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青春之歌》出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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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1955年初，我和吴小武(作家萧也牧，当时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听说文学创作所的杨沫同志正在写一部有关青年学生的书，我们就想拿来看看。又听说这部书的上半部在柳溪同志处，我就从柳溪处拿来了这部稿子。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杨沫有关这部书(原名《烧不尽的野火》)的来往体现在以下的信件和档案中(抄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书稿档案)：

《青春之歌》档案一束
一、1955年3月20日杨沫致吴小武信：
小武同志：
我来津搜集青年道德品质方面的材料，准备创作电影剧本了。小说只好在工作中赶写着，本月底完成是不成问题的。再把它修改一下，下月初即可抄给你们。我很想赶快把它告一段落，因为电影剧本的任务很紧迫，总在弄小说，实在有些“于心不忍”。
上半部你们从柳溪那儿取走了吗？是否已经开始誊写？因为柳溪准备下乡，我来津后也没写信问她。特来问问你。希望告诉我一下，我就放心了。
上半部那乱糟糟的原文，不知你们曾看了一下没有？人物的更大发展都在下部。但上半部里也可看出一点端倪。如果看了，有什么意见也望告我。小说誊写得怎样也望告我。我是希望能快点儿先誊写完这一半，因为我四月份必须去上海，在我去前，我希望能全部誊写完，把它校订好交给你们。至于以后如何处理，那是你们的事了。我就可以比较轻松了。
盼回信。寄天津睦南道市府招待所交我。
握手！
杨沫　3月20日
二、1955年3月31日吴小武致杨沫信：
杨沫同志：
《烧不尽的野火》一稿的上半部，我们已从柳溪处取回，当即请人去抄，前天全都抄好了。现在没着手看。因为编辑部人手极端缺少，拟待四月初《烧不尽的野火》下半部手稿寄来后，我们当即安排时间阅读。你回北京后，请即来个电话，我当去访你。敬礼！
吴小武即
稿件取来后，因为凌乱，需要重抄，便于阅读，才有重抄之举。重抄后又送回杨沫，请其校阅。
三、1955年5月5日杨沫致张羽信：
张羽同志：
《烧不尽的野火》已校好，送上，共九章，请查收。
阳翰笙同志答应在五月十五号以后可代审阅，请在十号以后送给他。最好在送他时，除了我写的信以外，也请你们自己把要求他怎样负责的话当面和他讲一讲。
我还有这样一个建议，不知妥当否？在送给他看以前，最好你们编辑部先看一看，这样在他提意见时，你们就比较先有了“底”。因为我听吴小武同志谈，你们编辑部先不看，先送给外边人看。
阳翰笙同志看后，或你们看后，对这部小说的基本意见，能否出版，请早日赐知。我的通讯处：
“上海华山路九七八号”杨成芳转交
敬礼！
杨沫
五月五日
基于杨沫5月5日寄来信件，要求10日前把稿件送给翰老，信收到时，已无多余时间，编辑部自然无暇审阅了，只好先把稿件送翰老。在翰老处放了几个月，电询翰老，得知翰老无暇看稿，所以就引起了下边张羽以编辑部名义给翰老的一封信。
四、1955年10月14日中国青年出版社致阳翰笙信：
阳翰笙同志：
杨沫同志的小说稿《烧不尽的野火》因为没有找到外审同志，我们已从您处拿回，由社内同志初审以后，将来再送您审查。
您打算写的关于恽代英同志的传记作品，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动笔？有空时请给我们回音。此致敬礼！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十月十四日
五、杨沫11月15日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信：
青年出版社编辑同志：
寄给上海的信收到了。知道已经把小说《烧不尽的野火》拿了去。不知看过了没有？意见如何？我很希望早日得到你们的指导，以便修改得好一些。
我在一月前已经从上海回北京了。仍留京工作，不再去上海。有什么意见，请写信联系。我的通信地址是“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四号楼十四组87号”。
这部东西，在病苦和繁忙的工作当中，前后写了四年，因此，当它初步完成后，我是多么渴望能够早日得到人们的意见呵！可是各种机会都不凑巧，因之从今年四月迄今，竟还没有得到编辑部门的任何意见，我的焦急心情想你们是能体会得到的。我盼望你们能够拨冗看一看它，早日给我一点意见好么？
敬礼！
杨沫
十一月十五日
六、11月19日张羽的审稿意见：
《烧不尽的野火》读后意见
张羽
1955年11月19日
(一)作者：杨沫
(二)字数：卅六万字
(三)内容提要：小说通过一个女学生林道静的成长，反映从“九·一八”到“一二·九”五年间活跃在北方的学生运动。
