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超英解读顾城的几种方式——写在新西兰激流岛事件十周年

tuffy05 · 发表于 2010-8-4 22:06:32

钱超英

　　在一个看起来歌舞升平的时代，和在一个渴望永生的民族里，这种大规模的、前赴后继的自杀是史无前例的，使文学史的河流变得令人怵心的殷红。 ——朱大可
　　　　　　　　　　　　　　　　一
　　“顾城事件”的效应之一，是促使人们把探询当代中国文学的目光转向了大洋洲。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连同新西兰，80年代中后期起已成为西方世界在西半球和南半球最大的华人移民接收地，但它却没有立即成为我国学界注意的重要对象。对该区域华人华文文学的急剧改观，直到进入新世纪以前还只在很少的几篇评价资料中得到零星反映。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在我国大陆地区发现任何针对这一课题的专门及系统的研究成果。也许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题材长篇小说之一《我的财富在澳大利亚》在中国多份报刊的连载和其单行本的畅销，是唯一引人注目的文学消息。但是新西兰“顾城事件”的震动立即使对刘观德小说的关注黯然失色，尽管刘观德的小说仍然有其出色之处。顾城的身影，骇人而奇丽地孤悬在一个实利主义时代的红尘天际，强迫人们惊异之余急欲遗忘，而又一再地引发没有尽头的回顾与眺望。
　　1998年，身处英国的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赵毅衡提出：在中国之外，生成了一种“新海外文学”。他作了大量努力来推广这个概念。后来我本人所提出的“新华人文学”，在其创作主体的来源地背景和时代文化背景上，与赵毅衡的概念指涉是一致的。
　　然而，与此同时，赵毅衡的“新海外文学”与我的“新华人文学”又有具体的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不同的研究旨趣。我使用“新华人文学”的概念是力图把新一代华人文学（不管从中国的行业标准看来是否“够格”，是否被“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学精英集团所认可）都作为文化研究的资料来处理。而“新海外文学”却相反。根据赵毅衡的定义，它指的仅仅是“海外大陆作家的文学创作”[1]。即主要是那些原在中国就建立了写作名声的人们，远赴海外之后的新作。在作出以上定义时他还强调了如下的排他性界定：即他的“新海外文学”不包括用所在国主流语言（例如英语）出现的华人创作现象，也不包括虽然仍用汉语写成但只属于回忆录、家史等形式的“非文学”作品，并且——
　　同样原因，新海外文学也不包括“中国人在纽约”，“流浪澳大利亚”，“落脚英伦”这类可称为“经历报道”的作品——这些原本就没有当作艺术作品来写。我的这个“意图性”判别标准，似乎武断，实际上却是唯一可行的标准。不用阐释学的复杂理论，仅从文本风格上，大部分读者也能够判断。……新海外文学，是一种以无目的为目的性的文学。[2]
　　为此，赵毅衡提到了刘索拉、查建英、虹影、严歌苓、高行健、他本人以及澳大利亚的丁小琦和朱大可等数十个作家的名字——毫不奇怪，他绝对不会遗漏新西兰的顾城的名字。据赵毅衡说，这些才是合乎标准的“新海外文学”的代表。
　　这样一种区分，尽管不无理由，其实是把顾城们看成了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一种“异数”。或者说，它强化了一种把这些“文学异类”剥离于海外生活背景、剥离于中国人走向西方世界时所普遍面临的历史困境的倾向——一种精英化倾向。而我恰恰认为，全部海外文学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基本主题正是对这种精英化倾向的消解。
　　如果赵毅衡提到的那些从一开始就被“当作艺术作品来写”的东西，真是和有关海外生活的具有强烈写实外观的“经历报道”不相容的话，我们该怎样理解：顾城，这个在中国只是以短诗奠定其文学声誉的人，如何不经意间用一部散文语体的长篇作品《英儿》作为了自己海外写作的最重要的纪念碑。尽管没有任何人能够定义这个作品的文体而不冒争议的风险，却没有任何评论否认过它的纪实性。
　　我们无需去拔高海外新华人每一篇“经历报道”的美学价值，但也不必总是固守精英视角，否则不仅无法看清海外文学的生命格局，追踪它的真实机理，而且也无助于透过这些“文学异类”从中国到海外的历程，解读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风景。
　　一旦遮蔽了这方风景，无数的海外故事就变成了一些有关天才人物的难以索解的私秘奇谈。
　　　　　　　　　　　　　　　　　　二
　　1993年10说8日，诗人顾城在澳大利亚邻国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杀妻并自杀。
