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从原罪的背负者到知青一代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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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643px][tr][td]邓贤：从原罪的背负者到知青一代的代言人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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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邓贤，中国当代著名纪实文学作家。1953年生于成都。曾在云南边疆当知青七年，1977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其后留校任教，现为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 　　《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落日》、《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大转折》等。 　　著名纪实文学作家邓贤的新作《大转折》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上月底举行的成都书博会上受到了广泛关注。邓贤以写作知青题材和抗战题材而著称，《大转折》则聚焦于国共内战，显然，最能勾起他创作欲望的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邓贤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之家，7年知青生涯后考上云南大学，他的《大国之魂》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描写“中国远征军”的作品，《中国知青梦》等作品则为他赢得了“知青代言人”的称号……在成都书博会上，邓贤向记者娓娓讲述了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梦断乒乓球 出身粉碎冠军梦 　　文革爆发以后，邓贤升入中学。他获得了两届成都市中学生乒乓球团体冠军，并进了省集训队。集训快要结束的时候，军代表跟邓贤谈话，开始就背了一串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邓贤脑子一蒙，他知道，这些语录是有针对性的。军代表说，现在正式通知你，经过审查，你这样的家庭出身，不能进乒乓球队，你需要重新回去改造。 　　邓贤的祖父张松樵（又名邓旋宗）是民国时期武汉著名的实业家，从7岁进城讨饭，通过自己的奋斗建了七个纺织厂。邓贤的父亲参加过抗战，当过中国驻印军战士。而邓贤外祖父的叔叔石凤翔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中国纺织工业教育的先行者。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嫁给了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文革”开始，邓贤家里亦遭抄家。 　　性格早熟、力求上进的邓贤在学校一直很努力。尽管家庭此前已经多遭变故，不能进乒乓球队的打击对他来说仍然是晴天霹雳。1973年，兵团领导让邓贤去参加云南省运会，但是，过重的家庭出身包袱使他选择了拒绝。多年后，乒乓球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他曾和瓦尔德内尔过过招。还有一次，他“对阵”韩国乒乓球名将安宰亨，安宰亨开始连皮鞋都没脱就上了场，结果第一局稀里哗啦就败下阵来，安宰亨重视起来，脱皮鞋，脱衣服，拉开阵势打，这才挽回一些脸面。 　　心灰意冷之下，邓贤放弃了留在工厂做工人的机会，报名“上山下乡”。 　　1971年7月7日，邓贤与其他1200多名知青一起，登上了开往云南的列车。此时，成昆铁路开始试运行。他们已经被告知，边疆建设兵团“不招工、不招干、不招兵”。时至今日，邓贤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一天本来天气非常好，但是火车要开的时候，就下起大雨来了。“火车一动，整个车站哭声一片，我就看见我母亲和弟弟妹妹被人群挤来挤去……一种生离死别的情绪涌上心头，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前途未卜，我不禁悲从中来，躲进厕所嚎啕大哭了一场。” 　　两天以后，火车到达楚雄，他们又改乘大卡车。