林道静是生长在热河一个地主家的姑娘。她的父亲是个大地主，生身母亲是个被霸占的穷人的女儿。她生下不久，母亲就被折磨死了。林道静在苦难中长大后，被送到北平读书。她的父亲是想把女儿养大了，去巴结权贵。道静在北平受了几年教育，懂的事情多了，就更痛恨父亲。一年暑假回家，父亲说已把她许给一个国民党的官僚。道静不从，就逃跑了。逃到北戴河，想找表兄，没找到，就在表兄教过书的学校教书。一个恶霸想侮辱她，道静跑到海边打算自杀，被一个人(余永泽)救出。(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后来，她回到北平，就和这个曾经救过她的人同居了。余永泽是北大学生。在后来的相处中，不断发现余永泽迂腐、自私、脱离政治的行为，同时，她又接触了许多热情、上进、爱国的学生，思想上起了变化。她不安于做一个做饭、看家的妻子，投进了学生运动，参加了“五一”大游行。
余永泽越来越坏了，他钻古董，拍胡适的马屁，和她合不来，打击她，侮辱她，两个人最后终于分开了。她更热烈地投进学生运动。
她在斗争中认识了卢嘉川，爱上了他。卢嘉川后被捕死在狱中。林道静后来被曾追求过她的那个官僚发现并被软禁了。她在一些学生的掩护下，逃跑了。一个老同学(王晓燕)的父亲把她介绍到定县去教书。在那里她做了不少事情。党介绍了江华去工作。江华被叛徒戴愉出卖，几乎被捕。林道静受到叛徒戴愉的陷害，被迫离开了定县。
回到北平，她又和江华、王晓燕等一起继续进行斗争。叛徒戴愉又在学生中挑起纠纷，江华、林道静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打击了敌人；戴愉在被揭发后也被敌人处死了。林道静参加了党，她在贫民区工作。学生运动继续开展。许多学生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中，认清了国家的前途。终于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林道静也参加了这个斗争。
(四)优缺点：
这部小说整体来说是动人的。对当时青年学生的生活写得很细致。几个主要人物林道静、江华、卢嘉川、王晓燕等以及反面人物如余永泽、戴愉等的面貌，基本上勾画了出来。当时的社会变化、动荡的局势，也可从作品中感觉出来。通过小说，可以使青年对那个时期青年的生活得到了解，认识那些斗争的来龙去脉。从这些青年的身上，可以看出革命斗争的艰苦性，从而更热爱今天的生活。
小说的故事性较强，文字也还生动，这些都会为一般青年读者所喜爱，这是小说的长处。
小说的弱点是：有很多地方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健康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前边部分。作者在描绘林道静的出走，以及在北戴河教书时期，在和余永泽同居时期，决裂时期，都过多地描写了这种情调。无疑的，小说的主人公当时是这样的人物，会有这样的思想感情，作者在描写时也注意了批判这种思想感情。问题是当作者描绘时是自然地客观地描写他们，虽然意在批判，但批判得不够有力。如林道静和余永泽相处，感到困惑，烦乱，她矛盾，痛苦，企图摆脱这种不死不活的生活，这是自然的。应该描写这种思想斗争。不写是不对的。但作者过多地描写那些“儿女”情意，抱头痛哭，难解难分，就削弱了这些地方的战斗力量，把读者带进那些家庭纠纷中去，忘却或忽视当时的主要斗争。这些地方占压倒优势的还应该是当时的局势，蓬勃的爱国运动，这些外因怎样促进了林道静思想感情的变化。变化的过程也不一定都放在那个寓所的小房子里来写，把她的视野逐步放宽些。作者在小说中也注意到这些，但总觉得还不够有力。
小说中另一弱点是：作者在描写当时的民族矛盾时，没有适当地反映阶级矛盾(斗争)，特别是交织在民族矛盾中的阶级矛盾。从当时的形势看，占主导地位的是日寇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由此逐步深刻化的民族矛盾。这些地方作者是写到了。但作为中国国内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各阶级的关系、变化等没有适当地去表现它。当然，(1)作者是写当时的学生运动，这个斗争的主要矛盾是日寇；(2)作者写的是学生、青年，没有着重去写广大工农。我们不能要求一部作品中什么都写到。但是，作为一部卅六万字的长篇小说，同时，它涉及的面又那么广，这些学生的出身又来自不同的阶级，作品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各阶级的面貌和态度。作者也写到地主阶级在镇压学生运动中和反动派一鼻孔出气，但作为对当时的民族矛盾上这些阶级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其他阶级的地位，都没有适当地去写它。这样，就不能更深刻地去反映当时的时代面貌。