　　没有任何人能够怀疑顾城的生平和创作与其他作家（无论他是否精英作家）相比的高度独特性，没有人能够怀疑他作为诗人的生活和艺术创作的高度可置换性。也许一切悲剧——无论悲剧所抵达的深度和烈度如何——都是在其诗意的迷幻中发生的。但，这不等于顾城能够逃离那一个时代远赴海外的大部分中国人生活中经常碰触到的、灼烫而坚硬的世俗问题。
　　我说的世俗，甚至主要不是指情感或性那种东西。如果海外移民生活真是以“爱情之上”或“情欲至上”为特征的话，那甚至还是非常写意的。对于稍微熟悉90年代海外中国人生态的人来说，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争取在西方国家“永久居留”，才是他们生活的普遍实践，它似乎比所有其他的生活意义（哪怕包括性爱）都具有先决性。而它也是大部分海外中文故事中的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3]“居留”叙事的广泛程度，几乎已成为一般海外文学的表面标识，甚至很容易使一个局外的读者产生雷同和泛滥的印象。这种印象在那些出国前尚未成名，而在国外则十分活跃或迅速冒升的作者的作品里尤其明显。其原因，除了风起云涌的“海外作家”群体的创作素养参差不齐之外，另有一个重要之点是：他们所属的群体那种争取“永久居留”的非常大量的经验和十分痛切的感受，在他们拿起笔来从事写作的动力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一位来自湖北，现在在澳大利亚中英文文坛都很著名的诗人欧阳昱，曾在一首诗里戏谑地描写一个中国留学生和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对话，在这段拉拉杂杂的问答中，当澳大利亚人问中国人怎么看留在该国的同胞时，他说：
　　——全是卖国贼
　　全都想重新命名他们的国籍
　　成为澳大利亚公民[4]
　　由于全诗的谐谑性，这种概括当然不能作为严谨的社会文化分析的依据。但是，当一本出自墨尔本作者刘奥手笔的长篇小说《云断澳洲路》（1995）写到，一对本来相爱的“留学生”情侣为了在异国定居下来，不惜劳燕分飞，女方和一个丑陋的“鬼佬”过上受尽凌辱的同居生活只为“绿卡”一搏的时候，它的笔触无疑带着难以掩饰的沉痛意味：
　　这正是我们这些人的悲哀所在。什么是移民？美国人的字典上解释得好：移民就是把外乡看成比家乡还好的傻瓜！[5]
　　如果说，上述作者和作品并不为中国大陆的读者所熟知，那么，为了进一步认清这种内容的普遍性，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种情况，即“居留”问题在某些作者那里，特别是在那些出国前就已经享有名声的作家的表达活动中，似乎并不明显。例如，顾城在新西兰时期的创作，直到今天仍然被他的亲密读者视同奇葩仙草。但是，认真的观察将会发现，这些较为成熟的作者（精英作家）的想象和表达活动，并不能真正抗拒这个俗得对于顾城写于新西兰时期、最后署名为“顾城、雷米”的长篇小说《英儿》（1993），读者和批评家也许过多地猎奇于其主人公如何可以组建一个一男二女的童话小世界，人们没有意识到：在海外中国人争取“居留”的普遍实践中，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诗意的故事。有一个许多评论家都没有看出的、更没有重视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幽灵般地穿行在全部故事中）：那个女主人公“英儿”之所以陷入和做妻子的“雷”共享其夫“城”的异常关系之中，除了感情上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情节发展机制就是“出国”问题，继而是“居留”问题。
　　在故事中，这个问题向前可以回溯到男主人公“城”和妻子“雷”要帮助“英儿”前来新西兰（英儿要出国必须通过已在海外的友人的邀请）；其后，作品又提到，某种“同居”关系的建立，可能有助于她取得在该国逗留的许可（因为同居而逗留，这在西方制度中是一种可接受的理由）。后来，“英儿”突然不辞而别，离“城”而去，和另一个异族“老头”结合，则更被怀疑是出于办“居留”的功利计算（找一个当地居民同居或成婚，在法律上也许更有把握成功获取居民身份）。当发现这一点时，那个被抛弃了的男主人公“城”悲愤地大呼：他对“英儿”的情感被她“用了，用了！” [6]
　　指出这一点，如其说是为了消解顾城世界的诗意，不如说，是要看看诗意如何被他以及他所构筑起来的世界里的角色所自行消解。
　　顺便一说。现在，当带血的罗曼司连同尘埃落定多年之后，活着的“英儿”以唯一亲历者的权威身份这样来解说这个作品：诗人顾城写了这个长篇，意在作为一种报复的形式继续追捕她，以便把她钉死在顾城自己竖立的耻辱柱上：这是对她的“背叛”施加的永恒惩罚。这种“背叛”的罪名是莫须有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她并没有把她所一度陷入过的和顾城的关系看作那种人们通常叫做爱的盟誓。现在，她希望人们相信，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顾城对她作为一个诗人的崇拜者的一次突然强暴开始的一场人身控制。[7]
