调了一批即将毕业的高中学生窝藏起来，然后分配到各单位。
7月1日，党的卅周年纪念日。彭真让邓拓、张文松、王汉斌为他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文章在苏 联《真理报》上发表。这是一篇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把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仅仅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洋洋上万言，只字不提伟大的战无不 胜的毛泽东思想。它闭口不谈革命胜利后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却大谈特谈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8月，旧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刘少奇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大肆宣扬刘少奇提出的“党员现 在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反动口号。旧市委根据全国组织会议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会上抛出了《整顿基层党组织的计划》和《发展新党员的计 划》。并从一九五一年八月到一九五二年八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在党内建立“党课”制度，开办短期训练班，用刘少奇、安子文炮制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作教材，向党员贯输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说什么“八项条件是现在的条件，也是努力的方向。一般地懂得八项条 件，承认八项条件，并实际向八项条件努力，就够入党条件。”提出“可以公开号召入党，谁够条件，谁就进来。”为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入党敞开了大门。
本年，在市区机关和工矿、企业、学校、党员干部中，分期分批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彭真、 刘仁多次散布延安整风搞“左”了的谬论，一再强调这次运动要吸取延安整风的“教训”，“主要靠本人坦白，不搞追查”，致使这次运动搞得很不彻底，一些钻入 革命队伍的坏人和叛徒，都被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保护过关。刘仁还厚颜无耻地吹嘘说：“这次运动很温和，没有什么付作用，这是接受了延安整风的教训，是 最好的一次运动。”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第二卷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出版，第三卷 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出版。这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喜事。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端仇视毛泽 东思想，他们既不宣传《毛泽东选集》出版的伟大政治意义，也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相反地，他们却大肆强调对党员、干部加强“理 论教育”，要党员、干部学习旧中宣部编印的“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其中一篇毛主席著作也没有，彭真在作报告时还经常无耻地吹嘘说：“书不用读多了，读通了 一本就行。我就是从前在监狱里弄到一本《费尔巴哈论》，反复念了多少遍，我的理论基础现在还是靠这些。”他还强调要学习《社会发展史》，胡说什么“懂得猴 子变人，才能懂得马列主义。”旧市委还以组织干部学习党史为名，大肆吹捧胡乔木的大毒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把它列为党员、干部必读、精读的“著 作”。
本年，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教育战线上，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要以老解放区新教 育经验为基础，吸取旧教育有用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指示，把国民党时期的一套旧教育制度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迟迟不做改革。彭真特别强调要办好国 民党时期北京的所谓“名牌”学校，作为北京市中小学的样版。旧市委并派原城工部的一些骨干到这些学校坐镇，要他们总结经验，以便推广。他们对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顶礼膜拜，大力提倡“敬老尊贤”，一再宣扬要依靠所谓“名牌”老教师办学。他们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一再强调要把“正课”放到第一位，实行所谓“正 规化”。
一九五二年
在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司法改革运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力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 路线，贯彻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抵制和破坏这些重大的政治运动。
去年底和今年春，根据毛主席、党中央 的指示，北京市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次运动中贯彻了一条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运动一开始，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宣传“三反”的伟大意义，不强调广泛深入地发动和依靠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 众，而是片面地追求贪污犯的数字，自上而下地规定贪污犯的数字，层层布置，限期完成。彭真在市政府各局局长会议上，亲自向各局规定“大老虎”(指贪污金额 合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的数字，要各局局长负责，限期完成。刘仁在会上竟说：“凡是过手十万元人民币的，大体上要贪污一万元，这是一条规律。”会 上有人提出：“为了如期完成‘大老虎’的任务，可不可以采用‘左’一点的办法”(即用逼供信的办法)，彭真竟说：“可以试试。”在彭真、刘仁这种错误思想 指导下，全市普遍发生了体罚、逼供信，打出了大批“假老虎”。运动后期，旧市委又严重右倾，对真假老虎不认真甄别定案，而是一风吹了事，全市原报大老虎九 百三十八只，最后只剩下三十七只；贪污总额原为三千七百二十七万元，最后只有六百三十三万元。
