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 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

tuffy05

　　口述：牛汉
　　采写：何启治　李晋西

　　1955年被捕前与胡风的交往
　　第一次知道胡风，是在天水国立五中读初中二年级时，1938年夏天，看到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刊发不少艾青、田间的诗，比《抗战阵地》等刊物的诗好，我很喜欢。《七月》发了贺敬之早年的诗《跃进》四首，笔名艾漠，我也喜欢，写得清新。
　　因为参加了地下党的三人小组，经常到甘谷生活书店书库去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刊都看。我读书有个习惯，喜欢看陌生的新起的作家、诗人的作品，而不是课本上的（如徐志摩、郭沫若、胡适等）。我更喜欢看新人的新鲜的不规范的新诗，朗诵起来很亲切。
　　鲁藜的长诗《延河散歌》、严辰歌颂延安的诗，还有东北的李雷的诗，我都喜欢。李雷的诗与艾青相似，但写得比艾青粗犷。李雷后来从文艺界消失，不知何故。我一生记得他的诗。
　　绿原成了主要的诗人。他写人的现实苦闷与追求，对生存境遇的抗争，反美……震动我，并不空洞，虽然长我也喜欢。还有冀汸的短诗，也特别喜欢。
　　胡风在文艺界是能吸引我的一位长辈。我不怎么看他的理论文章，只看他的诗。后来编《七月诗丛》，有艾青、鲁藜、绿原、冀汸……我仰望这些诗坛上的重镇。有些名气大的诗人也歌颂抗战，但失于空泛，不吸引我。《七月诗丛》的人强调生命的血性与艺术的个性，对我影响很大。我喜欢，仰慕。
　　《七月》半月刊，1937年9月在上海创刊（周刊），1941年9月在重庆被迫停刊。1940年9月胡风被迫离开重庆去桂林、香港，后把诗稿交邹荻帆编的《诗垦地》。《诗垦地》上的诗，我都喜欢。特别是陈辉的诗，清新、美妙，让我一生不能忘怀。1945年胡风从南方回到重庆编《希望》。
　　1945年初，我在西安编《流火》。我请郗潭封通过冀汸请胡风给诗作。胡风也通过郗潭封带话：不相信在西安能编好刊物。果然，事实证明胡风对“反共前哨”西安地区不可能有好的刊物的判断是对的。他看得很准。《流火》印了1000本，大半被没收。
　　我在《诗垦地》发了《高原的音息》之后，在《诗创作》发了《鄂尔多斯草原》等多首诗。胡风肯定读过我的诗，有印象。虽然没有通过信，但不会不知道我这个新起的年轻人。1946年在伏牛山区潭头镇，我写过一首讽刺国民党国大的长诗，寄上海胡风，但没发，我不知道《希望》已经停刊了。
　　要写深入现实斗争的诗，不写梦幻式的天真的诗，诗写得再美妙，如果远离生活，也应该改变。要写带血含泪的，真实的生命体验的诗。这是郗潭封向我转述的“胡风诗论”（郗崇拜阿垅），对我很有启发。
　　1947年8月在上海，想拜见胡风。他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看电影，没见着。只在胡宅见到梅志，还有在摇篮里的张晓山。解放前我没见过胡风，没有直接交往，不像重庆那些友人和他有直接交往，但我作为读者对他的仰慕向往他知道，而他也肯定我的诗。后来又到上海，没去找他，怕有风险，我很谨慎。胡风也可能想到我是地下党。
　　1948年春，河南党组织被破坏，必须尽快撤退到解放区。1947年后，我的党的组织关系由华中局城工部长吴宪转到晋冀鲁豫工委会组织部长张盘石。我没有进入解放区，南下去了上海。1948年2月，我写长诗《采色的生活》，通过郗潭封寄胡风，得到肯定，但说结构松散，情绪前后有些不一贯，后转北平《泥土》杂志发表了。第一次用牛汉为笔名。从此与胡风通信。
　　胡风给我回信有20封，信写得很坦率、真诚。现存16封，少了四五封。我给他的信也保留不齐全。
　　我给胡风的信，几乎什么都谈。像1948年5月18日在浙江天台写的信：“安静对我不适合，感到一种压迫与窒闷。这半年是在惨败中学习着生活。……写不出东西来，痛苦。”1951年1月15日在沈阳写的信：“最近，我正日夜思索与凝结着一首较长较大的诗，但他（《命运的档案》注：一般人都把诗代名为“她”或“它”，牛汉把自己的诗一般视作男性。这表明在创作中，他认为作者与诗是分不开的，是共一个心脏的胴体。他很少把诗当做女性，也很少视作第三者的“它”。）不比短诗，我可在那一刻钟的激情里把生活里感觉到的东西使劲抓起来，再用劲一雕即成。”1951年10月23日沈阳的信：“……前几个月，就有人劝过我不要再与胡风接近。‘胡风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这样想的人，恐怕还有不少。实在可笑。人，是有思想感情的，不是一块木头能任人取拿来又摔过去的。什么人是我喜欢的，我十分清楚。”1952年6月29日沈阳的信：“我曾经给艾青写过一封长信，对他有些欠恭敬。因为我看到他的一些诗后，把我激怒了，一时火劲上来，就写了封信给他（他认识我，在正定时见过几次面），对他也许是一种大大的刺激。没有答复我，也许他不会怨恨我的。”1952年2月3日的信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里被掐头去尾地摘出一节，加上按语，被认为具有“反革命”的意图，成为“反革命”定性的依据。
　　1948年8月初，我到了北京。在进入华北解放区的前几天，我把带在身边的所有诗稿寄上海复旦大学的郗潭封转胡风，没想到胡风替我增补了《鄂尔多斯草原》等编成《采色的生活》（列入《七月诗丛》第二集）。1948年下半年，打好纸型后胡风南下到香港，诗集直到1951年1月才由上海泥土社出版。1949年冬胡风催我为诗集写《后记》，我写好后，1950年春天鲁煤通知我到文化部招待所（东四头条）直接交给他，这才第一次见到胡风。
　　胡风穿棉衣服，一个人一间房。谈了很久，我谈了自己的情况。他肯定我有发展前途，鼓励我不管做什么，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诗。
　　同时见到大胡子柯仲平。柯仲平住在胡风隔壁。当时我超负荷地工作，实在太累太累。柯仲平来坐了一阵，高门大嗓地说：“好好写啊！……”我很感动。胡风不像柯仲平大声说话，他说话不多，很凝重，诚恳。我们彼此就像朋友，像诗友一样坦诚地交流。
　　五十年代初我还在部队。胡风住煤渣胡同人民日报招待所，与我家住的西裱褙胡同相距五分钟路程，有时就到我家留下吃饭。吴平不是烹调专家，但会做鱼。我在东北部队时，还写信告诉胡风招待所伙食不好，可到我家去改善一下。
　　1950年上半年，胡风住煤渣胡同1号人民日报宿舍，三居室中有他两间，还有小空间吃饭、待客。《文艺报》筹备时有他，《人民文学》编委也有他，但都是挂名，并没让他去编。直到被捕，他还是《人民文学》不上班的编委。我当时很幼稚，不知道政治的安排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实现。1953年后胡风在北海附近的太平巷买了一套四合院的房子，从上海把整个家都搬来北京，丈母娘、梅志等都到北京来了。丈母娘给他一家做饭，看孩子。
　　胡风是不苟言笑又谨慎的人。1984年春节期间一次要去丁玲家，他对梅志说：你说话太多，不要去。
　　我从东北回来后常去太平巷看望胡风，一个月至少有两三回吧，有时在太平巷胡宅还见到鲁煤、鲁藜、徐放、绿原、芦甸、严望、谢涛等。但徐放告诉我，他们还有更亲近的人在别的时间约会。绿原是1953年从武汉调中宣部对外宣传处。他一家都来了。
　　当年我对党是很信任的。到1953、1954年都这么看。但对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年就有些看法，有疑问，不赞成“工具论”，不能接受。后来我的罪状之第一条就是“一贯”反对毛的“讲话”。
　　胡风1953年举家迁京后没有正式安排工作，没有安身立命、发挥作用的生活条件。《人民文学》编委是个虚位。我想他曾有过巨大的苦恼，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不停地在屋子里急速地走动。有一回我问他：“胡先生，你的神经不会绷断吧？”他异常自信地说：“哪里会脆弱到那种地步，我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多大风暴也不能奈他何。”（原话已记不得，但意思和比喻是不错的。）在我的心里，胡风不论处在何种情况，都不大可能丧失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
　　当时他很失意。他肯定经过思考，才写三十万言书向上反映。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我没参与，参与者有阿垅、路翎、绿原、芦甸等人。
　　我希望少谈政治，多谈诗创作的得失。对文艺界的问题，我从不是回避，我率直强硬，毫不含糊。胡风或许觉得我、鲁煤、徐放和他们的观点有所区别，所以他们酝酿、成文，我和鲁煤、徐放没有参加。而芦甸、路翎、绿原等等参与之外，还有上海的几个人。（不知道贾植芳是否参与？）南京的欧阳庄也来参加，是个党员。我只希望谈创作问题，谈诗。我得知他们另有一帮人，对此很不谅解。
　　我是跟着一些诗人写起诗来的，从来不是按什么理论写诗的。胡风和我谈过，说牛汉呀，你是搞创作的，希望你全身心好好创作，不受干扰也好。有关理论上的问题，你不参与也好。理论界的争论与分歧，可以不去管，那些僵化的理论看了会扰乱了你的创作情绪。
　　有一次，好像是1954年深秋聚会时，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下班后大家习惯到胡风家里聚会。在座的有绿原、徐放、路翎、芦甸等。当时胡风的处境令人很伤感，他被摆在一边受冷淡。芦甸说：“文艺界对胡先生的意见和胡先生的愿望完全相反。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真让人气愤。在我的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恩、列、斯、毛、胡……”
　　胡风在房里走来走去，没阻拦，没表态。这么高的评价，我不可理解，我不同意，几分钟后说有事，退席了。我很伤心，拂袖而去。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诗作者，为什么这样提呢？！为什么要追求这些？有几个人拦我，我执意要走，也有几个人跟着出来。严望、徐放他们也走了，态度和我相近，不欢而散。我对胡风这种态度很难过，起码有三四个月再没去看望他，也不通电话。他们也不找我了。
　　我知道肯定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那天我拂袖而去的事（我知道是谁，但我不说），所以1955年第一个逮捕我，希望我好好揭发。他们说绿原是国民党特务，我了解一些内情。我却为绿原辩诬，说他根本没去中美合作所。阿垅也不是特务，他是为党工作。
　　胡风心目中大概认为我是个搞创作的人，不懂政治，直率，有个性，且去过解放区，对党有感情。我确实认为我们不该在政治上谋求什么地位，也不该把胡风捧得这样高！