　　近年来，当我偶然身在悉尼的时候，我发现在那里成长起来的更年轻一代的华人诗人们中间，弥漫着对这个已经移居澳大利亚的事件幸存者上述说法的愤怒。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正在通过进一步剥削顾城的诗意来增加自己在俗世的名声。
　　这些已经多少摆脱了赤贫的海外新生代，则指望通过捍卫和援引顾城的先锋性，以证明他们抗击乏味而庸俗的移民生活的文学战争是伟大的。
　　　　　　　　　　　　　　　　三
　　过去10年来，顾城事件的震撼性反应长久地回荡于全球华人世界，它成为我国文化界窥探隔膜的海外华人生活的一个视点，但也使本来就已十分凌乱的关于新一代海外华人的印象，进一步趋于破碎。
　　我们无法对这一事件及其激起的反应作系统整理，但是，有一个人——朱大可的评说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案例。由于我前面提到中国人海外生活“居留”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先看看朱大可这个同样经历了八、九十年代出国潮的人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朱大可利用对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流氓”的刻意误读，作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全新的语义发挥。使之成为一个描述海外新华人文化处境的重要隐喻。
　　《流氓的精神分析》（1994）这篇奇文，有一个版本，保留了文稿末尾的一句标注：写于“赴澳大利亚前夕”[8]。根据朱大可的论述，“流氓”这个词具有不同于单纯“罪恶性”的语义，它可以成为一种关于历史文化的描述性概念。而“流氓精神”则是观察中国文化的一种角度。他追溯道：有三代“流氓”，或三种“流氓精神”——
　　第一代（或第一种）“流氓”是“丧地者”，他的产生最先涉及到由神谱所安排的人和土地的“流走”关系：由于“水体语法”的作用，“禹（大禹）是那个最初的流氓，携带着水的全部属性，凭着治水的名义，在太平洋西岸的广阔土地上流走。”禹象征着“失乡者”进入了历史，而“失乡者”同时需要“获乡”，他不仅缅怀，而且要找到或重建家园，这种自我否定性使他自己埋葬了自己作为流氓的使命：“流氓就是那种用以反对他自己的人。”通过客家人的例子，朱大可证明了这种意义逆转：“正是在‘客人’终止流亡的地点诞生了‘家人’。”因此“土地家园”其实是流氓运动的产物，这种产物的极端形态则是国家。从而，流氓精神和国家的“正义话语”之间潜藏着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
　　第二代（第二种）“流氓”是“丧国者”，即那种“离弃国家”的人，他们在“江湖”和“山林”“构筑国家家园的代用品”，变成游侠或匪徒，其中有些被“正义话语”认可的叛逆角色则被投放到美学的熔炉，例如富于悲剧美的刺客荆轲。李白更构成“流氓诗学的高潮”，他和那个“一方面心系朝廷，一方面象流氓那样经久不息地流浪”的杜甫构成了对照。通过《水浒》的解读，暴力被证明是“流氓精神”的前提，正如它也成为国家的前提一样。这一点使它能够在给国家造成不安的同时也可以受到“招安”，因而它和国家共生、和解，并互为“寓言”。
　　第三代（第三种）“流氓”是“丧本者”，即“从人与土地、国家和自己的三重破裂中诞生”的流氓：佯狂佯傻的沅籍、稽康，游戏人生的唐寅、徐渭等。他们的逍遥和潇洒使他们拒绝倾听目的、欲求、正义和非正义的声音，也不加入对世界的发言，而葆有空虚的自我，背后却隐含着巨大的悲哀和“无限孤独”，他们的故事——
　　……用隐喻的方式宣告一种新的重大经验，在历经与土地、国家的分离之后，流氓面临着与整个世界的分离，或者说，他遭到了整个世界的遗弃。[9]
　　朱大可认为，所有这种种情况最终都使人陷于“存在的迷津”（“迷津”是他用来描述中国人精神状态的一个典型概念[10]）。但他并不认为解决的方案是对某种世俗疆域（例如“国家”，或“家”和“国”——不论是“本国”还是“异国”）的回归。因为，“家”和“国”都与“流氓”的生态和精神具有内在的因果关联（“流氓这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和爱国主义彼此相容的”），都只是滞留在不是属于这一种“土地家园”便是属于那一种“土地家园”的俗世境界。而另有一种超越于其上的境界，“终极家园”（一种类宗教的神秘指向），才是“制止流氓的无限繁殖”的逻辑依据。
　　随着对中国历史人物之传统读法的全面改写，朱大可同时暗示：新华人在海外的飘零无寄，可以理解为人类（至少是中国人）的一种古已有之、从未止息的“流走”过程的延续。这样一来，新华人出国并寻求在异国居留的运动便多少解脱了某种“国家的”“正义话语”的追捕，即解脱了对它的那种“离弃国家”的“罪恶性”的道德评判。虽然朱大可同时对它施加了另一种“话语”——“神圣话语”的追捕。从这个“终极家园”的角度看来，朱大可并不认为这种“流走”运动拥有任何的“合法性”，因为它始终只是在寻找一个又一个的“土地家园”，而甘让“终极家园”缺席，这使得“流氓精神”万古犹存，甚至愈演愈烈。