在整个运 动过程中，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抗毛主席指示，只强调反贪污，不反浪费，不反官僚主义。旧市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实际在运动中 已有很大的克服”，“只是稍带进行”即可。公然抗拒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保护一小撮真正有严重贪污、严重浪费、严重官僚主义的分子。彭真、刘仁等反革命 修正主义头子，当时就大肆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生活极端腐化堕落，是真正的三反对象，但在运动中却安然无恙。许多违法乱纪分子也在他们的直接包庇下蒙混过 关。例如：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公侠，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违法乱纪，伙同某单位营私午弊，非法转移价值一百多万元的黄金。由于他是彭真的把兄弟，就被包庇过 关。事后彭贼竟恬不知耻地说：“象李公侠这样的人，要是在别人手下，是要枪毙的。”叛徒赵凡当时是旧市委副秘书长，贪污了没收一贯道的银元、皮包等，在三 反运动中过不了关，最后也在彭真、刘仁的庇护下蒙混过关。
上半年，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北京市在 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极力抹杀这一场阶级斗争的实质，多次别有用心地歪曲、贬低“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彭真多次 公开讲：“‘三反’‘五反’的目的，是肃清旧社会遗留的污毒”，“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两种作风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在“五反”初期，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发动和依靠私营工商业的广大职工群众，不向他们讲明“五反”运动的伟大意 义，进行灭资兴无的阶级教育，只片面地号召他们检举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派往私营工商业的工作组干部，在运动初期搬用了“三反”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作法， 发生了体罚、逼供信的偏差。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即惊惶失措，大喊“运动搞左了”，急忙刹车，把运动拉向右转。在四、五月份，旧市委又不认真核实定 案，马马虎虎地把绝大多数私营工商户都定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并且大量地减、免、缓，加以保护。不少五毒俱全的严重违法户，也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的保护下，蒙混过关。例如，同仁堂药店经理乐松生，就是全市五毒俱全的严重违法户，却被定为基本守法户。彭真公开讲：“乐松生是头面人物，得从宽处理。” 并且在五反后把他安排为副市长。
运动尚未结束，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叫嚷：“要集中全力转入恢复生 产。”并在市财委成立专门机构，对私营工商业大力给予加工订货，放手发放贷款，极力鼓励和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五反”后期，彭真、刘仁又多次强调，要让 资本家“有职有权”，“资本家要有人权、财权、管理权，工人不能侵犯、干予。”广大职工对于旧市委这种扶植资本家的措施极为不满，纷纷抵制。彭真、刘仁多 次召集城区区委书记会议，要区委书记出面“批评教育工人”，“克服‘左’倾情绪”，今后要“劳资合作，发展生产”，“要说服工人，服从资本家的领导。”完 全暴露了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从去年底至今年初，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市在高等学校中开展 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一运动中推行的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中揭发了不少资产阶级反动教授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都 被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保护了下来。例如：燕大反动教授、现行反革命分子张东荪，一九五○年曾把国家重要情报偷运给美帝，只是撤职了事。燕大反动教授聂 崇歧等人，搞了个“骂人团”，经常在一起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也只批判一下。北大反动教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周炳琳，清华亲美分子潘光旦，反动透顶， 顽固不化，自称是“铁心皮球”，“铜墙铁壁”，气焰十分嚣张，都没有进行任何斗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甚至动员这些反动教授的子女去劝说“争取”， 只要他们稍有一点“检讨”，就放他们过关。清华钱伟长等大右派，甚至在这次运动中还捞取了“进步教授”的称号。当时协和医院革命职工揭发了美帝拿中国人作 试验的滔天罪行，彭贼听后，急忙划框框、定调调，说什么“对医学试验问题要慎重，不要轻易下结论。”甚至还提出在协和要“团结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口号。
3月—5月，各高等学校在教师中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彭真、蒋南翔等人把忠诚老实运动歪曲为仅仅是“人民内部的自我 教育运动”，说什么“要提倡自觉自愿”，“要坚持宁慢勿乱”，强调所谓“自觉交代’’和填表，不许发动群众对反动教授开展面对面的揭发斗争。致使一大批有 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漏了网。
下半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市进行司法改革运动。
旧北京市人民法院，在叛徒、右派分子王斐然等人的把持下，招降纳叛，网罗了大批旧司法人员，加以重用。对于解放区来的 老干部，却诬蔑他们“文化低，不能做审判工作”，而加以排挤。实际整个司法专政机关，完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旧司法人员所统治。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司法改革中，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他们成立一个司法改革委员会，由一伙具有严重旧法观 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和叛徒张友渔、王斐然、冯基平、贺生高为主任、副主任，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包庇，使这次司法改革走了过场。王斐然在群众 压力下，作了一个假检查，旧市委就让他作“典型示范”，并把他的假检查在报上公开发表，欺骗干部和群众。旧市委在以市政府党组名义向中央的报告中，还文过 饰非，把北京市司法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仅仅说成是“领导上因受旧法观点的影响，对旧司法人员的看法和使用，曾经发生偏差。”对于大量使用和依靠旧司法人员 问题，则又辩解说，是“一边使用”，“一边改造”，以此欺骗中央。