　　但八十年代，胡风去世前说牛汉是个可信赖的人，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可参见《胡风传》）我从来没有胡说过。
　　在审判会上见到胡风，
　　我忍不住为他辩护
　　1965年冬，为了给我（还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提供一个改造的机会，让我去河南林县参加四清运动。临行之前，突然接到通知，我须先去参加审判胡风的会，还指定包括我在内的在京津的几位“分子”到会上作认罪的发言。当时心里很明白，我们几个实际上是充当陪斗的角色。
　　会场设在天安门附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大厅，四周是高高的一层层座位，中间的空地很像一个室内篮球场，大小也相近。我们几个是个别地被传呼进去的，由一位法警领着，发完言立即退出法庭。那天，我穿了仅有的一身多年来一直压在箱底的散发着樟脑味的深蓝色哔叽衣裳，领导告诉我，应当穿得整洁点。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的形象与胡风应当一目了然地有所区别。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法庭，四周是大海怒涛般的瞪得很大的千百只眼睛，似乎要掀起滔滔的巨浪淹没了我。我不敢东张西望。迎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孤零零站立着的人，这只能是胡风。他面朝着审判席。我向他认真地望了一下，比起十年之前，人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并不苍白，还是赭红色的，只是略有点发暗，与湖北长江沿岸胡风家乡的地脉的色泽十分相近。记得胡风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袄，出奇地肥大，几乎长及膝部，他的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拢在袖口内，过去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个闲散人的袖手习惯。许多年后我回忆起，判断可能是戴着手铐，他只不过把它遮起来。
　　胡风的整个形象使我感到震惊而又很陌生，不，“陌生”这词不太恰当，或许用“异样”、“变形”、“冷峻”等字眼较为贴切，他仿佛被什么浑浊的颜色浸染了好久。胡风侧过脸向我这里望了一眼，我们有一瞬间的对视。他神情的冷漠并不使我感到惊愕，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种冷漠，我从冯雪峰那些年的神情里早已熟悉了。冷漠的内涵是强烈的自尊，还有些难以察觉的轻蔑。我的心被猛地刺痛了一下，几乎倾倒。这是我被释放后，第一次见到胡风。
　　轮到我发言，我开始还照着稿子念，后来，我忍不住为胡风辩护起来。大意是说胡风的问题是文艺思想问题，胡风认为党偏听偏信了一些文艺界领导人的话。主审人当即大吼一声：“下去！”主审人立即停止了我的发言，不准我再说，轰我出去。这位主审人就是当年建议我把“牛丁”改成“牛汀”的人。真是说不清，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巧合。这次会上，胡风被判十四年徒刑，上边坐着周扬。
　　1982年，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我谨慎地跟胡风谈到这次法庭判决的情景，我对他说某某当时看到文艺界几位领导端坐在看席上。胡风蹙蹙眉头，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发言我当时听清楚了，现在全忘记了。”没有再说第二句。我心里知道他是绝不会忘记的。法庭最后宣布判决词，我们几个鱼贯进入大厅，被允许坐在一张长椅上，胡风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立在原处，双手袖着，微微闭着双眼，认真地聆听着判决词，记得他并没说话。法警随即把胡风带了出去。
　　散会后，我们几个“分子”一起走出了法院的大门。难得有这次久别重逢，不知由谁倡议，我们到前门西侧一家饭馆每人吃了一碗肉丝面，分手时并没有说“再见”。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再见”这个词的分量。那天芦甸非常激动，两眼总是泪汪汪的，不知道他当时心里翻腾着什么。我一生记着那一双泪汪汪的想吐诉心思的眼睛，可是从此就与他诀别了。我当时肯定也想了许多事，而且我们几个绝不会一句话不交谈，但是现在全已迷迷茫茫等于忘却了。
　　从年少时起，不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我一直尊敬胡风为先生，叫他“胡先生”。这个先生的称谓和它的内涵，不是几十年来已被异化了的那个表示人与人之间严酷距离的符号，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生。
　　胡风，在中国（不仅限于文艺界），是一个大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现象。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存在，有如天地人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梦，大诗，大悲剧。他给我最初的感应近似一个远景，一个壮丽的引人歌唱的梦境。那时我在荒寒的陇山深处读中学。即使到了后来，我结识他并经常有来往，虽然后来又有二十多年天各一方的阔别，这最初在心灵中形成的庄严的远景或梦境的感觉，仍没有消失或淡化。我一直感受着他穿透我并辐射向远方的魅力和召引，他正如罗丹的“思想者”，是个发光体。尽管面对面交谈，仍感到他的重浊的声音，他的花岗岩似的神态，他的个性的火焰，是从很远的一个境界中生发出来的，有一种浓重的饱含血性的氛围包容着我。上面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就来自这个近乎人类第二自然的感应。
　　当年作为一个渴求圣洁的人生理想的青年，为什么执迷般向往于他，并不是从他当年在文艺界的地位和不同凡响的理论受到了启迪，而是为他主编的文学期刊《七月》和丛书所体现的热诚而清新的风格所浸润和拂动，从中欣喜地感触到了那个时代的搏动着的脉息。连刊物的封面木刻画，编者简短的后记，一首诗的题目，对一颗稚嫩的心灵，都是异常新鲜和具有魅力的，正如构成远景的一个山势，一片林莽，一阵清风。后来，经历过人生的种种艰难之后，才逐渐地理解了他的存在的更为深厚的内容：他对于人生意义的求索，对于人类美的崇高的精神的歌颂，对于纯真的诗的敏感和热爱，对于我国新生一代作者的发现；从不成熟不成型的一首诗或一篇陌生的习作察觉到了真正艺术个性的萌动，从一小节闪光的诗或一段具有冲击心灵的文字，都能把捉到一个一个即将抽芽破土的种子，他的审美的情怀是土地一般温暖而博大的。
　　与胡风恢复通信
　　1978年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我走访过萧军许多次。胡风在成都的通讯处是萧军告诉我的。萧军还说，应该写信去，应该把《新文学史料》寄给胡风看看。
　　我好多年没有跟朋友们通过信。当时不论写信给谁，对我来说都不可随随便便，何况给胡风写信或寄刊物。但当时的形势毕竟已好转，人世间的生活与友情都渐渐解冻，又经萧军这么一说，我次日就给胡风寄了一本《新文学史料》的第2期，但没有另外写信，我只在封皮上写下我的详细的通讯地址。刊物寄出去之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似乎不是一本普通的刊物，而是一件可接通友情的信物，内心的激动比我几十年前作为一个练习写诗的青年，从苍凉的伏牛山区寄诗给《希望》主编胡风时还要惶惶不安，期待的心情也是相同的。
　　很快就收到了胡风8月16日寄自成都的信，署名是H·F。看到阔别多年一点没有变化的字迹，热泪止不住地流。胡风的信密密地写了一面，说收到了我寄他的刊物，“冯文有几处不符实际，在那种时候，他能这样写，已是难能可贵了”。他说的冯，是指冯雪峰。雪峰那篇文字是写于“四人帮”时期的真正的交代，有些明知是虚假的套话还是不能不写。如果雪峰能多活一年，他会重新回忆“左联”和有关的人和事的。胡风在信中还说，在“井中观天”时，曾写过些赠友的“韵语杂文”，可惜被抄走，以后再抄寄给我们，“以博诸兄一笑”。
　　从信的流利而刚健的字迹以及用语特点来看，我断定胡风写信当时的体魄和情绪还是好的。可悲的是一年之后，胡风精神上遭到病痛的折磨，写字仿佛失去了主宰，大大改变了他原有的字迹，连签名都似出自陌生人之手。这封信，我让全家人都看过，因为胡风这个“灾星”，20多年来跟我和我的全体亲人有着深深的牵连。但现在那种深重的基本上已成为过去的灾难，最终并未摧毁我们之间存于内心的友情，灾难反而使纯净的友情更添加了一层庄严而凝重的亲情般的内涵。梅志后来告诉我，胡风收到刊物，激动了很久，他从通讯处断定是我寄给他的。
　　我的回信除了简略谈到我当时略有改变的境况外，特意写了长长的一段有关路翎的近况，我还有意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番。我深深了解，多年来，胡风不管处境何等困厄，路翎肯定是他最为惦念和担忧的一个朋友。形象的真实可使胡风获得血肉的路翎，胡风对形象有着特别的敏感。我信中说，路翎几乎像一块岩石，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生命经熊熊大火之后留下了一片灰烬，冷冷的，很难再爆出熠熠的火星。我说路翎一家人困窘的生活最近有了些改善，他挂名在剧协，每月可领到80多元的生活费，自此路翎一家人早晨有钱买油饼吃了。我还在信中说路翎为剧协一个刊物看稿子，写不少意见。我没告诉胡风路翎当时诚惶诚恐写的审稿意见，看了委实令人难过，因为与世隔绝多年的路翎，诚实地努力地运用阶级观点分析评论他看过的文稿，就像他在狱中服劳役时写思想汇报的文字。从他当时的身心来说，短时期绝对不适于从事编辑工作。首先需要把他的被几乎摧毁了的精神恢复过来，把他失落多年的美好而智慧的灵魂呼唤回来。信寄走之后，我又后悔不该写关于路翎那些惨痛的情况让胡风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竟那么粗心，没有想到他们两人都是被精神的病痛折磨过多少年的人呢！
　　收到我的信后，胡风在回信中万分感慨地说：“真有死人复活之慨，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别的都能过眼烟云，但一念及因我而受累以致受害致废的心灵劳动的有生力量，总不胜万憾。”