经过6天汽车颠簸后，到达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怒江以西，南望缅甸。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13万知青，分别来自重庆、成都、昆明、北京、上海等地，尤以上海知青为多。邓贤所在的是云南建设兵团3师10团3营5连，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小波则在同一个团的三营二连，和他隔了一条河。 做知青 一人喝光一碗油 　　到连队20天以后，邓贤被任命为副排长，然后就去放牛。他经常把牛赶到与王小波所在的连队隔河相望的地方去。后来邓贤当司务长，王小波在后勤，邓贤去打米时遇见过他。“王小波外号叫野牛，瘦瘦的，其实一点也不野。” 　　放牛期间，邓贤曾多次抱着刚出生被母牛遗弃的小牛，一路翻山越岭几十里路赶回连队，以救小牛一命。为此，他受到师部的通报表扬。上山伐木，采石头，参加大会战的邓贤入了党，这是邓贤整个家族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还被评为全省的知青标兵，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榜样，并提干当上了指导员。邓贤觉得，自己无论如何算是改造好了。他参加了1973年的高考。录取的时候，成都体育学院看到邓贤的简历后如获至宝，直接来兵团要人。师党委专门做了决议，让营长向邓贤传达，营长告诉他，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永远不可能上大学，因为你家里面都是大学生，现在要让贫下中农的子女去上，你觉得对不对？邓贤只好说对。 　　1975年的一天，邓贤在工地上读报纸，读到当年和他一起在四川乒乓球集训队受训的女队员，著名学者杨明照的女儿杨莹，代表中国第一次复出参加世锦赛，和朝鲜的朴英玉一起获得了女子双打世界冠军。“我当时差不多立刻晕死过去。因为不是我不努力，也不是我不优秀，而是先天注定了我是一个背负原罪的奴隶娃子或者贱民，你再努力也没有用。” 　　物质的短缺也成为了困扰知青的问题。那时，身高1.74米的邓贤体重大约才100斤。到山上伐木的时候，他们一个人扛着大约两百斤重的湿木头，翻一座山后把那个木头从山道上推到公路上，然后用拖拉机拉走。背木头的时候，邓贤把全部力气都用在肩上，每次扔下木头，人就快虚脱了。每次吃饭，大家都特别能吃，因为没有油水，吃过饭干一会儿活就饿了。 　　邓贤回连队去催给养的时候，当时的知青团支部书记看到他们的指导员从山里面下来，完全像一个非洲的难民，衣服又脏又破，整个人骨瘦如柴。他对邓贤说，他们还吃剩下一碗油。这碗油里面有狗油，有花生油，还有一点点猪油。邓贤见到油的时候两眼放光，在很多知青的围观下，毫不犹豫地喝了个干干净净。他觉得。这碗油喝下去以后太舒服了，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响了一阵，也没有拉肚子。后来，他在《一碗猪油》中回顾自己的感觉是，“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而且这种状态至少持续了3天”。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对未来的绝望，使得兵团非正常死亡很多，尤其是自杀率很高，十年下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死了1500人。有了亲身体验之后，邓贤再也不相信“精神万能”。 上大学 高考作文获满分 　　1977年10月，邓贤从广播里听到了高考恢复的消息。有了1973年的经历，他对此将信将疑。但是，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才读了初中二年级的邓贤也开始准备。他和几个知青共用一本教材，在高考恢复的消息公布后的50天里，大家连平田改土中间休息的时间都用来复习。 　　他自觉，自己尽管数学不行，但是杂书读了很多，其他科目问题不大。在历史方面，他读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等。文学方面，他读过了北大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出的《中国文学史》。此外，他还读了大量哲学著作，至少写了十几本读书笔记。 　　12月10日，邓贤直接从工地去了考场。先考语文，作文题目有两个，一个是《青松赞》，一个是《攻书莫畏难》，考生可任选一个。他用70分钟一气呵成了《青松赞》，作文写到农场时有次下起暴雨，他和连指导员抢救牛圈的情景，把指导员象征成青松。写完以后，他看到剩余时间实在太长，就把《攻书莫畏难》这篇作文也做了，但是特别在文后注明：考试作文以《青松赞》为准。他甚至还写了首感慨考试的打油诗，看看手表，还剩下10分钟！下午考数学，他会做的题目都做了，但他只学了一元二次方程，估计数学肯定不及格。 　　没想到邓贤的高考作文获得了满分，并被《云南日报》发表———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因为这样的成绩，邓贤进入云南大学后就被任命为77级学生党支部书记。 　　