10月1日，旧《北京日报》创刊。这 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在发刊词中，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谈阶级斗争，却把过渡时期两个阶 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歪曲为仅仅是“清除反动思想，改造落后思想”的问题。发刊词规定旧《北京日报》的方针是：“报道北京市的市政建设，特别是生产建 设的情况”，“收集与传播生产建设和各种工作的先进经验”。还提出“全民办报”的修正主义路线。彭真在10月16日讨论旧《北京日报》工作问题的会议上， 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旧《北京日报》发刊词作了注释。他胡说什么“今后主要的斗争形式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当然还有资产阶级，但是经过‘五反’，资 本家已成‘惊弓之鸟’，不要再去打击它了，可以缓和点。在机关、工厂、学校，主要的斗争形式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
10月2日至13日，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彭真窃据了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和党组 书记。会后，他贪天之功，大肆吹嘘自己。他在全体工作人员会上恬不知耻地说：“印度和大主席克其鲁说，最后那次会的执行主席(即彭贼)，是我有生以来见到 的民主作风最好的主席。”并且别有用心地宣传：“有的外国代表喊：彭真万岁！”“有的代表说，我们有彭真这样的领袖就满意了。”他还布置亲信搜集“反 映”，向中央写报告。第一次写的报告，彭贼嫌吹捧不够，大为不满，痛骂一顿，立即责令张文松、王汉斌重新搜集“生动的反映”，重新改写。张文松、王汉斌在 报告中加上许多“文艺夸张”，极尽吹捧之能事，上报中央，为彭贼捞取政治资本。
12月中旬，旧市委召开市级 各部门领导干部和人事干部八百多人参加的会议，以总结四年来的干部工作为名，继续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张友渔、范儒生在会上叫嚷“没有人才，任何工作也 不能作”，强调要培养有“才”的技术干部。旧《北京日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
一九五三年
毛主席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一化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向前发展。旧市 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抗拒三大改造，鼓吹“阶级合作”；在高等学校大力推行“全盘苏化”的方针；利用制定城市规划，大搞独立王国。
年初，彭真把他在晋察冀时的老部下、亲信郑天翔调到旧市委，任秘书长，主管城市规划工作，并协助刘仁掌管全面工作。接 着，在刘少奇支持下，彭真又提名刘仁任旧市委第二书记。
与此同时，彭真、刘仁为加强反革命阵容，先后提 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儒生、余涤清为为组织部正副部长，杨述、杨伯箴为宣传部正副部长，项子明为办公厅副主任，张文松、王汉斌为研究室正副主任，崔月犁 为统战部副部长，范儒生、刘君达为监委正副书记；并成立高校党委，蒋南翔任第一书记，杨述任第二书记，宋硕任副书记；成立工业部，贾庭三、陆禹任正副部 长；成立建筑企业党委，刘拓任书记；成立农村工作委员会，柴泽民任书记，赵凡任副书记；调范瑾任旧《北京日报》社长，周游任总编辑。
2月，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发出反官僚主义的号召，党中央做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指 示。旧市委拒不执行，反而助纣为虐，公然包庇坏分子。
当时，北京市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 副行长孙书田强奸一女干部案。女方向法院控告孙的罪行，并揭发贾星五、殷玉昆包庇孙。旧法院被迫决定对孙拘留判刑，并在旧《北京日报》公布了案件调查处理 经过。刘仁看到后，大发雷霆，赤膊上阵，包庇贾、殷，为孙翻案。他指使公安局派两名女干部，化装护士，跟踪女方，套取女方“口供”，捏造事实，说女方是诬 告。然后责令法院将孙释放并为之恢复“名誉”。
3月，党中央公开发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当时，北京郊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只占郊区总农户的0．8％。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却大肆叫嚷“合作化急躁冒进了”。彭真亲自出马，下令合作 社的发展“不能太急”。他还从苏共历史上找根据来批评我国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冒进和强迫命令”。旧市委还到处兜售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谬 论，胡说什么“产生急躁冒进的原因，是不了解工农业的关系，即没有大机器，集体化是不可能的。”直接同毛主席关于“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的教导相对抗，妄图扼杀农业合作化运动。
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于同年十二月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决议》，煞住了“反冒进”的妖风。旧市委仍按兵不动，京郊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缓慢，直到一九五四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才占郊区总农户的 8％。
5月—6月，毛主席对教育改革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 问题。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员。”“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 外负担过重，太忙。”提出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却在高等学校大力贯彻刘少奇的“全盘苏 化”、“先搬后化”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
为了把北京的高等学校引上培养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的邪路，蒋南翔、杨述、宋硕等，秉承主子旨意，大力推行校长负责制，强调依靠资产阶级“专家”办学，反对党对教育的领导，大叫大嚷目前学校党组织“不能在 学校发号施令”，“行政是主轴，领导学校的工作”，“学校党组织是副轴，主要起保证作用”，“学校党组织不要起那么多作用，首先作到不要起麻烦作用，能配 合校长的工作就好了”。竭力鼓吹业务第一，教学第一，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叫嚷：“对学生来讲，学好功课是‘大政治’，参加课外活动是‘小政治’，‘小 政治’要服从‘大政治’。”对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的现象，不但不采取根本措施加以解决，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增加学生的负担。宋硕公然宣称：“培养大学 生，不压不成材。学生星期天不学习干什么?”