　　他看到我写的路翎近况后，震动极大，使他“大出意外”，“多年来我总以为会给他以应有的维护和劳动条件，使他出世时带着难于估计的精神财富与人民相见”。他在信中还提到路翎在创作中“充满了对贫苦农民的感情”，说路翎的《王兴发夫妇》、《王炳泉的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等小说，“即使到1955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胡风对他几十年来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事业矢志不渝，他的热情还是非常饱满而热烈的。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胡风又说：“原来，我只想在余年里依然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但也许要改变主意了，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心有余力，我也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看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在屋内疾步走动、目光炯炯的那个浑身冒火的胡风；几十年的禁锢，并没有把他的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气质改变一丝一毫，看不出一点消沉情绪。当他回到人间，他不是在避开生活激流停船靠岸，而是准备迎着风浪张帆远航。他要“用去生命”为中国几百年来四个优秀的作家在历史的广场上树立高大的丰碑。
　　四五天后，又收到胡风一封信，主要谈的是路翎，是前一封信的补充。他日夜思念路翎，信中说：“这两天，加深了一个想法：他是否对访者能发生信任的感情。他和你们不同，是在井中坐了20多年的。以他的情况，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产生信任感的。所以，去看他，不是听他说话（他太难说话了）。说真话，不能有一点失真的表面话”。这段沉痛的话，与其说是他对路翎的深挚的关怀和理解，还不如说是他本人的内心的独白。他比路翎坐在井中的时间更长，再强悍刚正的生命，如磐的屈辱、孤独、悲抑、渴望也会隐隐地侵蚀着他的心肌，眼神里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冷峻而空漠的光（这种眼神，我可以从一千人之中一下子认出来）。20多年，难于望到几只信任的眼睛，听到几句真诚的实话。
　　胡风的身心经受过几次毁灭性的冲击之后，严重的幻听使他一刻都不得安宁，日夜都得听震耳欲聋的斥责声。几年之后，我问过他：“幻听是不是有中断的时刻？”他摇摇头说：“没有，连梦里都能听到。”令人感动的是，胡风1979年下半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没有一句谈到他的病痛和寂寞的心境，当时他没有对人生和世界完全失去信任感。只有绝望之后的冷漠才使人的灵魂战栗。胡风从来没有绝望过。这封信里，胡风关切地谈到鲁藜和绿原。我告诉他绿原在写诗，他感到振奋。他告诫我们：“应该不是写‘原理’，是写出我们这时代一些诗人的心灵。”这警辟的话，是他一向的主张，诗绝不能从理念产生，诗只能是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诗人心灵的律动。胡风最憎恶无动于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形式主义的制作又常常在外表上具有精致而炫目的效果，因此更须对它警戒。
　　1979年10月之后，再没有收到胡风来信。不久之后，听说他住院做前列腺手术治疗，直到翌年春天他到京之前的五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当时文艺界盛传胡风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胡风的许多好友都确信无疑。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应该参加这个重要的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胡风没能参加。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文代会之前，他要诚恳而坦率地向党中央呈送长达几万字的材料，心情是很开朗的。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1979年的健康水平。
　　与胡风重逢
　　胡风于1980年春来到北京，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时传说他的精神又分裂了，这就是说，这许多年里他的精神出现过多次濒临崩溃的危机。我总是不大相信，胡风的精神以及神经还会断裂？
　　当知道了我可以去看望胡风时（有关部门跟在京的一些“分子”打招呼，可以看望胡风），便先用电话和梅志同志联系，约定好去探望的日子。我是上午去的，骑车转来转去，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第二招待所。到门口已是上午10时光景了。梅志同志出来迎我，她对我说：“胡先生两次到门外去等候你来。”
　　梅志同志领我到他们的住处，胡风已立在门内。我们紧紧地握手，他的手还是有力的。我止不住涌出了热泪。坐定之后，我看清了暌别多年的胡风，他的容颜和体态较之我在那次法庭上望到的样子，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真正衰老了：背部明显地驼了，手臂枯瘦了，赭色的面部出现了许多灰斑，但是凝重的眼神里却多了些慈祥和温厚的光泽。胡风穿的一条化纤的半旧裤子，皱皱巴巴的，它显然伴着它的主人经历了不少个艰难的岁月。
　　我的变化想来也是很大的。1955年我刚刚过而立之年，现在是六十好几的人了。胡风凝望着我，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我一家人因受他的牵连而经受的苦难感到深深的愧疚。这许多年来，他常常怀念朋友们，说怀念也会给他以力量。他问到我全家人的近况，问得很具体，我老伴的名字和孩子的乳名都还没有忘记。
　　我对他说，国家的形势逐渐好起来，文艺界也一定会有转变的。我告诉他，王元化、曾卓和我已分别恢复了党籍。他说：“你们这些为党工作了多少年的人，情况本来清清楚楚，早该解决。”我说不但几个人能平反，整个案子也将能得到全面的了结。从他的神情感到他对形势和我谈的问题都并不乐观，他缓缓地摇了两次头。我说的全是真话，表面的安慰性的套话，我绝不说一句。胡风说他刚刚写完一份向中央呈送的材料，是有关部门要他写的。这个迹象当然是好的，中央已在认真解决这个案子了。
　　回忆起来，当时胡风的头脑并没有失去思维的能力。他话不多（我以为这不属于病态），思路总是清楚的。别人向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这几个字的词意是准确而有分量的。我想这是他多年来回答诘难时被迫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没有提幻听的事，大概发病时才出现这个症候吧。至于衰老瘦弱和许多事情你认为毫无问题，他却表现得疑虑重重，对胡风来说，这都是正常的。所有这些，我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
　　考虑到胡风的身体，我坐了约有一个钟头就告辞出来。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去看望他一次，不久胡风住进了医院。
　　自此，他的精神就一直没能再完全恢复过来。几个月后，全案得到了平反，他的神情和心境仍然显得那么沉郁与冷漠，很少主动讲话。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思维还是清楚的。这时我才相信，他过去说的话，他的神经的确是粗壮如缆绳，并与真实的人生和他在半个多世纪追求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世界紧紧相维系着。
　　胡风很深沉，不容易探寻他的内心。但他对我写诗有影响。胡风从来不和我谈毛、共产党，不说反党反毛的话。我的第一本诗集《采色的生活》是胡风给编的，亲自加了一些内容。那时尚未谋面，我终生感激他对我的激励与理解。
　　为什么要批胡风
　　和他周围的一些人
　　胡风在香港时，胡乔木、乔冠华、林默涵通过1947年、1948年的《大众文艺丛刊》好几期的主要文章集中批胡风。1947年以后，林默涵、乔冠华、何其芳等通过《大众文艺丛刊》接二连三地批评胡风这些人。解放后胡乔木执行这条路线，分析得很清楚，确定胡风是主要批判对象。1955年上半年，《文艺报》有一小本附册，是胡风对文艺界的意见，不是全部，是有删节的。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树鲁迅为旗手，实际上他是不喜欢鲁迅，否定鲁迅，反对鲁迅精神，要消灭鲁迅精神的，树鲁迅只是政治上的需要。这些情况，冯雪峰深深知道内情。1934年他当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时和遵义会议前的毛泽东有较多的接触，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1942年整风后，延安文艺界思想一致了，但国统区、大后方的文艺界和文化界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还不了解，要找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统一”，想来想去还只能是鲁迅。
　　有个例子也可以说明：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几个友人会面时曾给我们看过这封信。此信后转请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毛泽东利用鲁迅是公开的，光明正大地利用他。毛泽东的“讲话”和鲁迅精神是相悖的。鲁迅讲人性、人道、人情、个性解放，而“讲话”讲阶级性，没有个性、人性。
　　在一些人看来，鲁迅影响下的一批人和他的文艺思想是反着的。为了推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路线政策，胡风必然成为主要的批判打击对象。萧军1948年在哈尔滨已受到过批判。鲁迅身边的战友、朋友也统统被打倒：雪峰、胡风、聂绀弩、黄源、刘雪苇……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不剩一个，做得那么绝，真可怕。
　　这些话，2003年6月我在现代文学馆纪念雪峰百年诞辰的会上公开讲过，我讲的都是根据雪峰和我一起住“牛棚”时的谈话讲的。