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学生运动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上发生，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站起来和敌人作战的。这些斗争反映了当时人民哪些要求和愿望？和整个革命运动的关联是什么？这样，学生运动才不会是孤立的斗争，也才能真正反映出那些斗争的意义。最近一期的《中国青年》上曾就“一二·九”运动发表了一些文章，很值得作者参考。
(五)处理意见：这部小说因为篇幅较长，我只初读了一遍，基本上是感动的，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我想，一般青年读者也会欢迎的。如果能做适当修改，对读者是有教育意义的。这部小说整理好以后，曾由我社找人重抄了一份。作者已联系好，请阳翰笙同志审读，翰笙同志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看，我们才要回来先看了一遍，提出初步意见，他还是要读一遍的。我建议再送阳翰笙同志去，把初步意见告诉他，请他抽空审查，将来再把意见送作者做修改时的参考。
这部小说如能大大压缩、改写，或删削掉一些描写知识分子不健康思想情感的地方，就会大有改进；如再能把前边所述那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增强，是可以达到出版水平的。
建议：
1. 请阳翰笙同志审查；
2. 之后，把意见提给作者修改；
3. 我们可以给作者一个肯定回答：修改到可以出版时出版。但不必订约。
(可以出版的基本条件是：一、符合历史的真实，符合党当时提出的政策路线；二、作品的人物及其思想感情是健康的……)
(六)以上意见妥否，请决定。
同日，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在张羽的审读报告上签署的意见：
同意这样处理。不压缩会有副作用。作品不简洁，自然主义色彩与不健康感情，小资产阶级情调更会昂扬。
七、1955年11月19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杨沫信：
杨沫同志：
九月(疑为十一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了。
《烧不尽的野火》我们已在上个月里读过了。因为没有收到您的来信，所以没有和您联系。
小说读完后，我们有些意见，想和您谈谈，不知您什么时候有空？请告诉我们，好来拜访您。
我们希望还是请翰笙同志再读一遍，这样，对修改时定有不少好处。您是否再想法和他联系一下。他曾对我们说过，如能有个同志先读一遍，提出初步意见，他愿意抽空再读一遍的。现在把情况告诉他，看他有无时间。
盼回音。此致
敬礼！
十一月十九日
中国青年出版社启
八、1955年11月25日张羽去杨沫家，访杨沫，把《烧不尽的野火》带给她，请她再物色人审读。
九、得到阳翰笙一个电话，张羽于1955年12月8日又把《烧不尽的野火》从杨沫处拿回，想在最近数日送到欧阳凡海处去审。
十、1955年12月9日中国青年出版社致欧阳凡海信：
欧阳凡海同志：
您最近身体好吗？我们非常挂念。
日前，阳翰笙同志转告我处，说您答应为我们审读杨沫同志的小说《烧不尽的野火》一稿，我们觉得非常高兴。您在休养期间，还要抽出时间，为我们看稿，这种盛意，我们代表青年读者向您表示感谢。
今天我们向颐和园打了几次电话，他们说您住在山上，接电话不方便，所以才写信来。我们想在最近来看您，并把杨沫同志的稿件带给您，不知哪一天来最好，请您接信后通知我们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4局4761转五号分机。要是回信，就写我社二编室收即可。盼回音。祝您
健康！
二编室
十二月九日
此信发出时收发人员加了一个注释：张羽同志已去面谈，信存档。朱玉英12. 15
十一、1955年12月15日张羽带着《烧不尽的野火》，亲自去颐和园，把稿交给欧阳凡海。(欧阳凡海当时住颐和园福荫轩)
十二、1956年1月26日，欧阳凡海把《烧不尽的野火》送回。当天中国青年出版社送欧阳凡海审稿费200元。欧不收，退回。该款暂存财务科，准备过几天再送去。
十三、1956年2月4日，张羽带着杨沫的稿件(此时已改名《青春之歌》)和欧阳凡海手书的意见稿又送给杨沫，并谈了编辑部的意见。杨沫表示愿意修改。
我们就这样讲好了，我就等着她把稿子再送来。
对《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我个人看了后，还是比较喜欢的，也认为这作品是会受到欢迎的。因为我对“一二·九”运动也比较了解，但是修改后究竟会怎么样，符合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呢？