6月—8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严 厉批判了薄一波在全国推行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反动政策，撤销了他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这次会议采取了阳 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彭真在会上对薄一波假批判的发言内容都事先用电话告诉了薄一波。刘仁在会上发言，假惺惺表示拥护对薄一波的批判和处理，而对旧市委在北 京市贯彻执行薄一波的反动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却不作任何检查和揭发。
7月，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 宣扬阶级合作，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在统战工作中实行投降主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积极传达、贯彻、执行了刘少奇的黑指示。彭真和刘少奇一唱一 和，一再大放厥词，说“扫除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一些大的运动，基本上已经过去”，今后的运动就是“大生产运动”。三大改造运动“要十年、二十年才能完 成”。还胡说什么资本家“都拥护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首先要同他们合作”，这样，“可以使革命胜利更快，社会主义来的更快”。还叫嚷：“现在是 建设时期了，要靠法律制度来管理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妄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本年，北京市 普遍进行整党。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次整党中，公然反对中央关于1951年至1953年对全党进行一次大教育、大审查、大整顿的指示，胡说什么 “北京党员不多，发展不乱，不需要大规模整党”。他们不对党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毛主席建党路线的教育，却积极宣传、贯彻刘少奇的黑《修养》和刘少 奇、安子文在1951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贩卖的黑货，把刘少奇、安子文炮制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作为整党教育的主要内容。他们 不对党员进行总路线的教育，却极力宣扬刘少奇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反动口号。整党的方法，也是采用黑《修养》所鼓吹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阶 级斗争，让党员“闭门思过”的一套，根本没有发动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审查和监督。
与此同时，全市各 系统还普遍按照所谓“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大量发展新党员。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次党员大发展中，极力宣传生产好、学习好、工作好就是政治好的折 衷主义观点，强调考察阶级觉悟要围绕生产、工作和学习进行。旧市委组织部长范儒生公然宣称：“发展个别不够条件的人入党是难免的”，要各级党组织解除顾 虑，大力发展。这就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投机分子入党敞开了大门。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 定签字。这是中朝人民并肩作战，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宣传这个伟大胜利。彭贼在作报告时，却公开 贩卖“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谬论，胡说什么“和为贵”，“我们不想打，朝鲜不想打，美国也不想打，因此才和”，“今后国际形势将日趋和缓”。
12月，旧市委向中央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报告》。这个规划草案是郑天翔等人秉承彭真的旨意，在苏联 “专家”的帮助下，长期谋划、精心炮制的修正主义城市建设纲领。它鼓吹搞一个“大北京”——第二个莫斯科。彭真说将来北京人口要发展到八百万，一千万，东 边和天津连在—起，文教区“应当单独建设”，里面不准建工厂；并强调北京必须按照“高标准”。这样的方案，完全是违背毛主席关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和勤 俭建国的指导方针。
一九五四年
彭真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玩弄假检讨、真欺骗的手法蒙混过关。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继续在文教、工业、建筑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精 心炮制了中小学教育的修正主义黑纲领《五四决定》，积极推广“一长制”和计件工资，实行“和平演变”；并极力抵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胡适反动思想的 批判，妄图把这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纳入“纯学术讨论”的轨道。
1月，毛主席责令彭真在即将召开的七届 四中全会上检查他在东北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彭贼乘机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从中央机要室偷出东北局1945年至1946年同党中央的来 往电报，指使他的老婆张洁清和大秘书王林连夜复制一份密件，妄图翻案；接着，又让其亲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鹏飞、李琪、王汉斌代为起草假检讨。彭真胡 说他在东北所犯的是方针性错误，拒不承认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假检讨写好后，彭贼先送刘少奇等人征求意见。刘少奇知道通不过，要他重写。彭真赶紧找刘 仁、郑天翔密谋，勉强承认犯了路线性错误，以此欺骗党中央、毛主席。
2月，党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 发批判了高、饶反党集团。会上，刘少奇和彭真作了不象样的检查，蒙混过关。会后，彭真造谣说：“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我的检讨很满意”，“毛主席讲我在东北 的错误是方针性的，不是路线性的”，“高岗攻击我在东北闹宗派主义，现在真像大白，可以看出谁在闹宗派主义。”并肉麻地吹捧刘少奇，胡说“刘少奇在七届四 中全会上带头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刘少奇马列主义水平高，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
4月，旧市委举行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七届四中全会。彭真特意把他在东北工作时的亲信刘达(当时在高级党校学习)、 吴子牧(矿院副院长)、王友(矿院副院长)等人找来参加会议，让他们在会上大讲高岗如何“整”彭真，胡说彭真的错误是“高岗给夸大了”，并吹捧彭真的假检 讨很使人感动等，企图为彭真翻案。会后，彭真把这些发言报送中央，再次欺骗中央。