　　此前“三联”有个座谈会，时间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的有邵燕祥，记得还有谢冕……我在会上也讲过。我1945年在城固青年会阅览室见到在重庆出的《新华日报》，才第一次看到“讲话”。我看了很多遍。他的“讲话”不讲人性、个性，只讲阶级性，我当时就打问号，就怀疑，不能接受。
　　八十年代后期见到北大教授吴组缃，他说“讲话”在重庆刊出后，文艺界开过座谈会，在会上，有不同看法。他不同意文艺完全绝对地为政治服务，否定人性、文学创作的个性。老舍的发言大体上也这么看（有吴组缃“日记”为据）。我说“史料”可以发，他说现在不是公开发表的时候。
　　再后来，见到北大的孙玉石，问有没有吴组缃“日记”，说没有。问有没有书信可发，也没见拿出来。我有所怀疑，我相信一定有，吴组缃不会随便说的。
　　谈这些都有必要。为什么解放后鲁迅的朋友都成了文艺界的对立面、反党的反面人物？这对思考所谓“胡风集团”问题有帮助。
　　1948年冬，在河北正定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在天主教堂的正厅开会。艾青发言讽刺胡风（说《七月》批评文章太粗暴）。虽未点名，但“编的刊物，不分青红皂白，像公牛闯进了艺术博物馆……”所指已经很明白。解放后艾青和胡风关系淡薄，但胡风去世他去送别，很伤心，尽管有隔阂。
　　艾青、田间是“七月”派最早的奠基的诗人，而不是胡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诗人。解放后艾青、田间与胡风少有来往，这和解放后的政治氛围、生存境况有关。
　　2004年，胡风女儿张晓风和我深谈过一次。我说现在写文章不应该还回避批评毛的“讲话”，我否定毛的“讲话”。我认为涉及到毛的问题也不必回避，应该毫不含糊。她态度不一样。我们谈不拢。他们认为胡风对党、对毛一直是肯定的，这一点不能动摇。后来胡风大儿子张晓山打电话要约我谈一次，我拒绝了。
　　不久前，梅志死后，胡风三个子女来看我，大家在一起照了相。对胡风的平反，我做了许多工作。《胡风回忆录》在“史料”发表。《胡风评论集》，他写了很长的“后记”，人文社社领导不想发，我坚持发这篇重要的“史料”，后报中宣部才批准。以后，见到当时的出版局局长王子野，他表示赞成我的看法。
　　我们对文艺创作有些一致的看法，形成堪称流派的创作群，但解放后，经过严酷的“运动”，看法已不一致。胡风上世纪四十年代作为鲁迅的战友和继承者，我是肯定的，尊重的。后来为他刊发与编印了“回忆录”、“评论集”、“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胡风诗选》（百花文艺出版社）。胡风的“诗全编”是我负责编的。出版社信任我，跟我联系，胡风家人也同意。但我不含糊，历史的肯定，现实的有不同看法。
　　我觉得有意见可以提，但动机不纯我不认同。我想丰子恺、沈从文，共产党都没有分配安排，甚至天津的孙犁，都不大参与政治，不是还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写出大作品吗？但在审判胡风的大会上，我毫不含糊地为他辩护。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听到了——停止发言，下去！我下去了。文艺界的人都在。成都时的胡风，我寄他“史料”，并第一个给他写信。胡风回到北京，我和老伴去看望过他。
　　阿垅诚挚，但比较固执，跟胡风的关系也不是很愉快。他在天津，但常到北京。从1949年就开始先批判阿垅，然后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
　　把这些人作为文坛的异己分子是很清楚的。沙鸥等人也批判过我。上面显然有安排。这些人政治上有表现。
　　1953年之前，舒芜在广西南宁中学当校长，绿原在武汉《长江日报》。解放初舒芜与胡风通信，跟我不认识。1944年在重庆舒芜由路翎引荐认识胡风，成了胡风身边最信任的年轻人。胡风的《论主观》发表前和他商讨过，但后来他不敢承认。《论主观》是针对1942年毛的“讲话”的。
　　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太功利了。只有阶级性，根本否定人性，人文精神都排斥了。但到现在胡风家人与舒芜也不敢说《论主观》是针对1942年毛的“讲话”的。
　　1952年，舒芜写了学习毛泽东“讲话”体会的文章，在绿原所在的《长江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很快加按语转发了。舒芜1938年在老家加入共产党，后来自首，整个支部自首了。建国以来，自首的性质和叛徒差不多。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隐患。舒芜内心恐慌。要发展，要有好前途就必须拥护毛泽东，跟着干。这是他“积极”表现的背景。1953年又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更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九十年代初，我跟他在电话里谈过他内心的真实情况，他回避。
　　舒芜肯定是上边对他做了工作，让他揭发“胡风集团”的内幕。1953年4月他奉调人文社古典室搞《红楼梦》研究。共产党是把他当“胡风集团”的“起义”分子看待的。
　　聂绀弩和舒芜关系不错，和胡风关系也好。绀弩因胡风问题被审查了一年，但最后没有定为“分子”。
　　舒芜交出信件是个大事件，证明“胡风集团”有人“起义”了。舒芜说聂绀弩同情他，我知道绀弩内心不是这样。我跟绀弩谈过。你舒芜交信考虑过后果没有？你舒芜交出的信，成为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主要依据。后果他知道，不仅仅是交材料，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怎么能这样？！
　　1983年，在中国作协开过有关胡风问题的座谈会。事后舒芜找过胡风，胡风没让他进太平巷的门。胡风拒绝见他。
　　1977年至1978年，绀弩在西城北师大女附中附近的邮电医院住院，我每个礼拜去看望他，也谈到舒芜。你舒芜交了信，“集团”定了性，“反革命”的命运就这样定了，你坑害了多少人。1955年他还到处在学校做揭露与批判“胡风集团”的报告，我后来看到这些材料。
　　“胡风集团”平反后，原来的“分子”们各走各的路，分道扬镳。我还是我，按我的个性写作，毫不含糊。
　　从“拘捕”到“隔离审查”
　　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是我被捕（1955年5月14日）前，在5月13日的报纸上看到的。
　　我被捕前人文社党支部开过两次支部会，在东四头条人文社的二楼会议室。王任叔（巴人）主持，冯雪峰没参加。我交代历史以及和胡风的交往后，张茜（人文社外文部编辑、陈毅夫人）约我在支部会后留下来谈话。张主动要我留下来谈。她说，牛汉同志，我想跟你谈一谈。说依她看，我和胡风的关系，主要还是文艺思想的问题，但要做诚恳而深刻的检查。
　　被捕前两天，她已知道我要被捕，又特意找我谈，她要我坐下来谈，说事件很紧迫，但我相信你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是反党问题，但问题得澄清与解决，很不容易，过程会很长。你一定要相信历史，会搞清楚的。你要有思想准备，接受考验，决不要失去信心。她相信我不是反革命。这次谈话让我感念终生。
　　我不相信我会被捕。在14日星期六中午吃过饭后还在人文社的院里和龙世煇他们打排球，回到办公室刚洗了手，衣服还没穿，中午1点来钟吧，被叫到二楼小会议室，见到公安部来人。人文社只有王任叔在场。他说你好好检查吧。
　　公安部来人宣布：从即日起，对你拘捕，隔离审查，你要好好交代问题。眼镜、钢笔都不让带。我下楼穿上白衬衣就被押上了吉普车。到了关押我的人文社新修的北新桥幼儿园才拿出拘捕证，有罗瑞卿的亲笔签字。我问拘捕时间多长，不回答我就不签名。来人只好打电话问，然后传话说一个礼拜（国民党时期拘捕时间24—48小时，没有证据就得放人）。我签了字。我说没眼镜、钢笔，没法检查。这才又把眼镜、钢笔取来。
　　幼儿园就一个看门老头。关我在最里边的西房里，中间的房子由公安部的五六个看守住。他们白天盯着我，晚上睡觉前把钢笔、眼镜都收走，白天再还给我。
　　第二天由专案组组长张泽光开始审查。当天就宣布纪律：不能随便走出囚室的门；出去大小便须有人陪。出版社的保卫干事洪峰陪了我三夜。
　　我写的第一份材料是为绿原辩护。证明说他绝不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他没有去，逃到外县教中学。还为阿垅说明是受党之命令打入敌方搞情报的。
　　第二天白天王任叔来看过我，楼适夷也来过。上面安排的，为了稳定我的情绪，交代问题。雪峰没来。
　　张泽光负责问话，旁边记录的叫王增铎。
　　看我的五六个人轮流值班，其中一个姓杨的四川人对我好。另一个东北姓张的对我很凶，凶神恶煞的样子，只差没有动手打我。晚上睡觉头顶悬着一百瓦大灯泡照着我。炎热难受，我用衣服包起来，他们不让。带队的是个连级干部。
　　拘留一个星期了，下午，我匆匆收拾好行李，对看守我的人说：“一个星期了，我要依法离开这里，再见！”他们上来夺下我的行囊，不让走出托儿所的门。我不服，一定得走。姓张的拿出手枪堵着门，要揍我。我说你敢！他们把门堵死，立刻去电话请示公安部有关领导。很快专案组组长张泽光几个人赶到，说这是党内的问题，审查完毕之后才能结束隔离。张十分为难，我不好再硬下去，便返回囚室。
　　放出来后，1958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报告，见到小杨，热情跟我打招呼：“听说你早出来了。”看来他们是属于中央警卫团的。
　　张泽光是“文革”中去干校前在北海桥上偶然遇到一次，说迟早会解决的（他1955年是中国科学院保卫处的处长）。
　　每次审查由王增铎做记录。一天写近一万字交代材料，写完后才准休息。
　　幼儿园有淋浴，睡得还算好。
　　在人文社北新桥幼儿园待到11月，因为幼儿园开始收孩子，便迁到顶银胡同人文社的宿舍继续看管我。这是个窄长小院，我住北房，人文社的干部王祖纪在西边大房子住。公安部那几个人还在。让我集中精力写自传，写了十四五万字。还是没让见家属，不让和家里联系。吃饭还是从饭馆买来，一荤一素。在小院子里能见到出版社的人，但不能对话，不准迈出院门。
　　在汉中陕西省第二监狱被囚期间，我高声唱《囚徒歌》；多少年之后，我在顶银胡同囚室里也唱。我唱《囚徒歌》没有受干涉。
　　国民党监狱可以与外界通信，看书。在顶银胡同仍没有书，也不让看书报。我每天不写检查时，就听声音。顶银胡同还能听见墙外（有一孔小窗口）胡同里的说话声。作家协会的人常打这儿经过，大声争论。有一次听到丁力说话。他们不知道我被关在这里。有时见厕所有擦过屁股的报纸，也翻一翻。有一次竟看到了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消息。
