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 杨奎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初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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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历史还是“透视”的历史？

杨奎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初读

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10期（3月8日出版），总第390期

杨奎松著述甚丰，这已不用我多费口舌，其细腻扎实的史学功底与修复记忆的特异功能，早已使其著述洛阳纸贵。如是，其两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政治”和“外交”）之新著的出版，立即引发关注，好评如潮，自然也是常理中事。文如其人，这两部篇幅不小的著作，虽然只是杨奎松恒年倾心研究的专题性结集，但无论谋篇布局的框架，还是循史导出的结论，都以作者独特的历史慧眼，在浩瀚如海的史料层级中捕捉故人的举止气息，回溯时代的脉搏风貌，以及阐释这些痕迹中所暗含着的或泄露出的“初始意义”。这些“被”挖掘出来的“沉积信息”，则正是史学学科自身优势所体现出的实在“正果”。

我猜测，杨奎松使用“建国史”这一新概念本身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但就单纯的历史分期而言，它应当是指1949年至1956年这一时段。众所周知，即使排开教科书类不算，仅就涉及这一时段历史的研究著述类书籍，一般均围绕着若干“重大事件”，再从中抽出一条“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于是就千篇一律地超大批量的复制，以至于充满张力的复杂历史变成了乏味堆积的干瘪说教。初读杨著，给我的印象是，《建国史》与那些一般性史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发现”、“修复”和“建构”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建国史》的基础格调。所谓“发现”，是指填补那些曾被前人忽略了空白领域；所谓“修复”，是指更正以往被意识形态扭曲了的原始事实；所谓“建构”则是指在此基础上尝试归纳出一套治史方略的意图。其二、假如以《建国史》两卷主题作为划分依据，那么，在我们的脑际中又会呈现一个以“内政”与“外交”相互交叉的十字型纵横线索。虽然上述两个视角还有进一步融合的空间，但仅此而言，这部史书的创新意义就已经是压抑不住了。

在我的感觉中，杨奎松是一位对史料如此痴情以至达到迷恋程度的那类学人，“让史料自己说话”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一作为优秀史家的看家绝活，是《建国史》之所以可能打开史学界从未涉及之若干领域的“公开奥秘”。《建国史》的所有专题，从“土改”、“镇反”、“三反”到“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无一不基于原始档案，特别是地方第一手档案资料，从而形成了对于历史具体过程逐一展开全面“重写”的资本和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踏实地温故实为勇敢地创新的活水源泉。当然，这不意味着优秀的史学作品会停留在描述的层次上，而是力图在平实叙述的字里行间中烘托出隐藏在背后的“大问题”，正是《建国史》另一个隐蔽着的亮点。最为典型例证是，《建国史》第七章“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和第八章“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建国前后党政人员收人分配制度的演变”。毛泽东曾有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如何安排和使用干部，在政治学角度涉及权力分配的格局，在制度安排角度涉及功能均衡的问题，对于一个新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异常敏感，必须直面的要害命门。但以往相同题材的著述对此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几近失语。《建国史》则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共建国伊始，也一样面临国民党1928年统一中国时所面临的十分相似的问题，即四大野战军及其各根据地‘诸侯’所形成的‘五雄七霸’的局面。刚刚从农村中走出来，对以城市为中心确立各级政权还毫无经验的中共中央，既必须依靠各路诸侯打天下、坐天下，又不能对‘山头主义’掉以轻心，以至养虎遗患，其策略分寸把握之难，亦可想而知。”循此思路，作者依据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尽可能地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过程做出追溯。更为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的是，以“按劳取酬”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如何一步步地开始进入到“科层制”的轨道？“供给制”是如何过渡到“差别工资制”？这种“工资制”的内部差别究竟有多大？甚至这种“不平等”与毛泽东的“修正主义”的概念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这样的一系列追问，实际上是通过历史过程的复原涉及到了一个关键的思想史命题，亦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场“革命”究竟是要革“人”的命，还是要革“制度”以及“观念”的命？虽然《建国史》没有在意识形态角度对此深究，但作者却在“工资表”的差距中（最悬殊的1955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31.11倍），展示了历史运动的某些抑制不住的脉动。

我理解，所谓《建国史》一语带有模糊性，它至少可能给出两种涵义，一种是“建立国家史”，另一种是“建设国家史”。如前所述，假如在前者的意义上使用，那么它就有一定的时段限制。如是，《建国史》的“外交”部分，把60年代的中苏关系拉入“建国”的历史序列，就在体例上显得不很紧凑，诸如1969年3月的“珍宝岛冲突”，似乎应是《建国史》的后续，而不是这个过程的自身，显然这样的安排有碍于历史章法的严谨和表述节奏的完美。这样就又必然涉及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当我最初读到《建国史》这个题目时，脑海里立即不自觉地浮现出来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魏菲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的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据魏菲德在其著“导论”中的最后一个注释中说，他以“洪业”（the great enterprise）一词作为的核心书名，主要是想以此展示“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换言之，这是一部试图全面追溯一个新王朝如何建构之过程的史书。我清楚地记得，该书最后一章是“由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以范承谟全家自杀殉清的案例，解释一种传统观念的变迁。初读杨著《建国史》后，使我猛然感觉这部史书还应当续写第三部，那就是与“镇反”运动几乎同时兴起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条与“内政”和“外交”平行的精神变迁轨迹。

这样，“过程的”历史还是“透视的”历史？“专题的”历史还是“融会的”历史？“发现的”历史还是“比较的”历史？“行为的”历史还是“精神的”历史？这些，都是学人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就像历史没有句号一样，史学研究也必然地无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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