当时我的编辑工作很忙，手上有几部稿子要处理，编辑室里也还有《红旗谱》、《创业史》等稿子正在处理之中。中青社当时是有点名气，出了几部好书，如《青年英雄的故事》等。所以出版事业搞得红红火火的，大家都很忙。中青社还有个指导思想，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编辑和室主任都整天到外面去组稿、约稿，四面八方到处跑，萧也牧、江晓天、陈碧芳都外出。大家干劲很大，约了很多稿子，因此我们在家的时候需要看的稿子就很多，我也整天从早到晚看稿子，忙得很。
当然，当时我和我们出版社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尽量出版描写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的作品，《青春之歌》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对写知识分子是避讳的，谁也不敢碰它，萧也牧本人就是因为写青年知识分子才被打了一棒子，成了右派，受到了批判。所以我们对《青春之歌》的处理比较谨慎。
欧阳凡海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我们觉得他的意见很好，我就对杨沫说，你的这部作品我们很喜欢，林道静的经历使我们也很受教育。欧阳凡海提了些意见，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由你自己决定。你改好了，我们就出。
并不是我们不要了，我们是要的，只是需要修改。我们把主动权交给了作者，请她考虑。于是，我们就在家等着杨沫改稿。
十四、1956年6月18日即我们把欧阳凡海的意见交给杨沫4个多月以后，杨沫给萧也牧和张羽来了一封信：
也牧、张羽同志：
首先向你们道歉，那部稿子文学出版社已经发稿付排了，他们计划七月中发稿完毕。以前我对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后他们来人说到这些情况，我想算了，哪儿全是一样。
过去，这稿子我一直希望由青年出版社来出，中间虽耽搁很久，我都在耐心等待。可是，等欧阳凡海同志看过了，总该最后决定它的命运了，然而出版社方面却缄默起来，一直没表明态度。当时，对于一个作者，这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作品我整整花了四年的时间，几乎把整个生命的力量全放了投进去的。说这些也不是埋怨，只是叫你们了解这些情况，我确实由于这稿子没了办法，才拿给秦兆阳同志，而由他拿给了文学出版社的。
好，因为你们两位曾对这稿子费了精力和心血，所以我总觉得有些抱歉，但是事已至此，只好将来再补偿吧！
敬礼！
杨沫
6. 18
杨沫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秦兆阳在解放区时就认识，就把稿子给秦看了。秦看的是杨沫已经修改、整理好的第二稿，他看了后认为还不错，现在就可以出，就可以拿出去发排。这样一来，这个稿子就从青年出版社跑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秦兆阳虽然把稿子挖走了，但是要出，也没有那么容易，他们也同样是很小心很谨慎，如果是搞个写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当时也是要挨批的，所以迟迟没有出。杨沫就找了文化部的负责人，还把稿子给了她的姐夫、白杨的丈夫江君超看过。江的意见同我的意见倒是不谋而合，他认为林道静写得比较弱，应加强。此书直到1958年1月才正式出版。
为了使《青春之歌》在青年出版社有个完整的档案，我于1983年写信向杨沫要回欧阳凡海的意见书。杨沫给我寄来了复印件。
十五、1983年6月17日张羽给杨沫信：
杨沫同志：
有二十多年未通音讯了，倒是常听到骆宾基同志和江晓天同志谈到你的近况。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因在写一部《恽代英传》，没有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上班，但仍住在这里。最近查阅书稿档案时，才想起当年请欧阳凡海同志帮助审阅书稿《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一稿时，他在病中写的一份数千字的意见书还留在你身边。数月前见到江晓天同志时，也听他说起，曾和你面谈过。如果对你不算太麻烦的话，是否请你复印一份留存，将原件退还我处，给青年出版社留下一份完整的档案，以便探讨过去工作中的得失。我记得欧阳凡海同志还是经阳翰笙同志推荐，他表示乐于拜读此稿才送他审读的。后来，青年出版社曾致送过审稿费，他大约是又退了回来。但他的盛情仍是十分感人的。
由于我曾经手过这件事，后来的情况对我也深受教益。与此有关的萧也牧兄已在十多年前被折磨死。(我听柳溪说，《青春之歌》这个书名也是萧的建议，不知确否？)人到暮年，如果不自暴自弃的话，都希望对身历的事作些历史的观察，因此，我个人也很想再读此件，所以务请在有空隙的时候，直接寄给我即可。
人大开会期间，定会十分辛劳，请保重身体，我们还希望看到你更多更好的作品。祝好！
张羽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七日