5月—6月，彭真反革 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大抓中小学教育的领导权。彭真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校教育质量的决定》，即所谓“五四决定”。他强调 《决定》要“突出教学”，“按升学率高低来排学校名次，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成绩好的给予物质鼓励”；“领导干部要钻研业务”，“党组织要起保证作 用”。这个《决定》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精心炮制的教育黑纲领。它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竭力鼓吹业务挂帅、分数挂帅和物 质刺激；反对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地位，肯定他们在教学中的“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妄图把广大师生引上读死书、死读 书、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修正主义邪路，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
彭真以个人名义，将《决定》草稿送 习仲勋、张际春等审阅修改；然后，以旧市委名义报送中央。刘少奇对这个《决定》十分赞赏，马上盗用中央名义，批发全党，说它是“正确的”。有主子撑腰，彭 真又把《决定》拿到报刊上公开发表，流毒全国。
5月，郑天翔、赵鹏飞等人，炮制了旧市委《关于建筑企业 党组织1954年基本任务的决定》。《决定》不讲政治挂帅，不讲人的思想革命化，却强调物质刺激和规章制度，鼓吹必须“有准备地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建 立与健全作业计划”；“实行生产区域管理制，建立工区与工长的责任制”，等等。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建筑企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第一个黑纲领。同 年六月八日，旧《北京日报》公开发表这个《决定》，并发社论，大肆宣扬。旧市委按照这一黑纲领，在全市建筑企业推行计件工资，大搞物质刺激。彭真问郑天 翔：“用这个办法能不能提高20％的劳动生产率？”郑天翔说：“没问题。”彭真说：“那就坚决搞嘛！”于是五月旧市委发出《在国营建筑企业实行计件工资的 指示》，接着旧《北京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宣扬在建筑企业推行计件工资的“好处”，胡说什么只有“实行按照每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给予报酬的政策，才 能刺激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7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厂矿企业大力推行苏联的“一长制”，以 此代替我党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在工业战线上推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步骤。旧市委在《关于石景山发电厂贯彻一长制的初步经验向华北局、中央 的报告》中，大肆吹嘘“一长制”的所谓“重要性”，声称：“实行一长制是当前厂矿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基本建设”，“经验充分证明：目前实行一长制，不仅是必 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8月25日—26日，旧市委工业部召开全市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大会，大力推行“一 长制”。旧《北京日报》还专题发表社论宣扬“一长制”。
本年，毛主席批评了北京市建筑中的“复古主 义”。彭真玩弄阴谋，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央各部门和梁思成。他授意郑天翔搞了一个建筑情况的报告，攻击中央各部门建筑上的“复古主义”和“大围墙主义”，掩 盖自己的罪责。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当时任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拆除北京的城墙、围墙和马路上的牌楼等指示，极力鼓 吹房屋建筑是艺术品、要搞“民族形式”和“大屋顶”。梁的一套都是经过旧市委审查同意并推广的，彭真却推卸责任,说：“北京市委从来没有干予过建筑形 式。”并玩弄对梁思成假批判、真包庇的诡计。彭真专门组织一班人，写了一批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却不发表，他拿着文章清样，亲自找梁思成“谈判”。梁见事不 妙，当即表示今后一定要在彭真的“英明正确领导”下，为彭真效劳。彭贼马上下令不公开发表这些文章，并把清样送给梁思成，让梁写一篇“自我检讨”，在《人 民日报》发表了事。事后，彭真非常得意地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就得这样。”
8月，北京市召开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会上彭真作了《北京市五年来工作情况和今后的工作任务》的报告，大肆吹嘘北京的工作“成绩”，把他们的罪行说成仅仅是领导上还有“官僚主义”和 有些干部还存在着“差不多”思想。他闭口不讲把北京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强调要把北京建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城市”。他极力美化资产阶级，胡说什 么：“有很多资本家已经看清了历史趋势和利害关系，愿意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努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立功。”会后，旧《北 京日报》发表了彭贼的黑报告，并接连几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大肆吹嘘北京的“成绩”，为旧市委捞取政治资本。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 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彭真在会上扯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黑旗，叫嚷：“人人 在法律上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妄图用这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取消党的领导，代替毛主席关于阶级 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
这次会上，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窃取了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职 务，掌管人大常委工作。
9月底，赫鲁晓夫携布尔加宁和福尔彩娃访问中国，并主持苏联展览馆开幕式。彭真 肉麻地吹捧赫鲁晓夫是“杰出的政治家”，“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开辟了中苏友谊的新纪元”。为讨好苏修，彭贼不向党中央请示，私向苏修大使馆建议，展览馆取 名“苏联展览馆”，苏修欣然赞同。彭真、刘仁并亲自出面，招待福尔采娃，同苏修勾勾搭搭。