进入大学之后，邓贤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沿着翠湖公园跑两圈，回来以后背着手跳130多级台阶上下两次，完了以后回到寝室冷水冲澡，吃饭，上课，中午一个小时午睡，然后一直学习、读书到晚上12点甚至是1点，包括寒暑假从不间断。他觉得自己需要补充的东西太多了。而当时一个口号是“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大家走路全小跑。 　　邓贤开始重拾小学时代做过的作家梦，这时，他的愿望是做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他疯狂地交流，疯狂地阅读，疯狂地写作，疯狂地投稿。但是，在整个大学期间，邓贤只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小块豆腐干的文章，还有几首诗歌。他对自己很不满意。 　　大学毕业的时候，学校学生部的部长，校党委常委，还有领导来找邓贤，很慎重的跟他谈话，告知他省委办公厅和组织部来考察以后，准备把他分配到省委，给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做秘书。邓贤想了一想，拒绝了，“我觉得家庭出身还有阴影，另外还是想当作家，如果去从政的话，没法跟自己交待”。 　　大学毕业第一个月，邓贤用一个星期根据老一辈作家航鹰的短篇小说改写成的电视剧本《明姑娘》，播出后获得了全国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这给了他写作的信心。为此，他放弃了堂兄资助他去美国的机会。安心留校任教。 登文坛 由虚构而纪实 　　1986年到1988年，邓贤发表了《列车，滑向深谷》、《疯狂的枪声》等10部中篇小说，而《昆明虎案》则是他由虚构走向纪实的重要转折。 　　1987年，他准备创作一本写知青的书。在云南省作协那边请了两个月的创作假，带了200块钱路费上路，结果在松山大垭口遇到塌方，被堵在了那里。在帮路边的一个老石工打石头的时候，这位老人告诉邓贤，这里曾是中国远征军和日本人作战的战场，曾有十几万中日大军在此激战。日本守军全部战死，中国远征军伤亡愈万，血流成河。这座山满山战壕，以及坦克壕、烧坍的地堡，松树上还有弹痕。在不远的路边的树林里，老石工带他找到了一座坍塌的石碑，残破不堪，上面还有很厚的灰尘，只有中间几个大字依然很清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松山阵亡战士纪念碑”。 　　邓贤突然就想到了远征军，他的父亲可能在这里打过仗。尽管他不太知道父亲的经历，但是，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曾经影响了他那么多年。他想到，十几岁的父亲曾经与日本人打得血流成河，心中非常震撼。两个小时后，道路疏通了，但是邓贤没有走。大垭口有一家小店，下面是鸡毛店，上面有两间房子，木板的，他住了下来。当地人告诉他，曾有一段时间，下雨时山上流下来的水全是血水和尸体泡烂后发臭了的尸水，抓一把土全是炮弹皮。在山坡下的一户贫穷人家里，日本兵的子弹壳一个卖5分钱，一个没有爆炸的炮弹5块钱。 　　邓贤产生了极大的敬畏感和重新探索历史的冲动。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背着书包，在怒江两岸的松山、腾冲和高黎贡山脉走了两个月，他坐过客车、牛车、拖拉机，或者步行，采访那些因伤病后来在当地安家的远征军军人。在他采访的上百人里面，有一半是当年在这打过仗的，还有军医，远征军少校，另外还有当地的居民等。在腾冲博物馆，他翻印了大量滇西抗战史照片。回到昆明后，邓贤在云南图书馆住了半年，把跟云南抗战有关的档案，以及书、报纸等资料全部读完。 　　这一年，邓贤调回成都，他请求父亲把自己的所有经历告诉他。这才知道，父亲是驻印军。当时，父亲在成都的战友还有六七十个，他一一做了采访。经过两年准备后，邓贤被一种顶天立地的民族精神所震惊，带着激动的心情动笔了。 　　1989年年底，邓贤交出了《大国之魂》初稿。人文社副总编何启治提出：删去作者家世的有关部分，在31万字中选用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近20万字在《当代》杂志刊发。1991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国之魂》单行本，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本书先后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首届直属出版社优秀编辑一等奖、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和人民文学奖。后来，邓贤还出版了《在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关于抗战题材的著作，他还写过《落日》和《黄河殇(1938·花园口)》。 