　　1955年冬至1956年上半年让我继续交代问题，写全面的自传。这时比较随便一点了。但家里还是不知道我被关在什么地方。这期间晚上睡觉老梦游，晚上老叫唤。他们怀疑我，问我是不是交代问题不彻底。我说明情况后，派了一个女法医来看，给我检查。我说1949年2月进北京城不久在协和看过病，有病历可查。后来这女法医又来，给我许多安定一类的镇静药，我没怎么吃。
　　1946年4月以来，我的梦游症一直没好，有时睡觉从床上掉下来。在干校时梦游跑到湖边坐下来。1982年出差到广东，晚上也叫喊。
　　到1956年夏天，我的问题轻松一点了。公安部和出版社王任叔等来看我，让我先回到出版社。王任叔和我谈话，还握手问好。后来知道，同时期曾卓、王元化也做类似处理。
　　这以后我就住到梯子胡同原来人文社古典部编辑杜维沫住过的房子，与现编室的王笠耘等住一个院子。公安部把我交给出版社，自行车也弄来了。公安部还到我家里拿了衣服等用品来，但还是不让回家，只是可以在附近转转了。我老婆也知道了，人还活着哩！有一次在北新桥散步时遇到人民大学搞经济学的李云，没说话。我不敢打招呼。后来提到这件事，他说他记得，回去给别人说，牛汉还活着！有时我有意骑车到王府井，老婆在那儿办公，但一次也没有碰到过。
　　1956年下半年，已经是冬天，有一天通知我从梯子胡同住处回出版社。王增铎审查我个把钟头，可交给我看的记录却有一大沓。我有点不相信，他让签字，我不签，我说看了之后才可以签。他们不让我看，我怀疑有鬼。我把记录抢过来，一翻，根本不是我的交代，是他们准备好的“材料”。我生气地说：“你们太胡闹，给党丢人！”我拒绝签字，并一式两份向公安部报告：过去的“记录”我从来不看一签了事，我相信党。我郑重声明，不仅这份材料我不签，过去签的，我也不承认。你们太卑鄙，阴险！我强调我过去的材料（记录）还得重看，重签。这是违法乱纪，请彻查！
　　“文革”前在西单碰到王增铎一次，打过招呼就走。“文革”后见到诗人张志民，说王增铎是造反派……升成公安部的司局级干部了。
　　前两三年，他要见我，说提供阿垅最后的声明。我拒绝见面，但阿垅的声明我在“史料”给发表了。主要说明胡风一案绝对是冤案。这声明也是对迫害的控诉。
　　牺牲个人完成党
　　1957年5月的一天，公安部通知我可以回家了，以后由派出所管。“你可以回家了！”有这话，我马上把小行李放自行车上就回家了。回到复兴门外铁道部宿舍（44栋），原来住三间房给调整为两间小房了。厕所两家共用。从拘捕到让我回家，整整两年。
　　当时儿子史果小，六岁多点，快上小学，问：“爸爸，这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你到哪儿去啦？干什么去啦？”抱着我，很高兴，天真。1950年12月，吴平骑车被撞，提前一个月早产生了史果。儿子自小体弱，常生病。
　　女儿史佳十岁，上小学了，比较谨慎，知道事多一点，看见我很伤悲。在我被隔离审查时没有给我发工资，家里全靠吴平。她一天只吃两顿，早上在家里吃，晚上再回家吃，没钱，中午不吃。当时吴平在铁道部高教处当副处长，工作异常出色，因为我的问题，一直没给升。她弟弟吴长庆在国务院统计局工作。1957年夏天，吴平父母（吴仲侯、疏真卿，疏没有什么文化，但相貌典雅）来北京看我们。她家原是大地主，有文化传统，吴仲侯武大文史系毕业，时任桐城中学校长。我买梅兰芳的戏票请老丈人丈母娘看（在中山堂演《穆桂英挂帅》）。我送他们去，看完后又接回来。他们到颐和园游览，我们都陪着。要回去了，我们给买了车票。我的工资降了三级，我降三级每月还有120多元。
　　回家后，吴平告诉我抄家的事。文稿、笔记本、书信都拿走了。来抄家时，吴平没吭声，铁道部说配合不错。30多年之后，抄家的东西大部分还了，现在还在家里堆着。我写给胡风的信有四五封未还。
　　三年困难时期，烟、酒、糖、肉、鸡蛋等等我都有。每月两条烟给了雪峰一条，酒全给了他。
　　已经知道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降级使用仍从事编辑工作。派出所每个星期都来人。我在家看书，不打扰别人。
　　1957年8月，社里通知我回社开支部会，说上面要求开支部会。徐达、陆耿圣、王士菁、王任叔、冯雪峰等都来了。说经中央审查，历史清楚，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我在会上只大声说了七个字：“牺牲个人完成党。”办公室一个女的（徐扬）批判我几句就散会。会开得很短。雪峰、王任叔始终保持沉默，一言未发。后来收到中组部的正式通知，时间是1958年2月（艾青也是1958年2月被开除党籍的）。
　　我被审查后，我母亲找过薄一波几次。薄一波说：“我说话没有用，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别人说不上话啊！”这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
　　薄一波后来也不好，我舅父对他们有看法——八十年代末，对他们把胡耀邦刷下去有看法。
　　我舅父家八十年代后不挂毛主席像。
　　我们家从来不挂毛主席像，发下来我也不挂。
　　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
　　是历史的，社会的
　　吴平这一辈子跟我受了不少苦。吴平1946年的毕业论文是翻译的长篇小说（十几万字），加一篇评述文字。1948年8月末，吴平到石家庄华北交通学院教英语，有两间住房，公家给雇了保姆。我好几次周末从正定华北大学，过滹沱河，走60里路去看她。那时没有车，要走五六个钟头。她也到正定来看过我。她身体不好，还要抱着毛毛（史佳），说我抱不好。她不会做衣服，不会干家务事，书生秀女。
　　一解放我在人民大学住集体宿舍，跟教务处与研究部的人一起。周末回家，在东交民巷北方交通大学宿舍（吴平是校长茅以升的秘书）。简陋，破旧，住楼下。
　　吴平外表沉静，但内心很坚定，有教养，民族古典女人的传统还有。1950年，我上班时住在铁狮子胡同4号，贺敬之住在3号。王昆听贺敬之说我老婆很漂亮，还到东单西裱褙胡同我家看过吴平。
　　在西裱褙胡同铁道部宿舍，住两间平房。集体厕所，茅坑。毛毛已三岁，放到人大托儿所，直到上小学。第二个女孩（1950年出生）因食物中毒而死。
　　1954年4月我家搬到复兴门外铁道部第三住宅区某栋，三间，厨房厕所齐备。儿子史果已四岁多，送铁道部幼儿园。
　　解放初吴平参加接收唐山铁道学院，半年后调到铁道部教育局，从副科、科长，做到副处（1955年）……
　　我1955年5年14日被捕，她并不知道。那种痛苦可想而知，但她强忍在心里，抄家时，她很配合。她也被审查起码一年。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被撤换了。
　　我被捕后吴平与孩子搬到铁道部二住宅区，44栋二楼，两间，一大（15平方米）一小（10平方米）。单独厨房，两家共用小厕所，有黑白电视（9吋）。这两年只靠她一人的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57年5月我回家时，她很冷静。她说准备好了，两间房都安排好了。我被审查时没有工资，她不知道我关在哪儿，只是换季时准备好我的换洗衣服交给公安部的人带来。生活困难时她一天只吃两顿饭。从1956年下半年起，每月给我30元生活费，1957年5月我回家时带回100多块钱交吴平，她说解决大问题了。我恢复工作后生活状况才改善一点，雇了保姆。
　　“文革”中，吴平因鲁煤写的大字报被打得浑身是伤，几乎被造反派打死，打了九次。鲁煤说她抄写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文革”后期，吴平在汉口铁路中学当革委会主任，后来任命为校长。
　　1982年搬到东中街42号，6门三楼两居室。
　　1988年春节过后搬到东八里庄北里。二加一。挨着的两居室加一套一居室单元楼房。
　　我和吴平都是离休，享受局级待遇。我工资比她多一点。
　　史佳1947年3月1日半夜出生。出生两个小时，组织上派人紧急通知我立即离开开封，说国民党正在搜捕我。我孑然一身，趁黑出城，到汲县避难。1950年，史佳上棉花胡同附近的人民大学托儿所（后成为华北局机关托儿所）。史佳在北师大女附中上高中，班上很多是高干子女。高中毕业让到云南建设兵团，史佳没有去。后来史佳去天水三线工厂当工人，考取了大学，因为我的问题，政审通不过，不让上。史佳要强，就在天水上了广播电视大学，后来又上北京人文大学。
　　史佳外语不错，陈早春（人文社前社长、总编辑）同意她当编辑，但李文兵（人文社前副总编）有不同意见，只好安排在外文资料室。
　　为把史佳调回来，我找了北京副市长王纯，三舅写了信给王纯。王纯说，还得加上出版社的报告，转中宣部贺敬之批。后来贺敬之批了，史佳这才从天水长城电子仪器仪表厂（上海内迁到天水的工厂）调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和贺敬之的私交还可以，老朋友交情断不了。贺敬之不可能从他固有的思维中挣脱出来，他办不到了。
　　1950年12月20日生史果。“文革”中史果到北大荒建设兵团待了七八年，在852农场。他跟部队的人学木刻，木刻作品在《人民日报》、《人民画报》都发表过。1875年我回来不久，1975年7月“四人帮”还没垮台，把他调回到北京煤气用具厂当工人。工厂在农展馆后面，我们家当时在复兴门外，他每天骑车上班，起码一个半小时路程。1977年为史果考大学去北京煤气用具厂开证明，不给开。史果1966年初中毕业就没有再读书。在工厂时，到北大进修半年，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后来到文联出版社当美编十年，现在准备提前退休，集中精力画画。
　　我对子女有点内疚，因我的冤案影响他们上大学。现在他们的孩子大学毕业了。史佳买房我给了六七万（复兴门外）；儿子的房我也拿钱。孙女史默上学，一年补助一万。史默北京联合大学商学院电子商务专业毕业，考试总在前两三名，现正准备考研。外孙女郑汸，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学财经，毕业后去美国杜克大学读博，一年多后回来。
　　我的二弟史光汉，天水地下党员，解放后当文工团团长、县委宣传部长，后被划成“反党集团”分子，右派，1958年劳动炼钢铁时被一堵墙砸死了。
　　我的三弟史昭汉，参军，受牛汉事株连，送北大荒他不去，回老家天水，考取甘肃工大（兰州）。毕业后在天水工厂里当工程师，肺病死了，活了58岁。1989年12月，当我正写回忆文章《一斗绿豆》时，三弟正在咽气。我知道后写了几句“附记”感叹：“呜呼，人世间竟有如此奇巧的悲剧！”
　　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我的诗不仅是抒发我个人的悲痛，是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后果。一个人的命运身不由己，是荒谬的历史的罪过。我的诗不是歌德派的，我一辈子几十年都吟唱苦难，其中有民族的正气，与人类的永恒精神。