10月，毛主 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大批判，并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严厉批判了刘少奇、彭真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这次大批判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态度，表面应付，实则反抗，竭 力把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拉向右转。旧市委高校党委十二月发出的《关于在首都各高等学校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通知》中，打起“学术研究”和“自由批评”、 “自由讨论”的黑旗，完全抹煞了这次大批判的政治意义，并且设置了许多框框和限制，强调“应当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不能采取思想检查‘过关’等形 式，只能采取学术研究的方法，如举行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和组织学术论文等”，还强调“学术批评和讨论”要“在不妨碍正常学习的条件下”进行，要“注意 防止学生借口教师学术思想有错误而不尊重教师或不上课等违反纪律的现象”，要“注意防止旧学术界的宗派纠纷，防止坏分子造谣破坏”，等等。千方百计保护资 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2月25日，刘少奇携妖婆王光美，接见原育英小学校长韩作黎(后提拔为市教 育局副局长)，主张大力扶植修正主义的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唯黑主子之命是从，极力抵制毛主席关于“不要专为干部子弟办学校，要和 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指示，强调“北京是首都，情况特殊，干部子女寄宿不能取消”，接连又建立了好几所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是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所有制 改造方面激烈决战的一年。在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完全执行 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抵制和反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充分暴露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咀脸。
1月13日，彭真在市工商联执委会上讲话，极力宣扬资本家可以“自动”走入社会主义的谬论。胡说什么资本家也可以自愿 “接受社会主义”，“很多工商业资本家天天在那里盼望公私合营”。
2月2日—5日，旧市委召开办社工作 会议。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积极推销“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疯狂地叫嚷大社办得“过多”，“过早过急地组织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违反了 自愿原则”。胡说合作化“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了社内外部分农民的紧张”，竭力阻止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进。彭真在会上讲话提出“现在要控制， 不够条件不让成立社”。合作化运动要“一步一步地走，三步当成一步走就会摔跤”。声嘶力竭地叫喊“要坚决停止发展，全力巩固”。会后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 集团在郊区刮起了一股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黑风，大砍合作社，有三千六百多户社员退了社，原有三百四十三个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中，有二百六十六个硬被降 为土地分红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一大批农民被关在社外。
2月，中小学、业余学校教职工开展忠诚老实运 动。运动一开始，旧市委就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束缚群众手脚，说什么“启发自觉，不追不逼”，“不开斗争会”，“不点材料，不戴帽子”，提问的范围也限制 在本人交代的问题之内，“不许顶牛”。并规定对运动的要求不要过高，“宁可一次搞不彻底，往后继续再搞，也不许追逼”。包庇中小学、业余学校教职工中的牛 鬼蛇神。
3月10日，旧市委发出关于一九五五年商业工作的“指示”，对私营商业百般照顾，阻挠对资本主 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叫嚷“国营商业不必忙着去代替私营批发商”，要国营商业“适当退让”，“适当撤消(国营)另售店，减少品种”，“还可扩大某些商品 的批零差价”，“适当给以货款”等等，“稳定”私营零售商，“使其稍有利润”。
同日，旧市委发出关于一 九五五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指示”。强调“一九五五年必须以整顿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组织为工作重点”，“在集中力量整顿以后，再适当发展”，实际上 是以整顿为名，反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月26日—27日，市政协举行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彭真主持 会议，刘仁作报告，大讲要发展私营工业，提出对私营工业生产要“进行合理安排”，要帮助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工作”。在这一错误方针指导下， 许多私营工厂盲目增添设备、人员，扩大经营，大量雇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作临时工，严重破坏了国家劳动政策，破坏了工农联盟。
5月，旧市委召开农村工作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刘少奇“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方针。会后，刘仁指示赵凡把这条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郊区乡以上干部中传达贯彻。
5月，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国大规模地展开了揭发、批判 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运动中，极力包庇反革命分子，他们不领导群众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却强调通过“和平谈判” “去争取大批的反革命分子投降、起义”。并规定在许多所谓“特殊的单位和人员中，一般不进行小组斗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还合谋决定对所谓国内外知名 教授，即使有反革命问题，一般不放在群众中斗争，并把二百多名资产阶级教授列入了保护名单。要求基层单位“大胆地吸收”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参加运动 的领导工作”。
运动后期，彭真、刘仁带头大刮翻案风，支持右派向党进攻，胡说什么“在每一个基层单位， 不能都套用‘肃反成绩是主要的’这一公式”。刘仁还逼着各单位大抓“善后工作”，要求开大会向肃反对象赔礼道歉，进行平反，把许多积极分子搞得灰溜溜的。
6月25日—7月3日，旧市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抗拒三大改造、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 一次黑会。刘仁在报告中极力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工商业，阻止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进行。说什么“目前大规模地进行公私合营是有困难的”，疯狂叫嚷“国营 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前进得快了”，要国营、合作社商业“暂时分别作适当的退让或停止发展，使私营商业零售额在纯商业零售额中所占比重维持在百分之三十六 左右”。对农业、手工业，则以“整顿”“巩固”为名，不准发展。说“今年一般应停止发展，集中力量把现有的社办好”。彭真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更露骨地提出： “农业合作社今年要集中全力进行巩固”，“这是确定的方针，是不能动摇的”。胡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是入社户数已占郊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 农业生产合作社可能办不好，而不是发展得少了、慢了”。充分暴露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丑恶咀脸。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利用选举市委委员之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安插亲信。候选人名单都是先由彭真、刘仁、范 儒生密谋提出的。他们故意向代表隐瞒了候选人的政治历史等问题，如彭真、廖沫沙、张友渔、冯基平、胡锡奎、杨述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赵凡加入特务组织复兴 社问题，项子明、刘涌等人包庇反革命问题等等，当有些代表对候选人中地下党、城工部的人太多提出了意见时，彭真气势凶凶地说：“高饶事件后，还分地下党、 地上党是十分错误的，是破坏党的团结的”。在彭真等人的欺骗压制下，选出了旧市委委员五十九人(候补委员十七人)，大多数是彭刘的亲信、死党。郑天翔、范 儒生被塞进旧市委书记处。