写知青 被誉为“代言人” 　　如果说，《大国之魂》首次让邓贤有了全国性影响，那么，《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天堂之门》等作品则奠定了邓贤“知青作家”的地位。 　　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开始为返城而抗争的时候，邓贤正在读大学。他目睹了全过程，也参与了全过程———除了最后的抗争以外。知青们罢工，绝食，到后来又上京告状，最后冲击政府机关，他们又听说上面准备调动武警。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说，中央同意知青可以回家。那一段时间，邓贤在学校成为了搬运工，专门给同学帮忙搬运行李，知青回家那种大溃败的场面，邓贤看着非常心酸。这些人到云南的时候都很年轻，朝气蓬勃；回去的时候，很多人拖儿带女的，都很憔悴而且疲惫不堪。几乎每个人都拖着破破烂烂的包袱，有一点东西也舍不得丢，还有人带着家具回家。 　　离开昆明的火车一开，知青们又是泪如雨下。他们终于踏上胜利的归途，但是，回城以后是另外一种生活，二十七八岁的他们一切又从零开始，要技术没技术，要文化没文化，要工作还没工作，新的艰辛在等待着他们。 　　1991年，经过批准，邓贤带人做了一个电视片，出了一本成都知青纪实文学合集《青春无悔》的书，在成都最大的四川展览馆搞一个“青春无悔”的展览。一个知青老板出资，邓贤等人回到云南，走了三千公里，28个农场，拍摄照片，搜集各种资料。云南农垦总局很支持他们。邓贤在农垦总局待了半个多月，把当时知青下乡到回城的档案全部梳理了一遍。 　　原来邓贤觉得自己算是最受苦的，但看到这些档案以后他才发现，自己体验的东西，都还没有到极致。而这一代人经受的炼狱之苦，他应该怎样来反映它？而最让他感到锥心刺骨的，就是《中国知青梦》中写到的十个女知青被烧死的故事：十个平均年龄还不到17岁的女知青，下乡后的前五天都是学习，第六天开始劳动，干的是打土砖的重体力活。由于非常累，晚上睡得很死。连队一个来自上海的男知青班长，晚上偷偷的看一本“黄色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把煤油灯打翻了，一下子蚊帐着火，竹子、油毛毡都是易燃品，一下火就燃起来了，把女生的宿舍也引燃了，男生跑出来了，后来才发现还有这个班的女生没出来。最后找到了十个女生的尸体，她们紧紧抱在一起，最长的一个人烧得只有一米。邓贤去了十个女生的坟前，坟下长出一棵樱桃树，邓贤想，那肯定是女知青的灵魂。他给她们磕头，鞠躬。后来，邓贤在鲁迅文学院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当场嚎啕大哭。 　　自己的痛苦，其他知青的痛苦，考验着邓贤的神经。邓贤在《中国知青梦》追问：什么是最宝贵的？为什么这一代人会发出那么强烈的怒吼，不回城毋宁死？“回城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他们要求的是恢复做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邓贤说。 　　1992年，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在《当代》第5期刊出，这部作品以丰富翔实的资料，首次披露了知青大返城的内幕，以及边疆兵团战士的血泪档案：百人卧轨，千人绝食，万人下跪……很快，这部作品就轰动文坛。 　　2003年，邓贤又完成了《中国知青终结》一书，描写了一批怀着激情跨越国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命运，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知青运动的关注，而邓贤则被誉为了“知青代言人”。 写金三角 孤身卧底入毒窟 　　1998年夏，邓贤到泰国参加一个笔会，同行的还有周梅森、邓一光等人。一天在旅游车上，导游怕大家睡着了，没话找话，提到金三角，说金三角已经部分开放，总部在美斯乐的前国民党残军已经交枪，大毒枭坤沙也向政府投降，他本人亲往参观，还买了一些纪念品。邓贤脑子里一下子就亮了，自己当年待的地方就跟金三角一沟之隔，他曾经见过太多的边民背鸦片，背毒品过来，然后被兵团战士抓住，自己跟他们也打了很多交道。“那时，我经常望着烟雾弥漫的那个地方想那个国家，那个地方是什么生活，太想了解了，”邓贤说，“我忽然发现一个世界性重大题材原来我伸手可及。” 　　休息的时候，邓贤就跟领队说要去金三角，同行的人觉得他没准备好，还有重新签证的问题，邓贤被说服了。在这次旅游过程中，邓贤一直留心，希望找能够帮助他进金三角的人。终于，他找到了丰先生。丰先生告诉邓贤，自己算得上土生土长的金三角人，国民党残军第三代，从小当兵打仗，给大毒枭坤沙当过副官。