　　所谓“胡风集团”的人，这几十年来不少“分子”已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这是正常的。包括有的“胡风分子”走政治的路，当然能当官。许多人原先跟我好，他们政治上“进步”了，后来就“超越”我了。当了官就不敢讲真话，这是一种堕落。还写什么诗？！
　　在所谓“胡风集团”中，我最感念佩服的是阿垅
　　在所谓“胡风集团”的一伙人中，我最感念敬佩的是阿垅。胡风是前辈，是一个象征。从感情上，让我最感到真诚的人，最佩服的人，是阿垅。阿垅给我的感受特别难忘。阿垅对诗、对人生，都十分真诚，给我圣洁的力量，我一生忘不了他，不能对不起他。包括天水诗人安芮。他们死了，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是替他们活着，战斗。
　　最早知道阿垅，是1941年左右在《诗垦地》上，他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曾用笔名S。M。等。后来看他的诗、报告文学。他的诗不是政治口号，有激情，很热诚，很真诚，很深厚。他的创作有个人的真实人生体验。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有脾气。他在别的刊物也发东西，发诗，和其他题材的东西。比当时的绿原和我都更有成就。
　　我跟阿垅的见面是在见胡风之后。大概在1950年左右，他从天津来北京看朋友，带着一个男孩，住我们家。当时是在西裱褙胡同，我跟老伴和孩子住一间，他和孩子住靠东边那间房，住了两天。他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他当时在天津文联工作，当过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当时，《人民日报》对阿垅进行了批判，他做了检讨。
　　1952年前后，在胡风北海后边的太平巷家里有一次聚会，又见了阿垅。这一次给我印象很深，并不是胡风说什么他就点头。他跟胡风辩解，自信，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这让我看出，胡风周围的人，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胡风政治上谨慎，阿垅更率直。
　　跟阿垅的接触不多，就这么两三次，但跟他的接触让人有一种感觉：他的神情总是悲抑的。我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大笑，但性格并不是消沉，像一块石头，有金属的分量和光彩，很难撼动他。
　　我们有过通信。我在部队时出了书，寄给他。我的一本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大部分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写的诗，寄他请教。他不像别的人那样只赞扬、肯定，有批评。说得很诚恳，说结构不完美。
　　阿垅一生在感情生活上、社会活动上，非常曲折。阿垅参加过黄埔军校，抗战时期，也参加过上海保卫战。抗战初，他在延安上抗大，后因为生病，到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治疗。党给他任务，指派他到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去，给党提供机密情报，是被派打进国民党里的。他主要在江浙一带活动。他默默地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为党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在1955年所谓“胡风集团”事件中，却被当成特务。1967年他因骨髓炎病死在天津的监狱里。阿垅这个事，黑白颠倒，最令人气愤！
　　阿垅是非常正直的，我很敬仰他。阿垅现在平反了，但作为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血泪。郗潭封跟我谈，要我反思。我领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不能狂躁，不能过于简单。
　　第一次知道阿垅被捕后在狱中的材料，是听贺敬之在1982年或1983年在中南海西门中宣部开的成立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会上讲的。当时去的人很多，老人都去了，我去了，唐弢也参加了。贺敬之在会上讲，看到阿垅写的最后一份材料，哭了，流泪了。贺敬之是在中宣部看到的。后来持有这个材料的王增铎要来见我，我不见，叫他交给“史料”发的。材料写得很真实，是原件，发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上。信不长，看一看，就能看出阿垅是什么样的人。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是原有的，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
　　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
　　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
　　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像现在这样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五八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陷于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1965年6月23日
　　这是阿垅在被捕审查期间所写的申诉材料。当时他重病在身，两年后即死在狱中。
　　阿垅在牢里写的这篇短文，完全超脱了，不顾一切，坚持自己的观点。像这样的文章，我没有写过。我没有像他这样看得全面，把这个斗争，彻底否定。他可以把历史颠倒过来，在大是大非上不含糊。所以我常常在心里默念他，他的人品、文品是影响我最深的。有一次，我看他的诗，然后写了这样的话：“又一次看阿垅悼念亡妻张瑞的长诗。仿佛切开通向心脏的大动脉，流啊流啊流啊，直到全生命的血流尽了，这首诗才戛然地结束。”
　　阿垅是我最难忘的人。做人做事不能背叛，给我很强烈的力量。但阿垅不是完人，他有偏激的一面。他不是四平八稳，从他写的文章能看出来，批评人有点偏激。在上海时批评人有偏激。他不是简单的为政治，是个人的真实的感悟。他就是一个人。每个作家都有独立的个性。我的个性跟阿垅有某种一样的地方。
　　八十年代，没有到九十年代，在天津开过一次阿垅的追思会。鲁藜还活着，也去了，那次开得很好，开了两三天。
　　跟阿垅的儿子有往来。不太熟悉，他来过东八里庄我的家，快七十了吧，抗战时生的。
　　阿垅的选集我们社出过一本。后来他的稿送到编辑部，一直压着。我跟王清平说过几次，但总编辑那一层对阿垅有偏见。后来绿原也提出意见，现在才出，压了十年八年。阿垅的作品不十分多，但他的诗有三五篇能留下来。《白色花》这个书名，就源于他的《无题》一诗的末节：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现在所有的选本，所谓的经典，都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经典。受体制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影响，不能代表历史。我们每年到张仃家聚一次。今年，2007年也聚了。屠岸去了，谢冕去了，也有一些年轻人。大学里的一些人，不愿在体制内活得安稳的，都走了。体制不容他们存在，他们的观点受到限制。北大也是这样，首师大好一些，对诗歌界了解。中国的当代的诗歌史，应该有一个大手笔来写。
　　路翎：文学史上应该留名的人
　　我跟“七月”派的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当时我只是一个“七月”派的追随者。路翎成名很早，20岁上下，是公认的有才气的作家，也被朋友们认为在“七月”派里是有成绩的人，自己很勤奋。他的小说《财主的儿女们》、《洼地上的战役》很有影响。解放后他就不写诗了，但早年肯定写过诗。路翎在当代文学史上应该算是能留下一笔的人，当然没有胡风评价的那么高。
　　1950年下半年第一次见到路翎。他住在东单附近青年艺术剧院的宿舍，跟我住的地方较近，我去看他。他的老婆是做电台技术工作的，也在家。后来，我们常见面了。除了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下班后到胡风家里闲聊外，我、徐放、鲁煤、路翎，我们四个还常在一起聚。我、徐放、鲁煤，我们三个都是华大的，他们比我早一些到华大。抗战后期，我曾给徐放寄过一首诗：《老哥萨克刘果夫》，他很喜欢，登出来了。我们大多时候在苏州胡同徐放家聚会，很少到路翎家。徐放住人民日报宿舍，条件比较好，我们一般在徐放家吃饭。
　　在胡风家里聚会时，大家随便谈两三个小时。路翎性格开朗，又说又笑，笑声最大，但他心里清楚。路翎有自己的看法，不随便附和。在徐放家会面时，也是随便聊。路翎很会编故事，有声有色，大家聊得很愉快。路翎机灵，开朗。一米七左右的个，穿老百姓的衣服，比我还马虎，吃什么都香，身体很壮。
　　我跟路翎的家距离不远，我经常到他家去看看。1955年后，两家的命运都多灾多难，我们难以见面了。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知道，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五十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碰到过一次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在我之前，曾卓去看望过他。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到了芳草地那里，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那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单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的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还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近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