7月31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委书记会议 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彭真反 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本来坚决地、忠实地执行了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积极地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此时却摇身一变，文过饰非，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
8月4日，旧市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彭真传达毛主席的报告、指示，他颠倒黑白说什么“市委一直是采取积极领导的 态度”。竟无耻地说对一九五四年冬和一九五五年春农业合作化运动“没有批评过发展过快，也没有采取过坚决收缩的方针”。
11月12日，旧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彭真以传达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决议为名，继续为旧市委对抗三大改造的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辩护，说什么“六月间，在党代表大会上讲现在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都讲现在、当前”，“整理记录的同志拿他自己的思想整理别人的记录”，“随 便把现在改成今年”，“似乎今年冬天也不发展了，就把问题给搞乱了”。负责整理记录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汉斌对他的主子的讲话心领神会，马上承认整理错 了，写了检讨，演了一场“周瑜打黄盖”的丑剧，掩护了彭贼过关。彭贼还辩解“不要把五月传达(贯彻刘少奇‘坚决收缩’方针)看得那么了不起，这个传达就亡 党、亡国、亡头？不那么严重”。既为自己辩解，又为他的主子刘少奇开脱。并大叫“不要总去扯过去的问题”，“不要总是去翻老问题”，压制干部对旧市委的批 评。
11月1日—20日，全国土商联执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主义改造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中央又下达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迅速兴起。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迫于形势，不得不改变原来死保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部署。另一方面却为资本主义高唱赞 歌，鼓吹阶级合作，宣扬资本家自行进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十一月和十二月，旧市委召集的两次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会上，彭贼大讲什么中 国资本家“最听话”，“是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的”，并公然提出要依靠资本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说什么“在资产阶级内部组织一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参加 核心的人“不怕共产，到处宣传共产，带头接受改造，他有什么都对我们讲”，“有了这么一批人，那资本主义改造就好搞了”。在十二月分的另一次讲话中，彭贼 还胡说什么“资本家不是资本主义的老板，而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老板了，而且最后就要变成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成为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极力混淆阶 级界限，鼓吹阶级调和的谬论。
一九五六年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二十大掀起的国际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中，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同时，在三大 改造基本完成后，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阶级合作，阶级调和，为他们步赫鲁晓夫后尘，阴谋篡党篡国，大造舆论。
1月15日，首都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大会。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北京市广大的革命群众。但是，一贯反对三大改造的彭真反革命修 正主义集团却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彭贼曾多次洋洋得意地说：“我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不落后的。”另一方面彭贼又挖空心思地收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 社会主义改造的材料。他派得力干将贾星五、宋汝棼召集资本家座谈，专门搜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缺点”；又指使陈鹏等人选调家在河北、山西的干 部在春节期间以回家探亲为名，搜集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的材料，作为反党的子弹。
1月，旧 市委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彭真、蒋南翔、杨述、宋硕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会上极力抬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彭贼疯狂叫 嚷：“今天我们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最主要的障碍是我们一部分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诬蔑党的领导是“学阀作风”，是“用一些抽象的原理 压服他们，给他们扣大帽子，甚至强词夺理，武断地粗暴地打击他们”。蒋南翔、杨述、宋硕一唱一和，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化为工农劳动知识分子，大叫党对高 级知识分子要“尊重和信任”。彭真还大力鼓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胡说：“人家不是批评共产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从内行里发展一批人入党，不就 解决了党的领导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范儒生就跟着散布：“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不能要求和工人、贫下中农一样尺度”，并提倡“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唯心主 义思想的人也可以入党”。