中国青年出版社341室
十六、1984年11月10日聂中林回张羽信：
张羽同志：
杨沫让我复印一份欧阳凡海同志对《青春之歌》的意见，给你寄去，请查收。请有个回音。
致
礼
聂中林　84. 11. 10
解放军报社军事处
欧阳凡海的意见书见所附原件。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样一来，《青春之歌》就成了一朵花，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了电影，《青春之歌》和杨沫从此蜚声文艺界。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经给了欧阳凡海200元审读费，但是他没有要，把钱又退回来了，我给财务科的人讲：“欧阳凡海辛辛苦苦地劳动，是应该给他报酬的。他现在退回来，你们把钱就先存放在这里。将来我们再找机会酬谢他，需要用的时候再来拿。”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通过这件事说明，欧阳凡海不但看稿认真，并且不计报酬，他的风格是很高的。他在看这部书稿的同时还在做着一件很大很艰巨的工作，就是继他的名著《鲁迅的书》之后他正在写另一部关于鲁迅是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书。所以他实际上是很忙的，而且他还有很严重的疾病。
我认为欧阳凡海对这部书稿的意见十分重要。杨沫把原来36万字的书改成了现在的近45万字，欧阳凡海的指点和启发功不可没。

附：

对于《青春之歌》的初稿意见

欧阳凡海

下面是我的不成熟的意见，只供作者参考。
一，此稿用字简练，结构活泼而紧张。读去没有呆腻之感。
二，此稿所写人物，像卢嘉川、二位铁路工人、赵毓青、李槐英、王晓燕及其家人王鸿宾等、白莉苹及许宁等，都相当成功。
三，此稿是有缺点的，然而它是可以改写好的。
四，此稿最大的第一个缺点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从林道静的出身看，她的性格，可以从两方面形成，即自小受虐待歧视的一面，和地主家庭生活、学生知识分子的一面。前者应该是她各种革命品质的发源地，后者则形成她的各种缺点。作者在这两方面的发掘都很不够。作者没有随时紧密联系前者，大量发掘她的积极方面，也没有充分做到不留情地多方面具体揭露她的消极的一面。以小资产阶级做主人公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对小资产阶级有足够的批评，而这位主人公，如果是走到革命方面去的话，那就必须使人明快地看出她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改造教育下得到进步的各种具体情形，那才能对读者有教育作用。在林道静的性格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她如何在无产阶级的教育下，发展了积极的一面，从而如何和消极的一面发生激烈的矛盾斗争，如何在实际生活中碰钉子、得教训，如何经过痛苦的自我改造，一步步向前提高等等，都应该有鲜明的刻画。当然，我知道作者是完全懂得这个道理的，而且作者在作品中有过这种努力。(如550页，作者用晓燕的口，说到道静一些进步，说明作者是想表现主人公性格的发展的，但作者对于作品中主人公的发展，应把这种侧面透露的手法作为补助办法，只有和刻苦的正面刻画相结合，这种补助办法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所说的是这种努力太不够了，还远达不到要求。作者所写的林道静的进步，多半从书本上、从卢嘉川和江华的说教中得来，没有着重地通过生活的具体环节去具体揭露她的缺点，刻画她克服缺点的改造过程。有若干地方，作者也想通过生活去写出林道静的发展，如像写林道静在狱中的生活等，但是联系她性格的那些具体方面的发展，并不明确。实际上，作者对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一面，揭露得并不多，多数地方是采取轻描淡写的办法，如林道静第一次被捕时孤单、可怕的感觉，只是在第二次被捕时才用她自己的回忆写了一笔，完全没有正面去写之类，即是一例。因为缺点没有大胆揭露，当然也就没有可能去有效地描写她的性格中的两种矛盾因素的斗争及沿着这一斗争的她性格上的鲜明发展了。(注：作者也写出了林道静的个人英雄主义，但是作者对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没有足够的批判，倒仿佛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林道静并不是主要的由于她自小受欺凌的一面赋予她一定程度的同情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走向革命，从而批判扬弃了个人英雄主义，倒反而是多半由于她有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愿意庸碌一生，才走向革命的。