　　我断定这多半就是20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影影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的真身，不是梦。
　　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辨认出来。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时的面孔与神情，你得学会用想象“老化”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眼睛就是又深又暗的。年轻时路翎有大而亮的眼睛。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开手臂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而清醒地对我说：“你不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教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
　　回答得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我的心酸痛起来。我拉着他的手到床边并肩坐下。
　　这时，我看到了他家的情景：正面是一张大床，旁边靠西墙是一张单人床，单人床的一半伸进一张方桌的下面，睡在这张床上的人（就是路翎）得把腿脚伸到桌子下面。地当中一个煤炉，有一大堆煤灰，靠另一边墙下有一堆白薯，还有两个粮食口袋。屋子里高高横着几根铁丝，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因为家里没有衣柜。没有凳子，也没有皮箱之类，有几个衣包摞在大床的墙角。我和路翎坐在单人床的床沿上。两张床的边上都浮搁着几张干干净净的麻袋片，想来是怕把床单弄脏。
　　生怕他又梦一般消失了，我一直紧握他的手。我看着他，他并不看我。我问他：“身体还好吗？”“还好。”他的嘴撅得很高，不住地嚅动着。牙齿一定已七零八落了，面颊陷落很深。曾经在朋友中最有魅力的大眼睛，如今就像湖北省咸宁那个干枯了的向阳湖。沉默了半天，他从床上拿起一个装旱烟的柳条笸箩，用一小块报纸卷了一个大炮，默默地抽起来了。
　　路翎的帽檐压到眉头，看不太清楚他的眼睛。我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由着我，只顾有滋有味地抽他的烟。他的头发半白，有些稀疏，如秋天枯败了的草。20多年前，他的头发又黑又浓，讲话时头发有如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
　　路翎对我说，他去把余明英喊回来。他习惯地又把帽子戴在头上，慢慢地走出家门。不一会儿工夫，余明英和他一块回来了。余明英变化比路翎小，一眼还能认出来。她赶忙用一个粗瓷饭碗给我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好多年没有茶杯了。”她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搁在方桌上，打开，里面是些没有包装的北京人叫粽子糖的糖块，“牛汉，吃糖。”我没有心思吃糖。
　　沉默一会儿之后，我问他们家孩子们的情况。她长长地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儿。”我也把我们家这些年来的状况略略说了。两家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余明英与我谈话时，路翎一个人咯嘣咯嘣地吃起糖块来，他一口气把十几块糖几乎吃光了，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好像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面孔毫无表情。他一定好久好久没有吃糖了。连我都想象不出来，路翎这许多年来是怎么苦过来的。他的性子比我还暴烈，因此，比我经受的苦难要多。现在他全靠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
　　这时，我突然发现，路翎家里看不到一本书。我就问路翎：“书呢？”余明英代他回答：“早没了，一本书不剩了。”我又问：“他自己的作品也一本没有了吗？”还是余明英回答：“一本书也没了。”她没有做任何解释，何必解释呢？我对他们说，我家还有一些路翎的书（我老伴千辛万苦保存下来不少书），下次来时把它们都带来。路翎仍安静地坐着，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些年来，路翎不但跟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跟书也不发生关系了。他真的把自己用血和泪写的作品，以及书里的那些与他的生命同在的人物都忘记了吗？这不止令人感伤，简直是想象不到的事情。过去朋友们在一起时，路翎的话最多，也最吸引人，谈他的作品，谈他遇到的有趣的事。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眼前的这个路翎是一座冷却已久的火山。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
　　我告别时，路翎和余明英送我到院子大门口。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两三天后，我把家里找到的路翎的作品送给他，其中有《在铁链中》、《朱桂花的故事》、《求爱》、《财主的儿女们》（下册）等五六本。我写过一首诗《你打开了自己的书》，收入拙著《温泉》中，记下路翎当时抚摸自己的书，全身颤抖不已的情景。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已忘了，是写路翎回家那几年，他固执而焦渴地到阳光下面行走的姿态，现在只记得其中的八行：
　　三伏天的晌午
　　路翎独自在阳光里行走
　　他避开所有的阴影
　　连草帽都不戴
　　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
　　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
　　他的性格孤僻的女儿
　　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
　　这次见路翎的情况，我给胡风的信里提到过。胡风接到我的信后，给路瓴写信、寄钱，经济上支援路翎。胡风一直很看重路翎。
　　八十年代，我帮路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财主的儿女们》，解决他的一些经济问题。编《中国》时，我还发过他一篇类似小说的文章，我只想表明两点：路翎还活着，路翎还在写东西。
　　路翎后来慢慢恢复了一些，但他好像没有完全清醒；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那个曾经笑声很大的开朗的路翎再也回不来了。他晚年写诗，寄给我一些。有一次，我到虎坊路附近他家去，他为了表示对我好，给我倒了一杯水，杯子里泡了半杯巧克力那样的东西，稠得像粥。我说：“路翎，你看这怎么喝？”我那杯水，分成四杯才能喝。他那样做，我很感动，也很心酸。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那么年轻一个人，1955年被捕后，被关在牢里，成了这个样子，真可怕。他有时也出去散步，但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女儿老跟在他后边，就是有点神经病的二女儿。解放后刚进城时，我看到他的这个女儿，很天真。但经历那么大的灾难，二女儿精神不太正常了，大女儿还正常。
　　路翎是1994年去世的。他起床时摔了一跤，血管破裂，当天送去抢救，没有抢救过来。
　　遗体告别我去了，就在八宝山。看着躺着的路翎，觉得很别扭，很难过。他没有穿平常的衣服，穿着从寿衣店买的东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鞋，鞋底还有花纹。路翎就穿着这样的一双鞋走了。
　　曾卓：总张开双臂拥抱朋友
　　曾卓，原名叫曾庆冠。1939年开始在重庆、桂林等地报刊上发表作品，1941年在重庆参与《诗垦地》丛刊的编辑工作。
　　曾卓早年的诗，我喜欢。我是在《大公报》上看到的。曾卓在抗战前就发表诗，成名早。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看见过一个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在昏黄的油灯下朗读曾卓的诗：《来自草原的人们》。他那有着飘忽感的凄切的辞藻的很美丽的诗句，使一些在寒郁的生活里初学写诗的人觉得异常亲切，触动了他们稚弱而灵敏的神经。
　　我当年读到曾卓的《母亲》就有过这个感觉。记得我读过后不久，写过一首相当长的诗献给我还在敌占区的母亲。这首诗登在西北大学一个文艺社团的墙报上，当时流落在陕南的朱健看到时对我说：“写得像曾卓的诗。”我感到有几分得意。我曾看见过不少初学写诗的人写得很像曾卓的诗，因为年轻人能在曾卓的诗里发现或感觉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有一些诗人却无法模仿。这或许正是曾卓的弱点。但流落在他乡遇到苦闷与寂寞时，是宁愿读曾卓的诗的。他给人以兄弟般的慰藉，“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当然，我们当年也喜欢读田间的跳跃的诗，它们能激起我们另一种更为热烈的近乎复仇的情绪。
　　曾卓在《诗垦地》很活跃，但胡风对他有偏见，《七月诗丛》第一集没有选曾卓的诗。胡风认为在抗战时期，曾卓太强调个人的感情了。
　　这对曾卓的打击太大，曾卓后来十多年不写诗（我估计1942年后没有写）。曾卓跟我谈过几次，胡风对他有伤害，不理解他。我一直对曾卓的诗有偏爱，包括对他的人。人跟诗分不开。后来我编《白色花》时，我选了他八首。我把我的理念放在选诗上。阿垅选了十二首，绿原选了九首。（诗主要是我选的，因为绿原应该算我的前辈，出名也早，所以序是他写，名字也排在前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47年夏天在南京中央大学。当时组织上叫我到南京、上海去找适当的工作。我到南京找到曾卓，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快毕业了。曾卓是一个老党员，是地下党，但不是板着一个政治面孔，很亲切。我也是地下党，但我们都不透露，就谈诗。他陪我到南京夫子庙，请我吃炸豆腐，还带我到秦淮河去玩。曾卓很重友情。我们一共玩了两天。