在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策划下，一九五六年以来，成批的没有改造好 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反动学术“权威”，被拉入党内。反共老手吴晗就是被刘仁、范儒生拉进来的秘密党员。仅一九五六年一年即吸收了一百零一名正付 教授入党。许多高等学校校系两级领导权被新入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掌握。
2月14日，臭名远扬的苏共 二十大开幕，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二十大后，旧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 义集团紧密配合苏修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借口所谓反对“个人崇拜”，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彭贼利用大会小会，到处散布说：“个人崇拜是一种思 潮，各国都有，中国也有”。“天下没有不犯错误的圣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犯过错误，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在一次旧市委会上，他公然提出：“毛 主席的话不一定是结论，这里边有几分道理，我们可以研究”。狂妄地叫嚷：“我们崇拜真理，不崇拜个人，毛主席不对，我们就不崇拜”。在另一次旧市委书记会 上，彭真煽动他的亲信恶毒攻击毛主席，叫嚣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下台”。是可忍，孰不可忍?！
3月 28日，彭真和刘仁串通一气，用旧市委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提出要对反革命分子“宽一宽”的方针。报告公然为地、富、反、坏的垂死挣扎、猖狂反扑打掩护，说 什么“残余反革命分子越来越感到走投无路……纷纷投案自首”，被判处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获得了改造，表现奉公守法，努力作为新 人”，“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也……纷纷表示要彻底改造自己”。资产阶级分子在合营后，“也自动地坦白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愿意丢掉 包袱干干净净地进入社会主义”。要求对反革命分子大批摘掉帽子，恢复公民权，或者“从宽处理”。这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紧密配合刘少奇在大选前大批给 地、富、反、坏摘帽子恢复其公民权，保存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一大阴谋。不久，旧市委即“宽大处理”了大批反革命分子，摘掉了大批地、富、反，坏的 帽子。旧《北京日报》还为此发表社论，说一切反革命分子，包括有各种严重罪行的在内，“都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为之大造舆论。不久，彭真就提出“把北京搞 的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样”的谬论。
5月16日，旧市委批发市委统战部关于安排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的报告。 “报告”极力为资本家争权，叫喊资本家“有职无权”，把资本家当“摆饰”，要我们“信任”资本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和积极性”，“关心他们的生活”等 等。还提出对于合营后辞去资方代理人的资本家可以吸收为工会会员或候补会员，变相给资本家摘帽子。
8月 2日—14日，旧市委举行第二次党代会。刘仁作工作报告，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却紧跟刘少奇反“冒进”，说什么“工作中存在着某些冒进情 绪”。这个老狐狸怕露了马脚，会后又把这句话偷偷删去了。刘仁在报告中还为推行“一长制”涂脂抹粉，说推行“一长制”“起了积极作用”，公开与毛主席的指 示唱反调。会议结束时，彭真在讲话中，大肆攻击毛主席，狂妄地叫嚣要毛主席“下台”，赤裸裸地暴露了彭真反革命政变集团篡党篡国的政治野心。
会上，东城区委第一书记周仁同志批评了刘仁、范儒生，刘仁怀恨在心，会上即组织人进行围攻；以后又捏造罪名，把周仁 同志打成“反党分子”，撤销了市委委员、区委第一书记职务，并采用跟踪盯梢、特务侦察等卑鄙手段，把周仁同志迫害得精神失常。
9月15日，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会前，彭真与刘邓合谋策划“八大”政治报告。“报告”中“国家政治生活”部分， 是彭真纠集田家英、李琪等人在他家起草的。在起草这个报告之前，彭贼炮制了《国家制度的若干问题(草稿)》一书，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叫嚷“我们国家专 政的功能现在已经开始在向着它的否定方向转移”。在这个“报告”中，继续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阶级合作，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的 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地主和富农正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革命斗争任务结束了”，“人民 群众的直接行动不需要了”，“现在需要的是完整的法制时代”。
彭真这个大野心家还指示郑天翔给刘仁起草 大会发言，利用党的代表大会争项目，要投资，扩建他们的独立王国。攻击中央对首都的工业建设“缺乏一个通盘的规划”，“影响了工作的进展”。草稿中原有攻 击中央对北京建设方针未定的话，彭真作贼心虚，让删掉了。
“八大”会上，经彭贼积极活动，旧市委反革命 修正主义集团的二号头目刘仁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彭贼还阴谋把邓拓也塞入中央委员会(邓当时已调《人民日报》社)，因会上有人揭发邓拓是个大叛徒，才未得 逞。
10月，旧市委成立政法部，彭刘的亲信刘涌被任为政法部长。刘涌和冯基平(公安局局长)、邢相生 (公安局付局长)一起炮制了一个任用坏人的三条“原则”：(1)凡有历史问题的讲了就算了；(2)凡有政治问题的坦白了就可以用；(3)凡过去作地下工作 和解放前就和我们拉上关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就不究既往，都可以用，就是有血债的也可以用。等等。据此，大量提拔重用牛鬼蛇神。市公安局成了牛鬼蛇神的大 本营。八个正付局长中就有四个是一贯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公安局的处长、分局长等中层领导干部中，政治历史或品质等方面有严重问题的也 占一半左右。地主分子当预审处长；日寇女秘书提为办公室主任兼法制科科长，掌管全市案件审批大权；政治历史不清、敌特嫌疑的分子，提为侦察处付处长；伪军 班长、国民党员从付科长越级提为干部处付处长，掌管全局人事大权；匪宪兵班长当监察科长；伪警官任预审科长，经办全市的大案、要案；富农分子任公安分局 长；老流氓任公安学校校长，等等。北京市的公安部门长期以来成为牛鬼蛇神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反动堡垒。
11 月16日，彭真带着“人大”和“北京市人委”两代表团访问苏修、南修及东欧各国，演了一场吹捧和勾结苏修的丑剧。
市人委代表团成员几乎全部是彭贼的死党。彭贼还把大资本家乐松生也带去，做为“和平改造”好了的资本家的“标本”。赫 鲁晓夫对此十分赏识，大讲“全民国家”、“全民利益”的黑话。彭贼在赫秃面前，奴颜卑膝，甘当儿子，无耻地说：“我们很喜欢你，我们是少先队，青年人见到 老年人总是很喜欢的”。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彭贼在苏修面前，竟然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马列主 义的“一个小部分”，“好比花上的一些枝叶和花朵”，“不过是枝叶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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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5 02:2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