这样，作者虽然在后来也概念式地批评了一二笔个人英雄主义，然而两相比较起来，分量是不够的。把个人英雄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在一定意义下，是可以的，但这必须用其他因素鲜明地配合起来，而且又必须注意：当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一旦进入革命的组织生活，个人英雄主义对于她，便马上成为进步的绊脚石，成为苦痛的一个重要源泉。作者写林道静时对林道静进入革命的其他积极因素没有足够的分析的，而在林道静进入革命生活后，个人英雄主义……很轻易地就被克服了。)
五，此稿最大的第二个缺点是：中心人物之一的江华，他是工人出身，又是书中主要的党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性格却被描写成为带着小资产阶级的显著特色。比方，他第一次在冀中见到道静，开头第一件事，不是虚心谨慎的向林道静请教当地的环境，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而却是首先出题目考问别人。这完全是一种身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小资产阶级特色，使无产阶级的素朴性黯然无光。作者描写他在定县和林道静相处时，专门是夸夸其谈的讲理论，直到临走才匆匆想到要谈一两句具体工作问题。这种人作一个小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者的典型倒是很合适的，把这种面貌拿去作为工人阶级的面貌，就不合适了。再比方第28章江华在万分紧张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内容十分充实的情况下回到家来，忽然和生活脱节地大谈其理想来，显得和生活环境很不相称。他对待爱人的那种装腔作势的态度，也把工、农的那种一老一实的作风掩没了。他不把伤拿出来看，也令人觉得不自然，近于做作。(江华后来终于住医院了，可见他的伤很重，无法敷衍过去。他回到林道静处时本打算住上几天，试问他是否能把这么重的伤拖几天而不拿出来看呢？这不是讳疾忌医么？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如果实事求是的话。)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如果是写一个工人，那么我觉得在这种场合，写他所喜欢谈的，应该是迫切需要交代的工作问题、斗争中的说不尽的丰富的故事、战友们的英勇事迹、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关于战略策略问题的质询、对于敌人的可耻可笑的嘲弄等等实际而充满生趣的内容丰富的乐天的交谈。
六，此稿的其次一个缺点是作者对林道静和卢嘉川的恋爱关系的描写，花了很多心血来布置，而且有很多篇幅(如林道静去做机关工作的那种布置)以这一布置为中心，我觉得是不必要的。当初林卢二人之间并无爱情的任何表示，而说林道静竟早就以身相许，似无必要，而卢嘉川在狱中写给道静的最后一封信中所吐露的那些并无把握(在卢氏那面，还没有得到任何可以让他有把握的根据)的爱情一类的话，更是大不妥当，损害了卢嘉川的形象上的完美性。像卢这样有高贵品质的共产党员，如果他真爱林，那他就更不愿在他临死时把林所未曾知道的个人对她的爱(在她未曾知道以前，在他这方面看，还只能算是片面的爱)拿去向她证实。自己什么都肯牺牲的卢，难道就不肯为他心爱的人牺牲个人的私情不作表示，而免得在她心上留下不可挽救的不必要痛苦么？作者写卢很成功，令人很觉得卢的为人可爱，就只是这一点，令人觉得卢不够完美。他如果真爱林，固可以不必写那种信，而如果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明知道自己要死，过去和林的关系既未成熟，今后也不能成熟，就当然是只有把这种未成熟的关系从心上扔开了拉倒的。
七，叛徒郑君才在他未叛变前是以极左的面貌在党内活动的，在他叛变后，他又以左的面貌混入党内隐藏。作者的这种描写，不能不接触这样一种情况：即郑君才这类的人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党内，应该是和他能够在党内得到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支持这件事分不开的。可是作者对于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没有恰当的报道。赵毓青还不是党员，郑君才本人在未叛变前可代表左倾机会主义者，但他以叛变下场，这不能代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一般下场，虽然许多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可以有这种归结的。