　　上面对我有指示，想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的一个图书馆，但没有成功。
　　1953年秋天和曾卓又见过一回面，然后我们都成了“胡风分子”，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曾卓在夏天来到北京。我们的容貌与举止都有了令人感叹的变化，这是可以料想到的。朋友中外貌变化最大的是曾卓（当然还有路翎），然而从精神上看，变化最小的却也是曾卓。见面几分钟后就可感觉出来，他还是大声地讲话，听你说话时很专注，谈话时也很专注，握手很有劲，走路的姿势还是年轻时那么洒脱。他走得沉稳，上身微微朝前倾，步子的跨度很大，似乎老在向前赶路。他有着因多年奔波流浪，在外形与姿态上留下的那种难以消失的气度。
　　也就在这一次见面时，他随身带来了20多年来默默地写出的厚厚的一叠诗稿。字迹不羁而流利，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他写过工整的楷书。在已经翻看得卷了边的诗稿中，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悬崖边的树》、《我期待，我寻求……》、《有赠》、《给少年们的诗》等几十首诗。我当时也整理出几首在湖北五七干校时写的诗，请他也提些看法。我们仿佛又变成了初学写诗的人。我的诗，不但数量比他少，而且诗的形象与情绪远没有他写的那么昂奋与委婉，我写得相当艰涩。然而不谋而合，都写了悬崖边的树，写了天空翱翔的鹰。诗里都充溢着期待与信念。他的《悬崖边的树》，朋友们看了没有不受感动的。他用简洁的手法，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那“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首仅仅20行的小诗，其容量与重量是巨大的。我从曾卓的以及许多同龄朋友变老变形的身躯上，从他张开的双臂上，确实看到了悬崖边的树的感人风姿。那棵树，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假如灵魂有形态的话）。因此，一年之后，选编20人诗集《白色花》时，我和绿原最初曾想用《悬崖边的树》作为书名。我们觉得它能表现那一段共同的经历与奋飞的胸臆，是一个鼓舞人的意象。
　　1981年6月中旬，我与杜谷从长沙到达武汉。曾卓本来发着高烧，病卧在医院里，但他硬是挣扎起来到车站接我们。我们发的电报措辞欠明确，害得他与天风同志过江到武昌站，在月台上呼喊了好一阵，寻找了好一阵，不见我们的人影，又赶紧返回汉口站来接。在汉口车站狭窄的出站口，熙攘的人群中，我一眼就望见了曾卓（我个子高，望见他张开的双臂）；他也认出了我们，大声喊着我们的名字。当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因疲惫而显得格外苍老的面容，我的心里有着深深的（准确地说是沉重的）感激与不安。难怪绿原不止一回对我讲过“曾卓是个钟情的人”。
　　曾卓很看重友情。八十年代初，他第一个去看路翎。邹荻帆去世时，他马上从武汉赶到北京的协和医院。我们都想不到他会来。他不是写个信，或者打个电话，他要亲自来，很重感情。写诗的人就应该重感情，不重感情写什么诗？
　　八十年代我到过他家在汉口的老房子，书很多；后来又到过他在武昌的新家。房子比我宽一点。曾卓在武汉很起作用，跟年轻人关系好。他的发言，跟我差不多，感性的。
　　我编《中国》，给他写信，请他写诗，他给我写了。我为三联书店编诗丛，也有他一本。我给他写了几封很重感情的信，他可能留有底稿。我没有留底稿。我跟他有在一起的照片。
　　曾卓的诗写得美，人也这样。曾卓生活上很随便，精力充沛，身体很好。九十年代在海南海口开会，还专门爬楼给我看：“牛汉，你看我的身体。”他一米六八左右，跑得很快。那一次，我还跟他一块到他在海南大学教书的女儿的家。他女儿也参加我们的会——海南大学组织的关于诗歌的会。他的这个女儿2006年去世了。
　　曾卓在政治上比我稳当。比如开诗歌会，他会跟地方上的党政都保持联系。讨论他的诗，他也要请官员。他处理社会关系得体。邹荻帆、绿原、曾卓他们的关系更近。曾卓有一次还跟老婆到美国去玩。他也访问过南斯拉夫，当时也让我去，我情绪不高，邹荻帆去了。
　　曾卓2002年去世。我们最后一面是在2001年北京的一个会上，我还给他画了像，后来发表了。像画得不像，但神态很像，一分钟就画了。那个时候就很瘦，但他平时很像运动员。
　　他的遗言写得好：“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他夫人印在卡片上寄来给我，还有曾卓的一首诗，以及曾卓的签名。曾卓是个非常重感情，非常真诚的人，对爱人、对诗都很钟情，到死还是诗人的风度。
　　我写了悼词，在报上发表了。
　　1980年曾卓曾写过一篇散文，结尾是两句诗：“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
　　假如为曾卓塑像，这个张开双臂的姿态，我以为是很能概括他的个性与精神风貌的：是寂寞中呼唤爱情的姿态，是在风暴与烈焰中飞翔的姿态，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态，是受诬的灵魂燃烧的姿态。当他张开双臂的同时，他的眼里噙着泪（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泪流得最多的一个），他的嘴里唱着歌（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歌唱得最多的一个，不论是悲歌、恋歌，或是凯歌）。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总是因期待与追求而震颤不已。而这些，一般雕塑家是难以表现在固体的形态中的。
　　曾卓已经去世几年，但我忘不掉他。
　　最近上海复旦出了刘志荣写的《潜在写作》，写到建国后的老作家：沈从文、无名氏、胡风，也写到绿原，写到我，还写到曾卓。
　　注：“胡风集团”　指“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此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的第一大冤案。
　　胡风，生于1902年，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为追求进步的青年。1926年肄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1929年后赴日本留学，加入了日共、“左联”东京支部和日本反战同盟。1933年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49年9月，胡风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解放后担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委等职务，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以前，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有过多次批判。如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指出：胡风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不服，在1954年7月22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批评进行了反驳。
　　1955年5月初，毛泽东在审阅舒芜交出并整理的胡风信件后，指示中宣部、公安部成立　“胡风反党集团案”专案小组。毛泽东并亲自决定在1955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这些信件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评》。随后，《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在5月24日、6月10日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这三批材料并很快被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由此，原先一直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文艺思想斗争，演变成为在全国展开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披露：“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1955年5月16日，胡风在北京住宅被捕入狱。两天之后，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做出拘捕胡风的决定。胡风被监禁10年后，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65年11月26日判处14年有期徒刑。10年已经过去，所余4年监外执行。当年12月底，胡风走出北京秦城监狱。1966年“文革”开始后，胡风、梅志夫妇被送到成都以西的芦山县苗西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粉碎“四人帮”后，胡风于1978年被释放出狱。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在政治上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1986年1月，中共中央公开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政治历史方面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为人民共和国第一大冤案彻底平反。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文艺的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
　　2006年2月1日一稿
　　2007年8月5日二稿
　　（本篇选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全书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原载：《当代》200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