　　在其后的一系列作品中，朱大可显示了他对所有现实的“土地家园”的不信任（无论它的名字叫做中国还是澳大利亚），并且强烈地暗示出，由于“中国流氓精神”的存在，人们的身份焦虑将是持续不止的，除非能够找到一个“终极家园”，或者是另一个结局：死亡。
　　现在，朱大可对顾城的解读就不难理解了。
　　顾城事件之后，朱大可曾参与了为中国大陆一家出版社编辑有关顾城回忆的文集《利斧下的童话》（1994）的工作，并为这本书写下《死亡的寓言》一文。这篇文章也发表在悉尼的一家报纸上。
　　在这篇“寓言”里，朱首先审察了对顾城事件的两种典型反应：道德主义的反应（即把顾城认定为罪犯来谴责）和审美主义的反应（即把顾城理解为诗人来同情）。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列举了顾城的大量诗句（“房子是用木头做的 / 用光托住黑暗”、 “新房在暗红的梦中”、 “她住在闪亮的衫木林里……迟钝的铁斧在深处敲击”），从中提取出两种紧密结合的意象：“斧头”和“树”——恰恰与顾城用以杀妻（斧击）和自杀（上吊于树）的两种器物对应，朱大可并且推断，它们都和另一个意象“房子”有关：用“斧子”伐“木”，建造“房屋”，涉及到顾城在其诗歌想象的指引下要在现实世界寻找“家园”的行为：
　　正是在树木悲伧地倒下的地方，开始了建造家园的事业，也正是在砍伐游戏结束的地点，我们深切地触及了死亡。[11]
　　“家园”和“死亡”的隐秘联系由此导出。由于一个女人的意象是顾城“家园”意象的有机组成部分，顾城对于其妻子欲离他而去的行为反应，就等于是“用一把我们早已熟悉的死亡玩具（斧子）拆卸了那个坏的家园”。因此，他写道：“这个人从漂泊和流亡中开始寻找家园的事业”，经过一系列体现为生活现象的内在逻辑的引导，“把他们拖入了命运预先设定的结局。”[12]
　　朱大可的言说诗性充盈。作为先锋一代的诗歌评论家，他有理由为顾城之死而忧伤。但在这里，朱大可本来应该，却没有提到他自己创造过的那个隐喻：“流氓”（虽然他已经撇除了附加于其上的世俗罪恶的贬义），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想重新解释一番一个自己花费过大量篇幅来有意“误读”的概念。尽管如此，这一点仍然是清楚的：虽然顾城的生活方式在出国者中显得非常独特，但是，作为一个无法摆脱“尘世的梦想”[13] 的人的故事，它很难逃逸于朱大可已经陈述过的“流氓”逻辑之外。
　　“流氓”，正如他早已说过，根据的是一种不断背弃自己的逻辑，他将永远陷于“失乡”和“获乡”的二律背反之中。这个“乡”，既可以是法律意义上的“国籍”，也可以是种族意义上的“本质”，还可以体现为一座有童话色彩的“家园”。
　　因此，作为一代新华人的痛切审视者，朱大可显示出，这种寻找“土地家园”的努力无论多么诗意和富于童话色彩，都有一种注定了的悲剧性和荒诞性，它使寻找者始终陷于放逐和被放逐的游戏――人生的游戏和艺术的游戏。顾城，终其一生，并没有找到“终极家园”，这就使“死亡”（精神的或肉体的）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对这个结局不论是道德主义的谴责或诗情画意的哀怜都是无关宏旨的，真正关乎宏旨的是：一个“终极家园”对于永生、永恒的欢乐和美，是何等必要。
　　这样一来，朱大可就利用顾城的故事，构筑了他的“终极家园”的永恒性和“土地家园”的死亡本质之间的严峻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读顾城这个“寓言”的时候，朱大可还列举了其他中国诗人，如骆一禾、海子、麦戈等的死亡和自杀案例作为这个故事的前奏，并且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从中看到的一幅正在展开的悲壮图卷：
　　死亡的多米洛骨牌已经砰然发动。[14]
　　1994年4月，他的一位远在中国的朋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文学博士胡河清，在与任何人都没有恩怨的情况下跳楼自杀。为此朱大可在悉尼又发表了一篇《死亡的多米洛骨牌》，把这个新的案例加入到他所排列的“骨牌”序列之中，并再次向读者数列了80年代末以来十多位中国作家的自杀，进而，把它看作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
　　在一个看起来歌舞升平的时代，和在一个渴望永生的民族里，这种大规模的、前赴后继的自杀是史无前例的，使文学史的河流变得令人怵心的殷红。
　　这是一个寻找和重建“土地家园”的悲剧，而这个悲剧结局的成因，已经宿命地、内在地包含在人们茫然于“终极家园”而汲汲于“土地家园”的努力中。朱大可指出，促使顾城跑到南太平洋激流岛运用他的“死亡玩具”（斧子）和“生命玩具”（树木），努力建筑一个带有童话色彩的自由“家园”（“房屋”），并最终用同样的玩具否定了这个脆弱家园的动机，其实来自一个巨大无比的“存在的幻象”——