他父亲为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三十师上校师长，现为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丰先生告诉邓贤，自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来，在广大金三角山区已经自发形成数以百计的汉人难民村，栖息、繁衍着数百万没有国籍的中国难民。 　　回到成都以后，邓贤重新办签证，带着筹集到的4万人民币，5000美金又去了曼谷。这时候，已经是秋天了。丰先生派了一个马仔全程陪同他去金三角。在采访那些军队的后代时，邓贤习惯性地称“蒋残匪”，对方的脸色马上就很难看。有一次，邓贤因为贪心不足想去抢拍枪战后战场上的尸体，被人误会，抓住捆得像个粽子。还有一次，他发现有人在密林里跟踪自己，他设计了抢劫、杀人灭口等多种可能性，并且拿起了树杈准备搏斗，可是当他转身面对来人的时候，他脑子嗡的一响，连棍子也落在了地上。邓贤看见，那人手中有把枪，这位平时自认为意志坚强，下过乡、吃过苦、上过学、扛过枪的作家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幸运的是，后来这个人成为了他的朋友。 　　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多为李弥前第八军的老部下，他们不少是因为邓贤曾在《大国之魂》中专章描写过第八军血战松山的悲壮场景而接受了他的采访。加上邓贤是在云南7年的知青，写了《中国知青梦》。而当年不少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都曾在当地学校教书，被现在金三角华人的后代视若恩师，有时候，他们的名字就成了邓贤的敲门砖。他采访到了金三角总指挥雷雨田将军，并参加了第三军军长李文焕的葬礼，并接触到一些大毒枭。 　　有一天，邓贤去看金三角汉人的坟场。金三角孤儿寡母多，残废男人多，公墓乱坟多。他在那些坟茔间徘徊，直到落日时分。突然，邓贤发现，数以千百计的坟墓，一律整齐地面向北方，而北方是中国的方向！后来，邓贤陆续考察上至汉人领袖、下至各处汉人难民村墓地，发现它们居然全部惊人地相似，无一例外。这些流浪的中国人，无论他们生前都做过什么，当兵打仗、离乡背井、走私贩毒、龙蛇争霸，他们死后都亲热地拥挤在一起，背向金三角，背向异域和陌生的印度洋，他们永远面向北方，那是他们共同的祖国和故乡！那一刻，邓贤流泪了。邓贤伏身而跪，向死者重重磕了三个头。 　　2000年6月，邓贤的《流浪金三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起印3万，马上就销售一空。当时，加印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等加印的图书出来时，到处是盗版。最终，这本书在人文社卖了近13万册并且出了日文版本。对于一本大畅销书没有让自己获得更丰厚的版税，邓贤颇为遗憾：“如果起印三四十万册，当时肯定也卖光了。” 写作计划 家族的一百年，民族的一百年 　　在邓贤的写作生涯中，新书《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也是一次转折。4年前，某剧组找到邓贤，希望拍一部解放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邓贤也想借此机会在写作上做更多尝试。他应承了下来。至今，邓贤也没有拿到电视剧本的报酬，电视片也未播出。而邓贤的《大转折》在经过近10次修改，删掉75处内容后，终于通过审批率先出版了。 　　为了写作本书，邓贤陆续查阅了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等数千万字的资料，走访美国、日本和国内十余省市，调查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和亲历者。去年，邓贤到美国讲学，他抽了9天时间在胡佛研究院办了一张阅读证，为的就是去看里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按规定，这本日记不能影印和拍照，只能抄录。然后，他在青城山闭门四年，写成了这部读解中国大历史的书。他紧紧抓住胡宗南攻占延安开始后的700天里国共对决的三个转折点———胡宗南攻占延安；孟良崮之战；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此来揭示国共形势逆转的原因。 　　而邓贤接下来将投身自己的家族史写作，他对自己的爷爷七八岁进城要饭，创建一个纺织王国的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他父亲是华罗庚的学生，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和教授，早年以富商之子的身份报名加入远征军进入印度与日本人作战，他一生都在运动中间度过。“那个火本来可以燃得很大，但是就不给它氧气，它就闷着，冒了一辈子的烟。”邓贤说，“我的经历也很典型，我们三代人是一百年，这也是中国的一百年。”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