除此之外，作者就没写到另外的、使郑君才可以在党内得到信任的其他左倾机会主义力量。郑君才的下场，可以作为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下场之一来描写，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并不等于一定个个都叛变，所以除了郑君才之外，还应该写到其他在党内支持郑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可以把郑君才事件联系着党外托派对党的进攻、党外群众的部分过左情绪等等拿来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活动相互照应起来描写，从而利用郑君才叛徒面目的揭露，利用党和托派的斗争等等环节去描写党内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揭露、批评、教育、斗争，并使他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等。
八，作者关于党内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当时的北方党是能够有的，虽然不一定是具有特殊的形式。)没有很好描写，反映在党外的描写上，便对于主人公林道静的工作所在地的北大的托派被战胜的具体过程，群众的部分过左情绪被克服的具体过程，郑君才在党内外被揭露的具体过程，以及围绕这些具体过程所必然要展开的紧张、万分危险、冲破危险(包括王晓燕在内)等等的经过，都草率、简略过去了。(虽然有侧面的交代，但这些应该正面地着力描写的地方，光交代是不够的。)
九，由于上述草率，所以关于郑君才的被揭露，在书中也写得很仓促。书中没有写郑的叛变在党内被揭发以前的酝酿，在党内被揭发的经过，和在揭发的过程中，党是用哪些布置来抵御他的报复和破坏的。这些情形没有交代，没有足够的描写，在小说中留下很大的空虚和破绽，甚至一直到作者交代江华正式说出郑君才是叛徒以前，还令人摸不清郑君才到底还可能有多大破坏力量。为什么郑君才叛变以后，徐辉(他以前是区委，当然知道徐辉)还能照旧在北大呆了很久一个时期？为什么林道静第二次下狱后，江华常到王晓燕这里来打听道静的消息，而王晓燕又是和郑君才搞恋爱的，江华能免于害？为什么在612页，作者表示郑君才已起不了多大破坏作用了，好像他已被党开除，然而直到那时，和郑君才有直接斗争关系的林道静却尚没有从党(其时她已是党员)得到君才被开除的消息？如此等等问题，前面既然交代不够，后面如果郑君才还活下去，那就会在小说中引起更多的混乱了，因而作者只得把君才匆匆处死，这才给了党和许多人(如王晓燕一家)以意外的便宜。如果没有这种便宜，大家在以后的麻烦还够多的。但是这个便宜给得不合适，因为郑君才死以前对于国民党还没有完全失去作用。只有党在群众中做了充分的工作，有了周密的布置，使郑的一切活动全归失败，完全失去作用的情况下，郑为主子所杀，从而我们减少了工作上的障碍，得到顺利发展，才会令人感到我们工作的艰苦性，胜利不是偶然地凭着意外的机缘得来的。
十，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作者对一二·九运动的形成，没有充分写出酝酿的经过，也不是偶然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主人公林道静直接工作的地方北大(注：如果不是主人公直接活动的地方，要求可以低些。)应该是小说所不可避免的着力描写的地方，而作者所写的党在这里的活动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的。在那里，我们看不见党的智慧、群众力量的发挥、群众觉悟和组织的过程。我们不能期望读者从那里学习到发挥主观力量的斗争经验，我们所能看见的只不过是单纯地由周围环境推动起来的一个被动的部分罢了。
十一，作者所描写的整个一二·九运动，也有这种性质。它只不过是说，这是党所领导的，但党怎样领导法？怎样去克服困难前进的？我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到什么？都得不到有益的回答。没有这些回答，就很难令人捉摸胜利是怎样得来的。难道纯粹是客观条件给的么？当然客观条件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十二，如果可能，我觉得最好以江华为线索，把唐山和井陉的工人斗争、把冀中的农民斗争配合着写一点。这样可以衬托学生青年斗争的并非孤立，而且事实上，学生青年也只有在工、农的整个斗争中，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十三，同样，就一二·九运动本身而言，对于学生以外的其他各阶层的配合行动也是写得不够的。教授的参加行动可以写得更普遍一些，他们参加行动的方式，则可以多种多样些，尤其工人和城市贫民的配合，是应该多写一些的。