　　这幻象不是别的，就是1976年以后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向群众出示的人性的公共家园。[15]
　　至此，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清晰。在朱大可的理解里，贯穿“出国”生活悲剧中的宿命，“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现代化理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神性的缺席。
　　假如诗人顾城有某种宗教信仰，他是否还会把他的“地上家园”的建成看作是最后的完满？而当这个家园破败时，他是否又会把它视如全盘皆输的生命棋局，从而走上毁灭一切的可怕道路？
　　这一点是重要的。然而，它还不是朱大可的论说带给我们的最核心的启示。
　　我所读出的真正的启示是：顾城以独一无二的个性色彩所张扬其姿态的文化先锋集团（正是这个集团的成员给予了顾城最多的同情），为这个民族的社会转型追求过的各种现世价值（例如科学，例如民主，例如人的解放，例如自由——在特殊的条件下是通过“出国”来体现的自由……），始终都在“地上家园”的层次上打转，而“地上”的一切又是多么容易建立和摧毁、育成和灭绝、出现和消逝！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惟余茫茫。如果没有超验的价值指引，我们将如何能够应答和平息这种终极的焦虑的呼号：这一切究竟都是为了什么？！
　　想一想我们如何斩断了祖先的根。想一想现代城市噪声和烟尘中的迷幻性。想一想我们这个国度，那些“走向世界”的亿万生灵，带着怎样的逃难般难以遏制的身份焦虑和求证自我的迷狂（这种迷狂能够使人把一己的利欲绝对化、神圣化和“童话”化），究竟将要迸溅多少的恶行与错乱。
　　不管顾城如何背负着诗歌的十字架，不管他是否自觉，不管他在海外走得多远，他早已被镶嵌在这个集团、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充满矛盾的背景和驳杂错杂的底色之中。他以人生和美学、俗世和幻象结合为一的个体形式，成为了“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漂泊不止的荒诞处境的象征。

　　　　　　　　　　　　　　　　　　　　　　　　　2003年11月15日

[1] 赵毅衡《新海外文学》，羊城晚报（广州），“花地”副刊，1998年11月20日，第14版
[2] 同上
[3] 微风：《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1月7日
[4] Ouyang Yu, Interview with Yu, in 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 Papyrus Publishing 1995, p.42
[5] 刘奥《云断澳洲路》，群众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04页
[6] 顾城、雷米《英儿》，华艺出版社，1993年
[7] 参见麦琪《爱无距离》，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
[8] 见美国波士顿创刊的中文《倾向》文学人文季刊（Tendency Quarterly）1994年第2、3期合刊，242页。另见《花城》（广州）1996年第11期
[9] 美国《倾向》1994年2、3期合刊235页，或《花城》（广州）1996年第六期196页
[10] 见朱大可《燃烧的迷津》学林出版社（上海）1991年，另，其选章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7年，204-227页[11] 朱大可《死亡的寓言——对于顾城诗歌的一种回忆》，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6月8、9日，另见《利斧下的童话》，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269-276页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原载：《文山湖》2003年11月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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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超英 解读顾城的几种方式——写在新西兰激流岛事件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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