十四，尤其重要的，是在小说的各种可能场合，必须尽可能的用各种形式(如谈话、书信等)详尽反映武装斗争在全国范围的活动。这是学生青年革命斗争的精神支柱。不把青年运动拿来和这个结合，青年运动显然是会有悬空的感觉的。但是这本小说，尤其是前半部，对红军的活动差不多没有反映，后半部的若干反映也是不够的。可是另一方面，应注意，反映时不可流于呆板，必须用脑子去想出各种巧妙的手法。
十五，以上十四点，是关于小说整体的部分。下面罗列小说中的一些个别毛病。这些个别毛病的改正，必须和上列十四点主要毛病的改正相结合才能有效。所以，不要把下面所列的个别毛病孤立起来看是必要的，尤其不要以为下列个别问题的解决，可以代替上述整体问题的解决。
所谓个别问题如下：
十六，8页一行文句不顺。
十七，第一部三章，道静为何不追问表哥的下落？任其含糊？
十八，57页：道静对余永泽毫不怀疑的推心置腹，与道静的出身不合。因为余永泽是以一个盯梢人的姿态出现的。而道静自小受过欺辱，对这个盯梢人，应不致这么随便信任。
十九，余永泽使他的父亲强请余敬唐收用林道静，而以后余敬唐又为什么敢欺林道静等问题交代不清。第一、永泽的父亲在乡下到底有什么势力，他过去是什么地位，他对余敬唐有些什么控制力，均无具体交代，嫌含糊。第二、永泽有妻，则永泽用什么口实来推动他父亲为一个不相干的女子出力呢？第三、这里还夹着鲍县长的问题，永泽的父亲的势力除非能压倒鲍县长而有余，敬唐才能干休。第四、若是永泽的父亲真有这么大势力而又真肯出力，那后来敬唐就不会胆敢欺侮道静。(尤其是在永泽死了妻室之后。)因为这些家伙是善于看风色的，即使道静宣传抗日，按理敬唐也不敢正面得罪道静，因为他明明看见道静是永泽未来的妻，他恐怕巴结之犹恐不及吧。
二十，除非是对上述十八、十九两点有合理、正确的安排，除非是将这种合理安排拿去和林、余的恋爱联系得更合理、自然，否则，这一对人的恋爱的形成便是不必要的。
廿一，道静去当书店店员，就要经常抛头露面，不怕胡局长看到她么？
廿二，从道静的出身说，她自小受的欺凌多于温暖，并且，她又知道了她母亲的遭遇，因此，她的倾向革命，应该有从阶级感情出发的因素，(作者对这点重视不够)而如果是这样，那么，说到她和余永泽的分歧，也应该注意从具体的阶级矛盾(如看见有人欺压谁等等)问题上，道静与永泽的态度不一致着眼。不注意林道静这方面的特点，便是没有充分的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将林道静推上革命的道路。那林道静走上革命的道路，便显得社会根据不充分，说服力不够。至于林道静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以为不但不和余永泽的胡适思想矛盾，而且是可以结合的。因为个人英雄主义在被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前，是可以用任何思想内容充实进去的，包括胡适思想在内。许多胡适思想的门徒，他们当初未尝不就是个人英雄主义者。
廿三，戴愉是区委书记，为什么在监狱中，重要关系反而在卢嘉川那里，而要由卢嘉川在将死时交给戴愉？此点亦无交代。
廿四，470页后半，人称交代不清。
廿五，郑瑾——一个肺病严重的人，又无特殊营养，要有美丽的外观，(当道静初见她时所觉得的美丽，当然只能是普通意味的美丽，并非指的精神的美丽。)是不现实的。所以，可不必说郑瑾有重肺病。
廿六，应把小俞的稚气减少一些，以便加强她的勇敢的现实性。
廿七，小俞的发展过程应有适当分析。
廿八，戴愉出狱后找刘大姐联系，而戴愉以后居然恢复了关系，大姐没有受破坏，欠交代。
廿九，据文林的信，刘大姐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我觉得大姐可以把她写成工人或童养媳出身，以便加强小说中的阶级色彩。
三十，683页：江华把卢嘉川事又重说一次，嫌重复，同时，对道静来说，也未交代清楚，不如用作者口气概括述之。
卅一，在24、25章江华两次见道静，对道静所提许多具体工作困难，江华没有明确指示(或者起码多由作者概括地述之)，却只是谈的私人问题和爱情，显得江华对他面临的迫切、直接相关的工作问题不注意，专心在恋爱问题上。
卅二，江华在北平活动，而且免不了要时常在群众中露面，他如何抗御那位警缉队长的追捕呢？因为当年在北平不比在上海，熟人常可在街上遇到。
卅三，王晓燕打王忠后，又声明是林道静叫她这么做的，可不必。因为到这时候，她自己应该是可以爆炸起来的了。应该让她说出她自己的愤恨。
为了赶人进城的时间，上面的意见，写得还是有些匆促的，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一定很多，也许一方面挂一漏万，另一方面又言过其实，对作者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这是我所担心的。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是主要原因。我希望大家只把这些意见当作一个普通读者的浮浅的读后感。

原载：《新文学史料》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